笛福文選 · 《笛福文選》序

丹尼爾·笛福 《笛福文選》
丹尼爾·笛福(DanielDefoe,1660—1731)的誕生,距今恰好是三百年了。他生活在英國歷史上的轉折時期。在他出生前二十年,英國開始了第一次有巨大影響的資產階級革命,資產階級以暴力推翻了斯圖亞特王朝的專制政權,殺掉國王,實現資產階級專政。在他出生的1660年,斯圖亞特王朝的查理二世又在本國反動貴族和法國王室的幫助下恢復了反動的統治,他和他的繼承者詹姆斯二世,與議會中的資產階級、新貴族一直進行著或明或暗的鬥爭。資產階級終於在1688年再次趕走了斯圖亞特王室。迎立了威廉三世。此後在英國就確立了實質上是資產階級專政的君主立憲制。英國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更加迅速。在笛福生活的時期,英國的工商業和航海業增長很快,如出口貨總值1705年為五百三十餘萬鎊,而1713年至1714年已達七百六十九萬餘鎊;海關收入1666年為三十九萬鎊,而以後十七年平均每年為五十五萬餘鎊;進口棉花在十八世紀初每年約為一百萬磅,而到1764年已達三百八十萬磅;煤鐵產量與商船噸位的增長幅度也大致如是。在笛福晚年,工業革命開始以後,生產增長更加迅速。英國已逐漸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與此同時,農民大批破產。人口向城市集中,興起了許多工商業城市。資本主義生產每一步進展,統治階級所得的每一個英鎊,都是以本國勞動群眾和殖民地人民的血汗為代價的,以國內自耕農的破產、對工人極為殘酷的剝削,以連年進行的殖民戰爭,以對殖民地殘暴的壓榨換來的。 笛福為之歡呼的1688年的政變,實際上是資產階級與貴族妥協的產物。在這次妥協中,「政治的戰利品——職位、肥缺、厚俸——都是由土地貴族名門取得,其條件只是要充分維護金融工商業中等階級的經濟利益。」①英國社會最上層就是擁有大地產的貴族。他們與資產階級妥協的基礎是:一方面為資產階級提供勞動力,另一方面使農業的發展適合工業與貿易的需要。貴族大地主中間最反動的一翼希望反動的斯圖亞特王室復辟,其餘一部分則是「資產階級的貴族代表」。這是「官方地統治著」英國的階級。「非官方地統治著」英國的是資產階級。它與貴族在利害關係上還有一定程度的矛盾,但是歸根結底,政府的一切法令最終還是為這個階級的利益服務的。1688年參加妥協的,只是資產階級中的一部分,即金融資產階級,其中有銀行家、殖民公司,特別是東印度公司的大股東、大商人等。這是資產階級的上層,他們以巨大的財富左右國家大政方針。在笛福的時代,工業還處於手工工場階段,主要工業,即紡織業的生產過程還有一大部分分散在農戶進行,工業資產階級的力量還很薄弱(只是在工業革命以後,在1830年左右,工業資產階級才左右了國家政治局勢,最終改變了貴族與資產階級之間、資產階級內部的金融資產階級與工業資產階級之間的力量對比)。中下層資產階級在政治上是沒有地位的。統治著農村的是鄉紳。農民因為圈地運動大量破產,到1750年左右,自耕農實際上已經絕跡。工業無產階級方在形成,還沒有成為政治力量。占人口絕大多數的無產階級、半無產階級與農民享受不到絲毫政治權益。選舉權只給予有一定財產的人,十八世紀中葉,每四十八人才有一人有選舉權。下院的議席可以用金錢買賣,選舉也多為當地貴族、鄉紳所操縱。許多幾乎沒有人居住的村鎮仍可以選舉議員。這樣「腐朽的選區」產生的議員,幾乎占了全部下院議席的一半。而新興的工商業城市卻不能選舉議員。這種現象在笛福的《不列顛島週遊記》中有所反映。整個英國是土地貴族、金融寡頭的天下。 ①恩格斯:《社會主義由空想發展為科學》英文本導言。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2卷,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106頁。 