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的傳記 · 十一 北票煤礦公司（1921—1925）——《努力周報》（1922—1923）
我認識在君和徐新六是由於陶孟和的介紹。他們都是留學英國的。孟和是北京大學的教授，又是《新青年》雜誌的社員，新青年社是一個小團體，其中只有孟和和我是曾在英美留學的，在許多問題上我們兩人的看法比較最接近。在君和新六都是民國八年初隨同梁任公先生到歐洲考察戰後狀況和巴黎和會情形的考察團的團員（任公的考察團中還有蔣百里、方震、張君勱、嘉森諸位）。我認識在君和新六好像是在他們從歐洲回來之後，我認識任公先生大概也在那個時期。任公先生是前輩，比我大十八歲，他雖然是十分和易近人，我們總把他當作一位老輩看待。在君和孟和都是丁亥（1887）生的，比我只大四歲；新六比我只大一歲。所以我們不久都成了好朋友。
在君不久就把我看作他應該照管「操心」的小弟弟了！他是不喝酒的，在飯館席上他總是用酒來給他的筷子消毒。他有幾次看見我頗愛喝酒，他就「操心」了。那時候（民國九年三月）我的《嘗試集》剛出版，他就從我的一首《朋友篇》里摘出幾句詩來請梁任公先生寫在一把扇子上，他把扇子送給我，要我戒酒。那把扇子不幸遺失了，他摘出的詩句是：
少年恨污俗，反與污俗偶。
自視六尺軀，不值一杯酒。
倘非朋友力，吾醉死已久。
清夜每自思，此身非吾有：
一半屬父母，一半屬朋友。
便即此一念，足鞭策吾後。
我很感謝他的情意，從此把他看作一個人生很難得的「益友」。
在君的生活最有規律，用錢從不敢超過他的收入，從不借債。但他自從留學回國後，就擔負四個弟弟和一個侄兒的教育費，又須不時幫助無力的老親戚，所以他的經濟負擔很重。他的七弟文治說：
他從二十六歲歸國後開始在上海教書得到收入，立即擔負贍養父母和教育兄弟的責任。從二十六歲到四十八歲，二十二年中，……全家的重心在他身上，全家的經濟的壓力也在他身上。有一時期，〔他的擔負〕每年多至三千元。當時他沒有絲毫資本的收入，全靠勞心勞力得到的報酬。因此他不得不離開地質調查所，去創辦熱河的北票煤礦。現在想起來，我們家族對他全是罪人，我們這個家是一個拖累可以有為的人下水的家。他沒有因此受重累，只因為他的能力強大。（《獨立》第一八八號，頁四九）
文治說的那「一個時期」就是他的四哥文淵在德國留學的時期。文淵是民國八年出國的，他先到瑞士進了楚里西大學，次年才到德國，準備學醫學。在君早年本想學醫學，因為考試醫科偶然有一門不及格，不能入醫科，才改學動物學。所以他的四弟有志學醫，他最熱心幫助，學費完全由他擔任。
文淵在瑞士的時候，在君的同學朋友曹梁廈先生（留歐學生監督處的秘書）曾對文淵說：「你令兄不是有錢的人，你不應當讓他獨力擔任你的學費。照你的學歷，你可以請補官費。現在教育部和江蘇省官費都有空額，你不妨寫信給在君，請他為你設法補官費。他和留學生監督沈步洲，教育部次長袁希濤，高等教育司司長秦汾都是老朋友，你又合資格，我想你申請一定可以核准的。」文淵也知道他哥哥擔負他留學經費的困難，就把曹先生的好意寫信告知在君，並請他設法幫忙。
在君回信的大意是：「照你的學歷以及我們家中的經濟狀況，你當然有資格去申請。……不過你應當曉得，國中比你更聰明，更用功，更貧寒的子弟實在不少。他們就是沒有像你有這樣一個哥哥能替他們擔任學費。他們要想留學深造，唯一的一條路就是爭取官費。多一個官費空額，就可以多造就一個有為的青年。他們有請求官費的需要，和你不同。你是否應當細細的考慮一番，是不是還想用你的人事關係來占據一個官費空額？我勸你不必為此事費心。我既然答應擔負你的學費，如何節省籌款，都是我的事，你只安心用功讀書就行。」（丁文淵《文江二哥教訓我的故事》，見《熱風》第二十二號，頁十七）
但在君那時的擔任實在超過他的收入，何況那時政府的官吏俸薪往往發不出，發出的是打折扣的中國、交通兩銀行的紙幣，發不出時往往拖欠幾個月。在君原有一所小房子，是他用節省的錢蓋的。後來他把這房子賣了六千元，主要原因是為了維持他的四弟留德的學費。後來他決定辭去地質調查所所長，去辦北票煤礦，正如他七弟文治說的，也是為了那個大家庭的擔負太重，而其中最重又最急的擔負也是他四弟的留學經費。這都是我親自聽在君說的。
