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傳 · ［附錄一］
人間要好詩
今年的春節風和日暖，萬里無雲，遠遠近近是一片歡騰的聲音，我在明淨的窗前閱讀杜甫詩集，隨時都想到白居易《讀李杜詩集因題卷後》一詩中最後的兩句：「天意君須會，人間要好詩」。這兩句詩使我感到有雙重的深遠意義：我們這豐富而偉大的時代，人民進行著曠古未有的鬥爭和建設，需要有好詩來歌頌和反映；作為後代的人，回顧過去的歷史，我們也需要通過不嫌其多的好詩把它認識得更清楚、更生動。關於前者，當代的詩人要互相勉勵，做更多的努力；關於後者，古人的確給我們留下了大量優秀的詩篇，把過去人民的現實生活和精神世界描繪得有聲有色，像《詩經》和漢魏樂府，像屈原和陶潛、李白和杜甫等人的著作，是多麼使我們足以自豪。
因此我在讀杜詩的時候，對於杜甫的一些不朽的詩篇，以及其中許多的「清詞麗句」就更為愛惜了。杜甫的詩的內容無論是它的廣泛性或是它的深刻性都超過了杜甫以前的和與他同時代的詩人的作品。杜甫的詩的價值，世人早有定評，這裡不想多說。我只想談一談杜甫詩里常常使人感到的一種樂觀的精神。
杜甫的時代是從「開元全盛日」轉變為「戰伐乾坤破，瘡痍府庫貧」、「路衢唯見哭，城市不聞歌」的時代。杜甫的一生是從「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轉變為貧病交加、流離道路的一生。杜甫寫他的時代和他自己的生活都是蘸滿血淚，沉鬱悲哀，但是讀者讀了他的詩，並不因而情緒低沉，反倒常常精神煥發，意氣高昂。這是什麼原故呢？主要是他那百折不回的樂觀精神在字裡行間感染著讀者。
例如七五九年，是杜甫一生里最困苦的一年。前半年他僕僕於「園廬但蒿藜」的洛陽道上，後半年他跋涉在艱險崎嶇的隴蜀途中。有名的「三吏」、「三別」、《秦州雜詩》，以及由隴入蜀的紀行詩都是這一年內完成的。這些詩無論是寫民間的疾苦，或是個人的災難，兀立讀者面前的詩人的形象可以用《秦州雜詩》中兩句詠馬的詩來形容：「哀鳴思戰鬥，迥立向蒼蒼。」同時他也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世人共鹵莽，吾道屬艱難」，因此他就百折不回地擔負起這個「艱難」。在同谷縣時，他窮困到了極點，每天在山谷里拾橡栗充飢，把一柄挖掘黃精的長鑱托以為命，但是這時他寫的《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把殘酷的現實和豐富的想像結合在一起，他引喉高唱，不管唱得多麼淒涼，他也不放棄希望，唱到第六首歌時，竟唱出「溪壑為我回春姿」。
杜甫一生關懷國運，蒿目民艱，可是他實際的政治生活卻非常短促，雖然如此，他那「窮年憂黎元」的熱誠並沒有絲毫退減過。他也說過「安危大臣在，不必淚長流」，這不過是一時的解嘲，實際上他那憂國憂民的淚是一直流到他死亡的前夕。他從不消極退縮，他無時無刻不希望有一天政治能夠清明，人民的生活能夠改善，他鍥而不捨，一再地寫出像「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那類的詩句。他不但自己是這樣，他對於有職位的朋友也常常勉勵說：「臨危莫愛身」、「早據要路思捐軀」。
詩人杜甫像 蔣兆和畫
但是他的胸襟並不因為這種鍥而不捨的執著態度變得憂鬱狹窄，而永遠是闊大開朗的。他的廣闊的胸懷往往通過自然界的壯麗景色給表達出來。像《登岳陽樓》這首有名的詩，「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寫的是詩人的處境，是客觀存在。可是在這四句的前邊他寫出，「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這當然也是客觀存在，但作者首先要有一個廣闊的胸懷，才能把洞庭湖的氣象寫得如此浩大。同樣情形，當他感慨於「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時，他的面前是「星垂平野闊，月涌大江流」；當他嘆息「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台」時，他的面前是「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當他想到「野哭千家聞戰伐」時，他聽到和看到的是「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這是詩人面前的風景，同時也是詩人的心境。又如「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籠中鳥」和「水上萍」是在現實社會中所過的侷促的生活，「日月」和「乾坤」是無邊的宇宙，作者若是沒有闊大的胸襟，「籠中鳥」和「日月」、「水上萍」和「乾坤」是不可能連綴在一起的。這絕不只是「本是形容淒涼之意，乃翻作壯麗之語」（見吳景旭《歷代詩話》卷四十一）的一種修詞學上的藝術手法。杜甫有了廣闊的胸襟，才能用這樣壯麗的景色來襯托他所寫的時代的艱辛和個人的不幸。這是杜詩里的一個特點，所以他的詩儘管悲哀沉痛，可是讀者在深受感動的同時，並不意氣消沉，而反倒興起昂揚振奮之感。
另一方面，杜甫對於自然界優美的景物也善於體貼入微，對它們懷有衷心的熱愛。流露這類感情的詩多半是在他生活比較安定的時期寫的，但是它們和一般消極的田園詩或山水詩不同，這裡也體現出作者深刻的樂觀主義精神。尤其是因為他一生中比較安定的時期非常短暫，而他竟能寫出不少這樣的詩篇，也就使人覺得更為可貴。《春夜喜雨》的「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把春夜小雨寫得多麼細緻入神，末兩句的「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把詩人所感到的歡喜寫得又多麼具體而又美麗。再看他重遊新津縣修覺寺時寫的《後游》的前四句，「寺憶曾游處，橋憐再渡時；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私」，個人的心情和面前的景物到了互相融洽、兩無間隔的境地。江山有待，花柳無私，是自然界的實際，更多的是詩人自己的胸懷。杜甫半生漂泊，雖然也常有日暮途遠、人事蕭條之感，但他也體會到「遠水非無浪，他山自有春」這個自然界無往而不可愛的真理。至於「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鵝兒黃似酒，對酒愛新鵝」，則說明這位五十多歲久經患難的詩人，對於弱小的生物心裡保持著多麼深厚的愛憐。
杜甫在舊日的封建時代度過了他的悲劇的一生。無論在什麼艱苦的情況下他都不曾被社會上的惡勢力和自己的貧病所壓倒，他也不曾採取任何一個方式逃避現實，這是由於他具有深刻的樂觀精神。這個樂觀精神是從他經歷的國家的災難、人民的疾苦和個人的悲劇里鍛煉出來的，痛苦越深，愛國愛民的感情也就更為深切，寫詩也更為努力。正是這個原故，他才創作了許多傳誦千古的好詩，影響無數後代的詩人，贏得廣大人民的敬愛。
關於杜甫的這種堅強的樂觀精神，說得很不全面，這只不過是一段讀杜詩的隨筆札記。
寫於一九六二年春節
紀念偉大的詩人杜甫
——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七日在杜甫誕生
一二五〇周年紀念大會上的報告
杜甫遺留給我們一千四百多首詩。這個數目不算不多，此外卻還有許多詩是失散了。他生前既沒有像白居易那樣熱心編訂自己的詩集，死後他的詩也沒有像王維的詩那樣由皇帝詔令編進，他的詩集是到了北宋時才由杜詩的愛好者廣事搜羅，精心審定，逐漸編輯起來的。杜甫在安史之亂以前就說過，他已經寫了一千首左右的詩，可是在他的全集裡，前期的詩只保存了一百多首。就是安史之亂以後的詩，也難免沒有遺失。杜有的詩集雖然有這無法彌補的缺陷，但我們如果按照編年的次序來讀，卻像是在讀一部有組織的完整的作品。其中大部分是不同體裁的、獨立的篇章，也有不少計劃周密的組詩，而且每個階段的詩有每個階段的特點，可是總的看來，則從頭到尾構成一個整體，有如一座璀璨壯麗、豐富多彩的大廈。
