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的遺產 · 第九章 日本的新面貌

政治革命 一個文明很少因外來因素而滅亡：在外來的影響或攻擊結束一個文明，或改變其基本結構以前，該文明的活力必因內部的衰微而遭削弱。一個統治家族甚少具備長久統治所需的堅韌活力與敏捷適應力。因為王朝的開創者在角逐天下時，其家族之精銳已耗費大半，於是乃由平庸之才擔負那唯有天縱之士方能負荷的治國重任。家康之後的德川家族治理國事尚可稱職，然而除吉宗（Yoshimune）之外，罕有激奮之輩。在家康死後8代之內，封建藩主時有叛亂，動搖了幕府統治，他們或拖欠稅收，或拒絕納稅。如此，政府雖竭力節儉，而江戶財庫卻仍無力支持保衛國家安全之所需。兩百餘年的太平盛世既腐蝕了武士的鬥志，也使人民難以適應戰爭所帶來的困苦和犧牲。好逸惡勞的習尚取代了豐臣秀吉時代的簡樸刻苦。因此，亟須保衛國家主權之際，日本人乃發覺舉國上下身心俱缺武裝。日本知識界因和外國隔絕而感煩躁，同時對於傳聞中歐美文物之盛亦不免好奇。知識界研究賀茂真淵與本居宣長等人作品，私下並視幕府為違反皇朝延續的僭越者。同時，知識界也無法對於天皇神聖與德川家族所宣稱的天皇貧乏無能之間取得統一認知。有些人甚至隱藏於吉原及其他地方，向城市秘密散發傳單，激昂地呼籲打倒幕府，恢復天皇統治。 當此政府疲憊無力之秋，傳來驚人的消息——1853年，一支美國艦隊罔顧日本政府禁令，擅自駛進浦賀灣（Uraga Bay），其統帥堅持要會見日本最高當局。時美國海軍准將佩里（Commodore Perry）率戰艦4艘，兵卒560員。佩里並未以這支尚可觀的兵力耀武揚威。他僅致幕府家慶將軍（Iyeyoshi）一禮貌周到的文翰，保證美國政府所求者，不過是要日本開數處港口以供通商，及日本政府妥作安排，保護在日本海邊失事之美國船員。適逢太平天國之亂，佩里一行遂即回航其在中國海域的基地。1854年佩里率一支更強大的艦隊重抵日本，並攜帶一些準備饋贈日本天皇、皇后及皇族親王的禮物——包括香水、時鐘、火爐、威士忌酒等。新立的幕府家定將軍（Iyesada）雖未將那些禮物轉給皇室，但卻同意與佩里簽訂《神奈川條約》（The Treaty of Kanagawa）。此條約實際上是對美方所有的要求予以讓步。佩里對日本人的禮儀稱讚備至，且以並不完全的遠見宣布曰：「倘若日本人前往美國，即可發現全美國可航行的水域對他們都開放。即使是加州的金礦區也不會禁止日本人前往。」在此條約以及後來簽訂的幾個條約規定下，日本乃開放主要港口以供外來之貿易。關稅有特別的規定，其數目也是有限的。日本同意歐美國民在日本犯罪歸其本國駐日領事法庭審判，並禁止日本對境內所有基督教的迫害。同時，美國答應將日本所需要之軍火戰艦售予日本，並借給日本軍官技士以教導戰術。 這些條約使日本人備感悲痛，雖然日本人後來也承認這些條約是演化與命運的公平工具。有些日本人願不惜代價與外國人一戰，以驅逐外國人，恢復一個自主的封建農業政權。也有一部分人則了解學習西方的必要，反對驅逐外國人。他們主張日本唯有儘快學習西方的工藝技術及現代戰爭之術，才可避免重蹈中國連連敗北而受歐洲列強經濟宰割的覆轍。西化運動的領袖以驚人的手筆，在封建藩主的幫助下，推翻幕府，恢復天皇統治。然後以天皇的權威推翻封建制度，並介紹西方工藝技術給日本。1867年，封建藩王說服幕府最後的將軍德川慶喜（Tokugawa Yoshinobu）遜位。慶喜說：「幾乎所有的行政措施均欠完善，本人慚愧地承認，目前這種令人不滿的情況乃由於本人的缺點和無能所致。與外國接觸既已日趨廣泛，除非由一個中央權力集中統治，否則國家基石將告破碎。」明治天皇簡要答之曰：「德川慶喜恢復朝廷統治的提議已被接受。」於是，1868年1月1日，「明治時代」正式開始。其對神道舊宗教加以修改，並廣泛展開宣傳，使人民相信：復辟的天皇屬於神聖的皇朝一系，並且聖明天縱，其命令應如神的諭旨般被接受。 在此新權力的武裝下，西化運動倡導者完成了迅速轉變日本的奇蹟。伊藤博文（Ito Hirobumi）與井上馨（Inouye Kaoru）勇敢地衝破禁令阻礙，到達歐洲學習工藝與制度。