敦煌學概論 · 附錄：《敦煌——偉大的文化寶藏》（節錄）

一 敦煌簡史 敦煌是現在甘肅省西北邊接近新疆、寧夏、青海的一個縣。從蘭州西北行，過武威、張掖、酒泉，出嘉峪關，經玉門、安西兩縣，過瓜州舊城，而至敦煌。在它西邊不遠，便是玉門關。玉門關是因和闐的美玉從塔里木盆地輸入而得名的。出玉門關便是通西域——應說是古代中西交通的——南北二大道。這二道都在天山南麓：一從羅布淖爾沼澤，一從塔里木盆地向西。漢朝的絲織品從此道直可販賣到邊遠的羅馬東部敘利亞（中國史書稱之為大秦。後來推爾西屯等地向漢人學會了抽絲織綢的技術，歐洲才有絲）。紙也是從敦煌、玉門經吐魯番，過撒馬爾罕，經波斯而傳入歐洲的。 紙與人類文化的關係尤大。斯坦因在古長城的一個烽燧中，得到八封用窣利文寫在紙上的書信，是粟特商人的私信。他把紙樣送到維也納馮·魏斯涅教授（Professor Von Wiesner），用顯微鏡考查化驗的結果，知道是用麻織物搗成漿，然後由漿造成紙。這正同漢和帝元興元年（公元105年）蔡倫發明的造紙法相同。斯氏又根據種種理由，斷定這是公元2世紀中葉的（詳見他的《西域考古圖記》Serindia：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 ． Oxford，Clarendon Press.1921）。上距蔡倫造紙才四五十年，這算是全世界最古的紙了！（在此以前瑞典斯文·赫定Sven Hedin在古樓蘭——今庫魯克河——也發現過紙，但據考察後，較此遲五十年，可參閱August Courady《斯文·赫定在樓蘭發現的中文寫本及其他零物》一文，Die chinesischen und sonstigen Kleinfunde Sven Hedin in Lou—lan diancang.xyz）中國紙便是由粟特、康居等國的商人，帶到撒馬爾罕，而入歐洲（參閱姚士鰲《中國造紙術輸入歐洲考》，《輔仁學志》一卷一期）。又斯氏在敦煌也尋得三張漢代紙寫的殘卷，也斷定是公元2世紀寫成的（見沙畹Éd.Chavannes的《斯坦因東土耳其斯坦發現之中文文書》一文Les Documents Chinois，dé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s du Turkestan Oriental），也是世界最古的紙，於是打破了歷來歐洲學人說的紙是阿拉伯人、德國人或義大利人發明等等不實不盡的話。紙之輸入歐洲，也同絲差不多，都由商人循同一道路傳去的。 它是公元前138年（漢武帝建元三年癸卯。一說是在公元前126年，是武帝元朔三年乙卯。此乃歸年），及公元前115年（漢武帝元鼎二年丙寅）張騫初通西域的大道，也是公元前104年（漢武帝太初元年丁丑）貳師將軍李廣利攻破大宛的大道，也是公元前2年（漢哀帝元壽元年己未）印度佛教經大月氏入中國的要道，也是公元629年（唐太宗貞觀三年己丑）到印度十七年後取經回國的慈恩大師玄奘往來的要道，也是馬可·波羅通過羅布沙漠西去的大道。 敦煌在歷史上擔過不少的任務；是邊防重地，是交通重心，文化交流的場所，尤其在唐代是最為輝煌的時期；做了中西交通的樞紐，宗教繁興的聖城，文化極盛的都市。 因其為交通的要道，而一出玉門關，便是漢人的所謂「三十六國」，算中國——應說中亞細亞——民族集居最複雜的地方。所以在治世則為四方輻輳之地，文物大盛；在動亂的時代又為有關邊防的重鎮。所以其興廢，其變遷，也最劇烈。稍讀歷史的人，莫不知之。 現在的敦煌縣是在北緯四十一度，東經九十四度七左右。氣候寒冷，每年平均有五個月冰凍。每年十月結冰，三月末解凍。雨量極少，高到九十五點四毫升，低到八點六毫升。多風，以西南風為最多，秋季西南風及東北風各半。氣溫最高攝氏四十四點一度，常在每年七八月之間；最低零下二十四度，在每年的十二月、一月。風沙是非常大的，當西南風起時，對面數尺，不見人影。 疏勒河橫過敦煌的北面，經玉門關，集為哈拉湖。但與敦煌關係最大——應說與莫高窟千佛洞關係最大的是黨河，在敦煌以南，千佛洞的陽面，灌溉敦煌的田。此外更重要的還有一條正在千佛洞下面經過的大泉，也是千佛洞飲水的來源。