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的傳記 · 十七 「就像你永永不會死一樣」
在君的最後的哀呼里，曾說：
華北是我們的烏克蘭。湖南、江西、四川是我們的烏拉爾——古士奈茨克（Ural-Kusnetsk）。雲貴是我們的堪察加。
當他說這話的時候——二十四年（1935）七月——「我們的烏克蘭」已是十分危急了。華北是中國的重要富源，是供給全國工業原料和工業動力的主要區域。河北、山東、山西、河南四省占有全中國百分之五十六的煤礦儲量，是世界煤礦最富的一個區域。所以說是「我們的烏克蘭」。一旦華北落在敵人的手裡，長江下游以及沿江沿海的工業就都沒有煤燒了！
那個時候，政府正在利用中英庚款的借款，努力完成粵漢鐵路中間沒有完成的一段。當時參預設計的人們——在君與詠霓都在其中——正考慮粵漢路全線的煤的供給問題。萬一華北不能保全了，萬一平漢鐵路不能繼續運煤南下了，這個煤的供給問題當然是最關緊要的了。
因為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在君決定自己去湖南考察粵漢路一帶的煤礦儲量與開採現狀。他特別注意湖南湘潭縣譚家山煤礦的儲量，因為那個礦是「沿粵漢鐵路唯一的重要煤礦」。但根據以往調查的報告，這個礦的「煤系地層成一向斜層，煤層的傾斜很大，施工困難」。在君要自己去作一次更詳細的調查，要考察「煤層的傾斜角度是否愈下愈小。如果愈小，這個向斜是有底的。不然，就會像無底的一般，礦的價值隨之減損」。
因為這是一個科學的調查，在君決定自己出馬。當時也有人勸他派人去調查，不必親自去。他說：「……我覺得此種任務關係很大，所以我要親自去看看，方可以使將來計劃易於實行，我說的話和我們的主張方可發生較大的力量。」（以上據湖南地質調查所所長劉基磐先生的《丁在君先生在湘工作情形的追述》，《獨立》第一九三號）
據凌鴻勛先生的記載，在君當時是鐵道部部長顧孟余先生請他去探查粵漢鐵路沿線可開的煤礦。凌先生曾追述在君的調查計劃的大概：
在君先生以為湘南雖多煤，然苟非靠近路線者，則運輸成本較重。舉其距路最近，而較有開採價值者，湘潭有譚家山，耒陽有馬田墟，宜章有楊梅山，廣東樂昌有狗牙洞。譚家山產煙煤，且可煉焦。馬田墟一帶為華南最大之煤田，距鐵路至近，惟系無煙煤。楊梅山、狗牙洞兩處有無開採價值，則尚待研究。（凌鴻勛《悼丁在君先生》，《獨立》第一八八號。）
他只看了湘潭譚家山一處，就病倒了。
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夜，在君從南京到長沙，朱經農先生和劉基磐先生接他到湖南省政府招待所去住。三日，他和經農去看了幾個學校——視察學校也是他到湖南的任務之一，也是為抗日戰事發生時準備容納遷移的學術機關的。看完了學校，他對經農說，他要去拜訪兩個人，一位是早年帶他到日本留學的鬍子靖先生，一位是他的恩師龍研仙先生的夫人。胡先生是明德中學的創辦人，那天不在學校，沒有見著。龍夫人的住址，那天查不出。龍先生和鬍子靖先生是他終身不忘的。
十二月四日，在君到湖南地質調查所，和所長劉基磐先生及所中專家商量他在湖南調查的工作日程。他和經農約定次日去游南嶽。
五日，他和經農和清華大學教授張子高先生坐汽車去游南嶽，在山腳下午飯後，
