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山雜記 · 卷一

乘石 今北方人家，門前必有升車之石，或累磚為之，而覆之以石。此古天子之制，諸侯以下所不得僭也，其名則古謂之乘石。《周禮·夏官·隸仆》云：「王行則洗乘石。」鄭司農云：「乘石，所登上車之石也。」《詩》云：「有扁斯石，履之卑兮。」鄭毛傳云：「扁扁，乘石貌。」鄭箋云：「王后出入之禮與王同，其行登車以履石。申後始時亦然，今也黜而卑賤。」然則乘石惟王與後有之。故《尸子》云：「周公旦踐東宮，履乘石，假為天子。」任彥升《百辟勸進今上箋》云：「履乘石而周公不以為疑」。明三公以下不得有此物也。今則士庶人家亦多有之。又車上恆設小杌，以便升降時設之。或用短梯，此亦古婦人用之。《士昏禮》記云：「婦乘以幾，從者二人，坐持幾相對。」賈疏云：「此幾謂將上車時乘之而登，若王后則履石，大夫諸侯亦應有物履之。今人猶用台，是石几之類也。」然則周人用幾，乃類今之小杌。唐人用台，殆如今之短梯也。 設碑識景 古之宮室三分，庭一在北，設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宗廟則麗牲焉。據《禮經》所記，則自天子以下至士，寢廟中皆有之，庠序亦然。今中外官署大堂，亦間有此物，亦約三分，庭一在北，但無碑之稱，又不居中而偏左，然用以識日景則一也。周碑制度未聞，今漢碑存者，其上大抵有穿，此亦周之遺制。《祭義》：「君牽牲，麗於碑。」則其穿蓋用以系牲，空時懸棺之木，亦謂之豐碑。蓋以木上有穿以通繩索，其形似碑，故謂之碑。漢碑之用雖與周異，然其制猶周制也。今衙署所用識日景之物則全失其制，殆如佛寺之七如來幢矣。 天子諸侯三朝三門 古者天子諸侯皆三朝三門。先鄭司農以為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漢唐諸儒皆從其說。其實天子僅有皋、應、路三門，而無雉門、庫門。戴東原正之，是也。今北京朝門亦與古合。禁城以內，午門、太和門、乾清門為三門，並天安門、端門計之，亦可謂之五門。其朝，則遇獻俘諸大典，天子御午門樓，殆當古之外朝，太和殿當古之治廟，乾清宮當古之內朝。又鄭康成《周禮注》謂：「今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亦古之外朝。」《續漢書·百官制》注中詳言其事。舊內閣大堂中設寶座，與漢之天子以下大會殿設於司徒府同。然但為天子與閣部大臣議政之所，與周、漢之外朝異矣。 注屋 今之宮殿，正殿皆九間，蓋自漢已然。周制堂上僅有室戶一，房戶二，共三戶。漢時則有九戶。張平子《西京賦》：「正殿路寢，用朝群辟。大廈耽耽，九戶開闢。」蓋漢制已為九間之殿，其前通九間為一所，謂大廈是也。其後畫為九室，每室一戶，或雖通為一，而每間施一戶，故有九戶。《文選·景福殿賦》注引《洛陽宮殿簿》：「魏許昌承光殿七間。」魏時許昌離宮正殿猶用七間，則洛陽正殿自當用九間矣。古宮室之有東西南北四霤者，謂之四注屋。其但有南北二霤者，謂之兩下屋，見《考工記》鄭注。又《鄉飲酒》、《鄉射禮》皆雲「設洗當東榮」，皆古士大夫禮。至《燕禮》雲「設洗當東榮」，為人君禮。鄭註：「當東霤者，人君為殿屋也。」賈疏：「漢時殿屋四向流水，故舉漢以況周。言東霤，明亦有西霤。士大夫言東榮，兩下屋故也。」則周時諸侯以上為四注屋，大夫以下為兩下屋。漢殿皆用四注殿制，故人臣所居亦有殿稱，以其同為四注屋故也。今惟宮殿寺觀廟宇或為四注屋，人家罕用之，蓋自周時已然矣。 檻非門戶之檻 古者室有戶牖，堂則無之，故或用簾以蔽風口。《說文》曰：「飲堂簾也。」簾字從廉、以廉得名。《鄉飲酒禮》所謂「堂廉」，謂堂與堂下間有廉棱也，簾垂於此，故有簾名。此以竹為之。其用布者謂之!，當亦從堂簾得名。《說文》云：「!，帷也。」《士喪禮》所謂「帷堂」是也。漢時始於階間施欄檻。《漢書·朱雲傳》：「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師古曰：「檻，軒前欄。」明非門戶之檻。今之大殿皆有長窗以當門戶，蓋自魏晉以後始矣。 闕 古者天子門側設兩觀而闕其中，故謂之闕。魯亦有之，《禮器》所謂「天子諸侯台門」是也。今之門樓則設於門上，不在兩側，不知始於何時。余見漢畫石像拓本，畫漢函谷關形，關有兩觀，其下皆有門，共兩門。韓文公詩「日照潼關四扇開」，是唐時猶然，此實古之兩觀與今之門樓中間之制度也。 櫨 漢武梁祠畫像所畫柱，其上皆有圓木三層，相襲而上，愈上愈大，以承棟樑，此即所謂欂櫨也。《說文》云：「欂櫨，柱上枅也。」《釋名》云：「盧在柱端如都盧，負屋之重也。」都盧，矮人之稱，則盧之短可知。又王延壽《靈光殿賦》「層櫨磥垝以岌峨」，畫像柱上之物有三層，其為欂櫨無疑，今時罕用之。 司命與灶 南方人家敬事鬼神，謂之東廚司命，此實合古代五祀中之司命與灶為一也。古者司命之祀有二。《周禮·大宗伯》「以樽燎祀司中司命」，蓋即《史記·天官書》「文昌六星，四曰司命」，此乃天神。《楚辭》所謂大司命是也。《祭法》「七祀」「五祀」皆司命居首。鄭注曰：「此小神，居人間，司察小過作遣責告者。」又云：「司命主督察三命」。此與戶灶諸神，俱為小神。《楚辭》所謂小司命是也。據《祭法》，庶士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灶，無祀司命之法。惟《士喪禮》記之，「疾病祀於五祀」，則有事時一用事而已。至漢則不然，《說文》「秕，以豚祠司命也」，引《漢律》雲「祠秕命」。《風俗通》則云：「今民間祀司命，刻木長尺二寸為人像，行者檐篋中，居者別作小屋，齊地大尊重之，汝南余郡亦多有，皆祠以豚，率以春秋之月。」可見漢時司命之祀極盛，與今日祀灶無異也，不知何時始與灶合而為一神。按俗傳《太上感應篇》，此書之作當在唐宋間，而其中已雲司命灶君之神。《東京夢華錄》亦云：十二月二十四日，帖灶馬於灶上，以酒糟塗抹灶凹，謂之醉司命。則北宋時確已謂灶神為司命。然原其混合之始，當在漢晉之交。《抱朴子·內篇》：灶之神，每月晦，輒上天言人罪狀。大者奪紀，紀，三百日也；小者奪算，算，三十日也。此已與鄭君《禮注》督察三命之說相似。鄭注又言今時祠司命，行神、山神，門戶、灶在旁，則漢時已並五祀而一之，習久相忘，遂反配為主也。 古之灶神 古之灶神，《淮南子》以為炎帝，戴聖及賈逵、許慎皆以為祝融。鄭康成據《禮器》文以為灶，老婦之祭，其注《禮器》雲「老婦先炊者也，以禮意求之」。鄭說為近。然臧文仲燔柴於爨，鄭君雲「時人以為祭火神乃燔柴」。則周時已有以祀神者，至後世祀司命，蓋已三變。觀李少君以祠灶、偲道、卻老方見武帝，則漢初方士或已為此說矣。 盟誓之祀 古者盟誓，雖遍告天地四方及人鬼，然有專主盟誓之祀，《周禮·司盟職》所謂「北地詔明神」是也。《左傳》襄十一年，亳之盟，載書曰「或間茲命，司慎司盟。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司慎司盟。」《說文》「"部」引作「司慎司命」。盟、命兩字，古音同部，或能通假用之。歸安吳氏所藏齊侯壺銘之文中有雲「誓於大司命」，然則「司命」即《左傳》之「司盟」，亦即《周禮》之「明神」也，其象則覲禮之方明。方明之象，雖兼天地四方，而實以司命為之主。以其用方木為之，故謂之方。以其主盟誓，故謂之明。後世小司命之祀雖盛，而大司命則漢以後民間未聞有之。至於近世，遂合司中、司命、司錄三者為文昌之神，而以張惡子其人當之矣。 中釆 城隍之祀，以城隍為名，義主於土，即古之社神，《祭法》所謂「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也」。又城鄉土地祠亦然，所謂「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也」。今大江以南，人家宅神，亦謂之家堂土地。其神蓋當古之中霤，亦社神之類也。《禮·郊特牲》云：「家主中霤，而國主社。」則一家之中霤，即與一國一邑之社相當，其神亦為一人。《左傳》晉蔡史墨言：五行之官，實為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元冥，土正曰后土。」（又曰「后土為社」。）則社與五祀之神即此五官。故賈逵注《左傳》云：「句芒祀於戶，祝融祀於灶，蓐收祀於門，元冥祀於井，后土祀於中霤。」杜注於「后土」下亦云：「土為萬物主，故稱後焉，其神句龍焉。在家則祀中霤，在野則為社。」皆言社與中霤為一神。按：中霤，謂雨水所滴之處。本以地言，則此說似屬可信。今之祀公宅神與冢墓之神，均謂之土地，其理一貫。可知今之宅神，實古之中霤，而其神則后土，其名則句龍也。 瓜皮小帽乃弁之遺制 今之瓜皮小帽，明時已有之。劉若愚《酌中志》：「皇子未冠時，戴元青縐紗六瓣有頂圓帽，名曰瓜拉冠。」此與今之小帽無稍異處。然此亦不始於明，實古代弁之遺制也。《周禮·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癠，象邸玉笄。」鄭君註：「會，讀如大會之會。縫中也，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為飾，謂之綦。」