杜甫的詩一向被稱為「詩史」。這部「詩史」生動而真實地反映了他那時代政治、經濟、軍事和社會生活的巨大變化，並對許多重要問題表達了作者的進步主張；它還有聲有色地描繪了祖國壯麗的山河、新興的城市，以及一些蟲鳥花木的動態；在自然的圖景和社會的變化中，它也敘述了作者不幸的遭遇和內心的矛盾，抒發了作者深厚的思想感情和迫切的願望，所以它也是作者的忠實的自傳。它和屈原的辭賦、司馬遷的《史記》、施耐庵與曹雪芹的長篇小說一樣，經緯縱橫，包羅萬象，給讀者一個豐富而又完整的印象。
我們翻開杜甫詩集，一開始就會讀到他早年寫的《望岳》，「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再讀到他晚年的詩，又有《登岳陽樓》里「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那樣的名句。泰山卓立在齊魯的平原，洞庭湖的東南劃分了吳楚的疆界，一在全集的開端，一在全集接近結束的地方，中間有如長幅的畫卷一般，展示出秦川的雲樹、隴右的關山、蜀地的峰巒和江水，杜甫都用他雄渾的詩筆一一加以描繪。在這壯麗的大自然中他也從不曾忽略動物界、植物界的優美景物。他的詩反映時代的重大事件和社會矛盾，從來沒有間斷過，從長安時期的《兵車行》直到在湖南寫的《歲暮行》，有無數感人的詩篇，記載了國家的災難和人民的痛苦。至於他個人的思想感情，從早年「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的抱負到晚年「欲傾東海洗乾坤」（《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的理想，從《自京赴奉先縣詠懷》的「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到逝世前一年寫的「落日心猶壯，秋風病欲蘇」（《江漢》），儘管是心情起伏，變化多端，他憂國憂民的積極精神卻是首尾一貫的。這一切使人感到，好像全集的結構詩人早已設計好了似的。這當然是不可能的。至於杜甫詩集所以能顯示出這樣的完整性和一貫性，主要是由於杜甫愛國愛民的政治熱情是始終不渝的，他忠於藝術的創作熱情是一生不懈的。今天我們紀念這個偉大的詩人，試圖對於他的政治熱情和創作熱情作一些敘述。
杜甫的時代是唐代封建社會發生急劇變化的時代。杜甫青年時，還經歷了所謂的開元之治。但當時由於貴族官僚、地主豪商，以及寺院僧侶都廣置莊園，兼併土地，使在一定程度上有利於農業發展的均田制遭到破壞，大量農民失卻土地。以均田制為基礎、對中央政權起鞏固作用的府兵制也難以維持下去，隨後各地節度使招募兵士，長期率領，地方勢力逐漸強大。更加上以唐玄宗為首的統治集團日趨腐化，對內橫徵暴斂，對外連年進行掠奪性的戰爭，使得貧富懸殊越來越大，階級矛盾越來越深，最後爆發了成為唐代由盛到衰的轉折點的安史之亂，並且導致了鄰近民族的不斷入侵和此伏彼起的長期內亂。廣大的人民在這時期擔受著各種各樣難以想像的苦難。杜甫個人的生活也同樣發生顯著的變化，他從一個官僚家庭的子弟轉變為一個常常衣食無著、貧病交迫的「眾人」（他自己常說：「生涯似眾人」（《上韋左相二十韻》）、「老逐眾人行」（《悲秋》）。由於個人的貧困，他逐漸接近貧困的人民，深切地體會到人民的哀樂和願望，同時他念念不忘國家的危機和民族的命運，因此他寫的詩便成為這個錯綜複雜、變化多端的時代的一面鏡子。
這面鏡子所照映的事物，不是浮光掠影，也不是些煩瑣細節，而多半是轉變過程中帶有關鍵性的重要事件。當唐玄宗在天寶年間對外進行掠奪性的戰爭，連遭失敗，人民負擔著過度的賦稅和徭役時，杜甫寫出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兵車行》。這首詩雖然是從父母妻子送別行人寫起，詩人主要的著眼點則在於「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和「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他想到的是有關國計民生的農業生產和統治者對人民的剝削。當唐代的統治集團集中天下財富，驕奢淫逸的生活達到極點，安史之亂的爆發已迫在眉睫時，杜甫一再指出尖銳的社會矛盾。「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是給這個日趨腐爛的社會敲起的緊急的警鐘。安史之亂延續了七年多，杜甫的憂思焦慮完全貫注在平復叛亂和人民的痛苦生活上邊，但他同時也高瞻遠矚，看到當時的當政者由於只顧燃眉而忽略了的兩件大事：一件是借用外族兵力平定叛變會帶來無窮的後患，一件是西方的防務空虛會引起西方民族的入侵。為這些隱憂他寫了不少詩篇，事實上過了不久，杜甫所擔心要發生的事都成為慘痛的現實。像杜甫這樣具有政治敏感，既能博覽全局，又能洞察隱微，不只是在他同時代的詩人中很少有人能和他相比，就是過去歷代偉大的詩人中也是不多見的。至於陳述人民的痛苦，諷諭皇帝的昏庸荒淫，揭發地方官吏的殘暴跋扈，杜甫無論在什麼時候，都看作是詩人在他的時代里應盡的職責。他運用不同的詩體，有時直陳其事，有時通過比喻和寓言，寫得委曲婉轉，有時也把深刻的體驗和認識概括為簡練的詩句，像「無貴賤不悲，無富貧亦足」（《寫懷》）、「盜賊本王臣」（《有感五首》之三）、「喪亂死多門」（《白馬》）等句包涵有多麼豐富的內容！此外還有個別篇章以高度的藝術手腕，簡要而明確地敘述了幾十年的巨大變化（如《憶昔二首》），直到現在，還常被歷史家所徵引。
杜甫的詩反映現實，能夠這樣深刻，主要是因為他觀察事物，一切都是從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出發。這一點最突出地表現在他對待戰爭的態度上邊。杜甫寫過許多關於戰爭的詩，但是戰爭的性質不同，杜甫對待的態度也不一樣。在那時，有皇帝窮兵黷武、邊將貪功圖利、對其他民族的掠奪性的戰爭，有國家危在旦夕、鎮壓叛亂的戰爭，有抵禦外族蠶食邊疆、入侵內地的戰爭，有各地將領擁兵自主、互相殘殺的內亂，還有小規模的農民起義。這種「萬國皆戎馬」的局面，不知引起詩人多少次的「酣歌淚欲垂」《雲安九日鄭十八攜酒陪諸公宴》），直到他死亡前夕最後的一首長詩里還嘆息著戰血長流，軍聲不息。他深深認識戰爭給人民帶來的苦難是深重的，「喪亂死多門」是一句有力的概括。但是杜甫並不像過去一部分文學史家片面地所理解的，是一個無條件的非戰論者，他對於不同性質的戰爭有不同的看法。有害於人民和國家的侵略戰爭，他是反對的；有關民族命運和國家生存的反侵略戰爭，在任何情況下他都是擁護的；各地軍閥的內亂，他是深惡痛絕的；至於農民起義的意義，杜甫還認識不清，可是他已經看出「盜賊本王臣」的道理，這在當時可以算是最進步的觀點了。
前邊提到的《兵車行》是對於唐玄宗君臣不顧農業生產，不管人民死活，一味在邊疆發動戰爭的抗議。同時杜甫在《前出塞》里也提出詰問，「君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殺人亦有限，列國自有疆，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他後來回憶當時征伐的情景，是「百萬攻一城，獻捷不雲輸，組練去如泥，尺土負百夫」（《遣懷》），一寸寸的土地都要用大量的生命和財富來換取。這種侵略戰爭所得的後果一方面是田園荒蕪，農業生產衰落；一方面是播下了民族間互相仇恨的種子。關於前者，《兵車行》里已經說得很沉痛，在另一首晚年的詩《又上後園山腳》里也指出來，「平原獨憔悴，農力廢耕桑，非關風露雕，曾是戍役傷」。關於後者，例如吐蕃和唐本來是甥舅一家、友好和睦的，但在天寶年間，玄宗任使哥舒翰對吐蕃大事殺伐，傷害了民族間的感情，等到唐朝的勢力衰弱時，吐蕃便一再入侵。杜甫對於這種後果看得很清楚，他說，「贊普多教使入秦，數通和好止煙塵：朝廷忽用哥舒將，殺伐虛悲公主親。」