雇轎上山。在君雖雇一轎，始終未坐。子高和我（經農）沿途遊覽風景，在君則工作極忙，忽而俯察岩石的裂痕，忽而量度氣壓的度數。……久雨之後，天忽放晴，我們緩緩登山，雲霧也緩緩消散。未及半山，日朗氣清，群峰在望。大家都很高興，決定當夜在半山亭下中國旅行社新屋過夜。安置行李之後，三人同至烈光亭讀龍研仙先生的紀念碑。在君在碑前徘徊甚久，並為我們追述當年如何遇見研仙先生，研仙先生命他作《通西南夷論》，勸他研究科學，並托鬍子靖先生帶他出洋。談話之中，流露出深切的情感。
旋沿山徑，行過新造的三座石橋，……緩步歸來，則已山月窺人，樹影滿地了。……
六日黎明即起。……在君出其晚間所作詩稿相示。
經農追記在君那晚上作的詩凡四首，兩首是《烈光亭懷先師龍研仙先生》，我已抄在第二章里了。一首是《宿半山亭》：
延壽亭前霧裡日，香爐峰下月中松。
長沙學使煩相問，好景如斯能幾同？
（經農追記如此。末句「同」字可能是「逢」字？）
我最喜歡的一首是《麻姑橋晚眺》：
紅黃樹草留秋色，碧綠琉璃照晚晴。
為語麻姑橋下水，出山要比在山清。
六日早晨，他們繼續上山。經農記云：
在君依然勘地質，測氣壓，計算步數，緩緩前進。過了南天門，山風怒號，吹人慾倒。……我們逆風而行，呼吸都覺得困難。在君依然繼續做他的勘測工作，並不休息。到了上峰寺，他還餘勇可賈，立即走上祝融峰。
午間在上峰寺吃麵，他即在寺中整理筆記。據他測算所得，南嶽約高一千一百米突。他慎重聲明，此種測算不甚可靠。必須山上山下同時測驗，……才能正確。不過大體看來，衡山不及廬山高。……
當晚宿山下中國旅行社。
七日清晨，在君乘粵漢路局派來的汽車赴譚家山勘礦，子高與我同回長沙。（朱經農《最後一個月的丁在君先生》，《獨立》第一八八號）
據後來協和醫院婁克思醫生（Dr.H.H.Loucks）的綜合診斷，在君的病雖起於煤氣中毒，但主要的病是腦中樞血管損壞，而致病的一個原因就是他那兩天的步行上衡山，直到山頂祝融峰。
致病的另一個原因是譚家山勘礦的辛苦。據劉基磐先生轉述地質調查所王曉青先生的報告，那天勘礦的情形是這樣的：
七日晨九點鐘，在君先生由南嶽乘鐵路局汽車到茶園鋪。此地距礦山約十五里，有人主張雇轎去，但在君先生堅不肯從，決定步行。未及休息，即向譚家山進行。沿路所見的岩層，他必仔細測量其傾角及走向。……
到譚家山後，他見山頂岸層近於直立，謂如此陡削的向斜層煤系，不知深至何處始相會合。先是沿途所見岩層傾角亦大，在君先生對於本煤田的構造就懷疑慮。到譚家山，他並不稍休息，即沿譚家山東側田園，經萍塘曾家山沖，到東茅塘一帶查詢土窯情形。……從東茅塘西折至牛形山昭潭公司，已是下午二時了。
午餐後，下洞考察。礦洞傾角四十五度，斜深一百七十公尺。洞內溫度甚高，著單衣而入，亦汗流浹背。然年事已高的在君先生竟不畏艱苦，直到洞底，親測煤系傾角及厚度，始行出洞。事前王曉青君勸請勿入，由他代為下洞勘測，亦不允許。
在君先生出洞時，衣服已盡濕。由洞口到公事房，約百餘公尺，洞外空氣是極冷的。在君先生經過這百餘公尺的曠野，到公事房，堅不肯入浴，因為已是下午五時，他還要趕回南嶽歇宿。他將汗濕的衣服烘乾，加上外衣，徑回茶園鋪車站，坐路局的汽車回南嶽。……
在君先生考測譚家山煤田的結果，認為煤系傾角過大。他說，若想知道煤系陡插入地若干深度之後始行變平，須再從向斜層軸線上加以鑽探。（劉基磐同上文）
婁克思先生認為在君那天下那「傾角四十五度，斜深一百七十公尺（等於五百五十八英尺）」的礦洞，也是他後來腦中樞血管損壞的一個原因。
