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人 · 前言

和《第三人》不同，《墮落的偶像》不是為電影而寫的。這只是我更喜歡它的許多原因之一。這個作品在1935年以《地下室房間》的名字出版，是我乘坐一艘貨輪從賴比瑞亞返家時為了排遣旅途的無聊而構思的。對於印在這裡的原作故事來說，《墮落的偶像》當然是一個毫無意義的名字，即便是對電影來說，這個名字也讓我聯想起約翰·柯里爾 [1] 那些關於社會問題的畫作。這個名字是發行公司給起的。 後來，卡羅爾·里德跟我提議，說可以合作把《地下室房間》拍成電影。我頗感意外，因為我覺得這個主題是沒法拍成電影的——一樁由最具同情心的角色犯下的謀殺和一個並非大團圓的結局肯定會讓現如今每部電影約二十五萬鎊的投資有收不回來的風險。 不過我們還是繼續推進了，在其後進行的多次會議上故事悄然發生了改變，於是主題不再是講一個小男孩不知不覺地向警方出賣了自己最好的朋友，而是講一個小男孩以為自己的朋友殺了人，他撒謊替他遮掩，卻差點讓他遭到警方的逮捕。我覺得這——尤其經過里德的處理——會是一個很好的故事，但是讀者如果發現這講的已經不是原來那個故事了，請務必不要感到驚訝。 為什麼把場景改成了使館？這是里德的點子，因為我們都覺得倫敦上流住宅區的大宅在我們所處的戰後歲月里已經具有了時代的特徵，而我們並不是要拍時代劇。我對於他的解決方案糾結了一會兒，隨後便全盤接受了。 要記起原作故事中哪處改動是誰做的總是一件難事——只有幾處細節除外。比如，把對女孩的盤問改在女孩和貝恩斯用過的床邊進行是我的點子，跑來給鐘上發條的男人那句巧妙的插話是里德的點子。蛇是我的點子(我一直都喜歡蛇)，而里德剛開始的時候還曾出於同情對此表示反對。 對於這兩部電影我有一點是完全肯定的，那就是它們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完全是因為卡羅爾·里德，他是我唯一認識具有人類同情心所特有的溫暖的導演，對於在合適的部分用合適的臉他有著非同一般的感覺，他在剪輯上異常精準，另外同樣重要的一點是，他會對作者的擔憂感同身受，並懂得如何加以引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