杜工部行次昭陵詩卷元 鮮于樞
此詩卷氣勢雄渾健拔，筆墨酣暢淋漓，豪放縱逸，多以楷法注入行書，行中偶亦間草，筆法圓勁蒼潤，大氣磅礴，矩度嚴謹，自然天成，無一筆懈怠和板滯，尤具旭、素之風韻，是鮮于樞得心應手之作，也是最能代表鮮于樞筆勢特點的作品之一。試觀其撇捺之勁利爽捷，豎筆之一拓直下，露鋒出筆，都增加了字體的雄強偉岸之勢。特別是在用墨上，本卷極重視墨色的濃淡潤燥，間以飛白筆法，豐富了書法藝術的視覺形象，調動了人們多層次，多角度的審美情趣。現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對於鎮壓安史之亂和抵禦外侮的戰爭，杜甫則採取與之相反的肯定態度。他被困在淪陷的長安時，寫出關心軍事動態、充滿愛國精神的《悲陳陶》、《悲青坂》、《塞蘆子》等名篇。後來逃至鳳翔，任左拾遺，寫過許多送友人赴任的詩，在提到「去秋群胡反，不得無電掃」（《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殷切地勉勵友人「垂淚方投筆，傷時即據鞍」（《送楊六判官使四蕃》）的同時，也關心到西方邊陲的危機，「東郊尚烽火，朝野色枯槁，西極柱亦傾，如何正穹昊？」（《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在唐軍反攻的期間，他寫的《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觀兵》等詩都無異於鼓舞士氣的雄壯的戰歌。他心中燃起的對於叛逆和入侵的外族敵愾同讎的火焰始終沒有停息過。代宗廣德元年，杜甫流離川北，吐蕃攻陷松、維、保三州，他寫出悲壯的《歲暮》：「歲暮遠為客，邊隅還用兵。煙塵犯雪嶺，鼓角動江城。天地日流血，朝廷誰請纓？濟時敢愛死，寂寞壯心驚。」這類詩在他的詩集裡是數見不鮮的。
國家大難當前、危在旦夕時，杜甫認為，抵禦敵人是人民應盡的職責，他一再寫詩鼓勵。他在洛陽路上，看見一些橫暴的差吏把未成丁的男孩、孤苦的老人等都強征入伍。他面對這種不合理的現象，替這些人提出沉痛的控訴，對那些差吏給以嚴厲的譴責，但是一想到目前壯了缺乏，而又大敵當前，便轉變了口氣，儘可能對這些被徵調的人說幾句慰解或鼓勵的話。為了國家的利益，他只好勸他們暫時忍受個人的痛苦，還是抵禦敵人要緊。這時他的心裡充滿了矛盾，使他寫成了撼動千古人心的「三吏」、「三別」。——同時他也沒有忘記農業生產，但是他的想法和寫《兵車行》的時候不同了，他在一首《喜晴》里說：「丈夫則帶甲，婦女終在家；力難及黍稷，得種菜與麻。」這就是說，婦女在家，不慣於耕種黍稷，至於種菜種麻，還是可以勝任的，他再也不說「禾生隴畝無東西」了。
至於各地的軍閥官僚，橫徵暴斂，互相砍殺，不把唐朝的中央政權看在眼裡，這局面自從安史之亂以來，一天比一天嚴重。杜甫到了四川，四川是戰亂頻繁，到了湖南，湖南也發生騷亂。杜甫無論到哪裡，所看到的都是「哀哀寡婦誅求盡」（《白帝》）、「無有一城無甲兵」（《蠶谷行》）。杜甫對那些爭權奪利的「邊頭公卿」，口誅筆伐，寫過許多長詩和短句。他為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總希望他們能夠稍微照顧點民間疾苦，對皇帝表示擁護。但是「重鎮如割據，輕權絕紀綱」（《入衡州》），這時皇帝的「權」，在均田制遭到破壞、府兵制業已廢弛的情況下，在內憂外患不斷發生的情況下，在嬖佞當權、皇帝昏庸逸樂的情況下，是再也振作不起來，因此紀綱也就無法維持了。
杜甫在這混亂的封建社會裡，「兵革自久遠，興衰看帝王」（《入衡州》），總是把改善的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他對於不自振奮的皇帝，時而規勸，時而諷諭，有時也進行大膽的揭發，幻想皇帝能行儉德，有一番作為，不是迫切地喊出「誰能叩君門，下令減征賦」（《宿花石戍》），就是諄諄地論述「由來強幹地，未有不臣朝」（《有感五首》之四）。儘管他在詩里苦口婆心，反覆陳詞，這些話是不可能聽到皇帝的耳里去的。他時常夢想「貞觀之治」的再現，但是造成「貞觀之治」的客觀的和主觀的條件都已不存在了。這是封建社會一個出身於統治階級而又愛祖國、愛人民的詩人在所謂君昏世亂的時代里常常遇到的悲劇，到了皇帝或國王這一關，矛盾就無法解決了。這是屈原經歷過的悲劇，也是杜甫的悲劇。
杜甫在這樣的悲劇中，雖然也間或流露出消極的、感傷的情緒，但主要的是始終保持著旺盛的政治熱情。「尚思未朽骨，復睹耕桑民」（《別蔡十四著作》），他從來沒有放棄過宇宙澄清的希望。他不曾像白居易那樣，在寫了大量能代民立言的諷諭詩以後（這些詩我們要給以很高的評價），在晚年寫了許多千篇一律樂天安命的閒適詩，並且用孟軻所說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作為他政治熱情減退、態度轉為消極的根據。杜甫是達則兼善天下，窮卻不肯獨善其身。他在肅宗時充當過短時期的諫官左拾遺，這本來說不上什麼「達」，他卻不顧生死，充分執行了左拾遺的任務，因而引起皇帝的不滿，他從此與長安永別，流離半生。對於朋友，他也經常勉勵以國事為己任。嚴武入朝時，他向他說，「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奉送嚴公入朝十韻》）。他在長沙寄詩給道州刺史裴虬說，「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在這同一首詩里，他說他自己是「齒落未是無心人，舌存恥作窮途哭」，這是多麼堅強而卓絕的精神。
杜甫很早就把自己比作葵藿，他說，「葵藿傾太陽，物性固難奪」。這儼然是一句終身的誓詞，他無論在什麼時候、什麼處境，都不能改變這個關心朝政的「傾太陽」的「物性」。他晚年在湖南，「右臂偏枯半耳聾」，感到「年年非故物，處處是窮途」（《地隅》），但他仍然是痛苦越深，毅力越強，「留滯才難盡，艱危氣益增」（《泊岳陽城下》）。我們認識到這種堅忍不拔的積極精神，才能理解他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鳳凰台》《朱鳳行》一系列的高歌，寧願犧牲自己，使人民能夠得到幸福；才能理解他「芟夷不可闕，疾惡信如仇」（《除草》）、「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五首》之四）那類的詩句，愛憎鮮明，有充沛的戰鬥力量；才能理解他絕大部分的詩篇中個人的喜怒哀樂和國家與人民的命運是那樣聲息相通，血肉相聯。
「留滯才難盡，艱危氣益增」，這說明他的積極精神從不曾被艱危壓倒，他的詩才也不曾因為生活上的阻礙而枯竭。他的政治熱情和創作熱情始終是興旺的。他在另外兩首不同的詩里也有過同樣意義的詩句：在政治上他是「時危思報主，衰謝不能休」（《江上》）；在藝術上他是「他鄉閱遲暮，不敢廢詩篇」（《歸》）。這兩聯詩互相呼應，有如兩扇羽翼，負載著杜甫的詩凌空飛翔。杜詩的豐富的政治內容是依靠高度的藝術能力給表達出來的。
杜甫一生關心政治，也一生鍛煉詩篇。他從七歲開口詠鳳凰起始，直到在死亡的前夕，病臥舟中，還以極大的功力寫出《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的排律，結束了他悲劇的一生為止，從未停止過歌唱。如前所述，他前期的詩，有十分之九是失散了，這是一個無法彌補的損失。當然，他前期詩的成就不會有後期的詩那樣高，但是從「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詩是吾家事」（《宗武生日》）、「法自儒家有，心從弱歲疲」（《偶題》）這些詩句看來，從他在《進雕賦表》里關於自己早期詩歌的介紹看來，我們可以知道，詩是從他的祖父杜審言以來的家庭的傳統，他從「弱歲」起就不斷地為詩而努力，而且也有了一定的成就。