這條河溝寬約二十丈，自南而北，流入沙漠，潛入地中去了。溝的東岸，高約十丈，西岸高由一丈至二十餘丈不等。名震世界的石室，即是在西岸的崖壁上鑿出的。 從嘉峪關西出，是一個大平原，即關外三縣之所在：玉門、安西、敦煌。敦煌縣城近祁連山脈；在敦煌縣南的三危山，也屬祁連山脈。三危山更西南，去縣約十里，有鳴沙山，高二十餘丈，長約五十里。人馬從山上流下，沙與沙相激，發出轟鳴聲，故名鳴沙山。 敦煌的歷史，應從春秋時說起。春秋以前西北的地史文獻不曾說到。兩周金文，只有天水以東，還能仿佛。甲骨文則尚未見岐山以西的材料，何況皋蘭以西了！《禹貢》的流沙、三危罷，似乎是，其實亦非。此處不多說了。 敦煌本古瓜州之地，又名陸渾，春秋時秦的屬地，原是羌、戎居地。 《左傳》昭九年：「先王居檮杌於四裔以御螭魅，故允姓之奸，居於瓜州。」杜預註：「瓜州，今敦煌。」（按《漢書·地理志》敦煌郡敦煌縣下云：「杜林以為古瓜州地，生美瓜。」則杜預說，即本杜林也。）又襄十四年：「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於瓜州……』對曰：『昔秦人負恃其眾，貪於土地，逐我諸戎，惠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杜註：「四岳之後，皆姜姓，又別為允姓。瓜州地在今敦煌。」按上二段的故事，即是僖公二十二年的「秋，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杜注「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徙之」一事。又疏云：「陸渾是敦煌地名。《漢書·地理志》弘農郡陸渾縣下云：『秦、晉遷陸渾之戎於此。』」（秦、晉二字原作「春秋」，依王先謙說改）又《漢書·地理志》下：「秦地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 戰國時先為月氏所在。後月氏為烏孫所攻西竄，又為烏孫所在地。 漢初，成為匈奴昆邪王、休屠王地（見《漢書·地理志》）。至漢「武帝攘之」（《地誌》），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初置武威、酒泉二郡。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分置張掖、敦煌二郡，統縣六：敦煌、冥安、效谷、淵泉、廣至、龍勒，戶萬一千二百，口三萬八千三百三十五。敦煌又為縣治。王莽時改敦煌郡為敦德郡，縣亦改名敦德亭（莽初改敦煌為文德，見《漢簡》王靜安先生跋十一）。後漢仍復前漢之舊，《後漢書·郡國志》敦煌郡云： 敦煌郡六城：戶七百四十八，口二萬九千一百七十。敦煌，古瓜州，出美瓜。冥安。效谷。拼泉。廣至。龍勒，有玉門關。 典午之世，敦煌一郡，領縣十二為最大，視漢且倍之。隋領縣三： 敦煌郡統縣三：敦煌、常樂、玉門。……戶七千七百七十九。 到唐則屬沙州。《新唐書·地理志》： 沙州敦煌郡……縣二：敦煌、壽昌。……戶四千二百六十五，口萬六千二百五十。［按：敦煌縣南有鳴沙，故曰沙州。《敦煌錄》云：「州（沙州）南有莫高窟，去州二十五里。」又《莫高窟記》：「沙州在東南二十五里三危山西。」是唐之沙州，去千佛洞二十五里，在千佛洞西北。疑今佛爺廟一帶，即沙州縣地也。又前涼州張駿於敦煌置沙州因此。又壽昌即漢之龍勒縣，即今敦煌西南之南湖店也。］ 郡治為最小。至宋中葉以後，為西夏所據。明代閉關不與西域交通。一直要到清，西路才通，又成為清人往新疆的要道。 在唐天寶時，敦煌一縣，實有十三鄉，即敦煌、洪池、懸泉、莫高、神沙、龍勒、玉關、洪閏、效谷、從化、壽昌、平康、慈惠（見P. 2738卷及P. 2803卷。按P. 2728卷，十鄉有赤心而無洪池、懸泉、從化、壽昌），則古縣已淪為鄉鎮者多矣。其時寺廟蓋極興盛，據P. 2738卷有龍興寺、大雲寺、報恩寺、靈修寺、聖光寺、乾元寺、淨土寺、開元寺、永安寺、安國寺、大囗寺、普光寺、金光明寺、靈圖寺、連寺、周家蘭若、官蘭若、安淳于蘭若、北（？）