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球的故事 · 四十七

新的世界 我想知道乞力馬扎羅雪山究竟有多高。可等到整本書寫完，又修改了五六遍之後，一排排的數字卻都變得古怪起來。因為圍繞著它們的總是抄錄，再抄錄以及沒完沒了的修訂。這些數字有和自己捉迷藏的習慣。前一刻還是這樣。下一刻就變成了別的模樣。如果你有過雪盲的經歷，就會明白我的意思。 「可是，」你會說，「這並不算什麼難題啊。找一本可靠的地理手冊，或是百科全書，或是地圖，看一看，然後抄下來就行了。」 如果這些該死的地理書、百科全書和地圖能夠在任何特定事實上保持一致的話，那就太簡單了。但顯然它們不是。大部分標準的地理書籍這會兒就堆在我的書桌上，任何時候翻開它們都是一件樂事。這並不是因為它們讀起來特別有趣。地理原本就不該是一門太好玩的學科。可一旦開始在山峰、海洋之類的事情上耍把戲，這些書籍簡直稱得上高明極了。江河流域與內海流域的面積一會兒變大，一會兒縮小，一會兒縮小，一會兒又變大。任何特定區域的年平均氣溫從來不平均，也不會穩定很長時間，反倒讓不同氣象站的水銀柱跳動得好像金融大恐慌時期的股市行情收錄器。海底起起伏伏，不住嘆息，就像瘋狂追逐貓咪的人大喘氣時的肚腹。 在這個世界裡，許多地方已經缺失了信任，我不想再進一步打破它的幻象。然而，經過在「地理事實」中的一番掙扎後，我對更多的重要數據產生了懷疑。我疑心，這種不幸的觀點差異是我們無可救藥的民族主義缺陷所決定的。每個小國家必定都有一些完全屬於自己的數據，好以此彰顯自身主權的獨立。 但那都是小節。還有其他的問題，我可以列舉幾個。這個世界上一半地方的重量和長度度量體系遵循十進制。另一半還堅持十二進制。要將米和公里換算成精確而非約略的碼和英里數就不是容易的事。世界大戰期間的軍火製造商就深受其苦。儘管如此，如果有能幹的數學助理（我在這類事情上完全沒有天分）幫忙，必要的計算是能夠完成的。可是，涉及不同國家、高山、江河的名字，又該怎麼辦呢？應該怎麼拼寫？直隸灣（渤海灣）—Gulf of Chili—Gulf of Tjili —Gulf of Tschili—Gulf of Tshi-li，選一個吧，我的朋友！興都庫什山—Hindu-Kush — Hindoe-koesch — Hindu-Kutch — Hindu-Kusj，你更喜歡哪一個？若是至少幾大語言體系能夠達成一致，為俄羅斯或中國或日本或西班牙名字確定一個合適的寫法，那也不算太糟。可在將這些奇怪的發音翻譯成本國語言時，每一種大的語言本身就至少有兩套（有時候是三套）不同的譯法。 更有甚者，除了這類語言衝突，再小的地方也能宣稱自己的方言享有與其他語言完全平等的權利，都是「祖先傳下來的神聖的語言」，戰前的歐洲地圖很簡單，最近卻也五花八門起來，各種語言爭相亮相，結果，再要看明白庫克先生那份權威的老《大陸鐵道指南》就變成了如同商博良[1]面對最初六個埃及象形文字一樣的工程。 我並非在尋找託詞。凡我寫下的都是有據可查的，但在有關高度深度的問題上，還請寬容些。當權威的百科全書和數據手冊在三四頁里三番五次自相矛盾時，可憐的業餘愛好者又能怎麼辦呢？ 我猜到頭來，他也會和我一樣。