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人 · 格奧爾格·福斯特爾 致他的妻子

導言 當1792年法國人進駐美因茨時，格奧爾格·福斯特爾是當地選帝侯圖書館的管理員。[1]他當時三十多歲。在他身後是一段豐富多彩的人生：他在少年時就跟隨他的父親參加了1772～1775年庫克（Cook）[2]的環球航行，也是在少年時就通過翻譯工作和臨時工作感受到了生存鬥爭的艱辛。接下來，在奔波在外的漫長歲月里，福斯特爾就像比格爾（Bürger）、荷爾德林（Hölderlin）或者倫茨（Lenz）這些人一樣深刻地認識了他所處時代德意志知識分子的困苦。[3]但是他的困境不是隨便哪個小官邸里的家庭教師的困境，他的舞台是在歐洲，因此他命中注定幾乎是唯一一位從根本上去理解歐羅巴對現狀之答覆——這一答覆由這些現狀所推動——的德國人。他以美因茨城代表的身份在1793年去了巴黎，並在德國人重新奪回美因茨而且將他驅逐從而阻斷了他的回國之路後，在巴黎待到了1794年1月去世。人們有時從他在巴黎寫的信件中挑選段落編輯出版。但是，如此所為收效甚微。因為，不僅這些信作為一組在德國書信文學中幾乎找不到同類的信函系列是一個統一體，而且幾乎每封單獨的信件都是一個整體，從起首語到落款都是源源不斷的、來自一種直至生命邊緣之完滿體驗的傾吐。在當時，像福斯特爾那樣的人很難領會革命自由為何物以及它如何深深地依賴於貧困，沒有人像他那樣表述：「我再也沒有家鄉、沒有祖國、沒有親朋好友，所有之前眷戀著我的一切，為了接受別的關係都棄我而去。而當我思及過去並且還自認為與此相關時，這純粹就是我的選擇和我的想像力，而非局勢的強迫。我命運中美好幸福的轉變能夠給予我很多；糟糕的那些無法從我這裡奪走一切，除了當我無力再支付郵資時，奪走我寫這些信的樂趣。」[4] 巴黎，1793年4月8日 我的愛人，為了給你寫信，我不再等待你新的來信。但願我知道，你是心平氣和的。我對有可能降臨在我身上的一切完全從容不迫、保持鎮靜。首先，因為美因茨被封鎖了，為此並非所有一切都丟失了。只是，如果我永遠無法再看到我在那裡擁有的一切中的一張紙，那麼它們就不應當擾亂我。這次失敗最初令人痛苦的印象已經過去了，在我通過屈斯蒂納（Custine）[5] 福斯特爾 J.H.W.蒂施柏恩（J.H.W.Tischbein）繪 有了舉措去儘可能地解救任何能夠被解救之物後，我現在不再想它。倘若我只是忠於我自己，那麼我確實想要為你們如此努力工作，從而使得不久之後一切都能得到彌補。然而，我微薄的財產價值不多於300卡洛林（Carolin）[6]，因為那些我花費在紙張、圖畫和書籍上的錢，我完全不想去計算。我身處這個地球上的小地方，在這裡，有點兒勞動的良好意願與能力的人不必為麵包而擔心。我的兩位同來的代表已經在此更加感到身體不適。在此期間我們還是拿到了餐費，直到我們以另一種方式得到照料。長久以來我已經試圖讓自己習慣於日復一日地生活，並且不再試圖去醞釀樂觀的希望；我覺得這在哲學上是真實的，並且正在其中取得進步。我也相信，如果我們在此不錯過任何使我們得以脫身和保障我們處境安全的事物，那麼這就是我們還能夠始終帶著風度且獨立地保有的唯一之物。 一切在遠處看上去與人們在更近距離下觀察到的不同。在此，我心裡不禁格外想到這句老生常談。我依然堅定地眷戀著我的原則，只是我覺得只有極少數的人忠於它們。盲目且狂熱的憤怒、瘋狂的黨派信仰以及迅速的沸騰就是一切，這絕不會得到理智而平和的結果。一方面，我發現了沒有勇氣和力量的洞見與天賦；另一方面，我發現了一種物理能，它由無知所引導，只在那些癥結必須真正被擊碎之處才有所裨益。人們往往應該解開這個結，但是卻擊碎了它。一切都處在極端中。我當然並不認為敵人會獲得成功，但是如果必須始終徹底反抗的話，民族最終也會變得疲憊不堪。這取決於，誰忍受得最持久。如果法國現在不貫徹它的意圖，那麼歐洲的專制就不得不變得完全令人無法忍受，這一想法總是令我如此憤慨，以至於我能夠不隔離於所有對道德、法律和正義的信仰之外去看待它，並且比起有可能看到那個希望的破滅，我寧願對所有這一切都不抱希望。鎮靜的頭腦在這裡是少數，或者他們隱藏了起來。民族是——它過去始終是——輕率且多變的，缺乏穩固性、缺乏溫情、缺乏愛、缺乏真理：只不過是大腦和幻想，沒有心靈和知覺。它用這一切完成創舉，因為正是這種令人戰慄的狂熱給了他們（法國人）永遠的騷動和所有高尚倡議的光亮，但是那裡存在的只是觀念的狂熱而非對問題的感覺。 