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制時代的中國 · 後記

太平天國起義爆發後的一百年間，中國經歷了歷史上最為創巨痛深的一次重大變革，也遭受了近代時期每一個國家都曾經歷的痛苦轉型。史家通常把這一百年劃為三個階段，每一階段都對應著非常專深的研究，第一個階段是1911年到1912年間清朝的覆滅和推翻清王朝的革命黨人發起的一系列革命運動；第二階段是風雨飄搖中誕生的中華民國，它在1928年東北易幟後由孫中山（1866—1925）創立、蔣介石（1887—1975）領導的「國民政府」完成形式上的統一；三是1949年由中國共產黨創立、毛澤東（1893—1976）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一個新的中國正在浮現，但由於如下的緣由，其進程極為緩慢：中國幅員遼闊、地形繁雜，擁有八億的巨大人口（1969年），這是任何一個社會規劃者都無法迴避的困難。更重要的原因在於，中國以一個高等文化遺產的繼承人的姿態昂首闊步地走入近代，而非一個急於改變現狀的國度；中國是一個文明的輸出者，而非對外界的指導感恩戴德的接受者。與諸多當下的落後國家的人們相比，中國人在接受現代化的好處時顯得遲滯，並喜歡像過去一樣，強調它的種種弊端。 美國人等外國人常常傾向於將中國近代史上的多災多難錯誤地歸咎於中國人自己，其實外國人難辭其咎：鴉片貿易、領土侵占、經濟剝削等等。但真正改變近代中國的動力卻來自中國人自己。 在過去的一百年間，在面對日益惡化的國內情形時，接連掌權的中國領導人對傳統中國文明的生命力——制度、社會經濟模式以及意識形態——進行了重新評估，由此導致了中國社會的劇變。這些再評估或許可以分為以下三個階段或三股思潮：一是1850—1928年的保守改良主義；二是受西方影響的漸進的革命主義，這一股思潮自19世紀90年代起，時至今日還是台灣地區的準則；最後一股是真正的革命激進主義，自1919年前後興起，以毛澤東思想為體現，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意識形態。 在19世紀下半葉，清王朝和漢族統治者為了應對西方的經濟和軍事入侵，開啟了所謂的洋務運動，引入西方科技，同時又保證不會破壞傳統的政治、社會秩序和傳統的意識形態。洋務派建立了西式的軍工廠、輪船公司等現代化機構，同時又保留了祖先的社會制度並提倡儒家學說。自19世紀70年代起至90年代，中國看似已然成功適應了新的國際環境，即使這種表象後來被證明具有誤導性，這場運動也不合時宜，但洋務運動的思想內涵還是延續到了1912年帝國隕落之後。1928年前，雄踞中華民國各地的軍閥就是這股保守思想的代表。最終，這股改良主義思潮還是失敗了，因為它無益於改善國內的社會經濟不平等的狀況。 到了19世紀末，一部分中國領袖意識到，僅僅將西方技藝嫁接到傳統政治和社會秩序上是遠遠不夠的。他們認為中國的問題主要在於清朝統治者的因循守舊，代議制的立憲政府是西方國家的力量源泉和日本崛起的動力。於是，改革派力主中國在吸取西方科技之外，還應採納西式的政治制度，但他們面對的是不願意動搖傳統秩序中的意識形態和社會基礎的保守派。這股思潮是孫中山及其學生蔣介石的主張，由二人創立、領導的國民黨從1928年開始逐漸通過立法、教育以及一系列公私混合的資本主義改革促進了中國的近代化。1949年後，在避難地台灣，國民黨人遵循這些政策理念實現了政治穩固，其生活質量也僅次於日本，位列亞洲第二。然而在大陸地區，漸進主義之路在與地主、日本人和共產黨的鬥爭中幾乎了無希望。無論何時，漸進主義者都無法成功，同之前的保守派一樣，他們不願意及時回應日益尖銳的農民問題。 與中國封建傳統決裂的、更徹底的革命激進主義在1919年著名的五四運動後興起。五四運動一開始只是抗議《凡爾賽和約》的愛國運動——和約中確認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侵占的中國領土的合法性——但運動迅速擴大，人們開始力挺「德先生」「賽先生」，並反對各類傳統。蘇聯將更多的激進分子引入這場思潮之中，到了20世紀3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對於國民黨的態度即使不是敵對的，也是極度不耐煩的；同時，農民階級的不滿也在與日俱增。在二戰和隨後的內戰期間，毛澤東機敏地將知識界的激進主義、農民的不滿和愛國主義融為一場革命所需要的政治和軍事武器。毛澤東通過農民階級的大規模運動——這股勢力正是先前的中國改革者和革命派嗤之以鼻的，發動了一場旋風式的社會革命。總而言之，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人意識到了國民黨很難自上而下地做出逐步的改變，於是發起了自下而上的迅猛革命。 中國的百年動盪造成了不計其數的傷亡和物質破壞，在其他方面的損失也同樣巨大。傳統的政治結構消失殆盡，傳統上關於大家族的理念也徹底湮滅，核心家庭在社會秩序中的主導地位不復存在，傳統的民間信仰被公然否定，傳統儒學不再受尊崇，反而被指責為在傳統上制約人們的封建束縛。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以上的這些不足又被實際的發展所彌補。通過對鄉村地區富有想像力的結構性和技術性調整，農民長期存在的積怨在很大程度上被緩解了。1949年後，百姓再也不會遭受之前司空見慣的大規模饑荒了。階級差異被縮到最小，女人獲得了與男人同等的地位，這一點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沒法與中國相比較。農業的快速增長為快速的工業化鋪平了道路，因此，中國現在能夠製造汽車和卡車，也能生產自行車、電視機、收音機、飛機、鐵路以及更加複雜的現代武器，如原子彈。此外，中國人流露出了前所未有的民族意識和民族自豪感，其情感之強烈超越了最輝煌的帝國時代。教育更加普及，識字率上升，人們能夠以史無前例的平等姿態參與到國家文化和政治大事中去。 除卻上述變化，中國的歷史如影隨形地籠罩著近代中國。即使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身上，傳統上的某些特性還在很大程度上殘存。儘管具體的制度性結構改變了，但國家依舊以一個選賢與能的官僚體系管理。它所信奉的意識形態與其說是依靠模範的身先士卒，不如說是傾向於通過法律來執行。商業和工業依舊受國家管控，以服務國家並滿足國家的優先需求。毛澤東思想秉承了中國長久以來對於人類和社會的可完善性的樂觀精神。而這並不意味著事物的變化越大，它們就越發趨同。但我們可以認為，中國人在共產主義道路中發現了能夠解決近代難題的方法，而這套方法與傳統的、截然不同的中國道路最為匹配。 至於後毛澤東時代的新秩序是什麼形式的，在穩固社會之外，它是否能夠給予中國一個與其偉大的文化遺產相匹配的地位，這些都是當代世界史中最引人注目的論題。[1] * * * [1]本書出版於1975年，時至21世紀的今天，歷史與現實已有極大變動。——編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