歐洲的鐵路、汽船、電報及戰艦，都令他們嘆為觀止。兩人帶著歐化日本的決心回國。於是日本政府雇用英國人監督鐵路建設、電報設置及海軍的建立；雇用法國人修訂法律，訓練陸軍；雇用德國人參與醫學與公共衛生組織；雇用美國人助其建立普及教育制度；為使諸事更臻完善，乃雇用義大利人教授日本人雕刻和繪畫。這些措施雖不免引起短暫流血反應，而日本精神亦時起而反抗這種人為的異端變革，但是，獲得最後勝利的是機器，工業革命把日本帶進了新領域。 這個革命（日本近代歷史中唯一的真正革命）必然提高了財富與經濟力量而形成一個階級。這個新階級——製造商、商人及金融家——在傳統的日本曾是社會的最低階層。他們就是日漸抬頭的資產階級，靜靜地用其財富與影響，首先摧毀了封建制度，然後企圖削弱皇權。1871年，政府說服封建貴族放棄傳統特權，然後以政府公債換取貴族土地，以示安撫。[1]借著這種利害關係，使舊日貴族仍然忠心耿耿地效忠政府。政府藉此大膽而為，很容易使一個中世紀國家轉變成一個現代國家。伊藤博文於二度游歐歸國後，又仿照德國建立一個五等爵位的新貴族制度，分爵位等級為公（Prince）、侯（Marquise）、伯（Count）、子（Viscount）、男（Baron）。然而這些新貴系賞賜推行工業化有功人士的頭銜，與封建社會的公爵迥然而異。 在伊藤博文鍥而不捨的奮鬥中，一個民主政治的雛形終於形成，促使各階級的英才得以畢其精力，共同為國家急劇的經濟成長而努力。依據1889年頒布的首部憲法，天皇唯我獨尊地居萬民之上，擁有全國的土地，統率全國海軍、陸軍，負有統一全國、維持國脈等特權。基於他個人的同意，賦予參眾兩院立法之權，國務大臣不但由他任命，而且只向他負責，而非向兩院負責。在此之下則是一個由具有嚴格財產限制46萬選民所組成的選舉團。漸次放鬆選舉權的限制後，1928年的選民遽增至1300萬人，出人意料的是，政府腐敗的現象與民主政治的推進等量齊觀。 與民主政治俱來的是基於拿破崙法典，並從中古封建社會脫穎而出的日本新法典（1881年）。言論、出版、集會、信仰等自由，通訊及居住地不可侵犯，非依法律正當程序不得任意逮捕或處罰等一系列基本人權都得到相當的保障。嚴刑迫供也加以廢除，對本屬於社會階層的最低階級——穢多（Eta）——也破除歧視，在法律上與其他人處於平等的地位。監獄獲得改善，犯人的工作也有些許報酬，當他們獲釋時，更有一筆資金供其重建事業之用。儘管法律的規定相當寬厚，但犯罪者仍極鮮少，倘若守法是文明的標誌，日本（除少數暗殺事件外）在當今國家中，必定是名列前茅。 日本海軍、陸軍除由天皇統帥外，不再隸屬於其他的人，此乃是新憲法最引人注目的特點，日本人鑒於1853年喪權辱國的條約，決心建立一支強大的軍隊，一方面得以主宰其本國的命運，另一方面更可稱霸於遠東。日本不但建立了徵兵制度，而且使所有的學校成為軍事訓練基地及培養國家主義的溫床。日本人以其驚人的組織及守紀律的天賦，瞬息構成強大的軍力，得以與「外夷」居於平等的地位進行談判，且著手進行西方列強所不能實現的所謂吞併中國的計劃。1894年，日本反對中國派兵赴朝鮮平亂，且對於中國主張對朝鮮的宗主權更無法接受，終向中國宣戰。使西方國家為之咋舌的是，日本在短期內居然擊敗了中國，迫使中國承認朝鮮獨立自主，割讓台灣與遼東半島以及旅順港，此外尚有2億兩銀子的賠款。俄國取得德、法的支持，聯合 「勸告」日本放棄占領遼東半島，但由中國付給3000萬兩銀子。在三國的壓力下，新興的日本知道無法與之抗衡，對三國的要求讓步。然而，日本對俄國所舉耿耿於懷，俟機報復。 此後，日本上下一心充實戰力，希望在不可避免的帝國主義戰爭中在俄國面前一雪前恥，並利用英國恐懼俄國勢力向印度洋延伸的心理，與「海上王國」之稱的英國簽訂盟約，在此條約下，兩國同意，任何一國與第三國發生戰爭，另一國必須照應。英國外交上付出如此重大的代價是難得一見的。當1904年日俄戰火引燃之後，英、美財團曾大力支持日本擊敗沙皇俄國。乃木大將占領旅順後，隨即揮師北上，製造了空前的瀋陽大屠殺。在外交及軍事上，德、法都傾向俄國，而美國羅斯福總統則公開表明支持日本。