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人 · 克萊門斯·馮·梅特涅親王[1] 致安東·馮·普羅科施-奧斯滕伯爵

[1] 克萊門斯·文策爾·洛塔爾·馮·梅特涅（Klemens Wenzel Lothar von Metternich，1773—1859），奧地利政治家，19世紀最重要的外交家之一。原著中將「Klemens」寫作「Cle-mens」，這種不準確性是由德語正字法的演變造成的。他從1809年開始擔任奧地利帝國的外交大臣，1821起擔任帝國首相，直至1848年革命爆發，他被迫下野為止。最初，他主張緩和奧地利與法國的關係，竭力促成了奧地利公主、女公爵瑪麗-路易絲（Marie-Louise von Österreich，1791—1847）與拿破崙的政治聯姻。但是在這不久之後，他作為外相又推動了奧地利加入第六次反法同盟，代表奧地利簽署了拿破崙宣布放棄法國皇帝稱號並被流放到厄爾巴島的《楓丹白露條約》。之後，他主持了維也納會議（1814年9月～1815年6月），主導歐洲各國定下日後「協調行事」的方針。為表彰他為帝國做出的貢獻，奧地利皇帝在1813年10月授予他親王的頭銜。1848年後，他經歷了一段短暫的流亡生涯，於1851年再次回到維也納宮廷擔任顧問直至去世。梅特涅是19世紀保守主義的巨擘，致力於重整歐洲秩序，撲滅歐洲革命之火；他的大國均勢政策，一方面使得當時已經落後的奧地利能一度躋身於歐洲強國之列，另一方面幫助歐洲各專制國在維也納會議後維持了長達三十多年的專制統治，這一時期（1815～1848）也因此被稱為「梅特涅時代」。 導言 格奧爾格·盧卡奇（Georg Lukas）曾意義深遠地評論，當無產階級——資產階級的最後一個敵人——已經站到德國資產階級面前時，後者尚未把他的第一個敵人——封建主義——摔倒在地。[1]梅特涅的同時代人已經對此有親身體驗。人們只需翻開格維努斯（Gervinus）從未被足夠重視的《十九世紀史》（Geschichte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讀一讀這位卸任的王朝、宮廷和國家的首相在去世前不久可能還在讀的文字：「曾有過偉大的國家領導人，他們雖然比梅特涅更加令人窒息地進行統治，但是卻通過對國家的功績來補償他們的強硬；他們雖然像梅特涅那樣把他們的個人利益置於公共福利之前，但是當他們的自私自利性不插手時，他們卻用聰明才智或者對行動的天然傾向與共同本能推動有利之事。梅特涅不是如此。他的興趣是不作為，因此這種興趣始終插手並且始終與公共福利爭執不下。」[2]但是他的興趣不僅僅是這一不作為——它給予了被推翻之人那種（這位81歲老人寫的這封信如此顯而易見地充滿了的）信心，也不僅僅是不受干擾地享受難以估量的財富——正如有人所言，親王知道在三十年的和平中通過「與金融巨頭之間的匯兌利潤和分配協議、為職務效勞、高價賣出……和低價買入帶來的收益……從賠償、和約、撤離、補貼、購買和航運中得來的數百萬錢財」為自己謀得這些財富，他的興趣也是他重要的政治信仰——在他的八卷手寫遺稿中，不見得有一處比在這封遺書一般寫給他唯一的學生、時任法蘭克福聯邦議會奧地利欽差大使的馮·普羅科施-奧斯滕（von Prokesch-Osten）伯爵[3]的信中，會更有效地表述清楚這種信仰。從這封信中，人們可以有把握地畫出一段穿過半個世紀的曲線，人們還可以找到一種迴旋，它比起在梅特涅的所有話語中更多地存在於他的曖昧微笑中，這是一種在拉納[4]元帥看來是卑躬屈膝的柔順、在霍爾邁爾男爵[5]看來是狡詐與貪婪、在羅素勳爵[6]看來是毫無意義之習慣的微笑——人們會在阿納托爾·法朗士（Anatole France）[7]那裡重新找到這種迴旋和這種微笑。法朗士說：「人們經常談論『時代的標記』。但是它們很難被找到。我原來時常覺得，我們時代的最獨特之處從一些在我眼前發生的小場景中流露出來。但是在這些情況下，十次有九次曾發生的是，我恰好在老舊的日記和年代記中重新找到伴隨著相應情況的同樣之物。」確實如此。為此，那些具有破壞情緒的人——他們可能作為大貴族有封建主義的傾向，或者作為中產階級有無政府主義的傾向——總是最愛將生活與戲（Spiel）做比較。「戲」一詞的雙重含義是完全恰當的。[8]在下面這封信中，它指的是伴隨著所有相同之物持續不斷再現的舞台劇；而在另一封幾乎同時期的信中，它指的是賭博遊戲，在那裡「對道德概念和法律概念的顧及」應該被置於「斯卡特」（Skat）[9]中。一位俄國樞密院大臣曾把親王稱為「刷了漆的灰塵」。後者不曾為此拋開笑容。對他而言，政治手腕是一支小步舞曲，小灰塵在陽光下踏著它翩翩起舞。