北票煤礦在熱河的朝陽縣北境，原是京奉鐵路局經營的煤礦，已投了五十萬元的資本，還沒有成績。交通部曾請在君去調查北票煤礦一帶的礦產地質，所以他很知道這煤礦的情形。據他的報告，北票的礦是有希望的，是值得經營的。民國十年（1921），在君的朋友劉厚生先生（即民國二年做了三個月的農商部次長的）和京奉路局交涉，成立官商合辦的北票煤礦公司，資本為五百萬元，官股四成，商股六成。
公司成立時，劉厚生是董事長，他要在君做總理。在君為了家累太重，就辭了地質調查所所長的職務，專辦北票煤礦的事，把家搬到天津，他自己常往來於北京、天津、瀋陽、北票之間。
他做北票煤礦公司總經理，前後差不多五年。在這短時期之內，煤礦發展到每日產煤兩千噸，足敷開支而有餘，算是一個很有成績的新式煤礦公司。但北票地方和產煤運銷的鐵路都在張作霖的勢力範圍之內，所以在君為了公司的事，往往每隔兩三個月必須到瀋陽去和官廳接洽。他認識張學良也是在這個時期開始的。他研究「奉系」的內幕和奉軍的軍事組織也是在這個時期開始的。
關於在君辦理北票煤礦公司的事，我差不多完全不知道。劉厚生先生的紀錄，我曾看過，實在也太簡略，沒有多少傳記資料。
這五年（1921—1925）之中，在君的生活有兩件事是值得記載的：一件是他和我們發起一個評論政治的周報——《努力周報》——這個報其實是他最熱心發起的，這件事最可以表現在君對於政治的興趣；一件是他在《努力周報》上開始「科學與人生觀」的討論，展開了中國現代思想史上一個大論戰。
《努力周報》是民國十一年（1922）五月出版的，出了七十五期，十二年十月停刊。
《努力周報》第一期付印之日正當所謂「直奉之戰」已開火的時期——直系和奉系的軍隊開火在四月二十六日，我們的第一期出版在五月七日，奉軍前兩天已在軍糧城敗退了。
周報的籌備遠在半年之前。在君是最早提倡的人。他向來主張，我們有職業而不靠政治吃飯的朋友應該組織一個小團體，研究政治，討論政治，作為公開的批評政治或提倡政治革新的準備。最早參加這個小團體的人不過四五個人，最多的時候從沒有超過十二人。人數少，故可以在一桌上同吃飯談論。後來在君提議要辦一個批評政治的小周報，我們才感覺要有一個名字，「努力」的名字好像是我提議的。在君提議：社員每人每月捐出固定收入的百分之五，必須捐滿三個月之後，才可以出版。出報之後，這個百分之五的捐款仍須繼續，到周報收支可以相抵時為止。當時大學教授的最高薪俸是每月二百八十元，捐百分之五隻有十四元。但周報只印一大張，紙費印費都不多，稿費當然是沒有的。所以我們的三個月捐款已夠用了，已夠使這個小刊物獨立了。
在君為什麼要鼓動他的朋友出來討論政治，批評政治，干預政治呢？我們一班朋友都不滿意於當時的政治——民九以前的安福部政治，民九安福部崩潰以後所謂「直奉合作時期」的政治，以及民十一奉軍敗退出關以後曹錕、吳佩孚控制之下的政治——這是不用細說的。在君常往來於瀋陽、北票、天津之間，他深知張作霖一系的軍隊和將校的情形，他特別憂慮在民九「直皖戰爭」之後將來必有奉系軍人控制北京政府的一日，他深怕在那個局勢之下中國政治必然會變成更無法紀，更腐敗，更黑暗。這是他時常警告一班朋友們的議論。他常責備我們不應該放棄干預政治的責任。他特別責備我在《新青年》雜誌時期主張「二十年不干政治，二十年不談政治」的話。他說：「你的主張是一種妄想：你們的文學革命，思想改革，文化建設，都禁不起腐敗政治的摧殘。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會改善的必要條件。」
他在民國十二年有一篇《少數人的責任》，其中有幾句話差不多是專指我說的：
要認定了政治是我們唯一的目的，改良政治是我們唯一的義務。不要再上人家的當，說改良政治要從實業教育著手。（《努力》六十七期）
