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學概論 · 第三講 敦煌經卷簡介(上)

姜亮夫 《敦煌學概論》
詳細分析卷子是太費時間了,所以,只能來個「簡介」。名為「簡介」,還有一層意思:即限於巴黎、倫敦和北京三地所藏而言,至於日本、美國、蘇聯這些地方的藏品,沒有論及。本來應該把它們放進來的,但是,我實在不能夠了,因為年老體弱,眼力也差。不過,英、法和我國北京藏的卷子占全部卷子的絕大部分,作個「簡介」,也大體差不多了。下面分七個部分來談,先說佛教經典的情況。 一 佛教經典 根據三地的收藏,不管是經,是論,是律,三部分都有了,並且似乎完整了。怎麼叫完整呢?就是說,大概各個宗派的東西都有了,不僅大小宗派的東西都有,而且同大小宗派有關係的語言文字的東西也有了。譬如說,一卷佛經正面寫的是佛經,背面往往寫著這個佛經的原文,也就是梵文,或者是窣利文、巴利文等,我們據此往往還能探索這個東西是從哪裡翻譯過來的。從這個地方,我們大致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敦煌所藏佛經可能是最早的譯本,因為它把原文錄上了。不過,這個問題還有待於我們研究工作的進一步展開,才能最後定論。現在只不過透露一個方向性的消息而已。 以我所見到的三地收藏的佛經卷子,與現在流傳的佛經比較,很多已經亡佚了。日本人的《大正藏》把這些東西大體上已經收進去了。可以說,敦煌的佛經,在我們國內已經亡佚的東西,已經有人整理了,這是應該知道的。 還有一點,敦煌經卷主要是寫本,大都有抄寫人的姓名、抄經的時代背景材料等等。另外也有刻本。刻本大概始於唐代末年,唐德宗以後有了。寫本同刻本的差別似乎相當大,可能是修改的關係。刻本除了刻佛經以外,還有刻佛像的,這也是中國文化史上的一件重大事情。我國印刷從什麼地方開始,從什麼年代開始,是很重要的事情。 寫本也好,刻本也好,總的看來敦煌所藏經卷大體始於魏晉,終於五代末期。按年代講,經歷五百八十年左右。 在全部經典中,有非常重要的,也有次要的。什麼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同我國文化有關係的,同我國民間有關係的,這些都是我們應該了解的東西。所謂重要的,是各宗各派的東西。譬如我們要研究浙江的天台宗,天台宗的三部經都有,尤其是天台宗的重要經典《大智度論》。又如唯識宗,不但有《成唯識論》,而且還有《成唯識論大疏》。唐代已經開始作疏了。又有瑜伽宗,有《瑜伽師地論》。總之,各宗各派的主要經典都有了。假如把它排比一下,大概有十幾種經典是最重要的,它們就是《維摩詰經》、《勝鬘經義》、《大般涅槃經》、《妙法蓮華經》、《大方廣佛華嚴經》、《金剛般若經》、《大智度論》、《金光明經》、《大比丘尼羯磨經》、《十地論義疏》、《大集經》和《攝論疏》等,這些都是北魏以前的東西。北魏以後,也有十幾種,主要有《大乘起信論》、《觀世音經》、《佛說普賢菩薩證明經》和《大方便佛報恩經》等,這些是唐代翻譯的。五代翻譯的有《佛說光明經》、《佛說無量大慈教經》和《佛說延壽命經》等。從而說明敦煌的佛教經典的確是一個完整的東西。我們看一種佛經的寫本多少就可以知道這部經在唐五代時跟民間的關係怎麼樣。譬如《維摩詰經》是在所有發現的唐代卷子裡最多的一種,而《大般涅槃經》和《妙法蓮華經》也多得不得了。它們都是那時民間所愛好的。人們求佛免災,甚至替父母、丈夫、妻子和兒女求佛,這幾部經都在抄寫之列。研究唐代佛經,這個問題也很重要,也應該知道。 統計寫經的多少是饒有趣味的。三地所藏到底有多少,這個問題我們應該知道。