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詩選 · 前言
一
杜牧，字牧之，唐京兆萬年（陝西西安）人，京兆杜氏是魏晉以來數百年的高門世族，杜牧的祖父杜佑在唐德宗、順宗、憲宗三朝做宰相，煊赫一時。
杜牧雖家世顯貴，但是一生仕宦並不很得意。文宗大和 二年（828年），杜牧進士及第，制策登科，為弘文館校書郎、試左武衛兵曹參軍。不久即出為江西、宣歙、淮南諸使府幕僚，一度內擢監察御史，旋即移疾，分司東都，後又供職宣歙使府，所謂「十年為幕府吏，每促束於簿書宴遊間」（《樊川文集》卷十六《上刑部崔尚書狀》）。開成三年（838年），內擢為左補闕，史館修撰，轉膳部、比部員外郎。武宗會昌二年（842年），又外放為黃州刺史。據杜牧《祭周相公文》（《樊川文集》卷十四）所說：「會昌之政 ，柄者為誰？忿忍陰污 ，多逐良善。牧實忝幸，亦在遣中，黃崗大澤，葭葦之場。」可見，這次外放是受當時宰相李德裕的排擠。其後又轉池州、睦州，「三守僻左，七換星霜，拘攣莫伸，抑鬱誰訴」（《樊川文集》卷十六《上吏部高尚書狀》）。宣宗大中初，李德裕失勢，杜牧官位稍升，曾為司勛員外郎，史館修撰，轉吏部員外郎，出為湖州刺史，又內擢考功郎中，知制誥，轉中書舍人，不久即死去。杜牧性情耿介，不屑於逢迎權貴。《新唐書》卷一百六十六《杜牧傳》說：「牧剛直有奇節。」又說：「牧亦以疏直，時無右援者。從兄悰更歷將相，而牧回躓不自振，頗怏怏不平。」杜牧與牛僧孺私交雖好，而與牛黨並無多少牽涉；李德裕之父李吉甫曾做過杜佑的僚屬（《樊川文集》卷八《唐故岐陽公主墓志銘》），杜李兩家是世交，但是杜牧不肯敷衍李德裕，因此為李德裕所不喜。當牛李兩黨更迭執政之時，杜牧都不能得志。
杜牧生於唐德宗貞元十九年，卒於宣宗大中六年，年五十（803—852年） 。他所生的時代，正是晚唐多事之秋。當時莊田制發展，土地大量集中，兩稅法日久弊生，征斂加繁，民生益窘，而藩鎮跋扈，宦官擅權，朋黨傾軋，統治階級內部各種矛盾錯綜複雜，也都加重了人民的痛苦，使階級矛盾日趨尖銳，西、北兩方的邊境上又常受到吐蕃奴隸主與南詔、回鶻可汗的侵擾，甚至於威脅長安，當時的唐朝，正是處在內憂外患之中。
杜牧少讀經史，接受了儒家學說中的積極部分，又承繼了他祖父杜佑作《通典》的經世致用之學，很注意研究「治亂興亡之跡，財賦兵甲之事，地形之險易遠近，古人之長短得失」（《樊川文集》卷十二《上李中丞書》）。有憂國憂民的熱情、濟世經邦的抱負，最喜論政論兵。以杜牧的眼光看來，當時國計民生中最重要的問題有兩個，就是藩鎮跋扈與外族侵陵。他主張削平藩鎮，加強統一，收復河隴，鞏固邊防，然後可以發展生產，使人民安居樂業。他反對代宗、德宗以來對藩鎮的姑息政策，尤其痛心的是，當憲宗一度振作，削平抗命的藩鎮之後，而穆宗時君相措置乖方，再失河朔。於是作《罪言》，發抒自己的意見，認為國內不斷的戰爭使人民陷於水深火熱，所以說「若欲悉使生人無事，其要在於去兵」，然而「不得山東 兵不可去」，因此主張討平藩鎮，消弭兵端，而不當姑息，聽其割據。藩鎮跋扈固然是統治階級內部矛盾，但是就人民利益來說，統一總比割據好，就唐朝具體歷史情況來看，藩鎮割據加深了人民的痛苦。因為藩鎮割據，中央政府轄區縮小，譬如憲宗初李吉甫所上《元和國計簿》，當時供賦稅者只有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當天寶時四分之一（《資治通鑑·唐紀五十三》，《資治通鑑》以下簡稱《通鑑》），人民負擔自然加重；加以朝廷討伐藩鎮，藩鎮抵抗朝廷，藩鎮與藩鎮之間又互相攻擊，兵連禍結，荼毒生靈；而在藩鎮轄區內的人民，由於徵兵重斂，以及種種防禁，尤其痛苦。