在朋友談話中，他常說的是：「不要上胡適之的當，說改良政治要先從思想文藝下手！」
在君常說，曾國藩的《原才》最值得我們想想。曾國藩在那篇文章里說：
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此一二人者之心向義，則眾人與之赴義。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則眾人與之赴利。……所謂一二人者不盡在位，彼其心之所向，勢不能不騰為口說而播為聲氣，而眾人者勢不能不聽命而蒸為習尚。於是乎徒黨蔚起，而一時之人才出焉。有以仁義倡者，其徒黨亦死仁義而不顧。有以功利倡者，其徒黨亦死功利而不返。……然則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非特處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與有責焉者也。
我們試看他那篇《少數人的責任》的講演，就可以明白在君確曾深受曾滌生這篇文章的影響。在君說：
我們中國政治的混亂，不是因為國民程度幼稚，不是因為政客官僚腐敗，不是因為武人軍閥專橫——是因為「少數人」沒有責任心而且沒有負責任的能力。
他說：
只要有幾個人有百折不回的決心，拔山蹈海的勇氣，不但有知識而且有能力，不但有道德而且要做事業，風氣一開，精神就要一變。
他又說：
只要有少數裡面的少數，優秀裡面的優秀，不肯束手待斃，天下事不怕沒有辦法的。……最可怕的是有知識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
我們當日組織《努力周報》，實在可以說是在君這種精神鼓動起來的。《努力》第一期的發刊辭是我的《努力歌》，其中第一、第三兩節是：
「這種情形是不會長久的。」
朋友，你錯了。
除非你和我不許他長久，
他是會長久的。
天下無不可為的事。
直到你和我——自命好人的——
也都說「不可為」，
那才是真不可為了。
這種思想，現在回想起來，都可以說是在君當日極力提倡的思想。
《努力》第二期登出《我們的政治主張》，是十六個人簽名的，蔡元培、王寵惠、羅文干三位先生領銜，在君和我簽在最後。這篇《政治主張》在當時曾引起不少的討論，內容大致如下：一、政治改革應該有一個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標。國內優秀分子，無論他們理想中的政治組織是什麼，現在都應該平心降格的公認「好政府」一個目標，作為現在改革中國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二、「好政府」的至少涵義是：在消極方面，要有正當的機關可以監督防止一切營私舞弊的官吏；在積極方面，第一要充分運用政治的機關為社會全體謀充分的福利，第二要充分容納個人的自由，愛護個性的發展。三、對今後的政治改革，我們有三個基本的要求：（一）一個憲政的政府；（二）一個公開的政府，包括財政的公開與公開考試的用人等等；（三）一種有計劃的政治。四、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下手工夫是自命「好人」的人須要有奮鬥的精神，出來和惡勢力作戰。「好人籠著手，惡人背著走。」「罪魁禍首的好人現在可以起來了！做好人是不夠的，須要做奮鬥的好人；消極的輿論是不夠的，須要有決戰的輿論。」五、我們對於當前問題的意見：（一）要求一個公開的，代表民意的南北和會，早日正式解決南北分裂的問題。（二）我們深信南北沒有不可和解的問題。對於南北議和的條件，我們要求（甲）南北協商召集民國六年解散的國會，（乙）和會應責成國會剋期完成憲法，（丙）和會應該協商裁兵，（丁）和會一切會議都應該公開。（三）我們對於裁兵的問題，主張四點，其中一項「裁廢虛額，缺額不補」，是在君主張最力的。（四）我們提出一個「裁官」的辦法，並主張參酌各國文官考試法，規定「考試任官」與「非考試任官」的範圍與升遷辦法；凡屬於「考試任官」的，非經考試，不得委任。（五）對於現行的選舉制度，我們主張廢除複選制，採用直接選舉制，並嚴定選舉舞弊的法律。（六）對於財政問題，我們主張「徹底的會計公開」，「根據國家的收入，統籌國家的支出。」