大體說來,共有七十多種,至於卷數就很難說了,因為現在發現的敦煌卷子往往是不完整的,而且我們也不敢補。譬如《金剛經》兩卷,是不是就只兩卷呢?很難說。種數大約七十多種,卷數不敢估計,這是我要講的第一點。 第二點,我想講講佛經同我們文化的關係,這是重點。佛經有幾件事同我們的文化有非常大的關係。第一件是異族文字,就是前面說及的,每部而不是每卷都是這樣。不少經卷正面是譯文,背面就是這個譯文的原文。這些文字別處是看不到的,譬如說民間最流行的《金剛經》有十幾種文字的寫本,但是,在國內,原先找不出兩種來,而敦煌發現的《金剛經》,卷子背面卻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文字。這些文字可以說明我國與外國的文化交流。不僅如此,甚至於中國佛教、道教、儒家經典同外國文化的關係怎樣,也在裡面可以看出來。因此,佛經卷子背面有外族文字這件事情確是文化上的一件重要事情。這些文字,有許多連外國也沒有了。譬如窣利文,懂的人在全世界也不過幾個人。敦煌經卷不僅有窣利文,而且還有巴利文等多種。藉助敦煌卷子,有的民族才發現自己的古文字是什麼樣子。敦煌學在全世界為什麼會引起這樣大的關心來?我想這恐怕是個因素。每個人都願他祖先的文化有個好的歷史記載,他們找不到這種材料,但是,中國有,這樣一來,中國的材料就至貴了。所以,外國人現在天天想辦法購買敦煌卷子,現在北京,它們的價錢高得不得了。這是最貴的文物,沒法子估價的。整個人類的歷史都在敦煌,它為什麼不至貴?敦煌卷子裡存在外國民族的文字,是我們很寶貴的一樣東西。 第三點,敦煌的許多佛經在宋以後已經「亡」了,卻在敦煌保存下來。這些雖不是大經(大經是流行的),都是小經,比較冷僻一點,但是,人類文化就是這樣搞的,越冷僻越要把它搞全,所以,這些經典很值錢。敦煌佛經有很多是佚經,我搞過一個目錄。前面說過,日本的《大正藏》已經錄過一部分,可是,並不完整,因此,還需要整理。我有個提議,我們可以編一部大書,名叫《敦煌大藏經》。據我所知,北京已經有人開始討論了,到底要不要做,來問我,我說一定要做。我們把《敦煌大藏經》做好了,那麼,我們的敦煌學才算可以同世人相見,不然的話,我們是慚愧的。我們做子孫的人沒有把祖宗的文化遺產好好保存,這是不對的,一定要做。這工作做起來是不得了的,講習班十六個同志全部投入,一輩子也做不完,恐怕要一百六十個人勉強十年才可以做得好,這是個偉大的工作。前幾年,有位同志到印度去,他懂佛經,帶了一個東西去核對。他說這個東西,我們中國沒有了,你們印度有沒有?結果查遍印度所有的圖書館、博物館,還是查不出來,印度也沒有了。中國的竟是世界孤本,真不得了。這是第三點。 至於敦煌佛經的翻譯有所出入,不必講了。就是同一部佛經的翻譯,文字上也會有出入。譬如「摩訶般若」這個名詞,有人就寫成「摩訶」,「般若」兩個字沒有了。而「維摩」,有的又寫成「維摩詰」。兩個卷子不同的文字叫做異文,這種異文可以幫助我們校對哪個字對,哪個字不對。「摩訶般若」是對的,其他翻譯都不好。不僅可以讓我們校勘敦煌卷子,而且還有一種很大的作用。譬如這個本子是六朝翻譯的,那個是唐代翻譯的,還有廣東人翻譯的,又有山西人翻譯的,譯者的語言不同,翻譯的用詞是不同的。因此,看翻譯名詞可以曉得這是什麼地方人譯的,如浙江、廣東、山西等地在唐代對某個字是咋個讀法的,研究中國語言史離不開這種材料。譬如「達摩」這個人名,是廣東人翻譯的,我們現在叫「達摩」,「摩」字讀mó,廣東人在後面加m音,所以,廣東人譯「達摩」為「達摩勃」。有人說錯了,其實,一點也不錯。所以,從翻譯的異文可以推測譯者的時代和籍貫,同語言學的關係大得不得了。