他會將所有這些學術書籍視為麻煩，乾脆買回來一本《世界年鑑》，然後說：「我就以這本書為準了，如果誰要因為我將乞力馬扎羅雪山的海拔寫作19,710英尺而跑來質疑我（《大英百科全書》為19,321英尺，安德魯斯的《地理教材》為19,000英尺，《塔爾與麥克默里地理叢書》19,780英尺，《牛津高級地圖》19,320英尺，《世界年鑑》19,710英尺），我就讓他去看看世界電訊公司的這些出版物，讓他自己去頭疼。」 但在我以這個有關乞力馬扎羅—Kilimanjaro — Kilimandjaro — Kilimantscharo — Kilimansjaro的話題開頭時，真正想談的其實是接下來的事。那時候我正在一堆地圖冊里翻找我的《世界年鑑》，卻無意間拿起了一本不久前剛收到的小冊子。那是一本專門介紹羅納德·羅斯爵士[2]的生活與工作的小宣傳冊。作者以非常得體的措辭暗示，羅納德爵士雖然不至陷於貧困，但也遠遠談不上富裕，我們或許可以做些什麼，至少保證他在餘下的日子裡——希望它們還很多——能夠享有合理的舒適。當然，他的要求並不過分。科學家們很少會計較金錢上的報酬。只是科研工作已經完全摧毀了他的健康，一把更加方便的輪椅就能讓他生活得好一點。 放下這本宣傳冊，我想起了我們美國的沃爾特·里德[3]。我不記得我們高貴的國家為他的遺孀提供了什麼。如果沒記錯的話，這位善良的女士得到了「免費郵寄特權」（國會議員也人人都有），當然，她還收到了通常都會發給醫療部隊遺孀的一筆撫恤金，此外，就是某個地方一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醫院了。 就這樣，沉浸在思緒中的我開始尋找有關流行病史的書。突然間，一個念頭打動了我。里德和羅斯鮮少有人知道，數以百計的探險家的名字卻是連所有小學低年級孩子都熟悉的，然而，前者對地球人類發展做出的貢獻卻遠比後者更大。他們發現了瘧疾和黃熱病的成因，告訴我們如何才能擺脫這類疾疫的折磨，就算再發展一百年，他們已經開創的新領域也是我們無法企及的。成百萬隻致命的蚊子終於遭到了阻擊。瘧蚊被趕進角落，不得不側耳聆聽自己的死亡判決書。 要在這一章里增加幾頁「醫學對於世界地理的影響」之類的內容並不難。在我們這個世界的更多地區變得適宜人類永久定居之前，天花、腳氣、昏睡病以及十幾種其他疾病都還有待攻克。但，這麼說吧，這些都有點超出我自己的「領域」了。關於這些課題我所知太少。但無論如何，這兩位醫生的名字引起了我的好奇，讓我開始思考。 世界上有許多地方不安定。看看地圖，你會發現到處都有紅色的小點。不滿猶如重症麻風一樣爆發出來。分析問題、提供解決建議的書出版了無數噸。對此我從來沒有想過太多（我只是個寫書的人，生活過得著實安穩），直到開始寫這本書。然後，整個問題瞬間變得如此簡單，羅斯和里德在起了作用。 面對地圖放飛想像真是非常愉快而有益的消遣。那裡是羅德西亞，一個完全自成一體的世界。塞西爾·羅茲是創建者。他讓少數人富裕起來。他殺死了大量原住民。他化身強盜發起一場自己的小戰爭，失敗了。他化身政治家，開啟一場大戰爭，勝利了。太多被殺害的女人和孩子應當有自己的墓碑，碑上的落款應當是「塞西爾·羅茲 立」，然而一個感激涕零的國家卻無視這些「小節」，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個新建的大省。 再往北一點是剛果，有它的斯坦利維爾和利奧波德維爾[4]，還有數不清的無名墳墓，裡面躺著只因為沒能割夠橡膠份額或晚交了象牙就被折磨致死的當地原住民。 