他如此就一項策略為自己辯解，甚至連資產階級在其鼎盛時期也無法掌握這項策略，沒有看清它作為幻想的本質。 維也納，1854年12月21日 親愛的將軍： 我用第一個保險的機會，就您對11月23日的友好惦念而向您致以謝意。這一天第81次按時到來了。除了對過去的回顧，它幾乎沒有向我提供其他的視線。未來不再屬於我，而當下很少給我滿足。 我是黑夜天生的敵人和光明天生的朋友。在完全的黑暗與微明薄暮之間，我不做微不足道的區分，因為在後者那裡同樣缺少令人振奮的光亮。何處一切都明亮可見？如果您知道，那麼您比我更有天賦。我在各方面都看到衝突，在言語與行為之間、在真誠提出的打算與選取的道路之間、在目標之可理解與方法選擇之不可理解之間！我不能在劇本的主題中發現任何新的東西；事情是舊的事情，即使它們在新的外表下被搭建起來；能夠明確的是劇本演員當中變換的角色。這種同樣的劇本被配備了精巧的道具和過於講究的舞台演出（mise en scène），這是毫無疑問的。只是人們不要對我提出這是一出新戲，並且允許我等待事態發展過去直至我就素材之處理髮表意見。 在海軍力量的交戰方式中確實存在著新鮮之物，這表現在蒸汽動力上。一場像在克里米亞半島上那樣的作戰行動在幾年前是不可能，它無疑是一次偉大的實驗。利潤會與開銷相當嗎？未來——許多偉大的啟示留待它決定——也會對此做出結論。上帝會將它向最好的方向引導。 在1855年，許多事將會顯現得比我今天能夠認識到的更清楚。我希望在它們的進程中見到您的身影。我從不制定超過一個或者最多兩個季度的計劃：無論何時、無論何種處境，我都知道要量入為出節約度日，而我年歲愈大，衡量的度就愈短。 請您保持對我的感情，正如您可以確信我對您的那樣。 梅特涅 梅特涅親王 托馬斯·勞倫斯（Thomas Lawrence）繪 * * * [1] 格奧爾格·盧卡奇（1885—1971），匈牙利哲學家和文學批評家，20世紀上半葉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理論的革新者。他於1923年發表的代表作《歷史和階級意識》是西方新馬克思主義的奠基之作。 [2] 格奧爾格·戈特弗里德·格維努斯（Georg Gottfried Gervinus，1805—1871），德國歷史學家和民族自由主義政治家，「哥廷根七君子」之一，1848年法蘭克福國民議會（Frankfurter Nationalversammlung）議員。他的代表作是5卷本的《德意志人詩意的民族文學史》（Geschichte der poetischen National-Literatur der Deutschen）和8卷本的《〈維也納和約〉以來的十九世紀史》（Geschichte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 seit den Wiener Verträgen）。此處的《十九世紀史》應指《十九世紀史導論》（Einleitung in die Geschichte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 [3] 更常見的叫法是安東·普羅科施·馮·奧斯滕（Anton Prokesch von Osten，1795—1876），奧地利將軍和外交家，1853～1854年在設於法蘭克福的德意志聯邦議會中任職。他當時與俾斯麥在克里米亞戰爭（1853～1856）中的意見相左，是使得奧地利此後日益在德意志聯邦中被孤立的重要原因之一。 [4] 讓·拉納（Jean Lannes，1769—1809），法國軍人，拿破崙最大膽和最優秀的將領之一，1804年被授予法國元帥頭銜，1808年被封為芒泰貝洛公爵（Duc de Montebello）。 [5] 約瑟夫·馮·霍爾邁爾男爵（Joseph Freiherr von Hormayr，1781或1782—1848），奧地利歷史學家、文學家和政治家，以撰寫多卷本的奧地利史見長，全部著作總計達170本。 [6] 喬治·威廉·羅素勳爵（Lord George William Russell，1790—1846），英國軍人、政治家和外交家，1812～1830貝德福德區下院議員。 [7] 阿納托爾·法朗士（1844—1924），法國作家、文學評論家和左翼社會活動家，1921年獲諾貝爾文學獎。 [8] 「Spiel」一詞在德語中既有遊戲之意，又有戲劇之意。 [9] 德國一種三人玩的傳統紙牌遊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