不僅如此,同我們歷史的關係也大得不得了,因為翻譯有地名,而某個地名只在某個時代使用,過了這個時代就不用了。譬如杭州又叫臨安,臨安這個名字是宋代取的,宋以前沒有叫杭州為臨安的,宋以後大家也不說的。(宋以後,文人開玩笑,把杭州寫成臨安,那是另外一個問題。)假如某部佛經裡邊有臨安二字的話,那麼,它一定是宋代的東西。既可以證明地理,也可以證明歷史。翻譯的東西同我們文化的關係是如此密切,我們一點也不能忽視。一部經的翻譯往往有若干本子,正是我們要了解翻譯的是什麼人、什麼地方、什麼時代的一項關鍵性史料。譬如鳩摩羅什譯過《大智度論》,到唐玄奘又譯了一本,二者比較,我們可以看出鳩摩羅什譯的譯名、風格、筆調同玄奘是不同的,翻譯的語法、用的詞彙也有差別。一部經卷的異譯,在敦煌卷子裡邊是很多的,有的多達八九種不同的譯本,應該研究。到底八九個譯本,是從一個原本譯出來的,還是從八九個原本分別譯出來的呢?關於這個問題,指導我們研究的人現在國內是沒有了。我不禁想起我們的老師陳寅恪先生。他是通十二門外語的,不論什麼語言的書給他看,都能告訴你:這是什麼語言。這個問題是我們此後要努力的。我們以後要把有若干異譯的經追查出原本來,這同我國文化的關係太大了。所以,我們不要看輕異譯,以為單單是翻譯不同,而要看到它的重要性就在於它的不同譯本。所以,搞歷史、地理、語言、文學的人,不論搞什麼學問的人,都得好好看。譬如說我們搞文學的人,敦煌有一種文體叫做「變」,我們迄今還講不通為什麼叫「變」。這是語言學的責任,文字學的責任,歷史學的責任。所以說,它同我們中國文化的關係是很深的,這是第四點。 第五點,敦煌卷子裡邊還有許多講佛教歷史的。這個問題,在國內已經有人注意,就是那些研究中國佛教史的人。我們應該知道一點常識。譬如說北京藏的陽字廿一號《佛說普賢菩薩證明經》,在每一卷開頭十幾行都有一段文字,用以寫明這部經的流傳情況。其中很多是佛教到中國來的歷史,說明從什麼地方來,到中國是怎樣翻譯的,都詳詳細細的。這裡邊牽涉到許多問題。譬如說有一卷佛贊同佛圖的目錄當中,第一篇就講當時印度本土佛教的情況,可以補充玄奘到印度取經時所說的不足,可以補充法顯(到過墨西哥的法顯)的《佛國記》所不詳。這種似乎是佛教的歷史,又是印度的歷史的材料,不僅中國需要,印度也需要。印度許多教派已經亡了,只有中國有;許多佛經也亡了,只有中國有。敦煌的佛教經典不僅有佛教歷史,而且有印度歷史,這樣歷史的範圍就擴大了。姑且不講印度歷史,就講佛教歷史,也是我們研究中應該注意的。現代研究佛教史有幾個權威,一個是湯用彤先生,這位老先生是規規矩矩研究佛教史的,不僅懂中國佛教經典(敦煌的當然不成問題了),而且日文很好,梵文也學過,法文很好,德文很好,懂四種外文。所以,他寫的《中國佛教史》,源流清楚。研究敦煌學,關於佛教在中國的源流系統掌握得多就行,掌握不夠的就不行。掌握印度佛教在中國的情況,並從敦煌卷子裡找出來,陳援庵先生是一個。他寫過一部關於中國佛教概論的書,用過很多敦煌卷子上的材料。所以,這些材料也是我們的大財富,應該想法趕快整理出來,好好研究。 第六點,佛教和其他各教在我國的情況。佛教到我國來以後,同道教、儒教發生了關係。因此,在佛教經典裡邊,也有同道家爭論的材料,就是「三教論衡」。某個宗教同佛教發生關係以後,佛教就要批評它,不僅如此,道家也要批評佛教。只舉一個例子,譬如伯希和拿走的P. 2862卷的第四節,有一段文章就是漢明帝的大臣「稱揚品」,漢明帝告訴底下的大臣,說是你們還不了解益州這個地方有鐘山同張衍辯論的事嗎?這就指同佛教的辯論,很有用的。這一類材料多得不得了,我們細細研讀敦煌的佛教經典,常常會碰到的。