杜甫因避安史之亂流亡到成都，在友人的幫助下，於風景秀麗的浣花溪畔蓋起來一座茅屋，便是他詩中提到的「萬里橋西宅，百花潭北莊「的成都草堂。
他對於詩的努力，我們可以從兩方面來談，一方面是字斟句酌、「語不驚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的對自己的嚴格要求，一方面是「不薄今人愛古人」、「轉益多師是汝師」（《戲為六絕句》）的向古人和今人虛心學習的態度。這兩方面是他把詩作為武器所要下的基本功夫，至於詩的靈魂還是他那永不衰謝的政治熱情。
在杜甫的詩集裡我們可以讀到一些詩句，論到他寫詩的要求和經驗。他的要求第一是「穩」，他說，「賦詩新句穩」（《長吟》），他誇獎一個朋友的詩是「毫髮無遺憾」（《敬贈鄭諫議十韻》），這種「穩」、這種「無遺憾」，是語言的準確，把情和景用極恰當的字句表達出來。第二，他進一步要求生動活潑，出語驚人，「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在一首詩里，使帶有關鍵性的字句起畫龍點睛的作用，給詩以更大的生命力，這也就是陸機《文賦》里所說的「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杜甫自己在給漢中王李瑀的詩里也提到，李瑀喜愛他的詩中的警策；他在《八哀詩》紀念張九齡的一首里說，張九齡的詩是「自成一家則，未闕隻字警」。過去的詩話詩評關於杜甫在這方面的艱苦努力和卓越成就有過許多論述，杜詩中警策的字句是俯拾皆是，不勝枚舉的。第三是要求合乎詩律，這主要是為了加強詩的音樂性和對仗的工整。他說，「晚節漸於詩律細」（《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其實他不只是晚年才注意詩律，他在長安時就常常稱讚朋友的詩是「詩律群公問」（《承沈八丈東美除膳部員外阻雨未遂馳賀奉寄此詩》），是「遣詞必中律，利物常發硎」（《橋陵詩三十韻》），是「思飄雲物外，律中鬼神驚」（《敬增鄭諫議十韻》）。由此可以想見，當時鑽研詩律，是一時風氣，杜甫也很重視。尤其是最後的一聯，使人感到詩律對於詩歌的能手並不起束縛作用，如果詩人有豐富的想像，又能駕馭詩律，則作品更能驚人。所以杜甫寫出來那麼多撼動讀者心靈的五律、七律，以及一部分長篇的排律，這是他在中國詩歌史里的巨大的貢獻之一。杜甫也不是死板地遵守詩律，他有時根據內容的需要刨造性地衝破常格，例如他的一些拗體律詩，更能增強音節的頓挫，抒發他的深厚的感情。
杜甫為了達到這樣嚴格的要求，他在創作上盡了極大的努力，「新詩改罷自長吟」（《解悶十二首》），是他寫詩的必經過程。為了字斟句酌，出語驚人，他要不斷修改（我們現在是看不到了，據說宋朝人還看見過他親筆改過的詩稿）。改好以後，還要反覆吟誦，也是為了字句的精確和音調的完美。在這上邊他下了許多苦工夫，他一再地提到寫詩的「苦用心」。杜甫在一些題畫的詩里，常說「更覺良工心獨苦」（《題李尊師松樹障子歌》）、「意匠慘澹經營中」（《丹青引》），這雖然指的是作畫，實際上也是他寫詩的深刻的體會。
他在創作時，這樣下苦工夫，另一方面，他又常常談到寫詩的迅速，他誇獎李白是「敏捷詩千首」（《不見》），他自己也說「下筆如有神」、「詩成覺有神」（《獨酌成詩》）、「詩應有神助」（《游修覺寺》）。這些神來之筆，不是什麼從天上掉下來的東西，是依靠充分的文學修養得來的。文學修養主要是依靠長期的生活經驗和創作經驗的積累。杜甫具有深厚的思想感情，一生憂國憂民，關心政治，身受顛沛流離之苦，生活的經驗是很豐富的。至於創作經驗，杜甫則在自己創作實踐的同時，大量吸取了古人和今人的成就。過去人們說，文人相輕，杜甫就不是這樣，他很善於重視別人的優點，虛心學習。他對於同時代的詩人，無論是和他熟悉的李白，高適、岑參，或是和他不甚熟悉的元結、王維、孟浩然，都給以很高的評價。他非常殷切地願望能和人論詩論文，聽取別人的意見。他回憶過去和李邕、李白、高適、岑參、蘇源明、孟雲卿等人相與論文的情景，總是念念不忘，認為這是最大的快樂。當然，在他晚年，這些詩人大部分死去了，唐代的詩壇一時陷於消沉，他也發過「豪俊何人在，文章掃地無」（《哭台州鄭司戶蘇少監》）的感慨。
湖南平江杜甫墓。杜甫避難進入衡州，後乘船去荊州，遂逝世在此地。
對待古人和文學遺產，他在《戲為六絕句》和《偶題》的前半章里表示了他的公平態度。《偶題》一開始就說：「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聲豈浪垂。」這是說每個成名的作家都有獨到之處，各具心得。我們要善於發現他們的優點，不能隨便抹煞。所以他對於當時一些輕薄為文任意否定初唐四傑的人們，在《戲為六絕句》里給以譴責。他對於作家的評價是這樣謹慎，對於每個時代的文學，他也認為各自有它的特點，後代繼承前代的傳統，又有所變化，翻出新樣，哪怕是餘波迴響，也不無可取的地方。所以他說，「前輩飛騰入，餘波綺麗為；後賢兼舊制，歷代各清規。」例如南北朝文學，尤其是齊梁以後的文學，應該占什麼樣的地位，杜甫的心裡有很明確的尺寸。他對於南北朝傑出的詩人如陶潛、鮑照、庾信，都推崇備至。就是次要的詩人，只要他們有一技之長或是獨得之妙，他也虛心學習，「孰知二謝將能事，頗學陰何苦用心」（《解悶十二首》），因為從他們那裡還是可以學到一些藝術技巧。但他也指出，不要作齊梁的後塵。還有漢以來的樂府民歌，更是他學習的對象，他許多具有代表性的七古、五古都是繼承而且發揚了樂府詩的傳統，並且「即事名篇」，為下一代以白居易為首的新樂府運動開闢了道路。但是杜甫這種廣泛的虛心學習不是沒有選擇的，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善於「別裁偽體親風雅」，才能「轉益多師是汝師」。元稹評論杜甫藝術上的造詣「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文人之所獨專矣」，是為世人所公認的定論。
三彩文吏傭，唐，高112.5厘米。
杜甫謙虛謹慎的學習和苦心孤詣的寫作使他的詩歌獲得巨大的成就，給我們留下來這部用血淚寫成的、引起後代千萬讀者同情和敬仰的「詩史」。但是他的詩的成就，只靠著高度的藝術修養是不夠的，主要還是決定於我們一再提到的愛祖國、愛人民的政治熱情。就以「苦用心」而論，中唐晚唐有過不少的苦吟詩人，他們搜索枯腸，嘔盡心血，有的傳為詩壇佳話，但是結果寫出來的詩卻不都很成功。中唐詩人賈島「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知音如不賞，歸臥故山秋」所指的那兩句「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我們現在讀來，並不見得有什麼特色。晚唐詩人盧延讓「吟安一個字，拈斷數莖須」的精神，值得人們學習，但是他本人留下來的十首詩和幾聯殘缺的斷句，也沒有什麼驚人之處。這是因為他們的詩缺乏豐富的思想內容。同樣情形，寫詩只靠從古人的書中取得出處和技巧，也是不夠的，因為古人的書不能成為文學創作的泉源，真正取之不竭的泉源是現實生活。如宋代以後的一部分詩人，他們脫離現實生活，強調從書本中尋求詩料，在藝術上也可能有些貢獻，而詩的成就究竟是很有限的。元好問所說的「傳語閉門陳正字，可憐無補費精神」正是對這種寫詩態度的批判。但是有了現實生活豐富的閱歷，也不一定就能寫出詩來。明朝末年，有一位熱情的杜甫研究者，名叫王嗣奭，他對於杜詩作過不少精闢的分析和闡述，在論到「三吏」、「三別」時，他說這樣的詩，「非親見不能作，他人雖親見亦不能作。公以事至東都，目擊成詩，若有神使之，遂下千秋之淚」。誠然，像杜甫詩里所反映的民間疾苦和國家災難，在那大變亂的時代到處都可以看到，杜甫同時代的詩人除了元結等少數人外為什麼竟視而不見，雖親見也不能寫成詩章呢？王嗣奭提出這個問題是很有意義的，可是他所說的「若有神使之」卻是一個抽象的回答，使人不大容易理解。實際上這個「神」不是別的，就正是杜甫憂國憂民的政治熱情，更加以他有高度的藝術修養。
