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的遺產 · 第九章 一篇基督徒的結語

興高采烈的海盜們 在很多方面，當克萊武與哈斯丁斯發現印度的財富和寶藏時，那個文明早已淪亡了。奧朗則布的長久而分裂性的統治，以及隨後的混亂和內戰，使印度再度遭受征服的時機已經成熟，而「命運之顯示」的唯一問題，乃是到底歐洲的哪一個現代化強權來執行此事。法國人嘗試了，結果失敗，他們在羅斯巴赫（Rossbach）與滑鐵盧的失敗丟失了印度與加拿大。英國人的嘗試成功了。 在1498年，達·伽馬（Vasco da Gama）從里斯本出發航行11個月以後在卡利卡特岸邊停泊。馬拉巴海岸的族長對他甚為禮遇，給了他一封致葡萄牙國王的有禮貌的信：「貴國使者伽馬來訪本國，本國甚感欣幸。本國盛產肉桂、丁香、胡椒及各色寶石。貴國之金、銀、珊瑚、紅布則為所需。」那位信基督的葡萄牙皇帝以聲言印度是其殖民地作為答覆，其理由何在，則為這位遲鈍的族長所無法理解。為了把事情弄得更清楚，葡萄牙派了一個艦隊到印度，奉命傳教及作戰。17世紀時，荷蘭人來了，趕走了葡萄牙人；18世紀時，法國人、英國人來了，趕走了荷蘭人。野蠻戰爭的殘酷考驗，決定了他們之中的哪一個從事開化印度人，並且去向他們徵稅。 東印度公司在1600年成立於倫敦，其事務是從印度以及東印度群島以低價買進貨物，然後高價在歐洲出售。[1]早在1686年，它就宣布了它的意圖：「在印度建立龐大、穩固、安定的英國領地，垂諸永遠。」東印度公司在馬德拉斯、加爾各答與孟買設立了商埠，建造了工事，運來了軍隊，打了仗，納賄也受賄，還執行了其他政府的事務。克萊武高興地接受靠他武力保護的印度君王送的「禮物」，高達17萬美元；此外又向他們收取每年規費14萬美元；指定米爾·賈法爾（Mir Jafar）為孟加拉統治者而得款600萬；他使土王相互為敵，漸漸將其土地歸併為東印度公司的產業；他吸上了鴉片，國會施以調查然後又宣告他無罪，後來他自殺身死（1774年）。哈斯丁斯，一位勇敢、博學而能幹的人，向土王們徵收了25萬美元之多的獻金歸入東印度公司的財庫；又接受了賄賂承諾停止徵收，而後他卻又去徵收，並且把付不出獻金的土邦收並了；他派兵占了奧德（Oudh），然後把該省以2500萬美元賣給一位土王——被征服者和征服者在貪財一事上相互競賽。印度受轄於東印度公司的部分，須付產物50％的土地稅，此外還有其他眾多而嚴苛的索求，以至於2/3的居民逃跑了，餘下的人則出賣兒女以應付日增的稅額。英國政治家、歷史學家T. B.麥考萊寫道：「巨大的財富迅速地在加爾各答聚斂起來，而3000萬民眾被擠榨到了極端可憐的地步。他們本已習於在暴政下生存，但從不曾遭到過這樣的暴政。」 到了1857年，這公司的罪惡已經使東北部印度枯竭到如此地步，以致土著起而從事絕望的反叛。英國政府於是介入這情況，壓制了「叛變」，把征服的領土接收過來當作帝國的殖民地，付了東印度公司一大筆錢，然後把這筆購買的花費又加到印度民眾所欠的債裡面。這是直截了當的征服。或者，這是無法用蘇伊士運河以西所誦習的《十誡》來評定是非的，倒可以根據達爾文或尼采的思想來了解：一個已經失去自治能力或正失去開發本身自然資源能力的民族，不可避免地變成強大而貪婪的國家的獵獲物。 這次征服給印度帶來了某些好處。一些人物如本廷克、坎寧（Canning）、芒羅（Munro）、伊芬斯通（Elphinstone）以麥考萊在英屬諸省的治理方面多少實行了那種在1832年統御著英國的寬宏的自由主義。本廷克爵士，在當地的改革者如羅伊（Ram Mohun Roy）的協助與催促之下，結束了寡婦殉夫與暗殺的事。英國人利用印度的金錢與軍隊在印度境內打過111次仗以後，完成了征服，於是在整個半島建立了和平，建造鐵路、工廠與學校，設立大學於加爾各答、馬德拉斯、孟買、拉合爾以及安拉阿巴德，把英國的科學與技術帶到了印度，以西方的民主理想使東方人受到鼓舞並嚮往西方，又在宣揚印度過去的文化寶藏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這些恩典的代價，是一種財政上的暴虐統治，為此就有一夥過渡性的統治者，年復一年地搜刮印度的財富，然後回到北方去養息精力。一種經濟上的暴虐統治，毀壞了印度的工業，把數百萬的工匠重新投回到貧瘠的土地上；也是一種政治的暴虐統治，在奧朗則布狹隘的暴政之後不久來臨，使印度人民的精神歷一個世紀之久完全抬不起頭來。 末世的聖者 在這種情況之下，印度向宗教求得安慰是既自然又合乎性情的事。有一段時期印度對基督教熱誠地歡迎。印度人發現基督教有許多道德和理想是自己數千年來便尊崇的。那位率直的讓·迪布瓦神父寫道：「在歐洲人的性格與行為被這些人熟知以前，看起來基督教好像會在他們之中生根。」整個19世紀，苦惱的傳教士設法使基督的聲音超過那些征服者的怒吼，以便讓人聽見。他們建立了學校與醫院，在神學理論之外也散發了藥物與慈善救濟，並且讓賤民初次被承認是人。但是基督的箴言與基督徒的行為對照，使印度人持懷疑與譏嘲的態度。