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的豪族 · 東漢的豪族
一、西漢豪族的發展
中國兩晉及南北朝是閥閱統治時期。閥閱在政治上包辦高級官吏，與君主「共天下」，在經濟上領有大的莊園，庇蔭著許多「佃客」及「衣食客」，對政府都免卻課役。閥閱中人不與庶民同婚姻，而且一舉一動，都不屑與庶民接觸，說是「士庶之際，實自天隔」（《宋書》卷四二《王弘傳》）確非虛語。
這些閥閱的勢力，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他們有個很長的孕育時期，在兩漢，尤其是在東漢。他們的前身是漢代的豪族。
漢朝的創立是大流氓劉邦。他打敗了先秦貴族的最後餘孽項羽。這一場戰爭的結果，應當使從戰國就興起的一般非貴族的富商地主滿意。因為在舊的氏族社會之中，階級是生下來就固定的。這般新興人物，雖是經濟上的權威者，政治上還沒有地位。無論他們怎樣富，總是屬於「小人」階層，上面還有很多已經窮了的「君子」（自然這種層在戰國時已經顯得不很明朗）。現在有了平民出身的天子，把舊日身份，一掃而空。大家都在一人之下，應徭納稅，萬民平等。哪怕是丞相的兒子，輪到戍邊也不能逃脫。
漢朝初年，又接連有功臣、外戚及宗室之亂。中央只得專心對付。這些變亂實際上也沒有真心打幾仗，富人們正好乘機發展他們的工商農業。在這三條路上，依《史記》卷一二九《貨殖列傳》的記載，有種種投資方法，收入都可以與千戶侯相等，即每年二十萬錢。還有一位大「子錢家」，在七國亂時，借錢給政府徵發出去抵禦的長安列侯封君因此取得十倍的利息。
直到漢武帝時候，內部問題，大體上都已解決，才大舉向西北兩方面發展，用費很多。黃河又大鬧水災，政府窮困。富人們則一面得以入錢入谷入奴婢給官家「買復」（買成復民，免除徭役），一面憑藉他們的資產，迫蹙小民。連一般受封的公主列侯，也因為收入減少，錢不夠用，要向他們低頭仰給。
武帝想不出解決經濟問題的辦法，只好起用東郭咸陽、孔僅等一般大鹽鐵家。這般人物雖說很富，從來沒嘗過做官滋味。這一下子大概是得意忘形，為保持自己及其朋友的祿位，居然不惜出賣本階級的利益，就提出通貨膨脹、鹽鐵專賣等辦法，一一實行。其中最給富商大賈以直接打擊的是稅商人資產的「緡錢」制度。商人所有的資產，都要自己報價（即所謂占），隱匿不報及報價不實的沒收。到官報告的人分他一半。此外又令商人不得兼有田地，否則沒收他的田地及奴隸。這一來取得人民的「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史記》卷三○《平準書》，《前漢書》卷廿四下《食貨志》同）。商人們氣得很，有些就大講究其吃和穿，不肯多存錢了。
推想此時必有許多人棄商就農去作大地主。因為緡錢之稅不及于田地，而漢朝田稅，普通是三十稅一。地主則能取佃戶十分之五，大概全西漢都差不多。武帝時董仲舒曾說：「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王莽詔書也說：「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實什稅五也」（俱見《漢書》卷廿四上《食貨志》）。這種情形，對地主非常有利，此後通漢代的最大問題，即是土地問題，大地主兼併問題。可知此時富人的投資傾向，必是趨重農業了。
漢朝另有一種打擊富豪的辦法，就是遷徙。這方法是秦朝傳下來的。秦始皇曾「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史記》卷六《秦始皇本紀》），漢朝的辦法是班固《兩都賦》上所說「三選七遷，充奉陵邑，蓋以強幹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所謂三選，是「選三等之人，謂徙吏二千石及高貲富人及豪桀併兼之家」（《後漢書》卷七○下《班固傳注》），但是「自元帝以後不遷」（同上），所以只是七遷，即高惠文景武昭宣。這七代都是政府強盛的時候，尤其全盛的武帝時候遷徙特多。元帝以後，中央衰弱，就無力再作了。漢初同後來的遷徙也有些不同。高帝所徙，重在六國遺族。劉敬說：「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桀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史記》卷九九《劉敬列傳》）。高帝就聽了他。武帝時六國遺族多已零落，這遷徙的辦法就用來打擊新豪族了。
但武帝一時的打擊，並不能阻住富豪的發展。昭宣以後，政府漸漸無力，大地主更得痛施兼併。因此到成哀之際有師丹的限田之議。師丹在哀帝時建言：
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數巨萬，而貧弱逾困。蓋君子為政，貴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將以救急也，亦未可詳，宜略為限。（《漢書》卷廿四上《食貨志》）
話說得很婉轉。後來大臣們擬定的辦法是：
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同上）
限三年達到此種標準，也似乎不算嚴，但地主名田逾限的很多，聞訊都急急出賣，一時田宅奴婢價為減賤。有些在朝的地主則極力反對。尤其與哀帝有斷袖之情的董賢，他的賜地就有二千餘頃，更不高興師丹老頭子這個主意，不久哀帝又下詔「且須後」（同上），這一後就後得無蹤無影了。
當時大地主的經濟勢力已經根深蒂固，而且趨勢是要憑著經濟地位取得政治地位。所以師丹的改革計劃，雖很溫和，仍舊行不通。不料又出來一位「動欲慕古，不度時宜」的王莽，硬要徹底的來一個「土地王有」。他在篡位之後，下了一道詔書說：
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師古曰：分田謂貧者無田而取富人田耕種共分其所收也。假亦謂貧人賃富人之田也。劫者富人劫奪其稅，侵欺之也）。厥名三十，實什稅五也。富者驕而為邪，貧者窮而為奸，俱陷於辜，刑用不錯。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買賣。其男口不滿八而田過一井者，分余田與九族鄉黨。犯令，法至死。（《漢書》卷廿四上《食貨志》）
他能看到根本的所有關係，可稱卓見。但是這樣大的改革，決非一道詔書所能收效。當時政府力量不夠，官吏品行更差，「制度不定」，「吏源為奸」，結果弄得天下騷然，人人叫苦。王莽見事不好，過了三年，只得下令許人民買賣王田私屬，改革從緩。但是王莽這個人物，只會胡思亂想，手下官吏一味貪污，加上匈奴入寇，天下旱蝗，「富者不能自保，貧者無以為存」，紛紛起來革命，王莽的政權終於被地主軍與農民軍合起來推翻了。
二、東漢豪族政權的樹立
在新莽的革命中，地主的活躍很可注意。成了功的光武帝即屬於地主階級。
光武帝家在南陽郡內。南陽包有漢代一大都會的宛，大富豪非常多。當時南陽荒飢，光武家裡，還有許多谷運到宛去出賣，《東觀記》說：「時南陽旱飢而上田獨收」（《後漢書》卷一上《光武本紀》注引），可見他的田必是好而且多，所以能有餘谷，因為旱天不會單找劉秀的田落雨。也許這是諒辭，那就應該是光武囤積了許多谷，待價出售。在天下荒亂的時候，地主們都是善於趁火打劫的。
光武的外祖樊家，更是大地主，《東觀記》說他家裡可以「閉門成市」，《後漢書》卷六二《樊宏傳》記得比較詳細：
其營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財利歲倍。至乃開廣土田三百餘頃。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渠灌注。又池魚牧畜，有求必給。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咸求使焉。
富豪是要與富豪通婚的。光武的姊丈鄧晨，歷代作二千石，也非常有錢。後因隨光武起事，被抄了家。宗族罵他說：「家裡本來富足，為什麼跟著媳婦家裡人去下熱湯鍋」（《後漢書》卷四五《鄧晨傳》）！
當時地主起事，所領的基本軍隊，是宗族賓客。賓客就是戰國食客一類人，多半是無業游民投靠富豪，替他作點事，找碗飯吃。主人用到他們的時候，比如要殺人報仇，對他們還優待一二，平時大概有點像高等聽差。賓客普通是目無法紀的。比如光武的同族劉玄為報仇結客。他很優待他的賓客，讓他們陪他請來的游徼（鄉里掌捕盜賊的官）飲酒。客喝醉了就唱：「朝烹兩都尉，游徼後來，用調羹味」（《後漢書》卷四一《劉玄傳》）。游徼聽了大怒，把客縛起來捶了幾百下，還不肯干休，要找主人劉玄算賬。劉玄嚇得逃走。吏又把劉玄的老太爺捉住。後來虧得劉玄藏起來裝死，才放他父親出來算了事。
賓客沒錢用的時候，會仗著主人的勢力胡作非為。天下亂了，他們還出去作小盜。各家賓客多數如此。光武就因為哥哥劉的賓客劫了人，避吏走開。據《後漢書》卷一○七《董宣傳》，光武「為白衣時，藏亡納死，吏不敢到門」。勢頭不小，本應該不怕吏，這時想是賓客鬧得太不像話，所以只好帶他們出走，順便到宛縣賣谷。也許是在交易場中罷，他遇到宛縣大富豪、「世以貨殖著姓」的李通。通告訴他「有讖說：『劉氏復興，李氏為輔』，也許應在我們倆人的身上」。二人說得投機，就會同率領宗族賓客起兵。
起初光武勢力尚小，就與一支農民軍共奉劉玄來合作。這支農民軍，包有盜賊亡命流氓，其中大概也有少數豪族，但以饑民為主。原起於荊州綠林山，後來分成兩支，一支西去南郡，叫下江兵；一支北入南陽，叫新市兵。另外有一支起自平林的農民軍。光武初與新市、平林合兵，奉劉玄為更始將軍，後又立更始為天子。劉玄雖然是光武的族兄，大概是早已衰落的皇族；雖結過客，大概自己也同客一樣帶流氓氣。他只能做農民軍的領袖。光武的地主兵同他合不來。光武的哥哥又被他殺掉。光武就離開他北渡黃河，在河北平定了與趙國大豪同起事的卜者王郎，得了北方大都會邯鄲。更始則同他的臣子由洛陽西入長安。
更始的兵，只曉得擄掠。更始遇到從外面走來的諸將，也只就問他們「搶了多少東西，發了多少利市」。看見漢家宮殿的威儀，嚇得不敢抬頭。他封的大臣，多是「群小賈豎，或有膳夫庖人」，長安人就造出一套口號：「寵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
更始究竟被另一支農民軍赤眉所敗。
赤眉，起于山東。他們的情形見於《後漢書》卷四一《劉盆子傳》：