杜甫的永不熄滅的政治熱情的根源，許多杜甫研究者都認為是杜甫親身遭受時代的劇變和個人的不幸，逐漸超越了他出身階級的局限，越來越多地接近人民，體會到人民生活的甘苦，自己的思想、感情與願望和人民的思想、感情與願望趨於一致了。
杜甫詩歌內容的廣博淵深和藝術形式的高度成就，不是這篇短短的報告所能深入探討的；這裡僅就杜甫的政治熱情和創作熱情作一些粗略的敘述，希望在我們紀念他的時刻，能夠從杜甫的文學遺產中得到一些可貴的借鑑和有力的鼓舞，以有利於建設我們前途光芒萬丈的社會主義文學。
論杜詩和它的遭遇
杜甫的詩一向稱為詩史。我們現在也常沿用這個名稱標誌杜詩的特點，它廣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亂前後的現實生活和時代面貌。但是這個名稱應如何理解，它包涵一些什麼內容，被稱為詩史的杜詩和杜甫以前的詩以及唐代的詩的關係是怎樣，還是不夠明確的。我想對於這些問題略加論述，並提出一點有關文學史的粗淺的意見。
把杜詩稱為詩史，最早見於晚唐孟棨的《本事詩）。《本事詩·高逸第三》在敘述李白的一段中，附帶著提到杜甫，說「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從「當時號為詩史」這句話看來，詩史這個名稱好像是在杜甫時代已經存在了，——縱使不在杜甫時代，也應該在孟棨以前。可是就我們能夠看到的唐代的記載中，除了《本事詩》外，卻沒有其他的地方提到詩史。
普遍地用詩史標誌杜詩的特點，始於宋代。五代時寫成的《舊唐書》杜甫本傳沒有提到詩史；《新唐書》則說，杜詩「世號詩史」。宋代詩文以及詩話中，凡是有關杜甫的，詩史二字常常可以遇到。有的說，「先生以詩鳴於唐。凡出處去就，動息勞佚，悲歡憂樂，忠憤感激，好賢惡惡，一見於詩，讀之可以知其世。學士大夫謂之詩史」（胡宗愈《成都新刻草堂先生詩碑序》）。有的說，「杜少陵子美詩多紀當時事，皆有據依，古號詩史」（陳岩肖《庚溪詩話》卷上）。
像「推見至隱，殆無遺事」、像「讀之可以知其世」、像「紀當時事，皆有據依」，的確是杜詩的特點，也是杜甫成為我國一個偉大詩人的重要原因之一。杜甫在這方面給中國的詩歌開闢了一個廣闊的新的領域，致使明代的唐詩研究者胡震亨說，「以時事入詩，自杜少陵始」（《唐音癸簽》卷二十六）。以時事入詩，杜甫發揮了極大的獨創性，道前人所未道，這是杜甫對於中國詩歌的豐功偉績，但是說自他起始，卻不符合我國詩歌傳統的實際。清代洪亮吉有過這樣一段話：
……凡作一事，古人皆務實，今人皆務名。即如繪畫家，唐以前無不繪故事，所以著勸懲而昭美惡，意至善也。自董、巨、荊、關出而始以山水為工矣。降至倪、黃，而並以筆墨超脫，擺脫畦徑為工矣。求其能繪故事者，十不得三四也；而人又皆鄙之，以為不能與工山水者並論。豈非久久而離其宗乎？即詩何獨不然。魏晉以前，除友朋贈答山水眺游外，亦皆喜詠事實，如古詩《為焦仲卿妻作》，以迄諸葛亮《梁父吟》、曹植《三良》詩等是矣。至唐以後，而始為偶成漫興之詩，連篇接牘有至累十累百不止者，此與繪事家之工山水者何異？縱極天下之工，能借之以垂勸戒否耶？是則觀於詩畫兩門，而古今之升降可知矣。
——《北江詩話》卷四
這段話的結論有些偏激，可是論者從繪畫與詩歌的發展中指出古人多描繪或歌詠事實，並互相作了比較，是很有見地的。
我們一向有一個因襲的看法，由於我國漢民族在古代沒有產生過像印度和古希臘那樣長篇的英雄神話史詩，便說中國的詩歌長於抒情，短於敘事。誠然，中國的抒情詩在世界文學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比較完整的敘事詩發展也較晚，《詩經》只有個別的篇章是敘事的，《楚辭》里有豐富的神話傳說，主要還是抒情的，但是從漢樂府詩到蔡琰的《悲憤詩》，古詩《為焦仲卿妻作》、《木蘭詞》等卻是有不少敘事的傑作。並且有一個特點值得我們注意，我國古代的詩歌，縱使是抒情詩也是和社會生活與時代的變化有密切的聯繫，其中還間或摻雜著敘事，不像是古希臘的敘事詩和抒情詩那樣，判然是兩個領域。至於鳥獸草木等自然景象，在我們古代的詩歌里主要是起比興作用，並不成為歌詠的對象。《詩經》，《楚辭》中絕大部分的作品就是這樣。像春秋時代獻詩言志和賦詩言志的風氣，季札使魯觀樂而知國政的記載，都可以說明《詩經》里大量的詩篇在當時所起的政治作用。所以孔丘用「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論語·陽貨》）把《詩經》的作用給了一個明確的概括。後來孟軻讀詩，也是要「知其人」、「論其世」（《孟子·萬章》下）。「興觀群怨」和「知人論世」遂成為後代許多文學鑑賞者和文學批評者的準繩，這個準繩的建立是和《詩經》的特點分不開的。所謂古人「喜詠事實」，要從廣義的意義來理解，大量聯繫現實起「興觀群怨」作用的抒情詩也應包括在內，前面洪亮吉所舉的例子，還未免有些狹窄。這個詩歌密切聯繫現實的傳統，直到建安時代，始終沒有間斷過。到了南北朝，才先後產生了一度風行一時的玄理詩和對於後世發生巨大影響的山水詩。
玄理詩，尤其是山水詩的產生標誌著封建社會裡士族文化的「成熟」（成熟再進一步便接近腐爛），它們的作者具有更多的文化修養和時間的餘裕，把仿佛是深奧而實際是空虛的玄理和能使人超脫「塵俗」的自然景物作為他們吟詠的對象。從內容來看，這也是一片新的詩的國土，在藝術技巧上也有相當大的發展，但是這些詩的作者大都忽視現實，游心物外，引導著詩歌脫離聯繫實際生活的優良傳統。若是拿「興觀群怨」和「知人論世」的準繩來要求，他們的作品就很難起這樣的作用了。關於他們的功過，有待於文學史家進一步的分析研究。齊梁以後，除卻少數的例外，詩風更為淫靡，「嘲風雪，弄花草」（白居易《與元九書》），忽視現實，追求形式，它的影響所及，到了唐代初期，也沒有衰謝。所以盛唐時期詩歌的革新者如陳子昂、元結等都把這種詩風作為他們鬥爭的目標，為恢復和發揚中國詩歌從《詩經》以來的優良傳統而努力。後來齊梁淫靡的詩風得到克服，可是南朝以來的山水詩卻在唐代許多詩人的作品中得到進一步的發展。
回顧詩歌的歷史，追溯《詩經》的傳統，若是說「以時事入詩，自杜少陵始」，是不符合事實的。如果把目光局限在從晉宋到唐初的三百年內，這時期的詩歌除卻陶潛、鮑照，庾信以及後來的陳子昂等人優秀的作品外，自然代替社會，形式勝過內容，已成為普遍的現象，而杜甫以其滿腔熱誠，大量地歌詠時事，從這方面看來，說是自他開始，也未為不可。
杜甫生在唐代封建社會發生巨大變化的時代。他青年時期經歷的「開元之治」和他中年以後、也就是安史之亂爆發以後社會秩序的混亂相比，儼然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國家的危機和人民的痛苦通過種種難以想像的、聳人聽聞的事實呈現在他的面前。他面對許多殘酷的事實，既不惶惑，也不逃避，而給以嚴肅的正視。他既有熱情的關懷，也能作冷靜的觀察，洞悉時代的癥結和問題的核心的所在。例如統治階級對人民無止境的剝削、戶口的流亡和農業生產的衰落、中央勢力的衰微和地方藩鎮的跋扈，以及如何分別對待性質不同的戰爭，這些在那動亂時代里暴露出來的重大問題，都成為杜甫大部分的詩里的主要內容。他觀察的範圍之廣、認識之深，並能以高度的藝術手腕把他觀察、認識的所得在詩歌里卓越地表達出來，大大超過了在他以前的任何一個詩人。所以我們說，杜甫是中國詩歌優良傳統偉大的繼承者和發揚者。也就是這個原故，杜詩才獲得了千百年來被人所公認的詩史的稱號。
詩史不同於歷史，不能理解為用詩體寫成的歷史。一部好的歷史同樣需要作者能夠認識時代的癥結和重大問題的核心，同樣可以寫得很生動。可是作為詩史的杜詩則在深刻反映現實的同時，還通過多種多樣的風格和具有獨創性的表達方法處處體現出作者本人的形象，很少只是客觀的描述。浦起龍說得好，「少陵之詩，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會寄焉者也」（《讀杜心解，少陵編年詩目譜）附記）。誠然，杜甫詩反映了玄宗、肅宗、代宗三朝的事跡和人民的生活，同時也浸透了作者的思想感情，使人感到詩人的性情活躍在詩的字裡行間。這正是杜甫的詩史與一般歷史不同的地方，正如胡宗愈所說的，裡邊包涵著詩人的「出處去就，動息勞佚，悲歡憂樂，忠憤感激，好賢惡惡」。