則皮弁當以各瓣縫合，如今之小帽矣。鄭注又云：「邸，下柢也，以象骨為之。」賈疏云：「下柢也者，謂於弁內頂上以象骨為柢。」則邸即今帽結矣，其制實與今之小帽無異，特所用材料不同耳。 瀏海乃古代子事父母之飾 十餘年來，南北少年，無論男女，盛行瀏海。翦其前面之發，垂之於額，其長者往往被眉，蓋市肆所畫仙人劉海蟾其發類此，故謂之前劉海。實則古代子事父母之飾。《詩》：「髡彼兩髦。」髦者，發至眉，子事父母之飾。幼時蓋以真發為之，然長而有父母者，猶為此飾。《禮注》云：「既殯，主人脫髦。」《喪大記》云：「小斂，主人脫髦。」蓋以假髮為之,故可脫，均以父母既死，無事此飾故也。 詩紀制度風俗 古人作詩，直紀當時制度風俗，無凌獵無加減，非苟而已也。如《小雅·瓠葉》一篇詠燕飲食。首章雲「酌言嘗之」，此泛言也，次章則雲「酌言獻之」，三章雲「酌言酢之」，四章雲「酌言酬之」。古人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人人酬賓，獻酢酬一爵而禮成。禮經所紀，無不如是，此詩次序亦同。又《行葦》及《賓之初筵》二篇，序燕射事次序，與《燕禮》及《大射禮》合。《楚辭》序祭祀事，與《特牲饋食》、《少牢饋食禮》略同，惟尊卑有殊，而節目不異。可知古人用語，無一字虛設也。 棺葬考 古者殮用棺，葬用槨。槨之制度，經傳不詳。《檀弓》言「天子柏槨以端長六尺。」鄭註：「以端，題湊也，其方蓋一尺。」按《檀弓》「有子言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孟子意古棺七寸，槨稱之。孔子所制，為庶人之禮，孟子所稱，大夫之禮，以此差之。則庶人五寸，士六寸，大夫七寸，卿八寸，諸侯九寸，則天子蓋一尺矣。故六寸者，以言其木之長也，五寸至一尺，以言乎木之方（即直徑）也。至全槨之大小，則無文以言之。世以棺槨並言，疑槨之於棺大小不甚懸殊，或以槨即大棺。其實不然。按《廣雅》：槨，廓也，且其字以郭為聲，當取義於城郭。槨之於棺，猶郭之於城，其大小之差，率以恆倍許。《喪大記》曰：「棺槨之間，君容柷，大夫容壺，士容甒。」鄭注《禮器》云：「壺容一石，甒容五斗。」蓋用叔孫通漢器制皮之文。則大夫士棺槨間之大小，略可識矣。柷之大小，郭注《爾雅雲「二尺四寸」，然《周禮·春官·司几筵》云：「其柏席用萑黼純，諸侯紛純。」鄭注謂：「柏者，槨字磨滅之餘。席，藏中神坐之席也。」按古席，率廣三尺三寸三分有奇，故《文王世子》曰「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曲禮》記講間之席，則曰「席間函丈矣」。天子諸侯槨中皆有神坐之席，則棺槨之間，至少必得三尺有奇，以所藏明器推之，此亦最小之度矣。天子以下，明器不能知其詳，惟據士禮言之，則有苞二，羊豕肉；筲三，黍稷麥；饔三，醢醯屑；癢二，醴酒；皆有木桁庪之。此外尚有用器，弓矢耒耜兩敦兩杅盤匜；役器，甲冑干笮；燕器，杖笠翣；樂器，未詳；而塗車芻靈之屬，尚不與焉。下棺後，藏器於旁，加見藏苞筲於旁。此中各物，以甒為最大，自非容甒不可。大夫以上，明器愈多，則棺槨間之差亦隨之而大，至《檀弓》謂「宋哀公葬其大夫，醢醯百饔」，他物亦當稱是。《左傳》成二年，「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則未世侈奢之事，又非尺余之地所能藏焉。如此棺之兩旁，既得三尺余，而古之棺制，亦不得過小。《檀弓》言「天子棺四重，大棺厚八寸，屬六寸，椑四 寸，水兕革客三寸」，計二尺四寸，兩旁合計四尺八寸。中間容尺之處，亦當得三四寸，則棺之徑，至少當得八尺，並兩旁各三尺許計之，當得十四五尺，其縱處亦略如之。此槨之大小之度也。槨之制，但有四旁而闕其上，以有抗木抗席及折故也，且古惟天子用隧，棺自羨道入，諸侯以下，皆自上下棺，故惟四圍之槨，先樹壙中，而折及抗木，必加於下棺之後。然四旁之槨，必得與抗木而始成一物，故抗木等亦槨解。《左傳》成公二年所謂「槨有四阿」是也。諸侯以下，槨上皆平，士下棺後加折，方鑿連木為之，縮者三，橫者五。抗木則橫三縮二，每五枚為一重，士一重，大夫再重，諸侯三，上公四，加其重數而已，其上皆平俎也。惟天子五重，則四注而下，以木之端湊於上而修其下，如屋形，所謂四阿者。杜註：「四阿，四注槨也。」孔疏曰：「《士喪禮》下篇，抗木縮二橫三以負土。」則士之槨上平也。今此槨上四注而下，則其上方而尖也。《禮》：「天子槨題湊，諸侯不題湊。不題湊，則無四阿。」其說是也。然則《檀弓》所謂「柏槨以端長六尺」者，當以六尺之木，縱系二屋，為四注屋形。六尺再槨，每旁得一丈二尺，而四隅之木又當加長焉，然後可以周覆槨上。槨之四旁之大小，既有一丈四五尺，以一丈二尺之物，交覆於一丈四五尺之上，此四注屋之斜#度也。然則槨之制，天子崇其上，諸侯以下平之，而視棺之大小，則如郭視城之大小，則可決也。古槨皆用木，《檀弓》雲「天子柏槨」，《喪大禮》雲「君松槨，大夫柏槨，士雜木槨」是也。然則天子則以石表之。《周禮·夏官·方相氏》：「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歐方良。」鄭註：「壙，穿地中也。方良，罔兩也。天子之槨柏，黃腸為里而表以石焉。」《國語》曰：木石之怪夔罔兩也。鄭氏此注以漢制推之，周時果如此，殊不可知。然《檀弓》稱「宋桓司馬自為石槨，三年而不成」，則周季已有為之者矣。秦始皇之葬，石槨為游館。（《漢書·劉向傳》）漢文帝亦言「以北山石為槨，用$絮剒陳漆其間。」（《張釋之傳》）則自秦已後，實用石槨，然其里或尚以木為之。劉向言始皇墓發掘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槨。」則石槨之下，尚有木槨，《漢書》所謂「黃腸題湊」，即是也。《續漢書·禮儀志》：皇帝登遐，「作油緹帳以覆坑，方石治黃腸題湊如禮。」《漢書·霍光傳》：「賜梓宮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壘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如淳曰：「《漢儀注》天子陵中明中高丈二尺四寸，周二丈，內梓宮，次楩槨，柏黃腸題湊。」則黃腸題湊次最居外，與康成所謂「以柏，黃腸為里而表以石」者，語可互證，殆所用以支石者。觀文帝謂石槨時，以$絮剒陳漆其間，則當時治石之工，殆不甚巧，或須以木支持。然《霍光傳》雲「黃腸題湊一具」，則又似與梓宮、便房等同置於壙中，非復支壙之物矣。羅氏唐風樓藏漢墓石拓本五，其一銘曰：永建五年二月"日董"石，廣三尺，厚尺五，長二尺；其二曰："伯石，廣三尺，厚二尺，長三尺二寸第（下闕），陽嘉元年十一月省（下闕）；其三曰：第九百二十五，廣三尺，厚尺五寸，長三尺九寸二分，熹平元年十月二十九日更黃腸椽三條主；其四曰：四百四十三，廣四尺，厚尺五寸，長尺九寸五分，"平三年八省椽陳"主；其五曰："石，廣三尺，厚尺二寸，長三尺"。又《陶齋藏石記》所錄尚有一石，曰：陽嘉元年三月日冷攸石，廣三尺，厚尺五寸，長四尺五寸，第卅二。而羅氏所藏熹平元年墓石拓本，其石亦在端氏，此石獨雲更黃腸椽三條主，則為石槨之石蓋無可疑。其雲董"石、"伯石、冷攸石者，蓋系以死者姓名。其雲黃腸椽三條主（三條疑主條之泐）椽陳"主者，則主吏姓名。第九百二十五、四百四十三、第卅二等，則記石之次第，用石至九百餘，其槨之大，可以想見。按：此種墓石，古代已有出土者。《水經注》濟水條云：漢靈帝建寧四年，於敖城西北，壘石為門，以遏渠口（後儀渠），謂之石門，世亦謂之石門。水門廣十餘丈，西去河三里，石銘曰「建寧四年十一月黃腸石」也，而主吏姓名，磨滅不可復識。魏太和中，又更修之，撤故增新，石字淪落無復在者云云。此一節所記，未免小誤，蓋造水門時，實發漢建寧間舊墓石為之，酈善長直雲水門為建寧四年所造，則誤以治墓之年，為作門之年，而不悟水門之銘不得稱黃腸石也。又善長所云黃腸石，不知石文果如是否？抑銘本作更黃腸椽某某主，而椽字以下斷泐，遂謂為黃腸石歟？又熹平元年墓石，所云腸者疑更者代也，謂以石代黃腸也。然則鄭君「柏黃腸為里而表以石」之說，或不可盡信，抑至後世，去木用石，而石即蒙黃腸之名歟？非多見古冢墓之內形，蓋不能臆斷矣。漢時天子之壙謂之方中，《漢書·張湯傳》所謂「治方中」是也。如淳曰「《漢儀注》陵方中用地一頃，深十二丈」，《皇覽》曰「漢家之葬，方中百步」（《續漢志》注引），此謂所穿之全地也。其中置棺之地，則謂之明中。《漢書·霍光傳》註：「如淳曰：《漢儀注》天子陵中明中高丈二尺四寸，周二丈。」《續漢書·禮儀志》注引《漢舊儀》云：「天子即位明年，將作大匠營陵地，用地七頃。方中用地一頃，深十三丈。明中高一丈七尺，四周二丈，內梓宮柏黃腸題湊，以次百官藏畢。共設四通羨門，容大車六馬」云云。則明中在方中之中而小於方中，正藏棺之處也。然明中又有前後二所，《帝王世紀》載：「獻帝禪陵，不起墳，深五丈，前堂方一丈八尺，後堂方一丈五尺。」《水經注》濟水條言金鄉山有冢，謂之秦王陵，山上二百步，得冢口，塹深十丈，兩壁峻峭，廣二丈；入行七十步，得埏門，二外左右皆有空，可容五六十人，謂之白馬空；埏門內二丈得外堂，外堂之後，又得內堂。