笛福無論從出身、教養,還是從經歷方面說,都屬於資產階級中下層。在1688年以後的英國,中小商人、企業主、手工業者等以及後來的工業資產階級都不是當權派。他們在根本問題上,在對勞動人民與殖民地人民的剝削上,與大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化的貴族沒有分歧。但是他們沒有社會地位,政治權利也受到很大限制。這個階層的人,許多是「不從國教者」,即信奉英國國教會以外的其他基督教新教教派。根據當時的法律,他們不能擔任公職。下院的議席也為鄉紳、地主與大商人所獨占。他們往往根據統治階級從未兌現的「權利宣言」,藉口「人民」、「憲法」或「宗教自由」來爭取自己的政治權利。在經濟上反對壟斷,主張自由貿易。笛福的父親是倫敦的一個肉店老闆,是一個「不從國教者」。笛福在「不從國教者」所立的學校里受教育,以後就經商。在威廉三世到英國時,他已是倫敦較體面的商人了。他經營過襪子批發,煙、酒進口,航海保險等,到1692年由於戰爭的影響和其他原因而破產。以後他為威廉三世所用,奔跑於英國和蘇格蘭,寫論文支持政府的行動,並且為答覆反動勢力嘲罵威廉非英國人而寫了有名的長詩《真正的英國人》。他用威廉給他的報酬開辦了一個磚瓦廠,又逐漸富裕起來。1702年,威廉三世逝世,安娜女王繼位。笛福在這一年12月1日出版了《懲治不從國教者的捷徑》,受到了托利黨①人、國務秘書那庭干伯爵的迫害,他再一次破產。這件事影響了笛福後半生的生活道路。 ①托利黨和輝格黨是當時的兩個政黨,它們都是代表統治階級利益的,其界限不是很嚴格的。一般說托利黨更多代表大地主、門閥貴族和英國國教會的正統派,其極右翼主張斯圖亞特王室復辟。輝格黨更多代表「金融貴族」資產階級上層,非國教教徒的利益。當時有所謂「地產利益」與「金融利益」、「高教會」與「低教會」之說,即指此。笛福就其政治主張來說是輝格黨。 《懲治不從國教者的捷徑》是一篇諷刺文,是對主張限制非國教教徒的托利黨人的攻擊。我們知道,當時英國的政治鬥爭,往往以宗教鬥爭為其表現形式,封建貴族與資產階級都慣於以宗教為名謀求自己的階級利益。當時的歐洲君主專制的王室都是信奉基督教舊教(天主教)的,如法國、西班牙,而新教國家多是資產階級比較有力量的國家,如英、荷等國。信奉舊教的反動的斯圖亞特王室統治英國的時候,資產階級掌握的議會在1673年通過了「宣誓法」,規定只有按英國國教會儀式領聖餐的人才能擔任行政與軍事職務,其目的在防止擁護斯圖亞特王室專制的、親法的天主教徒掌權。1688年政變以後又通過了「容忍法」,規定國教會以外的新教徒只要每年在國教會教堂領聖餐一次(即所謂「間或服從國教」)也可以擔任公職。在當時非國教會的新教徒多半是資產階級,特別是中小資產階級分子,而輝格黨是主張對他們「容忍」的,托利黨則主張對他們加以限制。1702年,在下院占多數的托利黨為了樹立該黨鞏固的統治,在下院通過了「防止間或服從國教法」,目的是排除可左右選舉的各市鎮的行政官中的非國教會教徒,而代之以當地地主,這就可以保證托利黨的多數席位。在這時笛福的《懲治不從國教者的捷徑》出版了。他裝作一個極右的托利黨人的口氣,故甚其詞地提出了鎮壓不從國教教徒的辦法——包括將其首領處以極刑。他還用了許多誇張的詞句,使人看出破綻,覺得這些意見過分頑固,十分可笑。據說,初發表時許多不從國教者看了憤怒異常,而一些托利黨人反而很高興。如果真有其事的話,那末,這是由於這些人根本不懂得諷刺。笛福在這裡用的本是常用的一種筆法。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為了抗議英國統治階級對愛爾蘭極為殘酷的剝削,使愛爾蘭人民赤貧如洗,寫了《一個謙卑的建議》,憤怒地提出以小孩作食物,或出口,以解決貧窮問題。同樣,笛福建議用在英國久已絕跡的對異教徒殘酷的迫害辦法來暴露托利黨人,真正的意思是反對限制信仰,主張宗教自由,而最終目的則是維護信仰其他新教教派的工商業者的政治權利。 