在君從蘇俄回來，就感覺兩手兩腳的指尖有點麻木，他就進協和醫院去檢查身體。檢查的結果，認為有血管硬化的徵象，醫生曾勸他多休息，不要太勞苦。他向來作地質旅行，總是「登山必到峰頭，移動必須步行」的。這回他到湖南，遊興又發了。衡岳之游，他走上三千六百英尺高的衡山。譚家山探礦，他走下六百英尺斜深的礦洞，熱到衣服全濕了，出到洞口，天氣極冷，他不肯洗澡，把濕的衣服烘乾了，他就走了。這樣從極熱的洞底走出到極冷的曠野冬風裡，他那天就傷風了。因為有點傷風，所以他第二天在衡陽生了爐火，閉了窗子，才睡覺，那晚就中了煤氣毒了。
在君在二十三年（1934）七月十七日給我一封信，信尾說：
上火車時，聽說半農生病，以為無妨，不料他竟死了，聽見了很悵然。許多人以為我旅行太小心，太求舒服。其實乃〔是〕我很知道內地旅行的危險，不敢冒無謂的險。假如半農小心點——多用殺蟲藥粉，而且帶帆布床，當然不會把性命送掉的。
信中說的是劉半農先生。二十三年半農到綏遠去調查方言，搜集歌謠，路上得病回北平。七月十四日進協和醫院，診斷為回歸熱，當天就死了。這種病的微菌，在內蒙古一帶，往往是由蚤虱傳染的，土人稱此病為「蒙古傷寒」。在君在內地旅行最小心，故他責備半農不小心，竟「把性命送掉」。誰也想不到在君自己在一年半之後也把性命送掉——主要的原因也是不小心，並不是不小心忘了帶殺蟲藥粉和帆布床，只是不小心忘了醫生的警告，忘了他是已有血管硬化徵象的中年人了，忘了他已不是二十年前在金沙江上爬上一萬多尺高山頂上的少年人了！
十二月八日，在君到衡陽，凌鴻勛先生請他住在粵漢路株韶段路局賓館。那天是星期，這兩個老朋友相約休息一天，他們談的很高興。晚上在君在凌先生家吃飯，九點凌先生送他到賓館，約定了明天同去耒陽看馬田墟煤礦。
以下是凌先生的記載：
九日晨七時半，余扣先生戶，知尚未起，其仆謂久撼而未醒。室中有壁爐，曾於先一日下午生火，先生睡時將所有氣窗關閉，於是同人決為中毒，立召鐵路陳、袁二醫生至。時呼吸仍有，而脈已微。急施救治，不見醒轉。察其枕下遺有安眠藥瓶，少去三片，因決系夜睡過熟，致中毒不覺。……是日午間〔將在君先生〕由賓館移至教會仁濟醫院。是夜湘雅醫院楊濟時醫生自長沙至。但至十日上午仍未見醒，余乃急電詢翁詠霓先生，而在君先生於十日晚即已醒轉。
他中煤氣毒，是許多因素的湊合。第一、他從礦洞裡出來，就傷風了。那天晚上他洗了澡去睡，想出點汗，故關閉窗戶。第二、他缺少用壁爐的經驗，更沒有料到那晚上大風雨，壁爐煙囪的煤氣出不去，反吹回屋裡來了。第三、在君的鼻子本沒有嗅覺，聞不出煤氣。第四、他的習慣要睡足八小時，因為次日要去看礦，他服了一片安眠藥。這許多因素不幸湊合，造成了絕大的悲劇！
中煤氣毒，是北方人常見的事。但株韶路局的醫生都是南方人，從沒有這種經驗，他們把病人當作溺水的人救治，做了六小時的人工呼吸，以致病人的左胸第五肋骨折斷，胸部受傷。正如傅孟真說的：「並未停呼吸，何用人工呼吸！」這確是一大錯誤。
在君的肋骨折斷，胸部受傷，經過兩星期之久，未請外科醫生驗看。直到十二月二十四日才請湘雅外科主任顧仁醫生（Dr.PhillipsGreene）診視，才抽出五百五十公撮的稀膿液，所以傅孟真在十二月二十八日從長沙給我信上說：
湘雅醫院很不壞，萬分盡心。其內科楊主任（濟時）非常盡心，可感。然楊主任似未免忽略了院中的外科主任。我感覺此外科主任顧仁（Greene）人與本事都好。若不是他，在君已不救了。……若早找顧仁來細看看，或者〔左胸積膿〕不至積久而暴潰。
這是第二個大錯誤。
在君昏迷了四十多個鐘頭。當九日晚九時楊濟時醫生趕到診視時，他說：
丁先生顏色紫紅，呼吸深而促，瞳孔反應甚微，口唇流血，並已置口腔擴張器，下門牙已去其二，口腔破裂處頗多。脈搏一百三十餘，血壓一四○?八五。肺底有少許水泡音，腹部腫脹，四肢痙攣，尤以右側為甚，右踝呈陣攣反應。因疑煤氣中毒外尚有其他變化。