此時，俄國29艘船隻所組成的艦隊，正繞道好望角東來，從事現代史上最長的海戰航行，進而壓迫日本本土。日本東鄉元帥（Togo）首次將無線電應用於海軍通訊上，對俄國艦隊的動態了如指掌，在1905年5月27日，終於擊潰俄國艦隊於對馬海峽。是役東鄉元帥曾電告其屬下說：「日本興亡決於此役。」結果日本陣亡116人，受傷538人；而俄國則死亡4000人，被俘7000人，艦隊除3艘逃離外，均被擊沉或俘獲。 「日本海之役」為現代史的轉折點。此後非但使俄國停止向中國領土的擴張，也使西方在東方的統治告一段落。亞洲再度抬頭，成為本世紀政治進展的重心。此後，中國計劃掀起革命，印度也開始追求獨立。然而，就日本而言，所關心的並非是自由的伸張，而是權力的取得。它獲得俄國承認日本在朝鮮的優越地位。更進而在1910年併吞了一度具有高度文明的朝鮮古國。明治天皇不僅是位賢明君主，更是藝術家、詩人，他在位十分長久，當他於1912年駕崩時足可告慰創造日本的祖先神明。在明治統治的初期，日本命運仍操縱於西洋人手中，如今已成東方霸主，且正向世界歷史的軸心邁進。 工業革命 歷經半世紀的奮鬥，日本在各方面均以新的姿態出現。農民雖依然貧困，卻享有前所未有的自由；他們可擁有農地，每年除向政府繳納田賦或地租外，別無其他負擔。倘若他有意到城市一展宏圖，再沒有貴族去阻止他。坐落在沿海地帶的東京，逐漸形成大都市，有皇宮及貴族的宮廷、廣大的公園及擁集的浴室，人口僅次於紐約及倫敦。過去一度作為漁村及堡壘的大阪，而今工棚、工廠以及摩天大樓櫛比而立，已是日本工業的中心。擁有巨大碼頭及現代機器設備的橫濱及神戶，如今是世界上第二大港，[2]工業產品經此銷往世界各地。 日本人竭盡一切可能方法，將日本從封建社會迅速導入資本主義的社會，其間尚屬順利。首先，重金禮聘外國學者專家，而日本人僅當助手，聽從指導。歷經15年的努力奮鬥，日本人終能學而有成。至此，外國專家只好領取重金並被歡送回國。日本模仿德國的經營方式，接管全國的郵政、鐵路與電訊。同時，政府貸款給民間企業，提高關稅，保護國內萌芽時期的工業，免受外國強大工業的摧殘。如同1871年法國賠款促進了德國工業化一樣，1894年中國對日賠款，刺激了日本工業化的迅速發展。日本的企業界與30年前的德國一般，能夠以新機器設備及舊的方法，來與那設備已經陳腐而工人又不馴服的西方工業國家相競爭。日本境內電力便宜，工資低廉，工人秉具服從的天性，唯其工廠法頒布很遲且執行不嚴。1933年，大阪新式紡織工廠的一名女工可照顧25部紡織機，反觀英國蘭開夏，6部機器即需一名女工照應。 1908年至1918年日本工廠數目倍增，1918年到1924年再增加一倍，迨至1931年，西方工業呈現不景氣時，日本工廠卻增加50％。1933年日本紡織業輸出居世界首位。該年世界消費的52億碼棉紡織品中，日本產品占20億碼之多。1931年放棄金本位制度，在國際交易上，日元的價值貶至先前的40％。然而，這刺激日本外銷品的增加，1932年至1933年共計增加50％的輸出。國內外一片景氣，富商巨賈——如三井、三菱——聚集財富，迫使軍人與勞工階級結合，同聲主張代替政府接管工商業。[3] 商業的成長帶來了新的富庶的中產階級。日本產品之能打開國際市場，工資低廉的勞工階級居功甚偉。1931年男工每日平均工資僅為美金1元1角7分，女工僅4角8分，而女工比例竟占工人的51％，其他12％則為年齡16歲以下的童工。[4]至1931年全國上下沉醉於戰爭狂熱，一致主張對外擴張之際，工人罷工卻此起彼落，共產主義的信仰趨於興盛，迫使政府不得不宣布此「危險思想」為非法，工會微弱不振，並受到嚴格的限制。大阪、神戶、東京的貧民窟日漸增多，五口之家僅能占有8至10平方英尺面積的房屋，此面積或僅可容納一張雙人床而已；神戶，為數2萬的罪犯、貧民、精神病者、娼妓等雜居一處，瘟疫流行，每年病故者竟占人口的1/10，嬰兒夭折的比率高於其他地區4倍。在政府採取行動掃除貧民窟之前，片山潛（Katayama Sen）及賀川豐彥（Kagawa Toyohiko）均分別採取暴力及和平手段，要求改善他們的生活環境。 