譬如魏博節度使田承嗣「重加稅率，修繕兵甲」，數年之中，有兵十萬（《舊唐書》卷一百四十一《田承嗣傳》）；昭義節度使李抱真「籍戶丁男，三選其一」（《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二《李抱真傳》）；昭義節度使盧從史「日具三百人膳，以餉牙兵」，而他的節度使私廚月費六千石、羊千首、酒數十斛，「潞人甚困」（《新唐書》卷一百四十三《郗士美傳》）；更厲害的是淮西節度使吳少陽、吳元濟父子統治下的蔡州，「途無偶語，夜不燃燭，人或以酒食相過從者，以軍法論」，裴度平淮西後，取消這些苛禁，於是「蔡之遺黎始知有生人之樂」（《舊唐書》卷一百七十《裴度傳》）。所以唐代藩鎮割據，加重人民的痛苦，阻礙其轄區內經濟文化的發展，而杜牧反對姑息政策，主張削平藩鎮，加強統一，是符合當時人民利益的。並且杜牧認為朝廷對付藩鎮，並不能只靠用兵，而最要緊的還是修明政治。他在《罪言》中說：朝廷對付藩鎮，「上策莫如自治」，中策才是取魏，下策是浪戰；朝廷必須自己檢查，「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才奸惡，搜選置舍，果自治乎？障戍鎮守，干戈車馬，果自治乎？井閭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虜為虜」。朝廷如果不能自己修明政治，是助藩鎮為虐。
關於邊防，杜牧首先注意收復河西隴右。自肅宗以後，河西隴右逐漸為吐蕃統治者所侵占，邊防前線西止於邠州（陝西邠縣）、隴州（陝西隴縣），距京都長安僅數百里，代宗時，吐蕃就曾一度侵入長安，這對於唐政府是很大的威脅，而隴右河西一帶人民受吐蕃統治者的壓迫奴役，也無日不盼望收復失地，重歸唐朝。沈亞之到過西方邊界，耳聞目擊，他說：這一帶漢人「為戎奴婢，田牧種作……及霜露既降，以為歲時，必東望啼噓，其感故國之思如此」（《沈下賢文集》卷十《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策》）。杜牧為鞏固邊防，拯救淪陷區的人民，所以很關心河西隴右的收復，武宗會昌初，又有回鶻烏介可汗侵擾北邊，雖然被唐朝打敗，但是餘部散居漠南，仍能為患。杜牧上書宰相李德裕，建議乘仲夏回鶻無備，發兵攻擊，可得勝利而絕後患。（《樊川文集》卷十六《上李太尉論北邊事啟》）杜牧喜論兵，曾作《守論》《戰論》《原十六衛》，又注《孫子》，但並非紙上空談，而是行之有效。除了此次對回鶻用兵的建議以外，當會昌中討伐抗命的藩鎮澤潞劉稹時，杜牧也曾上書李德裕，陳述用兵策略，李德裕採納他的意見，獲得勝利。（《樊川文集》卷十一《上李司徒相公論用兵書》、《新唐書·杜牧傳》）
一個憂國憂民的士大夫，必然要反對統治者的荒淫而想減輕人民的疾苦，杜牧也是這樣。唐敬宗沉溺聲色，大治宮室，杜牧作《阿房宮賦》，假借秦朝，諷刺當世。（《樊川文集》卷十六《上知己文章啟》：「寶曆大起宮室，廣聲色，故作《阿房宮賦》。」）他說：「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結果「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於是「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秦朝滅亡是咎由自取，「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杜牧因為階級性的局限，當然要維持封建統治，不會主張農民起義，但是當統治者荒淫貪暴、民不聊生之時，他認為「戍卒叫，函谷舉」是應該的，秦朝滅亡也是自取的，嚴厲地譴責封建統治者。會昌初，杜牧為黃州刺史，是他第一次做地方官。他在到任以後的十六個月中，做了下列諸事：
