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機與人格 · 第二章　科學中的問題中心論和方法中心論

在過去十到二十年間，人們開始愈加關注「官方」科學的缺陷和罪過。然而，除了林德（Lynd）才華橫溢的分析外，人們幾乎全然忽視了對這些缺陷的討論。本章會試圖說明傳統科學——特別是傳統心理學——的許多弱點正是由於方法中心論和技術中心論的研究方式造成的。 方法中心論所指的是這樣的思維傾向性：認為科學的精髓在於其工具、技巧、程序、儀器和方法，而不在於科學想要解決的難題、提出的疑問、發揮的作用以及實現的目標。從較為簡單的角度看，這種思維體現在我們如今將科學家與工程師、內科醫生、牙科醫生、實驗室技術員、吹玻璃工、尿液分析員、機械操作工等相混淆。從知識最高級和最抽象的層次看，方法中心論的思維方式體現在將科學和科學的方法混為一談。 對技術的過分強調 過於強調優美、改進、技術和儀器通常會導致我們整體上降低了科學問題以及創造力的深遠意義和重要性。幾乎所有攻讀心理學的博士生都明白這句話在實際操作中含義。無論是多麼微不足道的實驗，只要方法論方面令人滿意，就很少會受到批評。而一個大膽的、具有突破性的問題，在試驗還未開始前就往往因為可能遭遇「失敗」，而被批評所扼殺。確實，科學文獻中的批判內容通常僅僅批判研究方法、技術、邏輯等。在我熟悉的文獻中，我還從未見過哪篇論文批評另一篇論文的內容無關緊要、微不足道或無足輕重[2]。 因此助長了如下的風氣和說法：論文的課題並不重要，只要採用精巧的研究方法即可。換句話說，論文是否為人類知識添磚加瓦已經不再重要。博士生需要了解的只是他所在領域的研究技巧，並用這些技巧來分析該領域現成的數據，而優秀的研究方向的重要性通常不受太多強調。正因如此，完全沒有創造力的人也有機會成為「科學家」。 我們在比較低的層面（例如高中或大學的科學課堂里）可以看到同樣的結論。學生被教授的內容是，操縱儀器和生搬硬套教材里的程序就是科學。簡言之，科學就是遵從別人的指引並重複其他人早已發現的內容。並沒有人告訴學生，科學家不同於技術員或科學文獻的閱讀者。 這些辯論的宗旨很容易遭到誤解。我並非要貶低科研方法，我只是想指出，哪怕在科學領域，人們也很容易把方法和目的弄混。只有達到研究的目標和目的，才能確證某種研究方法的價值。當然，從事研究的科學家必須關注他的研究技巧，但技巧的目的是為了幫助科學家達成他真正的目標——解答重要的科學問題。一旦科學家忘記這一點，他就變成了弗洛伊德所描述的那個不斷擦拭眼鏡卻從不戴上眼鏡看東西的人。 本應處於科學中主導地位的是「疑問的提出者」和「難題的解決者」。但方法中心論卻傾向於捨本逐末地將技術員和「儀器操作工」放在這個重要的位置。在此我並不希望創造一個過於極端或不真實的二元論，但我們還是可以看出，只熟知研究方法之人與知道選擇何種研究內容之人是有區別的。前者數量龐大，並且往往會成為科學領域的說教者，或者成為禮節、程序、慣例和儀式方面的權威人士。在過去，這些人只不過被視作討厭鬼；但在科學被奉為國家或國際政策的今天，他們可能會成為有影響力的危險因子。這種趨勢十分危險，因為相比艱深的科學開創者和理論家，操作者的內容更容易被門外漢所理解。 方法中心論強烈地傾向於不加分別地高估量化的作用，並本末倒置地把量化當做科學研究的目的。這點千真萬確，因為方法中心論的科學研究極其強調錶達方式，而不是表達內容。於是，表達形式的優美和精確與研究內容的相關性和豐富性被對立起來。 方法中心論的科學家會不由自主地用他們的科研問題去適應他們的研究方法，而不是用研究方法去適應科研問題。他們在選定科研問題的過程中往往會自問：「我現有的研究方法和設備足以讓我研究和攻克什麼問題？」但科學家正確的自問方式應該是：「我有限的時間應該用來研究哪些最迫切最緊要的問題？」否則我們要如何解釋這樣的現象呢：大多是平庸的科學家花費畢生精力研究某個狹小的領域，這個領域的邊界並不是由有關這個世界的基本性問題來劃定的，而是由一台研究設備或一項研究方法劃定的。[3]在心理學中，很少有人能意識到「動物心理學家」和「統計心理學家」的概念的可笑之處，即只要這些研究者能夠使用他們的動物實驗對象或統計學數據，他們就根本不在意自己研究的是哪個問題。這使我們想起那個著名的醉漢的例子：醉漢在路燈下——而不是丟了東西的地方——到處尋找他丟失的錢包，因為「路燈下比較亮堂」。又或是那個讓所有病人都大為光火的醫生，因為他只懂得治療一種疾病。 