……保蘭若、樂家蘭若等。參與經卷題記中所有寺名，大約可信，可見當時佛教之盛雲。 由敦煌寫本中，又可得知唐時敦煌有十二或二十個風景區，為詩人所歌頌。P. 2748卷的後面，有一卷《沙州敦煌二十詠》。其二十處為：三危山、白龍堆、莫高窟、貳師泉、渥窪池天馬、陽關戍、水精堂、玉女泉、瑟瑟監、李廟、貞女台、安城襖、墨池、半壁樹、三攢草、賀拔堂、望京門、相似樹、鑿壁井、分流泉。其時為大中四年。 宋以後與本書關係少，不再去說了。 二 敦煌學 （一）莫高窟經卷的發現 莫高窟的地勢，南高而北低，現在的南首岩根處，別有寺院，名為上寺。上寺之北為中寺（上中兩寺原為一寺，後分為二）。在北頭將盡的佛洞處，又一寺院，名為下寺。上寺、中寺均為喇嘛住處，下寺為道士住處。 據莫高窟所發現的材料推知，宋時西夏之亂，千佛洞下寺僧人，欲避亂他鄉，便把經卷佛像雜書等，藏在下寺旁石窟主群北頭相近處的一個大洞，就是張大千氏的編號一五一洞。這個大洞原是唐大中五年沙門洪所建的。現在後面有三層樓閣，洞本身作「T」狀，為莫高窟常見形式。甬道口寬一丈二尺七寸，長二丈二尺八寸，高約二丈。入內大洞長五丈二尺，寬四丈九尺，高約三丈。由洞口至內二丈二尺，為平地，系燒香禮佛跪拜周旋之地。其後三丈為神龕，龕高一尺三寸，長二丈六尺，寬二丈。台左右前後有五尺寬走道，可以左右出入。 在此大洞甬道之北，距地三尺處，有一寬二尺五寸、高約四尺之甬道，後即一復洞，洞長寬均為九尺五寸，邊高六尺五寸，中高九尺三寸。洞內四壁皆畫，一幅畫男女像各一，其衣飾極為別致，為千佛洞中極罕見之作品。由色彩形狀，知為唐畫。從前裝滿的經卷佛像等，現在是空無所有了。大概在宋時下寺僧眾將經卷藏入後，用土基將復洞門塞閉，外以泥塗，再加粉畫，就現存殘形觀之，是宋畫無疑。 自宋時封閉後，逃避的僧人，大概一去不復回，後人也不復知有此復洞，更不知復洞中有這樣多而且精的不世之寶。一直留到光緒二十五年的四月，讓一個庸俗不堪的王道士來打開。 王道士名元，是湖北麻城人，初在肅州巡防軍為卒，退伍後無事可做，遂做了道士。來到敦煌，窮無所藏，投宿於一百四十三窟。此時的莫高窟寺院，多為紅教喇嘛，誦的是番經，獨王元能誦道經，作中原語，以是人多求他禮懺，生涯漸漸好起來，因雇一楊某寫經。楊某就一百五十一窟甬道間置一案，背壁坐。抄經之暇，吸旱菸，以芨芨草燃火，常以燃余之草插壁間裂縫中。一日吸菸余草稍長，仍插其處，乃深入不可止。以手擊壁，其聲中空，疑有他因，告王道士。王道士夜半與楊某擊破其壁，則內有一門，高不足容人，用泥塊封塞，把泥塊去掉，則為一小甬道，入內為一復洞，較外大洞為小，約一丈左右（實為九尺），有白布包等無數，充塞其中，裝置極整齊，每一白布包，裹經十卷，復有佛幡繡像等，則平鋪於白布包下。光緒三十三年《重修三層樓功德碑》（其實是木牌）云：「二十六年掘得復洞，內藏釋典充宇，銅像盈座。側有碑云：唐大中五年沙門洪立。」所記藏物，尚有銅像盈座，現在我們已不能知道這些銅像的去處了（據《王道士墓誌》，是光緒二十五年事）。 窟藏發現後，王道士延城中官紳來觀，紳士們不知其可貴，都說這些佛經流傳在外，是造孽有罪的，囑咐他仍還置窟內。 當時的敦煌縣長名汪宗瀚，字栗庵，是湖北人。他對古物有相當認識，因從王道士處，取去若干寫經及畫像。後三年，光緒二十八年，蘇州葉昌熾作甘肅學台，葉對古物有特好，托汪宗瀚搜求，汪遂以宋乾德六年水月觀音像，寫經卷子本，梵葉本各二，送給昌熾（見《語石》卷一第二十九頁）。昌熾遂建議甘肅的藩台衙門，將此古物運省垣保存，但估計運費要五六千兩銀子，無由籌得，乃於光緒三十年三月，令敦煌縣長汪宗瀚「檢點經卷畫像，仍為封存」。王道士用磚來砌斷了這座寶庫。 （二）經卷的盜劫與清政府的拾遺 王道士人頗有機智，自敦煌士紳對此寶物不加重視後，他曾載著一箱經卷，到酒泉去獻給安肅道道台滿洲人廷棟，廷棟以為這種經卷的書法，還不如他自己的字，頗為輕視，王道士又碰壁而歸。 當時嘉峪關的稅務司是個比利時籍的帝國主義分子，他將回國，來向廷棟辭行，廷棟把經卷一部分贈送了他。這個比利時人，到新疆後，又將所得卷子，分贈給在新疆的長庚將軍（亦滿洲人）及道台潘某，並且說出得自敦煌的情形。