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的分裂 · 前 言

在中國，提起德國文學家席勒，可謂是耳熟能詳，他的《陰謀與愛情》早在20世紀50年代就已被翻譯成中文。實際上，席勒本人也是一名出色的歷史學家，本書即是席勒對歐洲三十年戰爭史的系統闡述，藉此機會我們對席勒在歷史上的活動進行一個簡要的介紹。 弗里德里希·席勒生活在18世紀後期的德國。他不但是一位學者，而且還是一位詩人和劇作家。他與歌德在文壇上並駕齊驅，兩人都是德意志古典文學高峰的代表作家，在合作的十年中，他們把德國文學推向輝煌，推向世界。因此，德國民眾把席勒當作民族統一和自由的代表進行紀念。 18世紀後期，德國還被稱為德意志蘭。在1618年到1648年這段時間，持續三十年的戰爭幾乎摧毀了德意志的一切，經濟和政治已經走在崩潰的邊緣。在此後一百年的時間裡，這種狀況非但沒有一絲好轉，反而更加惡化。革命導師恩格斯是這樣分析的：德意志蘭的手工業、商業、工業和農業正走向覆滅，正常的教育、社會輿論、經濟貿易都脫離了正常的軌道。不論是底層的貧苦勞動者，還是上流社會的貴族成員，沒有人滿足於現狀。拜金主義籠罩著德意志整個民族，人民毫無希望，沒有一絲力量去清除將要滅亡的腐朽制度。這個時代，只有文學熠熠生輝，只有在文學中才可以看到未來。在毫無希望的政治和社會中，誕生了一批偉大的思想家。歌德、席勒、康德、費希特、黑格爾，每一個偉人的作品都反映了他們想要衝出時代枷鎖的願望和決心。 1759年11月10日，席勒出生在德國南部符騰堡公國的內卡河畔的馬爾巴赫城。他的家庭並不富裕，父親是個沒有什麼權力的部隊小軍官，母親則是一個小麵包店老闆的女兒。由於母親信奉新教，所以在席勒幼年，他的母親把他送到一位新教牧師那裡去學習。這位啟蒙者在語言、歌劇、表演、傳教等方面對他進行了系統的教育。正當席勒打算對這些進行深入研究的時候，卡爾·歐根公爵強制徵兵，席勒因此到了卡爾軍官學校學法律，在費盡種種周折後，他才改為學醫。卡爾·歐根公爵是個殘暴的統治者，他的學校被人稱為「奴隸製造場」，他把學生像物品一樣倒賣給英法殖民國。在學校，這種地獄般的折磨激發了席勒的反抗精神。帶著這種逆反心理，24歲的席勒投入到1770年至1785年間轟轟烈烈的「狂飆突進」運動中，並且成了領導者。 德國狂飆突進運動是熱血青年發動的對鄙陋文學的抗議，比啟蒙運動更為激進，他們渴望自由，希望反抗現實社會，這種嚮往自由的精神激發了席勒對現實的不滿情緒。 在卡爾軍官學校，狂飆突進運動是嚴禁學生參加的，但即使是銅牆鐵壁，也擋不住嚮往自由的熱血青年。盧梭、莎士比亞、歌德等一大批作家的文章悄悄地流入學校，學校一位年輕的心理學教授阿貝爾不但給席勒介紹這方面的作品，還傳授了不少文學知識。在軍校待了八年取得醫師資格成為助理軍醫後，他開始準備反抗。歌德和席勒僅相差十歲，但兩人的脾氣秉性截然不同。作為狂飆運動的領航人，歌德感情豐富、富於激情；席勒則冷靜內斂、心思縝密，有自己的理想並願意為之奮鬥，他把建立自由、平等、博愛的精神貫穿於名作《歡樂頌》之中。1776年，他開始發表抒情詩，1777年至1782年，他完成了劇本《強盜》，並於1783年創作《熱內亞菲埃斯科的謀叛》，次年用一年的時間創作了膾炙人口的《陰謀與愛情》，並且還發表了一部革命性的詩集：《1782年詩選》。接著，他在1787年發表了韻文劇《唐·卡洛斯》。這幾年的辛勤勞作讓青年席勒聲名大噪，席勒和歌德一樣成了狂飆突進運動的領導者。1782年，普法爾茨選侯領的曼海姆民族劇院上演了席勒的作品《強盜》。觀看完這部劇的人們幾乎瘋狂，劇中向腐朽社會進行鬥爭的愛國青年震撼了人心，說出了人們迫切呼喚自由的心聲。該劇的上演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公爵害怕起來，讓人囚禁了席勒，並禁止他寫作。在這個地方，席勒沒辦法再待下去，於是他逃到美因河畔的法蘭克福。《強盜》讓狂飆突進運動達到頂峰，而兩年後上演的《陰謀與愛情》引起的反響則更為巨大，《唐·卡洛斯》的上演再度表現了廣大市民急切盼望社會改革、推翻小邦專制統治的願望。他的這些作品充滿了叛逆精神，給了人們堅決推翻舊制度的信心，因此在1792年，他被法蘭西共和國選為法國榮譽公民。 