口腔破裂，門牙去其二，用口腔擴張器，都是衡陽醫生用人工呼吸時防阻牙關緊閉的法子。楊君的救治是：
即行靜脈注射葡萄糖液及胰島素，除去口腔擴張器，洗通大腸。當晚十一時，即見呼吸稍舒緩，但仍未出昏迷狀態。
十日晨，眼球及瞳孔反應稍見靈敏，痙攣亦見進步。再行注射葡萄糖液及胰島素，並於肛門注射大量的水分，〔皆以救體內水分枯竭，血液凝滯之危〕。
十日午後，兩目已自能轉動，肺部仍呈水泡音，右底尤多，且時咳嗽。
十一日晨，即能飲牛乳及水分，目已開張，呼之亦稍能應聲，及做簡單之動作。午後可作簡單之應對。翁文灝、朱經農、丁文治、戚壽南諸先生於是日晚九時抵衡陽，丁先生已能一一認識。（楊濟時《丁在君先生治療經過》，《獨立》第一八九號。下引楊君診斷，同見此文。）
以上記在君第一次脫險。
十二月十四日，楊濟時醫生再由長沙到衡陽，此次診斷，「發現前乳左乳頭外一寸余之處，有一元銀幣大的一塊腫起，捫之劇痛。水泡音仍存在，其餘狀況良好。」諸友與諸醫師商量，因為衡陽沒有X光器具，湘雅又沒有可以攜帶出門的X光器具，衡陽也沒有受過高級訓練的護士，所以大家決定於十五日把病人送到長沙湘雅醫院調養。凌鴻勛先生和路局同人設計，把大貨車裝上窗戶，改裝成救護車，連床運載病人，並測量衡陽的街道，使這大汽車可以從醫院後門一直開到公路上，直達湘雅醫院。
十五日（經農作十六日，此從楊君）十時半離衡陽，午後五時半到湘雅醫院。楊醫生說：
十六日下午拍照肺部X光，發現左右兩肺底有少許發炎變化，且左胸似容有少量之水液。丁先生病勢日有起色，左肺無其他變化，惟腫起處仍作劇痛。
此後自十五日至二十二日，經過甚為滿意，能談笑飲食。
二十日曾要求嗣後每日下床行走，未允其請。
因為他到長沙後進步甚好，所以大家忽略了，未及仔細檢查他的受傷情形，竟沒有發現他的左邊肋骨折斷了一根，折斷的肋骨之下已生膿了。這是二十三日病勢忽然危急的原因。左肋骨折斷了一根，是直到二十八日晨顧仁醫生於第五肋骨處開割才發現的！
我在二十年後記載這個好朋友的得病以至不救而死的一段最可哀念的事實，我不能完全壓制我的幾樁惋惜。第一是在君自己沒有嚴格的服從一個最好的醫院的警告，在遊興和責任心的雙重誘惑之下，爬上三千多英尺的高山，又走下六百多英尺斜深的礦洞。第二是他疏忽了內地仿造西洋壁爐燒煤的危險，晚上嚴閉了窗戶睡覺。第三是衡陽的路局醫生和教會的外國醫生都缺乏北方老百姓的常識經驗，很鹵莽的做了五六個鐘頭的人工呼吸，敲掉了病人的兩個門牙，折斷了他的一條肋骨，種下了「胸膿」的禍根。第四是中國內地最完善的醫院，最盡心的醫師，因為病人天天有進步，就忽略了他胸左的腫起和「劇痛」，讓這胸膿一旦潰裂而不可救治。孟真當時也說：「止是忽略。」（見他十二月二十八夜給我的信。）但衡陽醫生的糊塗鹵莽，長沙醫生的忽略，都是我們信仰新醫學的人應該牢牢記著的教訓。這個教訓是我們信仰提倡新醫學的人應該作更大的努力，不但要注意設備的最新最完善，特別要注意醫學校的教育和訓練，要更嚴格的淘汰醫學生，更嚴格的訓練醫學生，更加深他們的科學態度與習慣，要加強他們的責任心與一絲一毫不可忽略苟且的科學精神——僅僅信仰西醫是不夠的！