他們指出使拉撒路（Lazarus）復活的事是不值一提的[2]，他們自己的宗教中有更多更為有趣而驚人的奇蹟，任何真正的瑜伽行者在今天仍能行使奇蹟，而基督教的奇蹟似乎已經完結了。婆羅門僧侶傲然地堅守本身的壁壘，並且給西方的正統教派提出了一種同樣精妙、深刻而難以置信的思想系統。「基督教在印度的進展微不足道。」艾略特寫道。 然而，雖然在300年間基督教吸收的信徒僅及人口的6％，耶穌感人的人格在印度的影響力卻不是這實際數字所能衡量的。那種影響力的最初跡象出現於《薄伽梵歌》，最近的確證見於甘地與泰戈爾。最明白的事例是那個名叫梵社（Brahma Somaj）[3]的改革團體，這個團體是1828年由「現代印度之父」羅伊創立的。沒有人會比他更加誠心誠意地去研究宗教。羅伊為讀《吠陀經》而學習了梵文，為讀佛教《大藏經》而學習了巴利文，為研究伊斯蘭教和《古蘭經》而學習了波斯文與阿拉伯文，為精研《舊約》而學習了希伯來文，為了解《新約》而學習了希臘文。然後他學習了英文，並且寫得很自然優雅，以至於邊沁（Jeremy Bentham）希望密爾（James Mill）能夠以之為範本而學到一點東西。1820年，羅伊出版了《耶穌的理想：寧靜與快樂之途徑》，書中寫道：「我發現耶穌基督的教理比任何我所知的其他教理更能導向道德原則，更適宜於有理性的生物使用。」他向感到憤慨的同胞建議一種新的宗教，它將棄絕多神崇拜、多妻制度、階級歧異、童婚、寡婦殉夫以及偶像崇拜，並且將信仰一個神——婆羅門。像阿克巴大帝一樣他夢想印度會在如此單純的一種信仰之下聯合起來；也像阿克巴大帝一樣，他低估了迷信的普遍性。梵社在經過了100年有成效的掙扎之後，現在已經是印度生活之中一種滅絕了的力量。[4] 伊斯蘭教在印度少數宗教群眾之中是最有力量、最使人感興趣的一種，但對這種宗教的研究留到以後再談。伊斯蘭教儘管得到奧朗則布熱心的協助，仍未能使印度轉向伊斯蘭教。奇蹟是，伊斯蘭教在印度也沒有屈服於印度教。安拉在印度現在大約有7000萬信徒。 印度人從任何外來的信仰那裡都得不到什麼安慰，在19世紀最能鼓舞他們的宗教人物，都是那些把教理與行事根植於印度古老信仰之中的。羅摩克里希納（Ramakrishna）是孟加拉的一個貧困的婆羅門，有一段時期做過基督徒，也感到了耶穌的吸引力；[5]他在另一段時期又變成一個穆斯林，也參加了祈禱的嚴肅儀式。但是不久他的虔敬心便把他帶回到印度教，甚至回到那可怕的時母女神，而變成了崇奉她的僧侶；他把時母轉變成一種滿懷柔情慈愛的母性女神。他摒棄理智的方式，而提倡「奉愛瑜伽」（Bhakti-yoga）——克制與愛的結合。「對於上帝的知識，」他說，「可以比作一個男子，而對於上帝的愛則像女子。知識只能進入上帝的外室，而除了愛一個人之外，沒有人能進入上帝內部的神秘。」不同於羅伊，羅摩克里希納不愛學習，一點梵文、英文也不學，什麼也不寫，並且避免知性的談話。一個神氣活現的邏輯家問他：「什麼是知識、知者和被知的對象？」他回答：「這位善士，我不知道這些學問上的精妙細節。我只知道我的聖母，以及我是她的兒子。」他教導他的信徒，一切宗教都是好的，每一種宗教都是接近上帝的路途，或者是中途的一個階段，適應於尋求上帝者的心智與情感。從一種宗教轉信他種是愚昧的事，一個人只需要在本身的路途上繼續下去，而到達他本身信仰的精義所在。「一切河流流向大海。流吧，讓其他的也流！」他同情地容忍百姓的多神信仰，謙卑地接受哲學家的一元論，但是在他自身持有的信仰之中，上帝是生存於一切人之中的精神，唯一真正對上帝的崇信在於對全人類的慈愛服務。 很多純良的人——富與貧，婆羅門和賤民都有——選擇他做祖師，以他的名字成立了教派。這些信徒之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一個驕傲的剎帝利青年納倫德拉納特·達塔（Narendranath Dutt，辨喜的原名），他讀了許多斯賓塞、達爾文的理論，最初見羅摩克里希納時，他是一個無神論者，卻又為著無神論感到苦惱，但是他以為宗教便是神話與迷信，對此，他是不屑一顧的。羅摩克里希納以耐心的慈愛征服了他，納倫德拉納特·達塔於是變成了這位年輕師父的最熱心門徒。他重新把上帝定義為「一切靈魂之總和」，並且籲請他的同胞不要作無益的苦行默想，而要借著絕對的捨己為人來遂行宗教的信仰： 誦讀吠檀多派和沉思默想的事，留待來生吧。讓現存的軀體來為他人服務吧！……最高的真理是：上帝存在於一切有生之物。他們是他的復多的形體。此外並沒有可尋求的上帝。唯有服務眾生者才服侍著上帝！ 他易名為辨喜，出國為羅摩克里希納教會募集基金。1893年，他在芝加哥一文不名，走投無路。一天以後他在世界博覽會的宗教大會上出現，以印度教代表的身份演說。他的莊嚴容貌，他的一切宗教合一的理論，以及他的單純地服務人類以敬事上帝的倫理原則，使每一個人都為之心折。在他口若懸河的鼓舞之下，無神論變成了高貴的宗教，正統的神職人員則發現他們在向一個「異教徒致敬」，那人所主張的是捨生物的靈魂外並無其他的上帝。