以困窮為寇，無攻城徇地之計。眾既寢盛，乃相與為約：「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創。」以言辭為約束，無文書旌旗部曲號令。其中最尊者號三老，次從事，次卒吏。
三老等都是鄉里小官，地位同前面說所的游徼差不多。最尊的才叫三老，可知赤眉本無大志。他們向西攻過淮水流域，到洛陽投降了更始劉玄。後來赤眉中的山東哥們都要回家，赤眉的首領怕他們散了，就領他們離開劉玄，西行入關大掠，立了一個十五歲的小孩子劉盆子為帝。這時更始已經衰弱，只好反回來投降赤眉。更始為劉盆子所殺。赤眉又為光武所平。
當時不但農民軍劫掠，地主軍的殘暴也可與他們媲美。光武的兵，劫掠稍少，比較最受歡迎。平赤眉後，又平定了山東江淮等地的其他豪強軍隊，最後經營西方。西方的割據首領有隗囂、竇融、公孫述，都是豪強地主。光武費了很大力氣，與他們時戰時和，又結交了大牧畜主兼地主馬援，才把他們平下來。馬援的經濟勢力在北地，有馬牛羊數千頭，谷數萬斛，役屬著歸附的賓客達數百家。由此可知賓客之依附豪族是可以以「家」為單位的。
史書上記載常稱饑民流氓為「盜賊亡命」，稱強宗富族則為「豪傑」，起事者的階級可以由此看出。饑民流氓，沒有組織，亦無大志。當時若專憑他們，恐怕不能夠打倒王莽。但強宗富族，也照樣反對新朝，一同發難。在到處殘破之後，劉秀這支地主軍能收拾天下安定人心，政權穩穩地就落到他們手裡。
在這次革命中，有一件事可注意。即是趙翼《廿二史劄記》所說「王莽時起兵者皆稱漢後」。上面說過的劉秀、劉玄、劉盆子都因姓劉而被擁起。王郎自稱是成帝的兒子劉子輿。公孫述初起兵時，也「使人詐稱漢使者，自東方來，假述輔漢將軍蜀郡太守兼益州牧印綬」（《後漢書》卷四三《公孫述傳》）。誠然這是「人心思漢」，但不見得是思劉氏，實在是思漢的制度。《後漢書》卷一一○《索盧放傳》，記太守索盧放對更始（劉玄）說：「今天下所以苦毒王氏歸心皇漢者，實以聖政寬仁故也。」王莽時有句童謠說：「黃牛白腹，五銖當復。」五銖是西漢經濟制度的一部分，後來光武真把來恢復了。
光武更恢復了一種有利大地主的制度，即是田租三十稅一。但他並不完全放縱豪族的發展。功臣外戚不能不封，卻不封給太多的土地。只使他們享受富裕的生活，卻不肯多給他們政權，美其名曰「保全」，實則是溫和的壓制。他本身雖是地主，但為保持自己特別優越的地位，決不願其他地主作無限制發展，所以是「政在抑強扶弱」，希望「朝無威福之臣，邑無豪傑之俠」（《前漢書》卷二三《刑法志》）。他屢次下詔提高奴婢的待遇，又詔免青、徐、隴、蜀、益、涼等州人民被掠賣為奴婢的平民（由此可以看出在動亂中豪族曾收買許多奴婢）。糾彈公主的強項令董宣，因為一句話點明了為天子與為一般豪族之不同，竟得免死，且得賜金。
光武帝為確定土地所有權，曾下詔檢覈田畝。但官吏度田不實，農民橫被侵奪，起來暴動。光武也肯懲治一點貪官污吏以謝天下。關於度田不實，有個很有趣的故事，見於《後漢書》卷五二《劉隆傳》：
（建武中）是時天下墾田多不以實，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十五年，詔下州郡檢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優饒豪右，侵刻贏弱。百姓嗟怨，遮道號呼。時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趣。吏不肯服，抵言於長壽街上得之。帝怒。時顯宗為東海公，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敕，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逾制，不可為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實首服，如顯宗對。於是遣謁者考實，具知奸狀。明年，隆坐征下獄，其疇輩十餘人皆死。
由這件事可以看出兩種情形。一是近臣近親田宅逾制，至於十二歲的小皇子都曉得，可知是多逾得利害。二是東漢對大地主的所有田宅，是有所謂「制」，而且光武有意維持這「制」。但光武對整個大地主的態度是半推半就下不即不離。這種態度，是當時情形下開明君主所必須採取的。只是這種態度，最難維持。而且開明君主不能常有。所以只東漢初兩三代君主真能掌握大權。以後政權落到外戚宦官手中，可算是轉入豪族自由支配時期了。
三、東漢豪族概述
在詳細說明東漢豪族在政治經濟兩方面的發展以前，先概括地把他們考察一下。
所謂豪族，並不是單純的同姓同宗的集團；是以一個大家族為中心，而有許多家許多單人以政治或經濟的關係依附著它。這樣合成一個豪族單位。
有些豪族，是先有了政治地位，然後建樹起經濟勢力。有的則是先有了經濟勢力，再取得政治地位，這政治地位又幫助了經濟勢力的發展。
光武帝的建國，是地主政權即豪族政權的確立。他的左輔右弼，雲台二十八將，差不多都是豪族出身。舉例如：
寇恂，上谷昌平人，「世為著姓」，從光武，「所將皆宗族昆弟」。（《後漢書》卷四六《寇恂傳》，以下各人只寫本傳卷數）
岑彭，南陽棘陽人。曾「將家屬」又「將賓客」。（卷四七）
吳漢，南陽宛人。雖家貧尚有賓客。後來「以販馬自業，往來燕薊間，所至皆交結豪傑」（卷四八）。想是發了點財。
耿弇，扶風茂陵人。先世以吏二百石被徙。（卷四九）
祭遵，潁川潁陽人。「家富給」，曾結客報仇。（卷五○）
劉植，鉅鹿昌城人。「率宗族賓客，聚兵數千人」。（卷五一）
耿純，鉅鹿宋子人。「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卷五二）
其他不在二十八將之數的如馬援、李通、鄧晨，都是豪族，上面已經提及了。這些豪族，雖然有些本己作過官，但開國以後封侯受邑，更為得意。概括地說，可算是豪族用經濟勢力取得政治地位的大成功。
東漢的豪族，可分成兩大類。一類是憑藉中央勢力而突然得意的，即宗室、外戚與宦官。一類是自己漸漸發展起來的，即一般高官及地方豪族。
宗室封王或公侯。王的諸子不能襲爵的封王子侯。依據錢大昭的《後漢書補表》，諸侯王可考知的共六十一人，王子侯三百四十四人。數量雖說不少，勢力並不見大。他們普通只能衣食租稅。光武初年，禁網疏闊，諸侯王多交結賓客，培植勢力。後來因為沛獻王輔的賓客，替更始的兒子劉鯉殺了劉盆子的哥哥劉恭，來報劉盆子殺更始的仇。光武帝知道了，就下詔令郡縣捕王侯賓客，坐刑罰而死的數千人。這時是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以後諸侯王都不敢再放縱。雖有很富的如濟南安王康「奴婢至千四百人，廄馬千二百匹，私田八百頃」（《後漢書》卷七二《武十王列傳》），但不等他造反，就先被削了五縣。到明帝封諸子為王，則租入限於幾千萬，自說吾子不敢與光武諸子相比（《後漢書》卷八○《明帝八王列傳》）。再以後封王的事情也就很少了。
外戚，許多本來已經是豪族。東漢「采女」的制度是：
漢法，常因八月算人。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後漢書》卷一○上《皇后紀序》）
這些中大夫掖庭丞相工等很容易與豪族聯絡，或受賄賂。《皇后紀》所載諸後及貴人，十九出於豪家，還有許多是公主的女兒。如明帝馬後，是馬援女。章帝竇後，是竇融曾孫女，泚陽公主女；章帝梁貴人是舞陰長公主侄女。獻帝伏後是陽安公主女。只靈帝何後，家裡本是屠者，以金帛賄遺主者，得以當選入宮，想來何氏必很有錢。
如光武帝陰後，即陰麗華。素有美名，光武在未納她之前，常自嘆說：「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陰氏在西漢已有幾代很富。宣帝時候有位陰子方，大概是陰後的曾祖。從他起就「暴至巨富。田有七百餘頃，輿馬仆隸，比於邦君」（《後漢書》卷三二《陰識傳》）。陰後的前母兄陰識，有子弟宗族賓客千餘人。陰氏既為外戚，封侯者凡四人。
據錢大昭《後漢書補表》，外戚恩澤侯凡八十九人。外戚在東漢政治上勢力之大，遠過於宗室。如竇氏、梁氏，都兩度選後，尤為貴盛，這兩族的詳細情形，後面再說。
宦官成為豪族，是東漢後期的事。宦官封侯，始於和帝時候首謀誅梁冀的鄭眾。順帝陽嘉四年（公元135年）「初聽中官得以養子為後世襲封爵」（《後漢書》卷六《順帝紀》）。養子有時是乞來的，有時是賣來的。桓帝延熹八年（公元165年）劉瑜上疏：「今中官邪孽，比肩裂土。皆競立胤嗣，繼體傳爵。或乞子疏屬，或賣兒市道。」（《後漢書》卷八七《劉瑜傳》）
順帝之許養子，恐怕只是已成事實之公認。因為安帝元初元年（公元114年）鄭眾死去，眾的養子閎就嗣封了。
宦官的勢力，如桓帝時候的曹節、王甫等：
割裂城社，自相封賞。父子兄弟，被蒙尊榮。素所親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據三司。不惟祿重位尊之責，而苟營私門，多蓄財貨。繕修第宅，連里竟巷。盜取御水，以作魚釣。車馬服玩，擬於天家。郡公卿士，杜口吞聲，莫敢有言。州牧郡守，承順風旨，辟召選舉，釋賢取愚。故蟲蝗為之生，夷寇為之起。（《後漢書》卷一○八《曹節傳》）
靈帝時候，張讓、趙忠等十常侍，「封侯貴寵。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為人纛害」，竟成為引起黃巾之亂的直接原因。當時有人上書說：
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人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榷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為盜賊。宜斬十常侍懸頭南郊，以謝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後漢書》卷一○八《張讓傳》）
親身篡漢的曹氏，正是中常侍曹騰、曹嵩之後，可知宦官的勢力，足以亡漢。依《後漢書補表》，宦者侯凡七十九人。
高級官吏同地方豪族，很難分開。如前面舉出的二十八將，都可為此類豪族的例。
豪族的所在地域，差不多遍及全國。陶希聖《中國政治思想史》第三冊列舉了不少：
北海有大姓公孫丹。河東有大姓馬氏。清河有大姓趙綱。漁陽有大姓陽球。京兆世族張純第五倫。汝南名族袁閎。潁川著姓韓稜。家世衣冠如郭躬。上黨雄豪陳龜。弘農世族楊震。犍為公子張綱。山陽豪族王龔。洛陽有財三千萬之種嵩。下邳有歷世著名之陳球。敦煌有家世二千石之蓋勛。太原有世為冠蓋之王允。「趙魏豪右，往往屯聚」。