十二月十七日，我在北平接到朱經農的電報，說在君盼望我和孟真兩人之中有一人能到長沙走一趟。我們打電報去問，是否病有變化？回電報，並無變化，只是在君願意和我們談談。那時正是所謂「華北自治」、「冀察自治」的問題鬧的最厲害的時期，孟真和我從十一月十九日起就成了反對這問題的主要分子。十二月九日，北平城內外的學生開始大遊行請願，並且鼓動各校罷課——這就是後來中國共產黨自吹是他們「領導的『一二?九』青年革命運動」（看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頁四三，及他書）。「一二?九」正是在君中毒昏迷不醒的第一天。在學校方面，孟鄰先生、周枚蓀（法學院長）和我，為了學生罷課問題和學生南下請願問題，正在竭力勸阻挽救。所以我是無法離開的。孟真一人南下，二十一日半夜到長沙。經農告訴他，在君身體進步甚好，「只是精神似還不大清楚。」
二十二日早晨，孟真見到在君，以下是他的報告：
星期（二十二日）晨，在君的話很多。經農覺得他語無倫次。弟聽到卻不然。……只是前後不甚一貫，且說話甚艱難——拔了牙，口腔又有破處——每節只說一句。未知其心理，自覺其如精神病也。……醫雲，煤氣中毒本可留一種的精神錯亂。但以弟所見，在君尚未有如此之證據。他談到北方大局，談到適之，……有本有原，全非精神錯亂。有時說話，確似半睡中囈語，此或亦身體未復原之現象也。（孟真十二月二十六日給中央研究院同事趙元任、唐擘黃、汪緝齋、李濟之……諸先生信。以下引孟真的話同見此信。）
這時候，丁夫人和五弟文瀾已到長沙了。七弟文治早已來了。丁夫人主張趁怡和公司直達南京的船，把病人移到南京休養，船期是十二月三十日，再過兩星期，水淺了，就沒有從長沙直達的船了。孟真極力反對此議，還沒有結果。病人自己大概是因為睡了十多天背酸之故，從二十日起，天天鬧著要下床走動，醫生不許可，孟真也力勸阻。
二十三日病體突然惡化，即起於下床。楊醫生記載如下：
二十三日晨十一時，丁先生復要求暫為離床小坐椅上。此時因他意頗堅決，難以阻止，就由五六人維護下地，動作甚痛苦。半小時後，傅斯年先生即觀察丁先生神色劇變，十一時三刻復扶入床。以前脈搏約在八九十之間，呼吸正常。十二時脈搏已增至一百十幾，呼吸二十數，體溫三十九。神志仍清，惟甚疲睏，說話甚少。檢查得左胸打診甚濁，且有遠離之氣管音，即疑左胸有液體。午後行診斷刺穿，果發現紅色膿液。
是晚即延請湘雅外科主任顧仁（Greene）醫師診視，復抽出約五百五十公撮之稀膿液。是晚體溫呼吸即好轉。
二十四日復行穿刺，惟得極少量之同樣液體。膿胸之診斷既明，商請傅斯年先生請協和醫院外科醫師來湘診視。……
左肺底似有肺炎。體溫在三九、四十之間。右臂痙攣更甚。不能言語。大小便失禁。不能入眠，出汗較多，故每晚需用大量之安眠劑。
二十四日下午一時，我得孟真急電：「在君病轉劇，燒三九餘，氣促，醫疑胸肺有膿，乞請協和派胸部手術醫生飛京轉湘，並帶用具及養氣桶。」我得電趕去找協和醫院王錫熾院長，商量此事。王院長發一電報給楊濟時醫生，要他詳告診斷的病情。傍晚時，他得回電云：「胸膿（Empyema）。請求指示及襄助。」王院長即與外科主任婁克思醫生商量後，決定復電云：「推薦顧仁（Dr.PhillipsGreene）醫師備外科的諮詢及施治。如顧仁要求，協和極願相助。」
我也發了兩電，一個給南京翁詠霓，一個給長沙丁夫人及孟真，均報告協和醫院推薦湘雅本院顧仁醫師的話。二十五日晚上我得長沙電：「在君前晚危，昨抽膿，並施各法，溫度大降，未全脫險，仍續抽。」協和也得電報，報告抽膿事，並說稍有轉機。
這都是我當時的日記。這裡很清楚的記載協和醫院外科主任要避免院外人干涉之嫌，故於二十四晚電告楊醫生請本院的外科主任顧仁醫生作外科的諮詢及施治；如需協和幫助，應該由顧仁決定。孟真二十五電告「昨抽膿，並施各法」，是抽膿在二十四。而上文引楊醫生記載延請顧仁醫師診視，復抽出五百五十公撮的膿液，是在二十三的晚上。這裡明明有一天的記載差異。