執政的托利黨人當然懂得他說的是什麼意思,擔任國務秘書的那庭干伯爵在1703年1月3日下了逮捕狀。笛福一面躲藏起來,一面寫信給那庭干,請求原諒。他說,如果實在不能求得寬恕,則希望以紳士待他,不要使他受「監禁、枷刑之類的懲罰,那對我比死還壞」。為了「贖罪」他建議自己出錢裝備一隊騎兵,由他親自率領為女王效忠。那庭干以更積極的搜捕來回答。笛福終於在5月里被捕。7月初法庭判決的處罰恰是他最害怕的「監禁、枷刑」,此外還有罰款,並要他「保證以後七年中行為端正」。這個判決按當時標準也是過苛的。在執行前後,那庭干幾次親自審詢,甚至破例到獄中去審問。其間曾有政界要人為他說項,枷刑示眾的執行兩次延期。那庭乾的目的是要笛福招認這篇文章是新去世的威廉三世時得勢的輝格黨首領主使他寫的,以便對輝格党進行打擊,其次才是懲治敢於反對執政黨、主張宗教自由、要求開明政治的笛福。那庭乾沒有得到什麼口供,於是笛福從7月29日至31日每天上午11點至下午2點之間分別在三處鬧市受到枷刑示眾的侮辱。 所謂枷刑,就是讓犯人站在臨時在鬧市搭起的高台上,頭和兩手分別放在枷板的三個洞裡,枷板由一個高過人肩的架子支著。通常,看熱鬧的人群對受刑者叫罵,向他投擲髒東西。但是,當笛福站在這裡的時候,周圍卻是一大群同情的市民,對他歡呼,向他獻花,為他祝酒。他的《枷刑頌》也在這一天出版,在觀眾中出售。在這首有名的長詩里,他攻擊執政者是非不分、黑白顛倒:煽動人們迫害宗教異己的牧師、作家,貽誤軍機的腐敗無能的將領,操縱證券市場的投機奸商,昏庸徇私的法官與治安官,酗酒的和好色的牧師,陷害好人的律師……等等,這些該受枷刑的人消遙自在,而敢於說出真理的人反而受害。他說,這樣不公平的刑罰只能教人作惡。至於迫害他的掌權者,今天的法律雖然不能奈何他們,也不允許人諷刺他們,但在將來失勢時他們總要受到懲處。笛福這首為自己辯護的詩是對構成這場政治迫害的反動政客的抗議書,它揭露了上層社會某些罪惡和當時政治的腐敗。這首詩是笛福最有力量的作品之一。 這場官司使笛福的磚瓦廠倒閉,他再次破產。枷刑示眾以後,他無錢交付罰款,仍被關在獄中。9月里,當時任下議院發言人的羅伯特·哈萊寫信給財政大臣葛德芬伯爵,建議秘密以女王的名義送他一筆錢交上罰款,這樣可以控制住笛福,並使他為他們效力。葛德芬同意了這種作法。笛福就這樣在11月被釋,正式釋放書次年(1704年)七月始發下。此後他就被政客牢牢抓住。安娜女王時他先後為葛德芬和哈萊所用,替他們辦報紙,到全國各地,特別是蘇格蘭進行調查動向、影響輿論之類的工作。為促成1707年英格蘭與蘇格蘭的合併,他出了不少氣力。安娜女王逝世後,漢諾威王室的喬治一世繼位,輝格黨人得勢。笛福因為替托利黨的哈萊內閣作過事,這時又一次被捕,但不久即被釋。 笛福一生和二十六種報刊有過程度不同的關係,寫了大量的報刊文字,此外他還寫了許多小冊子與專著。他寫作的數量是驚人的。他還不斷地經營商業,但都沒有成功。他在後世主要是以小說家為人所知,而他第一部長篇小說《魯濱孫漂流記》是在他五十九歲時(1719年)才出版的。這部小說受到了讀者熱烈的歡迎,他就接著寫了《續集》。此後他大致從每年一部的速度寫了不少長篇小說,其中比較有名的有:《摩爾·弗蘭德斯》、《倫敦大疫記》等。 直到晚年,他還是負債纍纍,最後避債離家,1731年客死在外。 笛福一生的活動是多方面的。單是他的文字工作就包括了政治、經濟、文學、歷史等方面。但是中心思想、基本主張卻不複雜,那就是一切為資本主義發展,為資產階級利益。不管他為哪個內閣服務,這一點是不變的。他是相當典型的新興資產階級的代言人。 十七、十八世紀之交正是英國資本主義生產開始大規模發展的時候。英國的面貌比起封建時期已有了顯著的變化,落後的、保守的勢力咒詛這種變化,想使英國退回封建時代。笛福則歡迎這種變化,並且歌頌它。例如當時有一個議員提出一件提案,主張使貧民定居在各自的教區進行生產,使各教區作到衣物自產自用。