回到印度以後，他向他的同胞宣揚一種強健的教理，那是自《吠陀經》時代以來任何一個印度人所未曾提出過的： 我們所要的是造成男子漢的宗教……放棄這些使人衰弱的神秘主義，強壯起來……在今後50年內……讓一切其他無益的神明從我們的心中消失。這便是唯一清醒著的神，我們自己的種族，到處都是他的手，到處是他的足，到處是他的耳；他覆蓋一切……一切崇拜中最先者便是對四周人們的崇拜……這些都是我們的神——人與動物，而我們必須崇拜的最先的神便是我們自己的國民。 從此處到甘地不過一步之遙而已。 泰戈爾 同時，儘管有著壓制、痛苦與貧困，印度仍然在繼續產生科學、文學與藝術。博斯（Jagadis Chandra Bose）教授以電學與植物生理的研究而舉世聞名。拉曼（Chandrasekhara Raman）教授在光學物理方面的工作則獲得了諾貝爾獎。本世紀內在孟加拉興起了一個新的畫派，它把阿旃陀壁畫的鮮明色彩和拉傑布達納彩繪畫的纖柔線條融會在一起。A.泰戈爾（Abanindranath Tagore）的繪畫，也具體而微地有著那種他叔父的詩篇中顯現的熱烈神秘主義，以及細膩的藝術手腕。 泰戈爾氏是歷史上偉大的家族之一。德賓德拉納特·泰戈爾（Debendranath Tagore，Tagore孟加拉原文為 Thakur）是梵社的組織者之一，後來成為該組織的首領。他是一個富有、有教養和虔敬的人，在老年時則變成孟加拉的一個信從異教的大家長。從他這一支傳下來的有藝術家阿巴寧德拉納特（Abanindranath）和戈戈倫德拉納特（Gogonendranath），哲學家德威岑德拉納特（Dwijendranath），詩人羅賓德拉納特（Rabindranath）——後兩位是他的兒子。 泰戈爾生長於一種舒適與高雅的氣氛之中，音樂、詩歌與高尚的談話如同他所呼吸的空氣。他從誕生起便是一個溫和的靈魂，一個不曾夭折、不曾老化的雪萊。他歡喜松鼠爬上他的膝蓋，鳥兒站在他的手上。他的觀察敏銳，感受強烈，並且以一種神秘性的敏感來察知經驗所不易捕捉的含義。有時他會在陽台上佇立幾小時，以一種文學的本能留意街上每一位路過者的身形面貌、風度步伐；有時在內室的沙發上，他會安靜地在回憶夢想之中消磨半日。他開始時在一面石板上寫詩，幻想錯誤是可以輕易地拭去的。很快地他便寫作一些對印度滿懷柔情的詩歌——關於印度的風景之美、婦女之可愛、人民的困苦，然後他自己為這些歌寫作歌譜。整個印度都在吟唱。這年輕的詩人在旅行經過遙遠的鄉村時，聽到不認識他的粗魯農夫唱出他的歌，感到非常興奮。[6]以下便是其中的一首，是作者親自從孟加拉文譯成的。還有什麼人，把羅曼蒂克愛情的妙不可言以這樣同情的懷疑主義表現過？—— 告訴我這可全是真的，我的愛，告訴我這是不是真的。 這雙目發出閃電時，在你胸中的烏雲作出風暴般的回答。 這可是真的，我的雙唇甜美，像初次意識愛情的微綻花苞？ 逝去的五月季節的回憶，是否猶在我的肢體內流轉？ 大地曾否，像一隻只豎琴，在我的足觸踏時震顫成音？ 那麼這可是真的，露水從夜晚的眼裡落下，當我被看到時，晨光包覆我的軀體時，它感到歡欣？ 這可是真的，這可是真的，你的愛情經歷了許多世代和世間為著尋找我？ 是真的嗎，當你最後找到了我，你那歷時久遠的願望，在我溫和的言談，在我的眼睛、嘴唇和披垂的頭髮中找到了完全的安謐？ 那麼是真的，上帝的奧理寫在我的小前額上？ 告訴我，我的愛人，這一切可是真的？ 在這些詩裡面有許多優點——強烈卻又理智的愛國主義；一種對於愛情與女人、自然與人類的纖細而女性化的了解；一種對於印度各哲學家之見識的熱情的深入把握；以及一種丁尼生式的情感與詞句的精緻優美。假如它們有瑕疵的話，那便是過於通體一致的美麗，過於單調的理想化和溫柔了。在詩裡面，每一個女人都是可愛的，每一個男人都是全心貫注於女人、死亡或者上帝的；自然雖然有時是可怕的，但永遠是高貴莊嚴的，而從來不是荒涼、貧瘠或醜惡的。[7]也許詩劇《齊德拉》的故事便是泰戈爾的故事：她的愛人阿周那，在一年之內對她感到厭倦，因為她是完全而毫無間歇地美麗動人的。只有在她失去了美，而變成強健有力，從事著生活中天然的勞作時，這位神才又去愛她——這正是滿足的婚姻的一種深刻象徵。泰戈爾以動人的優雅風格承認了他的局限： 我的愛，曾經有一次你的這位詩人在心中開始了一首偉大的史詩。 啊，我不小心，它碰到你叮噹作響的踝飾，而遭遇困難。 它分散成詩歌的斷片，散置在你的足旁。 因此他直到最後唱的都是抒情詩，而整個世界的人，除去評論家，都高興地諦聽。印度人在泰戈爾得諾貝爾獎時（1913年）感到有點驚訝。孟加拉的評論家所看到的僅是他的毛病，加爾各答的教授也將他的詩作為寫得糟糕的孟加拉文的例子。年輕的民族主義分子不喜歡他，因為他對於印度道德生活的種種弊端指責之強烈，超過他的政治自由的主張。當他受封為爵士時，他們認為這簡直是出賣印度之舉。他並沒有長久地保有這種榮譽，在一些英國士兵由於一種悲劇性的誤會而在阿姆利則（Amritsar）向一群作宗教性集會的人開火時（1919年），泰戈爾把勛綬歸還給總督，還附了一封措辭尖利的信。