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人 · 引言：一本人性的詞典[1]

莫默爾·布羅德森 范丁梁 譯 據說，當卓有聲望的《新德國期刊》（Neue deutsche Hefte）之主編約阿希姆·君特（Joachim Günther）於1955年受蘇爾坎普出版社（Suhrkamp Verlag）之託，作為「真正的行家裡手」對剛剛出版的瓦爾特·本雅明的《文集》加以點評時，他對首先從作者的姓名入手知之甚少。看來，他完全不想把這位作者與那位他曾經（而且恰好是在一本德意志帝國的雜誌上！）用盛讚的語調誇獎過其《德意志人》[2]的德特勒夫·霍爾茲聯繫起來。 這則逸事不僅表明在德語區重新引入本雅明的困難，而且也說明，人們極少想要把他的名字與「編纂性」的作品聯想在一起。當這樣的「選集」幾乎就不值一提時，在本雅明去世後對其著述的出版和接受中，人們曾與之相應地、更確切地說也就是冷淡地對待他的「選集工作」[3]。關於本雅明本人賦予最高意義並且因此獻出不少精力的一個創作視角的透徹研究，屈指可數。而倘若只有這一本選集的話，那麼全部的工作就都是專門獻給《德意志人》的。但他留下了一批絕對數量可觀的其他的短小和龐大的選集。只有《德意志人》看來幾乎沒有被注意到——這又再次與其出版史上的一些特點聯繫在一起。 《德意志人》在1945年後被多次出版。這些發行物——從最早的《啟迪》（Illuminationen）一書框架下的（部分）付印版（1961），到《文集》的校勘評註版（1972），再到插圖版——卻提供了一幅令人沮喪的圖景。這幅圖景從書籍外面的封套開始，延伸越過扉頁，甚至涉及書的內容。至少，用「對來自資產階級世紀之信件的評註」[4]來給一本不斷重新閃現其現實意義的文集加上標題，是十分不幸的。因為這本選集並非簡單地把某一個逝去的時代編成目錄並加以解釋，而是表明了對當代的主題與問題的態度。本雅明也並未像眾多新版本的副標題所誘導的那樣，把選集視為一個整體，為其「作序」[5]或者對其加以「評論」[6]。相反，他沒有將詳盡闡釋的要求與之相連，而是對每封單獨的信件都用一段導言——它以一兩個但不會更多的獨特視角來進一步闡明——來理解。對於原來的文本而言，首版的大多數排字錯誤（甚至是文字遺漏）仍然未加修改地保留在作者去世後那些《德意志人》的版本中。最後，正如一個上光照相紙制的「圖示」版[7]——它對確實存在於外部形象中的有意地不吸人眼球還一個勁兒地冷嘲熱諷——那樣對這部作品之布局[8]的非法入侵，為這幅圖景補足了一個傳統，這個傳統在剩餘的漫長時間中不允許任何對這部作品之複雜產生史和對其起源的真正審視。因為讀者首先逐漸——分別在《文集》逐卷出版的節奏中——接觸到所有其他已完成的和有時只是通盤構思了的選集以及大量與其相關的記錄與材料。因為在第一個校勘評註完整版中，《德意志人》不是作為完整的文本資料被呈現出來的。似乎它不具有任何獨到之處，而是被打散成不同的部分（或者甚至被放逐至參考資料中）：卷Ⅳ的隨筆（1972）、卷Ⅱ的《文學與美學雜文》（1977）——包含在其中的《卡爾·古斯塔夫·約赫曼的〈詩藝之倒退〉》（」Rückschritte der Poesie「von Carl Gustav Jochmann）與其說是一篇雜文，毋寧說是一部偽裝的選集[9]，卷Ⅵ的《混合內容之殘篇》（1985）以及全版《附錄》（1989）。另一部與皮埃爾·克羅索斯基（Pierre Klossowski）共同策劃的、應是用文獻資料展現從黑格爾、歌德、荷爾德林和比希納到馬克思、尼采、古斯塔夫·弗賴塔格（Gustav Freytag）和戈特弗里德·克勒爾（Gottfried Keller）這些偉大人物的「周遭環境」與「周圍親近之人」的文選（以及題為《1800～1900年親如手足的德國》［L'Allemagne fraternelle 1800—1900］的一個內容豐富的備忘錄[10]），在這套文集中甚至完全不見蹤影。 本雅明的第一部選集式的著作早在1925年就出版了，可是正如他稱呼其評論的《法蘭克福兒童歌謠集》（Sammlung von Frankfurter Kinderreimen）[11]那樣，這部著作只是「一個小物，一件瑣事」[12]。