這時新疆的帝國主義分子，已在傳說敦煌的藝術品了。 當時受英帝國主義印度政府之命，潛入新疆勘察，名義上是「考古」的匈牙利人斯坦因（Sir Aurel Stein），正是第二次到新疆之時，聽見了敦煌發見寫得有古外國文字的寫本書籍，於是他決定來敦煌。 斯坦因對敦煌一地，本來不陌生。原本他有個同鄉朋友，匈牙利地質調查所所長洛克齊（Professor de Loczy）曾潛入甘肅作地質學探險的間諜活動，他在1879年（光緒五年）曾到過敦煌，參觀過千佛洞，曾把石室中的美麗的壁畫與塑像，同斯坦因講過，斯坦因受了這些鼓動，在1907年的2月，即石室藏經發現後的第八年，向敦煌出發，先到長城一帶，搜求了一些木簡（詳後）。到5月21日，在那荒涼寂寞的郊野，紮下了他的帳篷，準備作長時期的耽擱。他開始打聽這古代寫本的消息，先由一小和尚借一長卷給他看，他訪求到藏經的石洞，已被磚封斷。也見到發現古寫本的王道士，但他發現他的對手「極其機警，不可捉摸」。這個帝國主義的文化間諜於是用金錢來利誘王道士，但勝不過王道士對宗教的情感，與激於眾怒的畏懼。 後來這個狡猾的帝國主義分子又耍出一種手段來，他利用玄奘到印度取經的故事，及他如何循著玄奘的足跡，從印度橫越過峻岭高山，荒漠大野，才來到此的經過，再加上些半神性的話，欺著了王道士。又經過他那從新疆帶來的師爺，標準奴才的蔣某的折衝，花了一大筆錢，於是他的詭計得售，結果是王道士把門打開了，這個文化間諜從道士所掌的微暗的油燈中，發現了高達十呎的亂堆約有五百方呎這樣多的寶藏，再從洞中起出幾捆，到新建的佛堂中，用簾幕遮著，以防外人。有高達一呎，長至二十碼以上，全部保存甚佳，大概與初入藏時無甚差異。紙質堅韌的卷子，一捆一捆地由王道士抱了出來，於是有用梵文寫的，有土耳其斯坦佛教徒用來翻譯佛經的各種方言寫的佛經，也有印度波羅謎字寫的，中亞細亞各種文字寫的，及各種方言寫的其他宗教經典與文書雜件之屬。又有一大捆用無色堅韌的畫布包著的古畫（畫在絹上或布上、紙上的），印有美麗花卉的許多絹綢（裝飾用的），畫有美麗佛像、稀薄透光的絹幡。顏色調和，鮮艷如新。又有紙畫，同雕版印刷品、人物畫絹、印花織物、地氈、絲織物、繡的佛像，以及各種裝飾用的絲織品，大批中國字寫的佛經、儒家經典、字書、韻書、《老子》、咸通九年的印本、摩尼等宗教經典，及與各種宗教有關的紙片。還有大概是西藏人帶來的藏文佛經。到了半夜，由這位蔣師爺自己抱著一大捆卷子，送到了帳篷。如是者連運了七夜之久。三個人都保守秘密，不讓別人知道。運來的東西，愈來愈重，至於不能用車輛載運。由於反動的封建政權昏蒙顢頇，以及王道士的貪財盜賣，這個帝國主義強盜竟滿掠了我們的國寶，揚長而去。 十六個月後，所有滿裝寫本的二十四口箱子，另外還有五口內里仔細裝滿了畫、繡品以及其他同樣美術上的遺物箱籠，全都運到倫敦放入不列顛博物院裡。當我於1937年春天參觀不列顛博物院時，這批寶物，被揚揚得意地在院中高高掛著，不能不令人忿忿於這個人類不光明的劫奪！斯坦因是第一個劫走敦煌寶藏的人，我們在本書里，選刊了他所劫去的各種藝術品與寫本書若干幅，願讀者深深認識這些帝國主義強盜們的劫奪行為。這一次他的盜竊行為的供狀，是他寫的《西域考古圖記》（Serindia：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 ，volumes V.Oxford.Clarendon Press，1921）一書，書畫詳目，皆見此書，更附上一部標本選刊的《千佛洞圖錄》（The Thousand Buddhas ）。 這個帝國主義強盜，在1914年又來我國做第三次的罪惡活動，再一次到了敦煌。他在新疆沿途已收到了不少的石室散出的卷子。到敦煌後，又施用他利誘的故技，從王道士手中弄去了五大箱六百多卷佛經。 斯坦因在1909年回到倫敦後，在許多專家的幫助下，整理了這一批材料，小翟理斯L. Giles為之編目——到1914年先編成，名曰British Museum Guide to an Exhibition of Paintings， Manuscripts，and other Archeological Object Collected by Sir Aurel Stein ，K. C. I. E.in Chinese Turkestan，London.