伏臘節序，牲醪雜須，吏僅 百輩，公取於民，里胥因緣，侵竊十倍，簡料民費，半於公租，刺史知之，悉皆除去。鄉正村長，強為之名，豪者屍之，得縱強取，三萬戶多五百人，刺史知之，亦悉除去。繭絲之租，兩耗其二銖，稅谷之賦，斗耗其一升 ，刺史知之，亦悉除去。吏頑者笞而出之，吏良者勉而進之。民物吏錢，交手為市，小大之獄，面盡其詞。
（《樊川文集》卷十四《祭城隍神祈雨第二文》）
杜牧經常在汴河中乘船，他看到「汴州境內，最弊最苦，是牽船夫。大寒虐暑，窮人奔走，斃踣不少」。他記得有一次路過襄邑（河南睢縣）看到縣令李式「條疏牽夫，甚有道理」。李式的辦法是先做好簿籍，由縣令自己掌握，按籍點派，富豪者不能逃避，黠吏也不能作弊。杜牧做刺史時，對於差遣役夫，也仿此法，並且將此辦法寫信告知汴州從事，請他採用。（《樊川文集》卷十三《與汴州從事書》）以上的事例，都可說明杜牧關心人民的疾苦，並且在他力所能及的範圍之內加以解除。
杜牧進步思想的另一表現，在於他對佛教的意見。自東晉南北朝以來，統治階級利用佛教麻醉人民，同時也欺騙自己。統治者剝削者做了許多損害人民的事情，撫心自問，不免內愧，於是信奉佛教，以為這樣一來，就可以減去罪惡，求得福祐，因此他們更「心安理得」地加強作惡，這也就是唐代許多社會上層的人都喜歡信佛的緣故。杜牧對於這種隱微而卑鄙的心理加以深刻而尖銳的揭發，指出他們舍財信佛是要「買福賣罪」。同時，因為佛教盛行，為僧者多在社會上寄生，增加勞動人民的負擔，所以杜牧贊成武宗禁止佛教，使僧尼還俗，寺廟奴婢與還俗僧尼都編入農籍，充兩稅戶，寺院所占土地也收歸國有，這樣就增加農業生產，減輕每個農民平均的擔負。（《樊川文集》卷十《杭州新造南亭子記》）在唐代士大夫好佛的風氣中，杜牧此種見解，是難能而可貴的。
杜牧性情剛直，自稱「褊狷」（《長安送友人游湖南》詩），他有抱負，有主張，對事對人，有自己的看法，不肯隨時俯仰，苟合取容。他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如李甘、李中敏等，也都是能反抗權奸、不畏強御的。杜牧自己說：「邪柔利己，偷苟讒諂，可以進取。知之而不能行之，非不能行之，抑復見惡之，不能忍一同坐與之交語。」（《樊川文集》卷十三《上池州李使君書》）當時正是牛李黨爭劇烈的時候，杜牧雖受牛僧孺知遇之恩，而並不同意牛僧孺姑息藩鎮的政策，他雖然受到李德裕的排擠，而當李德裕在會昌中做宰相時，討伐澤潞，抵抗回鶻，是杜牧所贊同的，於是他上書李德裕陳述作戰策略，李德裕採納他的意見，得到勝利。這些都說明杜牧不以私廢公，是比較光明磊落的。