三教論衡的東西,河南有位老先生在研究,大體上就是從他所能見到的敦煌經卷里摘出來的,此外,也從許多別的經典里搜集了好多材料,主要是兩部大書,即《弘明集》和《廣弘明集》。反過來,道教對佛教也有鬥爭,最重要的一部經典是《老子化胡經》,說老聃曾經把他的道傳到了胡族住的地方,也就是說曾經到西藏、印度去講學,結果,把胡人都感化了,都從了老子的道,甚至釋迦牟尼佛是老子的弟子這種話也說出來了。這就是道家對佛教鬥爭的最好材料。《老子化胡經》到現在還好好保存著。道家經典很有意思,佛教經典分三大部分:經、論、律,道家經典當初只有老子的《道德經》,別的沒有,等到它形成教以後,也想有經、論、律,於是,就拿老子的《道德經》為經,莊子的《南華經》為論,另外搞個《十戒經》為律。所以說,印度的東西傳到中國來以後,使中國的宗教也有所發展。道教後來有經、論、律這樣規模,完完全全是抄佛教的。又如佛教有一個很重要的集會,就是聽佛說法,敦煌壁畫裡有很多很多,如文殊菩薩聽佛說法去了,龍樹菩薩聽佛說法去了。道教也有,它不是聽法,而叫朝元會。因為老子早就死了,他沒有弟子傳,朝元會就是大弟子在說法。道家有沒有真的朝元會?沒有。道家後來流變成天師道,就是現在的張天師這個道教。張天師道教雖然很早,但是,在唐代並不興盛。唐代道家已經開始搞經、論、律三部了,所以說,佛家經典到了中國來以後,受影響最大最具體的是道教。道家完全抄佛家的許多音義、品式,乃至音樂。道家經典的音樂到現在已是我國宗教音樂里最完整的一套了。這是很奇怪的,道家經典暫且不說,但是,道家經典的音樂仍在全國流行,的確優美得不得了。有人問道家經典的音樂會不會是唐代佛家音樂?有人在探討,日本人追尋得最起勁,不了解他們的結論,所以不敢說。不過,我知道道家音樂,即所謂彈《洞經》,《洞經》就是《洞玄經》的略稱。這東西是全國哪個地方都有的,現在雲南西部,四川西部,還有兩三個地方保存有完整的道教《洞經》的音樂,規模大得很,音樂優美得很。聽說中央很關注,將來是要保存下來的。 另外,跟著佛教到中國來的還有若干宗教,最主要的是摩尼教。摩尼教到中國來以後,止於長安,後來,由長安到開封。四五十年前,開封還有摩尼教徒,五十多年前,成都也有,他們信摩尼教,讀摩尼教經典。這個問題,羅振玉、陳垣和王國維三位先生都有文章,考論了摩尼教經典的內容和摩尼教到中國來的歷史。還有一種叫火祆教,是印度小乘宗的一個宗教,也是跟著印度大教來的。這個宗教,現在中國沒有了,在敦煌有幾個卷子,可是,我們看不懂。另外,還有一個大教,叫景教。景教經典也留存在敦煌。景教還有一塊大碑,差不多有一丈多高,它就是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此碑今在西安,唐代刻的,是研究宗教的人都注意的,因為大秦景教同天主教有關係,同基督教也有關係。巴黎有一個博物館就立有一塊《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我看見,很驚訝,我想:我們這個大寶貝被法國搶來了。同伯希和談起來,他說不是,我們是根據你們的照片,在這裡請中國匠人來幫助刻的,它是複製品。我再了解,這種複製品多得不得了,世界上,所有有天主教的國家大體都複製了。所以,景教經典是跟著印度宗教到中國來的,也是中國文化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在整個人類文化中也是了不起的事情。我們不要小看敦煌這個小地方發現的東西,幾乎整個中國文化同敦煌都有關係。此外,佛教音樂同中國關係很深,佛教藝術同我們也有關係。佛教藝術到中國後,誠然中國化了,但是,基本上還是以印度為基礎的。