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帝國的末路 · 第十七章 墨索里尼倒台與義大利倒戈

墨索里尼倒台與義大利倒戈 1943年7月24日法西斯委員會發起對墨索里尼的不信任動議；7月25日逮捕墨索里尼，巴多利奧奉命組建新任政府；8月12日義大利開始與盟軍進行秘密停戰談判；8月22日第10集團軍總部參謀團隊在義大利南部組建；9月3日，義大利單獨與盟軍停戰；9月3日，英國第8集團軍在南卡拉布里亞登陸；9月8日，艾森豪威爾與義大利政府宣布停戰；9月12日，救援墨索里尼。 序幕拉開 1943年1月31日，義大利元帥卡瓦萊羅伯爵被解職，我自然也請求墨索里尼解除我的指揮權。卡瓦萊羅對我來說不僅是普通的戰友，而且我相信他對我也有同感。我支持卡瓦萊羅，並警告墨索里尼要提防安布羅西奧，因為我曾多次聽到義大利軍官對他進行批評，而且我感覺他缺乏綜合指揮的能力。墨索里尼請求我重新考慮我的請求，再次向我保證「兄弟般的信任」以及他希望以後可以有更密切的個人合作。很遺憾，儘管我有更理性的判斷，但我還是被說服了。 我立刻意識到義大利最高統帥部的氣氛發生了變化。我拒絕了安布羅西奧提出的要指揮突尼西亞境內所有軸心國部隊的提議，我猜想他的動機是要趕走我這個討厭但權威的德國指揮官兼觀察員，並把我在羅馬的影響力消除掉。除非得到我的核准，否則不能發號施令，這種安排在實踐中很容易落實，因為大多數命令都是由我的參謀或聯絡參謀直接擬訂的。儘管安布羅西奧的專橫有時令人無法容忍，我仍然對他保持著忠誠，只是更改了一些例行的做法，如不再親自出席會議，改讓我的參謀長作為代表。我與墨索里尼的會晤也僅限於非常緊急的事務。一開始我認為安布羅西奧對我明顯的敵意是由於競爭而引起的，但後續許多事件很快就表明，他正在策劃對現有制度進行改革，而且可能還有更多想法。里卡爾迪上將和福吉埃上將會繼續留在任上，擔任海軍和空軍的總司令，羅西（Rosi）上將則出任陸軍總司令，他是一個紳士也是我的朋友。老實說，我正在努力克服不信任的念頭，以在我和墨索里尼之間建立起完全相互信任的關係。我最初擔心，墨索里尼用安布羅西奧代替卡瓦萊羅是在自掘墳墓，但直到1943年2月8日內閣變動我才暫時消除了這種擔心。當時，無論是我本人還是德國大使馮·馬肯森（von Mackensen）抑或是德國武官馮·林特倫，都不認為當前政權面臨著迫在眉睫的危險。 就連墨索里尼在7月24日的時候也覺得自己的位子仍然穩固。 那天我獨自去見墨索里尼。因為他當時有一個重要的政治會議，所以請求我多等一會兒。半小時後我進去了，他滿面笑容並熱誠地向我打招呼。 「你認識格蘭迪（Grandi）嗎？」他說，「他剛剛離開。我們進行了一次坦誠的對話，發現我們的觀點很一致。他對我忠心耿耿。」 我理解他這種發自內心的喜悅，但就在第二天，我得知正是這位格蘭迪在義大利法西斯大委員會（Fascist Grand Council）上主導了針對墨索里尼的圍攻，我不禁問自己，墨索里尼的輕信和格蘭迪的狡詐，哪個更令人震驚？就在前一天，即7月24日，馮·馬肯森還告訴我，他得到了積極的消息，一切風平浪靜，墨索里尼仍然掌控著大局。 在內閣變動和墨索里尼倒台之間的這段時期，軸心國的最高軍事政治會議也正在召開，鑒於不斷變化的戰爭局勢，這次會議也採取了一種完全不同的形式。風起於青萍之末，見微而知著。 現在讓我簡要地回顧一下這個歷史事件。首先，也是最重要的，關於增加德國軍隊在義大利境內的兵力，產生了一番較量。