他是一個孤立的人物，或許是世上最感人的：一位改革者，有勇氣貶棄印度各種制度之中最基本的階級制度，和各種信仰之中最被珍重的輪迴說法；一位民族主義者，渴求著印度的自由，卻敢於反對民族主義運動中所含有的盲目排外主義和自利之心；一位教育家，對於滔滔雄辯和政治感到厭倦，而隱居到他在森蒂尼蓋登（Shantiniketan）的學校和棲身之所，把他的道德自由的教理傳授給年輕的一代；一位詩人，為著妻子的早死，以及國家的羞辱而心碎；一位沉浸於吠檀多派的哲學家，一位神秘主義者，如錢迪達斯一般徘徊於婦人與上帝之間，然而又由於學識淵博而離棄了祖先的信仰；一位熱愛自然者，面對著自然的死亡使者，本身所有的安慰唯有他那種不會老去的吟唱天賦： 啊，詩人，暮色臨近了；你的頭髮變灰了 你可曾在獨處沉思時聽得來世的信息？ 天色已暮，我在諦聽，因為有人或許會從村莊來拜訪，雖然天已經晚了。 我在看有沒有年輕的心在互相傍依，有沒有兩對熱切的眼睛在要求著音樂，為他們打破靜默，訴說心聲。 有誰更能給他們編織熱情的歌呢，倘若我坐在生命的崖岸上凝望死亡和彼界？…… 這是不足道的事，我的頭髮轉灰了。 我和這村中最年少的和最年長的是同樣地年少和老邁…… 他們全都需要我，我沒有時間為來世思慮。 我和每一個人的年紀相同；有什麼要緊呢，倘若我的頭髮變灰了？ 東方是西方 一個快50歲的人竟能寫出這樣好的英文，象徵著東方與西方之間的若干隔膜可以很容易地溝通，雖然這兩者的結合是另一位詩人曾經否決過的。[8]因為泰戈爾誕生後，西方已經以上百種方式進入東方，並且正改變著東方各種生活面。3萬英里鐵路已經如蛛網般分布在印度的荒野和山地，而把西方面孔帶到了每一個村莊；電報線和印刷機給每一個學生帶來了具有啟示性的、日新月異的世界消息；英國學校傳授英國史，為的是造就英國公民，殊不知卻灌輸了民主與自由的觀念。甚至於在東方的情形，現在也證明了赫拉克利特的理論是對的。 印度在19世紀由於英國織布機的優越性能與英國大炮的強大力量而淪於貧困的境地，現在她勉強地轉過臉來朝向工業化的途徑。手工業在消失，工廠在成長。在賈姆謝德布爾（Jamsetpur）的塔塔（Tata）鋼鐵公司，雇員人數有4.5萬人，並且在鋼的出產量方面威脅到美國廠家的領導地位。印度的煤產量在迅速地增加。在一段時間內，中國和印度可能在工業用燃料和物資的開採方面趕上歐美。這些資源不僅可以應付本國的需要，並且可能和西方競爭世界市場，亞洲的征服者可能在忽然之間發現市場已經丟掉，而他們在本土的國民的生活水準大為降低，由於爭不贏低工資的努力——因為她們當初本是順從而落後的國家。在孟買，現在有若干工廠的經管方式是屬於維多利亞王朝中期的，那舊式的工資使得一些西方思想老舊的人眼中飽含了妒羨的眼淚。[9]在很多這樣的工廠里，印度的僱主已經取代了英國人，其剝削同胞時的貪婪，一如那些背負著白人之重擔的歐洲人。 印度社會經濟基礎的改變，影響了社會制度以及人民的道德習俗。階級制度的構想原是根據一種靜止的農業社會狀況，它提供了秩序，但是沒有給出身平常的天才一條出路，沒有給野心與希望一點利益，沒有給發明和創新一點刺激。當工業革命到達印度的海岸時，這種制度註定要終結了。機器是不認人的：在多數工廠里人們並排工作而不分階級，火車與電車，凡是能付錢的人都可以在裡面坐著或者站著，合作社或政黨使各種階層的人集合一處，而在城市的戲院或街道上，婆羅門和賤民意外地湊到一起。一位土王宣布每一種階級和信仰的人在他的宮廷都會被接納；一個首陀羅做了巴羅達（Baroda）土邦的開明君主；梵社貶棄階級制度，而印度國民大會的孟加拉省議會則主張即刻廢除一切階級區別。慢慢地，機器產生了一個新的有錢有勢的階級，而把現存的最古老的貴族階級終結了。 階級的名稱已經逐漸失去意義。吠舍一詞今天還在書本中使用，但在實際生活則並不適用。甚至首陀羅一詞在北方也已消失，而在南方它是泛指一切非婆羅門的名詞。早先較低的階級實際上已經被3000多「階級」所替代，它們實際上是一些同業公會：銀行家、商人、製造商、農人、教授、工程師、鐵軌視察人員、大學女生、屠夫、理髮匠、漁人、演員、煤礦工人、洗衣工人、出租車司機、女店員、擦皮鞋工——這些都被組織成職業的社會階級，其不同於我們的同業公會，主要在於那種認為兒子會承襲父業的一般性期待。 階級制度的大悲劇是，它一代一代地增加了賤民的人數，結果他們的人數眾多並心懷叛意，就此毀損了產生他們的那個制度。那些因戰爭或債務淪為奴僕的人，那些婆羅門與首陀羅通婚而生的子女，那些做清道夫、屠夫、賣藝者、念咒者或劊子手等被婆羅門教律認為賤業的人，所有這些人都加入了賤民的行列。他們那種赤貧者的無所忌憚的繁殖力，又擴大了他們的數量。他們那尖銳的貧窮使身體、衣著或食物的清潔成為不可能得到的奢侈條件。他們的同胞在每一種感覺方面都避免與他們交接。[10]因此階級法規禁止一個賤民走到距離一個首陀羅24英尺以內，或者距離一個婆羅門74英尺以內。假如一個賤民的身影落到一個有階級的人身上，後者須齋戒沐浴以去除玷污。因此不論賤民碰到什麼東西，它們一概都被玷污。[11]在印度很多地區，賤民不得從公共水井汲水，或進入婆羅門所使用的寺廟，或送小孩上印度教的學校。