我還沒有去過劇院，因為我太晚去用餐，以至於難得能這樣做；這也不怎麼讓我感興趣，迄今為止的劇目並沒有吸引我。也許我還要在這裡再待一段時間，也許人們讓我去一間辦公室工作，也許人們把我送回去。我對一切都保持鎮定，對一切都做好準備。這就是我所處境地的優勢，在這裡我不再被束縛於任何事物，除了我的六件襯衣，我對世界上的其他任何事物都無須再在意。只是我唯一的煩惱是，我必須讓所有一切都視命運而定，我很樂意這麼做，因為歸根結底，人們在這種對命運的信賴中並不會感到不適。我再一次愉悅地看到了樹木的第一抹綠色，對我而言，這比花朵的白色要動人得多。 * * * [1] 約翰·格奧爾格·亞當·福斯特爾（Johann Georg Adam Forster，1754—1794），德國啟蒙運動時期的博物學家、旅行作家和革命者。1792年，奧地利、普魯士、西班牙、薩丁尼亞、那不勒斯王國和大不列顛等國家結成第一次反法同盟，與法國開戰。同年，拿破崙率軍占領了包括美因茨在內的萊茵河沿岸地區，福斯特爾加入了美因茨雅各賓派俱樂部並且領導美因茨共和國（Mainzer Republik，1793年3月～1793年7月）的成立工作。1793年3月，他作為德國歷史上第一個按照民主原則選舉產生的議會「萊茵-德意志國民議會」（Rheinisch-Deu-tsche Nationalkonvent）的代表之一，前往巴黎，為其遞交併入法國國民議會的申請。7月底，普魯士聯合奧地利重新奪回了美因茨，宣布福斯特爾為被放逐者。他被迫在巴黎滯留，直至次年1月因肺炎去世。 [2] 詹姆斯·庫克（James Cook，1728—1779），英國航海家和探險家，前後進行過三次環太平洋航行。 [3] 戈特弗里德·奧古斯特·比格爾（Gottfried August Bürger，1747—1794），德國狂飆突進時期的詩人，以民謠見長。約翰·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荷爾德林（Johann Christian Friedrich Hölderlin，1770—1843），德國最著名的詩人之一，他的文學理念在19世紀初的德國文壇自成一格（參見p.57注釋①）。荷爾德林從圖賓根大學神學院畢業後，當過家庭教師。1798年，因為與僱主發生爭吵，被迫離開法蘭克福，住在附近的洪堡，試圖創辦期刊《伊杜娜》（日耳曼神話中的青春女神）並創作悲劇《恩沛多克勒斯之死》。後因情場失意，他身心交瘁，處於精神分裂狀態。1801年又先後在瑞士和法國做過家庭教師，期間創作了一些輓歌和讚歌，次年徒步回到故鄉斯圖加特，精神失常。1804年回到洪堡從事圖書管理員工作。1806年被迫進入圖賓根精神病院接受醫治。1807年起，他的精神完全錯亂，生活不能自理。作品有詩歌《自由頌歌》《人類頌歌》《致德國人》《為祖國而死》等。雅各布·米歇爾·萊茵霍爾德·倫茨（Jakob Michael Reinhold Lenz，1751—1792），德國狂飆突進時期的著名作家。 [4] 引言出自福斯特爾1793年7月7日致其妻子的一封信，參見古斯塔夫·朗道厄［編］：《法國大革命時期之信函》（Gustav Landauer [Hg.]，Briefe aus der französischen Revolution）第2卷，法蘭克福1922年版，262頁。福斯特爾的妻子特蕾澤·海涅（Therese Heyne，1764—1829），德國女作家，18至19世紀德國所謂「大學小姐團」（Universitätsmamsellen，指當時一群哥廷根大學教授之女，她們都從事那時對女性而言還不普遍的文學和學術工作）的一員。她於1785年嫁予福斯特爾為妻。1792年12月，她帶著孩子離開美因茨前往斯特拉斯堡以躲避戰火，之前她已開始著手與福斯特爾辦理離婚手續。1794年，在福斯特爾於巴黎病逝三個月後，她嫁給了他的好友、德國作家路德維希·費迪南德·胡貝爾（Ludwig Ferdinand Huber，1764—1804），改稱特蕾澤·胡貝爾（Therese Huber）。 [5] 指在1792年率軍攻占美因茨的法國將軍阿達姆·菲利普·德·屈斯蒂納（Adam Philippe de Custine，1740—1793）。 [6] 德國金幣的貨幣單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