在封建社會不合理的制度之下，尤其是在像晚唐那樣濁亂的政治之中，一個有氣節有抱負的人，自然是常會受到挫折，不能得志，所以杜牧思想中也有矛盾與苦悶。他本是性情剛直的，但是多年周旋於當時腐敗的官場中，自己也慨嘆有些變了，他說：「平生自許少塵埃，為吏塵中勢自回。」（《書懷寄中朝往還》）他看到自己的好友李甘、李中敏都曾因為反抗權奸與宦官，遭受貶謫，而自己也受到排擠，由京官外放為黃州刺史，於是作《自遣詩》說：「聞流寧嘆咤，待俗不親疏。遇事知裁剪，操心識卷舒。」表示灰心消極，想要敷衍世俗，當然這裡還是寓有憤懣不平之意。後來「三守僻左，七換星霜」，雖然更牢騷不得志，而因為家庭經濟負擔，又不得不做官以取得俸祿，到四十六歲由睦州刺史內擢為司勛員外郎、史館修撰時，作《除官歸京睦州雨霽》詩又說：「奼女真虛語，飢兒欲一行。淺深須揭厲，休更學張綱。」這些都是杜牧思想中的苦悶，也就是封建社會中有正義感的士大夫的苦悶，容易使他們晚年趨向於消極。還有，杜牧是貴公子出身，生活豪華，加以政治上的失意，抑鬱之懷無所發泄，於是縱情聲色，還流傳一些所謂「風流韻事」，這也是應當批判的。
總之，中國封建社會士大夫中有這樣一種類型，他們接受古代儒家或道家思想中的進步成分，他們有正義感，有比較開明的思想，主觀上雖是要維持當時的封建統治，保護本階級的利益，但是他們反對惡濁的政治，同情人民的疾苦，愛護國家民族，要鞏固邊防，抵抗外侮，對於當時的政治，常提出許多改善的意見。自戰國時屈原以及西漢賈誼、晁錯以來，各時代都有這樣的人，當然數目是並不多的。杜牧也應當是屬於這一類型，所以杜牧在二十五歲時作《感懷詩一首》，陳述自己的抱負之後，結句說：「聊書感懷韻，焚之遺賈生。」可見他是以賈生作為千古知己，也就是說，以賈生自比。 這是杜牧思想中進步的方面，也就是他的詩歌所以能反映現實而具有人民性的根據。
二
杜牧有抱負，有氣節，憂國憂民，同時他在文學方面又有高超的天才與深厚的修養，他的與人民相通的思想感情，用高度藝術形式的詩歌表現出來，遂使他成為晚唐傑出的詩人。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杜牧對於時事中最注意的問題，就是藩鎮跋扈與外族侵陵，他認為此二事密切關係國家人民的利害，必須除此二患，國家才能安寧，人民才能安居樂業。他的許多詩篇中都表示過這種政治抱負與憂國憂民的情懷。他在《郡齋獨酌》詩中說：「平生五色線，願補舜衣裳。弦歌教燕趙，蘭芷浴河湟。腥膻一掃灑，兇狠皆披攘。生人但眠食，壽域富農桑。孤吟志在此，自亦笑荒唐。」這幾句詩很明顯地表白自己的志願，想輔佐君主，施展才能，削平燕趙藩鎮，收復河湟失地，使人民安居樂業，發展生產，與杜甫「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的熱情宏願相似。當文宗大和初，朝廷討滄州抗命的藩鎮李同捷，杜牧作《感懷詩一首》，慨嘆安史亂後數十年中藩鎮跋扈之禍，使得國衰民困，「夷狄日開張，黎元愈憔悴」。武宗會昌二年，回鶻南侵，朝廷徵調大兵防邊，杜牧作《雪中書懷》詩，關心邊防，說「北虜壞亭障，聞屯千里師」，顧慮到「牽連久不解，他盜恐旁窺」。並且在這兩首詩中杜牧表示自己有策略，有辦法，只是慨嘆朝廷不能用自己，他說：「關西賤男子，誓肉虜杯羹。請數系虜事，誰其為我聽？」又說：「臣實有長策，彼可徐鞭笞。如蒙一召議，食肉寢其皮。」對於吐蕃侵占河西隴右之事，杜牧一直是極關心的。他作《河湟》詩，關懷河西隴右淪陷區的人民，「牧羊驅馬雖戎服，白髮丹心盡漢臣」。又想到河湟淪陷數十年，但是朝廷並不積極圖謀收復，慨嘆「唯有涼州歌舞曲，流傳天下樂閒人」。武宗會昌四年（844年），議復河湟，命劉濛為籌邊使（《通鑑·唐紀六十三》），杜牧很高興，於是作《皇風》詩，歌頌武宗，希望「何當提筆待巡狩，前驅白旆吊河湟」！後來到宣宗時，隴右三州七關人民乘吐蕃衰亂，驅逐吐蕃統治者，復歸唐朝，大中三年（849年），河隴老幼千餘人來到長安，宣宗在延喜門樓上接見他們，他們脫去胡服，換上漢服，歡呼舞躍，觀者皆呼萬歲。