30年前小泉八雲曾就日本的現代政府作過一嚴厲的批評： 在新秩序之下，日本人民正遭受前所未有的煎熬。這種困境可從下面這一事實看出來：即東京房捐20日元（10美分），而無力負擔此數的居民竟高達5萬人之眾，在財富聚集於少數人之前，除偶因戰爭外，人民很少類此困境。 「財富集中於少數人手中」似乎是文明進展所不可避免的現象。日本的資方認為他們所支付的工資與工作效率及生活水準相較，並不嫌低。日本認為，廉價的成本必然由低廉的工資構成，而低成本又是打開國外市場的先決條件，而國外市場的開拓更是仰賴燃料與原料進口的工業國家所不可或缺的因素。以日本全國12％的可耕地，要維持眾多人口，實施工業化是唯一的途徑。況且，工業更是富國強兵與西歐一爭長短所必需的。 文化革命 工業革命是否改變了日本人？某些外國新穎的東西的確醒人耳目。分衩而莊嚴的西裝，贏得了日本城市男人的喜愛，但婦女仍繼續穿著鬆弛而多彩多姿的和服，其腰際所纏的錦緞巾與背上的小包相對稱。[5]道路改善後，鞋子取代了木屐，唯市井人士仍喜好赤足而行。大城市裡西服與和服雜然並存，象徵著急速而未徹底的變化。 日本人的禮儀仍是外交禮節的楷模。雖然男人仍然遵循古制，進出屋宇先於婦女，或單獨在街道行走，但是談吐卻彬彬有禮，鮮有穢語摻雜其間。然而，儘管表面恭謙有禮，但他們內心卻深藏強烈的自尊心，繁文縟節中蘊涵著無限的敵意。日本人的個性，如同其他地區的人一樣，充滿矛盾。隨著時空等環境的改變，必須在暴力與溫雅、忍耐與勇氣、謙遜與驕傲中任擇其一。因此，對日本人的重情感與現實、敏感與堅忍、多情與鎮靜、激動與自製等性格，不應有任何先入為主的偏見。日本人性嗜嬉樂，富幽默感且好安逸，並且常表現多樣的自殺方式。他們喜歡動物及女人，但偶爾也對動物及男人表現殘忍。[6]典型的日本人具有武士的特質——勇敢好鬥，視死如歸；同時也具有藝術家的靈性——多愁善感，稟賦欣賞力。他們嚴肅而不矯飾，勤勉而節儉，好奇又好學，忠誠而有耐心，並對細微之雜務具有超人的處理能力；他們狡猾而馴服，與其他身材矮小的民族一般；他們具有靈敏的智慧，缺乏高度創造力，但稟賦有迅速吸收及了解的能力，能適應各種環境，而達預期的成就。總之，他們具有法國人的精神與虛榮，英國人的勇敢與狹隘心胸，義大利人的脾氣與藝術才能，美國人的精力與商業才幹，猶太人的敏感與精明。 與西方接觸及衝突，使日本人在某些道德生活上發生了顯著的變化。日本人忠厚誠實的風俗大都繼續留傳下來。[7]可惜因選舉權的擴大及現代貿易的激烈競爭，部分日本人染上了拜金主義及唯利是圖的惡習。武士道精神仍然流傳於高級軍人階級中，對於政治及商場上的歪風，多少產生了制衡的作用。儘管一般平民均奉公守法，但暗殺事件卻是屢見不鮮——此種暗殺並非針對獨裁而發，反而是極端愛國主義的發泄。40餘年來，黑龍會（Black Dragon Society）不斷地在日本政府中煽動征服朝鮮及中國東北的政策。為達成目的，他們不擇手段地在政治機構里展開暗殺行動。 遠東與西方國家一樣，由於經濟生活的重大轉變，承受道德上的紛亂。具有狂熱感情的年輕人與過分守舊的老年人永存著代溝與爭執，而這種現象隨著工業的進步、宗教信仰的式微而日趨嚴重。工業化的結果是，鄉村演進成都市，個人代替家庭成為政治及經濟上的責任主體，往昔的父權為之削弱，數世紀以來對傳統習慣及道德觀念的依賴急促地轉變成年輕人自行裁斷。大體上，年輕人反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同時，婚後也不願與父母共處一堂，寧願外出自行建立自己的天地。伴隨著工業化，婦女也提高了在家庭中的地位。日本人的離婚與美國一樣普遍，甚且更為方便，只要簽署一份文件，繳付相當於10美分的代價，即可宣告仳離。納妾雖為非法，但實際上忽視法律享受齊人之福者亦大有人在。 在日本如同其他地方一般，僧侶總是敵視機器。斯賓塞與密爾的著作與英國的技藝一併傳入日本後，結束了孔子思想稱霸日本哲學界的局面。1905年張伯倫曾感慨地說道：「目前在學校的年輕一代都是擁護法國哲學家伏爾泰哲學的人。」同樣的道理，日本人利用現代的科學技術，終於在當前的科學舞台上嶄露頭角。[8]日本的醫學以往均依循中國與朝鮮的古法而行。