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中海與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 · 結論

本書流傳於世，遭到非難，被人引用，受到批評（極少），得到讚揚（太多），已經快20年了。20年來，我經常有機會補充它的解釋，維護它的觀點，思考它已經確定下來的構思，改正它的錯誤。最近，我認真重讀了這本書，為它的再版進行準備。我對它進行了大量改動。但是，書是不依存於它的作者的，它有自己的生命。改進它，用注釋、細節、地圖、圖片去補充它，修飾它，這是可能的；徹底改變它，則是不可能的。威尼斯常常發生這樣的事：一艘在城外購買的船，無論它是達爾馬提亞的船廠製造的，還是荷蘭的船廠製造的，在城內由心靈手巧的木匠精心檢修、補全後，人們還是一眼就可以認出它仍然是原來那艘船。 儘管本書的校閱者付出了長期的、艱苦的勞動對它進行修訂，它的讀者仍然可以不費力氣在它的舊版中認出它來。它的結論、它的信息、它的意義，仍然同過去一樣。它是對大量以前沒有發表過的文獻資料進行研究的結果。這些文獻資料來自處於近代的開始時期的那些情況不明的年代裡的廣闊的地中海舞台的每個角落。其次，本書是一個編寫總體歷史的嘗試。它的寫法是：把歷史事實按照三種具有連續性的記載來寫，或者說按照三種不同的「樓梯平台」來寫。我更願意說是按照三種不同的時間計量單位來寫。這樣寫的目的在於抓住過去所有不同的、彼此之間有最大差別的節奏；在於提出它們的共存、互擾、矛盾以及多種深廣豐富的內容。在我的意願中，歷史應該是一首能夠用多種聲部唱出的、聽得見的歌曲。但是，它有這樣一個明顯的缺點：它的各個聲部常常互相遮掩覆蓋。在所有這些聲部中，沒有一種能夠永遠使自己作為獨唱被人承認、接受並把伴奏拒之千里之外。那麼，怎樣才能在同一個時間內像通過一個透明層那樣，看見被現實重疊起來的各種不同的歷史呢？我把某些語句和某些解釋當作一再出現在本書的三個部分里的主旋律和這三個部分的共同的、熟悉的曲調來使用。我試著用這種方法來給人一個關於上述情況的印象。但是，困難在於：不是只有兩種或者三種對時間的計量，而是有幾十種對時間的計量。它們之中的每一種又牽連、包含某種特殊的歷史。只有被人類的科學匯集在一起的這些對時間的計量的總和，才能構成人們很難恢復其整個豐富紛繁的圖像的總體歷史。 1 沒有人責備我把作為本書的開場白的十分廣泛的關於地理的論述併入這部歷史著作內。這種論述好像是超於時間之外構思出來的。它的圖景和真實事物不斷從這部巨著的第一頁到最後一頁顯露出來。地中海作為一個單位，有具有創造力的空間，有驚人的經由海路的來往自由（正如歐內斯特·拉布魯斯所說的自動進行的自由貿易），有各個彼此既不同又相似的地區，有產生於社會的發展演變運動的城市，有互相取長補短的各種居民，有與生俱來的敵意，它是一個被人不斷修改的，但也是根據一項必須遵行的計劃進行修改的作品。它並不慷慨大度，而且還往往野蠻殘忍，把長期持續的敵意、限制和障礙強加於人。一切文明都意味著建設、困難和鬥爭。地中海的各種文明同成千上萬個經常看得見的障礙進行過鬥爭。這些文明利用了有時粗糙的和很不充足的人的資源。這些文明不斷盲目地同緊緊夾住這個內海的幾個大陸的巨大地塊進行鬥爭，甚至還必須同浩瀚無邊的印度洋和大西洋進行鬥爭。 因此，我根據地理觀察的框架和脈絡仔細尋找了地中海歷史上的局部的、持久的、不變的、重複的事物，即「具有規律性的事物」。這些並不是人類古代的生活的所有的結構或者單調不變、千篇一律的具有規律性的事物，而是它們之中最重要的、涉及每天的生活的事物。這些具有規律性的事物，是我這部著作的參考圖、它優先採用的成分、它最生動的圖像。可以很容易用這些事物來補充史料圖冊。它們作為無時間性的事物存在於現代生活中，人們可以在旅行中，在加布里埃爾·奧迪西奧、讓·季奧諾、卡洛·萊維、勞倫斯·杜雷爾、安德烈·尚松等人的著作中遇到。對所有曾經在某一天遇見過「內海」的西方作家來說，「內海」是作為一個歷史問題，或者說得更確切些，是作為一個「長期的」問題出現的。我同奧迪西奧和杜雷爾一樣，認為古代本身就存在於今天的地中海的沿岸地區。