如前所述，抒情和時事與社會生活相結合，是我國詩歌從開始以來一直到建安時代的一個共同的特點。這個特點的發揚光大，杜甫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杜甫中年時期的兩篇傑作《自京赴奉先縣詠懷》和《北征》，裡邊有抒情，有敘事，有紀行，有說理，有對於自然的觀察，有社會矛盾的揭露，有內心的衝突，有政治的抱負和主張，有個人的遭遇和家庭的不幸，有國家人民的災難和對於將來的希望。這兩首長詩里都交錯著這些豐富的內容，心情起伏不定，語言縱橫馳騁，說明作者在這變化多端的時代面對著社會和自然的種種現象都銳敏地發生強烈的感應。這樣的詩是詩人生活和內心的自述，也是時代和社會的寫真，個人的命運和國家與人民的命運緊密聯繫，二者在藝術上得到高度的融合。《同諸公登慈恩寺塔》、《哀江頭》等詩，雖然篇幅較短，也是同樣具有這種特點。又如以第三者的身份寫的《前出塞》和《後出塞》兩組組詩，作者用精煉有力的詩句曲折反覆地表達出從軍西北和東北的戰士的心情變化，實際上也是詩人自己對於戰爭的意見和看法。其中有歌頌，也有譴責。詩中對於從軍的苦樂、軍旅的生活、戰場上的壯烈場面，以及勝利而不居功的情操，進行了歌頌；對於皇帝的窮兵黷武、主將的驕橫奢侈，則給以譴責。這兩組詩都描繪了戰士如何善於戰鬥、勇於犧牲，而且能奪取勝利；但是由於統治者利用士兵的勇敢進行不義的戰爭，使他們的戰績失卻積極的意義。《後出塞》的五首寫一個戰士，在離別鄉里時，是「斑白居上列，酒酣進庶羞；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鉤」，在軍營里看到的是「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在戰場上奮勇殺敵，是「拔劍擊大荒，日收胡馬群」，而所得的結果卻只造成「主將位益崇，氣驕凌上都，邊人不敢議，議者死路衢」，而自己在從軍二十年之後，只得「中夜間道歸，故里但空村，惡名幸脫免，窮老無兒孫」。前三首雄壯的歌頌和後二首悲憤的譴責形成尖銳的對照。至於《前出塞》九首，則幾乎每首都交錯著從軍的快樂和痛苦、歌頌和譴責。這裡概括了在所謂盛唐時期皇帝好武、邊將驕橫的情況下無數英勇的士兵所遭逢的命運。唐代有許多關於戰爭的詩，或只是歌頌，或只是譴責和怨訴，像杜甫把戰士的心情和命運寫得這樣真切感人，還是很少見的。
自從天寶晚期以後，杜甫十幾年內寫了大量的時事詩和政治詩，不管是陳述政見（如《洗兵馬》、在梓州寫的《有感》等），或是揭發統治者的荒淫和殘暴（如《麗人行》、《憶昔二首》第一首、在雲安寫的《三絕句》等），或是比喻和寓意（如《鳳凰台》、《病橘》、《枯棕》、《客從》等），或是對於窮苦的人民的關懷和同情（如《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又呈吳郎》等），也都是個人的情感和實事相結合的。還有不少長篇，有的記載國家十幾年來的大事（如（夔府書懷》、《往在》等），有的敘述地方變亂（如《草堂》、《入衡州）等），有的回憶往事（如《壯遊》、《遣懷》等），更是像浦起龍所說的「慨世還是慨身」（《讀杜心解·讀杜提綱》）。
杜甫個人不幸的遭遇與種種感觸和國家的危機與人民的痛苦永遠是膠漆般地密切結合，難以分割，這就使他大部分的詩篇充溢著個人的和時代的血淚，產生巨大的感人力量。白居易的《秦中吟》和《新樂府》反映社會現實，指責社會中不合理的現象，同情人民疾苦，多是優秀的詩篇，在中國詩歌史上起著很大的進步作用，但大抵只限於客觀的敘述，使人感到其中缺乏杜詩里那種深刻而熾烈的思想感情。這是現實主義的白居易和不能以現實主義來局限的杜甫的不同之點。杜甫的時事詩和政治詩大都含有強烈的抒情成分。
杜甫詩集裡並不都是時事詩和政治詩，還有占有很大比重的寫景兼抒情的詩。杜甫寫過許多歌詠自然的名篇和名句，無論是山河、草木、蟲魚，他都能根據地點和時序的不同，觀察它們在此地此時的形態，予以刻劃，無一雷同。這些描繪自然的詩，也同樣浸透了作者的思想感情，並且經常聯繫著時事。在這上邊，是和南北朝以來一般的山水詩迥然不同的。歷代的詩話、詩評對於杜詩里高度的「情景交融」作過許多精透的闡述。我們卻認為，杜詩里不只有高度的情景交融，而且有情、景與時事的交融。作者在寫景和抒情時，很少離開現實，隨時隨地都想到他所處的干戈擾攘、國困民疲的時代。王夫之在《薑齋詩話》卷二說：
無論詩歌與長行文字，俱以意為主。意猶帥也。無帥之兵，謂之烏合。李、杜所以稱大家者，無意之詩，十不得一二也。煙雲泉石、花鳥苔林、金鋪錦帳，寓意則靈。若齊梁綺語，宋人摶合成句之出處（宋人論詩，字字求出處），役心向彼掇索，而不恤己情之所自發，此之謂小家數，總在圈繢中求活計也。
這裡所說的「意」，對於杜甫來說，就是詩人深厚的思想感情，對於生活的執著和對於國家與人民的熱愛。這種執著和熱愛，作者在寫詩時，無論歌詠的對象是什麼，都迫切地要求表達出來。不像一些留連風景的詩人，掇拾描繪自然的詩句，而缺乏熱情和中心思想，像是人們評論謝靈運的詩那樣，常常是「有句無篇」。杜甫詩里的自然，都是他親身所歷、親目所睹，同時又往往和他的思想感情與他所處的社會環境混為一體。杜甫困居淪陷的長安，是他生活里最痛苦的一段，這時他寫出五言律詩《春望》，在這簡短的四十個字里，時代巨變、長安的春天、個人的處境都緊密交融，形成一個可分割的整體。其中的「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每五個字都包括了三個方面：「感」和「恨」是個人，「時」和「別」是人世，「花」和「鳥」是自然，「濺淚」和「驚心」則是這三方面共同的情況。杜甫入蜀時寫的《劍門》，一開始就這樣寫：「惟天有設險，劍門天下壯；連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這四句詩形容了劍門的地理形勢，也指出它的政治意義，同時第三、第四兩句還表達出詩人身去西蜀、心向長安的情懷。寫法與之相反的，夔州時期的《上白帝城二首》之一則以這樣的名句開端：「江城含變態，一上一回新；天欲今朝雨，山歸萬古春」。這詩句是多麼深刻而又清新，詩人以極大的熱愛歌頌了變幻多端而又萬古長新的自然。在這境界裡好像是可以忘懷一切了，但緊接著是感到「英雄餘事業」，自己卻「衰邁久風塵」，目前的實際是「兵戈猶擁蜀，賦斂強輸秦」，想到這裡，就用「不是煩形勝，深愁畏損神」結束了這首詩。開端的四句和最後的兩句相比，這中間含蓄著詩人無限的鬱結心情。
杜甫許多著名的五言律詩和七言律詩都是把自然景象和個人遭遇與時代災難緊密地融合在一起。自然的景象不同，有的是蒼涼陰鬱，有的是幽靜或壯麗，因此它們和個人的心境與時代的氣氛有時是一致的，有時是不一致的。如《秦州雜詩》里的「莽莽萬重山，孤城山谷間。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屬國歸何晚？樓蘭斬未還。煙塵獨長望，衰颯正摧顏」。這裡邊塞的風光和邊疆的緊張以及個人的處境是一致的。又如《倦夜》和《登岳陽樓》二詩，一首是幽靜，一首是壯麗。幽靜的倦夜是「竹涼侵臥內，野月滿庭隅。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無。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壯麗的岳陽樓上是「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在這兩種不同的境界裡，詩人所感到的都同樣是個人不幸的遭遇和時代的災難。前一首詩的結尾兩句是「萬事干戈里，空悲清夜徂」；後一首詩的後半是「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這兩首詩前邊寫的自然和後邊寫的個人和時代，顯然是不一致的。可是這種不一致並不影響詩的完整性，反而可以說明詩人對於夜間的幽靜能體會入微，對於浩蕩的湖水也能開展闊大的心胸，只是自己的身世是悲苦的，時代是混亂的，同時又不能忘懷悲苦的身世和混亂的時代，美好的自然和不幸的人世互相對照，致使詩人最後寫出「空悲清夜徂」和「憑軒涕泗流」，含有濃厚的悲劇情調。在杜甫寫景兼抒情的詩中，這種情、景、事的密切融合，非常豐富，多種多樣，而且越到晚年，這方面的藝術成就越大，像五言律詩《客亭》、《江上》、《江漢》，七言律詩《登樓》、《宿府》、《閣夜》、《秋興八首》等膾炙人口的名篇都是顯著的例證。