（《通鑑·唐紀六十四》）杜牧此時正在京都為司勛員外郎，親見此種盛況，所以作詩讚嘆，有「聽取滿城歌舞曲，涼州聲韻喜參差」之句。（《今皇帝陛下一詔徵兵不日功集河湟諸郡次第歸降臣獲睹聖功輒獻歌詠》）杜牧這些傷時感事之作，都是直抒胸臆，憂深而志壯，其中《感懷詩一首》與《郡齋獨酌》兩篇五言古詩，長達五百字左右，尤為沉鬱頓挫，筆勢健舉。此外，杜牧也用比興之法，如《早雁》詩：「金河秋半虜弦開，雲外驚飛四散哀。仙掌月明孤影過，長門燈暗數聲來。須知胡騎紛紛在，豈逐春風一一回？莫厭瀟湘少人處，水多菰米岸莓苔。」借詠雁以懷念北方邊塞人民受回鶻侵擾之苦，能以高妙的藝術表達深厚的同情，尤其耐人尋味。
對於本朝昏聵荒淫的君主，如晚年的唐玄宗，杜牧加以諷刺，如《過華清宮絕句三首》：「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來。」「雲中亂拍祿山舞，風過重巒下笑聲。」又如《華清宮三十韻》：「雨露偏金穴，乾坤入醉鄉。玩兵師漢武，回手倒干將。」唐玄宗晚年昏聵荒淫，寵幸楊妃，任用奸佞，窮奢極欲，虐用民力，縱容祿山，養虎遺患，是唐朝由盛而衰的關鍵，也為人民帶來了嚴重災難，所以杜牧對唐玄宗一再加以諷刺。同時，對於較好的君主如唐太宗，杜牧則加以懷念，如《將赴吳興登樂遊原一絕》詩：「欲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昭陵是唐太宗的墳墓）當晚唐政衰民困之時，而懷念唐太宗的貞觀之治，也就是對於當時政治的不滿。 杜牧所以常用絕句體作諷刺詩，是因為在當時封建社會君主專制政體之下，這種不滿意本朝君主與當時政治的情緒，不便明言，也不便多言，故用絕句體，以含蓄的筆法，寓深刻的諷刺，取得藝術上的高度成就。杜牧描寫勞動人民生活的，如《村行》詩：「蓑唱牧牛兒，籬窺蒨裙女。半濕解征衫，主人饋雞黍。」寫出勞動人民的和藹樸厚。又如《題村舍》詩：「三樹稚桑春未到，扶床乳女午啼飢。潛銷暗鑠歸何處？萬指侯家自不知。」寫出農民生活的困苦，而又說到這種困苦絕不是王侯富貴人家所能了解，為封建社會地主與農民兩個對立階級的經濟生活作明顯的寫照，而同情自然是在農民方面。
杜牧是一個心地善良而富於感情的人，從大處說，他對於國家人民極為關懷，從小處說，他對於志同道合的朋友有真摯的友誼，而又常同情社會上地位低下、遭遇不幸的人。李甘、李中敏都是杜牧的好友，《舊唐書》卷一百七十一《李中敏傳》說：中敏「性剛褊敢言，與進士杜牧、李甘相善，文章趣向，大率相類」。李甘因為反對鄭注做宰相，被貶為封州司馬，卒於貶所；李中敏也因為上疏請斬鄭注，後來又反對宦官仇士良，兩次遭到貶謫。杜牧作《李甘詩》《李給事二首》《哭李給事中敏》等詩，讚揚李甘、李中敏剛直的氣節，也表示深厚的友誼。杜牧作《杜秋娘詩》，對於一個受封建統治者玩弄的民家女子在統治階級內部矛盾中所受到的升沉波折及晚年窮困景況表示憫惜；又作《張好好詩》，對於一個妓女哀樂由人、不能自主的生活寄予同情。在《杜秋娘詩》中，因杜秋的遭遇而慨嘆到歷史上一切女子或男子一生命運升沉變化的不定，歸結到「己身不自曉，此外何思惟」。這也充分說明了在封建社會不合理的制度之下，一個人不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杜牧固然不能了解到這種現象的社會本質，但是他已經注意並點明這一現象而提出疑問。