哈得孫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一個海灣，海灣又將它的名字賦予一個有錢的地產公司。這個地產公司對於原住民的所作所為，寫下來就是「人類殉難記」哀傷書卷里又一個可怕的章節。但我們其實不必跑到那麼遠的國外。美國人自己就從來沒有與印第安人平等相待。我本人的祖先三百年前占據了香料群島，他們加諸當地棕色皮膚居民的一切從來不會出現在荷蘭公立學校的教科書里，這樣或許倒也無妨。不過人們還清楚記得在南美洲的普圖馬約河流域所發生的一切。 我們就這樣肥沃了太多土地 非洲本地某些酋長和阿拉伯奴隸販子在沉默的塞內甘比亞叢林裡犯下累累罪行，讓我們唯願但丁在他的地獄裡為這些特別的惡魔留出了位子。 騎馬放狗地「獵」人，有組織地滅絕澳大利亞和紐西蘭土著，這些事在這些遙遠地方的早期歷史中很少被提及。 何必再說下去呢？ 我只是在重複人人都知道的東西。 然而，似乎很少有人意識到，大航海時代已經終結，現在的不安動盪是因為從前的受害者不願再繼續扮演那樣的角色。 高踞在過去的錯誤之上指指點點很難起作用。更好的做法是集思廣益，找出方法，好讓我們將來能夠多少避免一些錯誤。看吧，里德和羅斯那樣的男人女人們就在那裡，為我們指明了方向。 陶醉在有問題的烏托邦榮光里，只會讓我們無路可走。如果說，因為我們已經花了十幾個世紀去「索取」，因此就必須再花上十幾個世紀去「給予」，這恐怕很難解決問題。施捨同搶劫一樣糟糕。施捨，無論對於施予者還是接受者，都一樣不公平。幫助印度土著從英國王公的暴政下解脫出來，然後任由他們毫無防備地面對穆斯林山民的「仁慈」，這不過是另一個大錯。 而對於無論中國人還是爪哇人還是緬甸人來說，如果我們突然拆掉所有小鐵路，打包起小汽車和飛行器，搬走電話亭和加油站，要求他們回歸甘地的纏腰布和被鱷魚撕咬的小舢板，也沒有任何好處。機械時代已成定局。本地人已經適應了快速的交通通信方式。他們習慣了在孩子染上白喉的時候叫白人醫生而不是讓老奶奶去找伏都巫醫。想要拜訪朋友時，他們更願意坐上小巴，而不是辛辛苦苦地走十個鐘頭的崎嶇小道。 一個習慣了金錢和銀行支票的世界不可能回到用一桶桶蜂蜜、一勺勺鹽或其他笨重東西來做交易的以物易物時代。 不論是好是壞，我們這顆星球已經變成了一個巨大的、持續經營的整體，如今等待在門檻外的是1932年，不是932年或公元前32年。 然而，還是有一個解決之道的，里德和羅斯的辛勞為我們指明了這條道路的大概方向。他們既不「索取」也不「給予」，他們「合作」。若沒有成千上萬人的幫助，他們永遠也無法完成各自的工作。如果只是為了黑人或白人或黃種人的獨家利益，他們也絕不可能撲滅瘧疾或黃熱病。他們不在乎膚色或信仰，只是將福祉帶給人類整體。戈索爾斯和戈加斯醫生[5]開鑿巴拿馬運河時（戈索爾斯規劃方案，戈加斯確保他有足夠的人力來將設計圖變成開出的一方方土石），他們並非只考慮太平洋或大西洋，也並非只考慮美洲，而是放眼整個世界。當馬可尼[6]發明無線電時，他沒有規定說：「如果發生災禍，只有義大利的船能夠使用無線電。」而就算桑給巴爾的流浪者，也同樣受益於能以最快速度穿越大西洋的特快海輪。 答案是什麼 你或許已經明白我要說什麼了。 不，我不打算探討新的社會形態。那沒有必要。那樣的問題會自行解決。如果它沒能做到，那麼在一兩個世紀裡就任何問題都不存在了，因為會為它擔憂的人也都不在了。 我們不再生活在能夠放任未來自生自滅的世界裡。當蒸汽機和電力走進來，政治便走出了國門；當巴塔哥尼亞和拉普蘭、波士頓和漢口變成了鄰居，相互間的聯繫便也成了兩分鐘之內的事情。