英國人的政策多少造成了賤民的困窮，但至少給了他們法律之前的平等，以及進入一切英國人控制的學校的平等機會。在甘地號召之下的民族主義運動，有助於減少賤民的困窘。也許再過一代，他們在表面上應可獲得自由了。 工業的來臨和西方觀念的傳入，干擾了印度男性從古以來的統治地位。工業化延遲了結婚年齡，也需要婦女的「解放」。也就是說，除非婦女相信家庭是監牢，她是不會被誘入工廠的，她也需要擁有自己保存賺取的金錢的法律權利。許多真正的改革竟因這種解放而實現了。童婚已被正式終止（1929年），在結婚年齡提高到女子14歲之後、男子18歲之後；寡婦殉夫消失了，寡婦再婚日有增加；[12]多妻是准許的，但很少男子實行；觀光客也失望地發現廟裡的舞蹈者已經消失殆盡了。沒有一個國家的道德改革如此快速地推進。工業化都市的生活把印度婦女逐漸引出了深閨，[13]今天不到6％的印度婦女遵行這種隱避的生活方式。一些積極的婦女期刊討論最時髦的問題。甚至有一個生育節制協會也出現了，並且直面印度最嚴重的問題——過度生育。在很多省內，婦女投票選舉，也掌握政治職位。已經有兩次，婦女做了印度國民大會主席。她們有許多在大學取了學位，做了醫生、律師或教授。很快地，形勢必會扭轉過來，婦女會居於統治地位。以下是甘地的一位副手對印度婦女所發出的熱烈呼籲： 拋棄古老的深閨制度！快從廚房裡出來！把鍋子叮噹地丟到角落裡！把眼上蒙的布扯掉，看這個新的世界！讓你的丈夫弟兄自己去煮飯。要使印度成為一個國家，還有許多事待做！ 國民大會黨運動 在1923年，有1000多名印度學生在英國讀書，可能在美國有同樣的數目，或者在旁處也有這麼多。他們驚異於西歐與美國最下等的公民所享有的權利；他們研究了法國和美國的革命，也讀了關於改革與反叛的記載；他們貪婪地閱讀《權利法案》、《人權宣言》、《獨立宣言》、《美國憲法》；他們回到本國，成為民主觀念與自由福音的傳播中心。西方的工業與科學的進展，以及同盟國家在大戰中的勝利，給了這些觀念一種無法抗拒的威望，很快地每一個學生都在發出自由的吶喊。在英美的學校中，印度人學到了自由。 這些受了西方教育的東方人在國外受教育的期間不僅擇取了政治理想，也放棄了宗教的觀念。這兩個過程在個人的傳記中以及在歷史上，常是相伴而行的。他們來到歐洲時是虔敬的青年，一心一意地奉持著黑天、濕婆、毗濕奴、時母、羅摩……他們碰到了科學，於是他們的古老信仰忽然粉碎。丟棄了宗教信仰——那真正的印度精神，西化的印度人回到他的國家時是清醒而憂傷的，天上成千的神都一下子死掉了。[14]然後不可避免地，「烏托邦」取代了天堂的位置，民主成了涅槃的替身，自由代替了神。歐洲在18世紀下半葉所經歷過的事現在盛行於東方。 然而這些觀念的發展是緩慢的。1885年幾個印度領袖在孟買開會，創立了「印度國民大會」，但是在那時他們似乎連地方自治都沒有夢想到。寇松爵士分劃孟加拉省的努力（為了對印度最強大最具有政治意識之社區的力量與單一性加以破壞），促使國大黨員懷有更為高昂的反叛意識。在1905年開大會時，激進的提拉克（Bal Gangadhar Tilak）提出了「自治」（Swaraj）的強烈要求。他根據梵文的詞根創造了這個詞，這些詞根在它的英譯中仍能看出——「self-rule」。在同一年，日本打敗了俄國。100年來畏懼西方的東方，開始擬定解放亞洲的計劃了。沒有武器的印度，把歷史上最奇異的一個人物奉為領袖，而顯示給世界一項史無前例的現象，就是一場由聖人領導而不用槍炮來進行的革命。 聖雄甘地 試想像亞洲最醜陋、矮小、衰弱的人，有著黃銅色的面孔和膚色、頭髮短灰的頭顱、高顴骨、慈祥的小眼睛、闊大而幾乎沒有牙齒的嘴，還有寬大的耳朵、巨大的鼻子、細瘦的臂腿，腰間纏一塊布，站在一個在印度的英國法官面前，為了向國人宣說「不合作主義」而接受審訊。或者想像他在一個缺乏陳設的房間裡，坐在一小方地毯上，在他位於艾哈邁達巴德的真理學院內：他的瘦削雙腿作瑜伽式交叉，腳底朝上，雙手忙著紡織，面龐因為責任沉重而滿布皺紋，他的心靈在活動著，凡是對尋求自由之事有疑問的，他都能給予胸有成竹的答案。從1920年到1935年，這位赤裸的紡織者是3.2億印度人的精神和政治的領袖。當他在公眾場合出現時，群眾圍繞上去觸摸他的衣服或吻他的足。 一天有4小時他紡織那種粗糙的棉布，希望借他的榜樣可以勸服他的同胞，來使用這種簡單的自製品，而不去買那些毀了印度紡織工業的英國織布機的產品。他僅有的私人物件是三塊粗布——兩塊是衣服，一塊做床。他本是一個富有的律師，他的財產都已經給了窮人，他的妻子在經過一番主婦式的猶豫之後，也遵循了他的榜樣。他睡在光地板或是泥地上。他以堅果、香蕉、檸檬、橘子、棗子、米飯和羊奶維持生存；經常一連幾個月，他除去奶汁和水果外不吃其他東西；他一生中嘗過一次肉類；偶爾他一連好幾個星期什麼也不吃。「我若是能不齋戒，那我也能不要我的眼睛。眼睛之用於外在的世界，好比齋戒之於內在的世界。」他感覺到在血液漸變得稀薄時，心靈變得清明了，不相干的瑣事消失了，而基本的東西——有時竟是世界之靈魂的本身——從現象世界脫穎而出，像聖母峰之從雲層上出現一樣。 