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蕻良細說紅樓夢 · 曹雪芹和戴震
曹雪芹和戴震在思想上，有某些相通的事實，早已為人們發現，我這裡只想作些補充。
任繼愈在他主編的《中國哲學史簡編》中曾說過：「戴震對程朱哲學這種批判，具有啟蒙性質。既和黃宗羲的鮮明的民主政治思想相近，也同《紅樓夢》中的某些思想相通。要求解除某些封建束縛，反抗封建等級制度，控訴封建禮教、倫理綱常的壓制迫害，在某種程度上嚮往自由、個性解放等……這些都為曹雪芹的文學巨著和戴震的哲學巨著所共同地憧憬。同時，也正反映著封建社會的階級鬥爭和封建禮教的黑暗、反動和衰敗。
「……《紅樓夢》中那許多被這個『理』所壓制，所迫害，所扼殺的年輕生命，不正以生動的典型形象證實著戴震的論斷嗎？曹雪芹以藝術形象的形式控訴封建主義的罪惡，戴震則以哲學理論的形式同樣喊出了反對以理殺人的正義呼聲。」
友人寄給我安徽戴震研究者們寫的《戴震傳略》裡面，也曾有過這樣的話：「據段玉裁回憶，戴震寫《原善》開始於離家前後，在反動勢力迫害下，在陰森恐怖的社會裡，戴震沒有退縮，而是頑強地、巧妙地向著封建反動勢力鬥爭，這種戰鬥的性格，正與他同時期的偉大現實主義作家曹雪芹是共同的。」
我現在試著把曹雪芹和戴震兩人某些共同的地方勾勒出來，作個初步的探索。也許對這方面感興趣的讀者，會有些可作參考的地方。
一、他們有著同時代的「機括」
在我國思想史上，這是一個光輝的範例：在同一時代，一位作家、藝術家，以藝術手法創造光彩照人的形象；一位哲學家，以邏輯語言組成他正確的理論。當他們把自己創造性的思想揭示給人時，人們發現他們兩人的思想卻有著某些不約而同的東西。
這個偉大的作家，就是《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這個偉大的思想家，就是《孟子字義疏證》的作者戴震。
曹雪芹的身世，早已成為家喻戶曉的事兒了，不必多說。不過，我想插入一段旁證，來說明這一點。曹雪芹同時代的吳敬梓也有和曹雪芹類似的遭遇。吳敬梓在儒林中很少看到的那些真正遵守「禮義」這個「神聖法規」的縉紳先生們，卻忘記了荊楚的祖先泰伯。有些迂腐老成的士大夫則想建造泰伯祠，用來倡導「禮義」。結果，只是給當地封建地主們出了一次大風頭（在吳敬梓眼中出了一次大醜）。隨後，泰伯又被他們忘得乾乾淨淨。至於他「披荊斬棘」的功業，不過為統治者過驕奢淫逸的生活開闢了通道而已。但在不懂「禮義」的老百姓身上，卻能從日常生活中，表現出質樸的「禮義」來。
曹雪芹和戴震出生在兩個不同的家庭里。
戴震很小就和父親做過小本生意，因此接觸人的面自然會廣泛得多，使他能夠了解人民的疾苦和需要。
在明代「徽商遍天下」的情勢中，休寧出現了工商繁榮的景象，在雍、乾時代又得到更大的發展。瓷、茶、鹽三種貨物，在二百年前早已成為徽商的主要經營商品。同時也出現了一些很有成就的畫家和文學家。安徽的戲班開始在北京走紅，安徽的人才也向北京大量輸送。直到清末民初還有桐城學派牢固的地位和影響呢！
在這裡，還須提起一段史實：朱熹這個被康熙列入「十哲」的人物，剛好是安徽婺源人。戴震則是休寧人。