此外我們可以補充的還有很多。如「西州豪右併兼」見於《陳寵傳》（《後漢書》卷七六），左雄「稍遷冀州刺史，州部多豪族，好請託」（《後漢書》卷九一《左雄傳》）。又如：
王丹，京兆下邳人也。哀平時仕州郡。王莽時，連征不至。家累千金。……前將軍鄧禹西征關中，軍糧乏。丹率宗族上麥二千斛。（《後漢書》卷九一《王丹傳》）
趙熹……後拜懷令。大姓李子春先為琅邪相。豪猾併兼，為人所患。熹下車聞其二孫殺人，事未發覺，即窮詰其奸，收拷子春，二孫自殺。京師為請者數十，終不聽。時趙王良疾病將終。車駕親臨王問所欲言。王曰：「素與李子春厚。今犯罪，懷令趙熹欲殺之。願乞其命。」帝曰：「吏奉法律，不可枉也。更道它所欲。」王無復言。既薨。帝追感趙王，乃貰出子春。（《後漢書》卷五六《趙熹傳》）
可知大姓之力足以交通侯王，為他乞命。
豪族有的歷數百年不衰，如：
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趙將廉頗之後也。漢興，以廉氏豪宗，自苦徑徙焉。……范世在邊，廣田地。積財粟，悉以賑宗族朋友。（《後漢書》卷六一《廉范傳》）
廉范是明帝時人，上距廉頗三百餘年。又如江東陸氏，在三國時候有吳丞相陸遜，以連營一炬破劉備著名。遜的兒子抗，為吳大司馬荊州牧。抗的兒子陸機、陸雲在晉以文學顯。朱、張、顧、陸，並為大族。陸氏在光武時候，已是豪族，見《陸續傳》（《後漢書》卷一一一）：
陸續，字智初。會稽吳人也。世為族姓。祖父閎，字子春，建武中為尚書令。美姿貌。喜著越布單衣。光武見面好之，自是常敕會稽郡獻越布。
陸續的孫陸康，是陸遜的從祖，即是懷橘遺親的陸續的父親。從陸閎到陸遜，也二百多年了。
又如涿郡崔氏，章帝時候有崔駰，被大將軍竇憲闢為掾屬，與其他故刺史二千石相比。駰的高祖父崔朝昭帝時官到侍御史。朝的兒子舒，歷任四郡太守。舒的兒子發，在王莽時官到大司空。發是駰的伯祖父。駰的兒子瑗，是大政論家崔寔的父親，官到濟北相。《後漢書》卷八二《崔瑗傳注》引《華嶠書》：
瑗愛士，好賓客，盛修餚膳。或言其太奢。瑗聞之，怒敕妻子曰：「吾并日而食，以供賓客。而反以獲譏，士大夫不足養如此。後勿過菜具，無為諸子所蚩。」終不能改，俸祿盡於賓饗也。
可知當時一般人並不特別優待賓客。崔寔這一支並不富，但寔的從兄崔烈，在靈帝公開賣官爵的時候，以五百萬錢買得司徒。靈帝後來還說「悔不小靳，可至千萬」。崔烈曾歷位郡守九卿，到此落了個「銅臭」的名兒。崔氏若從昭帝時崔朝算起，到漢末也約有三百年。
四、豪族與經濟——小民之困頓
豪族的依附有政治的與經濟之別。
經濟的依附很早就有，依照東漢初桓譚的話，當時已經有自由人依附豪商及高利貸者而為他們奔走了！
今富商大賈，多放錢貸。中家子弟，為之保役。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同上，《崔駰傳》）
依附大地主的更多，如前面所說役屬賓客數百家的馬援，就是好例。重要的依附恐怕還是這種因為比上述的中家子弟更像臣僕了。自由人所以不得已而依附地主的情形，桓帝時候，有前面舉出的豪族崔寔，作了一部《政論》，其中有一段說得很詳細：
始暴秦隳壞法度，制人之財，既無綱紀，而乃尊獎併兼之人，烏氏以牧豎致財，寵比諸侯；寡婦清以攻丹殖業，禮以國賓。於是狡猾之萌，遂肆其意。上家累鉅億之貲，戶地侔封君之土。行苞苴以亂執政，養劍客以威黔首，專殺不辜，號無市死之子。生死之奉，多擬人主。故下戶踦嶇，無所躊足，乃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率妻孥，為之服役。故富者席余而日熾，貧者躡短而歲踧。歷代為虜，尤不贍於衣食。生有終身之勤，死有暴骨之憂。歲小不登，流離溝壑，嫁妻賣子。其所以傷心腐藏，失生人之樂者，蓋不可勝陳。（《全後漢文》，崔寔）
自由農生活的困苦，是從戰國以來就如此的。《漢書·食貨志》引有李悝為農夫作的預算：
令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什一之稅十五，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令糶至於甚貴者也。
總之是入不敷出。西漢的情形，《食貨志》又引文帝時晁錯的話說：
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吊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具，有者半價而賣，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
照舊是入不敷出。元帝時候，兼併更甚，農夫更苦。貢禹說：
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草把土，手足胼胝。已奉谷租，又出槀稅。（師古曰：槀，禾稈也。）鄉部私求，不可勝供。（師古曰：言鄉部之吏，又私有所求，不能供之。）故民去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賈。（師古曰：賣田與人而更為商賈之業。）窮則起為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於錢也。（《後漢書》卷七二《貢禹傳》）
東漢以後，小農困苦的情形如故。崔寔祖父崔駰，和帝時與班固、傅毅齊名，作了一篇《博徒論》。其中有博徒譏笑農夫的一段，很生動，也很悽慘：
博徒見農夫戴笠持耨，以芸蓼荼，面色驪黑，手足胼胝，膚如桑朴，足如熊蹄，蒲望隴畝，汗出調泥，乃謂之曰：「子觸熱耕耘，背上生鹽，脛如燒椽，皮如領革，錐不能穿，步行狼跋，蹄戾脛酸。謂子草木，支體屈伸；謂子禽獸；形容骸人。何受命之薄，稟性不純！」（《全後漢文》，崔駰）
農人要比於草木禽獸了。但是勞苦如此，還沒有活路，只好另打主意。上面貢禹指出來的兩條路：一條，賣了地業商，對於小農，這是夢想，地賣掉還不夠還債呢。另一條，為盜賊，這倒容易，只是被捉時受不了，地方上官吏很多。非到萬不得已，這條路也不能走。小農走的，是另外兩條道路，一是投附豪家，一是作仰賴官家廩給的流浪者，就是作盜賊的預備軍。
通漢代流民都很多，大半都是遭遇天災人禍而離村的農民。政府沒有辦法，只好給他們飯吃，即所謂廩給；或設法送他們回本鄉。西漢時候，據《漢書·石奮傳》的記載，武帝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關東流民有二百萬口之多。東漢如桓帝永興元年（公元153年）流民有數十萬戶（《後漢書》卷七《桓帝紀》）。
而且從章帝起，就下詔實覈受廩人。詔中說：
流民欲歸本者，縣其實廩令足還到。聽過止官亭，無雇舍宿。長吏親躬，無使貧弱遺脫，小吏豪右，得容奸妄。詔書既下，勿得稽留。刺史明加督察，尤無狀者。（《後漢書》卷三《章帝紀》）
由此可知廩給有種種私弊。此後諸帝常有廩給流民的詔書。如和帝詔：
流民所過郡國，皆實廩之。其有販賣者，勿出租稅。又欲就賤還歸者，復一歲田租更賦。（《後漢書》卷四《和帝紀》）
我們要知道章、和兩帝還是東漢盛時，流民已成為詔書上的大問題了。就區域說，僅和帝一朝所賑貸的已達數州數十郡。和帝在位共十七年，據《後漢書·和帝紀》，賑貸凡下列各地：
永元五年，遣使者分行貧民，舉實流冗。開倉賑廩三十餘郡。
永元六年，遣謁者分行廩貸三河、兗、冀、青州貧民。
永元八年，詔賑貸并州四郡貧民。
永元十二年，賑貸敦煌、張掖、五原民下貧者谷。
永元十四年，賑貸張掖、居延、敦煌、五原、漢陽、會稽流民下貧谷各有差。
永元十五年，詔賑貸潁川、汝南、陳留、江夏、梁國、敦煌貧民。
地域幾遍天下，此外未註明地域的賑貸尚有多次。但是流民有加無減。和安以後，據王符《潛夫論·浮侈篇》所記，洛陽的「虛偽游手」，人數百倍於農夫。其中有技術的能作些手工藝術品，或作些小兒玩具泥車瓦狗之類。這些人大半是離村的農民，所營的生業都非久計。大概比待廩的流民差不甚多。後來在黃巾的大暴動中，流民演著很重要的角色。司徒楊賜至於認為「簡別流民，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後漢書》卷八四《楊賜傳》）。可以為證。
五、豪族與經濟——豪人之富奢
小農的第二條路，是依附豪族。
被依附的豪族，仲長統稱作「豪人」，在他所著的《昌言》中，描寫豪人生活很詳細：
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不為編戶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榮樂過於封君，勢力侔於守令。財賂自營，犯法不坐。刺客死士，為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敗，寄死不斂，冤枉窮困，不敢自理。雖亦由網禁疏闊，蓋分田無限，使之然也。（《損益篇》）
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隸千群，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理亂篇》）
所謂「而有千室名邑之役」、「徒附萬計」，都是來投靠的家族或個人。
小農單獨生產，結果雖是入不敷出。但把土地集合到大地主經營之下，而由依附的小農耕種，結果便不相同。因為田廣人多，可以有種種生產及分配上的便利。耕牛種子，都不至於缺乏。又可依照土地之宜選擇作物。如崔寔《四民月令》（《全後漢文》有輯本）所記大地主的情形，作物除了黎稷稻麥等以外，有胡麻、大小蔥、苜蓿、蕪菁、瓜、瓠、葵、豆、蓼、芥、藍、韭等數十種。樹木有竹漆桐梓松柏雜木。他們可以試用種種新耕作方法，如趙過的代田法，氾勝之區種法等。又在魏晉以後，水碓的地位非常重要，這種新生產工具在東漢或已發明，可惜書闕有間，不能詳考。只在《太平御覽》八二九引《桓譚新論》有這麼一段：
宓犧之制杵舂，萬民以濟。及後人加功，因延力借身重以踐椎，而利十倍杵舂。又復設機關，用驢騾牛馬及役水而舂，其利乃且百倍。
桓譚是東漢開國時人，那麼東漢的大地主一定是利用水碓。又《後漢書》卷一一七《西羌傳》「因渠以溉，水舂河漕」。章懷太子賢注「水舂即水碓也」。亦可為證。
大地主更有一樁便宜事，是可以農而兼商。漢朝雖禁二業，實際恐怕無甚結果，上引仲長統的兩段話可以看出大地主不但兼大商人，且與大牧畜主為三位一體。在《四民月令》中，亦記有大地主囤積貨物買賤賣貴的方法：
二月，可糶粟黍大小豆麻麥子等。