但西風東漸後——尤其德國——使日本醫學界產生長足的進步。如高峰讓吉（Jokichi Takamine）對副腎及維生素的研究，北里柴三郎（Kitasato Shibasaburo）對破傷風及肺炎的研究，以及在白喉抗體研究方面的發展，而野口英世（Noguchi Hideyo）對梅毒及黃熱病的重大成就更使人刮目相看。凡此，均在證明日本醫學已離開初新時期，而邁進醫學先驅之林了。 野口英世於1876年誕生在一個小島上，家境清寒，以致其父親聽說又有一小孩即將出世竟離家出走。這個不受重視的小孩，曾一度失足跌倒於火盆上，他的左手被燒成殘廢，右手則已幾乎無法隨心應用。殘缺不僅妨礙了他接受教育的機會，而且使他一度萌生自殺之念。所幸有一醫術高明的外科醫生及時抵達他所居住的村落，妙手回春地挽救了他的右手。於是，在他幼小的心靈里播下了從事醫學研究的種子。他宣稱：「我將做一個救人而非殺人的拿破崙。每夜我只要4小時的睡眠便足夠了。」由於一文不名，起初他在一家藥房服務，後來他說服了藥房老闆，資助他研究醫學。畢業後，他前往美國，在華盛頓陸軍醫院半工半讀。在洛克菲勒基金提供給他的實驗室中，他獨自從事成果豐碩的實驗與研究。首先，實現梅毒菌的培植，這在醫學上尚屬首次，繼之發現梅毒癱瘓的原因及其活動的不規則性。1918年隔離了黃熱病寄生菌。他名利雙收後，榮歸日本，供養其母親，並屈膝在供其研究醫學的藥房老闆之前，以表謝意。然後，他前往非洲研究蔓延於黃金海岸加納的黃熱病，不幸自己也受感染，壯志未酬，英年早逝，1928年病逝時只有52歲。日本亦如西方國家一樣，科學發展使得傳統藝術式微。貴族制度的推翻使藝術欣賞的溫床也不復存在，每一代的人只得自行摸索適合他們自己的標準。外國人渴望購買日本器皿，促使日本大量生產，然而產品良莠不齊，又影響器皿的水準。購買者爭購古董的熱潮，使藝術業者對於贗品的製作趨之若鶩，古董複製品在中國及日本成了當代藝術的習尚。而日本唯一從西歐國家受益的，便是景泰藍瓷器的製作。機器取代手工的趨勢，以及西方富庶和優勢掩飾下的購買力及鑑定力，逐漸侵蝕了日本獨特的本質。 知識階級歷時30年諂媚西方的風尚，可謂新帝國的一大特點。語文上採用歐洲的詞彙，報社沿用歐洲的組織形態，並仿效美國設立公共學校制度。日本非常成功地成為世界上教育最普及的國家。1925年，其兒童就學率竟高達99.4％，至1927年為止，全國人民93％均已識字。學生不惜以宗教式的狂熱追求新知識，而眾多的人卻因此而失去健康。政府有鑒於此，不得不竭盡所能地鼓勵體操、技能、棒球等活動。教育脫離宗教而獨立，這與歐洲國家相比較，迥然而異。全國5所帝國大學及41所其他高校，吸引了成千上萬的青年學生。1931年，東京帝國大學註冊學生高達8064人，而京都大學亦達5552人。 過去的25年，日本的文學完全處於抄襲與模仿的階段，因而未能尋出自己的格調。英國的自由主義、俄國的寫實主義、尼采的個人主義以及美國的實用主義充斥各種作品之中，直到日本民族精神重新肯定自我的價值，作家才開始以他們自己的風格將本國的景物表現出來。1896年，一位年輕的女作家樋口一葉（Higuchi Ichiyo）在短暫的生涯（24歲英年去世）中，以真實的筆觸將日本女性卑賤與悲慘的命運血淋淋地刻畫出來，啟發了小說的自然主義運動。至1906年，島崎藤村（Shimazaki Toson）的《破戒》一書，可謂正值自然主義運動的高潮，此部長篇小說以詩歌般的語言，敘述一位曾向其父親保證絕不透露是穢多出身的教員，憑其教育程度與能力力爭上遊，與一位教養良好、頗有社會地位的淑女戀愛，後來因為內心耿耿於懷，坦白地向他的愛人說出了自己的身世，放棄了愛人與地位，遠離日本而去。這部小說對於以後穢多階級的廢除，有著不可磨滅的貢獻。 在西方的影響下，日本人仍能持而不墜的文種，莫過於短歌及和歌。明治維新後的40年，兩者仍然是文章的主要形式。但兩者在矯揉造作之下，形成了華而不實的骨架，精髓喪失殆盡。1897年，仙台的一位年輕教師藤村，將其富有浪漫主義色彩的詩歌集，以15美元的代價售予出版商。當時大眾對諷刺文章已感到枯燥乏味，因此對於追求人性和要求心靈自由的作品，競相閱讀，剎那間竟洛陽紙貴，使出版商大獲暴利。