其中大部分的佛經，據日本學者矢吹慶輝禪師（Rev. K. Yabuki）的研究，其中很多為前人載籍所未著錄及佚失的著作（這個目錄，羅福萇曾譯過一部分，載北大《國學季刊》第一卷。向達氏有《倫敦所藏敦煌卷子往眼目錄》，載《圖書季刊》復刊一號、四號，亦可參考）。他在整理了這批材料後，得了如下的結論： ①關於寫本內容的豐富，是解釋自漢以來敦煌一隅之所以能成為各區域各民族以及各種信仰很重要的交流地方的重要資料。這許多經卷，又足以證明千佛洞以及曾為聖地的敦煌沙漠田的宗教生活，大都由中國僧侶主持。 ②關於歷史地理以及其他方面的中國學問的殘篇，為以前所不知道的，也還不少。有好幾百篇文書，對於當地的生活狀態、寺院組織之類，可以顯示若干光明。這些記錄，自古以來未留給我們。 又在這些文書中，曾發現有咸通九年（868年）刻本的一卷經卷，是現知雕版書最古的一個標本。從其扉頁上的畫面所表現的完美的技術看來，可見印刷術在這以前已經過一個長期的發展。 此外還有關於各種宗教，在中古時期，在中國流行的情形。各種中亞細亞許多古代文書的發現，西藏文書的發現，及印度文書的發現，從這些文書中，對史地學、語言學上的重要，他說他對此事的簡單敘述，也就足以為從黃海到亞得里亞海的一種民族和語言的奇異遺物作一個結束。「東方、南方、西方這三方的奇異的連鎖，在亞洲的交匯點，即是敦煌。」其他我們將分別在下面去詳述。 關於斯坦因所劫去的經卷，現全部藏於不列顛博物院，全數當不下七千卷。至於所得敦煌壁畫畫幡之屬，則絕大部分存於印度新德里中亞細亞古代文物博物院（New—Delhi Central Asia Antiquities Museum）。安德魯士（F. H. Andrews）所編之Cataloque of Wallpaintings from Ancient Shrines in Central Asia and Sistan 及韋來氏（A. Waley）所編之A Catalogue of Paintings Recovered from Tun—huang by Sir A. Stein Preserved in the Sub—department of Oriental Prints and Drawing in the B.M.and in the M.of Central Asian Antiquities 二書敘述甚詳，可參考。 當斯坦因所劫這一批贓物到達倫敦後，他在皇家地理學會作了一次報告，立刻震撼了整個歐洲的學術界。這時法國的漢學家，劫奪的野心，也不後於英帝國主義者。正在向遠東進行中的伯希和（Paul Pelliot），也在不久以後，趕到了敦煌，住在中寺。一方面和王道士打交道，行賄購買經卷，大部分時間是到下寺來選擇經卷；其餘的時間，便和探險隊中的團員Charles Nouette把全部莫高窟石洞中的塑像與壁畫偷照了相，這便是他後來編輯，陸續刊行，到1924年，才在巴黎出齊的《敦煌圖錄》（Les Grottes de Touen-Hauang ），共有三百七十五張照片，共分六集，用珂羅版印成，這要算目前所有關於敦煌壁畫塑像保存最早而又最完齊的畫錄了。有許多我們現在已見不到了，因為又遭到了攝影以後人為的毀損。 伯希和對漢學很有修養，所知極多，他誘賄王道士在剩餘的混亂堆中，選拔了一些中文寫本，還有一些他認為在語言學上、考古學上，以及其他方面特別有趣的中文寫本，以價一個元寶（重約五十兩）一捆，選購了一千五百多卷，掠運巴黎，藏入國立圖書館寫本部。我在1935年，曾去翻閱過近千卷，也攝製了些儒家經典、韻書、字書、《老子》卷子，並抄錄了些有關文學、史地的卷子，校錄了所有的儒家、道家經典，真是美不勝收的祖國文化的寶庫啊！連在倫敦所抄得的，輯為《瀛涯敦煌韻輯》、《敦煌經籍校錄》與《雜錄》諸書。又伯希和所得的繪畫之屬，則另庋藏於巴黎之集美Musée Guimet（佛畫佛像）及盧浮宮Musée du Louvre（版畫繡帛工藝品繪畫之類）兩博物館。 