譬如釋迦的涅槃像,死了時候是睡著的,面孔的樣子,睡的方法,中國所有臥佛幾乎都是這個樣子,而他的背光都是一個半圓形的東西,背光後面都是少數民族,是印度各宗派各民族的人站在後面來服教的,中國也畫這個東西。還有一點,不管是佛也好,菩薩也好,侍士也好,供養人也好,服裝全部是印度的服裝。可見印度服裝對中國發生的影響,尤其是女子服裝。唐代人都是身子胖一點,衣服都寬大一點,而衣服寬大、瓔珞被體的形象正是抄印度的。因此,唐代許多文化同佛家都有關係,需要看看向達先生的《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最近西安有一組仿唐樂舞,甘肅有一組敦煌舞,都是根據敦煌壁畫來的。敦煌藝術影響到我們人民的生活里去了。譬如我們農家打連枷,也是從印度傳來的,敦煌壁畫裡有的。所以說,敦煌的點點滴滴都同我們整個文化史發生緊密的關係。 二 道家經典 道家經典的情況與佛家經典有所不同。敦煌是以佛教為基礎的,不過,六朝以後尤其是隋以後,道教興起,凡有佛教的地方大致上也有道教。佛、道兩教,在中國歷史上始終站在對立面。宋代以前,佛教勢力大,道家雖然進行鬥爭,但是,鬥不過佛教。宋代以後,稍稍好點,道教力量稍許大一點,不過,道家的「理」不夠深,大概懂歷史、懂哲學的讀書人對道教不太重視,所以,道教始終在民間比較低級的一些地方流行。這現象在敦煌也看得出來。 道家常以老子做幌子,實際上,道教與老子《道德經》是兩回事。雖然道教尊崇《道德經》為主要經典,不過它本身對《道德經》沒有什麼發展和發揮,相反,佛教小乘宗的許多經義為道教所吸收,甚至被拿來抵制佛教,實際上,是敵不過的。 所以,《道德經》和其他道家經典要分開講。《道德經》的情況很簡單,內容卻很複雜,讀書人愛稱「老、莊」。在敦煌遺書中,《道德經》的卷子很多,但是,《莊子》的卷子很少,《南華經》只發現過一卷,並且很不完全。讀書人稱「老、莊」是有道理的。老子《道德經》與《莊子》,內容、基本觀點一致,理論方法的發展也大致相同。這裡只把《道德經》的情況總地講一講,大致有幾點。 第一點,敦煌《道德經》主要是河上公注本。後漢以來,《道德經》流傳著兩種注本:一是王弼注本,講《道德經》的理論,讀書人看的;一是河上公注本,道士看的。河上公注本往往把道教的許多東西,例如《洞玄經》這一類,放在《道德經》後面。因此,打開卷子一看,就曉得是道士用的《道德經》,讀書人是不大看的。這是河上公注本的最大要點,不過,它控制了敦煌。王弼注本有沒有呢?有,有一卷兩卷,但是,殘破得很。 第二點,《道德經》卷子的紙非常講究,在敦煌卷子裡是第一等紙。唐代書寫的紙大體有兩種(當然不能說只有兩種)。一種是做過的,相當於杭州過去叫熟宣的那種紙,自然做法不同,尺幅大概是四尺宣對開後再四裁,四裁後再去點邊那樣大。做時,把一盞燈放在架子下面,架子上面鋪紙,紙上塗蠟,一烤紙就變黃了,有點透明了,所以,叫硬黃紙。這是唐代寫字紙中較為高級的紙,佛教經典沒有用硬黃紙寫的。另一種叫楮白紙,質地疏鬆,而硬黃紙很硬健。直到現在,得到敦煌卷子,還能從紙的響聲上區別開來。所有《道德經》卷子全用硬黃紙寫的。這個看縮微膠捲就沒有辦法了,所以,有許多事情一定要看到原始材料才能了解。《道德經》卷子不僅紙講究,字也講究,校勘也講究,往往最後還要錄一個郭先公(就是郭璞,道家稱郭先公)的序,接著錄個《太上隱訣》(也是個小書),最後是寫經人名字。《道德經》除了河上公注本外,諸家本子還有四五種,但是,為數很少,還是以河上公本做基礎的。 第三點,《史記》曾說《道德經》五千言,說寫了五千言,他就出關了。後人,特別是道家就將這個話引申出來,一定要把《道德經》扣在五千言上。