方法中心論強烈地傾向於將科學劃為三六九等，這其實是一種非常有害的做法。在這個等級體系下，物理學比生物學更「科學」，生物學比心理學更「科學」，心理學比社會學更「科學」。只有劃分標準在於研究技術的精巧、成功和準確，才能設想出這樣的等級體系。如果從問題中心論的角度，這樣的等級體系邊永遠不會被提出來，因為沒有誰能堅持認為，從本質的角度上，研究失業、種族偏見或愛的問題不如研究星體、鈉或腎功能的問題來的重要。 方法中心論傾向於將各科學學科過於嚴格地劃分開來，在它們之前築起高牆，把它們分隔為完全獨立的疆域。當人們問及雅克·洛布（Jacques Loeb）到底認為自己是神經學家、化學家、物理學家、心理學家還是哲學家時，他僅答道：「我解決問題。」較為通常的回答確實應該是這樣的，而且如果有更多像洛布這樣的人，科學會變得更好。但是我們迫切需要的思維方式卻遇到如今的科學研究觀念的阻撓，正是這種觀念使科學家變成了技術工人或專家，而不是富有冒險精神的真理探索者，使本應懷有困惑的人變成了只注重自己了解什麼的人。 如果科學家都把自己視作疑問的提出者和難題的解決者，而不是專業技術員，那麼我們會看到大家蜂擁湧向科學最新領域，競相研究心理學和社會學的問題。我們本應該最了解這些問題，但實際卻知之最少。為什麼鮮少有人從事這些科學領域的研究呢？為什麼每十個從事物理學或化學研究的科學家僅對應一名從事心理學研究的科學家呢？到底哪種情況對人類最有益：是讓一千個最聰明的頭腦研究如何製造攻擊力更強的炸彈（或功效更佳的盤尼西林）？還是讓這些人研究民族主義、心理療法或剝削的問題？ 科學研究的方法中心論在科學家和其他真理探索者之間構建了一條巨大的鴻溝，也將兩者探尋真理和理解問題的方式割裂開來。如果我們將科學定義為對真理、頓悟和理解的追尋，以及對重要問題的思考，那麼我們一定很難區分科學家與詩人、藝術家和哲學家之間的區別，因為他們關注的問題可能是相同的。[4]追根究底，我們確實應該在語意上對兩者加以區分，而區分的標準應該主要基於他們預防錯誤的方式方法上的不同。如果科學家和詩人及哲學家的差別不像如今這樣不可逾越，那麼科學顯然會發展得更好。方法中心論簡單粗暴地將這些角色劃分到截然不同的領域，而問題中心論則認為他們是相輔相成的合作者。大多數偉大的科學家的自傳向我們表明，問題中心論所描述的情況比方法中心論描述的更貼近事實。許多偉大的科學家兼有藝術家和哲學家的身份，並且他們在其他哲學家身上獲得的營養往往比在其他科學家身上獲得的更多。 方法中心論和科學上的正統 方法中心論會不可避免地產生一種科學上的正統，科學上的正統隨後又製造出一種異端。科學中的疑問和難題很少能被公式化，也不可能被分門別類，或放入任何檔案系統。過去的問題已不再是問題，而是答案。未來的問題還尚未出現。但我們確實可以將過去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技術公式化並分類，隨後它們變成了所謂的「科學方法的規則」。它們被奉入神龕，並冠以傳統、忠實和歷史的美名，並且時至今日仍有強大的約束力（而不是僅僅作為參考和輔助的角色）。在創造力相對匱乏之輩的手中，在謹小慎微和墨守成規之輩的手中，這些規則實際上要求我們以父輩解決他們問題的方式來解決如今的問題。 這樣的態度對於心理學家和社會學家來說尤其危險，因為它會把「做到完全科學」的要求解讀為「應該採取物理學或生命科學的技術」。因此我們看到，許多心理學家和社會科學家模仿原來的研究而不是創造和發明新的研究方法。但是新方法為我們所必須，因為這些學科的發展程度以及它們面臨的問題和收集的數據，是與物理科學有著本質差別的。科學中的傳統可能是危險的恩賜，科學中的忠實可能是絕對的禍害。 科學正統的危險 科學正統論的一個主要危害是，它可能會阻塞新技術的發展。如果科學方法的原則已經被公式化，那麼就只能應用它們了。從事研究的新方式方法難免會被人質疑，甚至常常受到敵意。精神分析法、格式塔心理學、羅夏測驗等都是這樣的例子。之所以會遭到敵意的一部分原因是這樣的：我們還未發明出新的心理學和社會科學需要的相關聯而全面的邏輯、數據和運算方法。 通常，科學的進步是合作的成果。否則，力量有限的個人如何能做出重大——甚至偉大——的發現呢？一旦沒有合作，科學的進步難免會停滯不前，直到出現某個不需要幫助的巨人。正統觀點意味著否定對異端給予幫助。既然（無論是異端還是正統的）天才十分稀有，這就說明只有正統科學才能得到持續而順利的發展。我們可以認為，異端的觀點可能在很長一段時間都因為受到忽視和反對而遭遇停滯。