我查孟真給研究院同人的十二月二十六日信，他只說二十三日下午四時，病人「表現發燒。此時大家互相抱怨，醫亦自怨，以為不應使其下床。然猶以為是倦後現象，無大礙也。晚飯弟招呼，他吃的很多。」是二十三日並未延請顧仁，也並未抽膿。
孟真信上繼續說：
星期二（二十四日）天未明時（約五時），丁太太隔樓相喚——經農家即在院內職員宿舍也——及弟到，始知在君情形著實不妙！溫度、脈搏、呼吸，一齊高升，喘得不了。
旋楊主任來，亦大慌，覺得必是胸中原有何傷痕，昨午一動，至於潰決也。先是十五日照X光，在君左肺有如掌大之痕，……楊醫生初疑其在肺，繼見經過情形太好，以為在筋肉。一周以來，一切事（溫度、脈、呼吸）正常，未繼續注意聽此處，以為必是自愈了。此次忽然惡轉，必是此處發作。
下午四時用針一探（楊晨間如此提議，顧仁尤主張），果然此處有膿水，知病源在此矣。是日注射葡萄糖兩次，又借來養氣帶，用數次。
下午二（六？）時，顧仁醫生（此間外科主任）開始抽膿，抽出如帶沫之啤酒一般之膿水五百CC。此後在君神經立時清楚。此好轉之開始也。是日晨楊主任即主張請協和外科胸部手術專家。下午楊主任幾以為無望矣。
是日天未明時，丁太太大勞動，上午幾不支，弟主張將其送入病房。下午此間施行手術，均弟與二丁作主。
星期二（二十五日）上午至下午極好，下午四時又抽出比昨日更濃之膿水十五至二十CC。看來此處病源漸好。……
下午八時，溫度與脈又高，知必又蔓延一處矣。醫生及同人又轉悲觀。……幸十二時以後逐漸下降。
今日（二十六）溫度與脈仍逐漸下降中，故一切可以樂觀。
孟真此信是研究院油印分送的。他的草字本不很好認。二十四日先記「下午四時用針一探」，後記「下午二時顧仁開始抽膿」，此「二時」當是「六時」之誤認。據此信，二十四日晨顧仁醫生已參加意見，主張刺穿胸膿，至下午四時才作第一次試探的刺穿，下午六時才由顧仁抽出五百多公撮的膿。故楊醫生記診斷刺穿及延請顧仁抽出大量的膿，皆在二十三日及二十三晚，必是錯誤。
孟真二十八日給我的信上也說：
……Empyema抽膿水三次。一次在二十四晚，抽五百CC。一次在二十四（當是二十五之誤）下午，抽十五至二十CC。一次為今晨（二十八），已現清色，約四十CC。
我的日記，摘抄如下：
十二月二十六日今天消息最惡：殷汝耕果已成立冀東自治政府。宋哲元等都到了天津。……長沙無電報來。但主任醫師顧仁有電給協和外科主任婁克思先生，請他去會商。他已定二十八晨飛南京轉長沙。下午我接翁詠霓電：「日內天氣不良，飛機難行。竹垚生已在京虛候二日。」
我與協和王錫熾院長電話商量後，發兩電。一給詠霓，告以顧仁電約婁克思會商，擬二十八飛京轉湘，乞備機，並電告明日天氣。一給經農孟真，告以婁克思二十八飛京，並望電告病情。
十二月二十七日得孟真電：「兩次抽膿，醫以抽不盡，必須開割肋膜，堅請協和主任來，……愈速愈妙。……」協和電話說婁克思決定明早飛京。我電告詠霓備機。
十二月二十八日昨夜我寫一文，到兩點始睡，外面大風，我很慮今早Dr.Loucks飛不成。兩次醒來，聽見大風怒號，心極焦急。
早晨始知Loucks已飛去了。
長沙南京無電報。晚間得王院長電話，知婁醫生已到南京，明早飛湘。
據楊醫生的記錄，在君「自二十七日以後，時醒時睡，神志不甚清晰。二十八日晨，顧仁醫生於第五肋骨處開割，果然發現第五肋骨已折，並取出一百五十公撮之濃膿（此可更正孟真所記的小誤）。培養及染色檢查結果，發現膿中有肺炎雙球菌。開割口約二寸，置放出膿管。二十九日，三十日，兩日體溫復常。時協和醫院外科主任婁克思已到長沙，會診之決定，再用X光照胸部。因該處心影所蔽，照片不能詳明。以探針試胸部膿管，為後向上升，深有尺余。