戴震十歲才會說話，因此在村塾讀書的時間必然較晚，稍長又經常隨父做小生意，二十歲後，就靠當塾師自力謀生。可見他的知識學問更多的是靠總結社會，刻苦自學得來的。就是這麼一個微末的教師，敢於站起來反對列為「國學」的程朱理學。這絕不是來自他的天才，而是來自他對社會的深刻認識，來自時代賦予他的使命。
因此，我們不難看到，曹雪芹和戴震兩人的行動本身，就描繪出一種共同特色來。他們都敢於公然反對程朱理學，唯有來自普通人的要求和願望，對他們才有強烈的吸引力。這是不以他們的主觀願望為轉移的，而是要從決定時代的主要因素所引起的矛盾中，才可以找出它的必然來。
二、「西來法」和「東來法」的交叉點
值得注意的是：戴震對當時傳人中國的西方科學知識，都曾加以注意。當時的科學，是由一些傳教士帶來的，因此不能做到有系統的輸入。但是，對於這些缺乏系統的科學知識，戴震卻能有意識地把它們運用到中國的實踐中來。
戴震二十歲便運用西人「龍尾車法」作《嬴旋車記》；二十二歲就作《籌算》，整理中國古代「九章算法」。以後，又寫成有關天文、歷算、地理、工程、水利等著作。可以說，科學實踐對他的哲學理論很有影響。
戴震整理中國古代文化，也是運用了當時傳入中國的一些近代科學知識的。戴震寫過《七經小記》，他想從語言學、天文、數學、社會政治、地理工程、道德倫理、哲學等許多方面加以考查，企圖系統地提出理論。《七經小記》的計劃雖未完成，但戴震這種融會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意圖和途徑，則是很有意義的。
康熙對於西洋的曆法和數學是很重視的，他自己就學代數學。「Aigebra」意思是「東來法」，康熙對此常常引以為榮。李煦和曹家，很長時間經辦外洋對皇家的貢品，因此，曹雪芹從小也有機會接觸到外來的新鮮事物。曹雪芹在《紅樓夢》中描寫帶「機括」的大玻璃鏡、自動報時鐘、西洋自行船「模型」、千里鏡、洋菸、有立體感的西洋赤身女子畫像……也都是得自他親見親聞的。據趙崗先生統計，曹寅藏書中有關外國史地的，有十八種之多，內有《東鑒》和《華夷議語》兩種。曹雪芹很有可能見過這些書。
但是，曹雪芹是文學家。在接觸到外洋事物時，敏感的曹雪芹自會從繪畫中的西洋透視法，帶翅膀的赤身天使，以及鐘錶上的花紋圖案等等，開闊他對新美學的感受，喚起他對新世界、新天地更多的想像。寶琴口誦的最後兩句：「漢南春歷歷，焉得不關心！」我覺得就不太像是寫西洋女孩兒的口氣，反而像是曹雪芹在抒發自己的感情！中土以外，春光歷歷，也是要納入曹雪芹的心靈境界以內呢！
在文學方面，吳世昌從「大荒山」、「無稽崖」這些命名的淵源，指出「曹雪芹有沒有從當時的傳教士那裡得知像《天路歷程》或《十日談》這一類的書，那很難說」。我認為曹雪芹看過《新舊約》的可能性也是有的。《聖經》中寫「馬大拉的馬利亞」身上有魔鬼附體，但經過耶穌感化，使她純化了。尤三姐的塑造原型，和程刻本是不同的。這從標榜「蘭墅閱過」的「稿本」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那原來的造型，是否受到《聖經》上有關馬大拉的影響似乎也很值得探討。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在徐啟光時代已有鮮明的結合，在戴震和曹雪芹等人身上是不是又有了新的交叉點呢？