他將其理解為對備制「迄今為止完全未被研究過的」而且與現實密切相關的「文化史的一章」所做的貢獻。[13]同一時期，他忙於一部德國民間傳說選集的計劃，這部選集想要將「一個主題中當時最簡明扼要的文本通過與語言方式最重要的變體相聯繫」而聚集起來，以便由此典範性地展示「懂得以怎樣不同且重要的方式勾勒民間傳說」。此外，針對這些故事之「意義的事實上強制性的暗示」，應該從這本圍繞特別「非傳統和冷僻主題」的選集獨特的「安排與簡潔」中凸顯出來。[14]同樣還是在1925年，本雅明被委託了一樁極其充滿聲望的任務：位於慕尼黑的不萊梅出版社（Bremer Presse）委託他編輯一本威廉·馮·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的論文選集。這冊書屬於一套叢書，大學生們應該憑藉這套叢書在情緒和思想上對使用大部頭的完全版有所準備。[15]然而，出於至今無從解釋的理由，這本已經完成初稿的選集[16]後來沒有出版。 在接下來的幾年中，本雅明成功地出版了其他大多數更為短小的選集，其中包括《文化奇談》（Kulturkuriosa）[17]和《安東尼·維爾茨：一位被敲開頭腦之人的思想與面容》（Antoine Wiertz：Gedanken und Gesichte eines Geköpften，1929）[18]以及若干《康德不為人知的逸事》（Unbekannte Anekdoten von Kant，1931）[19]。在本雅明看來，尤其是抓住維爾茨（Wiertz）同名三連畫《隱蔽》（Die Verborgenheit）之幾乎不知名的「文字說明」是完全合理的，因為這幅畫通過「出色的著裝」和「布局的力量」博得了好評。[20]與之相反，他認為，一些出自「失傳的文學年鑑、雜誌等」的康德故事含有「對一種態度」的充滿價值的提示，「根據這種態度，康德學說於哲學上完全獲得成功並且被掌握之前，它首先作為一種全新的生存力量被感知到，人們不能擺脫這種力量」[21]。 幾乎與《法蘭克福報》上的《書信》系列之完結同一時間，還有一本內容豐富的、與維利·哈斯（Willy Haas）共同負責的、題為《從世界公民到富裕市民》（Vom Weltbürger zum Groβbürger）的德國歷史文集作為本雅明被驅逐出德國前的最後一本選集出版。[22]依據編者們的看法，這不是一本涉及任何傳統的、通向「長滿各種鮮花之草地」的選集，而是一本將讀者置於一間「精神的武器大廳」中的選集：那間「戰鬥著的資產階級」的武器大廳。取振奮人心之效果而代之的對洞察力之促進是他們的目的，因此他們提供這種對「意見與經驗」加以澄清、加以證實或者也可能對其存疑的文本來代替文藝的、「可用的」文本。再者，讀者在這種將整體「就像在一幅字謎畫中那樣」壓縮進去的、「對資產階級之文化圖景速寫式的勾勒」中，發現「現實之……足夠戲劇化且真實的特徵扭曲了」[23]。 1932年1月，當本雅明有機會在電台略微透露一點兒他所評論的《書信》之合集的隱秘細節時，他曾說，在這一出版系列之初，有的「幾乎實在不比一個」純粹「突然冒出來的想法更多」，有的是——如果人們願意這樣想的話——「一種情緒」[24]。究竟是什麼給了他對這些舊日文獻的指示，他仍然以何種意圖追尋著它們，這些是他在一定程度上從一個文本到另一個文本逐漸領悟出來的。這聽起來簡直像是說《書信》完全是毫無前提地形成的。然而無論如何，之後的《德意志人》有它的歷史：尤其像此處尚未提及的1939年的選集《一七八九年的德意志人》（Allemands de quatre-vingt-neuf）證明的那樣[25]，有一段甚至回溯至深遠的前史，也有一段後史。 令本雅明最終能夠信心十足地著手從事一個廣闊得無法預估的題材的，是十分不同的事物：他在求學期間已經體驗到創造性的衝擊。沿著書信往來的紅線策劃的主要是選集、書信出版物和生平描繪類的讀物、與朋友們的討論、關於「選集」樣式的綱領性思考、對「信件」種類的歷史性的翻新以及特別是——就像人們可能出於簡單而允許稱呼它的那樣——「選集練習曲」，就是所有先於《德意志人》的短小和大型的選集。 只要努力一下親自去追查那些在《書信》或者《德意志人》的形成過程中發揮作用的最不顯眼的痕跡，就首先會遇到歷史學家和哲學家庫爾特·布賴西希（Kurt Breysig）的若干大學課程。