觀者皆執燭而行，雖無他雕鏤，然治石甚精，或雲是漢昌邑哀王冢，所未詳也。王隱《晉書·地道記》亦記此事，則雲「金山山北有鑿石為冢，深十餘丈，隧深三十丈，傍卻入為堂三方，雲得白兔，不葬。更葬南山」云云。此雲「為堂三方」，當以內外堂為一，並左右兩室計之，此二室當用以葬后妃宮人者，特未就耳。此上二冢之制，皇甫謐所記則距獻帝之葬不遠，其言當可據。酈善長所記金鄉山古冢，則當據目驗記之，惟記言隧道之深，則與《晉書·地道記》不合；又既雲塹深十丈，復雲行七十步得埏門，亦復自相牴牾，蓋字有訛脫也。惟內外二堂之制，則二冢相同。去歲日本濱田耕作君，於旅順所發漢冢，亦有內外二堂，則《漢舊儀》明中四周二丈之說，但指一堂言之也。《抱朴子》言：吳景帝時，「戍將於廣陵掘諸冢，取版以治城，所壞甚多。復發一大冢，內有重閣，戶扇皆樞轉，可開閉，四周為徼道通車，其高可以乘馬。」所謂重閣，恐亦謂前後二堂，其雲四周為徼道，則又《漢舊儀》所云設四通羨門相合。此徼道者，當與妃妾葬處相通，《漢舊儀》謂營陵餘地為西園後陵，餘地為婕妤以下。《霍光傳》所謂「賜樅木外藏槨十五具」，則此徼道當為通外藏之所矣。地下之事，徵實不易，故備記之如右。便房之語，蘇林曰：「便房，藏中便座也。」師古曰：「小曲室也。」《漢書·陳湯傳》云：「昌陵卑為高，積土為山，度便房猶在平地上。」則便房似於治陵之時即為之，蘇、顏二說或是也。然如淳引《漢儀注》，以為梗槨，則楩乃梗字之假借。梗房之語，與梓相對，梓可雲宮，則梗亦可雲房。若以為藏中便座，則《霍光傳》不得雲「便房一具」矣。《續漢書·禮儀志》所載帝後陵中明器，除輓車九乘外，其餘皆用士禮，與《既夕禮》吻合。其贈幣且用帷記，較《既夕禮》尤儉。殆謝忱書所謂太尉胡廣等定耶？鄉黨無議其失禮者，殊不可解。 磬折古義 《考工記》鳧氏為鍾一職，鄭註疏誤殊甚。程易疇先生《考工創物小記》始正之。鄭子尹乃代作《鳧氏為鍾圖說》，仍申鄭說，真所謂不辨黑白者也。余嘗取上虞羅氏所藏楚公孫班、避父鍾、卿鍾三鍾，及各家著錄有尺寸可據者共十三鍾校之，皆不與鳧氏合。又此十三者，亦不自相合。此由古代鑄鐘，不必盡遵鳧氏制度。或鳧氏職但奉其大概，鑄鐘之時，仍須以聲律定之。然據《考工記》本文，必須如程解無疑也。猶程氏之《磬折古義》，以安陽所出之商磬校之亦不合，此亦商周磬制，本自不同，至程氏磬折之解，不獨優於康成，實千古不可破之說也。 追蠡 羅氏藏三周鍾，其乳皆作旋螺形，他鍾似此者亦多，此殆孟子所謂「追蠡」也。古書多假「蠡」為「螺」字。《漢書·東方朔傳》「以蠡測海」是也。《風俗通》說門戶鋪首，引《百家書》雲「公輸班之水見蠡，日見汝形，蠡適出頭，般以足畫圖之。蠡引閉其戶，終不可得開。般遂使之門戶，雲人閉藏如是，固周密矣」云云。徐陵《玉台新詠序》所謂「銅蠡畫靜」，亦門戶上物。按：門戶上所施銅乳，其排列與鍾乳相似，而皆作螺形。蓋成列之物用螺，乃古代之通習，未必閉藏為義也。趙注《孟子》以「追」為「鍾鈕」，「蠡」為「蠡蠡，欲絕之貌」。追為鍾鈕，古無明文，而蠡則古鐘上實有是物，惟追作何解，不敢自為說耳。 大房 傳世古器，樂器如鍾、磐，兵器如戈、矛、劍、戟，洗器如盤、匜，酒器如彝、壺、尊、勺、爵、觚、觶、角、單、盉，煮器如鼎、鬲，黍稷器如簠、簋，如敦，今皆有之。籩豆雖無存者，然尚有瓦、豆在，可知其形制。惟俎作何狀，則不可知。《詩·魯頌》「籩豆大房」，《毛傳》云：「大房，半體之俎也。」鄭箋則云：「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間有橫，下有跗，似乎堂後有房。」然《少牢饋食禮》：「腸三，胃三，長皆及俎拒。」鄭註：「拒，讀為介距之距。俎距，脛中當橫節也。」《明堂位》：「俎，有虞氏以梡，夏後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鄭註：「梡，斷木為四足而已。嶡之言蹷也，謂中足為橫距之象，《周禮》謂之距。椇之言枳椇也，謂曲橈之也。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據鄭君《詩》、《禮》三注，則俎之為物，下用四足，足間有木以相連相距，距或中足，或在足脛，其距下之跗謂之房。然有不可通者。按《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蒸；王公立飲，則有房蒸；親戚饗宴，則有餚蒸。」韋註：「全蒸，全其牲體而升之。房，大俎也，謂半解其體，升之房也。餚蒸，升體解節折之俎也。」則房蒸實與全蒸相對。蓋升半禮之俎，當有兩房，以半體置一房，合兩房而牲體全，故謂之房。毛公云：「大房，半體之俎。意正如是也。」少牢饋食，雖系餚蒸，則亦用房蒸之俎，故有俎拒。拒者即兩房之隔，故制腸胃長短，以俎拒為節，不容取俎足以為節也。由是推之，則有虞氏之梡，梡者完也，殷以嶡，嶡者具也，皆全蒸之俎。周始有半體之俎，以其似宮室之有左右房，故謂之房俎。若足跗，則不具房形。鄭君堂房之說，殊為迂遠矣。 斯禁 浭陽端氏所藏斯禁，出於鳳翔府寶雞縣，就其形制文字觀之，其為商周間器，自不待言。今年日本某雜誌揭其照片，頗為近漢之器，主宰雜誌之某君，"深於考古之學者，乃以此為漢器，殆誤會《禮器》鄭注耳。《禮器》「大夫士棜禁」，註：「棜，斯禁也，謂之棜者，無足有似於棜，或因名雲耳。大夫用斯禁，士用禁，禁如今方案，隋長局足，高三寸。」然則鄭注「如今方案」，自謂士禁如之，非謂斯禁，且方案與禁，亦非一物。鄭以漢方案似禁，故舉況之。某君殆因此，誤以此斯禁為漢物，且不知漢時無此制也。 秦陽陵虎符跋 羅氏唐風樓藏銅虎符一，長漢尺四尺許，左右二符，膠固為一，金錯篆書，文各十二，曰「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陽陵」，實秦虎符也。按《漢書·景帝紀》：「葬陽陵。」《地理志》雲「左馮翊有陽陵縣。」班氏原註：「故弋陽，景帝更名。」則用陽陵至漢景帝時始有此名。此符疑為漢物，然與漢符不合者有五：一《史記》及《漢書·文帝紀》「二年九月，初與郡國守相為銅虎符、竹使符。」今傳世漢符，其文字皆雲與啣啣太守為虎符，與此符文絕不相同。又陽陵乃縣名，並非郡國名，無與為虎符之理。此與漢制不合者一也。漢符之數，則應劭雲銅虎符第一至第五。今傳世漢符，輒雲啣啣啣啣為虎符左符或右符，其又於肋下雲左啣右啣。其左符右符，皆記數字，不記甲乙。此符雲甲兵之符，與漢制不合者二也。漢符傳世者，其文刻於脊上，合之而後可讀，如周官傅別之制。此符左右文同，皆在脊上，如周官質劑之制。此其不合者三也。《史記正義》引崔豹《古今注》云：「銅虎符，銀錯書之。」（今《古今注》無此條）崔豹，魏人，所記者當為漢魏之制。又今傳世漢符，皆系刻字。此符獨用金錯。則其不合四也。此符字畫頗肥，而所錯之金極簿，幾與濕金以書者相等。若漢世所錯，如莽貨一刀平五千之一刀二字則字細而金厚。他器亦然。此其不合者五也。若雲秦符，則有四證焉。陽陵雖雲漢景帝所置，然秦之先君有葬於陽者。《史記·秦始皇本紀》：「德公居雍關大鄭宮，葬陽。宣公居陽宮，葬陽。」而秦先王葬處往往稱陵，如惠文王葬公陵，悼武王葬永陵，孝文王葬壽陵。則秦自稱王以後，以陽為二先公所葬，謂之陽陵，其理或有之。又《史記》、《漢書》侯表，高帝時有「陽陵侯傅寬」，今出土封泥之中，有陽陵邑丞印。邑丞，侯國之丞，則高帝時已有陽陵，不自景帝始。其為秦邑，益無可疑。此一證也。此符字數，左右各十二字，共二十四字，皆以六之倍數。按《秦始皇本紀》稱「數以六為紀」，故用六倍數。若漢以五為紀，故印皆用五之倍數，如雲與啣啣太守為虎符左啣是也。此二證也。文字謹嚴寬博，與李斯所書刻石者相似，非漢時人所能仿佛。此三證也。若雲秦符，則其左右二符合併之故，亦可得而言焉。按：秦漢虎符，右常在內，左常在外。《秦始皇本紀》及《高祖本紀》皆雲「秦王子嬰，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蓋於降漢之時，斂左符而合之。秦璽入漢，既為傳國之器，此符雖不復用，亦必藏在內府，為國重寶，合置既久，中生繡澀，遂不可開。否則右符既不常在外，左符亦無入京師之理，二符無自膠固矣。此四證也。惟其長短，頗與《秦本紀》所云「符、法冠長六寸」者不合。然六寸之符，當指竹使符，漢竹使符亦長六寸，同於秦制。若虎符則發兵之事，貴於慎密，短則易藏而難覓，故僅長四寸許。此又求之事理而可通者也。此符雲甲兵之符，則此外尚有乙丙丁等。按：漢制銅虎符第一至第五，若秦制亦然，則虎符當有自甲至戊五枚，或以訖戊為疑。然秦漢間制度名物，頗有訖於戊者。如衛宏《漢書儀》云：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鄭注《周禮·司寤氏》亦曰：「夜時，謂夜早晚，若今甲乙至戊。」則兵符五亦自甲至戊，固不足怪也。李斯書存於今者，僅有泰山十字，琅邪台刻石，則破碎不復能成字矣。即以拓本言之，泰山刻石，亦僅存二十九字，琅邪雖有八十五字，而漫漶過半。此符乃秦重器，必用相斯所書，而二十四字，字字清楚，謹嚴渾厚，經不過數分，而有尋丈之勢，當為秦書之冠。惜系金錯為之，不能拓墨耳。