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往事 · 摯愛敦煌——記佛教徒松岡讓

1 某日，我突然想拜讀敦煌佛經，便到根岸參觀了位於中村不折故居里的書法博物館——從山手線的鶯谷站步行幾分鐘即可抵達，事實上我已許久不曾踏足此地了。 中村不折是位西洋畫家，名鈼太郎，雅號孔固亭山人。昭和十八年（1943年），也就是松岡讓單行本《敦煌往事》出版的那一年，中村不折與世長辭，享年七十七歲。中村不僅精通歷史畫，在日本畫和書法方面也造詣頗深。他曾親自收集中國的書法作品，並在自己家中創辦了書法博物館。 《敦煌往事》的主人公原型便是松岡讓自己。主人公在一位自稱孔固亭的老收藏家的小博物館裡一邊喝著茶，一邊欣賞老收藏家的得意藏品——樓蘭經。興致大發的老收藏家還從書庫中取出敦煌寫經，說起了英國斯坦因及法國伯希和等列強探險隊輪番登場的「文化侵略古戰場」——敦煌的故事。 敦煌一段刻骨銘心的過往，就在那個精彩紛呈的舞台上徐徐展開。我也從書架上取下《敦煌往事》，還久違地冒出了去書法博物館走一趟的念頭。遺憾的是正遇上閉館時間，只能透過藤蔓纏繞的封閉的大門，仰望那棟鋼筋混凝土建造的二層樓高的白色博物館。 「說起來，我收藏的敦煌寫經有一百五十本左右，而且基本上都有年號。當初買下來的時候，它們的價格就已經相當高昂了，但起碼像我這樣的人還能勉強買得起，而現在它們每一件都價值連城。 「當初這些經卷的價格從一卷五六百日元到一卷一萬日元不等，而斯坦因最初從千佛洞的住持王圓籙手中買下了整整二十四箱寫經，其中不僅包括漢文的寫經，還有用梵文、藏文以及其他西域文字書寫的經卷；此外，還有五箱絹畫、絲織品、佛像等，共計二十九箱。換句話說，他僅用了不到十錠馬蹄銀，就買走了足足需要一整個沙漠商隊才能運走的寶貝，著實讓人震驚。按照當時的行情來換算，他用不到一千日元就騙走了這些寶物，簡直是匪夷所思。」 本書便是基於孔固亭老人所述的文化侵略的史實所寫就的故事。1908年，以斯坦因為代表的列強探險家們如鬣狗般從中國掠奪了大量敦煌出土的經文、佛畫、佛像。這些寫經「多則一萬日元，少則五六百日元」的價格，以及當年斯坦因用駱駝隊馱走的近三十箱文物僅「花了不到一千日元」，自然都是指戰前的價格。 對於物價的比較，或許最合理的參考物就是大米。若以我們手頭的文庫書籍價格進行比較，則戰前售價二十錢的文庫本，如今的售價為約兩百日元，即為戰前價格的千倍。可想而知，當時價格為一萬日元的寫經，如今的價值可能已高達一千萬日元。而斯坦因以如簧巧舌從敦煌千佛洞（「敦煌莫高窟」）藏經洞保管者——目不識丁的文盲住持手中攫取的近三十箱敦煌古籍的代價，若按現在的物價來看，甚至還不到一百萬日元。 作者讓講述者將當時的斯坦因等探險隊形容成《一千零一夜》中的盜賊團。關於這些被劫掠品，據對伯希和二十四箱古書調查後發現，其中有兩千卷善本，五千卷不同程度破損的殘本，合計約七千卷；五箱畫卷，絲麻畫、佛教刺繡共計約五百件，繪畫工藝品約一百五十件。 若以今日時值估算當年被斯坦因掠走的那些文物，單就寫經類就值數千億日元了吧。再加上美術工藝品，那簡直就是天文數字了。不過準確說來，斯坦因掠走的這些藏品早已被妥善存放在大英帝國境內，成了無人知曉究竟身在何方的無價之寶了。 作者一開篇就以講述者的身份反覆強調斯坦因奪走的敦煌古籍「僅用了不到十錠馬蹄銀便掠走」的行為「令人震驚」，可見作者本人對斯坦因和伯希和等20世紀初的列強絲綢之路探險隊是持著批判態度的，用作者的話說就是「西方列強文化侵略的所謂紳士們」。 