笛福指出:這是「叫我們返回原始狀態,使每一村落自成一邦,與四周互不依賴。這樣,五個農民各作一種最普通的行業就能供給全教區的衣食,這樣一來還有什麼你們稱之為貿易的東西呢?這個辦法就要使我們已有的二百萬人失業」。他認為蘇格蘭貧窮的原因就是貧民的衣著是靠自產原料、自紡、自織。①可以看出笛福是多少意識到從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的轉變。他指出當英國還不懂貿易的時候,英國人分作主人與奴僕,農奴為領主服勞役,過著乞丐似的生活,對領主絕對服從。那時不鼓勵製造業,「裁縫是唯一的商人,而鞋匠是最大的製造業者」。而一旦英國人開始從事商業和製造業,英國的面貌就有了很大的改變:窮人掙工資,而不是以勞役換取衣食,對地主不再服役而是交租;建立了手工業師徒關係等等。②笛福當然不了解這一切變化是生產力發展而產生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帶來的,他把它首先歸之於貿易、製造業,把社會發展的功績給予商人。他對資本主義的發展只是一味歌頌,似乎它既給富人也給窮人帶來幸福,他根本看不見資本主義發展給勞動人民、特別是農民因地主養羊或改進種植方式而進行的圈地運動所造成的破產與赤貧化,他也看不到手工業工人所受到的殘酷剝削。這是他資產階級本性的表現。但是,與當時社會上存在的反動、保守封建意識代表者的開倒車的思想比較起來,他的思想有一定進步性,它反映了新興階級的階級意識。 ①笛福:《評論報》1709年7月9日,見《評論報捃華》(TheBestofDefoe′sReview,ed.W.L.Payne,1951),第143頁、145頁。 他認為貿易是社會進化、國家富強的根本原因。他的口號是:貿易就是一切。在他卷帙浩繁的作品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論貿易的,他一再表示貿易是他最喜歡寫的題目。他的基本觀點是:「貿易鼓勵工業,促進發明,雇用人民,增進勞動,付給工資」,①人民有工作,就不會到處流浪,人口就會增加,消費也隨之增加,物價就會上漲,地租也會因之而提高。所以貿易使國家富強,對全國富人貧民都有好處。他認為貿易是關鍵,但不是唯一的。貿易和土地有不可分割互相滋養的關係;土地提供原料,貿易提供市場。「如果貿易與土地,即本國的財富,分裂不一致,則整個國家就會停滯」。②這裡可注意的是,他所理解的農業已經是為資本主義服務的農業了。他也指出貿易與製造業、航海業是母與女的關係。我們可以從他在1710年9月5日寄給羅伯特·哈萊的關於發展蘇格蘭的意見中看到他具體的意見:①《英國商業計劃》,第13頁。 ②《評論報捃華》,第113—114頁。 「我們說的促進蘇格蘭的發展,就是增加人民的財富,這隻有促進貿易才能作到。貿易帶回財富,增加人民的就業使他們安居本國」……辦法是: 「促進貿易:航海業與對外貿易 製造業,使貧民做工 農業:改變耕作方法 種植、圈地、修整土地 接枝、飼養乳牛等」③ 所以笛福給一個國家提出的富強之道,是以商業、尤其是海外貿易業為中心,帶動工業、航海業和農業發展的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笛福在他的一生中還提出了不少具體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反映商人利益的意見,包括收在本書中的《計劃論》(1698年)。他在這篇文章中提出的中央銀行,對於資本主義發展是有利的,可以使商人免於受高利貸者的重利盤剝,關於保險、破產、商民法庭等也都是為了保護商人、特別是中小商人的利益為出發點的。年金局實際上是一種保險企業的性質。至於海員登記,是為了保證海外貿易商有足夠的水手,並且壓低海員工資的措施,對海員是談不上有什麼好處的。 