三、不是巧合的巧合
曹雪芹寫《石頭記》花費了十年心血。戴震在《原善》成書以後，於1766年開始著筆，用十年時間，寫了《緒言》一書，寫此書的動機，用戴震自己的話來說，是「發狂打破儒家中太極圖」。寫成以後，他對此書重新作了增刪。1777年改定後，易名為《孟子字義疏證》，成為他哲學思想的代表作。
寫作實踐的過程，也是探索追求的過程。他們都以不同的方法在積蓄力量，創造最有力的武器。都是以挖封建社會的牆腳作為最終的目的的。我們說曹雪芹和戴震都在自己的代表作中花費了十年心血，可以說是個「巧合」。但是，曹雪芹和戴震用去的都是畢生心血，這就不再是什麼「巧合」了。
另外，曹雪芹寫《紅樓夢》時，披著「不干朝政」的外衣。《孟子字義疏證》也是表面披著「經言」的外衣，骨子裡表述自家獨特思想。戴震在《疏證》姐妹篇《原善》序言中也說：「余始為《原善》之書三章，懼學者蔽以異趣也，復援據輕言，疏通證之。」這不是明白告訴世人，要了解戴震的真實思想，須在「經言」的特殊解釋中才能得到嗎？他怕人們「習於先入之言，往往受其蔽而不自覺」。這些「先入之言」，就是指老莊釋氏之言，早已浸淫於人的心目之中。他反對「以神為有天地之本」。戴震對自己的哲學思想的獨創性，是清醒的。在反對老莊釋氏的同時，也反對以禮教為代表的儒家。
我們看到，文學家曹雪芹和哲學家戴震兩人之間，有這些相似相通之處，他們處心積慮地要使自己的背叛封建社會利益的思想，能夠為後人所理解，他們企圖不被別人「所蔽」。
四、「生死一之」的精神
曹雪芹和戴震，他們都是可以往上爬的。但是，他們都捨棄了這條路，卻有意地向下層接近。雖然是有限度的，但由於他們是有意做的，所以是可貴的。也可以說，他們走了他們自己的道路。
戴震避難到北京時，做王安國兒子王念孫的教師。在這以前，還做過《四庫全書》總編輯紀昀家的西席。
王念孫後來成為知名的學者，這是大家都知道的。戴震在紀昀家可能為時不久，就和紀昀鬧翻。紀昀對戴震甚至要「攘臂扔之」，紀昀罵戴震是「誹謗清身之士，助長流污之行」的人。
曹雪芹生平好友愛新覺羅·敦誠的《四松堂集》，曾由紀昀作序。紀昀稱敦誠的著作「自成一家」。稱讚他的為人時說「其亦人傑也哉」。
敦誠在《過寅圃墓感作》二首中，有「誰編昌谷飄殘帙，漸說當年沈亞之」之句。敦敏曾把敦誠的詩抄錄一過，敦誠有感於此，寫了以上兩句詩。
敦誠贊曹雪芹的詩作是：「愛君詩筆有奇氣，直追昌谷披樊籬。」可證他自己也是追尋李賀的詩路的。沈亞之的作品有的已經失傳，據說他的詩也是「險崛」的一路，這都和曹雪芹的藝術觀點有相近的地方。但紀昀對曹雪芹似沒有提及，這也是值得探討的。
五、對屈原的共同理解
曹雪芹和戴震，兩人對於屈原的評價，同樣都是不同凡響的。據俞平伯統計，《紅樓夢》引用《離騷》、《楚辭》的詞句有八處之多。
朱熹說，屈原為人「不可以為法」，屈原的思想不是周公孔子的思想，是不足為訓的。
和朱熹相反，戴震談到屈原時說：「私以謂其心至純，其學至純，其立言指要歸於至純。」對自己作《屈原賦注》的目的，明白說出，是為了使讀《楚辭》的人「明其學，觀其心，不受後人皮傅用相眩疑」。這也是為屈原思想作明辯，使屈原的真實思想不致受到朱熹的歪曲。這說明戴震看得多麼深遠透徹。