實際上,卷子中最多的有五千三百字,少的有五千一百幾十個字,最少的有四千九百九十九字。為了湊合五千言,其辦法很可笑,他們把語助詞、介詞,之、乎、者、也、於是、然而等統統刪掉,今天讀它,語氣簡直不行。讀書人讀慣傳統書,讀起來讀不下去,莫名其妙,聲調不順,意義也講不通。既然是四千九百九十九字,有人就開玩笑,說為什麼不加一字以湊足五千言啊?回答是不好加,因為這個字一加,全部都要加的,那就加到五千三百字了。所以,敦煌《道德經》卷子,假如發現它是四千九百九十九字,幾乎就可以肯定是河上公注本,王弼注本不會這樣。通過以上三點,我們可以弄清河上公注本和王弼注本的區別。 還有一點要加以說明,唐代重視《道德經》,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唐家自稱老子後代,唐家也姓李。雖然沒有把道教定為國教,但是,定成國家祖宗,家法裡面的頭子。敦煌《道德經》卷子,隋代以前寫本極少,大概只有一兩個,絕大多數是唐代寫本,這說明政治上同國家發生關係極大。《道德經》寫卷總數不多,我幾乎全部抄回來了,約二十卷。從年代看,唐明皇以後不大有人寫,所以,《道德經》在敦煌流傳的年代很短,不過一百年光景,也許還不到一百年。道士們所搞的道教東西,到底比較淺薄,《道德經》,道士也不大懂,尊崇它是為了國家功令的關係,皇帝祖宗嘛,要恭敬一點,寫一點。但是,歷史不長,要是政治力量沒有了,衰退了,也就不管了。所以,《道德經》卷子主要是初唐、中唐和盛唐三個時期的東西。 其餘道教經典的內容怎麼樣呢?總起來說,大概是把《道德經》、《莊子》以及神仙家、方士們的話雜糅在一起,就成了道家經典,甚至還有許多印度小乘宗的方法在裡邊。印度小乘宗的思想很奇怪的,道教也有許多奇奇怪怪的東西。小乘宗醫學很好,還有許多講衛生的,道家也就有。現在道士搞的很多東西,有的很可笑,大概就來源於印度小乘宗。道教經典的內容大抵如此。 敦煌道教經典的卷子幾乎全被伯希和拿走了,北京圖書館幾乎沒有,倫敦收藏的很少。大量的,約六七十件都在巴黎,不能不說伯希和是有學問的。他懂得道教在宗教史上的地位。原先,歐洲知道的人很少,有的雖然知道,但是也沒有見過。所以,伯希和看到,很驚訝,全部拿走了。帝國主義搞侵略很可惡,但不要小看他們,他們裡面有人才。斯坦因拿不走,大谷光瑞也拿不走,就因為學問基礎沒有伯希和好。伯希和拿的東西都精得很,他拿走的還有許多外國文字的殘卷,講地理、講歷史的,他也拿走不少。可見帝國主義搞侵略需要人才,因此,我們也要培養人才,再不培養,敦煌的東西就保不住。 宋太宗時候開雕,刻了一部《道藏》,把唐代所有道家經典都收齊了。但是,把敦煌經卷細細考察,發現還有若干為《道藏》所沒有的,我稱它為道教佚經,約有十幾種。 道教在中國歷史上,沒有人注意,讀書人沒有哪個人注意的。譬如張道陵,在江西龍虎山,是道教很了不得的人物。可是跑到龍虎山去找他的歷史看,一點也不曉得。道家的歷史,在敦煌經卷里,倒發現了一些。因此,這份材料很可貴,研究中國宗教史,非有不可。我在《敦煌——偉大的文化寶藏》一書中,講得很詳細,可以參考。 此外,道、佛、儒三家,唐代以前鬥爭很多。在唐代,已經有人反對道家的「三代人」:張角、張道陵和張魯。道家經典中經常發現這方面的材料,可惜太少,無法進行分析。只覺得有人在反對,但是,說不上是哪裡來的,也不曉得是誰做的,無法推測。有人估計是和尚做的,這也是可能的,道家有反對佛教的東西,佛教也會有反對道家的東西。道家反對佛教的東西,莫過於《老子化胡經》。道家的寺觀里有三清殿,所謂老子一氣化三清:中間是老子,左邊是釋迦牟尼,右邊是孔子。