此符「在」字作「十」，猶用古文，不用小篆。若泰山刻石「維初在昔」之「在」，則作「在」字。其鑄符時或猶在巡嶧山之前也。行文半闕之式，古金文中無有也，惟琅邪台刻石，則遇始皇帝成功盛德，及制曰可等字，皆項頂格書，此為抬頭之始。秦虎符左右十二字，分為二行，每行六字，皇帝二字，適在第二行上，亦抬頭之意也。可知此事自秦以來然矣。古代文字頗難作偽，如嶧山刻石文，雖不見於《史記》，然一讀其文，可決其為李斯所作也。秦符雖作十二字，然如「右在皇帝」四字，豈漢以後人所能耶！秦泰山芝罘會稽山刻石，皆三句一韻，一句四字，三句十二字，即六之一倍也。琅邪台刻石，其頌二句一韻，其二百八十八字，六之四十八倍也。後序三句一韻，每句字數不等，其一百二十字，則六之二十倍也。可知秦時文字，皆以六為紀。後世傳秦璽文，所謂「受命於天，既壽永昌」者，獨為八字，與秦文字之例不合，疑為後人假託矣。 隋銅虎符跋 兵符之制，古者皆右在內而左在外，又左右之數各同。三代不可考。《曲禮》云：「獻粟者執右契。」鄭註：「契，券要也，右為尊。」契以右為尊，符節可知。尊者在內，卑者在外，亦可知也。秦符右在皇帝，左在陽陵，蓋亦用古尚左之制。漢則文帝二年，初與郡國、守相為銅虎符、竹使符。師古曰：「與郡守為符，右留京師，左以與之。」則左外右內，與秦制同。魏賜孫權九錫文曰：「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齊、梁、陳九錫文同。而竹使符上皆冠以左字，疑金虎符左右賜之。蓋虎符以發兵旅，時兵權皆在受九錫者手，故賜以左右，以示不敢有徵發之事也。竹使符所以傳命，事恆有雲，故但賜以左，而以其右藏於天子之所。可知左外右內，自秦迄江左之末，未嘗變也。又漢魏郡太守虎符（嘉定瞿氏藏）、東萊太守虎符（濰縣陳氏藏）、廣陽虎符（諸城劉氏藏）、玄兔太守虎符（海豐吳氏藏），筋上均有左二字樣。漢制左符在外，今左皆有二，亦左右數同一證也。惟濰縣陳氏所藏漢上郡太守符，則不可解。此符左右俱存，其脊文十字，則雲「上郡太守為虎符第一」，右筋上有「上郡右三」四字，左筋有「上郡左二」四字。如是，則虎符第一至第五，每符又各有左右若干。則一郡之符，殆多至數十，恐無此理。漢常山太守虎符筋文雲「常山左三」，漁陽太守虎符（吳氏）筋文雲「漁陽左二」，長沙太守虎符同。 晉王台太守虎符。 又按翁氏《兩漢金石記》所載一符，則脊文雲「與五原太守為虎符第一」，筋文雲「五原左一」。嘉善謝氏藏晉丞邑男虎符，脊文雲「晉與丞邑男為銅虎符第一」，筋文雲「丞邑男左一」。濰縣陳氏藏晉騶男虎符，脊文雲「與騶男為虎符第五」，筋文則雲「騶男右五」。此三符，脊文所記數字，與筋文所記者無不相同。則上郡符脊文作第一，而筋文左作左二，右作右三者，恐不足信。漢陽葉氏藏晉始平虎符，脊文作第二十，而筋文作左二，亦為可疑。二符未見原器及拓本，無由斷定其真偽，如系真品則僅一郡國之符，多至數十，為可異耳。至於左右同數之說，不惟不相妨，轉足相證也。隋符亦然。吳縣蔣氏藏隋虎符八，此外傳世者，尚有三枚，共十一枚。其中右符六，曰右御衛相原四，曰右御衛永昌二，曰右御衛美政五，曰右翊衛天井一，曰右翊衛石橋二。左符五，曰右屯衛溫陽一，曰右御衛安昌四，曰右武衛白松二，曰右屯衛清湖四，曰左屯衛赤城五。左右之孰內孰外，雖不可知，然左右二符，各有第四第五，則左右之數亦相等，如秦漢以來制也。惟唐制則大異。《六典》載：銅符，王畿之內，左三右一；王畿之外，左五右一。左者進內，右者在外。不獨左內右外，左右之數亦各不同。惟木契則左右同數，猶用古制耳。宋符則兼古制與唐制二者。《玉海》八十二，載康定元年八月二十四日端明殿學士李淑等言，參酌古制，定銅符形制。上刻篆字，曰某處發兵符，下鑄虎豹御，而中分之。右符五，左旁作虎豹頭四，左符一，右旁為四竅，令可契合。又以篆文相同，側刻十千字為號。右五符留京師樞察院，左符降付諸處。慶曆元年罷。宋符右內左外，則法秦漢，以十千為號，亦與秦同，惟內五外一，則用唐制。然則宋以前兵符形制，皆可知悉。獨元時代最近，又貴人皆賜虎符，今實物未有存者，而史亦不載其形，殊可異也。 偽周二鬼符跋 吳清卿中丞十六金齋中所藏各符，以新莽厥戎虎符為最，形制文字，精美絕倫。然亦有偽者，如太和門外左龍武軍第二及鷹揚衛左紫輝第四二龜符是也。按宋敏求《長安志》云：大明宮東面一門，曰太和門。又云：太和門外從東第一曰左羽林軍，第二曰左龍武軍，第三曰左神策軍，與此符合。然龜符乃武后時物，其時尚未有龍武軍也。《舊唐書·職官志》云：「初，太宗選飛騎之尤健者，別署百騎，以為翊衛之備。天后初，加置千騎，中宗加置萬騎，分為左右營，置使以領之。開元二十七年，改為左右龍武軍。」《新書·兵志》則云：「及元宗以萬騎平韋氏，改為左右龍武軍。」《唐會要》卷七十一，亦云開元二十六年十一月，析左右羽林軍，置龍武軍，以左右萬騎隸焉。注云：或出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此符為天后時物，不應有左龍武軍。又考《唐六典》成於開元二十四年，而北軍只有左右二軍，無龍武軍。杜甫《曲江對雨》詩：「龍武新軍深駐輦，芙蓉別殿漫焚香」，詩作於天寶時，而軍改於開元之末，故曰新軍。若天后時已有此軍，則不得雲新矣。此符必因九仙門外右神策軍龜符而偽作者。至鷹揚衛左紫輝第四龜符，鷹揚衛上無左右字樣，又鷹揚近在皇城，此符系左符，據唐制不得有第四，（《六典》：「兵符，王畿之內左三右一。」）此亦偽作。吳氏精鑒，為近世所僅見，而亦蓄此物，信乎鑑古之難也。 王復齋鐘鼎款識中晉尺跋 古尺存於今者，以曲阜孔氏所藏漢建初尺為最著。此尺有仿製者，較原尺約長二分，世間拓本，以仿製之本為多。然尚有元延銅尺，不知藏誰氏。余於唐風樓見其拓本，較建初尺原本又約短二分。據此，則前後漢尺度，大略可知矣。蜀尺則上虞羅氏藏章武二年弩機，其望山上有金錯小尺，與仿製之尺，長短略同。（此弩機後為端忠敏索去，載於《陶齋吉金 錄》。然圖中失摹其尺，殊可惜也。）又藏魏正始弩機，亦有尺度，較建初尺度為長，殆即知《隋書·律曆志》所謂「杜夔尺」也。晉尺未有傳者，世所傳晉前尺者拓本，皆出於宋王復齋《鐘鼎款識》。國朝諸大家，如沈果堂、程易疇、阮伯元等，皆以為此為真尺也。然其銘詞則曰「周尺，漢志鑄歆銅尺，後漢建武銅尺，晉前尺並同」，共十九字，與《隋志》載晉前尺銘詞不合，且此尺苟為荀勗所制，必無自稱晉前尺之理，故羅叔言參事疑為宋人仿造。余考之《宋史·律曆志》，知即宋高若訥所造《隋志》十五種尺之一也。《宋志》謂「若訥用漢貨泉長尺寸，考依《隋書》定尺十五種上之，藏於太常寺：一、周尺，與《漢志》劉歆銅斛尺、後漢建武中銅尺、晉前尺同」云云，與傳世晉前尺銘文只差三字，則此尺為若訥所造甚明。程易疇乃謂以莽布校之，豪發不爽，遂定為晉前尺。不知若訥此尺，正用莽布所造，自無不合之理。以程氏之聰明而尚為所欺，殊不可解。然王復齋《款識》已收此拓本，宋人已以此為真晉尺，此亦如政和禮器，南渡後即誤以為劉宋器也。然則晉前尺世間無此物，亦無拓本，雖可以元延、建初二尺及錢布、弩機尺等約略推之，亦僅能得其近似。高若訥所造，復齋所藏，亦所謂得其近似者，遽以是為真晉尺，則大誤矣。《隋志》所載前尺以下十四種尺，今亦無一存，不能互相校定。又晉前尺與建武尺同，未必同於建初尺。故晉前尺之真，遂不可見，使後世作史者，皆效隋志之法，則最近之尺，必有存者。一尺存則眾尺皆存，何至無可考乎？ 唐用開皇官尺 漢尺傳世者雖有二種，有唐一代之尺，則反無存，史亦不言唐尺與前代尺之比例，余其即用開皇官尺。何以徵之？《唐六典》金部郎中職言：「凡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二寸為大尺，十尺為丈」云云，「凡積秬黍為度、量、權衡者，調鐘律，測晷景，合湯藥及冠冕之制則用之；內、外官司悉用大者。」而《隋志》謂開皇尺，即後周市尺，當後周鐵尺一尺二寸。周、隋時，以鐵尺調律，以市尺當官尺供公使用。唐制即出於此。此一證也。開皇以古斗三升為一升，古秤三斤為一斤。唐量未聞權衡，則亦以三兩為一大量，分明出於隋制。權既如此，度亦宜然。此二證也。後用鐵尺，據達奚震牛弘校之以上黨羊頭山大黍，累百滿尺，謂為合古，則《六典》所云「累黍之尺」，雖語出《漢志》，而事本宇文。又開皇官尺，當鐵尺十二寸，唐大尺亦當黍尺十二寸。此三證也。《宋史·律曆志》載翰林學士丁度等上議：「今司天監影表尺，和峴所謂西京銅望臬者，以其洛都故物也。（原註：晉荀勖所用西京銅望皋，蓋西漢之物，和峴謂洛陽為西京，乃唐都耳。）今以貨泉、錯刀、貨布、大泉等校之，則景表尺長六分有奇，略合宋、周、隋之尺由此論之，銅斛、貨布等尺寸，照然可驗。有唐享國三百年，其間製作法度，雖未逮周漢，然亦可謂治安之世矣。今朝廷必欲尺之中，當依漢泉分寸。若以太祖膺圖受禪，嘗詔和峴等用景表尺典修金石，七十年間，薦之郊廟，稽合唐制，以示詒謀，則可且用景表舊尺」云云。如是則丁度等以宋司天監景表尺為唐尺，其尺當漢泉尺一尺六分有奇。後用鐵尺，則當晉前尺一尺六分四厘。故丁度等謂唐尺略合於周隋之尺。此四證也。（此宋司天監景表尺，丁度等以為唐尺，然《宋史·律曆志》又謂「今司天監圭表乃石晉時天文參謀趙延%所造」，則實非唐物。然五季之世未遑製作，則亦當用唐尺也。）