言情寫景的小詩也是杜牧所擅長的。他經常喜歡用四句一首的絕句體，描寫景物，發抒情感，能夠含蓄精練，情景交融，往往在短短的兩句或四句中，寫出一個完整而優美的景象，宛如一幅畫圖，或者表達深曲而蘊藉的情思，使人玩味無盡。正如喬治·湯姆遜（George Thomson）在他所著的《馬克思主義與詩歌》（Marxism and Poetry）一書中論詩人靈感時所說的：「他具有高度的發現事物本質的能力，以及把他所見到的用形象表現出來的能力。這些形象受到人們的熱烈的歡迎，因為它們表達了同伴們的感受。這些感受原為他們所共有，只是他們自己不能表達罷了。」 所以前人論到唐代擅長絕句的詩人，總有杜牧在內，而後人選本中選杜牧的詩，也往往以絕句為多。現在舉例如下：
兩竿落日溪橋上，
半縷輕煙柳影中。
多少綠荷相倚恨，
一時回首背西風！
（《齊安郡中偶題二首》其一）
菱透浮萍綠錦池，
夏鶯千囀弄薔薇。
盡日無人看微雨，
鴛鴦相對浴紅衣。
（《齊安郡後池絕句》）
煙籠寒水月籠沙，
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國恨，
隔江猶唱後庭花。
（《泊秦淮》）
青山隱隱水遙遙，
秋盡江南草木凋。
二十四橋明月夜，
玉人何處教吹簫？
（《寄揚州韓綽判官》）
千里鶯啼綠映紅，
水村山郭酒旗風。
南朝四百八十寺，
多少樓台煙雨中！
（《江南春絕句》）
杜牧在詩中發抒自己的感情，除去上面所舉出的那種憂國憂民激昂悲憤之作以外，其餘的詩，有時豪放曠達，如：「江涵秋影雁初飛，與客攜壺上翠微。塵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但將酩酊酬佳節，不用登臨恨落暉。古往今來只如此，牛山何必獨沾衣！」（《九日齊山登高》）但是有時也表現憂傷悽惋，如：「淮陽多病偶求歡，客袖侵霜與燭盤。砌下梨花一堆雪，明年誰此憑欄干？」（《初冬夜飲》）這兩種情感也可以說是一種情感的兩方面，因為杜牧有憂國憂民的情懷與經邦濟世的抱負，但是當時黨爭劇烈，政治混濁，自己不但沒有施展才能的機會，而且還受到排擠，經常是「憤悱欲誰語，憂慍不能持」（《雪中書懷》）。在京都做官時，甚至於是「每慮號無告，長憂駭不存。隨行唯跼蹐，出語但寒暄」（《昔事文皇帝三十二韻》）。所以有時表現為憂傷，而有時反過來，看破一切，又表現為曠達。凡是在階級對立的社會中不合理的制度下有正義感有才幹而受到抑制不得發舒的人，讀到這類的詩，都會引起同情，這也自然與當時人民的思想感情有相通之處。
杜牧是一位天才的詩人，他生於晚唐時，唐代是詩的盛世，在他以前的二百年中，已經出現了許多傑出的詩人，奼紫嫣紅，百花齊放，創造了不同的風格，但是杜牧仍然能於前賢之外，獨樹一幟。晚唐詩人，杜牧與李商隱齊名，但兩人詩的風格不同。劉熙載說：「杜樊川詩雄姿英發，李樊南詩深情綿邈。」（《藝概》卷二）這個評語簡明扼要。風格是「貫穿於作家的所有作品中的思想和藝術的基本特徵的統一性」 ，杜牧詩風格的特點所以能成為「雄姿英發」，就是因為他有憂國憂民之心，有抱負，有策略，積極有為，雖然有時憂傷抑鬱，但是又能以豪放曠達出之，所以我們讀杜牧的詩，感覺到一種爽朗、峭拔、俊偉。他的長篇五古如《感懷詩一首》《郡齋獨酌》等，固然是慷慨豪健，而他的七言律詩與絕句，也是在「拗峭」之中而有「遠韻遠神」（沈德潛評語，見所著《唐詩別裁》）。