歸根結底，就是究竟應該羨慕這些絲綢之路探險隊，沉醉於他們的浪漫，為他們帶回了無盡的珍寶而感動涕零，還是應該站在批判的立場看待這些人的文化侵略？不過在松岡讓筆下，從戰前的舊版開始，作者便一直使用後一種說法，明確這是徹底的文化侵略。 三四年前，我十分尊敬的中國美術史學家鄧健吾教授及已故的中島健藏先生曾在一檔講述敦煌的電視訪談節目中談及，美國的華爾納博士也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文化侵略者，也是偷走敦煌莫高窟壁畫、雕像的小偷。這一訪談內容曾在周刊雜誌中引發了巨大的轟動。部分敦煌學者也對華爾納表示了強烈的譴責。 我們對這種批評之聲或許有爭議，但站在中國人的立場看來卻是確鑿無疑的，因為無論是斯坦因、伯希和還是華爾納，其本質上皆為學匪，即「以學問之名行竊匪之事的賊人」。 松岡讓在戰前的舊版中並未提及華爾納的行徑，但在戰後新版中新增的最後一章節，出現了以下狀似隨意的描述： 「據說美國某所大學的某位博士到了敦煌後，為千佛洞的破敗不堪感到痛心不已，不願放任其自行毀滅，便撬走了幾處壁畫，又悄悄抬走了幾尊佛像，準備帶回去捐給某些大學或博物館。據說當時千佛洞中空無一人。」 「先生，您說的可是華爾納博士？就是在這次戰爭中將奈良和京都從轟炸中拯救出來，一度被日本奉為神明的那個人？但我也聽說，自壁畫事件後，他便被中國人稱為美國的大盜了。」 我曾在哈佛大學的福格美術館見過這些來自敦煌的文物，也在敦煌莫高窟中親眼見過被華爾納剝離後留下的牆面，那可真是觸目驚心啊。所以我覺得對華爾納的批判確實言出有據。 近年，同志社大學的奧蒂斯·卡里教授基於詳細的調查研究，對於華爾納是否真是「把奈良和京都從戰火中救出的恩人」這一問題，給出了否定的答案。［《文藝春秋》昭和五十年（1975年）九月刊］ 此外，除了那些外國探險家外，對列強文化侵略持有批判態度的《敦煌往事》作者還將目光轉向了那些成為列強爪牙卻揚揚自得的偽中國知識分子。作者借著斯坦因的目光，看到了藏經洞的住持道士王圓籙及斯坦因的秘書蔣孝琬這兩類人。 斯坦因此刻才清晰地感受到，這個世界上一直生活著兩種人，每個國家都有。一種是像蔣孝琬這種精通外語、幾乎與外國人無異、讓人看不出國籍的「精英人才」，這一類人能成為外來者的得力助手，很讓外來者省心，可沒有鮮明的自我，骨子裡儘是軟弱，也十分無恥，只要能得利，哪怕損害國家利益也在所不惜，還總有自己的一套說辭，淪為別人的奴隸還沾沾自喜。 而另一種人呢，就是渾身散發著土氣的住持那樣的，雖然目不識丁，卻帶著一股執拗的力量的人。他們十分無知，所以才能心安理得地以善人自居。 相比之下，作者似乎對遭受斯坦因與伯希和愚弄、威脅甚至欺騙的無知善人王道士還存有著些許好感；而對蔣孝琬一類人生不出半分好感，或許也是緣於作者自身性格的原因吧。 日本人中恐怕也有不少像蔣孝琬般崇洋媚外、國籍泯滅的知識分子吧，只不過或許沒有蔣孝琬那般嚴重。譬如如今社會就有一些見不得華爾納被人批判，否則就會立刻出現過激反應的人，就與那蔣孝琬如出一轍。 2 《敦煌往事》主要講述20世紀初期在絲綢之路上連番登場的三支探險隊進入敦煌後的故事。首先是1907年5月中旬，英國探險隊的斯坦因一行首度出現在敦煌大地上，接下來是十個月後的1908年2月底，法國探險隊的伯希和一行意氣風發地踏入敦煌。