這個《我們的政治主張》是民國十一年五月十四日發表的。我把這篇宣言的內容摘抄在丁在君的傳記里，因為我想借這個綱領來表示在君和他的朋友們對於政治的根本態度和幾項比較具體的主張。
我們的根本態度是要國中的優秀分子「平心降格的公開『好政府』一個目標，作為現在改革中國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而下手的第一步是要求國中自命「好人」的人們出來批評政治，干預政治，改革政治。
《努力》第六、七兩期上有在君（筆名「宗淹」）答覆關於《我們的政治主張》的討論的文字，在這些答覆里，他曾特別說明「好人」應該怎樣嚴格的訓練自己做政治生活的準備。他提出四項準備：
第一是要保存我們「好人」的資格。消極的講，就是「不作無益」。積極的講，是躬行克己，把責備人家的事從我們自己做起。
第二是要做有職業的人，並且增加我們在職業上的能力。
第三是設法使得我們的生活程度不要增高。
第四，就我們認識的朋友，結合四五個人、八九個人的小團體，試做政治生活的具體預備。
這都是在君自己終身實行的生活。他和我們組織「努力社」，社員的標準是，第一要有操守，第二要在自己的職業上站得住。
當時我們對於當前的政治問題的幾個比較具體的主張——即是上文第五項的（一）至（六）各目——在我們心目中，都算是「平心降格」的主張了。但後來事實上的演變，使我們不能不承認這些主張都還是太樂觀的理想！例如「裁兵」，豈但沒有絲毫實行的希望！我們只看見民國十一年奉軍敗退出關之後天天增加兵力，改變編制，增添新式軍械重炮，天天作雪恥復仇的準備；直軍方面也同樣的增加兵力，天天作抵禦奉軍三度入關的準備。這種情形，在君看的最清楚，他在《努力》上曾發表好幾篇關於軍事的文字，都是用「宗淹」筆名發表的：
《中國北方軍隊的概略》（第一期，第三期）
《奉直兩軍的形勢》（附地圖。第一期）
《奉直戰爭真相》（第三期）
《廣東軍隊概略》（第五期）
《裁兵計劃的討論》（第十四期）
《湖南軍隊概略》（第十九期）
這些研究是他後來寫成一部專書《民國軍事近紀》（民國十五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起點。因為他常到熱河奉天去旅行，所以他最明白那時北方兩大系軍閥預備作戰的形勢。所以我們在九月里，曾在《努力》上指出，「節省政費，裁了一千個冗員，還禁不起山海關附近的一炮！」所以我們建議：「（一）由北京政府速即召集一個各省會議。（二）由北京政府公開的調解奉直的私鬥，消除那逼人而來的大戰禍。」這種建議，黎元洪不敢做，顏惠慶、王寵惠的內閣也不敢做，新召集的舊國會也不敢提倡。北方的戰禍不能消除，裁兵之論當然成了空話了。
再舉一個例子。我們曾主張「一個公開的，代表民意的南北和會」，「南北協商召集民國六年解散的國會」。後來國會是召集了，八月一日開會了，但不是「南北協商召集」的，只是當日暫時戰勝的直系軍人和他們手下的政客自作聰明，要樹立他們自己的「正統」地位，所以先擁護黎元洪復位，又把舊國會恢復了，叫做「法統重光」。「法統重光」的作用在於準備解決所謂「最高問題」，就是總統選舉的問題。他們把黎元洪的任期解釋作還剩一年零四個月，任滿之後，就可以由這個「法統重光」的國會選舉曹錕做總統了。我們主張一個公開的南北議和的和會，由和會議決召集民國六年被解散的舊國會，作為南北統一的一個條件，作為完成民國六年的「天壇憲法」的機構，而軍閥的門客早就打算好了要賄買那箇舊國會作為選舉曹錕繼任黎元洪為總統的準備！
我舉這兩個例子來說明在君和我們當年組織《努力》來做批評政治，監督政治的一番熱心可以說是完全失敗的。民國十二年三月，我在《努力》第四十七期曾引用湯爾和對我說的幾句話，他說：