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布賴西希在柏林大學上練習課，「挑選的」[26]或者「精選的17、18和19世紀知名德意志人之生活史的文獻、信件與大事記」[27]在課堂上被閱讀和講解。在這裡，本雅明更加近距離地接觸到了一份文獻資料，他自己的選集最終也應是從這當中汲取養料：他接觸到了被忽視的、生僻的、令人費解的、被忘卻的和下落不明的文本。或者，在此用針對這些課程的稍後一次活動上的話來說：他接觸到了「在經典的高峰之間」的「匿名的或者毫不引人注目的」原始資料[28]，它們「在書信往來和紀念性演講、日記和編年史中豐富地流淌」卻「不大隨手可取」[29]。此外，本雅明在這些研討課中學會了對傳統進行逆向梳理。因為布賴西希的練習課也從他提供的——包括所有面向軍隊統帥和行軍隊伍的講授課在內的——其餘課程之「華麗的粗暴」[30]中凸顯出來，這些練習課已經通過它們的題材選擇明確地與（好戰的）時代精神交戰。 正如自傳體著述、更小型的出版物、做了筆記計劃好但仍未付諸實施的選集以及本雅明鑽研的與《德意志人》相關的極多文獻所證明的那樣，他終其一生是一位簡直狂熱的信件與書信中生平描繪的閱讀者。從歌德時代直到他自己的當下、再到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的《獄中書簡》（Briefen aus dem Gefängnis）[31]，他幾乎沒有遺漏一篇這種形式重要的或者至少值得注意的發表物。在一定意義上，對選集而言，情況也大致相同。他早就知道像由晚期納粹理論家威爾·費斯佩爾（Will Vesper）主編的套書《德國詩歌八百年之成果》（Ernte aus acht Jahrhunderten deutscher Lyrik）[32]那樣的流行「文選」[33]，一如他了解（和評價）不萊梅出版社那些值得稱道的選集——例如胡戈·馮·霍夫曼斯塔爾（Hugo von Hofmannsthal）的四卷本《德語小說家》（Deutsche Erzähler）[34]或者他的數次再版的《德語讀本》（Deutsches Lesebuch）[35]。此外，他還間或——有時十分詳盡且從根本上——對選集加以評論：那種新型的法國散文[36]、瑞士詩歌[37]和（挪威）教學選集[38]，特別是魯道夫·博爾夏特（Rudolf Borchardt）的文集《風景中的德國人》（Der Deutsche in der Landschaft）[39]，對其的評論[40]在私下成功地成為了他自己綱領性的表態。 只要把本雅明先於《德意志人》的選集中的導言和評論作為連貫的文本來閱讀一遍，就能毫不費力地知曉在挑選、布局和語言塑造方面本雅明無疑最為重要的選集也依據的（幾乎）所有準則。發掘下落不明之物、被忽視之物和被遺忘之物，練習短小簡潔和「寫得簡明扼要」（stilus laconicus）或者「表述得簡潔明了」（laconice dicere）意義上的言簡意賅，反抗一種可疑的教育認識（用對教育素材的「使用」來取代對其的純粹積累），使讀者的「耳朵」敏感地「獲取」很少能聽到或者很久沒有再聽見過的「聲音」[41]，在語言和結構的塑造上保持謹慎，確立與當下的聯繫以及塑造每個文本所特有的各自決定性的「姿態」：這些與其他種種就是選集的一種實體理論的拼圖塊，該理論剩餘的部分從筆記、信函和大綱中，從電台演講《沿著舊書信的痕跡》（Auf der Spur alter Briefe）[42]中以及從本雅明的若干評論中外推出來。 本雅明區分了選集的三種類型：一種是「精英文學之文獻資料」，其編排——「無論是否坦率地說」——根據「規範」的準則而進行，並且，假如它們作為妥善構思的整體呈現出來的話，那麼它們會激起特別的興趣。反之，「第二種也是較為罕見的種類」則設定了「純粹提供信息的目的」，因此它們的編者大多保持「匿名」。最後，第三種「最為常見但是（最）令人不快」的類別代表了「一種無創造性的觀點與提供信息的觀點之間模糊的交融」，一位分外之人試圖憑此「讓他無用的消遣……在面對讀者時變得有趣」[43]。 