三月，可糶黍買布。
四月，可糶穬（大麥之無皮毛者）及大麥、敝絮。
五月，可糶大小豆、胡麻，糴穬大小麥，收敝絮及布帛。
六月，可糶大豆，糴穬小麥，收縑縛。（本條見唐鴻學輯本《四民月令》）
七月，可糶大小麥豆（唐輯本作糶大小豆，糴麥），收縑縛。
八月，糶種麥，糴黍。
十月，賣縑帛敝絮，糴粟豆麻子。
十一月，糴杭（編者註：今作粳）稻粟豆麻子。
一年中有九個月要做生意。交易的都是衣食必需品。夏天收布絮縑帛，冬天賣出，自然是大賺錢，糧食在春天大宗賣出，四月麥一熟立刻買進來。他家裡自己也織布帛，田地的農產物一定有很多剩餘，大概都加入出賣。
農地的耕作，大概以地主家的男子及依附的小農為主。奴隸多數隻作手工業，如織布帛等，恐怕只有少數參加農事。上引《昌言》「奴隸千群，徒附萬計」，千萬兩字不可泛泛看過，從事手工業及服役家事的奴隸在量上是不及從事農作的徒附的，也許有十倍之差罷。奴隸是完全不自由人，可以買賣；徒附則是半自由人。
富豪役使著奴隸徒附，得到很多的收入，自然要享受很豐富的生活。自己家裡是「妖童美妾，填乎綺室，倡謳伎樂，列乎深堂」（《昌言·理亂篇》）。「且其徒附仆妾，皆服文采」（《潛夫論·浮侈篇》）。至於成為風俗。蔡邕《女誡》：
而今之務在奢麗，志好美飾。帛必薄細，采必輕淺。或一朝之晏，再三易衣；從慶移坐，不因故服。（《全後漢文》，蔡邕）
衣服穿得如此講究，食住自然都與此相稱。此外人生大事的嫁娶送終，也都盡奢華之能事：
其嫁娶者，車駢數里，緹維竟道。騎奴侍童，夾谷並引。（《潛夫論·浮侈篇》）
謝承《後漢書》記東京大族袁氏嫁女，正是如此：
送女奢華。奴婢百人，皆被羅縠。輜光路。
送終的更不得了：
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或至金縷玉匣，檽梓楩柟。良家造塋，黃土致藏。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冢，廣植松柏。廬舍祠堂，務崇華侈。（《潛夫論·浮侈篇》）
崔寔《政論》有同樣說法：
法度既墮，輿服無限。婢妾皆戴填揥之飾，而被織文之衣。乃送終之家，亦大無法度。至用檽梓黃腸，多藏寶貨。饗牛作倡，高墳大寢。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而俗人多之，咸曰健子。天下跂慕，恥不相逮。（《全後漢文》，崔寔）
「饗牛作倡」是宰了牛請倡優來歌舞，這種風俗，西漢已有（見《鹽鐵論·散不足篇》）；東漢恐怕更甚，至於遭受縣令的禁止，如應劭作營陵令時，曾下令申約吏民「不得殺牛，遠迎他倡，賦會宗落，造設紛華」（《風俗通·怪神》）。
六、豪族與政治——門生故吏
豪族雖然過著富裕的生活，在政治上不一定就有地位。他們雖可破費些財產，把自己買成「復民」他們所主有的奴隸，庇蔭的徒附，仍舊不能免除對國家的義務。這在他們像是損失，很想取得政治地位，更來幫助他們經濟的發展，比如後來晉朝允許萌客免課役的辦法，正是他們所期望的。但在漢朝的統治未推翻之前，制度自然不能大改。豪族只好先交結官府，運動選舉，來爭取政治地位。
取得政治地位，就是做官。漢朝入仕途的方法主要的大概有下面三種：
1.選舉 有各種科目，如賢良方正，孝廉，茂才（即秀才，避光武諱改），是前漢就有的。「中興以後，復增敦樸，有道，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敦厚之屬」（《後漢書》卷九一《左雄傳論》）。
選舉可分固定的不固定的兩種。固定的如孝廉，依郡國人口多少規定每年應舉人數：
凡郡國……歲盡遣吏上計，並舉孝廉。郡口二十萬舉一人（《後漢書》卷三八《百官志本注》）。
（和帝永元四年）時大郡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萬並有蠻夷者，亦舉二人。帝以為不均，下公卿會議。鴻與司空劉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階品，蠻夷錯雜，不得為數。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帝從之。（《後漢書》卷六七《丁鴻傳》）
永元十三年，詔曰：幽、並、涼州，戶口率少，邊役眾劇。束修良吏進仕路狹。撫綏夷狄，以人為本。其令緣邊郡口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舉一人；五萬以下，三歲舉一人。（《後漢書》卷四《和帝紀》）
又茂才，據《後漢書·百官志》注，郡太守「狀州中吏民茂才異等，歲舉一人」，不知是否亦依照人口增減。
其他科目，多半是不固定的，在君主認為必要的時候，就可以下詔令公卿大臣察舉。例如：
（建武七年）詔曰：「比陰陽錯謬，日月薄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大赦天下。公卿司隸州牧舉賢良方正各一人，遣詣公車（公車，門名，公車所在，因以名焉。《漢官儀》曰：公車掌殿司馬門，天下上事及徵召，皆總領之），朕將覽試焉。」（《後漢書》卷一《光武帝紀》）
（安帝永初元年）詔公卿內外眾官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有道術之士，明政術達古今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後漢書》卷五《安帝紀》）
被選舉的人，不一定是布衣，常常原已做過小官，然後被選。他們無論是否固定的選舉，大概都必須經過考試，以定等第。普通考後，可以做「郎」。東漢取士，孝廉最多。我們隨便找幾個東漢人的碑誌，很容易發現「舉孝廉除郎」幾字。郎是一種候補官，好的能補郡國首相，次等補縣的令長丞尉。
考試有時候由皇帝親自主考，所謂「遣詣公車，朕將覽試」的便是。普通考試孝廉，選任郎官的責任，有時歸於尚書，有時歸於三公。因為可以拔擢任用很多人，所以這兩方面常爭取這種權力，而且爭得很利害。比較起來，以權在尚書的時候為多。
2.辟除 漢時各公府同州郡衙門裡都有許多「曹」，分掌各項職務，像現今的「科」一樣。公府有十二曹，即西曹、東曹、戶曹、奏曹、辭曹、法曹、尉曹、賊曹、決曹、兵曹、金曹、倉曹。州郡只有十曹，即除去十二曹中的東西曹。曹各有「掾」，像現在的科長或主任。下面有史及令史，則像科員。
這些掾史，都由公府或州郡自己辟除，即自己選任。漢朝初年，還要「上言」，即報告一下。後來連報告也免掉了。有時朝廷也令三府辟召某人，那就要有尚書的敕（《後漢書》卷九六《陳蕃傳》）。
州郡辟除，不過做地方小吏，不一定有多少希望。被公府辟召，則上司是中央大員，位高言重，自己只要得到垂青，一帆風順，立刻可以轉任大官。所謂公府，有二府、三府、四府、五府等。二府是太尉府、司徒府；加司空府為三府；再加大將軍府為四府；加太傅府為五府。很有些人曾被四府或五府一同辟召。
3.任子 這有點像蔭襲。西漢初就有「任子令」。辦法是二千石以上在職滿三年的，可以任子或同產（兄弟）一人為郎。想來利用此項特權的一定為數不少。東漢如安帝時候，曾下詔「以公卿校尉尚書子弟一人為郎舍人」（《後漢書》卷五《安帝紀》），是重申前令。舍人即太子舍人，位置比郎低一點。有時候三公的孫子，得拜童子郎。可知依恃父兄甚至祖父的地位，都可以與選舉所取的人，一同為郎。
這幾種制度，造成政治上的依附，即「門生故吏」的盛行。
選舉的人，同被選舉的人，常常因選舉之恩而發生關係。比如太守舉孝廉，在送孝廉應選之前，太守常對他們表示好意，如宴請贈送之類。三國名將周瑜，他家裡在東漢就是豪族。瑜的從祖父景，景的兒子忠，都做過漢朝的太尉。東漢末黨禍中的名流陳蕃、李膺、荀琨、杜密、朱寓，都在周景為刺史時被辟召為別駕或從事。《三國志》卷五四《周瑜傳》注引張璠《漢紀》載有周景連絡所舉孝廉的情形：
景歷位牧守，好善愛士。每歲舉孝廉，延請入上後堂，與家人宴會。如此者數四。及贈送既備，又選用其子弟。常稱曰：「移臣作子，於政何有！」先是，司徒韓縯為河內太守，在公無私。所舉一辭而已，後亦不及其門戶，曰：「我舉若可矣。不令恩偏稱一家也。」當時論者或兩譏焉。（《後漢書》卷七五《周景傳》略同。但只說「舉吏」沒有說明舉孝廉。論者即應劭，見《風俗通·十反》）
被舉的孝廉同牧守，普通大概算是有君臣之誼。但周景要移臣作子，看待得同兒子一樣親密。韓縯則全然不理。一個太過，一個不及，所以論者兩譏。可知當時多數太守與孝廉都有相當的連絡，宴會雖不必數四，想也該有一兩次。
至於在某一長官之下作過掾史的，則一定有君臣之誼。將來長官雖改任或去職，他們仍算是他的「故吏」，在這個名義下面繼續保存著隸屬關係。長官死後，故吏常集起來出錢替他立碑，並刻上自己的爵里名姓，以為關係的證據。故吏有為長官服喪的，多者至於三年。據《廿二史劄記》「東漢尚名節」條：
太原守劉瓆以考殺小黃門趙津下獄死。王允為郡吏，送瓆喪還平原，終三年乃歸。（允傳）……李恂為太守李鴻功曹而州辟恂為從事。會鴻卒，恂不應州命而送鴻喪歸葬，持喪三年。（恂傳）樂恢為郡吏。太守坐法誅。恢獨行喪服。桓典以國相王吉誅，獨棄官收葬，服喪三年，負土成墳。（典傳）袁逢舉荀爽有道，爽不應。及逢卒，爽制服三年。（爽傳）此感知遇之恩而制服從厚者也。
兩漢時候，為父母服喪，還沒有定製。為長官卻已經有服三年喪的，可知君臣之誼很重。但這不過是一個起頭，據《廿二史劄記》「長官喪服」條：魏晉以後，長官喪服，反有定製。普通服斬，過葬而除。北魏孝文帝改定為齊衰三月，可見為長官服喪是君主所不禁的。
三府及州郡所辟召，沒有謁署的，普通不得稱故吏。但到後來為依附的方便，雖未就也願稱故吏甚至肯為舉主服喪，如上引的荀爽就是。這樣既表現自己清高，又不斷絕隸屬關係，真是一舉兩得。到東漢末這種情形想已很多，孔融就引據經傳來上書請求「三府所召，雖未就職，便為故吏」了。
另外有門生，也是一種依附。並不一定受業，只是假借名義，與有力者造成隸屬關係，希圖任用。在東漢門生已有為師長服喪的，見於《隸釋》的證據很多。又有弟子、門童，意思大略相似。《集古錄》說：「親受業者為弟子，轉相傳授為門生。」《隸釋》說：「以久次相傳授曰門生，未冠曰門童。總而稱之，亦曰門生。」這都是專就意義異同說明的。顧炎武、趙翼則能闡釋「門生」的依附的意義。顧在《日知錄》中說：
《後漢書·賈逵傳》「皆轉逵所造弟子及門生為千乘王國郎」，是弟子與門生為二。漢人以受學者為弟子，其依附名勢者為門生。《郅壽傳》「時大將軍竇憲以外戚之寵，威傾天下。竇常使門生齎書詣壽有所託」。《楊彪傳》「黃門令王甫使門生於京兆界辜權財務七千餘萬」。憲，外戚，甫，奄人也，安得有傳授之門生乎。