總的說來，杜甫的詩廣泛而深刻地反映了當時的政治軍事和社會現實，但是像漢樂府、古詩《為焦仲卿妻作》、《木蘭辭》，以及白居易的《新樂府》那樣純然敘事的詩並不多。他的詩，尤其是長篇的古體詩，「多紀當時事」，裡邊卻含有濃厚的抒情成分。同時他的寫景兼抒情的詩（多半是近體詩）也經常聯繫時事。這兩大類詩是他的詩集中最主要的部分，在數量上和質量上都占有很大的比重；也就是這些詩千古傳誦，感動無數後代的讀者，使杜詩得到了詩史的稱號，給杜甫在中國詩歌史上奠定了一個崇高的地位。
此外，杜甫寫了一些歌詠繪畫、音樂、建築、舞蹈、用具以及生產勞動的詩，同樣貫注了充沛的個人感情，並具有時代的氣氛，也可以看作是有聲有色的文化史。
杜集裡還有一定數量的詩，與時事無關，個人的感情也顯得較為淡泊。比較突出的是杜甫在成都草堂第一階段寫的一部分詩。他在長年的奔走流離之後，到了暫時保持小康局面的成都，建立草堂，開闢田畝，在比較閒靜的生活中，對著花草樹木和鳥獸蟲魚的姿態，感到無窮的熱愛。他寫道，「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村鼓時時急，漁舟個個輕。杖藜從白首，心跡喜雙清」（《屏跡》）。心跡雙清，接近「物情」，他對萬物進行了細膩的觀察和深切的體會。像植物界的「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為農》、「楊柳枝枝弱，枇杷對對香」（《田舍》），動物界的「芹泥隨燕嘴，花粉上蜂須」（《徐步》）、「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水檻遣心》），這些詩句若沒有細膩的觀察是寫不出來的。又如「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私」（《後游》）、「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春夜喜雨》是從深切的體會裡得來的。這類的詩當然不能和前邊論述的那些詩篇相比，但也代表了杜甫為人的另一方面。他不只有憂國憂民的深厚感情，也有對於微小生物的赤子般的愛好，他不只能「巨刃磨天」，刻劃山河的奇險和時代的巨變，也能描繪燕嘴蜂須和春夜的細雨。它們襯托出杜甫的全人，同時也表達了杜詩風格的多樣性：既有掣鯨魚於碧海、璀璨瑰麗、甚至有時不易索解的詩篇，也有好像不費工力、信手拈來的清詞麗句。世界上第一流的大詩人多能作到這個地步，屈原是這樣，莎士比亞是這樣，歌德也是這樣。他們往往不是文體論里的一種風格、文學史上的一個主義所能範圍得住的。這一類詩在杜甫風雲多變、憂患重重的詩史里，有如暴風雨中暫時的晴霽，重巒疊嶂中的一縷清溪。
如上所述，我們可以說，杜甫的詩是真實地繼承了並發揚光大了《詩經》、漢樂府的優良傳統，同時也吸取了六朝以來山水詩的一些藝術成就。他的詩是經得起用「興觀群怨」和「知人論世」的準繩來衡量的。他使中國詩歌的這種特點在世界文學中放射出燦爛的光輝。
可是在他的時代，人們是怎樣看待他的詩呢？
杜甫對於他以前的和他同時代的詩人，都熱情地給以恰如其分的稱讚和公正的評價，這些論斷，就是我們現在看來，基本上還是適當的。但是當時人們對於杜甫，卻十分冷淡，在他同時代比較著名的詩人中，無論是識與不識，竟沒有一個人提到過他的詩。像杜甫寫的這樣傑出的詩篇，在當時受到如此冷淡的待遇，幾乎是難以想像的。看來杜甫晚年在《南征》一詩里寫的「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並不是徒然的。並且從《戲為六絕句》里還不難看出，詩中提到的一些任意嗤點、輕薄為文的「後生」說不定也正是杜甫的反對者。杜甫為庾信和初唐四傑辯護，也正是為了自己。後來韓愈所說的「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更足以證明有這樣的事實。這些渺小的反對者早已「身與名俱火」了，但他們還是代表了當時的一般風尚。
杜甫逝世後不久，潤州刺吏樊晃編《杜工部小集》六卷，在序里說，杜甫遺有文集六十卷，行於江漢之間。又說，「屬時方用武，斯文將墜，故不為東人之所知。江左詞人，所傳誦者，皆公之戲題劇論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當今一人而已。」這篇序是很有意義的。它可以說明，杜甫死後，杜甫的文集只行於江漢之間，並不普遍，甚至江東一帶還不甚知道他。杜詩之所以流行江漢，這當然與杜甫晚年飄泊荊湘有關。杜集裡附錄的郭受在杜甫逝世前一年寄給杜甫的詩里說，「新詩海內流傳遍」（《杜員外兄垂示詩因作者寄上》），可能是有些誇張，他所說的海內不過是江漢之間而已。樊晃在潤州編杜甫小集，只能搜集到二百九十篇，這不過是現存杜詩全部的五分之一。
到了元和年間，杜甫逝世四十年以後，才起始聽到對於杜甫的尊崇和讚頌。元和八年（八一三）元稹為杜甫寫了墓系銘，元和十年（八一五）白居易寫了《與元九書》，元和十一年（八一六）韓愈寫了《調張籍》。在這些詩文里我們起始聽到杜甫與李白並稱。元白由於他們的文學主張格外推崇杜甫，韓愈則更多地歌頌了李白。我們現在看來，白居易和韓愈是把唐代文學推向一個新的高潮的作家，他們都是傑出的文學革新者，白居易與元稹的新樂府運動和韓愈的古文運動在中國文學史上起過很大的進步作用，以他們的文學思想和創作主張，他們認識到杜甫的重要意義是不足為奇的，而且是必然的。可是我們從他們的一些著作看來，在當時他們還是比較孤立的，除去圍繞在他們周圍的少數友人外，他們的主張在社會上並沒有得到多少支持，反而是常常受到攻擊。所以他們對於杜甫的推崇不能說明杜甫的詩的價值已被當時一般的文藝界所公認了。
我們現在從幾部能夠看到的唐人編選的唐詩選可以看出，杜詩是遭受怎樣的一種冷淡的待遇。芮挺章的《國秀集》（七四四）和殷瑤的《河嶽英靈集》（七五三）都完成在天寶時期、安史之亂以前，集裡沒有選入杜甫的詩，是可以理解的。元結的《篋中集》成於乾元三年（即上元元年，七六〇），這年杜甫初到成都。元結繼承了陳子昂的主張，反對當時的詩歌「拘限聲病，喜尚形似」，杜甫很重視他。但是他的《篋中集》範圍很狹窄，人僅七人，詩只二十四首，詩體限於五言古詩，共同代表一種風格，不過是就「篋中所有，總編次之」。集裡沒有選杜甫的詩，也不足怪。令孤楚奉憲宗命纂進的《御覽詩》，只選代宗、德宗和元和初期詩人的作品，胡震亨早已指出這部詩選是「取資宸矚，非允藝裁」（《唐音癸簽》卷三十一），裡邊沒有杜甫的詩，是當然的，同時我們必須注意，其中也沒有元稹、白居易、韓愈的名字。最使人一看感到驚奇的，是高仲武的《中興間氣集》，專門選從肅宗到代宗末年的詩，這時期的前半也正是杜甫創作最旺盛的階段。選者對於過去的選本都深致不滿，自己要力革前弊，「朝野通取，格律兼收」，從大量的詩人中，選出二十六人，但是並沒有杜甫（其中選有杜誦的一首《哭長孫侍御），也曾被編入杜甫詩集中，我們可以認為不是杜甫作的，因為這首詩又出現於韋莊《又玄集》，作者仍為杜誦）。我們初次展閱，會發生驚奇的疑問，但是仔細看一看這選本的編排和選者對於詩人們的評語，便可以得到解答了。選集分上下二卷，分別以錢起、郎士元開始。高仲武評論錢起是「文宗右丞（王維），許以高格，右丞沒後，員外為雄」。對於郎士元則說，「右丞以往，與錢更長。……兩君體調，大抵欲同，就中郎公稍更閒雅，近於康樂」。在被選詩人的評語中還摘舉出的選者認為優秀的詩句，這些詩句幾乎都是描繪自然的。由此可見，選者認為足以代表詩的正統的，是王維一派的山水詩。選者以韻調為主，杜甫的詩在他看來便不能入選了。肅宗代宗時代是十分動盪不安的，然而這部選本卻是青山流水、暮靄空林，反映不出時代的面貌。集中雖然也出現與杜甫比較接近的蘇渙和孟雲卿的名字，但二人分別排列在上下兩卷結尾或將近結尾的地方，也沒有摘舉出他們的詩句。此後姚合的《極玄集》同樣是選大曆前後的詩人，選詩的精神和高仲武一致，選錄的詩人兩個集子也不少相同，所不同的是《極玄集》以完全不屬於這個時代的王維和王維的朋友祖詠開端，這更鮮明地表示了選者的態度，更足以說明選者對於王維的推崇。姚合說，被選的詩人都是「詩家射鵰手」，但是一個這些詩人不能望其項背的最偉大的射鵰手杜甫，他卻是看不見的。並且《極玄集》一般還認為是一個好的選本，韋莊說它「傳於當代，已盡精微」（《又玄集》序），到了南宋，姜夔還曾加以評點。我們可以想見，這一派詩的影響是相當廣泛而久遠的。