自後，其他作家亦步其後塵，競相著作，而短歌及和歌才漸失勢。 儘管新詩崛起，帝國詩文競賽仍繼續舉辦。每年由天皇宣布題目及一篇範例，皇后亦隨之吟詩一首，然後2.5萬名日本詩人即將他們的作品寄至皇宮詩局，由日本最有名的詩人加以評判。最傑出的10篇，即由專人吟誦給天皇聽，並刊登在每年新年出版的報紙上。這種良好風俗，可令人暫時忘卻了商業上的競爭與戰爭的猙獰面目，這也證明日本人的文學素養在現時的文明各國中，仍占相當重要的地位。 新帝國 儘管新興日本的財富與國力在急速成長，但基礎並不穩固。其人口增加迅速，在聖德太子時僅300萬，豐臣秀吉時是1700萬，吉宗時是3000萬人，及至明治末期（1912年），人口已逾5500萬。[9]百年之間，人口倍增，本來山多地少的日本，頗難維持增加的數百萬人口。面積僅為美國1/20的彈丸之地，卻需供養幾等於美國半數的人口，除致力於工業生產外別無他途。然而，更不幸的是日本先天缺乏工業上所不可欠缺的燃料及資源。源自山地流向海洋的河川有利於水力發電，但是全面的開發也只能增加1/3的供電量，仍不能滿足需求。煤幾乎到處都有，可惜大都隱藏於邊遠的九州及北海道諸島，石油則儲藏在庫頁島。但工業上最基本的鐵砂，在日本境內最為缺乏。然而日本的生產能力及資源的價值與一般人低等生活水準相比較的話，仍屬偏高，這是因為國內的消費遠落生產之後，而每年工廠又不斷改善裝備。因此，國內的剩餘產品只得向國外推銷。 在這種背景的醞釀下，帝國主義開始萌芽。這是基於經濟上的動機，通過政府的推動，某些外國地區成為日本工業燃料與原料的來源，並成為其商品的傾銷市場與利潤攫取之所在。日本能夠從何處尋找此種機會與原料呢？他不能窺視中南半島、印度、澳洲或菲律賓，因為這些地方已為西方列強預先占有，何況它們對西方國家實行優惠關稅，抵制日本貨物的售賣。於是近在咫尺的中國，成為日本理想的市場。中國的東北擁有日本最迫切需要且最缺乏的鐵、煤，及日本國內生產不夠理想的小麥，還有工業、稅收及戰爭所迫切需要的人力。基於這些原因，日本註定要奪取中國的東北。這完全與英國取得印度與澳洲，法國占有中南半島，德國奪取山東，俄國強占旅順，美國擁有菲律賓如出一轍——列強需要權力。任何藉口都是不必要的，所需要的只是武力與機會，依據達爾文的理論：弱肉強食是不擇手段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與歐洲經濟的崩潰，先後給予日本發展的機會。歐洲大陸正陷於戰火之中，日本（與美國一樣）不僅加速生產，擴展市場；同時吞併歐洲列強在遠東的殖民地，為所欲為。1914年日本藉口英日同盟，進兵中國山東半島。一年之後，又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如果中國接受日本的要求，無異於使龐大的中國變為日本的屬地。 條款的第一部分要求中國承認日本對山東的宗主權；第二部分要求日本享有某些工業上的特權，及日本在中國東北以及外蒙東部的特權；第三部分要求中日共同經營大規模的礦業公司；第四部分（為防止美國在福州附近尋找加煤站）迫使中國聲明「沿海島嶼、港口一律不得割讓給第三國」；第五部分建議中國在政治、經濟、軍事方面應聘請日本顧問，中國主要都市的警察權力由中日兩國共同行使，中國半數以上的軍火應向日本購買，日本得在中國建築三條重要鐵道，日本有權在福建省內自由地修築鐵道、開礦及建設港口。 美國抗議日本某些條款違背了中國領土的完整以及門戶開放的原則。日本只得撤銷第五部分，並對其他部分酌加修改，並於1915年5月7日向中國發出最後通牒。翌日中國被迫接受。唯中國人對日貨的抵制亦隨之而起。日本人依據歷史上的先例，認為經濟的抵制難以阻止價廉的引誘。1917年，溫文儒雅的石井菊次郎子爵（Viscount Ishii Kikujiro）設法向美國人說明日本的立場，並遊說國務卿蘭辛（Secretary of State Lansing）簽訂美日協定，承認「日本在華的特殊利益，尤其是對於與日本相毗鄰的地區」。