在他禁食以求諦觀神明的同時，他也留下一個腳趾踏在地面上，而去勸告他的徒眾每天灌腸一次，以免正當他們尋得神明時，卻因身體自我消耗所產生的酸質而中毒。當伊斯蘭教徒和印度教徒為著宗教的熱情互相殘殺，不理睬他和平的呼籲時，他絕食三個星期來感動他們。由於絕食與克制，他變得如此衰弱，以致當他向大批集合起來聽他講話的群眾說話時，不得不坐在一張抬起來的椅子裡。他把禁欲主義應用到性的方面，並且希望像托爾斯泰一樣，把一切肉體的交接限制於經過考慮的求嗣之舉。他在年輕時也曾過度地縱溺於肉慾，他父親的死訊是在他「魚水交歡」時被驚起而聽到的。現在他一心懺悔，返回到童年時代所聆教的「梵志」——絕對的戒絕一切肉慾。他說服妻子和他如兄妹般共處。「從那時起，」他說，「一切的衝突都停止了。」當他覺察印度的基本需要是生育控制時，他所採取的不是西方的方法，而是馬爾薩斯和托爾斯泰的理論： 我們了解這種情況的人，應不應當再生育子女呢？我們僅只是繁殖了奴隸和病夫，倘使我們繼續繁殖，正當我們感到無所助益與無計可施時……在印度成為一個自由國家之前……我們沒有權利生育後代……我絲毫不感懷疑，假如結了婚的人希望國家變好，希望看到印度成為一個有強健壯碩的男女國民的國家，將會實行自製，而暫時停止生育。 他性格中有些部分和那些傳說中基督教聖徒所具有的素質出奇地相似。他並不提起基督的名字，但是他的行為顯示出好像他完全地接受了《登山寶訓》（Sermon on the Mount）。自從阿西西的聖芳濟（St. Francis of Assisi）之後，不曾有過一個歷史人物具有如此突出的溫柔、淡泊、單純和寬恕等素質。他始終不懈的禮貌態度贏得了敵對者禮貌的回應。政府在送他進監牢時還向他道歉。他從不表露怨恨憤怒。他被暴眾毆打過3次，幾乎被打死。他一次也不報復。當他的一個攻擊者被捕時，他拒絕提出控訴。穆斯林和印度教徒最猛烈的一次衝突中，莫普拉（Moplah）的穆斯林屠殺了數百名無武裝的印度教徒，並且把他們的包皮獻給安拉算作盟約。之後不久這些穆斯林遭了饑饉，甘地在全印度募集款項，並且絲毫不顧別人辦這類事的先例，而把每一個「安那」[15]都送給了飢餓的敵人，一點都沒有扣除「辦事費」一類的款項。 甘地出生於1869年。他的家族屬於吠舍階級，奉耆那教派，實行不殺生的戒律。他的父親是一位能幹的吏員，卻不擅長理財。他為著誠實而一再地失去職位，把近乎全部的家財都做了慈善的施捨，把剩下的部分遺留給家人。當甘地還是個孩子時便成了無神論者，因為他不喜歡某些印度教神祇的淫穢行為。為了表達他對宗教的永恆的譴責，他吃了肉。肉對他不合適，於是他返回了宗教。 甘地8歲訂婚，12歲娶卡絲杜蓓（Kasturbai）為妻，她對他始終忠誠，歷經他的各種冒險、富足、貧困、監禁、絕欲和苦修而不改。18歲時，他通過大學入學考試，到倫敦去學法律。到那裡以後的第一年內，他買了80本關於基督教的書《登山寶訓》，這本書在他初次讀到時便直接進入他的心中。他接受了忠告，信從以德報怨，推愛及於自己的仇敵，認為這是人類理想主義最高的表現。他下定決心寧可本此而行遭受失敗，也不願背之而獲得成功。 1891年回印度後，有一段時間他在孟買從事律師業，他拒絕為債務訴訟，並且總是保留著放棄一件他認為不公正的訟案的權利。有一件案子使他到了南非，在那裡他發現他的同胞受著如此的虐待，以致他忘記了回國，而全心全力不要報酬地致力於解除在南非同胞之困厄的使命。經過20年的奮鬥，政府也終於讓步了。這時他才返回印度。 在印度遊歷時，他首次覺察到他的國人的絕境。他驚駭於在田中操勞的骷髏般的人形，以及在城市中操各種賤役的低下賤民。他感到國人在國外所受的歧視僅是國內之貧困與奴役的一個後果。然而他在戰爭中忠誠地支持英國人，他甚至主張那些不信仰非暴力主義的印度人去入伍。那時他不贊同當時要求獨立的人，他相信英國人在印度的錯誤統治是一個例外，而英國政治本身是良好的。他認為在印度的英國政府之所以不好，正因為它違反了英國本國政府的一切原則。假如能使英國人了解印度人的情況，則他們將很快地接受印度，而在由自由自治組成的國協中，待之如兄弟之邦。他相信一待戰爭結束，英國計算了印度在人力物力方面為帝國所作的犧牲，便會不再猶豫地讓她自由。 但戰爭結束時，「自治運動」卻遭遇了《羅拉特法案》（Rowlatt Acts），它終止了言論與出版的自由，接著是在切姆斯福德（Chelmsford）的改革措施下所建立的軟弱無力的立法院，最後又遭遇到阿姆利則的屠殺事件。甘地震驚之餘，採取了斷然的行動。他把歷年來從英國政府得到的勳章歸還給總督，他向印度發出積極不合作主義的號召來和印度的政府對抗。人民響應他的號召，不是以他所要求的和平抵抗，而是以流血與暴力，例如在孟買他們殺了53名不表同情的拜火教徒。誓守不殺生主義的甘地發出了第二次的通告，呼籲民眾延遲不合作運動，理由是它已經逐漸墮落為一個群眾暴力統治了。歷史上沒有一個人顯示過如此大的勇氣，嚴格根據原則行動，而鄙棄著急功近利和阿附群眾。全國對於他的決斷感到驚異。民眾原以為他們已經接近了成功，他們並不同意甘地認為手段和目標同樣重要的想法。聖雄的名譽一落千丈。 就在這時（1922年3月）政府決定拘捕他。