杜牧詩集中也有一些無聊的酬應之作，如《送容州中丞赴鎮》《奉和門下相公送西川相公兼領相印出鎮全蜀詩十八韻》之類。也偶爾表現庸俗思想，如《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詩》，勉勵他的侄子阿宜：「朝廷用文治，大開官職場。願爾出門去，取官如驅羊。」但是這些白璧微瑕，並不妨害杜牧詩的高度成就。
杜牧在文學上的成就，主要的是詩歌。此外，他評論文學也很有見解。他對於唐代作家，最推尊李、杜、韓、柳，他說：「李杜泛浩浩，韓柳摩蒼蒼。近者四君子，與古爭強梁。」（《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詩》）他論文主張：「凡為文以意為主，氣為輔，以辭彩章句為之兵衛。」（《樊川文集》卷十三《答莊充書》）他自述作詩的態度是，「某苦心為詩，本求高絕，不務奇麗，不涉習俗，不今不古，處於中間」（《樊川文集》卷十六《獻詩啟》），就是不模仿古人，不追求時尚，不重辭句的華麗，而以思想內容為主。這些意見都是正確的。杜牧作文章用古文體裁。唐代承魏晉南北朝之後，公私文函，多用駢體。中唐時，韓愈等反對駢文，創為「古文」。所謂「古文」，也就是一種樸素清暢接近人民語言的新散文，是比較進步的。但是中晚唐一般文人作文，仍是保守舊習，多用駢體，而杜牧則採用這種有進步性的新文體。唐代燕樂盛行，有一種配合燕樂的歌詞，最初在民間歌唱 ，中晚唐時，文人仿作。這種新體裁，當時人稱之為「曲子詞」（《花間集序》），後人簡稱為「詞」。與杜牧同時的溫庭筠就是文人中第一個專力作詞的人。唐代民間詞有許多調子，其中有短調，一首數十字，這一類很多，但也有長調，一首百字左右，如《雲謠集雜曲子》中的《傾杯樂》《內家嬌》《拜新月》《鳳歸雲》等。唐代文人作詞多是用短調，即所謂小令，一直到北宋仁宗時，柳永才大量採用長調作詞，即所謂慢詞。一般的說法，都認為柳永是第一個作慢詞的人，也就是說，他是第一個採用民間曲子詞中長調的人，但是實際上，晚唐時杜牧已作《八六子》詞，全首九十字，所以杜牧應當是第一個採用民間曲子詞中長調作詞的人。就杜牧的作古文與作《八六子》詞，都可以看出，他在文學創作上，是能夠不拘守傳統而接受新東西與民間東西的。
總之，杜牧詩的思想性與藝術性都有獨到之處。他的詩歌中經常表現對於國計民生的關懷，如削平藩鎮、收復河湟、抵禦回鶻等，而最終的目的是希望「生人但眠食，壽域富農桑」。他的詩中對於唐玄宗晚年的荒淫昏聵一再諷刺，對於晚唐時政也表示不滿，而對於勞動人民生活的困苦則寄與同情。這些詩都反映唐代歷史現實，也符合當時人民的要求與願望。他的詩中對於能反抗權奸而遭受貶謫的朋友表示讚揚與真摯的友誼，對於社會地位低下的人寄與同情。他又善於用七言絕句體作抒情寫景的小詩，這些詩雖未接觸較大的社會問題，但是寫景真切而言情深婉，能豐富讀者的內心世界，所以也為千古所傳誦。他的憂憤的情懷、宏偉的抱負與英發的天才，使他的詩歌表現出俊爽峭健的風格，而又有流美的韻致。所有這一切，都是杜牧詩的優點，而所欠缺的則是他並未多作陳訴民生疾苦的詩，如杜甫的「三吏」「三別」與白居易的《秦中吟》《新樂府》之類。但是我們評價古典文學時，如果「只把人民性看做人民生活的描寫是不夠的，有缺陷的」 。描寫民生疾苦之作固然有明顯的人民性，但是所謂人民性，是有豐富內容的，不能只限於此，而杜甫、白居易之所以偉大，也不專在於他們曾作過「三吏」「三別」《秦中吟》《新樂府》等詩篇。杜牧儘管沒有作過這一類的詩，我們還是應該承認他的詩是有人民性的，他不愧為晚唐一位傑出的詩人。所以，將杜牧詩歌中的佳作選出來，加以簡明的注釋，介紹給一般愛好中國古典文學的讀者，也還是有必要的。