儘管作者將最初的兩支隊伍都稱為「文化侵略的紳士」，但對於最後進入敦煌的日本探險隊，即1910年進入敦煌的大谷探險隊，卻沒有使用明顯的批判性語言，這與對斯坦因和伯希和的態度可是有不同的。 更不可思議的是，1908年被本願寺住持大谷光瑞派往絲綢之路的大谷探險隊青年，其原名應為橘瑞超，但不知為何，在這個故事中卻成了「名叫立花的探險家」。 與斯坦因、伯希和一樣，「立花」也從王道士的手中得到了藏經洞中的寫經。為了與橘瑞超在敦煌會合，大谷探險隊的另一位隊員吉川小一郎先行一步來到此地。在吉川所著的《支那紀行》中出現了如下記載：橘瑞超威脅王道士，若不順從就將他告至衙門。就這樣，吉川一行人把王道士趁著夜色偷偷帶來的兩百卷經卷，從開價的三百兩一路還價到了五十兩。 而在本書中，立花之所以威脅王道士要去衙門告發，是因為經卷當中摻雜了贗品，對於自己恫嚇砍價之事則是絲毫未曾提及： 「住持拿到了夢寐以求的馬蹄銀，還意外地得到了慰問費和一些捐贈給千佛洞的善款，便心滿意足地離開了這位貴公子『三藏』的房間。」 這些情節與吉川日記所述內容截然不同。 由此可見，與現實中的橘瑞超相比，故事中的立花這一人物形象，很大部分是來自作者松岡讓的創造。那麼，立花被塑造成了一個什麼樣的人物呢？立花自己說過： 「住持大人，我曾在倫敦與斯坦因先生親切會面過。他告訴我，您曾非常大方地以十分低廉的價格向他和後來的法國伯希和先生出售了經文，您一定還記得這些事吧？這兩位來自英國和法國的博士，雖然在學術界都是響噹噹的人物，但也只是單純的學者罷了。而我則不同，我是佛教徒，也就是真正的佛門弟子。您看，除了佛緣外，我們還擁有同樣的膚色，而且使用的文字也都是方塊字，可見我們之間的緣分是何等深厚……小僧以我佛的名義起誓，絕不做暗算他人之事。您我皆為佛門弟子，住持大人不也應該為我在做的神聖事業助一臂之力嗎？我可一直都是按您的要求供奉香火的。」 從此處立花說的「我是佛教徒，也就是真正的佛門弟子」「以我佛的名義起誓」「為我在做的神聖事業助一臂之力」「我可一直都是按您的要求供奉香火的」等言辭中，都可以看出，立花被塑造成了一副貴公子似的僧人形象。 於是，我突然有了一個推測：立花口中的「我」，莫非不是別人，正是作者自己？是作者將自己投射到了立花這個人物形象之中了。「我這樣的佛教徒」會不會就是作者自己呢？而且還是一位敢說「以我佛之名起誓」的虔誠佛教徒。 在此之前，我對松岡讓的了解僅僅停留在「夏目漱石女婿」的這一身份上。我從小學起就聽過這個名字了。某次，我無意中在母親訂閱的女性雜誌增刊上讀到久米正雄的小說《破船》，並得知松岡讓曾與久米爭奪過漱石的長女筆子。後來我才知道，松岡與筆子的婚事，也導致他在文壇靜默了很長一段時間。 因為對松岡讓此人並無太多了解，恰好最近剛剛認識了松岡先生的女婿半藤一利，我便上門拜訪，希望他能給我解惑。果然不出我所料，我的猜測全部正確。 半藤先生告訴我，松岡讓原本就出身佛門，本名善讓。明治二十四年（1891年），松岡出生於淨土真宗本覺寺，與現在一樣，這個寺院當時也屬於長岡市。這麼說來，大正十二年（1923年）出版的那本讓松岡在文壇一躍成名的長篇小說《保護法城的人們》，更像是他的一部自傳小說。小說的主人公出生於雪國的淨土真宗寺廟中，因無法忍受墮落的寺院生活，與身為寺院住持的父親發生了激烈的爭執，最終向充滿虛偽的法門毅然舉起了反旗。 