在羅得島和賽普勒斯，「你如果注意觀看在被煙燻黑的店名『龍』的酒店裡打牌的漁民，你就可以想像出真正的尤利西斯是什麼模樣了。」我同卡洛·萊維一樣，認為作為他那部精彩的小說《基督在埃博利停下》的真正的主題的偏僻的荒野，把人帶回了蒙昧時代。埃博利（魯伊·戈梅茲的親王稱號由此得來）位於薩萊諾附近的海岸上，道路從那裡離開海岸徑直通向深山。基督（即文明、公平和生活的甜美）從來沒有到達過盧卡尼亞的崇山峻岭和加格利亞諾村。這個村子蹲伏在「高嶺土的懸崖絕壁之上」，蹲伏在寸草不生、光禿無樹的斜坡上的凹地里。在那裡，可憐的鄉下人像往常一樣，受到現代新的享有特權者管轄和支配。這些享有特權者是：藥劑師、醫生、小學教師。他們全都是農民避開、懼怕和用轉彎抹角的辦法對付的人……族間仇殺、搶劫、原始的經濟和工具，仍然在他們那裡流行。一個移民可以帶著大量國外時新的玩意兒、奇妙靈巧的工具從美洲回到他那幾乎荒無人煙的村莊。但是，他卻永遠無法改變這個古老的、與世隔絕的世界的任何事物。我不相信人們能夠在不具有地理學家（旅行家或者小說家）的眼睛的情況下，看清地中海的深奧莫測的面貌的真正輪廓和它那令人難以忍受的現實事物。 2 我們從事的第二項工作——發現和指明16世紀的地中海的集體命運和它的在完整的意義上的「社會」歷史——從一開始起直到結束為止，都始終使我們面臨地中海的物質生活的惡化這個狡詐的、複雜的、無法解決的問題。用過去的歷史學家的話來說，就是遇到土耳其、伊斯蘭國家、義大利和伊比利亞等的主導地位的多重的和連鎖的衰落；或者用今天經濟學家的話來說，就是遇到地中海的產生動力的部類（公共財政、投資、工業、航運）的運轉中斷和發生故障。一些受過或者沒有受過德意志思想培育的歷史學家，往往堅持認為有一種自在的衰落的過程。羅馬世界的命運已經為這個過程提供了一個完全的例證。最近的堅持這種看法的人或許就是奧特馬爾·斯潘和他那個普遍主義學派的弟子埃里克·韋伯。1對埃里克·韋伯來說，在所有的規律中，有這樣一條規律：一切下降（Verfall）都會由同一時期出現的上升（Aufstieg）加以補償，仿佛人類的共同生活毫無所失一樣。湯因比和施本格勒提出同樣僵硬死板的論點。我反對這些過分簡單的看法和這些論點所包含的範圍廣泛的解釋。真的可以很容易把地中海的命運的例子列入這些圖解分類中的哪一類呢？毫無疑問，並不存在某種衰落的典型。對每種特殊情況來說，典型必須從基礎的結構出發來重新建立。 不管人們賦予衰落這個意義模糊不清的詞以什麼內容，地中海並不是一個廣泛的、不可逆轉的和過早發生的倒退的過程的容易忍受的、逆來順受的受害者。我在1949年說過，在我看來，衰落在1620年以前並不明顯。今天我樂意說，衰落在1650年以前並不明顯。當然，我對這一點並不完全有把握。不管怎樣，最近十年出版的三本最精彩的關於地中海地區的命運的著作：勒內·巴厄雷爾的關於普羅旺斯的著作、埃馬紐埃爾·勒魯瓦—拉杜里的關於朗格多克的著作和皮埃爾·維拉爾的關於加泰羅尼亞的著作，都沒有反駁我原來的觀點。我認為，要重新構築在標誌地中海的主導地位的終結的廣泛中斷之後的整個地中海的新全景，就必須選擇一個遲晚的日期：1650年甚至1680年。 隨著地方性的研究將使人能夠獲得更高程度的精確性和嚴密性，我也必須進行這些計算方面的嘗試、這些估算和這些我投入其中的重大的調查研究。這些工作使我比我朝著這個方向所作的很不完全的嘗試所顯示的更加接近主要關切發展問題和國民生計問題的經濟學家（在我國是弗朗索瓦·佩魯、讓·富拉斯蒂埃和讓·馬爾切夫斯基等人）的思想。我們順著這條道路前進，這個情況就會變得驚人地明顯：16世紀的地中海首先是農民、佃農、地主的世界；收穫莊稼的勞動和收穫的莊稼是這個世界的極其重要的事物；其他東西都是上層建築，是積累的結果，是過度向城市轉移的結果。首先是農民和穀物，換句話說，首先是人的糧食和人的數量。這就是這個時代的命運的無聲的規律。目前也好，長遠也好，農業生活都起著主導的、支配的作用。它經受得住人口增加的重壓和城市的那種令人眼花繚亂得再也看不見別的任何事物的豪華奢侈嗎？這是每天、每個世紀的關鍵問題。相比之下，其他問題都不值一提了。 例如在16世紀行將結束之際，在義大利發生了一項大規模的有利於農村的投資活動。