民國二十五年（1936）一月一日，我早起時，接到協和王院長的電話，說婁克思主任有電報來，說「在君病狀有進步，後果尚難預測」。
婁克思一月二日與孟真同離開長沙。孟真電告我：「病無變。面詳。」婁克思一月二日留下這個報告，我依楊濟時先生的譯文，記在下面：
據兩日以來之觀察，大致情形為作膿發炎，加之一氧化碳並發毒之結果，肺部不免有發炎變化。惟因心影遮蔽，不易診察。除已發現之作膿處外，其他處恐尚有較小之同樣病態。惟此類膿胞或不大，不能覺察也。
綜觀病前衡陽旅行之種種疲勞，煤氣中毒等等不幸之經過，余個人意見以為腦中樞血管損壞足以解釋目下之情形，尤以步行上南嶽山，入礦底，離床坐起，過度費力之動作為最嚴重。衡陽中毒後二日之昏迷，右臂之痙攣，第二次過度動作（指離床下地）後發生失語，大小便無節制，強度之痙攣——腦部血管出血，或腦部脈管血栓形成，足以解釋現在之診狀。肋骨截傷非主要症。目下胸腔作膿，可增劇腦部血管固有之損壞（瘀斑出血腫脹等）。此類病理變化，以煤氣為主因。……婁克思（原譯文見《獨立》第一八九號，頁十四。我此次引用，曾改變標點一二處。）
一月四日，下午一點，我得長沙電報：「在君病轉危。」三點一刻得電報：「病轉危。」九點又得電報：「病危，似系腦充血。」下午徐韋曼自長沙來電報：
Surgicalconditionimproving.Feversteadilymounting.Whitecelllowering.Aphasia（失語症），spasticity（劇性痙攣）anddrowisinessstationary.Suspectcerebralcomplication.MeetFuandLoucks.Arrangeneurologicalorinternalconsultation.
晚上九點半，我和協和王院長到西車站接著婁克思醫生與孟真。我們同到王家，請協和的內科主任Dr.Dieuaide，神經系科主任Dr.Lyman，腦外科醫師關頌韜，同來會議，從十點到半夜後，大家擬定長電，我送到電報局打給楊濟時醫生。電文凡五十三字，大意說，內外科主任與神經系科主任均可隨時去長沙，病理診斷似系大腦脈管損壞，暫勿注射葡萄糖。
那天會議時，他們聽了婁克思的報告，都以為十二月九日晨在君的病已是腦中樞脈管損壞了，故有兩日的昏迷，又有右臂的痙攣。
一月五日，上午沒有長沙電報。午飯後，王院長來電話，說他連得兩急電：第一電請協和速派醫生飛去。第二電是十二點二十五分發的，說「丁垂危！」
我趕到協和醫院，與Loucks，Lyman，Dieuaide及關頌韜五人會商，復一電云：「明早快車來」。
晚上我在王正輔先生家，得王院長電話，說在君下午死了！我趕回家，得電報：「在君昨日轉危，於今日下午五時四十分逝世。經農、韋曼。」
在君真死了！
一月六日，我去看林斐成先生（行規），他有在君遺囑的副本，我摘抄了其中關於喪葬的部分，電告經農與徐韋曼，又電告遺囑執行人竹垚生，請他將遺囑與詠霓商酌辦理。當晚得徐新六、竹垚生回電，垚生今晚攜遺囑入京示詠霓。（遺囑見附錄）
在君是為了「求知」死的，是為了國家的備戰工作死的，是為了工作不避勞苦而死的。他的最適當的墓志銘應該是他最喜歡的句子：
明天就死又何妨！
只拚命做工，
就像你永永不會死一樣！
1956年3月12晨三時寫完胡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