《唐書·食貨志》載「開元通寶錢，徑八分」，羅叔言參事據之以作唐錢尺。按開元通寶，有唐一代，多鑄此錢，其大小亦不等。今擇其輪廓完好容量之，得建初尺一寸零六毫有奇。而果開元通寶錢十二當得唐尺之九寸六分，則當建初尺一尺二寸八分一厘。（假定建初尺與晉前尺同，則累錢十二正得開皇官尺一尺。）則唐尺與假定之開皇官尺，僅差四分。而開元通寶錢，鑄於武德三年，必用隋尺無疑。故宜由之以校定隋尺，不宜由建初尺而疑唐尺與隋尺不合。此五證也。聞日本奈良正倉院有一尺，相傳為唐尺，他日當摹之，以證成余說也。 宋三司布帛尺 宋三司布帛尺，世傳有仿製之本，不知其所自出。明尺亦罕見，惟近年出土之大明寶鈔。《明史·食貨志》謂其「方高一尺，廣六寸」，與國朝量地潛尺正同，約當工部營造尺一尺一寸。 度量權衡變遷之定例 度量權衡，自古訖今，皆由短而長，由小而大，殆為定例。尺則漢建初尺，比元延尺長二分許。魏杜夔尺，又長於漢尺五分。晉前尺雖同於漢尺，而晉後尺則比晉前尺一尺六分二厘。宋氏尺比晉前尺一尺六分四厘。梁朝俗間尺比晉前尺一尺七分一厘。後魏前尺比晉前尺一尺二寸七厘，中尺比晉前尺一尺二寸一分一厘，後尺比晉前尺一尺二寸八分一厘。後用市尺與開皇官尺，皆同北魏後尺。唐亦如之。而其增率之速莫劇於兩晉後魏之際，三百年間，幾增十分之三。前此則周尺、漢尺、晉前尺，雖不必如《隋志》所言，全相符合，要其增率不過數分。求魏晉以後尺法所以驟增之故，實由當時中原戶調，始課絹布，官吏懼其減耗，又欲多取於民，故其增加之率，至大且速。考《魏書·高祖紀》：「太和十九年，詔政長尺大斗」。而《楊津傳》言：「延昌末，津為華州刺史。先是，受調絹布，尺度特長，在事因緣，共相進退，百姓苦之。津乃令依公尺度。」則自太和末至延昌，不及二十年，而其弊如故。又《張普惠傳》：「神龜中，天下民調，幅度長闊，尚書計奏，復征綿麻。惠上疏曰：『絹布，匹有丈尺之盈一，猶不計其廣；絲綿，斤兼百銖之剩，未聞依律罪州郡。若一匹之濫，一斤之惡，則鞭戶主，連長，此所謂教民以貪者也。今百官請俸，人樂長闊，並欲厚重，無復准極。得長闊厚重者，便雲其州能調，絹布精闊且長，橫發美譽；不聞嫌長惡廣，求計還官者。此百官所經仰滅聖明也。』」云云。觀於此疏，則當時增尺之理，甚為瞭然。且其時不獨增尺法，又增匹法。自周漢以來，布帛皆以四丈為一匹。《北史·盧同傳》載：「後魏熙平間，同累遷尚書左丞。時相州刺史奚康生征百姓歲調，皆長七八十尺，以邀奉公之譽，部內患之。同於歲祿，官給長絹。乃舉案康生度外徵調。書奏，詔抵康生罪。」又《北史·崔暹傳》亦言北齊天保中，「調絹以七丈為匹，為暹言之，乃依舊焉。」由是觀之，一尺之增，於歷代調絹至為明白。調法於絹布之外，兼調絲麻，皆以斤計。租法用粟，則以石計。權衡二物，自漢至隋，增至三倍，亦由是故。以調絹之事觀之，蓋可信矣。今世所傳宋三司布帛尺，較隋唐官尺為短，似出前例之外。然自古訖唐，絹之定製，皆以四丈為匹，宋以四丈二尺為匹，尺法所減，以匹法償之而有餘。宋尺稍短，職是故也。元明以後，無絹布之調，明代雖有布縷之徵，然皆用米折，而明尺反絕大，又似與前例不合。然明尺之長，當自宋元之際已然，觀宋初布帛，幅度二尺五分，元時則僅一尺四寸至一尺六寸（見《元典章》），其尺度之長，可以想見。自元以後，不課絹布，故國朝工部營造尺，反短於明尺，惟量地藩尺獨與明尺同。蓋因清丈之事，最易擾民，故特用長尺以優之。此與古代調絹增尺之故，大相異也。古者歲調絹布，皆紀年月日郡縣及輸納者姓名，觀《魏書》張普惠之疏與《北史·盧同傳》所紀論奚康生事可知。蓋不記郡縣年月日，則無自知調絹長吏為何人，又苟不記輸納者姓名，則鞭戶主連三長之事亦不能有也。至漢之任城國元父紬，則並記丈尺價值，而不記年月日。考《後漢書·光武十王傳》：順帝時，羌虜數反，任城王崇輒上錢帛佐邊費。此紬出古長城下，殆即當時佐邊費者，乃國王所獻，非民間 所納。（漢時除變夷課賓布外，尚無調絹布之制。）故但著其地及大尺價值歟？ 考訂古尺當以實物為本 孔東塘尚任《建初尺跋》所載建初尺與諸尺比例，多不足信。孔雲建初尺當漢末小尺八寸，已與《隋志》不合。又雲與開元尺同，亦與余考定之唐尺大異。且此二者無傳世之物，不識東塘何以知之。余謂考訂古尺，當以實物為本，如元延建初二尺、王莽十布五泉與貨布貨泉契刀錯刀，及唐通開元寶錢、蜀弩機尺，實為根本材料。此外諸家之說，除《隋志》外，均當慎取。近惟吳清卿中丞《古玉圖考》中之圭、&二尺，雖未可遽視為周尺，要之較諸家架空之說為可據也。 累黍為尺乃無謂之說也 累黍為尺之說，始於《呂覽》，劉歆、班固皆用其說，此最無謂也。歷代之尺，多以累黍為名，而長短不同，後人求之不得，於是有縱黍、橫黍、斜黍種種之說，實皆以尺求黍，不能以黍定尺，以為起度之准，殊為失之。此不獨黍有大小之差，年有豐耗之異，如《隋志》所云而已。即令黍之大小，終古不變，而銖銖而累之，至石必差；寸寸而量之，至大必失。累分為尺，理亦如之。此事理之最易明者，而人乃多為之說。是何異已？ 存世秦權量 今世所存秦權，浭陽端氏一家，所藏多至數十，合之宇內，數幾及百。至於銅量，亦尚有之，大抵刻始皇一詔二世一詔。始皇之詔，乃制器時所刻，固宜每器皆有。至二世詔，則因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欲令明白，故下此詔，乃能使民間用器，一一追刻之。亡國一二年間，而法令之行如此，亦應代所未有也。 齊魯封泥集存序 癸丑季秋，羅叔言參事將印其所藏封泥拓本，屬余為之編次，並序之曰：自宋人始為金石之學，歐趙黃洪，各據古代遺文，以證經考史，咸有創穫。然塗述雖啟，而流派未宏，近二百年，始益光大，於是三古遺物，應世而出。金石之出於邱隴窟穴者，既數十倍於昔，此外如恆水之甲骨，燕齊之陶器，西域之簡牘，巴蜀齊魯之封泥，皆出於近數十年中。而金石之名，乃不足以該之矣。之數者，其數量之多，與年代之古，與金石同，其足以證經考史，亦與金石同，皆古人所不及見也。癸卯之歲，羅叔言先生既印行敦煌古佚書，及所藏恆水甲骨文字為《殷虛書契前編》，復以所藏封泥拓本，足補濰縣陳氏、海豐吳氏《封泥考略》之闕者甚多，因屬國維就《考略》所無者，據《漢書》表志，為之編次，得四百餘種，付諸精印，以行於世。竊謂封泥之物，與古璽印相表里，而官印之種類，尤較古璽印為夥，其足以考古代官制地理者，為用至大。姑就此編所錄，舉其犖犖大者。以官制言之，則漢諸侯王官屬之與漢朝無異也。《漢書·諸侯王表》謂藩國宮室百官同制京師，《百官公卿表》謂諸侯王群卿大夫都官如漢朝，賈誼書亦謂天子之與諸侯，臣同，御同，宮牆門衛同。初疑其為充類之說，非盡實錄，乃此編所載齊國屬官，除丞相御史大夫外，則郎中當漢之郎中令，大匠當漢之將作大匠，長秋當漢之大長秋，下至九卿所屬令丞，如太祝祠祀園寢諸官，為奉常之屬，中廄丞為大仆之屬，內官丞為宗正之屬，大倉大官樂府居室謁者御府永巷宦者諸官，為少府之屬，武庫丞為為中尉之屬，食官為詹事之屬，鍾官為永衡之屬。始知賈生《等齊》之篇，孟堅同制之說，信而有徵。此其關於官制者一也。若夫班氏之表，司馬之志，成書較後，頗有闕遺，此編所錄，則漢朝官，如雒陽宮丞、宮司空、私官丞、中私官丞；王侯屬官，如齊武士丞、齊昌守丞、齊中右馬、齊中左馬、齊司空長、齊司宮丞、齊左工丞、菑川郎丞、載國大行；郡屬縣官，如水丞、平丞、陶丞；餘官如司空、祠官、牧長、橘監、發弩兵府、冶府，皆班表、馬志所未載。餘如桐馬五丞中之有農丞，樂府之有鍾官（此樂府鑄鐘、之官，非水衡掌鑄錢之鐘官也），鍾官之有火丞，技巧之有錢丞，班表亦僅列官府之目，未詳分職之名。此關於官制者二也。至於考證地理，所裨尤多，以建置言之，則此編中郡守封泥，有臨菑、濟北二郡；大守封泥，有河間、即墨二郡；都尉封泥，有城陽一郡，皆《漢志》所無。按《漢書·高帝本紀》：「以膠東、膠西、臨菑、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三縣立子肥為齊王。」《史記·齊悼惠王世家》：以齊之城陽郡，立朱虛侯為城陽王；以齊濟北郡，立東牟侯為濟北王。則漢初及全齊之時，有臨菑、城陽、濟北三郡也。《楚元王世家》：取趙之河間郡，立趙王遂弟辟疆為河間王。是趙國有河間郡也。且濟北建國，自興居國除之後，安都侯未封之前，中為漢郡者十一年。城陽則共王徙淮南後，中為當郡者四年，皆在孝景改郡守為大守，郡尉為都尉以前。則濟北、城陽守尉二印，固所宜有也。惟臨菑守一印，則齊國既建以後，當稱內史，國除之後，又當稱齊郡太守，此印雲臨菑守，必在高帝初葉，悼惠未封之時，且臨菑二字，猶當為秦郡之名也。夫始皇既滅六國，所置諸郡，無即以其國名之者。東郡不雲衛郡，穎川不雲韓郡，邯鄲不雲趙郡，何獨臨菑乃稱齊郡？然則漢之初，郡必襲秦名，則班固以齊郡為秦置，而不雲故秦臨菑郡者，非也。河間、即墨二大守封泥，皆孝景中十二年以後物。即墨乃膠東國屬縣，而河間、膠東二國，自孝景以至孝平，未有紀世，光武中興，乃並河間於信都，以膠東封賈復。然則此二郡大守之印，當在新室之後，建武之初，與《封泥考略》之膠東大守、膠西大守二章，均足補《漢志》之闕者也。此外縣邑封泥，如盧丘丞、盧平丞、梧里丞、稷丞等，前後二志均無此縣。此關於地理之建置者一也。