《紅樓夢》寫寶玉在《芙蓉誄》里引用了屈原不同世俗的論點：被舜殛於羽山的鯀，由於「婞直」而身亡。以鯀的死同晴雯的死相比，認為都是「直烈遭厄」。
在這裡戴震的「至純」的觀點，也正和曹雪芹的「直烈」觀點會合為一事。
曹雪芹由於親聞親見了許多歷史真實，抑制不住內心的衝動，而執筆寫出了《紅樓夢》這樣一部千古至文，從而成為如陳獨秀所說的「蓋世文豪」。
戴震寫《原善》，也是由於「習所見聞，積非我是」，是針對當時社會思想的痼疾而發的。和曹雪芹寫作《紅樓夢》一樣，也是他觀察世態的總結。戴震寫成《疏證》，自覺「樂不可言，吃飯也別有甘味」。因為他體會到自己使命的完成。曹雪芹則用詩人的筆法寫道：「都雲作者痴，誰解其中味！」也是希望世人能夠理解他寫書的真正目的所在。他們生存的意義，何等相似！
戴震死後，他的同鄉姚鼐罵他說：「其人生平不能為程朱之行，而其意乃欲與程朱爭名，安得不為天下所惡，故毛大可、李剛主、程錦莊、戴東原（震），卒皆身滅祠絕，此殆未可以為偶然也。」
梁恭辰在《北東園筆錄》中也曾詛咒曹雪芹說：「唯屬筆之曹雪芹實有其人，然以老貢生槁死牖下，徒抱伯道之嗟，身後蕭條，更無人稍為憐恤，則未必非編造淫書之顯報矣。」陳其元在《庸閒齋筆記》里說：「此書乃康熙年間江寧織造曹楝亭之子曹雪芹所撰，……至嘉慶年間，其曾孫曹勛以貧故，入林清天理教，林為逆，勛被誅，覆其宗。世以為是書撰之果報矣。」
這些人都以戴震和曹雪芹絕祠而高興得忘乎所以。在這一點上，也可見他倆觸動封建社會何等深廣，使衛道之士對他倆發出了同樣的詛咒聲音來！仇者的可笑可憐，只能證明：曹雪芹和戴震有同等的偉大這一歷史事實。
他們死後受到如此詛咒，生前當然也不會不受到冷遇。
秦蕙田提議起用戴震和錢大昕負責刊正韻書，都被乾隆駁回。乾隆還下諭禁止戴震講學。他的《原善》，也不得不「藏之家塾，以待能者發之」！
戴震的友人錢大昕說：「休寧戴震少不譽於鄉曲」，「性介特，多與物忤，落落不自得」。汪中也說，戴震「自奮於末流，常為鄉俗所怪，又孤介少所合」。
《八旗文志》裡面居然沒有曹雪芹的名字，可是曹雪芹的光輝，正與時俱增。
至於在思想方面，單就「性才一本」這一點略加考查，就可以看到，曹雪芹與戴震都是相近的。這裡就不作具體分析了。
戴震青年時，曾就學於大商人汪梧風的「不速園」，幼年隨父做過小商販，平生足跡都在一些大商埠活動，出入於徽州、南京、寧波、揚州、太原、北京一帶。他的遊蹤幾乎也有和曹雪芹遊蹤相比擬的地方。
因此，他們兩人揭出的某些根本觀點，和那時代興起的市民階層適應，也是毫不足奇了。
綜上所述，曹雪芹和戴震雖然出身截然不同，但他們在人生道路上，走到成熟期的時候，卻表現出某種相同的思想特徵來。
曹雪芹和戴震呼吸同時代空氣，有著相應的時代振幅。這一點，是值得探討的。
曹雪芹是位偉大的藝術家，對於他的思想脈絡，在向縱深探求的同時，向橫闊的方面作些考察，也是必要的。正如我們讀《十日談》或《源氏物語》時，如果能探求一些薄伽丘和但丁的關係，紫式部和白居易的關係，在這些方面作些發掘，就會使薄伽丘和紫式部這些人的面貌，更清楚地呈現出來。
1982年6月於北京
（原載《江淮學刊》，1982年第4期，1982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