1909年，伯希和把這一千五百卷的寶物，運著從北京回巴黎，北京已傳遍他帶去許多重要的中文寫本，當時羅振玉等人，都得看見一部分。清政府才正式為此消息所撼動，然後才動公事追查。 大概在伯希和走後，王道士把許多他認為可貴的經，裝成了兩木桶，名為「轉經桶」，其餘仍堆集洞中。至此清學部才正式撥款庫平六千兩，命令敦煌縣知縣陳澤，儘其所有，一律搜買，護解省垣，其經桶原封未動，陳澤去點查一次，共計經六千卷，解省送京，移藏部立京師圖書館，入錄之本，計八千六百九十七號。民國十八年，移交北平圖書館，整理編目，又增殘葉一千一百九十二號，共九千八百八十九號，佛經凡四百四十餘種，古佚經疏約數十卷，皆罕觀之籍。又有晉、魏寫本百數十卷，書法古拙，紙質堅韌，尤為可寶。其他經典與現在刊本頗多出入，可資校勘考證。即卷頭紙背所書之日常賬目，交易契約，鄙俚歌詞之屬，在昔視為無足輕重，今皆矜為有關掌故者亦不少（陳垣《敦煌劫餘錄》序）。到民國十八年春，陳垣氏應偽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之請，將八千六百九十七卷編為《敦煌劫餘錄》，義寧陳寅恪先生為之序，中國藏經既匯於一所，而也有了完具的目錄，是研究敦煌學的一大工具。但這一批劫餘的卷子內容，百分之九十九是佛經，原因是圖像器物之屬，及中亞古代語言，及其他古文寫經，已大半為斯坦因、伯希和兩個帝國主義分子劫去，以及捷足者所先得。其遺留者，又因當時甘肅運京途中，為黠者所巧取。故最後所余，是被中外一切巧取豪奪分子劫竊之餘的殘品。然而就是這一點點殘品，它所保留給學術界的遺產，已有如上所陳的可貴。民國十三年夏，北京人士，曾有敦煌經籍輯存會之設，登報徵求目錄，欲匯編成一個總目，迄未見成，這是很可惜的。 這一次的運省送京，並未搬完，大概是王道士的花樣。所以到斯坦因1914年第二次重到敦煌，又由王道士手中買去五六百卷，可以推知。大概此時王道士所弄的玄虛，即所謂「轉經桶」，已被人識破。所以從宣統三年，民國元年、三年、八年，都查詢過這一事的下落，然而始終不明不白，敷衍了事。不過洞中仍有餘經的事，也漸為人所知，而且新疆一帶，也不時還有人向外國人兜售這種物品。其中還有一大批藏文佛經。所以到了民國八年，甘肅省政府教育廳令敦煌知縣，「將該項番字經卷，悉數運送來省，交由省圖書館保存」。並派人到敦煌察看，將洞門挖開，餘存番字佛經卷子，點驗封存於該寺三層樓南面二層石洞中，計成捆者竟九十四捆，共四百零五斤；夾板成打者，共十一打，連板共一千七百四十四斤。仍存石窟九十捆，共計四百四十一斤半。其餘四捆，及夾板十一打，移置勸學所內。除由察看人帶省一捆四斤夾板一打六十六斤，保存甘肅圖書館外，其餘三捆十五斤四兩，十打一千五百八十四斤，永久保存於該處勸學所。這算是一次比較詳細的察看。從此算是掃數移存國家機關，王道士不能再賣，也再無人盜買了。這是敦煌經卷在國內入藏的情形（但民國三十幾年，有人到敦煌去，又在原藏一洞的大木櫃中，見有藏文寫經數十卷，不知是從前所遺，抑封存被掘，不得而知）。 當英、法帝國主義者掠奪了敦煌寶藏之後，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文化間諜也插手進來肆行盜劫。1902年至1904年，日本大谷光瑞及其弟子橘瑞超，第三次在塔里木盆地、吐魯番及敦煌沿阿拉善山脈東行入戈壁，得有佛教經典、史料、西域語文書、繪畫、雕刻、染織物、古錢等。佛典中之晉元康六年之《諸佛要集經》，西涼初之《法華經》，及善導大師《阿彌陀經》，共掠去四百多卷，寫有目錄，詳記其卷第，尾題印記。其印記有報恩寺、淨土寺、三界寺。其經文已印入《二樂叢書》。這批書以佛經為最多。羅振玉氏曾借錄其目而印行之。大谷著有《西域考古圖譜》，亦可助參考。 又繼橘瑞超而往者，有吉川小一郎，亦攜歸百餘卷，其目尚未見。但他們編的《大正大藏經》，已把這些佛經材料，連英、法所能得者，都已摘要錄入。 德國帝國主義分子勒考克（A von Le Coq）也跟蹤進行罪惡的盜竊活動，四次到新疆「考古」，劫去者以美術品為最多。