如果它們是正確的話，它們在某個時間點會突然取得突破，然後轉變為正統。 方法中心論培植的正統還有另一個也許更為重要的危險，即它會越來越多地限制科學的權限。它不僅妨礙了許多新技術的發展，還阻塞了許多疑問的提出。其中的理由想必各位讀者已經猜到了，就是這樣的疑問不能通過現有的方法和技術來解答。例如，關於主觀性的問題，關於價值的問題，關於宗教的問題，等等。正是由於這些愚蠢的理由導致了沒有必要的認輸、互相矛盾的術語和「非科學的問題」這種概念，就仿佛有些科學問題我們既不敢提出也不敢試圖解答。當然，任何讀過並理解科學史的人都不會說有「解決不了的問題」，他只會說有「尚未解決的問題」。後者的說法讓我們有更清晰的動力去採取行動，去更大地發揮我們的聰明才智和創造精神。但現在科學正統的說法——通過當前的科研方法（和我們對這些方法的了解），我們能夠做些什麼？——卻讓我們走向反面，即主動限制自我，並退出人類興趣的諸多重要領域。這種趨勢可能會走向最令人不可想像的危險的極端。最近在國會針對設立國家科研基金會的討論中，甚至有些物理學家建議心理學和社會科學不應該享受基金會的福利，理由是這些學科不夠「科學」。這些說法之所以能被提出，正是由於科學界只尊重完美和成功的研究方法，同時完全沒有意識到科學的本質就是發問，且這種本質是深深根植於人類價值和動機中的。作為心理學家，我要如何解讀上述說法和其他來自物理學朋友的嘲弄？難道我需要採用他們的研究方法？但他們的方法對於解決我的問題毫無用武之地。那到底要怎麼解決心理學的問題呢？難道它們就應該被置之不理？難道科學家們就應該完全退出這一領域，然後把這個問題還給空頭理論家？或者這是一種人身攻擊性質的冷嘲熱諷？也許這種說法暗指心理學家是愚蠢的而物理學家是聰明的？但是這種不可能的說法是基於什麼理由產生的？是印象嗎？那麼我必須得說說我自己的印象：我認為在任何科學團體中都有同樣多的笨蛋。到底哪種印象更正確？ 恐怕對上述說法唯一可能的解釋是，研究方法和研究技術被偷偷摸摸地擺在了——可能是唯一的——最重要的位置。除此之外，我認為沒有其他合理的解釋了。 方法中心論下的科學正統鼓勵科學家們「穩紮穩打」，而不是大膽無畏。這種說法使得科學家的工作似乎是在鋪得平平整整的路上小步前進，而不是在探索未知領域的路上獨闢蹊徑。它迫使人們用保守而非激進的方式去探索未知的事物。它傾向於將科學家變成既得疆土的守護者，而不是探索未知疆土的先驅。[5] 科學家真正的位置——至少時不時會如此——是處於未知、混亂、晦暗不明、不可控制、神秘、以尚待指明的事物之中。這是問題中心論下，科學家通常會處於的狀態。這同時阻止了科學家採取方法中心論的方式去研究問題。 過分強調研究方法和技術會使科學家認為：（1）他們比實際情況更具客觀性，更少主觀性；（2）他們不需要考慮價值觀的問題。方法在價值觀方面具有中立性，但疑問和問題不見得如此，因為他們早晚都會觸及到價值觀方面的棘手的爭論。避免價值問題的一個方法是強調科學的技術而不是科學的目標。的確，科學中的方法中心論的一個主要的根基就是用盡一切艱苦卓絕的努力，以便做到儘可能的客觀（價值中立）。 但就像第一章我們所討論的，無論是過去、現在、還是未來，科學都無法做到完全的客觀，或完全不受人類價值觀的影響。此外，科學到底應不應該做到完全的客觀（而不是人類所能達到的客觀）仍然有待商榷。本章和第一章所列的所有錯誤都是要證明試圖忽視人性弱點的行為會帶來的危險。神經症患者將會為他徒勞的努力付出巨大的主觀上的代價，而且極具諷刺意味的是，他也會逐步變成越來越糟糕的思想家。 正因為這種想要獨立於價值觀之外的幻想，價值標準正變得愈加模糊。如果方法中心論的哲學走向極端（實際上它們很少如此）並且始終如一（實際它們很少這樣，因為擔心帶來十分愚蠢的後果），那麼我們將無法將重要的實驗和不重要的實驗區分開來，我們能看到的將只有技術高超和技術糟糕的實驗[6]。如果僅僅採取用以研究方法定高低的標準，最微不足道的研究和最成果豐碩的研究將會得到同等的尊重。當然，實際情況不會發生得這麼極端，但這也只是因為人們在看中方法論的是同時，更加看中準則和標準。然而，儘管這些錯誤很少明目張胆地出現，但我們常常可以看到它們不那麼明顯的形式。在科學期刊中有很多例子可以證明這一點，即不值得做的東西也不值得做好。 如果科學不過是一套規則和程序，那麼科學與象棋、煉丹術或者牙科醫生又有什麼分別呢？[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