這是義大利陸軍總司令羅阿塔（Roatta）提出的，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墨索里尼和安布羅西奧希望對德國軍隊加以限制，於是關於德國和義大利的軍隊部署發生了曠日持久的爭吵，而且義大利從6月21日開始還極為誇張地要求德國擴大援助。他們提出的要求包括援助17個裝甲營、33個炮兵連、18個反坦克營或突擊炮營以及2000架飛機。這個要求意味著談判方向的徹底改變，我在義大利外交部副部長巴斯蒂亞尼尼（Bastianini）組織的一次會議上表達了反對意見。雖然我的觀點也得到了意方不少人支持，但安布羅西奧斷然拒絕修改他的數據。這就值得深思了。德國國防軍最高統帥部也對這些無法滿足的要求感到為難，但最終於1943年7月中旬表示拒絕。 希特勒於7月19日在費爾特雷（Feltre）與墨索里尼進行了會晤，但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希特勒並沒有對德國的領導地位提出深遠的意見，墨索里尼也把他對是否應該繼續戰爭的懷疑閉口不談。 德軍最高統帥部總長凱特爾（Keitel）和安布羅西奧進行了軍事會談並達成一項協議，德國和義大利的軍隊應該移防至義大利的南部，但他們都不想首先邁出這一步。 而此時在前線的德意兩軍指揮官的關係卻非常融洽。我手下參謀團隊中的義大利陸海空三軍軍官都與我們友好相處，只有我的義大利副官是個例外，他有點令人失望。他已經在我手下工作多年，我一直對他非常坦誠。雖然我費了些功夫為他安排了另一個任命，但我感覺到他對我和軸心國聯盟的態度已經發生了變化。 我在墨索里尼被捕後的行動 義大利法西斯大委員會上的事件以及後續發展表明，我們的假設是完全錯誤的。墨索里尼被廢黜，法西斯政權也隨之倒台。就像1945年希特勒遭到他黨內朋友們的反抗一樣，這位「領袖」也被他最信任的追隨者們拋棄並徹底被擊垮。雖然他的倒台或至少他的被捕是可以避免的，因為他可以把仍然忠於他的義大利和德國軍隊召至身邊，但他盲目的自負最終變成了他最大的敵人。 7月25日，當我獲悉墨索里尼被捕，已是傍晚時分，我立即要求覲見國王。在猶豫了很久之後，國王陛下傳訊，他當天晚上不能接見我，但答應第二天召見我。在去覲見國王之前，我首先拜訪了巴多利奧（Badoglio），他對於我的提問，只能告訴我一些在皇家公告中已經公開的事情。 他所說的要點是，新政府將充分尊重《同盟條約》中所規定的義務，以及「領袖」是被保護性拘禁起來，這也是為了他的人身安全。巴多利奧隨後向我展示了一封墨索里尼承認政權更迭的信，但他不能告訴我墨索里尼被關押在哪裡，這隻有國王知道。他請求我不要讓他在政治上為難，所以我在此指出，我個人的職責是對墨索里尼負責，因此理所應當想要知道他的下落，這與希特勒深切關心他的朋友是不同的。 這次會談給我的印象是充滿了冷漠、謹慎和虛偽。 後來我又去見了蒙特澤莫洛伯爵（Count Montezemolo）上校，他是巴多利奧的副官，後來成了反德游擊戰的指揮官。 我在王宮裡的覲見大約持續了1小時，國王陛下的態度非常和藹可親。他向我保證，戰爭的方式不會改變，相反還會得到加強。他告訴我，他不得不換掉墨索里尼，因為大委員會堅持認為墨索里尼已經失去了民意的支持。他說他極不情願做出這個決定。他不知道墨索里尼現在在何處，但向我保證，他個人會對他的健康和醫療負責。只有巴多利奧知道「領袖」在哪裡！他說他非常欽佩元首，羨慕他至高無上的權威，他自己根本無法與之相提並論。 我的印象是，過分友好的面具再次掩蓋了會談中的緘默和虛偽。 