他的自供，寫成了《中亞美術及文化史圖集》（Bilderatlas zur Kunst und Kultuigeschichte Mittel—Asiens ，Berlin，1925）。 最可惡的劫奪者，要算美帝國主義者哈佛大學福格藝術博物館（Fogg Art Museum）東方部主任華爾納（L. Warner）在1923年來華，盜走了唐代觀音塑像及壁畫。據常書鴻氏云：「據不完全的統計，1924年（按，1924應作1923）華爾納在千佛洞用膠布粘去與毀損的初盛唐石窟壁畫，據敦煌文物研究所編號第320，321，328，329，331，335，372各窟壁畫二十六方，共計三萬二千零六平方公分。其中初唐畫有漢武帝遣博望侯張騫使西域迎金佛等，有關民族歷史與中國佛教史重要故事內容的壁畫多幅，及328窟通高一百二十公分盛唐最優美的半跪式觀音彩塑等數尊。這批贓物，現藏美國劍橋費城伐格博物館。」（按：應作哈佛大學福格藝術博物館）《文物參考資料》二卷一期，共有王遜、傅振倫等三文，記述此事。 按華爾納還自己寫了一本等於自供狀的書，名《在中國漫長的古道上》（The Long Old Road in China ）。 （三）敦煌漢簡的發現 莫高窟經藏的發現，與莫高、榆林、西千佛等窟的塑像壁畫等，同等有文化上的極高價值。這些東西，都在敦煌的南或東的地帶，以三危山為中心。但敦煌自漢以來，已是西北重鎮，從考古學上的材料來說，還應有其他文物。 現在我再來報告一件也非常重要的文書，也要算在敦煌縣境內發現的，而發現的也正是那第一個劫取敦煌古文物的斯坦因。這是什麼？就是名震世界的漢簡！ 原來中國紙張的發明，雖則早在漢代，然而邊地的始用，是較遲一點的。紙發明以前的文書，都寫在竹簡、木牘之上，所以近世紀來在西北一帶的考古事業中，往往發現簡牘，有的是屬於漢的，有的是屬於晉以後的。但斯坦因這次在敦煌發現而劫去的，則是漢代遺留在邊牆上的簡牘，所以稱為漢簡。 當斯坦因第二次到西北考古，聽見敦煌有古物，從新疆由東向敦煌進行之時，進入了玉門關後，在疏勒河——敦煌境北的河流終點河床旁邊三哩之遙，他發現了一座碉樓遺址，又發現了橫過低地的一道城牆，從疏勒河向東，至少有十六哩之長，沒有間斷。從這牆的遺址的外形、本質，及附近的遺物，他斷定這是古長城。他在這個城闕牆頂葦稈捆中，發現了一塊小絹，又得到五彩畫絹殘片、殘木片，以及上書中國字「魯丁氏布一匹」的小木片。他斷定這許是漢代的東西。後來他調查這個斷續的牆，直抵額濟納河，全長達四百哩以上，正是與中國載記相合的長城。 他又在近碉樓的小屋遺址的垃圾堆里，找出許多中國字的木簡，這些有字的小木片上，有許多是有年代的。這些年代，都是在公元後第一世紀。這裡的邊牆遺址，在前漢時候便已為人據有。這些寫本文書，是中國最古的寫本，是無疑的了！後來由他的蔣師爺，把這些木簡弄得更明白，其內容差別很大，有關軍事統治簡單的報告和命令，收到器械給養一類物件的呈報，私人的通信，還有學校字書，以及書法練習一類的殘片。 這些雜片，就文書的觀點來看，其年代很雜亂。薄片最普通的形式是大約有九吋半長，四分之一到半吋寬。每一行所寫中國字，常有三十個以上，可見當時流行書法之異常乾淨。所用的材料，除光滑細緻的木片或竹片外，並還有本地出產甚多而比較粗糙的紅柳樹，不大正式的通信，便用此種材料，截成無定的形式，用來抄寫，當然是很好的。屯戍絕域的兵士，顯然以此消遣時日。 木簡上面有許多刮削的痕跡，可見其來源不易，價值昂貴，於是一片之木，用了又用。從圍繞著遠戍絕漠的那些衛士的狹道的垃圾堆里，所找出的雜亂遺物中，及研讀木簡的結果，所示屯戍的將士，大半是犯了罪的，因而遠役絕塞。 又在防守長城西頭的一座碉樓附近，得到一大塊有字木簡，上面有太始三年（公元前94年）的年號。據簡上說，當地名為大煎部。還有一片是太始元年。在一切碉樓里，他都得到遺物。但最多的要算長城線後面二哩多，大概是個支部小驛站。在這室內得到的木簡，大概是官員們用的，其中一片的年月，是宣帝地節二年（公元前68年）五月十日。 