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皇威廉二世回憶錄 · 第12章 戰爭結束和我退位

1918年8月8日後，為了認清當前的世界形勢以及得出正確的結論，督促首席軍事指揮喬治·馮·赫特林先生制定相應的政策，我召開了御前會議。喬治·馮·赫特林先生也認為帝國首相應該密切關注敵人的動向，但德意志帝國首先必須占領齊格弗里德防線，在那裡徹底擊敗敵人，然後進行談判。因此我命令喬治·馮·赫特林先生和中立國荷蘭交涉，查明敵人是否準備調解。 試圖通過荷蘭人實現調解的計劃變得越來越難以實施，因為奧地利遲遲沒有給出明確的答覆，繼續拖延時間，也沒有作出任何宣告。查理一世[1]受到斯特凡·布里安·馮·勞耶茨[2]的影響，收回了之前與我達成的口頭協定。 荷蘭政府已經接到我的通知，並表示願意採取行動。與此同時，奧地利在沒有通知德意志帝國的情況下，單方面提出了一份和平協議，談判就這樣開始了。查理一世私下和協約國秘密聯繫，並早已決定拋棄德意志帝國。他按照自己的秘密計劃辦事，並對隨行人員解釋道：「我去德意志人那裡時，先同意他們提出的條件，然後回國後繼續按照原計劃行事。」 查理一世 斯特凡·布里安·馮·勞耶茨 德意志帝國的政府和我一直被維也納的行動欺騙，甚至不能對此做任何事，因為我們不斷得到奧地利的暗示：「如果阻礙我們的計劃，我們會讓你們陷入困境。換句話說，我們的軍隊將不再和你們並肩作戰。」考慮到德意志帝國目前的形勢，無論是政治方面還是軍事方面，我們都必須採取一切可以採取的措施避免與奧地利發生摩擦。 匈牙利和奧地利的背叛使德意志帝國身陷囹圄。如果查理一世能將自己的衝動性格控制三個星期，許多事情可能會呈現出不同的結果。但奧地利已經承認在瑞士背著德意志帝國與協約國談判了很長時間。查理一世相信他一定能夠得到協約國的善待。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查理一世視察軍隊 埃里希·馮·魯登道夫將軍 1918年8月8日，戰事失利後，埃里希·馮·魯登道夫將軍宣布自己不能再確保軍事上的勝利。因此，德意志帝國有必要準備和平談判。因為我們在外交上沒有成功推動任何有希望的談判，加上軍事形勢越來越糟糕，以及國內一些人開始煽動革命，所以埃里希·馮·魯登道夫將軍在1918年9月29日命令德意志帝國的軍隊為停戰做準備，而不是為和平談判做準備。 第1節　退位行動 在這一關鍵時刻，德意志帝國國內開始了一場激烈的運動，群眾要求為結束戰爭設立新政府。我不能無視這樣的運動，因為舊政府從1918年8月8日到9月底的七個星期里，一直沒有辦法啟動任何可能成功的和平談判。 與此同時，我將馬克斯·馮·加爾維茨將軍和布魯諾·馮·穆德拉將軍從前線召回。這兩位將軍向我描述了軍隊內部的形勢，我得知軍隊中有許多懶散的士兵和頻繁抗命的軍人，插著紅色旗幟的火車裡坐滿了休假回家的士兵以及其他類似的混亂現象。 馬克斯·馮·加爾維茨將軍和布魯諾·馮·穆德拉將軍認為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是後方占主導地位的情緒對戰士們的不利影響，以及戰士們希望結束戰爭、獲得和平的普遍願望。這一願望在後方沿著通訊線路從家鄉傳來，逐漸影響了前線的一些軍隊。兩位將軍提議，由於上述這些原因，我們必須立即將軍隊撤到安特衛普-默茲河沿岸。 