希特勒的第一反應 墨索里尼的倒台與被捕損害了德國與義大利最高政府部門之間的關係。希特勒在這場突如其來的事件中看到的不是普通的政府危機，而是義大利政策的徹底逆轉，其目標是儘快以有利的條件結束戰爭，而這將意味著犧牲他的盟友。在此之前，他的不信任只針對王室及其追隨者，現在卻對所有義大利政治家和軍事領導人大發雷霆。曾經在戰場上的失利現在看來更像是蓄意破壞，甚至是義大利最高統帥部的背信棄義。義大利軍隊最近在阿爾卑斯山建設了一些陣地，似乎也像是準備掉頭對付德軍的前線。他覺得自己被出賣了，決定先發制人。 按照希特勒的意思看來，首先就要「清除」王室和巴多利奧。清除他們並沒有什麼特殊困難。令人高興的是，他放棄了這個因一時衝動而產生的想法。 他的另一個計劃是確保王室成員、主要政治家和軍事指揮官的人身安全，一出現危險的萌芽就預先消滅，避免演化成大逃亡。這個機會經過了仔細擬訂，但沒有通知我。 幸運的是，這項計劃同樣沒有機會實施，它讓位於希特勒想要拯救墨索里尼的計劃，為的是他們可以再次謀劃共同的事業，一種唇亡齒寒的感覺促使他下令要不惜一切手段——實際上是由斯圖登特將軍手下的黨衛軍少校斯科爾茲內（Skorzeny）完成的。雖然這個輕率的計劃是對我保密的，但我總會聽到一些風聲，因為所有的線都會匯集到我的手上。 在醞釀的其他措施中，都認為巴多利奧提出的與希特勒舉行會晤的建議將會遭到拒絕，因為希特勒認為會晤不會達成任何結果。我只能認可這個觀點，但我的認可沒能避免我和希特勒以及那些唯唯諾諾的人之間的分歧變得更加尖銳。我被列為「親意派」，因此，只要在義大利我能夠幫助維持與王室的友好關係，他們就認為我最適合在意工作。在這個需要迎難而上發出不同聲音的時候，曾經有一個人選，那就是隆美爾，但他的集團軍群（總部在慕尼黑）現在卻駐紮在我的後方。我在義大利的合作者同樣也失去了希特勒的信任，首先是德國大使馮·馬肯森和馮·林特倫，接下來是馮·波爾，馮·里希特霍芬和馬肯森的繼任者拉恩（Rahn）。我們都接受國王的表態和負責任的政治家巴多利奧的正式保證。我們注意到前線士兵之間的同志情誼並未受到影響，儘管安布羅西奧和新任總司令們的態度讓人心存疑慮，但我們相信國王會信守承諾。 據我所知，羅阿塔為滿足軍事需要而付出的努力，手段巧妙卻光明正大。我喜歡和他一起共事，因為他是唯一還會負點責任的人。即使在今天，我也完全不清楚人們把羅阿塔作為敵人和叛徒進行譴責是否正確。 德·庫爾頓（de Courten）上將表面上是一個最隨和的人，結果卻最令人失望。 新任義大利航空部部長聖達利（Sandalli）將軍此前曾對馮·里希特霍芬做出過相當出色的評價，但我與他的幾次談話都令人非常不滿意。 除了安布羅西奧，我沒有理由讓人產生不信任，這一點馮·林特倫表示同意。我不斷想辦法來消除希特勒對我不分青紅皂白的反感，但這更加激怒了他。他曾經用一種忍無可忍的語氣提到我：「凱塞林那個傢伙在那邊對那些生性不忠的叛徒來說太誠實了。」 轉折點出現在8月23日凌晨3點，當時希特勒當著戈林的面對我說，他收到了義大利背叛的確鑿證據。他懇請我不要再上當受騙，為事態的惡化做好準備，這一披露立刻讓我束手束腳。我對此只能相信，但很遺憾他沒有告訴我消息來自何處。從這一刻起，我所有的精力都開始被這個政治魔咒所拖累。 希特勒對我個人的不信任，已經有所改變，但仍然存在。所以當拉姆克的第2空降師降落到我在羅馬的機場時，我和義大利政府同樣感到驚訝。我一直都在請求增派部隊，從各個角度來看，這都是如願以償，但我希望不要採取這麼一種不那么正規的程序。