趙翼《陔余叢考》：
漢時門生非弟子之稱，《後漢書·楊厚傳》「門生上名錄者三千餘人」，曰上名錄，則不必親受業，但習其學即是也。《鄭康成傳》「康成沒。門生相與撰其問答諸弟子之詞，依《論語》為《鄭志》」。以弟子問答之詞，而門生撰述之，蓋如《論語》所謂門人受業於弟子者也。《李固傳》「固下獄，門生王調、貫械上書證其枉。及固死，陳屍於路。固弟子郭亮，負鐵鑕乞收固屍」。曰門生，曰弟子，又可見門生之非弟子也。惟其不必親受業，但為其學者皆可稱門生，於是依勢趨利者，並不必以學問相師，而亦稱門生。蓋即後世拜門生之陋習也。
徐幹《中論·譴交篇》說得更清楚：
桓靈之世，其甚者也。……有策名於朝而稱門生於富貴之家者，比屋有之。為之師而無以教弟子，亦不受業。然其與事也，至乎懷丈夫之容而襲婢妾之態，或奉貨而行賂，以自固結，求志屬託，規圖仕進。
到兩晉南北朝，門生地位，已經下同僮僕，稱所依附的人為「主人翁」，為他奔走服役。《日知錄》同《陔余叢考》，都講論很多。
東漢的豪族，如汝南袁氏，弘農楊氏，都是四世三公，門生故吏滿天下。只就楊氏的門生說，楊震做太尉，被譖罷免回本郡時，有許多門人還追隨著。在震氣憤飲鴆自殺之前，門人與諸子同聽遺囑。死後有門生二人「詣闕追訟震事，朝廷皆稱其忠」（《後漢書》卷八四《楊震傳》）。
震大概有四子（《隸釋·太尉楊震碑》，本傳則說有五子）。牧、讓、秉、奉。牧的兒子統，讓的兒子著，官都不大。只秉子賜，賜子彪，都做太尉。後來曹操嫌忌這個大族，就殺了彪的兒子楊修。說是忌修之才，恐不盡然。楊秉一支做太尉的，自然都有門生。楊統雖是小官也有門生。楊震的碑就是統的門人所立。門生不止是一個人的門生，並且是一家人的門生。不但要替師的祖父立碑，還有時替師的兒子立碑。如《隸釋·童子逢盛碑》，就是門生所立的。楊著官到高陽令，他的碑陰題名有「後公門生」同「沛君門生」。《隸釋》說：
沛君，沛相統也。後公，太尉秉也。楊震拜於前，故以秉為後。沛君者，著之從兄；後公者，著之季父。
大概楊家這幾代人，沒有門生的很少。這正是楊氏所以為「東京名族」的一大理由。
七、豪族與政治——選舉請託
經濟上的依附，只要富了就有人來；政治上的依附，則非貴不可。所以富而未貴的豪族就運動選舉，讓自己貴起來；已經貴了的要讓自己更貴並依附者也都貴起來，這樣大肆運動，結果從東漢初就鬧「選舉不實」。
選舉不實，西漢武帝時已有，《前漢書》卷一七《功臣表》記元朔五年山陽侯張當居「坐為太常擇博士弟子故不以實完為城旦」，但數量不多。到元帝時候，詔言始有「二千石選舉不實」的話，見《前漢書》卷七一《於定國傳》。
東漢第二世皇帝明帝，剛一即位，就下詔說：
今選舉不實，邪佞未去。權門請託，殘吏放手。……有司明奏罪名，並正舉者。
此詔所說實是光武帝時的情形，這正是東漢初豪族勢力已經深入政治的證明。明帝雖有意糾正，實在未生效力，我們看章帝即位後一年的詔書就可明白：
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選舉乖實，俗吏傷人。官職耗亂，刑罰不中，可不憂歟。……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真偽，茂才孝廉，歲以百數。既非能顯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圳畝，不系閥閱。敷奏以言，則文章可采；明試以功，則政有異跡。文質彬彬，朕甚嘉之。（《後漢書》卷三《章帝紀》）
和帝初即位時，竇氏專政。即位四年，誅竇憲等。所以第五年才下詔：
選舉良才，為政之本。科別行能，必由鄉曲。而郡國舉吏，不加簡擇。故先帝明敕在所令試之以職，乃得充選。又德行尤異不須經職者，別署狀上。而宣布以來，出入九年，二千石曾不承奉，恣心從好。司隸刺史，訖無糾察。今新蒙赦令，且復申敕。後有犯者，顯明其罰。在位不以選舉為憂，督察不以發覺為負，非獨州郡也。是以庶官多非其人，下民被奸邪之傷，由法不行故也。（《後漢書》卷四《和帝紀》）
由這次詔書可以看出章帝也沒有能夠改良。而且有一樁弊病可注意的，是選舉多取年少，希望他將來貴顯可以報恩。這種情形也發生得很早。光武的表兄弟樊儵（即大地主樊宏之子）在明帝初即位時，就上言：
郡國舉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耆宿大賢，多見廢棄。宜敕郡國，簡用良俊。（《後漢書》卷六二《樊儵傳》）
這些選舉不實的情形，經過幾代，都不能改。到順帝時候，有一位名臣左雄，提出「限年試才」法，才算遇到一度整頓。
左雄時候，政治已經十分腐敗了。左雄等一派士大夫實在看不過，所以要挺身而出，他上書給順帝，痛陳時弊：
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浸雕敝，巧偽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為威風，聚斂整辨為賢能，以理己安民為劣弱，以奉法循理為不化。髡鉗之戮，生於睚眥；覆屍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讎，稅之如豺虎。監司項背相望，與同疾疚。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期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州宰不覆，競共辟召，踴躍升騰，超等踰匹。或考奏捕案，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奸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斯祿薄，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橫調，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咎皆於此。（《後漢書》卷九一《左雄傳》）
皇帝很感動，但因為宦官擅權不能照他的話改革。後來他又提出改善選舉制度，說：
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民，宣協風教，若其面牆，則無所施用。孔子曰「四十而不惑」。禮稱「強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同上）
當時也有人反對，如胡廣等上疏說：
蓋選舉因才，無拘定製。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陳平所出）。鄭（子產相鄭）阿（晏嬰化東阿）之政，非必章奏。甘（甘羅十二為秦上卿）奇（子奇年十八主齊東阿）顯用，年乖強仕。終（終軍年十八說降南越）賈（賈誼十八為博士）揚聲，亦在弱冠。（《後漢書》卷七四《胡廣傳》）
雖然舉出許多典故，順帝早已聽了左雄。胡廣等因為順帝先已下詔應許，又讓他們參議，還引經據典，發了許多怨言，說皇帝不該這樣不慎重。順帝看了，想是更不高興。後來胡廣作濟陰太守，竟因舉吏不實免黜。
順帝下詔的第二年，就有人因為詔書末尾注有例外，想來偷巧。有廣陵孝廉徐淑，不夠四十歲。典選舉的尚書郎很奇怪，就詰問他。徐淑說：「詔書上說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所以我來了。」尚書郎不能屈他。還是左雄，不愧為尚書令（尚書郎的首領），問他：「從前顏回聞一知十（見《論語》），孝廉你聞一知幾呢？」徐淑沒話說。於是左雄罵了一頓，叫他回去。從此威風大振，選舉從嚴。以前是「茂才孝廉，歲以百數」，現在只汝南陳蕃、潁川李膺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雄在尚書，天下不敢妄選，十餘年間，稱為得人」（《後漢書·左雄傳論》）。
陳蕃等都是後來在黨錮之禍中反對宦官的要人。左雄又征舉海內名流為博士，獎勵有志操的弟子，因此來京師就學的極眾。左雄實在已經像一位黨人領袖。他這「限年試才」的一炮足使宦豎膽寒。順帝以前選舉實在太荒謬，《後漢書》卷八六《種嵩傳》有個故事可以為證：
（種嵩）始為縣門下史。時河南尹田歆外甥王湛名知人。歆謂之曰：「今當舉六孝廉，多得貴戚書命，不宜相違；欲自用一名士，以報國家，爾助我求之。」明日，湛送客於大陽郭，遙見嵩，異之，還白歆曰：「為尹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史也。」
六個孝廉之中，有一個不受請託，便算難得。當時豪族勢力之大，可以想見。這種勢力，決非左雄等一時的糾正所能阻止。
豪族不但請託地方，而且請託中央。左雄以後，中央的勢力，不在外戚，就在宦官。外戚宦官本身是大族，地方豪族與他們結納。選舉的情形更壞，東漢末的情形，如王符的話：
群僚舉士者，或以頑魯應茂才，以桀逆應至孝，以貪饕應廉吏，以狡猾應方正，以諛諂應直言，以輕薄應敦厚，以空虛應有道，以囂應明經，以殘酷應寬博，以怯弱應武猛，以愚頑應治劇。名實不相副，求貢不相稱。富者乘其財力，貴者阻其勢要。以錢多為賢，以剛強為上。（《潛夫論·考績》）
《抱朴子·審舉篇》引當時人的口號說：
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懦如雞。
如此選舉，如此官吏，當時政治之腐敗可想。小民固然受苦，一般比較循規蹈矩的豪族——大都是財力較差的——及希望通經致仕的士子，在政治上都得不到出路，他們就結合起來，先於小民而向腐敗的政府抗爭。
八、外戚豪族、宦官豪族的專政
東漢末的政權在外戚同宦官手裡。
外戚與宦官，是兩種豪族。他們的勢力與中央政府關係特密。如外戚，普通原來已是豪族，因取得中央政權而突然特別發展。如宦官，本來多不是豪族，得勢之後，有許多人來依附，再發展，也就成為特別大的豪族。
外戚與宦官，都是所謂「幸進」。尤其宦官的發展，是一步登天的突然發展。他們多數是不學無術，父兄們「攀龍附鳳」不需要讀書；子弟們生下來就嬌縱，也不會讀書。他們沒有政治眼光，更沒有政治經驗。不明白逆取順守的道理。只曉得要這突然的發展再更迅速的擴大開來。這樣，他們除掉剝削小民以外，更要打擊其他豪族，奪取他們的資財官爵。這對外戚宦官的發展非常方便，因為大魚吃蝦米總不及吃小魚養料豐富。