漢表稱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今此編中邑丞封泥二十有九，除琅邪、'二邑未見封國外，其餘二十七，皆列侯所食。惟載國大行一封泥，乃稱國耳。此關於地理之稱號者二也。又縣邑之名，往往歧誤，如齊哀王舅駟鈞所封國，《史記·孝文紀》作「清郭」，《漢書》文作「靖郭」，史表作「清都」，漢表作「鄔」，徐廣注史表，又雲「一作梟」。今封泥有「請郭邑丞」，則知此五者皆「請郭」之訛也。華母害所封國，史表作「絳陽」，漢表作「終陵」，今有「絳陵邑丞」封泥，則《史記》一誤，《漢書》再誤也。秘彭祖之國，《史》、《漢》二表並作「戴」，《索隱》「音再」，今有「載國大行」「載丞」二封泥，則音不誤而字誤也。餘如臨淄之為臨菑，劇之為嗀，萊蕪之為來無，臨轅之為臨袁，字有通假，形有增損，非有實物，孰能正之？此關於地理者三也。至於二書違異，無所適從，如漢表「校夷侯周舍」，史表「校」作「郊」；「郁根侯驕」，史表作「郁狼」，今封泥有「郊侯邑丞」「郁狼鄉」印，則史是而漢非也。濟南著縣，前後二志，均為「著」字，韋昭讀為「蓍龜之蓍」，師古非之。然後魏濟南尚有蓍縣，今封泥又有蓍丞之印，則韋是而顏非也。東萊掖縣，二志皆從手旁，惟《齊策》「封安平君以夜邑萬戶」及「東有夜邑之奉」，均作「夜」字，今封泥有「夜丞之印」「夜印」，則《齊策》是也。前志平原郡之漯陰，後志作「濕陰」，今封泥有「濕陰丞印」，則後志是也。齊悼惠王子罷軍所封侯國，史、漢均作「管」，獨《水經注》以為濟南菅縣，今封泥有「菅侯丞印」，則《水經注》是也。琅邪不其縣，《淮南子·地形訓》作「弗其」，今封泥有「岪其丞印」，則《淮南》近是也。歷數與地名之歷，自漢以後，均作「癤」字，惟《周禮》「遂師之抱癥」，《戰國策·秦策》及《史記·春申君列傳》之「濮癥」，《史記》侯表之「癥侯」，《樂毅列傳》之「癥室」，《禮記正義》引《易通卦》「驗之律癥」，義雖為歷，而字均作癥，轉訛作磨。今封泥有「城丞印」，其字從癦從石，可知作歷固非，作磨亦誤。《顏氏家訓》謂《世本》「容城造歷，以歷為碓之癥」，則歷之正字，自當從癦從石，六朝之際，尚作如此。轉訛作磨，事乃有因，然不有此印，奚以定之。此其關於地理者四也。凡此數端，皆足以明一代之故，發千載之覆，決聚訟之疑，正沿襲之誤，其於史學，裨補非鮮。若夫書跡之妙，冶鑄之精，千里之潤，施及藝苑，則又此書之餘事，而無待贅言者也。至封泥之由來，與其運用，詳余《簡牘檢署考》。其出土源流，則羅叔言先生序中詳之，並不贅雲。古之書簡，以木為之，兩牘相合，而纏之以繩，上刻繩道以容繩，又刻方孔以容封泥，繩自繩道而交錯於方孔中，然後置封泥而加璽印焉。《論衡》所謂「簡繩檢署」是也。故古璽字從土。《說文》土部：「璽，王者之印也，以主土，故從土，璽聲，籀文從玉。」段氏注云：「籀文從玉，則知從土者古文。」其說是也。惟許君謂以主從土故土，則頗不然。古者上下所用印，通謂之璽，璽非守土者所專有，蓋璽印之用，不能離封泥。故其字從玉，統而從玉之璽與從金之，以其體言；從土之璽，則以其用言也。古書簡用木，非有封泥，則璽印無所施。《呂氏春秋·離俗覽》云：民之於上也，若璽之於塗也，抑之以方則方，抑之以圓則圓。《淮南子·齊俗訓》亦曰：「若璽之抑埴，正與之正，傾與之傾。」古人璽印皆施土泥，未有施於絲帛者。考《續漢書·百官志》，少府屬官有守宮令，「主御紙筆墨，及尚書財用及封泥。」故封禪玉檢，經水銀和金為泥，石檢則末石和方色土為泥。天子詔書封以武都山紫泥，平人或用青泥。（《太平御覽》引《東觀漢紀》鄧訓事）其實一切粘土皆可用之。自廢簡牘而用紙案，封泥亦與之俱廢。訖於後世，視古代璽印，若施於絲素者，蓋不知有封泥之物矣。故道光間，蜀中始掘得封泥數十枚，為劉燕庭方伯所得，吳荷屋中丞《筠清館金文》與趙捃叔司馬《讀寰宇訪碑錄》，均著錄數枚，謂之印范。嗣時齊魯之間，出土愈多，大率歸陳壽卿編修與吳子苾閣學，始知為古代封泥，於是有封泥考略之作。然世人猶或以為古人土封苞苴之泥，即知為封書之物，亦不能詳其用法。自余觀匈牙利人斯坦因所得于闐古書牘，始悟漢時中原書牘制度略同，證以古籍，一一皆合，語詳《簡牘檢署考》。可知古代遺物，須數十年及數十人之力而後明，若是乎考古之不易也。 書齊魯封泥集存後 《齊魯封泥集存》中，有清河大守、河間大守、即墨大守三印，文字精絕，自其形制觀之，亦當為漢初之物。余前序中，以改郡守為大守，在景帝中二年七月，《漢書·景帝紀》及《百官公卿表》具有明文，而河間國封於孝景前二年四月，膠東國治即墨封於孝景中二年三月，自是訖於王莽之篡，未嘗為漢郡。是前漢不得有此二郡大守，故定為光武初年之物。然細觀其形制文字，終不類東京，且考之後漢之初，亦無置即墨郡之理。即墨在前漢，為膠東國都，然王莽廢膠東國為郡，改為郁秩。郁秩故膠東國屬縣，則莽時郁秩郡，當治郁秩，而不治即墨。光武但復膠東之名，而郡治仍之，故建武十三年，封賈復為膠東侯，食郁秩、壯武、下密、即墨、梃胡、觀陽六縣，以郁秩為首。至肅宗時，復孫敏有罪國除，更封復小子邯為膠東侯，邯弟宗為即墨侯，各食一縣，以膠東與即墨為二縣。膠東前無此縣，蓋即郁秩，此又復漢初之膠東，不治即墨，而治郁秩之一證也。故光武初年，決無置即墨郡之理，而景帝中二年後，膠東國又未嘗為漢郡，則此印非漢初之物而何？若雲漢初之物，則即墨自戰國時已為重地，與臨淄並，故張儀說齊王曰「臨淄即墨之饒，非王之有」，田肯說漢高帝亦曰「齊東有琅邪、即墨之饒」，故田市王膠東，實都即墨。漢高帝以膠東等郡，封子肥為齊王，文帝分齊別郡，置膠東國，亦仍其故治，而中間膠東郡之稱，或為即墨，猶菑川郡之或稱劇郡，各以所治之縣名也。故即墨之為漢初之郡，殆無可疑。《漢書·高五王傳》謂「齊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此印猶當為悼惠王所鑄也。河間大守、清河大守二印，形制相同，亦可因此印而決其為漢初之物。謂漢初已有大守之稱，似與《景帝紀》及《百官公卿表》不合，然戰國時已有此稱。《墨子·號令篇》雲「操大守之節而使者」，又雲「勇士父母親戚妻子舍之必近大守」，又雲「望氣者舍必近大守」。凡言大守者三。《趙策》「請以三萬戶之都封大守，千戶封縣令」，《史記·趙世家》亦引其文，則戰國時已有大守矣。即雲《墨子·號令》諸篇多秦漢間制度，或系漢時墨者所作，《戰國策》之文亦系後人增損，然上文所陳地理沿革上之證據既如彼，則吾人轉可由此封泥，而證漢初郡守已名大守。至景帝二年之更為大守、都尉，不過以七國既平，大啟郡縣，其時守土之官，或稱郡守，或稱大守，乃整齊畫一之耳。嗚呼！此封泥者，一丸之土耳，而於地理官制上關係之大者如此。信乎古物之可貴也。封泥中又有齊昌守丞封泥，此亦齊悼惠王時物。按《漢書·地理志》無昌郡，惟琅邪郡有昌縣，又千乘郡博昌下有應劭注曰「昌水出東萊昌陽」。則昌郡非分琅邪郡置，必系東萊郡舊名也，此與即墨郡皆為悼惠王所置。此昌守丞印上冠以齊字，尤為明示此事實矣。 俄人獲西夏所刻書 十餘年前，俄人某於甘肅某地古塔中，得西夏人所刻書，有西夏字書，前列西夏文，而以漢文音注之。去秋，聖彼得堡大學助教伊鳳閣氏，攜其一葉至京都，余親見之。全書都五十餘葉，字貴樸訥，大擬北宋末刊本。又有戲曲一種，不知何名，時方觀羅叔言參事所藏元刊雜劇，伊君即雲板式與此略同。頃日本狩野博士直喜至俄京親見其書，疑為宋時雜劇。狩野歸時，當以照相本來，此事大值研究也。 內閣大庫書之發見 敦煌古寫本書發見之後二年，內閣大庫之書始聞於世，後其書歸京師圖書館。其宋元刊本及善本書，已具載繆藝風秘監《學部圖書館書目》矣（在《古學彙刊》中）。此外地誌一類，已整理訖，亦有目錄。然內閣舊有書目當冊，系光緒十年間所點存者。庚子之亂，為日本某君所得。余得見其傳寫本，凡《圖書館書目》所載之書，雜見其中，尚有明末國初之重要公文書籍矣。有關史爭者，不勝枚舉，其可貴比之所藏宋元本書，或且過之。內閣既不重視此物，學部圖書館亦未注意及此。今不知何在，即未焚毀，亦恐在廢紙堆中矣。內閣大庫書之發見，在宣統元年。時方議攝政典禮，求國初故事，不得。乃索諸庫中，始知書架之後，尚有藏書之處。然光緒十年間，此庫曾清厘一次，後乃忘之，蓋閣員之與其事者死亡遷轉盡矣。至是乃重整理，歸之於圖書館，然流出外間者亦有之。又其時乾隆以前黃本、題本充庫中，某相以日久無用，奏請焚燼，已得諭旨，乃露積庭中。時羅叔言參事至內閣，取一束觀之，乃管松崖干貞督漕時奏牘，又閱一束，則阿文成桂西征奏牘也，皆順年月，排列頗為整飭。乃言諸學部，以此種題本，皆系史材，焚燼可惜，可置京師圖書館中。經學部尚侍輾轉商議，逾月而始往取。幸尚未焚毀，然已暴露月余，經雨數次矣。書至學部時，圖書館未成，乃置諸國子監南學。想今尚無恙，然罕有知其事矣。內閣大庫清理之役，歷科殿試卷，並與黃本題本，俱置庭中，其名人之試卷多為人去取。後亦歸學部置諸大堂後，今尚在雲。曹君直舍人言內閣庫中，向有庫神，作一龜，奉之甚謹，外垂黃幔，無人敢揭視者。及清理之役，君直揭觀之，則一物包裹甚嚴，開之則猴骨一具，審視之則枯樹根也。其物想尚在庫中。內閣大庫所藏地圖凡二大架，背記紙數，用阿剌伯數字，蓋康熙中西洋人所測繪也。初內閣以舊圖無用，欲焚之。羅叔言參事見之，乃言諸學部，置諸京師圖書館。乾隆十三排地圖銅板，銅質其厚，而圖作凹凸形，須以機器重壓，乃能印刷。至咸同間，已無知其印法者。