羅馬地區突然出現了空降師，雖然引起了一些不滿，但顯然加強了我們的力量，而從這一刻起，義大利政府就能認識到，我們已經看穿了他們的兩面派做法。 不久之後，當德國軍隊和參謀開始湧入義大利北部時，義大利人的悲觀情緒加深了。希特勒這樣做的原因盡人皆知，我們必須做最壞的打算，如果巴多利奧要對抗德國，向北部邊防增兵並阻止德國的鐵路運輸，那麼接下來德國將誓死捍衛義大利，避免自己被出賣給敵人。誰控制了布倫納（Brenner）以及向東通往奧地利和巴爾幹半島、向西通往法國的公路和鐵路，誰就扼住了德國的命脈。因此，無論義大利人多麼感到不安，正是他們的罪惡行徑導致了希特勒將B集團軍群調入義大利北部。儘管德國軍隊的官兵們能夠大概理解義大利人的感受，但這期間也出現了一些錯誤，導致我在阿爾卑斯山這一側的聲望受損。馮·林特倫的工作越來越難，但不管怎樣，巴多利奧現在已不可能實現他那邪惡的想法了，否則我就對不起那些犧牲的忠誠戰士們。回想起來，我認為巴多利奧確實有這個意圖，想強硬地要求在義大利中部和北部的德國部隊遷到卡拉布里亞和阿普利亞，這已經表現得越來越清楚了。而這時義大利人已經在和同盟國談判投降事宜。 當然，義大利政府和最高統帥部也通過口頭和書面抗議了這種對他們主權「無法容忍的侵犯」，並單方面採取了軍事預防措施。 我們的措施之一是加強羅馬附近的作戰部隊，使他們逐漸增加至5個師以上，並增加了裝甲兵種。儘管戰事緊急，但這些部隊也一直小心翼翼地保留著。 8月6日，里賓特洛甫和凱特爾在塔爾維斯（Tarvis）會見了安布羅西奧和瓜里利亞（Guariglia）元帥，但這些會談沒有取得任何實質性的結果。這不足為奇，因為對抗已經變得明顯化。兩位將軍想要做出讓步，這在正常情況下幾乎不可能會被提及；凱特爾希望義大利把駐在本土中部和北部的意軍派出參戰，而安布羅西奧則堅稱所有進入倫巴第（Lombardy）的德國部隊都應置於義大利的指揮之下，並接管保護鐵路的任務。在這些問題上的分歧阻礙了對其他問題的討論。 羅阿塔建議於8月15日舉行第二次會議，這次是由德軍總參謀部作戰局局長約德爾（Jodl）將軍參加。會議一開始就籠罩著明顯的緊張氣氛。約德爾由隆美爾陪同，他把隆美爾稱為現駐紮於義大利的B集團軍群總司令。約德爾從希特勒那裡獲得了明確的指示，想讓南方戰區司令部和所有在義大利中部和南部的德國軍隊都聽命於國王，而在義大利北部的德國和義大利軍隊則應該聽從B集團軍群的指揮，也就是歸德國國防軍最高統帥部調遣。羅阿塔重複了安布羅西奧的提議，義大利北部的所有德國部隊應該接受義大利的指揮，同時建議從法國南部召回義大利第4集團軍。後一項建議得以通過，因為現在B集團軍群控制著義大利北部的所有關鍵陣地，這些部隊在那裡的部署已經毫無意義。在所有其他問題上，他們都未能達成一致。事實上在墨索里尼倒台後，南方戰區總司令只會聽命於國王。約德爾在闡述他的要求時，一定別有用心。我當時確信，他提出這些要求，知道義大利人不可能接受，從而迫使他們攤牌。 儘管在高層有隔閡，但我作為南方戰區總司令，繼續與義大利各部門進行公正友好的業務往來。甚至我在8月21日還在義大利最高統帥部同安布羅西奧舉行了一次會議，邀請3個軍種的總司令都參加，從表面上看，這次會議毫無差錯。陪同我的是我的參謀長韋斯特法爾將軍，他最開始與一個行動小組一起加入我的參謀團隊，後來成為我唯一的參謀長。討論了未來的計劃之後，安布羅西奧要求增派一個德國師移防撒丁島。我出於純粹的軍事原因表示拒絕。當時我還不知道安布羅西奧實際上知道投降的談判已經開啟。