在這遺址的斜坡上的垃圾堆里，僅僅一方哩的地上，得到有字的木簡三百片以上，應當是這位小官員的全部檔案，是屬於宣帝元康元年至五鳳二年（公元前65年至前56年）間的東西。這些文書，有的只是重錄或稱引關於在敦煌地帶建立屯田區域，以及建造亭障或城牆以保邊的一些詔諭。此外是沿長城線軍隊的組織，各個不同的隊名。也有關於長城及其他各部分、各烽燧的報告同命令。有些文書說到「士官」名稱，證明此地兵籍中，亦有非中國人的夷兵。還有一段作為符節用的，上書古撒馬爾干同布哈拉通行的古利語的木簡。還有許多片上書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五鳳元年（公元前57年）諸年的精美曆書，及一段中國有名的小學書——《急就章》。 在古玉門關東五哩左右的一個遺址內，牆角處得了一堆木簡，簡上說到從敦煌沙漠田輸送糧食以及儲備衣服等物。 所有這幾百件木簡的解釋，在斯坦因的《西域考古圖記》（Serindia）一書中，有詳細的記載。而每一片木簡上文句的解釋，及其有關史地的考證，據我所知，有法國漢學家沙畹博士的《考釋》一書，在1913年印行於倫敦（沙畹釋竹簡之作，先見於斯坦因第一次報告附錄中「Ancient Khotan」， pp.521—547，Appendix A.-Chinese Document from The Sites of Dandan Uiliq，Niya and Endera，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Ed.Chavannes）。而王國維、羅振玉兩人，又為之重行考訂，成《流沙墜簡》一書。 除了這些木簡外，同時同地斯坦因還得了些其他古物，此處也有附帶介紹的必要。 1. 最早的紙 斯坦因在長城的一段烽燧塵封堆集的室中，發現了八封乾乾淨淨用古窣利文字體寫在紙上的書函，有些用絹包裹，有些用繩纏著，是一些中亞一帶商人到中國以後發回的私人通信。他們顯然喜歡用新發明的紙作書寫材料，而不喜用中國人所墨守的木簡。 2. 絹 又在一座烽燧遺址上，他得到一段古代的絹，上書漢字同婆羅謎文。這是古代絹繒貿易的孑遺，絹頭子上備具產地及每一匹的大小重量。 3. 雜軍用器 他在一個烽燧遺址中，找到一個束扎著的小盒，中置帶破干殘羽的銅箭鏃一枚。用同近代軍事術語相合的當時公文語氣來說，是「破箭一支，歸庫，另易新者」。古長城所得文書中，記及換髮新弩，歸還敝損者甚多。他又在城牆及烽燧附近，拾得許多青銅箭鏃。還有一個盒子上面有一塊木簡，寫明「玉門顯明燧蠻兵銅鏃百完」。還有一個小箱，箱蓋上寫明「顯明燧藥函」，這是軍用藥箱，可以見古代行軍及醫藥一斑。 4. 雜器 還有他又得到一件量器，形同鞋匠足尺，上刻漢代尺度。又有一些木印盒，上有小槽排列的形式，可以用繩縛住。 其他的雜物還多，此處不盡載了。 所有這些木簡雜器物，論地點都屬於敦煌範圍以內。以時間說，又下接魏、晉、六朝，都是同一類型的文化所孕育。應當算入「敦煌學」一個課題之內去。然後漢以來的文化去路有所承受，六朝以來的文化來源有所承襲。所以在此特用專章詳述它一番。 總結以上莫高窟、榆林、西千佛等的造型藝術，一五一洞的經典寫本，古長城一帶的古寫木竹簡，這些全部寶物，組成了「敦煌學」的內容。 這個內容是豐富而有光彩的。它包括了北中國兩千年的文化發展、民族興衰，也交織著一切與西北民族，乃至印度、歐洲民族的關係，說明中西交通的情形，文化傳播的大概。而其具體內容所表現的是我們祖先的輝煌的藝術文化的成就，吸收類化外來文化的能力，及其民族的一切偉大的發現、偉大的創作，藝術、宗教、哲學、人文科學、自然科學的精金美玉，無處不表現我們民族的先進的事跡，不在一切民族之下。它的一切創作發現，幾無一件不影響全人類的幸福生活，正是我們值得驕傲的，也是我們值得發揚光大的一筆遺產。我們要踏著敦煌的基石，建設我們的光輝美滿的社會。從另一方面說，也要在了解和鑽研敦煌學的過程中，把過去百年中帝國主義侵入後我們民族所受到的自卑感的影響完全消除掉，恢復民族的自信心。敦煌古典文化的一切，正是值得我們深深學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