宣宗時任過校書郎的顧陶有《唐詩類選》二十卷，現已失傳。從胡震亨的（唐音癸簽》，我們知道，選詩一千二百三十二首，選錄的詩人也相當全面，顧陶在序里說，「國朝以來，杜李挺生，莫得而間」（卷二十一）。《類選》里選了大量杜甫的詩，這說明杜甫的詩經過元稹、白居易、韓愈和稍晚的李商隱、杜牧等人的提倡和稱頌，已被人承認，這時距杜甫逝世已有八九十年之久了。
顧陶選了些杜甫的什麼詩，我們無從知道，宋人曾季貍《艇齋詩話》里有一條說：「顧陶《唐詩類選》二十卷，其間載杜詩多與今本不同。顧陶唐大中間人，去杜不遠，所見本必稍真，今並錄同異於後。」我們根據他的同異比較，可以知道顧陶所選的杜詩的一部分，約二十七首，其中除了《同諸公登慈恩寺塔》、《夢李白》等二、三首古體詩外，其餘的都是近體詩，尤其以五言律詩為最多。這裡邊有不少好詩，可是卻沒有白居易在《與元九書》和元稹在《樂府古題序》里所稱讚過的那些最重要的詩篇如「三吏」、《塞蘆子》、《留花門》、《赴奉先縣詠懷》、《悲陳陶》、《哀江頭》、《兵車行》、《麗人行》等。我們知道的只是顧陶杜詩選題的一部分，也不能說杜甫那些最重要的詩篇顧陶完全沒有選，但是僅從這一部分看來，也可以明確顧陶選詩的傾向了。
晚唐韋莊《又玄集》（九〇〇）以杜甫開端，選的也只是五首五言律詩和兩首七言律詩。《又玄集》並不是不選古體詩，但杜甫的最重要的長篇作品也是沒有選。
上舉選本，不是唐人選本的全部，但與《新唐書，藝文志》中的存目相比，它們是大多數，而且是主要的部分。如竇常《南薰集》已失傳，據《唐音癸簽》，它選有「韓翊至皎然三十人詩」，它的內容也就可以設想了。這些選本給我們說明一個事實，杜甫的詩在他生前和死後較長時期內在唐代一般的文壇上是不被重視的，後來漸被重視，他那最富有人民性和獨創性的詩篇還是被忽略的。這些詩篇，儘管有元稹、白居易等給以很高的評價，還是不能被人接受。當時的統治者和所謂士林是更歡迎留連風景、游心物外的詩歌，所以王維在他們中間便成為一代詩宗，因為王維既有高度的藝術造詣，又能超脫「世俗」，這正好適合他們的趣味，成為他們的典範。中唐詩歌，雖早已克服了齊梁以來的綺靡詩風，卻仍然賡續著南北朝山水詩的傳統，因此白居易現實主義的新樂府詩運動，是有特殊的積極意義的。可是白居易現實主義的精神並不是容易被當時所接受的。白居易的詩在當時也相當流行，白居易自己就知道得很清楚，「今仆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以下耳。時之所重，仆之所輕」（《與元九書》）。
杜甫的詩繼承了《詩經》、漢樂府的優良傳統，同時也吸取了南北朝一些詩人的藝術技巧，他最大的貢獻則在於他以這優良傳統為基礎進行了大膽的革新。在思想內容上，他由於憂國憂民的熱忱，言人之所不能言，道人之所不敢道。在藝術形式上，他融會古今，摭取群書，採用口語，發揮極大的獨創性。這兩方面對於那些把王維奉為正宗、把錢起和郎士元作為詩界代表的人們，是不能容許的。我們現在可以說，若是沒有李白、杜甫、白居易，唐詩這座大廈就會失卻它主要的棟樑。可是在唐代，杜甫最富有進步意義的詩篇和白居易「惟歌生民病」的詩歌，卻受到冷淡的待遇。至於晚唐《詩品》作者司空圖詆毀元白是「都市豪估」，北宋西崑體詩人楊億把杜甫稱作「村夫子」，這都吐露出追求韻味和形式而脫離現實的詩人們對於杜甫和白居易的憎恨。
這是封建社會裡文藝界常有的現象。因為文學批評一般掌握在封建統治者和為統治者服務的文人們的手裡，他們對於大膽革新和進步主張往往感到憎恨和恐怖，他們因襲的觀點也阻礙他們對新事物的認識。一個偉大的進步作家在他的時代常常受到難以想像的否定或冷淡。後來他的地位漸漸被人承認了，可是他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作品還會被人忽視。明代楊慎有這樣一段話很有代表意義：
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韻語紀時事，謂之詩史。鄙哉宋人之見，不足以論詩也。……三百篇皆約情合性而歸之道德也，然未嘗有道德字也，未嘗有道德性情句也。二南者，修身齊家其旨也，然其言琴瑟鐘鼓、荇菜芣苢、夭桃穠李、雀角鼠牙，何嘗有修身齊家字耶？皆意在言外，使人自悟。至於變風變雅，尤其含蓄，言之者無罪，聞之所足戒。如刺淫亂，則曰「雝雝鳴雁，旭日始旦」，不必曰「慎莫近前丞相嗔」也。憫流民，則曰「鴻雁于飛，哀鳴嗷嗷」，不必曰「千家今有百家存」也。傷暴斂，則曰「維南有箕，載翕其舌」，不必曰「哀哀寡婦誅求盡」也。敘饑荒，則曰「牂羊 首，三星在罶」，不必曰「但有牙齒存，可堪皮骨幹」也。杜詩之含蓄蘊藉者蓋亦多矣，宋人不能學之。至於直陳時事，類於訕訐，乃其下乘末腳，而宋人拾以為己寶，又撰出詩史二字，以誤後人。……
——《升庵詩話》卷十一
很顯然，這是一段毫不含混的維護封建統治的文學批評。其中還有不少事實的錯誤：第一，把杜詩稱為詩史，並不始於宋人；第二，《詩經》里的詩並不像楊慎所說的那樣「含蓄」，相反地有不少詩句是很露骨的批判和反抗；第三，宋代的文人並不都欣賞楊慎所列舉的杜甫那一類的詩句，我們從宋代一般的詩話看來，他們常說這類詩句是「粗」，是「拙」，反倒是讚賞所謂「含蓄蘊藉」的居多，所以把這個「罪名」加在宋人身上，不是從事實出發的。只有一點邏輯上的推論是正確的，他反對杜甫的這類詩句，他反對在唐代元稹已經加以頌揚的「直陳時事」的創作態度，因此他反對把杜詩稱作詩史。其實這類的詩句和這種創作態度，正是杜甫大膽革新、發揚中國詩歌優秀傳統的一個方面，也正是我們所要肯定的。那麼，根據這個邏輯的推論，我們對於詩史這個名稱也是肯定的。
毛主席曾經說過，「無產階級對於過去時代的文學藝術作品，也必須首先檢查它們對待人民的態度如何，在歷史上有無進步意義，而分別採取不同態度」。我們現在有可能根據毛主席的指示，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方法對於過去的作家進行正確的或比較正確的評價了。但是我們不要被一種假象所迷惑，以為一些經過長期歷史考驗、我們現在也給以肯定的作家在他的時代就已受人歡迎，甚至享受了「偉大的」或是「傑出的」稱號。不是的，他們的作品在過去的封建社會往往有過一定時期的被忽視、被否定、被誤解、被曲解，給它們以極不公平的待遇。但他們的作品只要不是失傳了，總會有一天獲得勝利。因為在封建社會裡，代表人民的、進步的力量總是存在的，它們有時隱，有時現，有時影響大，有時影響小，但它們是隨著社會的發展在發展、在前進，它們促使人們逐漸認識這些作品的本來面貌。杜甫的詩就經歷過這樣的一個過程。我們若是在研究某些偉大作家和他們的作品的同時，能夠把他們的作品在當時和在以後不同的時代里得到過什麼樣的待遇、什麼樣的評價，人們曾經怎樣認識它們、理解它們，根據能夠得到的資料，加以分析研究，我想，這對於了解過去文藝界的實際情況和鬥爭以及文學史的編寫工作是會肓一些幫助的。
寫於一九六二年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