時銅價甚貴，或議毀以鑄錢，有沮之者，乃止。今當尚在內府。其印本傳甚少，惟經星伯先生松曾有之。 斯坦因所得長城故址漢簡 斯坦因博士第二次遊歷中亞細亞時，於敦煌西北古長城故址，得漢代木簡數千枚，其文字可讀者尚近千枚。攜歸英倫後，即刻寄法國沙畹教授處，屬其考訂。早有發行之說，至今未果。蓋簡數太多，盡失編次，欲整齊次第，復還舊觀，良非易事。其遲遲出版，非無故也。長城古簡中有字書，然非《急就篇》，意當為《倉頡》、《凡將》、《訓纂》、《磅喜》諸書也。考漢時版牘，但為奏事移文通問之用，其寫書皆用竹帛。此乃用木，蓋西北少竹，故以木代之歟。斯氏此行，又於長城遺址下掘得漢帛二條。一條廣漢尺尺許，長寸許，其上有二十八字，雲「任城國古父綢一匹，幅廣二尺二寸，長四丈，重廿五兩，直錢六百一十八」。其一條廣漢尺二尺二寸，長寸許，綢有波紋。此三年前余友自巴黎貽書來言如此。然古綢字非帛名，疑本文當作紬。又漢任城國食任城、樊、亢父三縣。「古父」本文，當作「亢父」。至此紬所記之長短廣狹價值均與古書所記者密合，余另有《古代布帛修廣考》，文繁不錄。 斯坦因三訪古 斯坦因氏第一次訪古，以于闐方面為主，所著《古代和闐》一書，實公其訪古之結果者也。第二次訪古，則亘新疆全境及甘疆之西北境，而以自塔里木河橫絕達馬乾大沙漠之役，最為壯舉。後於崑崙山麓之高地，或受嚴寒，喪其一趾。然所得古物，則以在敦煌塞下及羅布淖爾北岸者為多，所著《沙漠中之契旦》（西人稱中國之名），則公其第二次訪古之結果者也。據最近消息，斯氏去歲，又從事第三次之訪古，現正在新疆，此次所得，尚未能知其詳，然益於世界學術者必非淺鮮。吾儕既略陳斯氏歷次之功績，又祝其此行之康寧，我國學者亦可以興起矣。 敦煌石室古寫本書 敦煌千佛洞石室之古寫本書，其中梵文、波羅繼文、回鶻文、吐蕃文之書，大半為斯坦因攜去。法人伯希和博士繼至，乃悉取漢文書籍之佳者以歸。所留者尚六千卷，大抵釋典也，亦時時流出，遊宦西陲者，往往得之。時羅叔言參事在學部建議，以為此書宜歸京師圖書館。甘督乃遣委員某齋送至京師。委員至京，寓甘藩某方伯家，共乾沒其一部，近年京師市上所流傳之寫本經卷皆是也。黠者又割裂以售，或添署年號、書人姓名，其流傳在外者，不下數百卷。惟劉幼雲祭酒得《鹽鐵論》殘卷而珍秘不以示人，羅叔言參事得《春秋後語》、《秦語》殘卷、《大公家教》一卷與現唐人《姓氏書》殘卷及《開元律疏》第二殘卷，在京師圖書館之杜正倫《百行章》一卷、唐人《姓氏書》殘卷及《開元律疏》第二殘卷，為四部之書。其餘皆為釋典也。京師圖書館之敦煌佛經中，亦有他教經典，內有摩尼教經一卷，失去前後題文字，全仿佛教，頗為巨麗，亦當時文士所潤色也。羅叔言參事百計求得副本，印於《國學叢刊》中。伯希和博士譯為法文，並列原文，載於《通報》中。日本羽田亨學士亦有考訂，與伯氏之書同時出版，均確證為摩尼教經典。摩尼教之漢文經典，此與前伯希和氏攜歸之斷片而已。伯希和博士所得敦煌古寫本書，當其留滯京師時，羅叔言參事等所景照印行者，有《古文尚書·顧命》殘卷、《沙洲志》一卷、《西州志》一卷、唐刊本《一切如來尊勝陀羅尼青》、術天福刊本《金剛經》各一卷、《老子西升化胡經》二卷、《景教三威蒙度贊》一卷、《摩尼教殘經》一卷；石刻則有唐初拓本太宗御殘《溫泉銘》、唐拓歐陽詢書《化度寺邕禪師塔銘》一紙、柳公權《金剛經》全卷，皆有印本行世。又《慧超往五天竺國傳》，有日本藤田學士豐八箋注本。此外小品匯為《敦煌石室遺書》，頗行於世。嗣是伯君又前後寄來影片，幾及千枚，其中佚書，如《鄭注論語》四卷（《自述》而至《鄉黨》）、無名氏《穀梁經傳解釋》一卷、無名氏《晉紀》一卷、晉孔衍《春秋後語》、《魏語》一卷、又節本《趙語》、《韓語》、《魏語》共一卷、唐無名氏《張延緩別傳》一卷、唐《水部式》一卷、唐韋澳《諸道山河地名要略》一卷、殘《地誌》一卷、唐李筌《閫外春秋》二卷、《星經》（附立像詩）一卷、北齊祖埏《修文殿御覽》一卷、唐杜嗣先《兔園策府》殘卷、唐李若立《﨏金》一卷，又殘類書二卷、無名氏贊《道德經義疏》一卷、《唐人選唐詩》一卷，皆千餘年未見之秘冊也。此外有《周易王弼注》一卷、《古文尚書孔氏傳》（夏商二書）、《毛詩》四卷、杜預《春秋經傳集解》三卷、范寧《榖梁傳集解》一卷、陸德明《周易釋文》一卷、《莊子》三卷、《文選李善注》二卷、又無注者一卷、徐陵《玉台新詠》一卷，雖大半殘缺，與宋以後刊本，大有異同。羅君擬盡用玻璃版精印，並加考訂，已成其半，數百年來爭重宋元刊本，今日得見六朝唐人寫本書，又得讀種種佚書，不可謂非藝林一大快事也。伯君寄來照片中，尚有《二十五等人圖》、《新集文詞》、《教林文詞》、《九經鈔》，均唐時淺人所為，燕陋殊甚。又白行簡《天地陰陽交歡大樂賦》則房中家言，又有一卷乃唐初某僧行賃，此二書羅君擬不印行，而益以所藏《春秋後語》、《秦語》殘卷、《太公家教》一卷，並移書伯君屬照《陳子昂集》、《唐曆日》，及唐刊《切韻》、《唐韻》等，匯成全書。蓋敦煌所出四部書之精華，略盡於是矣。汲冢所出之書，計《紀年》十三篇、《易經》二篇、《易系陰陽卦》二篇、《卦下易經》一篇、《公孫段》二篇、《國語》三篇、《名》三篇、《師春》一篇、《瑣語》十一篇、《梁邱藏》一篇、檄書二篇、生封二篇、大曆二篇、《穆天子傳》五篇、圖詩一篇、雜詩十九篇，凡七十五篇。七篇簡盡折壞，不識名篇。今其存者，不及十分之一。《師春》一篇，宋時尚存。《紀年》今尚有全帙，然皆後人假託，非汲冢原本。其真汲冢之書，存者惟《穆天子傳》耳。今敦煌所出之書，其時代雖近，然晉太康距周末僅五百年，今日距離唐末已千年，而分量之多，抑且過之。今得羅君一一考訂印行之，不至於汲冢之書，藏之中秘，旋為灰燼，其有功於藝林大矣。 簡牘出土之事 簡牘出土之事，古代亦屢有之。其最古而又最富者，為晉太康中之汲冢書，存今者僅有《竹書紀年》及《穆天子傳》二種。而《紀年》一書已非原本，《穆天子傳》雖未有竄亂之事，然其中古字不似周代古文，而反似魏晉三體石經中古文及《偽古文尚書》，則其書之果為汲冢原書否，與當時荀勗、束晢等果能真識古文，及能正確寫定否，尚一疑問也。與汲冢書同時出土者，當有漢明帝顯節陵中冊文，則不過一簡。又南齊時襄陽人發楚王冢，得《考工記》十餘簡。惟宋政和中，關右人發地，得竹木簡一甕，往往散亂，惟討羌符文字尚完，後其簡入梁師成家。《三朝北盟會編》載靖康中金人所索宋內府重器，有木簡一項，則當時所得者，後為金人輦之而北矣。以數次出土者，較之斯坦因氏所得，除汲冢外，其餘皆瑣屑不足道數。即以汲冢書論，則《穆天子傳》、《紀年》二書，皆周初或古代事，自不能盡信。斯氏所得，則皆漢晉人之簿書公牘，紀當時事者，較之史書之成於後人手者，尤為可貴。又古代未有攝影之術，印刷之法，流傳之道，惟賴釋文。而魏晉之交，古文絕學，以隸定古，蓋難盡信，故原本既亡，其書即熄。今則簡牘西去，印本東來，其可讀可釋，可久可傳，殆無異於原物。此今日藝術之進步，而為古人所不可遇者也。 木簡之長者為尺牘 木簡之長者，得漢建初尺一尺五寸許，其餘大抵長一尺，即所謂尺牘是也。其形制之異者，有觚有簿。觚有作三稜形，以一面廣者為底，而以二狹面向上，自其端望之，則成一鈍角二等邊三角形。羅叔言參事據古代盛酒之觚及宮室之觚稜，證觚之確為三面，以正顏師古觚為六面或八面之說，其論篤矣。簿則短而廣，前絀後直，與笏形相似，余據《漢書·武五子傳》、《蜀志·秦宓傳》及杜預《左傳注》，證此種簿，非徒用以記事，且以代手板之用，與周人用笏以書思對命同意。皆足以補正余前作《簡牘檢署考》之不足者也。 簡中書體 簡中書體，有小篆（僅二簡），有隸書，有草隸，有章草，而天漢三小一簡，隸書極草率，筆勢方折，竟似正書。草隸向惟於漢陶器墓磚中略見一二，簡中此體極多。章草則於王莽時簡中已見之，而草隸與章草，亦無甚界限，亦猶章草之於後世之草書也。漢人墨跡，自六朝之末至於唐宋久已無存，《淳化閣帖》所刻張芝等書，實為幾經傳摹之本。吾儕生千載後，反得見漢人手跡，不可謂非奇遇也。 過所 余於日本大津三井圓滿院中，見唐時通關券二紙，一越州都督府給日本僧圓珍過潼關者，一尚書省司門所給過蒲關者。覺時匆促，未及錄其文。此即《唐六典》「司門郎中」條所謂「過所」也。過所二字，見鄭康成《周禮注》，則漢時已有此語，然當時通謂之傳。漢傳或用木，或用帛，其用帛者則謂之繻，見《漢書·終軍傳》，其用木者則謂之棨，見《說文》。今英倫帝室博物館中，尚有木傳，此十餘年前印度政府所派遣之斯坦因博士，得之于闐（今和闐）古護國寺故址者也。斯氏《于闐遊記》中所印一種木簡，余以漢建初尺量之，長得六寸，廣不及一寸，上有漢文頗漫"不可辨。然斯氏書中，述他簡之文，皆載許某人過某地之事，其地名乃龜茲、鄯善、疏勒之類，蓋即魏晉之木傳也。其長得六寸，與漢竹使符同。符、傳同類之物，則此為漢晉之傳無疑。《說文》「專，六寸簿也。」意專、傳二字，古或通用歟。圓滿院中尚有唐人手書詩翰數十紙，皆五七言近體，略諧平仄，然無一語通者，蓋當時海舶賈人所為也。 羅布淖爾北所出前涼西域長史李柏書稿跋 斯坦因博士發掘羅布綽爾北廢城後，日本西本願寺法主大谷伯爵所派遣之橘瑞超氏繼至其地，復行發掘，得西域前涼長史李柏書稿三通，表文一通，惟二書稿獨完，中不可識者數字而已。其一云：五月七日，""西域長史關內侯李柏頓首。""""，恆不去心，今奉台使來西，月二日到此（旁註海頭二字），未知王消息，想國中平安。