外戚宦官的急進，引起保守派豪族的不滿。保守派豪族有許多在朝大臣，是一般士大夫的領袖。他們讀過書，懂得孟子「數罟不入污池，魚鱉不可勝食」的道理。所以除掉因為急進派豪族不肯與他們共存共榮而自危之外，並反對急進派的「竭澤而漁」政策。他們曉得任急進派幹下去漢朝的政權要動搖了，於是忠義之心油然而生。合併了為公為私兩種動力，他們就起來抗斗。
急進派與保守派的劃分，並不很顯明，也不是突然就顯出的。他們所以能夠各自團結，就因為宗親賓客門生故吏等等關係，原已造成許多豪族。豪族因為共同利害而漸漸團結起來爭鬥，爭鬥越緊張，團結就越密切。
有人認急進派與保守派的爭鬥為中央豪族與地方豪族的爭鬥。這有些道理，但不能包括。因為外戚宦官雖是中央豪族，也不能一口都吞下一切地方豪族。他們對地方豪族的一部分也有聯絡。他們聯絡與自己相類的豪族而吞併異己的，這是很自然的情形。
外戚宦官的性質，是「富而甚無知」；其他士大夫，則是「不甚富而有知」。這兩種性質的豪族漸漸的分化開來。但外戚並不全是「富而甚無知」，有時也與士大夫結合，所以不便稱為外戚宦官與士大夫的鬥爭。士大夫常以「清」自許。我們可以稱「不甚富而有知」（即保守派）者為「清流」，而稱「甚富而無知」者（即急進派）為「濁流」。清濁漸漸分的顯明，政爭就日趨激烈。
濁流之所以有地位，是因為能把握住君主。君主之所以有力量則因為光武以後的中央集權。中央集權，並非始於光武，我們可以說從西漢武帝即已實行，但光武更把制度確定了。光武集權的因果，仲長統說得很明白：
光武帝慍數世之失權，忿強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台閣（即尚書）。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昌言·法誡》）
集權中央實在是一把兩面鋒利的刀，在君主精明的時候，可以利用它來壓制豪族；在君主黯弱的時候，仍舊要被豪族取去，反來劫制君主。
兩面鋒利的刀，在君主自己無力執掌的時候，自然要找極可靠的人來託付。在無知的君主想來，自然是親戚最可靠。在東漢許多皇帝都不永年，又少子嗣。每每需要外藩入繼，太后因為外藩不是自己親生兒子，不肯相信，常是選立幼君，自己臨朝聽政，把大權交給自己娘家人才算放心。這樣大權自然而然的就落到外戚手裡。
外戚平時多受賞賜，本已很富。此刻得到政權，更要大大的搜括一下，以便揮霍。如和帝時候的竇憲以外戚專權。竇氏，在西漢有文帝竇後，已經是外戚，後來歷代都做二千石。因為是豪族，宣帝時，被遷徙到關中。光武中興時候憲的曾祖父竇融，割據在河西甘肅一帶。勢力很大。後來投降光武，入京師的時候，「官屬賓客相隨，駕乘千餘兩，馬牛被野」（《後漢書》卷五三《竇融傳》）。皇帝更加恩遇，竇氏同時有一公兩侯三公主四二千石。祖孫三代，都作大官。「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數。與親戚功臣中，莫與為比」（同上）。
竇融的兒子竇穆，因為要發展自己的地盤，假作詔書，後來又賂遺小吏而被誅，竇憲的父親，即竇穆的兒子竇勛也因而被殺。但這不過是東漢初壓制豪族的一番動作。實際上漢與竇氏仍是若即若離。竇憲的妹妹作了章帝的皇后，竇憲又得寵幸，竟仗勢奪公主的園田，被章帝罵他是臭老鼠。稍微斂跡。和帝繼位，竇太后臨朝。憲遂執掌大權，計無不從。憲帶兵大破匈奴之後，封大將軍，位在三公之上。憲有許多爪牙心腹，「刺史守令，多出其門」。也延攬一般文人，如班固、傅毅之類，置之幕府。他的「奴客」都倚勢欺人，強奪財貨，妻略婦女。後來竇氏居然圖謀篡弒。和帝只好與「謹敏有心幾」的宦者鄭眾定謀，出其不意，發守衛京師的兵，閉城收捕竇氏黨羽，又把竇憲等逼死。宗族賓客仗竇憲作官的一概罷免。鄭眾被封為鄉侯，食邑一千五百戶。這是宦官參政的第一聲。
安帝時候，宦官勢力更大，有時與外戚聯絡，有時與外戚鬥爭，總之是欺騙君主，奪取政權。
安帝之後的順帝，封梁商的女兒為後。桓帝即位，梁太后臨朝。梁商的兒子梁冀做大將軍輔政。梁氏又是豪族。西漢時候，梁氏因為資產在十萬以上，曾被遷徙。梁商的曾祖父梁統，為酒泉太守，與竇憲的祖父竇融一同起兵。後歸光武。梁統的兒子梁松，得尚光武的女兒舞陰長公主。因為「數為私書，請託郡縣」，下獄而死，作了豪族壓制政策下的犧牲者。
但梁冀作大將軍時的權威，又有過於竇憲。憲只封二萬戶，冀則封三萬戶。冀妻孫壽也被封陽城君，歲入五千萬。梁氏可算是濁流豪族的典型。雖已富傾天下，還要設計吞併其他豪族。他派出去的官吏，都使賓客登記所屬各縣富人，誣陷他們下獄，討錢來贖。出錢少的就被殺或徙邊。梁冀自己也會這些辦法。當時有個家產一億七千餘萬的富豪，叫士孫奮，非常吝嗇。梁冀送他四匹馬，向他借五千萬。士孫奮也不識高低，只肯借給他三千萬。梁冀大怒，就告到郡縣，說士孫奮的母親原是他家的「守藏婢」，偷了白珠十斛紫金千斤逃跑；現在找到了。郡縣就收拷士孫奮，兄弟都死在獄中。收沒士孫奮的家財，除了先前要借的五千萬以外，另外一億二千餘萬也都歸了梁冀。
梁冀在朝廷上勢力也極大，目無君主。朝中十九都是他的黨羽。桓帝被梁氏欺壓得利害，實在不平，只得也襲用和帝的故智。在廁所里同單超、具瑗、唐衡、左悺、徐璜五宦者合謀。也用中央衛兵，圍住梁冀府，逼他夫婦自殺。諸梁及孫氏中外宗親大小都棄市。其他連帶死的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共數千人。故吏賓客被免黜的三百餘人。朝廷因此顯得空虛無官。冀的財產斥賣了，還得三十多萬萬。國庫得此一筆大收入，遂減收天下租稅之半。梁氏這一大豪族，又算斷送在宦官手中。
宦官雖然打倒外戚，自己也不是清流。單超等五人同日都得封侯，因此被稱為「五侯」，比鄭眾的鄉侯又高一級了。單超二萬戶，徐璜、具瑗各萬五千戶；賜錢各千五百萬。左悺、唐衡各萬三千產，賜錢各千三百兩萬。單超不久即死。其餘四侯，都很專橫，天下稱他們「左回天、具獨坐、徐臥虎、唐雨墮」（《後漢書》卷一○八《單超傳》作唐兩墮，此從注所謂「諸本」）。回天是力可以旋轉乾坤，獨坐是驕貴得無人敢比，臥虎想是威猛如虎，臥著都可怕，雨墮許是流毒天下、如雨之密的意思。他們沒有後代，就「養其疏屬，或乞嗣異姓，或買蒼頭為子，並以傳國襲封。兄弟姻戚，皆宰州臨郡。辜較百姓，與盜賊無異」（同上，《單超傳》）。
《後漢書》卷一○八《宦者列傳》序說他們勢力：
府署第館，棊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仞珍藏；嬙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飾雕文，土木被緹繡。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強者，皆腐身熏子（韋昭曰：古者腐刑，必熏合之），以自炫達。同敝相濟，故其徒有繁。
他們雖沒有血緣的子孫，卻有許多依附，可算是變態的豪族。這些人更沒有知識，所以濁得利害。清流與他們不能兩立，就合起來攻擊他們。他們固然是「專樹黨類」，清流也有「門生故吏」的依附。清濁正面衝突，就造成兩次的「黨錮之禍」。
九、清流豪族的挺起
前面已經講過，清流是「不甚富而有知」。他們的經濟勢力，不及濁流。但他們雖不能給予人很多的「利」，卻能於利之外，同時給人以「大名」，所以依附的人也正不少。
東漢確是有所謂「清議」，清議的發出者正是清流，即小康的知識分子，如太學生之類。章炳麟說漢時地方上有「議民」：
成哀之末，綱紀敗於朝，吏理政於府。至於元始，戶口最盛矣。其縣邑猶有議舍。槀長蔡湛碑陰曰，賤民議民，與三老故吏處士義民異列。議民者，域外以為議員，良奧通達之士，以公民參知縣政者也。賤民者，西方以為私人，廝役扈養，不及以政，不得選人，亦不得被選者也。（《檢論·通法》）
這話未必可靠，或是太炎要提倡議會政治，因此托古改制。議民二字，在別的漢碑，還沒有見到。不過「義民」兩字，很有幾處見到。義民的解釋，金石家說法不一。但我據《後漢書》卷一一六《南蠻傳》記程包的話：
板楯（一種蠻）七姓，射殺白虎立功。先世復為義人（義人二字，《華陽國志》卷一，作義民）。
然則義民，即是復除徭役的復民。議民的意思，或亦相類。假如是發出議論的人，那亦一定是有特殊地位的。可惜此碑陰只著錄於《金石錄》，全文未見，不能詳考了。
選舉與鄉里的議論既有關係，有些人就會矯情作偽來求名譽。其中有的成了功，如許武已舉孝廉，因為兩個弟弟還未成名，就分家，故意少分給兩弟。人都稱兩弟能讓，因此俱得選舉。武又說明奪產苦心，把自己的產業全分給兩弟，一無所留。人又大稱讚他（《後漢書》卷一○六《許荊傳》）。有人則成功而又失敗，如趙宣葬親，不閉墓道，自己就住在墳里，行服二十餘年。鄉邑都稱他的孝，州郡屢次禮請。但後來陳蕃查出他在服中生了五子，把他痛罵，還治了罪（《後漢書》卷九六《陳蕃傳》）。
有人需要批評，就產生出批評家，如東漢末年汝南許劭為本郡功曹。功曹正是執掌選舉的一科。他同從兄許靖，都有高名，喜歡評論鄉里人物。每月發表一次，叫作「月旦評」。曹操還沒有抖起來的時候，曾卑辭厚禮，求許劭批評。許劭看不起曹操，不肯答應。曹操找了個機會逼他，他不得已只好說，「君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雖然捧中帶罵，曹操已經大喜而去。但許劭同許靖有些不睦，劭仗著自己是功曹，排擠許靖，不肯選他。許靖窮得仗著馬磨給人磨糧食為生，他一定大說許劭的壞話。別的批評家因此看輕許劭。
許劭也因為常愛說人壞話，得罪人多。所以後來被人看輕。另外一位批評家郭太，與他齊名稱「許郭」的，則謹慎得多。郭太是太學生首領。當時太學生厭倦經書；多數喜歡游談，又常臧否人物評論政治。郭太特別會獎拔人物，專說人好，不說人壞。他在太學裡名氣極大，當時清流領袖河南尹李膺，非常看重他。有一次郭太從洛陽回家，衣冠儒者送到河上的有車數千輛。郭太獨與李膺同舟過河，大家看了羨慕，以為神仙。
三公辟召，常徵詢到批評家。與許郭同時又有兩位批評家，一個漢中晉文經，一個梁國黃子艾，二人倚恃才智，到洛陽來炫耀。假稱養病，臥在家裡，不見賓客。好些公卿大臣都派門生去問病，在門口坐候，還不得見。三公要選舉某人時，命掾屬去訪問他們，隨他們的批評來作決定。同時太學生符融師事李膺。李膺極賞識他，每次見面，就謝絕別的賓客，專聽符融談論。談到好處，李膺每每捧手嘆息。郭太之結識李膺也是符融的介紹。這時符融看晉、黃二人，派頭雖大，並不像很高明的，就到太學裡對李膺及眾太學生說：「他們兩人沒有什麼德行事業。不過弄些賓客徒從來擺架子，竟能騙得大臣的信用，這種人要不得！」話傳開去，兩人名譽一天天衰減，來訪的人也少了。不過十幾天，都慚愧逃走。這兩人後來果然成為所謂「輕薄子」，都因罪廢棄。黃子艾，名允，他的輕簿行為見於《後漢書》卷九八《郭太傳》：