本雅明認為只有第一種類型是令人稱道且值得效仿的，與此同時他對一些具體的榜樣記憶猶新：尤其是不萊梅出版社的選集。令他對這些文集印象深刻的，是它們的完整性，這種完整性讓它們踏入了「與迄今為止已經存在於這種形式中的幾乎所有的一切」相反的、「最令人愉快的對立面」。當「平常的選集」總是帶有「對原始庫存……加以掠奪的污點」時，由於這些選集把搜集的文本「與一種全新的形象，一種重要意義」相配合——「這種重要意義這時不是抽象意義上的『歷史性』，而是舊事物直接的，儘管更為深思熟慮、更為設防牢固的繼續繁榮」——因此「一份顯而易見的幸運」落在它們上面。「原始文獻本身的作用」在它們中顯現出來，沒有什麼有助於「它們教育上的抽象概括」，而且它們吸入的是「精神」。正如本雅明贊同地引用博爾夏特的一段評論，這種類型的文集「並非客觀」，不是「把對象不管時間、不管風格、沒有意願並且歸根結底沒有動機地穿成一串」。更確切地說，「在它們身上，動機與時間、意願與風格……持續不斷地在默默工作」。在這類文集中，事物「從未……具體地」被傳授，「而是一再只有事物的形態被形象地傳授，只有事物在穿過互相關聯不可分割的精神時變化著地感受到的表現形式被傳授」。而由此，「這種互相關聯不可分割的精神自我始終以嶄新的形象，在始終嶄新的變換與應用中」被流傳下來。這使它們成為了「最高意義上的選集」[44]——並且由此成為全新的、「真正的文學文獻」[45]。 本雅明在他的評論中繼續這樣說道，令「書籍外部更高的統一」變得明顯、讓「思想的風景」凸顯出來、勾勒一個時代的面貌並且始終預示新的局勢，這些卻並非「討人喜歡的即興創作的問題」。其實這種目標以全面且詳盡的原始資料知識為前提，就像為了獲得這種完整性——這種一如博爾夏特所言「德意志精神史意義上的統一」[46]——它此外還需要最大限度的直覺和「可發展的觀念（想法）」[47]、最大限度的語感和布局的力量。 博爾夏特自己只是將他的成果理解為序曲，理解為對「失落的德意志卓越才能」之全面「復興」的適度貢獻[48]，在此，人們無法抵禦這種印象，即用一種幾何圖形來描述的話，博爾夏特最後的視角是那種只是向上攀升的線條或曲線的形狀。反之，本雅明對傳統的識別是一種辯證法的洞察力，他也在傳統的見證中始終察覺到腐朽和不安：「德意志人關於風景與語言的內省，歷來是有多麼完全毫髮無傷的結果；關於國家和民族的內省，歷來是有多麼激烈的結果？這不值得深思嗎？」因此，在這些對一種既苦澀又豐富且滿足之經歷的見證中，「對最優秀之德意志人四處顯而易見的拋棄」正表達出來。本雅明也搶在自己的選集式作品之前這樣總吉他的評價，博爾夏特的著作並非「德意志人的著作，其充沛並非自困境而來」[49]。這已經是與《德意志人》明確的共鳴，正如業已在其獻詞中表述的那樣，《德意志人》針對的不是輝煌出色的而是不顯眼的、平淡的卓越、榮耀和尊嚴，它由相似的、時而對照時而互補的概念組貫穿而成：不是毫無卑微且受限之存在的真正人性[50]，不是毫無貧困的自由[51]，並且不是信念忠誠，不是毫無困境的信條[52]。 同時代的評論界也首先把《德意志人》作為對當時政治現狀的幾乎不加遮掩的評述來閱讀。這恰好與本雅明及其出版商魯道夫·勒斯勒爾（Rudolf Roeβler）的期望相符，這些期望甚至想在納粹德國從這本選集上得到「至少思想上和道德上的成功」[53]。此外，一本打算展現「一個『秘密的』」、自由的、寬容的和友愛的「德意志」之「面貌」的文集，在1933年後幾乎只能這樣被接納。儘管如此，這種文本的變體還是讓人驚訝，因為其中幾乎沒有談論到政治：基本上，只是在梅特涅致馮·普羅科施-奧斯滕伯爵一信的導言[54]中談論到了明顯不穩的主題。那麼，是什麼真正引起了這種闡釋？僅僅是，或者至少首先是，深刻的政治變化嗎？還是為了獲得渴望的效果，在此應是已經踏上了關於文本選擇及其排列和評論的特殊道路？ 他選集式作品包含的信息涉及何物，對此本雅明的答覆總是保持著一些含糊和簡潔。比如，在他的電台演講《沿著舊書信的痕跡》中就只是這樣說：意圖是，在所有實質性的關係、暗示和細節中澄清含義深遠的信函，以便「正中人性之物」[55]。然而，更為意味深長的是，關於人們如何並且在何種前提條件下密切注視這種人性之物的所有暗示與論述。 