在與半藤一利的交談中，松岡讓給昭和十年（1935年）出生的三女兒，也就是現在的半藤夫人，取名為「末利」這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 「末利」原本是一種茉莉花的名字，用這種香氣濃郁的白色小花編織而成的花環在漢語中稱為「花鬘」。之所以這個名字引起我的注意，是因為藉助祇園精舍而名揚天下的舍衛國波斯匿王的夫人芳名就叫「末利」，《勝鬘義經》中出現的勝鬘夫人之母，便是這位末利夫人。 據說女兒末利出生之時，松岡正在撰寫《釋迦牟尼的生涯》一書。三年後的昭和十三年（1938年），松岡首次將《敦煌往事》的初稿刊登在《改造》雜誌的十月刊上。 《勝鬘義經》中最讓人感動的，便是鮮花般嬌嫩芬芳的勝鬘夫人對釋迦牟尼那熱誠、真切的信仰告白，而讓當時的松岡讓最受震撼的則是十大受，即勝鬘夫人對釋迦牟尼所發的，以「世尊，我從今日，乃至菩提，於所受戒，不起犯心」為首的十大弘誓。 至少當時的松岡是十分關注《勝鬘義經》的，這一點從斯坦因掠奪的物品清單中出現的《勝鬘義經》中就可窺探一二，《勝鬘義經》成書於北魏正始元年（504年），對此，松岡做了補充說明：「504年為日本武烈天皇在位期間，該經書大約是千佛洞中出土的最古老的文物了。」 不過我們應該注意到，之所以寫這本《敦煌往事》，除了松岡讓這位虔誠的佛教徒對絲綢之路心馳神往，對19世紀初的絲路探險抱有極大的好奇心，對斯坦因與伯希和等掠奪文物後形成的「敦煌學」體系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外，更是由於他對一心求法、朝聖於荒漠絲路、遠渡印度的高僧，法顯三藏、玄奘三藏、義淨三藏，以及佛教東漸後從印度遠道而來的弘法大師等高僧，崇高的敬畏之情及深切的追思。 對松岡來說，敦煌既是佛教東傳的要地，更是熠熠生輝的佛教興盛之地。至於大谷探險隊，從現存於東京國立博物館的大谷探險隊掠奪文物清單中不難發現，大谷探險隊的雙手並不乾淨。他們掠來的文物中也不乏從絲綢之路上的佛教遺蹟中剝下的壁畫殘片，以及被揪下來的雕像頭部。 關於這一點，比任何人更熱衷於研究且富有批判精神的松岡不可能完全不知道。儘管如此，松岡還是將大谷探險隊與其他隊伍劃清了界限，或許是因為他的目的並不在於記述真正的大谷探險隊，而是在描繪自己心目中的「大谷使節團」。 松岡將斯坦因、伯希和、德國的勒柯克以及俄國的奧登堡等人所率領的列強絲路探險隊皆稱為「探險隊」，卻有意識地將大谷探險隊區分開來，單獨稱為「使節團」。大谷使節團的使命就是追尋法顯三藏與玄奘三藏的求法朝聖之跡。與此同時，虛構人物立花也被描繪成一位充滿使命感、為修佛道不惜付出生命的青年信徒。作品中立花所說的「我」，其實指的正是松岡本人。不難想像，作者把自己對敦煌的無限憧憬、對絲綢之路求法朝聖的痴夢，都寄托在了這部作品當中。 據說，松岡讓生前曾向半藤說道：「有生之年無法踏上敦煌的遺憾，我已盡數寫於此書之中。」一句「遺憾」著實讓人唏噓。所以這本《敦煌往事》其實也是一部飽含作者對敦煌摯愛之情的心血之作。 昭和四十四年（1969年）七月二十二日，松岡讓與世長辭，享年七十八歲，其名作《敦煌往事》則永留人間。今年，即將迎來他的第十三周年忌日。 上原和（日本成城大學教授） 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