在他的要求中幾乎沒有考慮當時的局勢，我不得不留了一手。 因此，希特勒在8月23日所說有證據顯示義大利要背叛並不是什麼爆炸性新聞。安布羅西奧的目的只是通過削弱在義大利中部和南部的德國軍隊來幫助盟軍。我敢肯定，他很想甩掉第2空降師，為盟軍在羅馬的空降鋪平道路，這樣他就可以和他們聯手，從坎帕尼亞（Campagnia）在背後給我們致命一擊。 我為局勢穩定所付出的努力 雙方之間關係的逐漸惡化促使我很早就開始考慮，如果義大利投降，我應該採取哪些措施。我的主要做法是牢牢控制住義大利軍隊及其指揮部。如果義大利有可能退出軸心，相比起同室操戈的風險，這樣做還是值得試一下。現在只能指望，隨著戰爭的繼續，義大利在投奔到對方那邊的時候，能夠讓事情稍微簡單一點。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我儘量通過個人或參謀人員開展談話的方式，協調我與義大利陸軍部隊（Esercito）、海軍統帥部、空軍統帥部關於未來戰爭走向的看法。義大利負責聯絡的軍官對我提供了毫無保留的幫助。但就在義大利投降前夕，他們還同意將義大利軍隊轉移至卡拉布里亞和阿普利亞，這件事不得不引起我的思考。約德爾對羅阿塔的判斷到底對不對？這不成「睜眼瞎」了嗎？當然也有一定的可能是，羅阿塔不知道當時的談判，只是後來才接到安布羅西奧和巴多利奧的批准。 在這幾個星期里，我還與在義大利南部、撒丁島和科西嘉島的意軍下屬指揮官們進行了私人溝通，發現他們既樂於助人，又相互理解，並得到他們德國戰友的信任。 在這段時間，我與現役海軍上將很少有私人接觸。海軍統帥部完全在忙於西西里島海軍港口的作戰行動，但同時也營造出一些緊張氣氛，讓塔蘭托和布林迪西（Brindisi）加緊防禦，以防盟軍在卡拉布里亞登陸。此外，它還有閒暇準備集中精力開展一場大規模的海軍行動，在半島上部地區防備看似不可避免的登陸作戰。關於艦隊應該採取何種行動的會議在南方戰區司令部和義大利海軍統帥部之間持續召開。就在義大利投降的當天，我本還要去找德·庫爾頓上將，與他討論海軍最終要在那不勒斯（Naples）附近海域參加戰鬥來抵抗登陸艦隊，但就是這個人，率領著義大利海軍從拉斯佩齊亞出海向敵人投降了。 馮·里希特霍芬和他的參謀們負責與義大利空軍打交道。雖然義大利空軍能提供的幫助不多，但把地勤機構都慷慨地交給我們，同時義大利轟炸機組成員和戰鬥機飛行員也在德國教官的指導下接受德國飛機的培訓，練習運用德國戰術。 「軸心」行動 不幸的是，後方的情況與前線完全不同。這裡的情況讓人有理由懷疑義大利意圖破壞同盟條約，因此德國國防軍最高統帥部下令採取措施保護在義大利境內的德國部隊。這一行動的代號取為「軸心」（Axis）。 由於義大利人將以何種方式、在何處和何時放下武器仍然未知，採取反制措施的餘地非常有限。最重要的是做好準備，能夠應對一切可能性，因此在戰術方面，我沒有簽發任何書面命令，例如在羅馬應該採取什麼措施，我只是與相關人員討論了一下我的計劃。 我的指導方針是： 撤回高危前線上的德國駐軍，包括在偏遠島嶼的駐軍。 所有的物資存儲都要儘可能地隱藏起來。要與相關的義大利指揮官達成協議，便於撤離工作順利開展。在預計會遇到困難的地方，應通過隱蔽撤走部隊和物資等方式來避免矛盾激化。 在島嶼和卡拉布里亞前線，撤離工作不費一槍一彈，但在遭到義大利部隊反對的地區，則要用一切可行的辦法來保證鐵路暢通。 負責與義大利參謀對接的聯絡軍官也將密切注意他們的活動。 自我保護措施必須輔以城鎮的撤離行動，對於那些無法落實的地區，德國行政機構必須集中在防守嚴密的建築物內。 