他毫不抵抗，拒絕聘請律師，也不替自己辯白。檢察官控訴他由於本身著作的內容而應當為1921年的叛亂暴行負責，這時，甘地回答的言辭立即使他成為一個高貴的人： 我願確認博學的主辯官員在孟買、馬德拉斯和曹里曹拉所發生的事件所給予我的責備。深深地思考了這事，又經過許多夜晚睡眠時的縈念，我是絕然無法把自己脫出這些凶戾的罪惡的……博學的主辯官是對的，他說一個有責任感的人，一個曾接受良好教育的人……我早該知道我每一項行為的後果。我知道我曾經玩火，我冒著險，並且我一旦獲釋還是要做同樣的事。我今天早上感到假如我未能說出我現在的話，那我便未盡到我的責任。 我本要避免暴行。我現在也要避免暴行。非暴力主義是我信仰中的第一條，它也是我的信條中末一條。但我不得不作選擇。或者我必須屈從一個我認為曾經對我的國家施予不可補償之傷害的一個制度，或者冒險承當我的同胞的暴怒，當他們從我口中得知真相的時候。我知道我的同胞有時是瘋狂的。我深感抱歉，因而我來到此地承受的不是輕微的懲罰，而是最高的懲罰。我不要求恩惠。我不要求任何減輕的行動。我在此地，是要請求並且愉快地擔當所能加諸我的最高的懲罰——為著一項在法律上屬於一種蓄意的罪行，為著在我心目中則是一位公民的最高責任。 法官表示了深切的歉意，因為他不得不把一位數百萬他的同胞認為的「一個偉大的愛國者與領袖」送進監獄，他承認即使和甘地意見不同的人也把他視為「一個有高尚理想而生活高貴甚至神聖的人」。他判了甘地6年監禁。 甘地被單獨監禁，但是他不抱怨。「其他的犯人我一個也見不到，」他寫道，「雖然我實在看不出和我共處會對他們有什麼害處。」但是「我感到快樂。我的天性喜歡孤寂。我喜愛寧靜。現在我有機會來讀一些在外面時不得不忽略的書」。他勤奮地修習培根、卡萊爾、羅斯金、愛默生、梭羅以及托爾斯泰的著作，也用瓊森（Ben Jonson）和斯科特（Walter Scott）的作品打發冗長的時間。他把《薄伽梵歌》讀了又讀。他研習梵文、泰米爾語和烏爾都話，這樣，他不但可以給學者寫東西，也可以跟群眾講話。他在6年監禁期間擬定了詳細的讀書計劃，忠實地遵照著進行，一直到有意外事件的干擾。「我總是以24歲的青年的喜悅心情坐下來讀書，而忘記了我的54歲的年齡和衰敗的身體狀況。」 盲腸炎使他獲得釋放，他所經常責難的西方醫藥使他復原了。他出獄時，許多群眾在監獄大門歡迎他，他經過時，很多人吻他粗糙的衣裳。可是他躲避政治和群眾的目光，以衰病為由而避居在艾哈邁達巴德的學校里，一連好多年安靜而與世隔絕地生活，僅與學生在一起。然而從那個避居的場所，他每星期經由他的喉舌《青年印度報》發表社論，闡說他的革命哲學與人生哲學。他要求跟他的人避免暴力，不僅由於那會毀滅自身——因為印度沒有大炮——也由於這終究會演變到以暴易暴。他說：「歷史教訓我們，那些無疑具有真誠動機的人，在使用暴力驅逐貪婪的在位者之後，也會沾染上被驅逐者所患的毛病……我對於印度之自由的興趣會中止，假如她採取暴力的手段。因為暴力的後果不是自由，而是奴役。」 他的信條中第二個要素，是對於現代工業的堅決摒斥，以及一種盧梭式的號召，要大家恢復到村莊務農和家庭工業的淳樸生活。把男男女女關在工廠里，用別人所有的機器製造出一些零件，那物品的整體他們是永遠見不到的，這在甘地看起來不啻把人性埋葬在劣等貨品所堆成的金字塔下面。他認為多數機器產品都是不必需的，使用它們所省下的勞力都花費在它們的製造與修理上。即使勞力果然有所節省，對於勞動者也沒有好處，只是對資本家有好處。勞動者由於本身的生產力而被投入一種「技術失業」的驚惶之中。於是他恢復了1905年提拉克宣布的「自行生產運動」（Swadeshi）。「自行生產運動」和「自治運動」聯合為一了。甘地把紡車的使用當作對國大黨運動之忠誠的考驗。他請求每一個印度人，甚至最有錢的人，穿用手織的布料，抵制英國外來貨的機織品。這樣一來，印度的家庭在沉寂的冬季也可聽得到紡車的呼呼之聲。 響應沒有覆蓋所有人，要扭轉歷史的行進方向是困難的。但是印度作了這番嘗試。各處的印度學生都穿用土織棉布；出身高貴的女士放棄了日本絲的長袍而穿著自己做的粗布衣裙；娼寮中的妓女和監獄中的囚犯開始紡織；在很多城市中安排了盛大的「虛榮之宴」（Feasts of the Vanities），好像當年在薩伏那洛拉（Girolamo Savonarola）[16]時代所舉行的那樣，這時有錢的印度人以及商人從家裡和倉庫里拿出全部外國的布匹，拋到火中燒掉。有一天僅僅在孟買，就有15萬件被火焰焚毀。 這一項脫離工業的運動失敗了，但是它在10年的時間裡給予印度一個反抗的象徵，給那些沉默的千百萬民眾在思想上注入政治意識，而使之團結一致。印度人對於這種方式有所懷疑，但對於目標則感到尊崇；對於作為政治家的甘地雖有所質疑，對於聖人的甘地則衷心愛戴，而一時之間全體一致地對他表示著敬仰。泰戈爾這樣說甘地： 他在千萬赤貧之家的茅屋門口駐足，衣著好像他們之中的一個。他用他們自己的語言向他們講話。終於他們聽到了活生生的真理，而不是從書本中引用來的字句。因為這個，印度人所奉給他的聖雄名字，是他真正的名字。