我對把這件事看成是過早的衰落的跡象猶豫不決。說得確切些，這是一種健康的反應。一種寶貴的平衡就這樣在義大利保存下來了。不言而喻，這是物質的平衡，因為在社會方面，大規模的私有田產的發展把它的災害和長期的束縛強加於各個地方。卡斯蒂利亞的情況也是這樣。2歷史學家今天告訴我們物質平衡在那裡延續到17世紀中葉。這就改變了我們以前的看法。過去我曾經認為，1580年前後那些年月的短期尖銳的危機來源於西班牙帝國重新轉向葡萄牙和大西洋這個事實。看來這是個「莊重的」解釋。菲利普·魯伊斯·馬丁3最近指出，這首先只不過是在這個世紀的80年代伊比利亞國家發生的巨大穀物危機引起的一個過程而已。因此，根據歐內斯特·拉布魯斯的描述，這大體上是「舊制度的危機」。 簡而言之，即使在對危機的短期形勢性的歷史進行的調查研究中，也必須經常說，首先是結構，是緩慢的歷史；也必須指望結構史學來提供答案。一切事物，例如城市（1949年城市曾經使我眼花繚亂，那時首先是文明）的成果業績，還有短期形勢的歷史現象，都應該同這個基本的水平面進行比較，用它來進行量度。有時候我們傾向於過快地對這種短期形勢歷史進行解釋，似乎它在它有時很短暫的發展演變運動中攪動了一切，似乎輪到它自己時，它本身並沒有受到別的事物支配。其實，一部新經濟史正有待以生命所面臨的永不停息的發展演變運動和靜止的事物作為出發點逐步創立。眾所周知，最引起轟動的事物，並不是最重要的事物。 不管怎樣，地中海的生命的光輝燦爛的事物並不是隨著1590年前後幾年發生的百年趨勢的逆轉，並不是隨著1619—1621年的短期危機的劇烈震盪宣告結束的。在掌握更多的情況以前，我也不相信北歐和南歐之間「傳統的」形勢的災難性的差距。這種差距如果存在的話，就會既是地中海繁榮的掘墓人，也是北歐人的霸權的締造者。上述關於差距的說法，是一種一箭雙鵰的解釋和加倍簡便的解釋。但是，我要求仔細觀察。 把歷史分為快速發展的和慢速發展的兩類，分為形勢的和結構的兩類。這種分法仍然是一場遠未結束的爭論的核心問題。我們將這些發展演變運動分類，就必須對這些發展演變運動進行互相比較。在這之前，我們並不確知是這一些發展演變運動支配了那一些發展演變運動或者相反。辨識這些發展演變運動、加以分類、進行比較，這是我們首要關心的問題和首要的任務。可惜還不可能跟蹤16世紀和17世紀的「國民收入」的總的變化。但是，正如吉爾斯·卡斯特4、卡洛·奇波拉和朱塞佩·阿萊阿蒂等人5曾經做過的那樣，我們現在能夠對城市的形勢重新進行研究。前者對土魯斯，後兩人對帕維亞做了這種工作。城市在它的紛繁複雜的生活中記錄了一種更加真實的形勢。這種形勢至少同物價和工資慣常的曲線同樣真實。 最後，問題是要使互相矛盾的年表協調一致起來。例如由於經濟氣候時好時壞，具有自己的意志和願望的在歷史舞台上扮演主要角色的各個國家和各種文明在怎樣游移不定呢？關於國家，我提出這一點：困難的時代有利於它們相對的發展。對文明來說，情況也是這樣嗎？文明的燦爛光輝往往出現得不適時。義大利的文藝復興的最後一批花朵是在城市國家的秋天，甚至冬天（在威尼斯和博洛尼亞）開放的。強大的帝國文明是在海洋的各個龐大帝國即伊斯坦堡帝國、羅馬帝國、馬德里帝國的秋天展現出來的。在16世紀末和17世紀初，這些光輝的影子在巨大的政治軀體50年前曾經生存過的地方浮動。 3 在這些問題的範圍內，事件和個人的作用縮小了。這只是一個觀點問題。但是，我們的觀點正確嗎？就事件而論，「我們給予歷史事件的正式上演以首要地位。這種演出很少改變景物，幾乎根本沒有改變結構」。這是一個當代小說家、非常喜愛地中海的人勞倫斯·杜雷爾的想法。不錯，是這樣。但是，正如一些歷史學家和一些哲學家問過我的那樣，如果我們從這樣一個距離觀察歷史，人會變成什麼呢？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和他的行動的自由會變成什麼呢？此外，還正如一位哲學家——弗朗索瓦·巴斯蒂德——曾經反對我的那樣，既然整個歷史是一種展開、實施和漸進，人們難道不能夠說百年趨勢也是一種「事件」嗎？毫無疑問，可以這樣說。