空軍司令部在「軸心」行動中的任務是立即控制所有可用的飛機和防空炮，海軍的任務是阻止義大利艦隊出海，以便日後為德國所用。 最後一步是占領所有重要的軍事信號站，即使不能完全使義大利統帥部陷於癱瘓，也可以阻礙其行動。 我和第2航空隊的總部在弗拉斯卡蒂（Frascati），當地部署的防禦力量包括陸軍部隊和高射炮部隊，其中陸軍部隊在阿爾巴諾丘陵（Alban Hills），都得到了加強，防空洞也進行了擴大。 在義大利倒戈之前的這段時間，我和我的下屬指揮官都處於異常緊張的狀態。作為一名軍人，對於盟友和希特勒強加給我的這種兩面人做派，我實在容忍不了。我對義大利夥伴們有著盲目的信任，對於國王和巴多利奧的話也毫不懷疑，但是此時此刻盟友對我們的欺騙又看似有著合理的理由，這使我無法調和兩者之間的矛盾。我與元首總部的交流本就充滿了不愉快，這件事無異於火上澆油，再加上繁重的軍事任務、蔓延到義大利全境的空戰局勢以及日趨黯淡的前景，都逐漸使我神經緊張起來。在義大利投降的當天發生了許多事，我的總部遭到了空襲，盟軍登陸薩萊諾灣，皇室和政府從羅馬乘機離開。但我可以欣慰地說，我竭盡所能付出的努力，阻止了義大利人邁出那一步，並儘量維護了德國的利益免受損害。 投降之日—1943年9月8日 9月8日上午，沒有跡象表明這一天將對地中海戰區具有決定性意義。當盟軍轟炸機編隊飛過弗拉斯卡蒂上空時，高射炮開始轟鳴，我正在開會討論防禦方法。當我正要離開辦公室時，第一批炸彈落在了我的玻璃陽台附近，後來又在我的防空洞不遠處進行了多次轟炸。敵人的空襲沒有對軍隊造成多少損失，但是極大地破壞了這個城鎮並傷害了許多居民。我立即發出警報，下令所有部隊一起還擊。這次空襲很有指向性，因為我們在一張地圖上發現，我和馮·里希特霍芬作為總指揮部的房子被精確地做了標記，而這次就被一架轟炸機給炸毀了。這表明義大利方面有一些軟骨頭做了出色的工作。然而，由於通信部隊的功勞，我們就在最近已停止使用這個總部。顯然，國王和巴多利奧都認可了這次進攻，其實之前他們如果要求我把總部搬到人口較少的地方，我也無法且不會提出任何反對意見。空襲結束幾分鐘後，我離開了防空洞，空襲防禦部隊和來自羅馬的消防隊就已經到達了該鎮的入口，這也表明他們對空襲有一定的預見性。 我不得不考慮在9月8日夜間可能會有登陸行動，並設想義大利和盟國之間公然開展了合作。 但即使在上午的空襲之後，義大利統帥部的行為也沒有任何改變。我指示我的參謀長和林特倫的繼任者圖桑（Toussaint）將軍按照日程安排前往蒙特羅通多（Monterotondo）同羅阿塔一起出席會議。我又同前線的所有指揮官都談了話，命令他們待命，並批准海軍總部從羅馬遷到弗拉斯卡蒂地區。下午晚些時候，約德爾打電話來詢問關於義大利投降的電台廣播是否準確。由於我沒有聽到有關此事的任何消息，我安排隨後再電話聯繫。我的詢問得到了令人震驚的答覆：電台新聞是故意轉移注意力的，戰爭將繼續下去。因此，我堅決要求官方立即否認這一非常危險的謠言，卻從未得到落實，因為與此同時，義大利政府被迫公開承認真相。這次我還是從約德爾那裡首先得到了消息，他從巴多利奧那裡給我發了一條無線消息，元首總部也是剛剛收到。我把這個消息告訴了圖桑和韋斯特法爾，他們主動打聽，羅阿塔告知他們整個事件是一個有預謀的騙局。 將軍們繼續進行著討論，當韋斯特法爾向我匯報時，已經是深夜了。他之前擔心他和圖桑會被扣留在蒙特羅通多。晚上八九點鐘的時候，羅阿塔給我打了個電話，鄭重地向我保證，這個消息使他感到意外，他並沒有試圖欺騙我，但我確信巴多利奧和安布羅西奧想把我蒙在鼓裡，以免我第一時間採取反制措施。