我勸你不要談政治了罷。從前我讀了你們的時評，也未嘗不覺得有點道理。及至我到了政府裡面去看看，原來全不是那麼一回事！你們說的話幾乎沒有一句搔著癢處的。你們說是一個世界，我們走的又另是一個世界，所以我勸你還是不談政治了罷。
《努力周報》維持了一年半。十一年的十一月底，我病了。十二年（1923）一月十七日，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為了政府任命彭允彝為教育總長的事，提出辭呈，辭去北大校長之職，辭呈里明說他「痛心於政治清明之無望，不忍為同流合污之苟安，尤不忍於此種教育當局之下，支持教育殘局，以招國人與天良之罪責。」他在各報上登了一個啟事，也明說「元培為保持人格起見，不能與主張干涉司法獨立，蹂躪人權之教育當局發生關係」。蔡先生的辭職，實際上是為了抗議財政總長羅文乾的被捕（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也為了抗議當時已哄傳的「最高問題」（即曹錕公然收買國會議員，預備總統選舉）。我為了此事，從病中出來，在《努力》上發表了一些為蔡先生辯護的文字，又發表了幾篇關於羅文干案及「賄買國會的問題」的文字（《胡適文存》二集原版卷三）。四月以後，在君力勸我專心養病，周報的事由他和高一涵、張慰慈、陶孟和幾位朋友維持，不要我做文章了。到十月初，國會賄選曹錕為總統果然成為事實。《努力周報》就自動的停刊了。
一年之後，張作霖準備好了，分五路大舉進兵，開始所謂「第二次直奉之戰」。當吳佩孚正在山海關支撐的時候，馮玉祥突然退兵轉向北京，一個晚上就占領了北京，把賄選出來的曹錕拘禁起來了，發出通電令雙方停戰。吳佩孚倉皇敗退，坐軍艦航海南下，經由長江，直到岳州。
勝利的軍人通電擁戴段祺瑞出來做一個傀儡的「臨時執政」。當時雖有「和平統一」的呼聲，雖有「善後會議」的號召，雖有孫中山先生的北來，但事實上還是一個軍人割據的局面。奉天系的力量，中間雖經過郭松齡的事變（十四年冬），仍是北方最強大的力量，不但能趕走馮玉祥的軍隊，控制北方的政局，並且在一年之內，派張宗昌的軍隊南下，攻取徐州，直入南京；又派邢士廉、姜登選南下，姜登選的軍隊駐紮徐州，邢士廉駐紮上海；後來又由「臨時執政」任命張宗昌做山東督軍，楊宇霆做江蘇督軍。於是奉軍的勢力從東三省一直達到南京、上海了。
那時候，江蘇省的紳士商人有個救援江蘇的秘密運動，奔走最出力是在君的兩個朋友，松江的陳陶遺，常州的劉厚生。他們知道在君的見識才幹，也知道他向來有改革政治的志願，所以他們常和他商量這個拯救江蘇的問題。
民國十四年（1925）七月，在君得到羅文干從岳州打來的密電，要他到岳州去見吳佩孚。在君就向北票公司告假南下，到上海會見劉厚生等，細談江蘇在奉軍占領後的情形，以及江蘇紳商想借客兵驅逐奉軍的各種企圖。在君從上海到岳州，見了吳佩孚；回到上海後，孫傳芳派人來邀他到杭州去談談。在君在杭州住了一星期，到上海報告他和孫傳芳、陳儀談話的經過。九月初，他仍由海道回天津去。
民國十四年的雙十節，孫傳芳在杭州宣布組織江蘇、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五省聯軍，討伐張作霖，公推孫傳芳為總司令，周蔭人為副司令，分五路進兵驅逐奉軍。陳調元在安徽，白寶山在江北，同時響應。在南京的楊宇霆首先渡江走了，在上海的邢士廉也走了。於是孫傳芳成了江蘇的統治者。
北票煤礦公司的董事會在天津開會，在君辭去總經理之職。在君辦北票煤礦前後近五年。在君辭去北票的事，似是在十四年底或十五年一月。十五年二月，在君為「中英庚款諮詢委員會」的事南下。當時他並沒有接受孫傳芳的何種委任。他所以要辭去北票煤礦的事，大概不但是因為他已決定不願在奉軍的勢力範圍以內做事了，並且還因為「中英庚款諮詢委員會」的原來計劃是需要他半年以上的時間，還需要他到英國去一次。（詳見第十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