唐代已經有反對道家的東西,這種材料在敦煌卷子裡發現了,是很可貴的。不過國內還沒有人充分注意。 三 儒家經典 儒家經典在敦煌卷子裡是重要的部分,複雜程度跟佛教經典差不多。為什麼儒家經典會在敦煌廟子裡發現呢?大概從漢武帝獨尊儒術就開始了,民間每個讀書人都要讀儒家的書。到了後漢,取士、選才也往往用儒家經典做基礎,此後經魏晉南北朝,一直流傳下來,到唐代,儒家經典成了必讀之書。從後漢起,讀書人必讀的儒家經典有《詩經》、《尚書》、《論語》和《孝經》等,後來人識字讀《三字經》和《百家姓》,而漢初人讀的是《古籀篇》和《倉頡篇》這一類書,一個個字地識讀。可是這樣做不及一篇篇地讀,識字來得多、快,所以,東漢以後就改變方法。《論語》的語言比較容易懂,就成了教兒童的書。《詩經》容易背,而且用的詞最多,草木鳥獸魚蟲的名字都有,《尚書》多歷史材料。中華民族最看重歷史,在世界各民族中,歷史材料也最多。印度雖然也有悠久的文化,可是像我國這樣「行而有則」的史書,一部也沒有留傳下來,它的歷史夾雜在其他書里。中國則什麼歷史都有,說事的歷史,說人的歷史,說物的歷史等等都有。中國人的這個習氣從春秋戰國就開始了。孔老先生教育他的學生要讀《詩》,「不學《詩》,無以言」,意思說你想在社會上有點地位,就必須讀《詩經》。《詩經》是儒家教育中主要的教科書,在《論語》中,講《詩經》的重要,是很多的。春秋戰國時期,士大夫之間應酬也常常引用它,所以,《詩經》成了儒家的要典,成了民間對歷史的愛好。中國民間愛好歷史有種種表現,譬如宗譜,計家有計家宗譜,王家有王家宗譜,姜家有姜家宗譜……中國的宗譜之學是世界罕見的。搞宗譜最了不得的是浙江人,第二是河南人,第三是四川人。他們的家譜清清楚楚,哪一家從哪裡搬來的。如王國維先生,他家是南宋時候從河南開封搬來的,一代一代清清楚楚。我們現在不大管了,但是,我們的父親、祖父輩都很講究歷史。如我們姜家,十八代祖先我都可以說得清清楚楚,哪一代從哪裡往哪裡搬等等。譜系之學在中國歷史上是非常重要的,在六朝,就是所謂門閥,王家、謝家雖然窮了,但是,姑娘絕不肯嫁給別家。唐代皇帝想要盧家姑娘做媳婦,也不可得。說是盧家門閥高,不願意同李家做親戚。門閥制度影響到讀書,讀孔家的書,孔家是宗法社會留傳下來的呀。因此,《尚書》一定要讀,《詩經》一定要讀,《論語》一定要讀。這三書就成為敦煌儒家經典的重點。和尚念經要識字,所以,和尚也讀儒家這三部書。和尚很佩服儒家,譬如天台宗智者大師注過一部《孝經》,比儒家注的還要高明,他說的許多道理,儒家說不出來。此外,儒家經典還有兩種:《春秋經》的《左傳》與《穀梁傳》,《公羊傳》卻沒有。《公羊傳》有點造反的思想,敦煌經卷里一卷沒有,這是很奇怪的事。我們搞文獻的人,很想找一找,我根據三地圖書館所見的卷子,姑且這樣論定。是不是後來有發現呢?不敢說。不過到現在為止,還沒有聽說。除《尚書》、《詩經》、《論語》外,《春秋左氏傳》是重要的。它的基本材料,如書中「子曰」、「詩曰」的話,都是《論語》和《詩經》的東西,所以,人人可讀。《春秋左氏傳》在敦煌卷子中分量不少。此外,還有《禮記》、《周易》等,但是,不多,《周易》稍多一點。因為《周易》的道理,通道家通得過,通佛家也通得過。講佛學的人,也覺得《周易》很有道理,讀得通讀得懂。近代浙江有一位老先生叫馬一孚,馬一孚先生在四川辦復興書院,有個規矩,把經典分給學生讀,把《周易》、《道德經》和《金剛經》三個合起來一道讀。後來有人對他說:《金剛經》不要,他同意放棄了,但是,他一定要《周易》和《道德經》放在一起讀。所以,講《周易》的也有佛教徒,甚至於禪宗。這也不奇怪,因為《易經》變的道理就通佛家輪迴之說,和陰陽八卦之說也是相通的。