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人 · 雅各布·格林 致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托夫·達爾曼

導言 作為下面這封信——它由達爾曼擔心的針對《德語詞典》（Deutsches Wörterbuch）之進展的問題所引發——的導言，這部著作導言中的幾段可以在此找到位置：「該發掘、解釋和澄清我們的詞彙了，因為沒有理解的搜集一無所獲，不具獨立性的德語詞源學不受歡迎；誰認為純淨的拼寫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他也就不可能在語言中熱愛與辨認出偉大之物。但是，成功缺乏任務，執行缺乏構思。我在路邊建造，因此我一定有一些大師（Ich zimmere bei Wege / Des muss ich manegen Meister han）。這句古老的格言讓人感覺到，一位在開放的街道上建造房屋的人——人們在其前駐足停留，好奇地打量它——心情如何。那位對大門有所指摘，這位對山牆有所非議；一個人稱讚裝飾，另一個人表揚油漆。但是一本詞典站在語言的公共大道上，在那裡聚集了一群無窮無盡的民眾，他們對語言在整體上內行，在細節上卻遠遠不精通，他們既讓贊同和表揚的說法、也讓責備的說法響起。」「我們的語言長久以來就缺乏它的二元性，在此我必須始終使用這種二元性，而繼續使用多元性使我感到麻煩。我想要毫不猶豫地以自己的名義發出許多詞的音，它們能夠表達我想表達的一切，並能或撫慰或撩撥我最特有的內在感受。一旦威廉今後發表意見，落下他更為柔軟的筆尖，他也許會確認和補充我的第一篇報告。當我獻身於一份持續不斷的工作——我越是詳細地了解它，它就越是讓我感到強烈的滿足——時，為什麼我要隱瞞，如果我沒有變動地仍然待在哥廷根的職位上的話，就我這方面來講，我肯定會斷然拒絕這一工作？年歲已高時，我察覺到，我開始處理的其餘書籍或者我隨身攜帶的書籍——我現在還將其拿在手中——它們的裝訂線斷了。我被一大批從每一個角落和裂縫向我衝來的詞語如雪般覆蓋，就像當細小且濃密的雪花持續數日落下時，整個地區不久就被巨大的白雪所遮蓋那樣。有時我想起來反抗，把一切重新抖落乾淨，但是真正的思索並未停止。然而，渴望地沉湎於次要的獎賞而無視巨大的收益也是一種愚蠢。」最後是這一結尾，它寫於一個德國——雖然沒有電纜，但是不必偽造它的聲音——已經越過海洋發聲的時代：「親愛的德國同胞，無論你們是哪個帝國、哪種信仰，踏入一間向你們所有人打開的、你們繼承的古老語言的禮堂吧。學習這種語言，尊重它並且堅持它。你們民族的力量與持續時間取決於它。它還跨過萊茵河延伸到阿爾薩斯、再到洛林，跨過艾德河深入到什勒斯維希-霍爾斯坦，它沿著波羅的海的海岸傳到里加和塔林，並且翻過喀爾巴阡山脈來到特蘭西瓦尼亞的古大夏地區。移居國外的德國人，這本書也會越過鹹鹹的海洋到達你們那裡，給你們注入或者鞏固你們對母語憂傷且甜蜜的念頭。用這種語言，你們同時把我們和你們的詩人拉了過去，就像英語和西班牙語詩人在美洲永生那樣。——柏林，1854年3月2日，雅各布·格林。」[1] 親愛的達爾曼： 雖然您的筆跡很少被我看到，但是我第一眼就認出了它們。也許您對我由於長年書寫而有些縮小和不同的筆跡不是如此。 最初的三個月我幾乎總是有病在身。當一場糟糕的流感發作看來總算被克服時，更激烈的第二場隨之而來，後者可能引發了一些顧慮並且至少令我很虛弱，現在很難康復，因為並非一切都過去了。那時，當我經常沒有睡意地躺在床上時，我也想起這本詞典。 您親熱且急切地勸告我努力地繼續工作。希爾策[2]的信多年來持續不斷地滴落在同一個地方，它們雖然帶著最細微的體貼，然而就像每當女性寫信時那樣，同一件關切之事始終包含在內。倘若我不讀這些信，我仍然知道寫了些什麼。 與這些聲音和一個我自己內心的聲音相矛盾，在此於我耳邊鳴響的剩下一切都勸告我擺脫一份緊張的工作，而且，就像您能夠想像的那樣，這得到了醫生的支持。我沒有因此變得疑慮重重或者猶豫不決，但是卻變得有些心煩意亂。 讓我們清晰地想像一下這本詞典的樣子。在三年的時間裡，我為字母A、B、C提供了緊密排版的2464欄，它們在我的手稿中總計達4516張四開紙。在此，所有一切——每個字母——都必須是親手所寫，別人的幫助是不允許的。在這之後的三年里，威廉將會用750欄描述字母D，雖然他正與計劃相背，執行得太過。 字母A、B、C、D還沒有達到全部的四分之一。謹慎地估計，仍然有將近13000個刊印欄，或者依照我的手稿的方式，有25000頁要寫。真是一個嚇倒人的展望。 當輪到威廉的任務時，我曾想，這時我可以稍微鬆口氣並且著手進行在此期間堆積起來的其他工作了。希爾策一看到威廉進展得更慢，工作落後了，他就開始要求我，我應該不用等D結束，就開始E，這樣兩者的印刷就能夠同時進行。從書商的立場來看，這並非不合理，但是這毀了我的假期，打擾了我——在思想中——的平靜。為了不得不即刻重新站出來繼續任務，我也拒絕了看上去持續時間很長的新工作，而是擬定更多零星的工作。 