1780年以後，德意志的經濟逐漸復甦，許多邦國的君主開始進行改革，德國青年對狂飆突進運動的熱情開始逐漸消退。除了以歌德和席勒為主的少數人還在堅持激進文學之外，大部分人都向「溫和」或浪漫主義轉變。1785年春，席勒應友人之邀，來到萊比錫居住，當他和友人在一起的時候，他感覺自己知識貧乏，需要充電。在魏瑪他見到了歌德、維蘭德、赫爾德爾等文豪。在這裡，他全神貫注地研究歷史哲學和康德等人的哲學著作，期望從中能夠找到解決德意志社會問題的答案。這一時期，席勒進行了廣泛閱讀並且翻譯劇作，完成了《尼德蘭獨立史》等作品。1789年，歌德推薦席勒擔任耶拿大學的歷史教授，大學生們都非常喜歡席勒的研究。從1790年以後的十年時間裡，席勒一直在研究德國三十年的戰爭史，他希望從歷史中找到靈感，去完成能夠讓讀者得到力量的著作。從1787年至1795年間，席勒一直在研究歷史和歷史哲學，撰寫了《尼德蘭獨立史》《通史概要》《三十年戰爭史》《論悲劇藝術》《論秀美與莊嚴》《論人的審美教育書簡》等歷史和美學著作，很明確地主張歷史學家應該具有哲學、美學藝術、人本主義價值觀的修養。從人的靈魂角度去鑽研歷史讓他收穫頗豐，這是他「學者生涯」中一個至關重要的階段。 1794年夏天，席勒邀請歌德參加文藝刊物《季節女神》，歌德欣然接受，自此兩人結為至交。歌德從席勒那裡接受了新力量，容光煥發。兩個人有了默契和互補，探索出文藝創作的兩種不同方法。席勒在論文中曾經表達過：歌德屬於現實主義自然詩人，而他屬於理想主義傷感詩人。席勒的雙重性格和歌德一樣都在創作中有所體現，一方面反映德國的腐朽現實，另一方面又希望通過和平手段解決祖國的統一和自由問題。相似的性格特徵促使他們產生共鳴，也正是因為兩個人的協力創作奠定了德意志古典文學的基礎。 從1794年到1805年，席勒和歌德深交的十年，也是他們各自創作的高峰期。他們二人在《文藝年鑑》上發表了許多精美的詩歌，他們互通往來的信件多是對文學創作的討論，席勒也寫了很多的哲理詩和敘事謠曲。1797年，席勒創作了大量為群眾所喜歡的敘事謠曲，如《潛水者》《手套》《波呂克拉特的指環》《伊畢庫斯的鶴》《人質》《鬥龍記》等，因此這一年被稱為「敘事謠曲年」。二人的鼎力合作，開啟了德國文學史上的古典期。 這個時期，席勒的戲劇創作是他最大的文藝成就。以三十年戰爭史為題材的歷史劇《瓦倫斯泰》創作耗時七年，直到1799年才完成，這部戲劇控訴了邦國專制制度、控訴諸侯的殘暴，表達德國人民渴望和平的心聲。這一部戲劇的成功演出，促使席勒做出一生的決定——把終生獻給舞台。此後，席勒翻譯並改寫了眾多有歷史意義的劇本，比如：1801年的《瑪麗亞·斯圖亞特》和《奧爾良的姑娘》、名詩《一個新世紀的開始》，1803年的《墨西拿的新娘》《威廉·退爾》等。這些劇本喚起了受壓迫人民的反抗意識，成為德意志民族解放戰爭的前奏曲。其中，《威廉·退爾》在中國、德國的魏瑪和萊比錫都有演出過，得到了熱烈的反響。 因為這些不菲的成就，席勒甚至被封為貴族，但是他的生活依然貧困。他晚年還得了肺病，1804年創作的新劇本因為肺病只完成了兩幕。1805年5月9日，這位德國偉大的文學家、戰士病逝於自己的工作室，他的文學創作對德意志的統一做出了巨大貢獻。為了表達對他的敬仰，人們後來把他的遺體遷葬在魏瑪陵園。 席勒的一生以研究歷史為主，他所做的研究是想以史為鑑，把歷史、現實、未來聯繫起來，通過理性思維闡述人類文明發展的過程。從對席勒的研究來看，他的歷史觀是以人為本，從人的角度來研究歷史的發展。他認為人不僅具有外在的形態，還有內在的人性變化，更重要的是如果國家能夠以人為本，社會將會變成和諧的整體。在當時的社會潮流下，他的人本主義思想是超越於那些外在人本主義的，他希望以道德治理國家，實現和諧社會。我們由此稱他的理念為新人文主義，這種理念超出了當時資產階級自由派的水平，具有深遠意義。他的歷史作品主要有三個研究方向，有在宏觀層面即通過通史或者世界史進行研究的，也有研究古希臘及羅馬體制改革的，但成就最為顯著的，則是通過德意志宗教改革和民族獨立來研究民族獨立、國家統一的歷史趨勢。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本書堪稱席勒的代表作。 