既然笛福認為貿易是使國家富強的中心環節,他就必須解決商品的市場問題。他提出的主要辦法就是擴張殖民地,掠奪殖民地,與落後地區的民族進行貿易。威廉三世是積極推行與法國、西班牙等國爭奪殖民地的政策的,華爾特·羅利爵士也是伊利沙伯女王時代著名的殖民者。這樣的人物最為笛福所崇拜。他自己曾經營過與殖民地的貿易,而鼓吹殖民也就成為他一生最有興趣的事情之一。在政治、經濟著述中,他宣傳殖民地的重要性;在給大臣的函件里,他提出占領殖民地的具體意見;在文學作品裡,他塑造了殖民主義者魯濱孫的形象。在他臨死前增訂出版的《英國商業計劃》是他討論商業問題的系統著作。他的殖民主義的思想在這裡也表現得最完整。在這本書的緒論里,他抱怨英國在奪取、發展殖民地方面還不如西班牙、葡萄牙積極。他說,「開化那些我們和其他歐洲人已經占領的國家,讓赤身的野人穿衣服,教會野蠻民族怎樣生活」,這樣就使得「那些民族每年需要我們供給的毛織品及其他貨物都要比前一年多一些」。①他向當時的財政大臣牛津伯爵(即羅伯特·哈萊)建議占領智利為殖民地,除了地理條件好以外,他還提到「當地居民是商業的基礎」。②他們可以用金子與毛貨交換紡織品,此外還可以利用智利為基地與秘魯人、西班牙人作生意。很明顯,他把殖民地當作市場,占領了之後,還要「教當地人民如何生活」,也就是說讓他們用英國貨。他特彆強調穿衣問題,這是因為紡織品是當時英國主要的出口貨。 ①《英國商業計劃》緒論,第xi頁。 ②《笛福書信集》,第347頁。 他把販賣非洲的黑種人為奴隸當作合理合法的事,認為他們是「英國商業在其非洲工廠的產品」,並且按「頭」來算帳以證明這筆「生意」每年會帶來巨額利潤,應該加以大力發展。在他看來這不但可以使商人賺錢,而且可以使在美洲的殖民者的莊園得到幾乎是無代價的勞動力。只要有利潤可賺,就是合理合法的事,這是典型的資產階級邏輯。他塑造的英雄魯濱孫就是到非洲買奴隸,船失事而到了荒島。在笛福心目中白種人是有文化的優等民族,歐洲是世界的中心。他眼裡只看到了利潤,而對蓄奴制度這種最不文明的、慘無人道的罪惡卻無動於衷,極力支持。這是笛福思想中最反動的一面。 笛福的政治思想的中心就是給進行貿易的人,亦即資產階級,特別是中小資產階級爭取政治權利與社會地位,表現得最明顯的是他反對門第、等級制度,而對商人及其他資產階級的人物作了最露骨的稱頌。他認為把人分作紳士(包括貴族、世家、爵士、鄉紳,軍人與牧師也勉強算入這一範圍)與平民(包括工商業者、勞動人民)是關於「門第的胡說」。他根據《聖經》,說人類的始祖亞當的家裡就已有了工匠,挪亞就是航海業的始祖,那時的人都從事生產,並沒有貴族與工匠之分。後來世上人口增多,分散到各地,這就有了商業。其次,他認為現代商業是很重要的社會職業,貴族沒落了可以變為商人,而商人發家與貴族聯姻又可成為貴族。這裡,我們可以看出他也象其他一些資產階級啟蒙運動者一樣,利用《聖經》向貴族為資產階級爭取社會平等。反對封建等級觀念,這在當時是有一定進步意義的。笛福後來從事文字工作,他的論敵說他「愚蠢不文」、不懂希臘文、拉丁文,這是因為他不是上流社會的牛津、劍橋等學校出身,而是在不從國教派學校里受教育的。他也被他們輕蔑地稱為「襪商」。在當時社會上儘管資產階級已經成為統治階級中的一部分,愈來愈多的大資產階級分子成為顯貴,但是一般工商業者仍然被貴族、世家所輕視。笛福反對等級觀念、門第觀念,是為了讓資產階級、特別是中小資產階級爬上統治地位,當然不是為勞動人民爭人權。在他的著作中,他每有機會就頌讚商人,例如,他在《計劃論》里說商人是「最聰敏」、「最能幹」的人①在另一篇文章里,他還說「匠人與手工業工人確實是奴隸,紳士是國家的犁手,而商人卻是權利、學問與財富的支柱與促進者」。商人「由於對事與人的普遍知識,有資格擔任國家的各種工作」,②總之,他把商人看作最有用、最有知識、最能幹的人,「我們的商人就是君王」。③在他的文學作品裡,他也用形象對商人作了無保留的頌讚。這裡笛福象一切剝削階級的代言人一樣,把世界進步歸於自己的階級。