當局勢明了後，我已經來不及採取行動，皇室和政府都已經逃離了。 雖然我還能和約德爾以及前線的指揮官們進行通話，但是德國國防軍最高統帥部只能讓我們聽天由命。南方戰區總司令被從元首總部除名了。在發送了通信代碼「軸心」之後，我簡短地告訴下屬指揮官們接下來幾天我將重點關注的事情。晚上晚些時候，我們的空中偵察報告說，登陸艦隊仍在那不勒斯附近的海域，我們認為最嚴重的危險可能沒有發生，但敵艦的逼近將增加駐在義大利南部的第10集團軍的壓力，這同樣也在我的職責範圍之內，因為我實在指望不上B集團軍群能給我們什麼幫助。與此同時，當晚從羅馬發來的報告使情況變得比現在更為危急。報告稱，在德國大使的主持下，所有德國國民正在被遣返回德國。 卡瓦萊羅的結局 羅馬城內外的軍隊在卡爾博尼（Carboni）將軍的領導下剛放下武器，我就下令釋放包括卡瓦萊羅伯爵在內的所有被囚禁的法西斯領導人。我邀請卡瓦萊羅和另外一兩個義大利人一起到我的駐地。在抵達的時候，他們表現出來的樣子，當時我還無法理解，但現在我自己也曾經做過一段時間囚犯，所以就釋然了。卡瓦萊羅撲到我的身上，並吻了吻我，這種問候方式對我來說是第一次。 考慮到他們的精神狀況，我指出，為了他們的安全起見，有必要把他們暫時送到德國去。接下來在幾天之後，他們就將乘飛機前往。卡瓦萊羅的妻子病得很重，住在醫院裡，這讓他非常難過。他請求我允許他第二天去探望她，我當然欣然應允。他在妻子的床邊待了幾個小時，回來後一直在向我表達著他的感激之情。第二天吃晚飯時，我向他說明，我將親自保護他的妻子，並保證他在德國期間會把他們的信轉交給他，預計不會在德國待得太久。我還透露了一下，希特勒非常尊重他，墨索里尼肯定會任命他為新內閣的戰爭部長。 一天吃飯的時候，卡瓦萊羅顯得異常凝重。我想這可能是由於最近幾周的起伏以及即將與他妻子離別。他早早道了晚安，由一名軍官護送到他的住處。第二天一早，噩耗傳來，讓我大吃一驚：有人發現他坐在花園裡，已經死了，眼睛還盯著「永恆之城」（羅馬）的方向。我立即下令進行醫學和司法檢查，結果是確鑿無疑的：他結束了自己的生命。經過對他的義大利朋友們進行詢問，以及其他一些事情，我們明白了，那天晚上大部分時間他都在房間裡踱來踱去，很早就去了花園。 至於原因，據我所知，卡瓦萊羅曾參與過一場反對墨索里尼的陰謀，也許已經被墨索里尼所知。前往德國的行程，以及希特勒組建流亡義大利新政府的計劃，都必須讓他再次與這位「領袖」接觸，這是他無法面對的。在絕望的心情中，他找不到別的出路。很遺憾，他沒有向我袒露心聲。 我曾經敘述過這件悲慘的事情，因為在審判前我在威尼斯（Venice）聽到有人說過，也在報紙上讀到過類似影射的話語，說卡瓦萊羅是被我或我下令射殺的。我在這裡再重複一遍我在威尼斯審判之前說過的話： 「我尊敬卡瓦萊羅伯爵，給了他無條件的支持，因為我知道在軸心國集團內部，他是一個值得信賴的朋友，他認為促進我們共同的利益發展是最偉大的事業，雖然受到諸多非難，但是仍毫無保留地為之付出一生。他的天賦遠超常人，是一名能幹的傑出軍人。他活力充沛又具有精明的外交技巧。在我看來，他是當時唯一能夠把義大利戰備工作和戰時經濟協調好的人。我經過深思熟慮給出這樣的評價，因為我充分了解他自身的缺點，也知道在義大利軍隊中有部分軍官對他極為牴觸。」 國王維托里奧·埃馬努埃萊三世、墨索里尼與希特勒 墨索里尼當然是一個絕對的獨裁者，但他知道如何履行對王室的職責。