席勒是個愛國主義者，從本書來看，他所講的「德意志」，從政治意義上講並不是「德國意志王國」，也不是「神聖羅馬帝國」，而是德意志這片生他養他的熱土。懷著濃濃的愛國情，他迫切希望德意志能夠實現民族的統一，以強國之姿屹立於歐洲大陸。但現實往往十分殘酷，眼前的德意志，由於政治上的分裂，給這個民族帶來了深重的苦難——內部戰爭連綿不斷、外國勢力猖狂橫行、前進道路舉步維艱。他所期待的德意志就是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下踏上了未知的旅途，這給他帶來了深深的苦惱，也使他更加贊成促進德意志統一的進步行為。三十年的戰爭，實質上是統治階級之間爭權奪勢的政治鬥爭，而平民百姓卻毫無疑問成了最大的受害者，他們無可選擇地忍受著戰爭的殘酷，付出了最大的犧牲。在本書中，席勒還試圖探討德意志為什麼會「招致外國軍隊進入王國腹地，並使它成為遭受最悲慘破壞達半個世紀之久的戰場」。 對於皇權和統治勢力的專橫，席勒毫不吝惜自己的批判，而對於國外勢力對德意志內政的橫加干涉，他更是深惡痛絕。他十分同情廣大平民的遭遇，支持他們反抗皇權、反抗外國勢力，用武裝起義的方式爭取自己的幸福生活。因此，我們也可以認為席勒是一位比較激進的新人文主義者。對於德意志的前途和出路，席勒相信人民才是影響歷史的決定性力量，他認為人民渴望和平的心愿和呼聲終將熄滅戰爭的烈火和硝煙。但受歷史的局限，他的這種認識還停留在一個初步的淺顯的地步，遠沒有上升到理論的高度，他甚至幻想統治者能夠放下爭執，遠離戰爭，做人民「正義的朋友」。 在本書中，席勒對斐迪南二世、古斯塔夫·阿道夫和瓦倫斯泰傾注了較重的筆墨。在他看來，這三位大人物雖然在當時叱吒風雲，但都不是能拯救德意志民族的英雄。在席勒看來，皇帝斐迪南二世雖然有做一名明君的天賦，但他自私自利、目光短淺，囿於哈布斯堡家族的利益決定施政的行為，並沒有為德意志整個民族謀得什麼福祉，逐漸「從一名正義的朋友變成一名人類的壓迫者，和平的敵人和民族的禍根」。因此，當他59歲離世時，這對德意志而言確實是一件幸事。對於瑞典國王古斯塔夫·阿道夫，席勒前後的態度有一些變化。阿道夫率大軍侵入德意志蘭土地時，是打著拯救德意志新教事業的旗號的。此舉一出，立刻博得了德意志新教等級、城市市民和廣大居民的好感，再加上他治軍有方、身先士卒，重創了皇帝的陣營，用輝煌的戰績為德意志帶來了安寧，席勒對他的好感就更加明顯了，稱之為「英才」「雄鷹」，甚至一度將他尊稱為德意志蘭的保護神。然而好景不長，兩年後，古斯塔夫·阿道夫在與瓦倫斯泰的「皇家大軍」激戰時陣亡。當大家惋惜痛惜阿道夫的陣亡時，席勒保持了一個學者應有的清醒和冷靜。他一針見血地指出，生於斯德哥爾摩的阿道夫並不是一名德意志人，作為瑞典的國王，他侵入德意志的真正目的不外乎是防止德意志的崛起，覬覦德意志的寶貴資源，希望用武力實現對德意志的控制。因此，阿道夫的陣亡對瑞典而言是不幸的，但對德意志而言，確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情。席勒對瓦倫斯泰的態度，則更加複雜。瓦倫斯泰自認為是一個純粹的德意志人，但實際上他只不過是一名德意志化了的波希米亞貴族而已。瓦倫斯泰善於政治投機與冒險，他利用德意志的混亂局面，建立了一支自己的隊伍。為了達到他自立為王的目的，他不擇手段，不惜將外國軍隊引入德意志。他投靠在皇帝的陣營，通過多次的戰爭，為皇帝陣營挽回了頹勢，戰勝了北方入侵的丹麥軍隊，達到了個人政治生涯的頂峰。他努力趕走外國軍隊、追求國內和平的舉動，雖然符合德意志人民的願望，但其最終目的不過是為了自己的奪權篡位。這樣心機重重具有狼子野心的人物，明顯不符合席勒心目中民族英雄的定位。所以，在席勒的名劇《瓦倫斯泰》中，並沒有把他塑造為一名統一德意志的英雄人物。 這部作品原書分為五大部分，各部分沒有標題，也沒有詳細劃分內部章節，但從整體來看，文筆簡潔，見解深刻，是一部領先於時代的優秀著作，即使在今天看來，該書也具有極強的思想性和可讀性。為了方便讀者，我們根據各部分的內容對原著進行了章節劃分，並擬定了各部分的標題，希望能夠給讀者提供一些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