1922年在華盛頓會議中，美國國務卿休斯（Secretary of State Hughes）得到日本保證，承認中國門戶開放之原則，並同意日本海軍噸位達到英、美的60％。[10]日本並同意將大戰期間得自德國人手中的山東部分權利（青島）交還中國。於是英日同盟隨之無疾而終，而美國則陶醉於永久和平的幻想中。 正當美國對未來充滿信心之際，其外交政策卻陷入了極嚴重的失敗。鑒於日本人大量湧入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所帶來的困擾，老羅斯福總統於1907年平心靜氣地與日本政府秘密談判，達成「君主協定」，日本政府同意禁止勞工再向美國移民。然而，早在美國定居的日本人，繁殖力之高，令美國西部各州感到惶恐不安，有些州甚至立法禁止外國人置產。1924年，美國國會決定限制移民，規定配額原則僅適用於歐洲，亞洲各民族一概不得援用此項原則。[11]據此以限制亞洲各民族的移入。當時國務卿休斯曾抗議說：「就立法目的而言，此項立法似無必要。」但此舉更激怒原已衝動的議員，他們認為國務卿休斯的評論不過是屈就於日本大使指陳此法將帶來「嚴重後果」的情況而發，於是在反感的熱潮中通過了移民法案。 日本舉國上下為此蓄意的侮辱而震怒，到處開會、演說，更有一極端的愛國主義者切腹於井上馨的府前，表明對國恥的抗議。唯日本政府領導者了解1923年日本大地震以來，國力大傷，不得不暫時含辱，等歐美一旦衰弱，機會來臨時再一雪前恥。 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史上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卻接踵而來，日本期待已久的稱霸東亞的機會業已來臨。日本在中國東北的鐵路與投資因受到中國政府的競爭，岌岌可危，於是藉口日本商人受到東北當局的虐待，派遣陸軍於1931年9月進軍中國東北。中國當時正值革命，秩序蕩然，各省倡行分治，政客受賄，因此對日本的侵略行動，除再度抵制日貨外，別無良策。1932年日本更藉口抗議中國抵制日貨的宣傳標語，進犯上海，但僅掀起中國微小的抗拒。而當時美國的反對意見也僅能得到歐洲列強「原則上」的支持，因為列強正為它們各自商業的利益自顧不暇，對於日本在遠東對白人霸權的挑戰行為，不願採取聯合一致的行動。國聯曾任命一委員會在李頓爵士的領導下，作一個徹底而公正的調查報告。日本遂自國聯中退出，其所持的理由與1935年美國所持不願由與其為敵的國際法庭來判決，可謂不謀而合。由於中國對日本貨物的抵制，自1932年8月至1933年5月間，輸往中國市場的日本貨減少了47％，但卻在菲律賓、馬來西亞、南海各地得到新的市場。1934年，日本外交官得到中國政客之助，與中國簽訂《最惠國關稅協定》，以與西方列強抗衡。 1932年3月日本扶持原清朝皇帝溥儀為新成立「偽滿洲國」的行政首長，2年後正式立溥儀就皇帝位，年號康德。設置百官，由日本人或依附日本的中國人任職，每一中國官吏之後必有一日本顧問。表面上雖仍然維持門戶開放政策，但實際上則千方百計將「偽滿洲國」的貿易與資源設法由日本人加以控制。日本移民「偽滿洲國」並不理想，但日本的資金卻大量湧入。為了達到商業及軍事上的目的，日本人在中國東北廣建鐵路，改善公路，並與蘇俄談判收購東北鐵路問題。日本陸軍精明能幹，不但幕後主持新成立的「偽滿洲國」，並遙控東京的決策。此外，還慫恿溥儀進占熱河，進逼北平，唯時機尚未成熟，只好暫為退卻。 同時，在南京的日本外交代表，不惜重利引誘中國政府接受日本在中國政治、經濟方面的領導地位。日本計劃在征服中國或以貸款方式控制中國之後，即轉以對付它的舊敵——過去是俄帝，現在是蘇聯。遠東最大的西伯利亞單軌鐵道，沿著蒙古駱駝商隊之路線，經由張家口與烏蘭巴托，或穿越「偽滿洲國」的邊界而至赤塔，或經過其他數百處易受攻擊之點，這幾乎團團地把「偽滿洲國」包圍著，於是日本陸軍準備對這條由海參崴通往蘇聯首都的鐵道加以打擊或切斷。蘇俄亦枕戈以待衝突的來臨。它在庫茲涅茨克及馬格尼托哥爾斯克大規模開拓煤礦，興建鋼鐵工廠，以便隨時可以生產軍備；在海參崴，成群的蘇俄潛艇正靜待著日艦的來臨；而數以百計的轟炸機也不斷地監視著日本的生產與運輸中心，及其以易燃木材建築的都市。 