其他有什麼人會像他那樣，感到一切印度人是他本身的血和肉？……當愛來到印度的門口時，那門已是大開了……在甘地的呼喚之下，印度如花卉盛開般去迎接新的偉大，正如同以前有過一次，在較早的時候——那時佛陀宣揚了一切眾生之間親愛與同情的真理。 甘地的任務乃是聯合印度。他完成了這項任務。其他的任務有待其他的人去完成。 告別印度 無人能就印度的歷史作最後的定論，如對埃及、巴比倫以及亞述的歷史所能做的那樣；因為印度歷史還在被締造，印度文明還在有所創建。在文化上，印度由於和西方在心靈上的接觸而獲得了新生，她的文學在今天是和任何文學同樣豐富和高貴的。在精神上，她仍然在和迷信以及過重的神學負載鬥爭，但誰也無法確言那現代科學之酸劑會多麼迅速地溶解這些數量過多的神祇。在政治上，過去100年已經給印度帶來了以前難得的統一：部分上是一個外國政府的統一，部分上是一種外國語言的統一，但最重要的是一種對自由具有結合熱望的統一。在經濟上，印度正在脫離中古的情況而進入現代工業，這事的後果利弊參半。她的財富和貿易會增長，在世紀末葉前，她無疑會成為世界上強國之一。 我們無法確言這個文明對於西方文明曾有直接的貢獻，如同我們在埃及和近東所曾經追本溯源地加以肯定的。因為後面兩種乃是我們本身文化的直接祖先，而印度、中國與日本的歷史則是另一個源派，到今天才開始接觸並且影響到西方生活的潮流。這固然是事實，橫越喜馬拉雅山的障礙，印度給了我們這些尚待商榷的禮物，如文法與邏輯、哲學與寓言、催眠術與棋戲，特別是我們的數字和十進位制。但這些並非印度精神的精華，它們比之於我們在將來可以向她學到的，簡直是微不足道。當發明、工業與貿易把各大洲聯合到一起，或者當它們把我們投入和東方的衝突之際，我們要更加密切地研究其文明，要吸收其習俗和思想，即使處在敵對的形勢之下。也許印度在遭遇征服、倨傲和奪掠之餘，作為回報，將教我們成熟心靈的容忍與溫和、無所貪求靈魂的寧靜滿足、具有理解精神和統一的鎮定，以及一種給予一切眾生的融合性、安撫性的慈愛。 * * * 注釋 [1]在印度用200萬美元買的東西，在英國則以1000萬美元賣出。公司的股票價格增加到每股2.2萬美元。 [2] 《聖經》中耶穌所行的奇蹟。——譯者注 [3] 字面的意義是「婆羅門協會」，為人所知且更加完全的名稱是「至高無上的神婆羅門之信徒的協會」。 [4] 今天它大約有5500位徒眾。另一個改革團體雅利安協會，達耶難陀·娑羅室伐底（Dayananda Sarasvati）所創立而由已故的拉奇普特·雷依繼續主持，成績卓越。它貶棄階級制度、多神崇拜、迷信、偶像崇拜和基督教，並且倡導恢復到較為簡單的《吠陀經》的宗教，它的信徒人數現在有50萬。相反地，印度教對基督教的影響見之泛通神論——這是印度神秘主義和基督教道德的一種混合，是由兩位外國女性在印度發展出來的：勃拉瓦茨基（Helena Blavatsky）和貝贊特夫人（Annie Besant）。 [5] 終其一生，他接受基督的神性，但是他堅持認為佛陀、黑天等也是同一的上帝化身。他向印度哲學家辨喜（Vivekananda）堅稱他本身是羅摩和黑天的化身。 [6] 其中較重要的詩集是《吉檀迦利》（Gitanjali，1913年）、《齊德拉》（Chitra，1914年）、《郵局》（The Post-Office，1914年）、《園丁集》（The Gardener，1914年）以及《紅夾竹桃》（Red Oleanders，1925年）。詩人自己的《我的回憶》（My Reminiscences，1917年）對於了解他個人頗有幫助，比E.湯普森（E.Thompson）所寫的傳記《泰戈爾傳，詩人和劇作家》（R. Tagore，Poet and Dramatist）為佳。 [7] 參閱他的佳句：「當我離去時這可以當作我臨別的話，我所看見了的是無法超越的。」 [8] 此是指英國詩人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東方與西方永不會相合」的名句。——譯者注 [9] 1922年在孟買有83處棉花工廠，雇員18萬，平均工資每天0.33美元。在3300萬從事工業的印度人里，51％為婦女，14％為不滿14歲的兒童。 [10] 「完全戒絕肉食的人會養成一種非常敏銳的嗅覺，他們從一個人的氣息或皮膚的汗水能夠馬上說出那個人有沒有吃肉。過了24小時他們也能發現。」 [11] 1913年，一個印度富人的小孩掉在井裡溺死了。當時在旁邊的只有小孩的母親和一個路過的賤民。後者願意跳下水去救那個小孩，但是母親拒絕了。她寧可小孩死掉也不願井水受到玷污。 [12] 1915年，有15個寡婦再婚；1925年有2263個。 [13] 印度上流婦女以隱居深閨為常規。——譯者注 [14] 這並不適用於一切西化的印度人。據著名學者庫馬拉斯瓦米博士意味深長的詞句說：「有些人已從歐洲返回印度。」 [15] 印度盧比的1/16。——譯者注 [16] 15世紀義大利宗教改革家。——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