司徒袁隗欲為從女求姻，見允而嘆曰：「得婿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棄，方與黃氏長辭。乞一會親屬，以展離訣之情。」於是大集賓客三百餘人。婦中坐，攘袂數允隱匿穢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以此廢於世。
符融的話被證實，符融的名氣就更大起來了。
太學原是一條仕進之路。從西漢武帝為博士置弟子五十人，都得復免徭役。弟子由太常選擇，或郡國薦舉。每年課試一次，及格的補文學掌故缺，優等高第可以補郎中。後來弟子員額漸增，元帝時增到三千人。平帝時，增加元士（六百石）之子，可以與博士弟子一同受業，但不必計算到三千人內，是額外又有增加。此時每年課試，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
東漢初諸帝，都獎勵經術，承襲西漢的制度。安帝以後，漸漸忽略。博士不講書，弟子也怠散。太學破壞，成為菜園，還常有牧兒樵童跑來。順帝聽了大臣的話，才重修太學。共造二百四十房，一千八百五十室。增加課試甲乙科各十人。此後遊學增盛，至有三萬餘學生，為西漢時的十倍。
多數太學生之來，恐怕不是為讀經而是為作官。當時經學確是太瑣碎了，解說經上幾個字，動輒用數萬言，其中恐怕無甚興趣。所以太學生多數不講章句，只尚浮華，重談論，務交際。他們也可算是一種議民，常常批評政治，講論人物。公卿有的怕他們貶議，至於親自到門來同他們結交。太學生樂得藉此交通權貴，於是或為朋友，或稱門生。如郭太、賈彪等乃率領三萬餘太學生，與李膺等互相褒重。太學生把他們所稱譽的人造出七字句來唱為口號，如稱李膺「天下模楷李元禮」，第四字同第七字叶韻，這是當時的習慣。
這樣太學生與清流大臣就結成了黨，後來因為同宦官鬥爭而被禁錮。不過黨錮的事情，並不始於東漢，至遲在王莽時候已經有過一次。《前漢書》卷六七《云敞傳》：
云敞，字幼孺，平陵人也。師事同縣吳章。章治尚書經為博士。……章為當世名儒，教授尤盛。弟子千餘人。莽以為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師古曰：更以他人為師，諱不言是章弟子。）
後來宦官們也許正是師王莽的故智罷。
東漢開始有黨，大概始於甘陵郡的南北部。甘陵周福，在桓帝為侯的時候給桓帝講過書。桓帝即位，拔擢他為尚書。同時同郡河南尹房植在朝很有名。植的鄉人為他們造出兩句口號說：「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對周福有些不敬，從此周、房兩家的賓客互相譏揣，各自連結朋徒，漸漸結了讎隙。於是甘陵有了南北部的對立。部就是黨的意思，可知黨的分子中，賓客朋徒非常重要。
東漢結交賓客的風氣非常盛。賓客還有戰國傳下來的任俠風氣，對主人真肯賣命。門生故吏也都一樣。結交賓客的情形，如徐幹所說：
桓靈之世其甚者也。自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恤，賓客為務。冠蓋填門，儒服塞道。飢不暇餐，倦不獲已，殷殷沄沄，俾夜作晝。下及小司，列城墨綬，莫不相尚以得人，自矜以下士。星言夙駕，送往迎來，亭傳常滿。吏卒傳問，炬火夜行，閽寺不閉。把臂捩腕，扣天矢誓，推脫恩好，不較輕重。文書委於官曹，繫囚積於囹圄，而不遑省也。（《中論·譴交》）
門生故吏，受了恩，也就同主人周旋於死生患難之間，如趙翼所說：
是時（東漢）郡吏之於太守，本有君臣名分。為掾史者，往往周旋於死生患難之間。如李固被戮，弟子郭亮負斧鑕上書，請收固屍。杜喬被戮，故掾楊匡守其屍不去，由是皆顯名（固、喬二傳）。第五種為衛相，善門下掾孫斌。種以劾宦官單超兄子匡，坐徙朔方。朔方太守董援，乃超外孫也。斌知種往必被害，乃追及種於途。格殺送吏。與種俱逃以脫其禍。（《廿二史劄記》）
李、杜都因觸犯梁冀被陷害，當時梁冀氣焰熏天，並且嚴令禁止人看他們的屍首，郭亮等居然敢冒死前去。這種精神足可使身在清流的主人有所依恃。清流與濁流既難並立，清流又有部黨的支撐，名譽的鼓勵，自然要挺身而起與勢傾朝野的濁流相抗，造成轟轟烈烈的政爭。
十、豪族內爭——第一次黨錮
前面說過，桓帝因誅梁冀，而封宦官五人為侯。五侯之中，單超先死。剩下回天、獨坐、臥虎、雨墮四侯，十分驕橫。另外有中常侍侯覽，非常佞猾，假託有誅梁冀之功，也得封侯。覽與小黃門段矽都有田地產業近濟北（國）界。他們的僕從賓客，侵犯百姓，劫掠行旅。濟北相滕延，是個清流，都把來收捕，殺了幾十人，陳屍在大道上。覽、珪大怒，訴於桓帝，把滕延罷免。侯覽的哥哥參為益川刺史。人民有豐富的，他都誣以大逆，誅殺而收沒財產，前後所得以億計。太尉楊秉，即楊震之子，是清流領袖，參奏侯參，檻車運京。參在路上自殺。檢查他的車三百多輛，都是金銀錦帛珍玩。因此侯覽也被免職，但不久又得復官（《後漢書》卷一○八《侯覽傳》）。
同時，司隸校尉韓縯奏「左回天」。左悺同悺兄左稱「請託州郡，聚斂為奸。賓客放縱，侵犯吏民」。悺稱害怕都自殺。縯又奏「具獨坐」。具瑗的哥哥沛相具恭贓罪，微恭到廷尉定罪，具瑗貶為鄉侯。其他宦官，也有很多貶爵的。濁流的勢力，為之一挫（同上，《單超傳》）。這時是延熹八年（公元165年），太尉楊秉死了，陳蕃為太尉。
在前幾年，李膺做河南尹，早已與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等有了清流的結合。「共同心志，糾罰奸幸」（同上，《李膺傳》）。這時有個濁流宛陵大姓羊元群由北海罷官回家，臧罪狼籍，又因為郡舍廁所里有些奇巧的設備，也載了回去。李膺表奏要治他的罪。羊元群向宦官行賂，李膺反倒得罪。正巧馮緄因為殺了宦官的兄弟，劉祐因為沒收宦官的田業，都被了罪。三人同時輸作左校（作苦工）。幸而司隸校尉應奉上疏說「緄前討蠻荊，均吉甫之功；祐數臨督司，有不吐茹之節；膺著威幽并，遺愛度遼。今三垂蠢動，王旅未振。易稱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乞原膺等以備不虞」（同上，《李膺傳》）。一捧一嚇，桓帝方赦免了他們三個。
第一次黨錮是在延熹九年（公元166年），那時李膺新做司隸校尉。李膺到官十日，就殺了宦官張讓的弟弟張朔。朔原做野王令，貪殘無道。野王正是司隸所屬。朔聽說李膺的利害，就逃回洛陽，藏在張讓家裡的合柱中。膺知道了，不肯放，率領吏卒破柱取朔，交付洛陽獄，審問後就殺了。張讓訴給桓帝。帝召膺來責問。但膺答得有理，桓帝只好放他出去。此後諸黃門常侍都鞠躬屏氣，雖休沐也不敢出宮。桓帝怪問他們，都叩頭流淚說：「怕李校尉！」
同時，汝南太守宗資委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委任功曹岑晊。范滂作事非常正直。滂的外甥李頌，為人很差，滂不用他。頌轉託「唐雨墮」唐衡請宗資用他。宗資就用他為吏。但范滂是功曹，他給壓下來不去召用。宗資知道了遷怒而捶打書佐朱零。零說：「范滂的辦法是對的。你打死我我也不能去。」宗資自己信託范滂已久，也沒辦法。當時人說「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郡守如此信託掾屬，其關係之密，可想而知。實在當時冒犯濁流是出生入死的事，沒有這樣的優遇誰肯去呢（《後漢書》卷九七《范滂傳》）。
岑晊的公正也有表現。宛縣有富賈張汎，是個工藝家，最會雕鏤玩好之物，常送些給宦官，因此得到顯位，用勢縱橫。岑晊勸成瑨捕他。不久遇赦，但岑晊竟誅死他。一併收殺汎的宗族賓客二百餘人。殺後方奏聞。這種遇赦先殺的辦法，是清流所常用的。太原太守劉瓆就在赦後殺了貪橫放縱的小黃門趙津。又名士張儉做山陽太守翟超的督郵，因為宦官侯覽大起墳墓，張儉舉奏他「前後請奪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頃。起立第宅，十有六區。……制度重深，僭類宮省。又豫作壽冢，石槨雙闕，高廡百尺。破人居室，發掘墳墓。虜奪良人，妻略婦子」（《後漢書》卷一○八《侯覽傳》）。得不到回復，儉竟自破壞他的家宅，收沒財物。「徐臥虎」徐璜的兄子宣為下邳令，搶了故汝南太守李嵩的女兒，給射殺了，把屍首埋在衙門裡。東海相黃浮正管著他，聽到報告，就收宣的家屬拷打。掾史勸他，他說：「徐宣是國賊，今天殺他，明天就因此而死，我也瞑目。」竟把宣殺了（《後漢書》卷一○八《單超傳》）。
這几案都發生在延熹八九年間。宦官們紛紛向桓帝告發。成瑨、劉瓆、翟超、黃浮同時得罪。有司承奉宦官的意思瑨、瓆定為「棄市」，超、浮則「髡鉗輸作左校」（《後漢書》卷九六《陳蕃傳》）。太尉陳蕃等屢次上疏營救，無效。
延熹九年秋天，成瑨、劉瓆都死在獄裡，冬十二月，司隸校尉李膺等二百餘人受誣為黨人，下獄（《後漢書》卷七《桓帝紀》）。告發人名叫牢脩。大概是延熹八年，李膺還做河南令的時候。有河南張成，善說風角。據他推占不久要大赦，就教他兒子去殺人。李膺派人收捕，果然遇赦。李膺大怒，竟把他們殺了。張成原仗著風角交通宦官，連桓帝也有時候請教他（這恐怕是他殺人遇赦的真正原因）。此時被殺，宦官正不高興，李膺又升官作司隸校尉，殺了張讓的弟弟。宦官們受不住，就叫張成的弟子牢修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弛，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桓帝大怒，下詔郡國逮捕黨人李膺等共二百餘人，有逃走的，懸賞追尋。此案經過三公府，太尉陳蕃說：「要考案的都是海內人所稱譽憂國忠公的臣子，此等人雖以後十代有罪，都該赦宥。現在罪名不彰，豈可就收掠他們呢？」他不肯連署。桓帝更怒，把李膺等都下了獄。陳蕃又諫，不聽。桓帝說他辟召不得其人，把他免職（《後漢書》卷九六《陳蕃傳》）。
下獄的人，有汝南功曹范滂在內。入獄時，獄吏告訴他們入獄的都祭皋陶。滂不肯，說：「皋陶是直臣，要知道我無罪，必到天帝處為我洗刷。我若真有罪，祭也無用。」於是別人也都不祭。范滂為人非常義氣，見同囚的多在害病，在獄吏拷打時，常請先受打。後來桓帝使宦官王甫審問他們為何結黨。滂大概是因為官小，在後面，越次而對，說：「要使好人同好人在一起顯得更好。聯合起來一同把惡人除掉。」王甫問他們究竟為什麼。滂說：「古人為善，自求多福。今人為善，身陷大戮。我死之後，請埋我在首陽山旁。我是清白的。上不負皇天，下不負夷齊。」王甫在宦官里要算好的，聽了很是感動（《後漢書》卷九七《范滂傳》）。