王使迥復羅，從北虜中與嚴參事往，想是到也。今遣使符太往通消息，書不悉意。李柏頓首頓首。其二云：五月七日，西域長史關內侯李柏頓首""。闊久不相聞，"懷思想，不知親想念""見忘也。詔家遣"來，慰勞諸國，月二日來到海頭，不知王問邑。邑天熱，想王國大小平安。王使"遂俱共發，從北虜中與嚴參事往，未知到未。今"使符太往通消息，書不盡意。李柏頓首頓首。其三曰：五月七日，西域關內侯李柏共五十四字，以下無字。此三書具書之人名月日，一一相同，又二書中所言之事，與所遣之使者亦同，當為同一書之草稿。又有表文三行，第一行存「尚書」二字，第二行存「臣柏言焉耆王龍」七字，第三行存「月十五日」，共五字，則李柏上張駿之表也。日本羽田亨學士考此諸紙，緣以為李柏上焉耆王之書，然二書稿之致焉耆王，殆無可疑，表文則非是。又以二書為東晉咸和三四年間所作，然實當在永和以後。蓋今日考前涼史事，則崔鴻《十六國春秋》原本已佚，可據者惟有《晉》、《魏》二書，而《晉》、《魏》二書《張駿傳》非編年之書，其敘述不必以史事之先後為次。惟司馬溫公撰《通鑑》時，尚及見崔鴻原書，則事實雖當據《晉》、《魏》二書，而年代自不能不依《通鑑》。若偽本《十六國春秋》，但可供參考而已。案：《晉書》所紀張駿、李柏及西域事，則《駿傳》云：「西域長史李柏請擊叛將趙貞，為貞所敗。議者以柏造謀致敗，請誅之。駿曰：『吾每以漢世宗之殺王恢，不如秦穆之赦孟明。』竟以減死論。」又云：「初，戊已校尉趙貞不附於駿，至是，駿擊擒之，以其地為高昌郡。」此二事《晉書》皆不記其年月，偽本《十六國春秋》則以李柏擊趙貞事繫於咸和五年，張駿平趙貞事繫於咸康元年。《通鑑》不記此二事，惟於咸康元年（駿之建興二十三年）紀駿遣楊宣伐龜茲、鄯善一事，永和元年（駿之建興三十三年）紀楊宣伐焉耆事及駿分別涼、河、沙三州與自稱涼王事。今細觀橘氏所得李柏之一表二書，實皆張駿稱王以後之事，則其時當在永和以後，而不在咸和以前，蓋可決也。何以證之？柏表中稱「臣柏」，又稱「尚書」，以漢表例之，其上當署某年某月某日，西域長史關內侯臣柏頓首死罪上尚書，而斷紙失之。明為張駿稱王后事。書稿之中，一雲台使，一雲詔家見遣使來，台與詔家皆晉時指斥天子之語。是時晉室僻居江左，信使不通，駿於石勒石虎雖偶稱臣，然未嘗真以上國視之，則所謂台與詔家，實謂張駿，而駿未稱涼王以前，亦不能有此稱也。是時駿雖稱涼王，實僭天子制度，故李柏表文稱上尚書，其對外國，則稱之曰台，曰詔家，亦不足怪也。楊宣之伐焉耆，在永和元年，此二書稿必致於焉耆既服之後，事甚明白。其在永和元年以後，而不在咸和以前，亦甚明白矣。以此數紙觀之，李柏蓋兩為西涼長史，其始於擊趙貞而敗，雖以減死論，自當去官。後駿擊擒趙貞，征服龜茲、鄯善、焉耆諸國，柏當有功，故復鎮西域。關內侯之封，或亦由是得也。稱天子所居為台，蓋始於晉。《晉書·惠帝紀》：「永興元年，帝幸長安，惟僕射荀藩、司隸劉敦、太常鄭球、河南尹周馥與其遺官在洛陽，為留台，承制行事，號為東西台。」《劉曜載記》云：「置單于台於渭城。」《石勒載記》云：「乃命洛陽為南都，置行台。」自是以後，相承用之，六朝人謂天子所居曰台城，天子之軍曰台軍。李柏書稱台使，亦猶言台城台軍矣。詔家亦晉時呼天子之語。《苻堅載記》云：「初堅強盛之時，國有童謠曰『河水清復清，符詔死新城』。」《桓玄傳》云：「左右稱玄為『桓詔』。桓胤諫曰：『詔者，施於辭令，不以為稱謂也。漢魏之主皆無此言，惟聞北虜以苻堅為『苻詔』耳』。」今李柏書中稱詔家，猶言官家，語尚可通，後略稱詔，則信如桓胤所譏矣。《駿傳》稱駿所置官僚府寺，擬於王者，而微異其名，其不稱天子而稱詔家，亦所謂微異其名者歟？然苻堅、桓玄皆襲其名，恐亦不自駿始矣。海頭之地，諸史未見，余此次考釋斯氏木簡時，已詳論之，見《流沙墜簡序》中，茲不復贅。李柏書中稱嚴參事者，參事，參軍事之略。參軍事一官，始於後漢。孫堅參車騎將軍張溫軍事以後，遂為官名，或謂之參軍，或謂之參事，皆略其一字。參軍則六朝史書中多見之，參事惟見於此而已。 邸閣考 古代儲蓄軍糧之所，謂之邸閣，其名始見於漢魏之間。元李治《敬齋古今》曾於《三國志》及裴松之注中舉十一事，予復從《晉書》中得一事，《魏書》中得八事，《水經注》中得十事，古印中得二事，茲並舉之。《魏志·董卓傳》注引《獻帝紀》曰：「帝出雜繒二萬匹與所賣廄馬百餘匹，宣賜公卿以下及貧民不能自存者。李傕曰：『吾邸閣儲峙少』，乃悉載置其營。」此一事也。《張既傳》：「酒泉蘇衡反，既擊破之，遂上書請治左城，築障塞，置烽燧、邸閣以備胡。」此二事也。又《王基傳》：「基別襲步協於夷陵，協閉門自守。基示以攻形，而實分兵取雄父邸閣，收米三十餘萬斛。」此三事也。又「毋邱儉、文欽作亂，王基與司馬景王會於許昌，請速據南頓，南頓有大邸閣，計足軍人四十日糧。」此四事也。《蜀志·後主紀》：「諸葛亮使諸軍運米，集於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此五事也。又《魏延傳》注引《魏略》云：「橫門邸閣在長安，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此六事。又《鄧芝傳》：「先主定益州，芝為郫邸閣督。先主出至郫，與語大奇之，擢為郫令。」此七事也。《吳志·孫策傳》注引《江表傳》「策渡江攻劉繇牛渚營，盡得邸閣糧穀戰具。」此八事也。又《孫權傳》：赤烏四年，「遣衛將軍全琮略淮南，決芍陂，燒安城邸閣。」此九事也。又赤烏八年，「遣校尉陳勛將屯田及作士三萬人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城，通會市，作邸閣。」此十事也。又《周魴傳》：「魴譎曹休箋曰：『東主遣從弟孫奐治安陸，修立邸閣，輦貲運糧，以為軍儲。』」此十一事也。以上皆李氏所舉。然邸閣二字，不獨三國時用之，自晉以至後魏，尚有此稱。以余所知，則《晉書·文帝紀》「蜀將姜維寇隴右，揚聲欲攻狄道。帝曰：『姜維攻羌，收其質任，聚榖作邸閣訖，而轉行至，此正欲了塞外諸羌，為後年之資耳。』」此十二事。又《李含傳》「光祿差含為壽城邸閣督，司徒王戎表含曾為大臣，難見割削，不應降為此職。」此為十三事。又《荀晞傳》「晞單騎奔高平，收邸閣。」此為十四事。《晉書·周癧傳》：「錢璯至廣陵，殺度支校尉，焚燒邸閣」則為十五事。又《劉淵載記》「離石大飢，遷於黎亭，以就邸閣榖。」此為十六事。此外見於《水經注》尚有十事，亦皆魏晉間之遺址。一河水條。新台東有小城，崎嶇頹側，台址枕河，俗謂之邸閣城，疑古關津都尉治也。二濟水條。濟水又逕什城北，城際水湄，故邸閣也，祝阿人孫什將家居之，以避時難，因謂之什城焉。三清水條。清河又東北逕邸閣城東，城臨側清河，晉修縣治，城內有縣長魯國孔明碑。四衡漳水條。衡漳又北逕巨橋邸閣西，今臨側水湄，左右方二里，中狀若邱墟，蓋遣囷故窖處也。五淆水條。淆水又東入汶倉城內，俗以此水為汶水，故有汶倉之名，非也。蓋淆水之邸閣也。六泗水條。泗水又逕宿預城之西，又逕其城南，故下邳之宿留縣也（趙一清曰：宿留，公猶之誤。是也。），晉元皇之為安東也。督運軍儲，而為邸閣也。七清水條。清水又東南逕士林東。士林，戍名也，戍有邸閣。八江水條。公安縣故側江有大城，相承雲倉儲城，即邸閣也。九又巴邱山有巴陵故城，本吳之巴邱邸閣城也。晉太康元年，立巴陵縣於此。十贛水條。「贛水又歷鈞圻邸閣下，度支校尉治，太尉陶侃移置於此也。」此上十事，半系魏晉間，不必後魏所置邸閣。《魏書·食貨志》云：「有司請於水運之處，隨便置倉，乃於小平、石門、白馬津、漳崖、黑水、濟州、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閣。」《唐書·地理志》湖州安吉縣「北三十里有邸閣池」，此必因古邸閣得名。傳世古印，又有新平邸閣督、薛邸閣督二印，並敬齋所舉，共得三十二事。然此三十二處，非無復出，如後魏之小平邸閣，疑即古印之新平邸閣。《魏書序》紀穆皇帝「登平城西山，觀望地勢，乃更南百里，於灅水之陽黃瓜堆築新平城，晉人謂之小平城。」則新平與小平，疑即一邸閣也。又後魏之漳崖邸閣疑即《水經注》之巨橋，濟州邸閣疑即《水經注》之什城，未必真有三十二。而其未見記載之邸閣，數或當倍乎此也。以上邸閣其十分之八，皆臨水為之，此因便於運輸之故。其邸閣大抵有城，其主邸閣事者，則三國時謂之督，晉時或以度支校尉主之，其藏粟多者至三十餘萬斛。古量甚小，每人日食五升，三十萬斛之粟，可供十萬人六十日食。故王基言南頓大邸閣，可足軍人四十日糧，非虛語也。此事自秦以來已然，楚漢之戰，食敖倉粟者數年，雖關中轉﨓，數年不絕。然其初，倉粟自足支數十萬人數月之食，至隋以後，邸閣之名雖廢，然隋氏諸倉，存榖至多，時衛州有黎陽倉，洛州有何陽倉，陝州有常平倉，華州有廣通倉，通相灌注。又令諸州各立義倉，關中大旱，命農丞王亶發廣通之粟三百餘萬石以拯之，則一倉之儲，其富可知。故李密一據洛口倉，而旬日之間，聚眾數十萬。李勣襲黎陽倉，開倉恣食，一旬之間，得勝兵二十萬餘。唐高祖兵入長安，亦發永豐倉以賑饑民，承煬帝奢侈，生民流離之後，而儲蓄之多尚如此，又在魏晉六朝邸閣之上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