但是，我步保爾·拉孔布和弗朗索瓦·西米昂的後塵，在歷史生活的這個海洋里，在「事件」的名稱下，我單獨放在一邊的事物是短暫的、感人的事件，特別是傳統歷史的「值得注意的事實」。 我不能因此而堅持說，這粒發光的塵埃，這個光亮的表面毫無價值可言；或者堅持說，總體歷史的重建，不能以這個微觀歷史作為出發點。這種微觀歷史使我聯想到（我相信它錯誤地使我聯想到）微觀社會學在學術界並非聲名狼藉。不錯，微觀社會學由經常不斷重複的事物構成，而敘述事件的微觀歷史卻由異常的、突出的、非典型的事物構成，的確是一系列「社會戲劇」。但是，貝內德托·克羅齊不無道理地堅持說過，任何一起單一的事件——讓我舉亨利四世1610年被暗殺事件或者以完全越出本書所談的歷史時期的費里政府1883年掌權事件為例——都包含著在胚胎中的人類的整個歷史。人類的歷史是一張樂譜。這些單個的音符在它上面顯現出來。 談完這一點，我承認，由於我不是哲學家，我並不很想詳盡地論述這樣多已經向我提出的並且還將繼續向我提出的關於事件的意義或者關於人類的自由的問題。必須統一對自由這個有多重意義、在各個世紀其含義從來沒有相同過的詞的看法，必須至少分清團體自由和個人自由。1966年，法國這個團體的自由是什麼？1571年，西班牙作為一個整體它的自由確切地說是什麼？菲利普二世的自由是什麼？同他率領的艦船、同盟者和士兵一道在茫茫大海上迷失航向的奧地利的唐·胡安的自由又是什麼？在我看來，這些自由中的每一種都是一個狹窄的島嶼，幾乎是一座監獄…… 指出行動範圍的狹窄有限性，就是否定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嗎？我認為不是這樣。不會因為讓你在只打兩下或者三下之間進行選擇，問題就不繼續提出：你能夠還是不能夠打這幾下？你能夠還是不能夠有效地打這幾下？你能夠還是不能夠明白這幾下（而且僅僅這幾下）是你力所能及的？我將作出這樣不合情理的結論：偉大的實幹家是有自知之明的、能夠準確地量度自己的能力的狹窄有限性的人，是選擇把自己保持在這個狹窄有限的範圍之內，甚至利用不可避免的事物的重量以便把它加到自己的推力中去的人。任何反對歷史的主流——這種主流並不總是明顯的——的努力都是預先註定要失敗的。 因此，當我想到個人的時候，我總是很想看見他被囚禁在他自己勉強制造出來的命運里，被囚禁在一幅在他的前後構成了「長期」的無限的遠景的風景畫中。在我看來，在歷史的分析解釋中，最後終於取得勝利的總是長節拍。這樣說所產生的一切後果，統統由我來承擔。這種長節拍否定大量事件，否定所有那些它不能卷進它自己的水流中的並且被它無情地排開的事件。它當然限制人類的自由和偶然性的作用。論氣質，我是「結構主義者」，我很少受到事件的激勵和推促，只是一半受到形勢——這種具有同一標誌的多起事件的組群——的激勵和推動。但是，歷史學家的「結構主義」與在同一名稱之下煩擾人類的其他科學6的提問法風馬牛不相及。它不是把人引向表現為函數的關係的數學抽象，而是引向生命的根源，引向生命所具有的最具體的、最日常的、最堅不可摧的、最不具名的和最人道的事物。 1965年6月26日 本部分原注 1.Beiträge zum Problem des Wirtschaftverfalles,1934. 2.Travail en cours. 3.Felipe RUIZ MARTIN,in:Anales de Economia,segunda é poca,juillet-septembre 1964,pp.685-686. 4.Op.cit.,p.382 et sq. 5.《Il trend economico nello stato di Milano durante i secoli XVI et XVII.II caso di Pavia》,in:Bollettino della Società Pavese di Storia Patria,1950. 6.Cf.Jean VIET,Les mé thodes structuralistes dans les sciences sociales,1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