在這篇從這一點來看富有啟發性的電台演講中，本雅明短暫地提及了「偉大藝術家之存在」[56]的分層，就像它成為弗里德里希·貢爾多夫（Friedrich Gun-dolf）1916年的《歌德傳》之基礎那樣。與這部在關於「歌德之親和力」的雜文中已經是批判對象的作品再次展開爭論，他這麼做較少地出於這一目的。這本格奧爾格學派（George-Schule）的「精神之書」其實為本雅明充當了其選集工作之若干前提的解說。貢爾多夫把歌德之本性「由外而內地集中」包圍起來[57]的嘗試，以對原始資料的一種評價為基礎——根據其重要性來安排，書信居於談話之上，但是居於「原創性作品」[58]之下——本雅明出於不同的理由並且不僅針對歌德而拒絕這種評價。在對第三篇發表於《法蘭克福報》之《書信》的評論中，他就已經這樣寫道，「高超技能從來不只是在勞作中，而且同時在私人的生活空間中」[59]清楚地顯示出來。此外，對德國古典文學時期之接受恰好鮮明地證明了，（無論是作品、作者還是原始資料之）等級化與聖徒化的每種類別都更有可能妨礙對過去的創造性的討論，妨礙對文化遺產——對那些本雅明用來理解「生機勃勃的傳統」[60]之物——富有成效的、著眼於現實的繼承，還會使其破滅。因為，就像在電台演講中所說的那樣：何物被「典範性」地僵化了，它就「不再值得討論」並且因此「如今在效果上徒然無用」[61]。最後，要點是：在這樣一種分層模型中，會有兩個事物錯誤地互相聯繫在一起。因為隨著不斷增加的歷史距離，那種（也正由貢爾多夫隱含地假定的）「人與作者、私人與客觀、人與物之間的區分」失去了「它的正當性」[62]。 這是一種在本雅明的知識分子傳記中回溯至深遠的思想。他在1919年的一封信中就已經展示了這一想法，即書信作為文學史和學術研究的原始資料被「低估」了，因為人們把它們與一個「完全歪斜的作品與作者身份的概念」聯繫起來。信函是「證明」，它們與（書寫的或者接收的）主體的內在聯繫隨著不斷增長的歷史距離而變得越來越無關緊要。作為這樣的證明，它們屬於「一個人之永生」的範圍，這一永生憑藉「它自己的歷史」插入生活之中。對於之後的讀者而言，（「當單獨的信件憑藉與其創作者的關係可能在活力上受到損失時，」）信函集和書信往來「以特有的方式」增多了。在「最短的間隔」內相繼讀來，它們曾「客觀地、從它們自己的現實生活中」改變自我。「它們以一種與收信人當時生活著的不同節奏生存著，並且一般確實發生了改變。」[63]而差不多一年半之後，他做了必要的修正，但是實質上沒有變化地寫道：「歷史學家向過去」追溯得「越遠」，所有低劣的「心理學」就越多地喪失「其功效」並且「事物、日期和姓名」越是「不受限制地」獲得「其權利」，這一權利就必須仍然「不是純粹語言學的」權利，「而是」能夠「變成一種人的」權利。[64] 這些（能夠）組建「人性之物」的「事物、日期和姓名」，在《德意志人》中或多或少是顯而易見的——只是也是分散的，以至於人們得在雙重詞義上採集它們。這以讀者的全神貫注並聰明智慧、同時還小心謹慎且具有直覺為先決條件，本雅明無疑對這樣的讀者也有所期待。他堅信，人們能夠確實正確地閱讀他的著作、認出他選集的「識別符號」並且相應地解釋他的著作來展示其「真正的意義」[65]。 在《法蘭克福報》的《書信》全系列之前言中，關於這種「真正的意義」是說：儘管它們有不同的歷史性與事實性的關聯，這些信函還是有「一個共同之處」，因為它們「在德意志的意義上」憶起了一種人文主義的立場，「越是片面地」懷疑那種訴諸「藝術與文學著作」的「德意志人文主義」，這一立場就越是持久地被記憶。[66]然而，這些極其明確的話語成為了這些《書信》結集出版的犧牲品：這是出於策略性的理由，就像魯道夫·勒斯勒爾曾表述的那樣，是為了「不立刻」將「納粹的審查」[67]提上日程。對所有在這本書中與（三重意義上的）「真正的德意志人文主義」這一概念聯繫起來的關鍵詞和釋義的概覽清楚地表明了，儘管有這種編輯處理，《德意志人》仍清楚明了地保持得足夠多了。 首先，所有那些書信本身以及本雅明評論中的章節都在那裡，它們一定程度上用否定的定義來表達術語。例如當格奧爾格·福斯特爾努力描述1893年革命的巴黎時的表述那樣：「盲目且狂熱的憤怒、瘋狂的黨派信仰以及迅速的沸騰就是一切，這絕不會得到理智而平和的結果。」[68]或者像李比希在致普拉滕的信中[69]提及的「沙文主義」那樣的概念，是在使人完全毫無防備時並且不帶進一步解說地被提及的。