三
下邊要談一談這本《杜牧詩選》選錄的標準與注釋的體例。
今所傳杜牧《樊川文集》二十卷，《外集》一卷，《別集》一卷，最早者有宋刊本。其中《樊川文集》二十卷，是杜牧外甥裴延翰所編次的。據裴延翰的序中說，杜牧於大中六年冬得病時，「盡搜文章閱千百紙擲焚之，才屬留者十二三」。而裴延翰平日保存了杜牧許多手稿，「比校焚外，十多七八」，因此編為二十卷，詩文合為四百五十首。這些作品當然是可靠的。至於《外集》《別集》，都是宋人所編 ，因為別擇不嚴，所以不盡可靠。據《全唐詩》與馮集梧樊川詩注所指出的，《別集》中《蠻中醉》是張籍詩，《子規》又見李白集，《外集》中《歸家》是趙嘏詩，《懷吳中馮秀才》是張祜作，《秋夕》亦見王建集，《龍邱途中二首》《隋苑》亦見李商隱集，《走筆送杜十三歸京》是旁人送杜牧的詩。此外，《別集》中如《邊上晚秋》《青冢》《邊上聞胡笳三首》《并州道中》諸詩，也都可疑。我以前作《杜牧之年譜》，考訂杜牧生平事跡，每年行蹤，歷歷可考，他未嘗到過并州與邊塞，這些詩可能也是他人作品混入者。因此，這個選本多是從《樊川文集》中選取，至於《外集》《別集》，則選錄較少，以昭慎重。
杜牧《樊川文集》以及《外集》《別集》，共存詩四百餘首，這裡選錄了一百一十三首。選擇的標準，根據杜牧詩歌思想性藝術性的種種特點而選其代表作，同時也相當照顧到杜牧傳記的史料價值，希望通過這一百多首詩，可以大略欣賞杜牧詩的特長，並了解他的為人。編次方法，最好是全用編年，不但對於每一首詩，因為知道它是作者在哪時哪地作的，了解可以更深刻，並且總起來看，也可以尋繹作者情思的變化與藝術的發展。我以前作《杜牧之年譜》時，曾將《樊川文集》以及《外集》《別集》中許多作品都考明它們的撰作年月或時期，但是仍有些是無法考定的。所以這本詩選分兩部分，第一部分是編年的，而不能編年的則歸入第二部分。
這本詩選的字句，依據楊氏景蘇園影印日本楓山官庫藏宋刊本《樊川文集》，也參考了《四部叢刊》影明刊本《樊川文集》 ，以及《全唐詩》、馮集梧《樊川詩集注》等。宋刊本中偶有顯然的錯字，都加以改正；此外，校勘上有問題者，亦在注中說明。另外，有少數幾首詩，如《及第後寄長安故人》《贈終南蘭若僧》《兵部尚書席上作》《嘆花》等，都不見於裴延翰所編的《樊川文集》，僅見於宋人所編的《外集》《別集》中，而最早則見於晚唐或五代人所著的《唐摭言》《本事詩》《唐闕史》諸書，所以選錄這幾首詩時，字句都依據最早見的書。
樊川詩有清人馮集梧注，僅注《樊川文集》中諸詩，《外集》《別集》未注。本書注釋，即以馮注為根據，而加以補充與修正。本書的編寫是供給一般愛好中國古典文學者閱讀，非專門研究之作，所以注釋均求簡明扼要。一般說來，不引古書原文，不注出處，不作考證，但是在必要時也偶有例外。古人注詩集有各種辦法，如注釋典故辭句、闡明詩意、史事疏證、有關資料的箋證等等。本書注釋即擬適當地斟酌採用這一些辦法，除去解釋難解詞句、註明典故、申述詩意以外，對於每一首詩涉及當時史事或杜牧行跡者，也都註明，如有問題，則加考證。晚唐、五代、兩宋人所著的雜史、筆記、詩話中談及杜牧詩者，或關於本事，或有所評論，也擇要引用或提到，希望能幫助讀者增加古典文學的常識而培養閱讀的興趣。
另外，附有《杜牧行年簡譜》，以供參考。
編者學識淺薄，這本《杜牧詩選》中的選目、注釋、前言以及杜牧行年簡譜，有錯誤疏漏之處，極望讀者指正。
繆鉞寫於成都四川大學 1956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