勞動人民創造歷史的功績,則被完全抹煞。 ①本書第68頁。 ②《評論報捃華》,第124、125頁。 ③《英國商業計劃》,第7頁。 在政治權利問題上,他認為最高權利應屬於「人民」。他所謂的「人民」,就是資產階級。1701年,為了抗議托利黨占多數的下院非法扣押肯特郡的請願代表,他寫了致下院的《備忘錄》,並親自帶人送到下院。1702年,又寫了《論英國人民集體的原始權利》。在這兩篇文章里,他強調「人民」的權利,他說「英國人民既不是國王的,也不是議會的奴隸」、「人民是主人」,而下院議員是「人民的僕人」,如果他們違法或侵犯了「人民」的自由,「人民」有權處理,也有權用非常的辦法制止專制。這兩篇文章寫於笛福淪為內閣大臣工具以前,此後他很少寫出這樣的作品。這裡所反映的基本思想是「權利宣言」中肯定下來而又經過洛克(JohnLocke,1632—1704)理論化的保護資產階級「人權」的思想。這種思想在笛福所處的啟蒙時代,曾經起過進步的作用,對法國的啟蒙運動和資產階級革命有過很大的影響。但其實質不過是保護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保護他們的政治權利與貿易自由。笛福本人就明白的宣稱說:「合法地賺錢,就必須合法地再去賺。屬民誠實地勞動,誠實地占有,就應當讓他們安享屬於他們的財物。這就是我們所說的法律、自由、產權,以及現代常用的類似名詞的基礎;這就是議會、憲法、政府與服從的目的;這就是世界秩序的真正基礎,但願維持它永遠是我們的權利……」①十分明顯,他認為一切政治權利、政權機構等歸根到底是保護私有財產,實質上是保護剝削勞動人民的「自由」(即所謂「合法的賺錢」、「誠實地勞動」、「誠實地占有」)。這誠然比國王、封建貴族、無限制的專制權利要進步些,對發展當時還是新興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有利,但同時,它也具有反動的欺騙作用,它用「人民」等詞句掩蓋了資產階級壓迫、剝削勞動人民的真相,麻痹勞動人民反對剝削階級的鬥爭。 ①《評論報捃華》,第133頁。 笛福對國家政策的基本看法是維持「國內統一,國外有力」。他擁護英格蘭與蘇格蘭的合併;主張貴族、地主與資產階級合作,而不要分裂。對外要有實力,要保持「勢力均衡」,即不許歐洲任何國家,特別是法國,過於強大。要有實力對付法國、西班牙兩個殖民帝國,奪取他們的殖民地,至少要他們承認英國可以和他們的殖民地自由進行貿易。 笛福對許多社會問題的看法,也反映出新興資產階級的一般精神面貌。在他早期的作品中,他對封建制度傳留著的社會黑暗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揭發和批判。在比《計劃論》晚兩天出版的、現存的他最早的小冊子《窮人的呼籲》中,他所批評的酗酒、瀆神、嫖妓等社會現象雖然不是社會上的本質問題,但值得注意的是他批評貴族、鄉紳、治安官等本身就是不道德的人,卻還要「治人」,他批評執法者對窮人的不公正,形成了「刑不上大夫」的不平等現象。他在《計劃論》里指出許多富人可以不納稅,卻要窮人承擔賦稅,因而主張切實按財產徵稅。至於對當時主要社會問題之一,即貧民問題,他強調人口多是一件好事,是國家富強的基本條件。貧民問題可以通過發展貿易以擴大生產來解決。他承認犯罪問題的根本原因是貧窮,認為人人都有工作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當然他不會了解失業是和資本主義如影隨形地聯在一起的。他對婦女問題、教育問題的見解,在當時來看,也是頗能一新耳目的。此外他還揭露了選舉制度的腐敗、商業投機等等當時社會的一些黑暗現象。 笛福的文學作品中最重要的是《魯濱孫漂流記》。小說的主人公魯濱孫是一個不安於現狀的人。他不聽父親的勸告,不願在家享受中產階級的小康生活,一心想到外面去。他幾次航海經商,後來在巴西購置了種植園。