另外，本雅明援引的格維努斯關於腐敗的國家領導人的話語也從屬於此，這些人「像梅特涅那樣把他們的個人利益」置於公共福利之上。最後，人們同樣能夠這樣看待那些「具有破壞情緒的人」和政治賭徒的言辭，這些人沒有「對道德概念和法律概念的顧及」就登台表演。[70] 同樣，有為數眾多甚至為數更多的肯定性的釋義支援這些否定性的釋義。當編纂者不想一下子用太多東西打擾他的讀者時，他只會逐漸透露，這種「真正的德意志人文主義」是什麼意思，它如何讓自己抽象地、概念性地、栩栩如生地表達出來——並且特別是：它在何處能被拾取。在此，一開始存在的是對一個資產階級之英雄時代確切說來不顯眼的提示，在那個時代中，思想與行動、言語與作為仍然彼此有一定的協調一致，換言之，在那個時代中仍然充滿著倫理與道德等物。在哪裡能找到這些價值呢？接下來，對原本收集的第一封信（利希滕貝格致阿梅隆）的評論給出了對此的答覆。這段評論包含一個促使格斯霍姆·朔勒姆（Gershom Scholem）發表意見的段落，他說，這本「的確毫不含糊地『具有危害性的』」書籍在納粹德國的確被即刻禁止了，但是其中只有一位審查員曾「有一次」想到過「這個主意」，要真正閱讀這本書[71]：在那裡寫道，斷念的、現實的和新鮮的新教或者說普魯士精神，在像萊辛和利希滕貝格那樣「堅定的散文作家」的文章中，比在「弗里德里希的武裝力量」中，「更加純粹、更富有人情地」展現了出來。[72] 接著，隨後的24封信詳細地說明了這種精神或者說這種立場，同樣帶著對「人性的條件與界限」的提示：在對約翰·海因里希·康德寫給其兄伊曼努爾一信的評論中，這樣寫道，「在談論人性的時候，不應忘記這間啟蒙運動將其光明投射其中的中產階級房間的狹小」[73]。那麼，出於賦予「真正的德意志人文主義」一幅輪廓圖這一目的，本雅明所呈現出來的，是一張概念和釋義的圖譜，它看起來就像是一本手冊、一本人性的詞典。從A到Z讀來，它包含的關鍵詞有正直、交談、修養、對話、忠誠、洞察力、放棄、閱歷、探索精神、自由、坦率、友誼、關懷、善良、力量、文化、狂熱、愛情、同情、勇氣、冷靜、風格、興趣、寬容、透明、可靠、獨立、信念、清廉、不屈不撓、無瑕、理智、學識、剛正不阿和克制等。 這些就是本雅明之思想和創作終生擔負義務的價值與概念。但它們主要是這位1936年的「德意志人」能夠——並且應該——將其自身的生活現實、其日常的觀察和經驗與之相比較的價值與概念。也就是說，他不僅僅是被驅逐者，而且還是——甚至首先是——希特勒帝國的德意志人。在他本人看來，選集的某些暗示和圖景被保留了，例如當在對裴斯泰洛齊一信的評論中談及其本身決定了「忠誠愛國思想的高貴上揚」的「危險的歧路引導者」和「偏離正道」時，[74]或者當戈特弗里德·克勒爾在其寫給狄奧多·施篤姆的信中提到某些宣布德意志令人崇敬的民族敘事詩——「古老而獨特的《尼伯龍根之歌》」——「已經消亡從而將他時髦的怪嬰推到前者的位置上」的「無賴」時。[75]最後，當為了克服「局勢的強迫」[76]而把謀殺暴君作為手段加以考慮時：本雅明這樣引證堅定不移、無可厚非並且「在一切危機中」毫不動搖的索伊默，「出於令人氣憤的忠誠」，人們甚至能夠變成強盜「並且從對付大臣」開始。[77] 《德意志人》的信函「從起首語到落款」幾乎都是這種或者相似類型的「源源不斷的傾吐」[78]。這一點適用於全部傳統——假定，人們知道取其精華，棄其糟粕。因為對本雅明而言，還存在對「錯誤財富」的「追求」，即一種無區分的追求，一種無差別地力求合併每段歷史的追求。這種追求不追問，鑒於「人類前進著的解放」或者說鑒於自身的當下，從那些總是成問題的證明那裡，究竟是否能夠獲得「暗示」並且必要時能夠從它們那裡獲得哪些「暗示」？在此，作為令人警醒的例子，本雅明對18世紀記憶猶新，它的探索精神首先針對「模仿」。不想普遍地否認，這樣的「行動被置於其他歷史關聯中時」，能夠有更為幸運的、也有可能「更為重要」的結果，然而本雅明深信，這樣一種「對所有來自逝去的民族圈和世界紀元的作品之獲取」沒有開啟和開闢歷史性的視角。情況完全相反！當「對過去之財富的貪慾……越過所有限度」時，它可能要冒危險拋棄理智的歷史討論與經驗的立足點，那麼它就成為了浮現在法西斯主義者眼前之物：一種「強占傳奇」的企圖。