總起來講,敦煌經卷中的儒家經典,是以《尚書》、《詩經》、《春秋左氏傳》和《論語》為基礎的,其他都是小經。 拿《尚書》來說,現在我們讀的是唐代開元天寶以後修改的版本,而開元天寶以前的本子全部保存在敦煌卷子裡。唐代衛包把所有的《尚書》改成唐代實用的字,現在所讀的《尚書》就是衛包改定本,衛包以前的本子所能看到的只有敦煌本子,別的沒有了。可見這個本子多麼珍貴,從漢代記錄傳下來的,最大的價值是保存了古注。古代許多材料只有在古註裡看得到,我們貴其古,是貴在它保存了許多古代學說。這也是敦煌儒家經典頂大頂重要的一點。譬如《論語》,現在讀的只有一種本子,即何晏注的本子,何晏注本也收集了魏晉人的註解。但是,敦煌發現了皇侃注的本子,皇侃把兩漢和魏晉之間所有人講《論語》的要點都收錄在注中了,這個本子也就成了中國的寶典,但是,被伯希和拿到巴黎去了。當初王重民先生在巴黎編目,有天晚上,我回旅館休息了,深夜一點多鐘,他來敲我的門,說發現了一個大寶貝,這就是皇侃的《論語》注。過去我只在目錄上知道有這部書,卻從未見到。王先生有圖書館鑰匙,我們兩人立即跑到圖書館去看,高興得不得了,並且拍成照片寄到國內商務印書館,要他們印出來。商務印書館果然立即印了出來,有幾位老先生,像章太炎老先生見到這部書,連說可貴,一生再沒有見過這麼好的書。《春秋左氏傳》也有古注,現在通行的杜預注,拿它同敦煌本子比較,有很多出入。到底哪個好?由於沒有全部校過,不敢斷定,可是到底有不同,校出來以後就可以明白了。因此,第一件事是說,敦煌的儒家經典是非常寶貴的,它保存了唐代以前的古注。 除此而外,還有許多漢代的注本,敦煌一件也沒有。譬如《詩經》有四家,除毛家的本子,還有齊、魯、韓三家,敦煌卷子裡一件也沒有,民間也沒有流傳下來,因此無法校對,現在也無法評論。《春秋左氏傳》我們有東西;《穀梁傳》有范寧注,我們有東西;《論語》有皇侃注,我們有東西。別的東西,我們沒有。敦煌儒家經典里的古注,是讀儒家經典的人必須重視的材料。 總結一下: 1. 敦煌所有的同儒家有關的古籍,同現在流傳的本子對看,有許多出入,從而說明敦煌卷子都是古本,都是唐代以前的古本,而我們現在的東西都是唐人以至宋人修改的東西。儒家經典的敦煌卷子最可貴的就是這一點,我們也可以根據這個卷子來考究現在本子的是非得失。 2. 所謂考究是非得失,以我的經驗講,我覺得古本裡面有許多好東西,當然也不否定說古本裡面有許多東西是不太好的。譬如道家經典裡面就有不少東西不太好,像《道德經》一定要湊合五千言等。但是,在儒家經典裡面,這種東西少,頂好一點可以糾正我們唐代以後所流傳的古書,乃至於漢人的著作都可以糾正。譬如《詩經》有一篇《出車》,裡面有一句詩:「執訊獲丑」,意即逮住敵人。可是鄭康成註:「執其可言問所獲之眾。」這句話我們讀起來,意義不太明白。我們看敦煌本子,如P. 2570卷,作「執訊,執其可言,問及所獲之眾」。這句話是清清楚楚的,多了「執訊」兩個字,又多了一個「及」字,於是把鄭康成的話講清楚了。故而不能看成僅僅是三個字的問題,而是整個含義的問題。這種例子多得不得了。關於這個問題我比較過,一部是《尚書》,一部是《詩經》,校過以後,敦煌卷子的長處就明白了。例如《詩經·齊風·東方之日》,今本序作:「刺衰也。」但是,P. 2529與P. 2669兩卷不是這樣講的,而是作「刺襄公也」。「衰」和「襄」形近,後人的本子誤成「衰」字之後,又刪去了公字,於是這首詩是哪個時代就不明白了。這些成果我將整理髮表。所以,就整個敦煌卷子的儒家經典每個字都有很大的作用來看,儒家經典在敦煌卷子裡邊確實是很重要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