我們不再只為自己製造產品或只為自己的小村莊種植糧食。日本能為我們提供火柴，便宜得超出了我們的想像；阿根廷能夠種出足夠的小麥，確保整個德國免於飢餓，並且代價更低。 我們不再能只拿白人工資的1/20打發中國苦力或非洲土著，因為莫斯科有廣播站，能將消息傳得很遠，還有多種語言的播音員，會告訴黑人和黃種人，他被騙了，被坑了錢。 我們不再能夠像我們的父輩那樣大肆洗劫、偷竊、搶奪，因為——好吧，如果你真想知道的話——因為我們的良知不允許，或者，如果我們自己不巧生來沒帶著這樣的靈魂指南針的話，那就是人類的集體良知終於發展到了這個階段，從此，人們開始隱隱約約生出個念頭：在國際事務中，誠實與基本的體面還是必不可少的，就像在國內一樣。 不，我並不想布道。我不是想讓你帶著一份「啟示」回家。但如果你已經讀到這裡了，我想請你再坐上半個小時，想一想，得出你自己的結論。 迄今為止，我們始終是懵懵懂懂、跌跌撞撞地活著，好像我們在這顆星球上的存在只是年頭問題，最好也不過是世紀的問題。我們表現得就像列車上粗魯貪婪的旅客，知道自己只有十分鐘時間去吃下一站提供的三道菜的晚餐。 漸漸地，我們開始意識到，我們並不是只在這裡停留一長段時間，而且要幾乎無限期地待下去。何必匆忙，何必慌張？當你搬家到一座城市，期望就此定居下來過一輩子時，你在規劃未來。你的鄰居也一樣，無論他們是屠夫、麵包師、雜貨鋪老闆、醫生還是殯葬業者。若非如此，整個地區就會陷入無可救藥的混亂，要不了一個星期，人們就會統統離開。 既然你已經開始思考這個問題，那麼想一想，整個世界和你家鄉的村莊真有那麼大的不同嗎？如果說有什麼不同的話，也只是關乎規模而非本質。僅此而已！ 你或許會說我太過信馬由韁，從乞力馬扎羅雪山到里德醫生和羅斯醫生，再到整個星球的未來規劃，跑得太遠。 「可是，」就像愛麗絲會問的，「要是不出門，地理又有什麼用呢？」 巴黎，1931年4月 紐奧良，1932年5月 [1]約翰·弗朗西斯·商博良（Jean-Francois Champollion，1790—1832），法國語言學家和東方學者，埃及古文字領域的奠基者。 [2]羅納德·羅斯（Sir Ronald Ross，1857—1932），英國內科醫生，因對瘧疾傳染途徑的研究而獲得1902年的諾貝爾醫學獎，是英國首位諾貝爾獎獲得者。 [3]沃爾特·里德（Walter Reed，1851—1902），美國軍醫，於1901年確認了黃熱病的傳播途徑，這一發現直接幫助美國迅速重啟了巴拿馬運河工程。 [4]均在今剛果民主共和國，斯坦利維爾即基桑加尼，利奧波德維爾即金夏沙。 [5]喬治·華盛頓·戈索爾斯（George Washington Goethals，1858—1928），美國軍官、土木工程師，畢業於西點軍校，為巴拿馬運河最終貫通的總指揮。威廉·克勞福德·戈加斯（William Crawford Gorgas，1854—1920），美國軍醫，曾任美軍總醫官，1904年受命出任巴拿馬運河工程的首席醫務官，有效遏制了黃熱病和瘧疾的威脅。 [6]古列爾莫·馬可尼（Guglielmo Morconi，1874—1937），義大利—英國發明家，以在長距離無線電信號傳播方面的成果著稱，與德國發明家卡爾·F·布勞恩分享了1909年諾貝爾物理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