在日蘇對峙的幕後，西方列強亦感到焦慮不安：美國為失卻中國市場而煩躁；法國對是否能維持中南半島也深感疑慮；英國不僅在中國境內受到日本的競爭，在澳大利亞及印度亦受干擾。然而，法國寧可在財政上資助日本，而不願與之為敵；狡猾的英國，採取旁觀的態度，希望在亞洲貿易的每一競爭者自相殘殺，以坐收漁人之利，重執世界貿易牛耳。利益的衝突日趨尖銳，而爭奪亦日趨明朗。日本堅持在其境內的外國石油公司，應該維持足供日本半年使用的儲量，以備不時之需。「偽滿洲國」的石油全由日本壟斷。縱使在美國的抗議及烏拉圭總統的否決下，日本仍能贏得烏拉圭國會的核准，在拉普拉塔河（River Plate）設置一自由港，便於輸入免稅貨物或日本商品。日本在拉丁美洲商業及財政上的發展，遠不及德國，德國在南美洲商業的迅速發展，加快大戰的早日爆發，也促使美國參戰。當人們開始忘卻第一次世界大戰之際，另一場大戰卻正在醞釀。 美國是否必須與日本打仗？美國的經濟制度使資產階級享有科學管理及勞力所創造出的龐大無比的財富，但因國內消費有限，以致生產者無法繼續等量的生產。於是極力爭取國外市場，避免國內滯銷，導致生產中斷。然而，此一情形就日本經濟制度而言，顯然更加迫切。日本必須征服海外市場，不僅為了藉以維持其業已集中的財富，而且可以確保日本工業所不可或缺的燃料與原料。無比諷刺的是，1853年被美國喚醒的農業國日本，當其進入工商業社會後，卻匯集了全國的力量與技術，並以武力征服或外交手段等方式，去控制美國所欲推銷其剩餘產品的亞洲市場。歷史證明，當兩國競爭同一市場時，其經濟競爭處劣勢的國家，倘若其武力與資源較為雄厚，勢必向他國開戰。[12] * * * 注釋 [1]這個程序本質上與1789年法國廢除封建制度、1862年蘇俄解除農奴制度、1863年美國解放黑奴相似。 [2] 據最近一次人口調查，橫濱人口為62萬人，神戶人口78.7萬人，大阪有214萬人，東京則有531萬人。 [3] 日本境內山嶺毗連，陸上交通不如海上貿易發展迅速。與西方國家比較，日本公路欠佳，汽車初時行駛，尚具危險性。19世紀80年代初為美國傳教士所發明的人力車，在美國因汽車的發明及20萬英里公路的鋪造，已漸淘汰，但當時在日本仍然存在，東京的地下鐵路發展比美國及歐洲國家的城市順利。日本第一鐵道於1872年建立，全長僅18英里。至1932年全日本有鐵道13 734萬英里。日本首次建立的快速鐵道，則是在中國東北大連與長春之間，全長700公里，行車時速120公里。 [4] 女工報酬低的部分原因即因女工一結婚即離開工廠，僱主又得另募新手接替。 [5] 婦女於工作時間亦穿著西方式的制服，惟無論男或女，一下班又穿起傳統的和服。 [6] 1923年大地震浩劫之後，得到美國救難船救濟的日本橫濱市民，趁火打劫，假借朝鮮人將推翻日本政府、殺害天皇的名義，當街殺害數百（一說數千）無武裝的急進分子及朝鮮人。 [7] 小泉八雲說：「我居住在一塊數百年來從未曾有竊案發生的國度里——明治時代新落成的監獄，冷清地擱置在那兒。」 [8] 1853年前，日本即有科學存在，唯大部分均自中國輸入。日本採用的曆法，首先是陰曆，604年朝鮮僧侶又介紹了陽曆到日本。680年中國的修正曆法又為日本所採用（目前仍存在）。以中國方法推算曆朝天皇的大事。及至1873年，日本才採用格里高利曆法（Gregorian Calendar，即現在的陽曆）。 [9] 到1934年日本帝國總人口包括日本、在朝鮮及中國台灣的達8000萬。日本如能將中國東北置於其控制下，則將增加至1.1億人口。日本人口每年增加100萬，而美國人口乃保留原狀，則不久兩國人口必逐漸趨於相等。 [10] 英、美、日三國的海軍噸位比例5∶5∶3，系基於英、美海岸線與屬地防禦的較大限度，與日本領土所需的防衛力作為決策依據。 [11] 依此原則，各國的移民基數，以1890年該國移民在美國人口的總數為準。 [12] 本書著於193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