[79]與此相對地，本雅明贊同卡爾·古斯塔夫·約赫曼（Carl Gustav Jochmann）的一句格言，它比別的都更適於充當所有他收集並評論的著述的座右銘：「『並非所有逝去之物都已失去。』（我們不需要重新製作它們。）『並非所有失去之物都未被取替。』（很多有了更加高級的形式。）『並非所有未被取替之物都無法彌補。』（很多從前有用之物如今已無用武之地。）」[80] * * * [1] 本文譯自莫默爾·布羅德森為其主編的《瓦爾特·本雅明：德意志人》（Momme Brodersen ［Hg.］， Walter Benjamin.Deutsche Menschen，Frankfurt/M 2008，以下簡稱布羅德森［編］：《德意志人》）所撰寫的後記，參見該書474～488頁。下文注釋均為作者原注，但出於閱讀需要，形式上從文中注改為腳註，且對縮寫部分做了詳解。 [2] 參見布羅德森［編］：《德意志人》，468～469頁。 [3] 參見克里斯多夫·格德/亨利·洛尼茨受漢堡科學與文化促進基金會委託、與瓦爾特·本雅明檔案館合作主編：《瓦爾特·本雅明：著作與遺稿（校勘評註完整版）》（Walter Benjamin，Werke und Nachlaβ.Kritische Gesamtausgabe.Im Auftrag der Hamburger Stiftung zur Förderung von Wissenschaft und Kultur hrsg.von Christoph Gödde und Henri Lonitz in Zusammenarbeit mit dem Walter Benjamin Archiv，以下簡稱《著作與遺稿》）21卷本，法蘭克福2008年起，第13卷（羅爾夫·蒂德曼/赫爾曼·施韋彭豪澤爾在特奧多爾·W·阿多諾/格斯霍姆·朔勒姆協助下主編：《瓦爾特·本雅明文集》［Walter Benjamin，Gesammelte Schriften.Unter Mitwirkung von Theodor W.Adorno und Gershom Scholem hrsg.von Rolf Tiedemann und Hermann Schweppenhäuser，以下簡稱《文集》］卷Ⅲ，405頁）。 [4] 參見《啟迪》（Illuminationen），282頁。 [5] 參見《德意志人》獨立單行本第2版，本雅明1965。 [6] 參見《德意志人》獨立單行本第3版。 [7] 參見本雅明1989。 [8] 參見布羅德森［編］：《德意志人》，228頁。 [9] 參見布羅德森（Brodersen）2006，448～449頁。 [10] 參見《著作與遺稿》卷ⅩⅣ（瓦爾特·本雅明檔案館520/1—2；Ts 2302—2303）。 [11] 參見《著作與遺稿》卷ⅩⅣ（《文集》，792～796頁）。 [12] 克里斯多夫·格德/亨利·洛尼茨［編］：《瓦爾特·本雅明書信集》（Walter Benjamin，Gesammelte Briefe.Hrsg.von Christoph Gödde und Henri Lonitz，以下簡稱《書信集》）6卷本，法蘭克福1995～2000年，此處卷Ⅲ，61頁。 [13] 《著作與遺稿》卷ⅩⅣ（《文集》卷Ⅳ·2，792頁）。 [14] 《書信集》卷Ⅲ，61～62頁。 [15] 參見《書信集》卷Ⅲ，71頁。 [16] 參見《著作與遺稿》卷Ⅱ（瓦爾特·本雅明檔案館519；5—12；Ms 564—572）。 [17] 參見《著作與遺稿》卷ⅩⅣ（《文集》卷Ⅳ·2，805頁）。 [18] 參見《著作與遺稿》卷ⅩⅣ（《文集》卷Ⅳ·2，805～808頁）。 [19] 參見《著作與遺稿》卷ⅩⅣ（《文集》卷Ⅳ·2，808～815頁）。 [20] 《著作與遺稿》卷ⅩⅣ（《文集》卷Ⅳ·2，806頁）。 [21] 《著作與遺稿》卷ⅩⅣ（《文集》卷Ⅳ·2，808頁）。 [22] 參見《著作與遺稿》卷ⅩⅣ（《文集》卷Ⅳ·2，815～862頁）。 [23] 《著作與遺稿》卷ⅩⅣ（《文集》卷Ⅳ·2，815～816頁）。 [24] 布羅德森［編］：《德意志人》，117頁。 [25] 參見《著作與遺稿》卷ⅩⅣ（《文集》卷Ⅳ·2，863～880頁）。 [26] 《編年史》（Chronik）1915，65頁。 [27] 《編年史》（Chronik）1915，53頁。 [28] 《著作與遺稿》卷ⅩⅢ（《文集》卷Ⅲ，407頁）。 [29] 《著作與遺稿》卷ⅩⅢ（《文集》卷Ⅲ，405頁）。 [30] 《書信集》卷Ⅰ，257頁。 [31] 參見《書信集》卷Ⅰ，120頁。 [32] 參見費斯佩爾（Vesper）1906和費斯佩爾1910。 [33] 參見《書信集》卷Ⅰ，14頁。 [34] 參見霍夫曼斯塔爾（Hofmannsthal）1912。 [35] 參見霍夫曼斯塔爾1922～1923和霍夫曼斯塔爾1926。 [36] 參見《著作與遺稿》卷ⅩⅢ（《文集》卷Ⅲ，78～79頁）。 [37] 參見《著作與遺稿》卷ⅩⅢ（《文集》卷Ⅲ，167頁）。 [38] 參見《著作與遺稿》卷ⅩⅢ（《文集》卷Ⅲ，404～407頁）。 [39] 參見博爾夏特（Borchardt）1927。 [40] 參見《著作與遺稿》卷ⅩⅢ（《文集》卷Ⅲ，91～94頁）。 [41] 《著作與遺稿》卷ⅩⅣ（《文集》卷Ⅳ·2，803～804頁）。 [42] 布羅德森［編］：《德意志人》，117～120頁。 [43] 《著作與遺稿》卷ⅩⅢ（《文集》卷Ⅲ，78頁；亦見《文集》卷Ⅲ，167頁）。 [44] 《著作與遺稿》卷ⅩⅢ（《文集》卷Ⅲ，91～92頁）。 [45] 《著作與遺稿》卷ⅩⅢ（《文集》卷Ⅲ，167頁）。 [46] 博爾夏特（Borchardt）1927，500頁。 [47] 《著作與遺稿》卷ⅩⅢ（《文集》卷Ⅲ，92～93頁）。 [48] 博爾夏特1927，500頁。 [49] 《著作與遺稿》卷ⅩⅢ（《文集》卷Ⅲ，93頁）。 [50] 參見本書中《約翰·海因里希·康德致伊曼努爾·康德》一信的導言。 [51] 參見本書中《格奧爾格·福斯特爾致他的妻子》一信的導言。 [52] 參見本書中《約翰·威廉·里特爾致弗蘭茨·馮·巴德爾》一信的導言。 [53] 布羅德森［編］：《德意志人》，386頁。 [54] 參見本書中《克萊門斯·馮·梅特涅親王致安東·馮·普羅科施-奧斯滕伯爵》一信的導言。 [55] 布羅德森［編］：《德意志人》，119頁。 [56] 布羅德森［編］：《德意志人》，117頁。 [57] 貢爾多夫（Gundolf）1916，9頁。 [58] 布羅德森［編］：《德意志人》，117頁。 [59] 參見本書中《約瑟夫·格雷斯致阿勞城主理牧師阿洛伊斯·沃克》一信的導言。 [60] 布羅德森［編］：《德意志人》，120頁。 [61] 布羅德森［編］：《德意志人》，118頁。 [62] 布羅德森［編］：《德意志人》，119頁。 [63] 《書信集》卷Ⅱ，47～48頁。 [64] 布羅德森［編］：《德意志人》，119頁。 [65] 《書信集》卷Ⅳ，442～443頁。 [66] 布羅德森［編］：《德意志人》，107頁。 [67] 布羅德森［編］：《德意志人》，386頁。 [68] 參見本書中《格奧爾格·福斯特爾致他的妻子》一信。 [69] 參見本書中《尤斯圖斯·李比希致格拉夫·奧古斯特·馮·普拉滕伯爵》一信的導言。 [70] 參見本書中《克萊門斯·馮·梅特涅親王致安東·馮·普羅科施-奧斯滕伯爵》一信的導言。 [71] 朔勒姆（Scholem）1980，234頁。 [72] 參見本書中《格奧爾格·克里斯托夫·利希滕貝格致G.H.阿梅隆》一信的導言。 [73] 參見本書中《約翰·海因里希·康德致伊曼努爾·康德》一信的導言。 [74] 參見本書中《海因里希·裴斯泰洛齊致安娜·舒爾特斯》一信的導言。 [75] 參見本書中《戈特弗里德·克勒爾致狄奧多·施篤姆》一信。 [76] 參見本書中《格奧爾格·福斯特爾致他的妻子》一信的導言。 [77] 參見本書中《約翰·戈特弗里德·索伊默致他前未婚妻的丈夫》一信的導言。 [78] 參見本書中《格奧爾格·福斯特爾致他的妻子》一信的導言。 [79] 《著作與遺稿》卷Ⅱ（《文集》卷Ⅱ·2，581～582頁）。 [80] 《著作與遺稿》卷Ⅱ（《文集》卷Ⅱ·2，58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