清流之中有一派很謹慎的，看黨禍不解，連累很多，只得出頭。如潁川賈彪就到洛陽請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霍諝等上疏說情。竇武是外戚，比較有力。同時李膺等多攀引宦官子弟，說是同黨。宦官們怕起來。也就請求桓帝，說天時宜赦。第二年，即永康元年（公元167年），赦天下。黨人都放歸田裡，書名三府，禁錮終身。禁錮即是不許作官的意思。第一次黨禍就這樣結束。
十一、豪族內爭——第二次黨錮
第一次黨錮不過是一個序幕，清流濁流的正面大衝突還在後面。
就在永康元年，桓帝死了，沒有子嗣。陳蕃、竇武等，定計迎立幼主靈帝，竇太后臨朝。
竇武是竇融的玄孫。竇氏這一族在竇憲被誅時雖曾受一大打擊，余勢仍舊存在。武的姊姊立為桓帝皇后。常受賞賜，竇武都把來散給太學生。太學生在黨錮之前，最稱譽李膺、陳蕃、王暢三人。後來最尊的天下名士，為三君，即竇武、劉淑、陳蕃。君是一世所宗的意思。三君的口號是：
天下忠誠竇游平。天下義府陳仲舉。天下德弘劉仲承。（袁山松《後漢書》，丁福保《全漢三國晉六朝詩》卷五引）
竇武這時封大將軍，陳蕃為太傅。劉淑是宗室，桓帝時對策為天下第一，很得信用，名氣極大，竇武、陳蕃等又起用李膺、王暢等，其他名士，有許多也都得著作官。
太學生等所標榜的名士，三君之下，還有八俊，俊是人之英的意思。八俊的口號：
天下模楷李元禮（長樂少府李膺）。天下英秀王叔茂（司空王暢）。天下良輔杜周甫（太僕杜密）。天下冰凌朱季陵（司隸校尉朱寓）。天下忠貞魏少英（尚書魏朗）。天下好交荀伯條（沛相荀昱）。天下稽古劉伯祖（大司農劉祐）。天下才英趙仲經（太常趙典）。（袁山松《後漢書》）
其次有八顧，是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勛、蔡衍、羊陟。袁山松書沒有范滂，有劉儒。每人也有一句贊，都是天下什麼，與八俊相同。例如「天下和雍郭林宗」。顧是能以德行引人的意思。再次有八及，是張儉、岑晊、劉表、陳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袁書沒有翟超，有范滂。每人一句贊，是海內如何如何，例如「海內貴珍陳子麟」、「海內謇諤范孟博」。及是能導人追宗的意思。再次是八廚，即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袁書沒有劉儒，有劉翊。每人一句海內什麼，同八及一樣。例如「海內珍奇胡毋季皮」。廚是能以財救人的意思。四八三十二加三君共三十五位。除去郭林宗一個「有道」，其餘都是作官的。差不多越在前面的官越大。
陳蕃、竇武等既為三十五位清流的領袖，得到太學生的擁護。又身居顯位，自然該有所表現，努力剷除濁流。但這般清流，與濁流政見雖然不同，也是為爭地位。現在已經大體得手，竇武尤其得意，兄弟父子，並封三侯，旬月之間，積財以億計，辦事就不免遲鈍。陳蕃因同宦官結了深仇，屢次力勸竇武根本剷除宦官，告訴武「我以八十老年，還想替將軍除害，你很可以下決心了」。武入宮奏知太后。太后也不主張全廢掉宦官，所以事情久未發動。
這時還是靈帝建寧元年（公元168年）。竇武、陳蕃決意要誅宦官，走漏了消息。宦官曹節、王甫等在夜裡就先下手，逼著十二歲的靈帝升殿。劫了太后的璽綬，矯詔收捕竇武等。
陳蕃聞變，率領屬官諸生（是門生吧）八十餘人，都拔刀突入承明門。同王甫等對罵一陣，蕃被圍數十重，大打一陣，終於被捉下獄，即晚被害死。
竇武沒有接受偽詔書，騎馬跑去召集一部分京師衛兵，有數千人。到天明，王甫也領一部分衛兵，約千餘人與他相抗。王甫又利用方才回京的護匈奴中郎將張奐，與他合兵，勢力也很盛。就在宮前對壘。但竇武的衛兵向來怕宦官，這時王甫又告訴他們先降的有賞，就紛紛倒戈。竇武見勢不好，要跑，被眾兵圍住，只好自殺。竇氏的宗族、賓客、姻屬都定了罪。竇武及陳蕃的家屬都被遷徙。門生故吏，都被禁錮，這是第二次黨錮的開始，竇、陳兩豪族先被犧牲。
建寧二年（公元169年），接著有人奉承侯覽的意思，告發張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其中張儉是八俊的首領，次有八顧八及[1]。因為當時已經都知道太學生所稱美的三十五人，這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說「別相署號」。「圖危社稷」同現在「危害民國」的意思相似，是當時宦官苦心想出來加給黨人的罪名。靈帝問他們為何收捕黨人的時候，他們也拿這四個字作答覆的。
靈帝下詔收捕張儉等，同時曹節授意有司奏捕前次已赦的黨人虞放、李膺、杜密、朱寓、荀昱、巴肅、魏朗、翟超、劉儒、范滂等百餘人下獄。詔書下來，有人勸李膺逃走，李膺不肯，竟拷死在獄中。膺的門生故吏都被禁錮。當時老師收門生都有名籍登記。侍御史景毅的兒子，師事李膺，但名籍上漏脫了。宦官是據名籍找人的，景毅因此未被罷免。但景毅因為佩服李膺，竟自己聲明，免官而去。
受命捕范滂的人到縣，不肯下手，抱著詔書不公布，自己閉門哭泣。范滂聽了說：「一定是為我。」就自己去投案。縣令勸他逃走。他說不願連累老母及縣令，不肯。滂的母親來同他訣別說：「你現與李膺、杜密齊名，死又何恨，既享令名，又想長壽，哪能夠呢？」滂拜受教，回頭同他的兒子說：「我要使你為惡，惡不可為。要使你為善，可我要沒有作惡呀！」路人聽了為之流涕。滂等百餘人都死在獄中。
張儉與李、范不同，亡命逃走。許多人都重他聲名，破家相容。輾轉北逃，走出塞外。宦官追捕。凡他所經歷的人家，被誅殺的有數十，宗親都滅絕。郡縣為之殘破。夏馥（八顧之一）不贊成他這樣逃法，說是「一人逃死，禍及萬家」，就是逃活了又有何意思？自己剪須改裝，逃入山去。
黨禍的牽連，雖很利害，廢禁的達到六七百人。但仍有謹慎的清流未曾被禍。如郭林宗聽到黨人死亡，只在暗地悲嘆，並不發表言論，他平日就不肯得罪人，所以無人誣陷，雖然名列八顧，竟自漏網。也許因為他沒有作官，用不到禁錮罷。
現在清流的餘黨只有太學生了。太學生參加政治運動，已有很久的歷史，至遲在西漢末已經有一次。
鮑宣……哀帝時為司隸，坐拒使者下廷尉，博士弟子濟南王咸等舉幡太學下，「欲救鮑宣司隸者會此」。諸生會者千餘人。（《前漢書》卷七二《鮑宣傳》）
鮑宣為官清正，據《列異傳》，宣及子永、孫昱，三世都做司隸，只乘一匹驄馬。京師人為他作歌說：鮑氏驄，三入司隸再入公。馬雖瘦，行步工。
假如當時已有清流與濁流的分別，他一定是清流。
東漢第一次太學生運動是在桓帝永興元年（公元153年）即第一次黨錮前十三年。當時清流有冀州刺史朱穆，因為奏劾貪污，被宦官誣害，論輸左校。太學生劉陶等數千人上書為辯理，並稱願替他作苦工。結果圓滿，桓帝放了朱穆（《後漢書》卷七三《朱穆傳》）。
第二次是延熹五年（公元162年）即第一次黨錮前六年[2]。平羌名將皇甫規入朝。規在邊時曾奏免交通宦官的貪污官吏。入朝後宦官徐璜、左悺向他求財貨，他不肯給。宦官也誣他以罪，輸作左校。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上書為他申冤。恰巧遇赦。又算成了功。第一次黨錮時因被害的都是天下名士，皇甫規恥於自己未得參與。上書稱自己是黨人，就以太學生曾營救他為證。但皇帝正需要他對付羌人，竟自放過不理（《後漢書》卷九五《皇甫規傳》）。
但這兩度禁錮中太學生遭難的似乎不多，大概是太學生領袖郭太（林宗）、賈彪（偉節）為人都很謹慎，所以太學生沒有大舉起來做運動。也許是他們所追宗、所敬佩的人都遇了害，自己不敢出頭。也許與陳蕃同入承明門死難的八十餘人里有太學生，不過數目不算多。
太學生雖然沒有舉動，心裡總是不平。這情形宦官也知道。竇太后從陳、竇遇難，就被軟禁。到此是建寧三年（公元170年），太后憂病而死。不久，有人在朱雀闕上寫「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常侍侯覽多殺黨人。公卿皆尸祿，無有忠言者」（《後漢書》卷一○八《曹節傳》）。詔書搜捕，結果太學生被系的千餘人，這是太學生受了一次大犧牲，作了黨禍的結尾。
此後替黨人說話的，都不得好結果。宦官等一派濁流，十分得意。宗親賓客，布滿州郡，宰殺天下。人究竟不是魚，不能聽人殺盡，黃巾的暴動於是起來。
直到中平元年（公元184年）才有一位明白點的宦官呂強，勸靈帝開禁，以免黨人與黃巾合夥。靈帝就下詔大赦黨人。誅徙之家，都歸故郡。這時黃巾已起事一年了。
總看這前後二十餘年的黨爭。情形雖很複雜，只是清流濁流兩個豪族集團爭取政治地位的殊死戰。兩方面都有宗親賓客故吏門生。死難的人誠然可稱忠義。但這忠義對君國的成分少，而對長官對老師的成分多。道德的涵義也隨時代改變了。他們能夠爭鬥，正表示他們能夠團結，也正表示豪族的勢力已很雄厚。豪族的團結，在東漢末到東晉初幾番變亂中，更表現出力量。他們一面自保，一面乘機發展。如在漢末之亂：
初平之元，董卓弒主鴆後，盪覆王室。是時四海既困中平之政，兼惡卓與之凶逆，家家思亂，人人自危。山東牧守咸以春秋之義，衛人討州吁於濮，言人人皆得討賊，於是大興義兵。名豪大俠，富室強族，飄揚雲會，萬里相赴。兗豫之師，戰於滎陽；河內之甲，軍於孟津。卓遂遷大駕，都於長安，而山東大者連郡國，中者嬰城邑，小者聚阡陌，以還相吞滅。（曹丕《典論·自序》）
時袁紹盛於河朔；而汝南紹之本郡，門生賓客布在州縣，擁兵自守。太祖憂之，以（滿）寵為汝南太守。寵募其服從者五百人率下二十餘壁。誘其未降渠帥，於座上殺十餘人，一時皆平。得戶二萬，兵二千人，令就田業。（《三國志·魏志》卷二六《滿寵傳》）
許褚，譙國人也。……漢末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共堅壁以禦寇。（《三國志·魏志》卷一八《許褚傳》）
西晉末，永嘉之亂，胡人橫行中原，這時豪族結有莊塢，屯聚流民：
永嘉之亂，百姓流亡，所在屯聚。（蘇）峻糾合得數千家，結壘於本縣。於時豪傑所在屯聚，而峻最強。（《晉書》卷一○○《蘇峻傳》）
永嘉之亂，（郭）默率遺眾自為塢主。以漁船抄東歸行旅，積年遂致巨富。流人依附者甚眾。（《晉書》卷六三《郭默傳》）
曹魏時候，政府允許公卿有免疫的「客戶」：
魏氏給公卿以下租牛客戶各有差。自後小人憚役，多樂為之。貴勢之門，動有百數。（《晉書》卷九三《王恂傳》）
西晉就詳細規定了蔭客的制度，到東晉數目更有增加。豪族的特權得到法律的承認，兩晉南北朝的閥閱統治於是開始。
（原載《清華學報》，11卷4期，1936年10月）
【注釋】
[1]原文如此。——編者注
[2]原文時間如此。——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