格林兄弟 伊麗莎白·耶里奧-鮑曼（Elisabeth Jerichau-Baumann）繪於1855年 我們兩人同時編寫這部詞典一事也在外部有反對意見。此事所需的大量書籍必須被來來回回地挪動。因為我們不坐在一間房中，所以會產生持續的奔跑和拿取。我不知道，您是否清楚地設想了我們的房屋布置。幾乎所有的書都被豎立在我房間的牆邊，而威廉有一個最大的愛好，就是把這些書拿到他的房間去，在那裡他把它們放在桌子上，使得人們很難再次找到它們。但是如果他把書放回到老地方，那麼就要不停地開門與關門，這讓我們兩人都覺得厭煩。 這僅僅只是一個由共同工作而產生的外部障礙，內部障礙要棘手得多。 您清楚，我們兩人作為兄弟從小時候起就住在一起，愛護著一段不受干擾的關係。威廉做的所有工作都伴隨著認真刻苦的周到與可靠而實現，只是他進展緩慢，而且不克制他的天性。我常常在心中責備自己，由於我，他被驅使去做遠離他內心愛好的語法之事，他本來會在其他領域更好地證明他的才幹，證明所有他勝過我之處。這份詞典編纂工作雖然給他帶來了歡樂，但是卻招致更多痛苦和困境。在此他覺得自己是獨立的，在意見有分歧之處，他不願意讓自己協調一致。於是，計劃與執行的同一性容忍了有損工作之物，即使在一些讀者看來，連這也是令人愉悅的。在他草擬的稿件中，有一些在我看來不正確的地方，正如反之，我草稿中的個別之處可能會激起他的不滿。 一部這樣的著作如果要成功，它就必須由一方掌控。但是我不得不繼續大步向前。 我所有的工作和成就從來不曾指向一部詞典，它有害地介入其中。 我感覺到多得多的興趣去完全結束語法，然而我取得的一切最後還是要感謝它。現在它正發展得超過我的控制，我必須將它在未完成的狀態下棄置，不能給它當我感覺自由時存在於我力量之中的事物。期間，一些其他的、嶄新的對象在我面前顯現，比起這部詞典，它們的探討離我的心要近得多。我可能實現它們，而這部詞典的終點不易接近。如果我預料到這整個的艱難處境，當時我會竭盡全力拒絕掉這部詞典。我的獨到之處與個人氣質由此遭到損害。 不過我知道自己為何與之相連。一周前我已經向萊比錫方面告知，我打算在本月開始工作。我將再次屈服並且期待，未來將帶來什麼，並且它將如何對我加以補償。 達爾曼 親愛的朋友，現在您有了一封長信。對您來說，讀完它大概是不易的。但是您對此負有責任，您想要它如此，因為您熱烈地催促我。我很高興聽說，現在有三位姑娘——用萊辛的話說三位小女子（Frauen-zimmerchen）——在您家中，您由此感到愉快。我仍然是您忠誠的朋友。 柏林，1858年4月14日 雅各布·格林 * * * [1] 雅各布·路德維希·卡爾·格林（Jacob Ludwig Karl Grimm，1785—1863），德國語言學家、文學家和法學家，發現了用來描述印歐語語音遞變規律的「格林定律」，被視為德國語言學和古文化研究學的創始人。雅各布·格林與其弟威廉·格林（參見p.124注釋①）被稱為「格林兄弟」，他們年輕時均在馬爾堡大學學習法律，之後開始致力於語言學與文學方面的研究。1830年，兄弟倆開始供職於哥廷根大學；1837年，由於抗議漢諾威國王破壞憲法的「哥廷根七君子」事件，兩人被大學開除；1840年，受普魯士國王之邀，他們前往柏林定居。《德語詞典》，也被稱為《格林詞典》（Der Grimm），是格林兄弟晚年的重要成果。詞典的編纂開始於1838年，但在格林兄弟去世時，只有字母「A」到字母「F」之部分的章節完成，直至1961年，編纂工作才全部完成。這本詞典被視為德語語源學的標準參考書。本雅明選取的下面這封信，收信人是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托夫·達爾曼（Friedrich Christoph Dahlman，1785—1860），德國歷史學家和政治活動家，自由主義者。1829年前往哥廷根大學擔任德國史和政治學教授。1837年，由於漢諾威國王拒絕接受憲法，他領導6名哥廷根大學教授表示抗議，因此被解職而趕出漢諾威。1842年，普魯士國王任命他為波恩大學教授。1848年，他參與共同編寫了第一部全德範圍內由民主決議產生的憲法《保羅教堂憲法》（Paulskirchenverfassung）。其代表作有《政治：歸因於既存現狀之基礎和範圍》（Die Politik，auf den Grund und das Maaβ der gegebenen Zustände zurückgeführt）、《英國革命史》（Geschichte der englischen Revolution）和《法國革命至共和國創立史》（Geschichte der französischen Revolution bis auf die Stiftung der Republik）等。 [2] 薩羅蒙·希爾策（Salomon Hirzel，1804—1877），瑞士出版商，1853年在萊比錫創立了S.希爾策出版社，是《德語詞典》的首版發行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