這時他本可以定居下來,但他一經別人提議,又去非洲販運奴隸,遇險獨自到了無人的荒島。在島上他的生活態度是積極的,他以頑強的毅力與艱苦的勞動改進了自己的生活處境。荒島上一旦有了第二個人,他就儼然以島的占有者的姿態出現了。魯濱孫的對生活的積極態度是以追求個人處境的改善、創造個人占有的財富為基礎的。魯濱孫又是一個早期殖民者的代表人物,他用殖民者慣用的物質與精神武器,即火槍和基督教征服當地土人,讓星期五「甘心」作他的奴僕。《魯濱孫漂流記》是笛福對自己的階級所作的讚歌。他把商人殖民者寫成開闢世界的英雄人物。小說提出的一種積極的、進取的精神與當時占統治地位的阻礙發展,安於現狀的封建保守思想形成鮮明的對照。然而,作品毫無隱諱地肯定了利己主義、殖民主義,把占有和利潤當作一切積極行為的最根本的動力。《魯濱孫漂流記》形象地反映了新興的資產階級的精神面貌。這部小說在當時和後世都受到廣泛的歡迎。笛福是英國文學史上第一個重要的小說家,他實際上起了英國現實主義小說的奠基人的作用,對後來的小說發展很有影響。 笛福是洛克、謝弗茨貝利(Shaftesbury,1621—1683)和博林布魯克(Bolingbroke,1678—1751)的同時代人,他們的自由思想曾經給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很大的影響。偉大的科學家牛頓也是他的同時代人。他所處的時代是啟蒙運動時代,是英國資產階級剛剛與貴族實現妥協的時代,是近代工業無產階級方在形成的時代。在那個時候,封建殘餘的勢力還存在著,反封建的資產階級的進步作用還沒有消失。笛福肯定了社會進步,批判了那些留戀封建莊園的自給經濟的反動保守觀念,批評了封建門第觀念。對科學技術的進展,他也是抱著肯定的態度。他的政治、經濟觀點是適應當時資本主義生產進一步發展的需要的。作為在政治上沒有權力的中小資產階級的一分子,他在某些地方與大資產階級(金融貴族)有一定的矛盾。反對壟斷,要求中、小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利益應該受到保障。他的宗教自由的主張實際上也反映了這個要求。同時資產階級一切唯利是圖、利己主義在他身上得到充分的表現。十九世紀作家斯各脫(WalterScott,1771—1832)說,魯濱孫算帳要算到最後的三個辨士。笛福也是這樣。他冷冰冰地計算利潤,只要產生利潤,殖民地與本國勞動人民受到的殘暴的壓榨是不在他的眼下的,他把資本主義的剝削看作神聖的權利,把殖民主義、蓄奴制度看作美妙的秩序。金錢是他的偶象,私有財產是他的聖地。他的一切主張都是從資產階級的利益出發的。 笛福一生最關心的是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問題。他的基本的政治、經濟觀點,在他前後的著述中大體上是一致的,他的政治生活的變動對此沒有發生多大的影響。但是,整個說來,以早期作品較為銳利、有力,本書所選的四篇文章都是他的早期作品,以後所寫的一些政論文章,很多是在內閣大臣授意下寫出的,是維護政府政策的。這些著述就失去了象本書所選的前三篇文章以及致下院的《備忘錄》等早期著作的鋒芒。笛福的政論文章和文學作品一樣,帶著鮮明的資產階級性質。我們從他的著作中可以了解新興資產階級有相當代表性的政治、經濟觀點;可以看到資產階級在上升時期對封建意識的否定、對社會發展的肯定,和它與生俱來的剝削、戰爭、殖民主義、利己主義等階級性的種種表現。英國是一個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通過笛福的作品,了解資本主義上升時期資產階級的精神面貌和社會情況,就更有它的意義。 楊耀民 1960年11月 (www.diancang.xy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