然而，令人驚訝的是，在他們共事的漫長歲月里，他們內部之間幾乎沒有和諧可言。這一點尤為重要，因為墨索里尼野心勃勃地追求權力，這與國王不謀而合，而他們卻可能都選擇了錯誤的相處方式，最終導致他們雙雙垮台。 推動社會新聞工作是墨索里尼的政治根基，他始終是一名政客。他自己熟練掌握了外交規則，知道這些規則該用於何處，並首先把它們用於宣揚自己和人民。人民要求建設強大的現代化陸軍、海軍和空軍，他很聰明地把這些呼聲融進自己的政治目標中，而這其實也是他作為三軍部長而煽動起來的。然而，軍隊訓練的缺乏無法讓他認清事實，也不足以讓他發現這個華麗外表背後的空洞內核。從表面上和意識形態上看，他都是希特勒的朋友，但他嫉妒希特勒的軍隊力量和軍事勝利，這是墨索里尼投身軍事冒險的重要原因之一，但這最終導致他的職業生涯以悲劇而終結。 隨著我與墨索里尼的接觸越發親密，他所擁有的健康和權力也在逐漸流逝。他對追隨者的絕對信心開始減弱，他的身體狀況已不允許他繼續果斷行動，他的決策也越來越多地受到身邊顧問的影響。直到後來他在加爾達湖（Lake Garda）岸邊恢復原職，實際權力卻少得可憐，他越來越傾向於讓人昏昏欲睡的哲學思索。他現在已不再是一個獨裁者，只是在變幻莫測的生活中曾染指過權力的巔峰，他本來可以避免現在這個殘酷、可憎的結局。 希特勒出任德國人民的元首源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及其混亂的餘波。從1921年至1945年，他覺得自己首先是一名軍人，現在又正值政治活力的巔峰，這就是為什麼他的政治組織都要穿制服，以及為什麼他打造的德國國防軍氣勢不凡又充滿戰鬥力。在他出色的宣傳工具的支持下，他確實成了民眾的偶像。難怪他逐漸相信自己是獨一無二且無可替代的，而且他的使命就是致力於德國永恆的偉大和安全。因為他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長生不老，所以這個使命必須在他有生之年內就要完成。他在早年時期准許他的戰士和臣民們擁有前所未有的發展空間，但隨著戰爭的拖延，他也好像變了一個人。他認為顧問們不再像他所希望的那樣為他服務，後來又感到他們大多數人也不再了解他，於是他覺得自己被遺棄和出賣了。這在心理學上是個有趣的個例，他在許多領域都有著毋庸置疑的優點，但他也有自卑情結，這種情結讓他憎恨所有自由表達意見的行為，並迫害所有臆想的或真正的對手。他把所有的責任都集中在自己身上，這讓他的擔子很重，這種過度緊張導致大家都見過他的喜怒無常和草率武斷，而其後果往往是可怕的、不人道的。 儘管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在本質上存在相似之處，但他們同樣也有著根本的不同之處。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都是他們追求的權力意志和不受控制的獨裁統治的受害者。如果像希特勒設想的那樣，在元首之上再設立一個參議院作為監督機構或「防火牆」，其實也是遠遠不夠的！這種原始的力量需要「從一開始」就控制住，即使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人物也應該為了自身和人民的利益而建立這種控制。無論獨裁政權以何種形式出現，如果不受限於任何外部或內部的法律，那麼都將是短命的，自己就會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