我立即打電話命令陸軍元帥保羅·馮·興登堡儘快率軍撤到安特衛普-默茲河沿岸。疲憊不堪但並未遭到徹底失敗的軍隊撤退到安特衛普-默茲河僅表明德意志帝國的軍隊占據了較短的防線，擁有更天然的優勢。誠然，這樣做並不英勇，但我們必須記住索姆河戰役時德意志帝國的軍隊占據的大多是彈坑組成的陣地。我們現在要做的是重新獲得主動權，這在我看來並不是不可能。從軍事角度看，我們在戰爭期間為了占據更大優勢經常撤退。 德意志帝國的軍隊已經不是以前的那支老軍隊。1918年的新軍隊深受革命思想的影響，經常在夜晚從前線逃回後方。 但絕大多數軍人一直奮戰到最後，嚴格遵守軍隊紀律、發揚軍人精神，他們在士氣上與敵人不相上下。雖然敵人在人數、大炮、軍火、坦克、飛機等方面占據了優勢，但他們遭到頑強抵抗時總是選擇投降。因此，我們的前線戰士聯盟是正確的，德意志帝國的軍旗上寫著：「不敗的陸軍和海軍！」 馬克斯·馮·加爾維茨將軍 布魯諾·馮·穆德拉將軍 第2節　德意志帝國的軍隊依然強大 在四年半的戰爭歲月里，前線的德意志戰士和武裝的德意志民族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德意志的戰士們令人欽佩。1914年的戰爭中，健壯的青年們還沒等到炮火聲響起就勇敢沖向敵人，他們的自我犧牲和頑強拼搏精神令人感動。這些年輕人在陰暗的戰場上整日擔驚受怕、忍飢挨餓，但他們依然堅持晚上挖戰壕，白天住在防空洞和地洞裡或蜷縮在彈坑裡，頂著敵人用大炮、坦克發射出的像冰雹一樣的彈片頑強戰鬥。人們可能認為這樣一支軍隊只能被動地堅持到最後，但四年的浴血奮戰練就了一支能夠主動進攻的軍隊。雖然敵人占有巨大優勢，但卻不值得誇耀。 然而，認為德意志帝國的軍隊能夠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的想法是不正確的。為了保存實力，我們必須撤退。 陸軍元帥保羅·馮·興登堡對撤退令猶豫不決。他認為出於政治原因，譬如和平談判等，軍隊應該待在原地。他建議先將戰爭物資等撤到後方。 為了鼓舞士氣，我決定親赴前線和那些艱苦奮鬥的戰士們待在一起，親眼見證他們的戰鬥精神和生活狀態。 我可以立即實施這些決定，因為新政府已經成立，但新政府和首相馬克斯·馮·巴登親王一直沒有對我的行程提出任何建議，我似乎變得毫無用處。 陸軍大臣威廉·佐爾夫和帝國國會商討了幾個小時後撰寫了一份給威爾遜總統的照會，但他們沒有通知我。內閣最後一次向威爾遜總統遞送照會時，我告訴內閣首領威廉·佐爾夫，在照會送出前，我要先知道其中的內容。 威廉·佐爾夫將照會拿給我過目。他很自豪自己處在威爾遜總統「放下武器」的命令和別人建議的「停戰」之間。我向他提起外面有關我退位的謠言並要求外交部通過新聞界對報紙上毫無意義的爭論表明態度時，威廉·佐爾夫說大家都在談論這件事，即使是有修養的人也在毫無保留地討論此事。 陸軍元帥保羅·馮·興登堡 我非常憤怒，威廉·佐爾夫試圖安慰我，他說如果我離開他也會離開，因為他不能在這種情況下繼續工作。但事實證明，我被自己的政府推翻了，而威廉·佐爾夫留了下來。 當首相馬克斯·馮·巴登親王聽說我決定親赴前線時，極力勸阻我。他問我為什麼要去前線，我回答說作為最高統帥前往前線是我的職責，因為我和艱苦奮鬥的軍隊已經分開一個月了。但馬克斯·馮·巴登親王稱我必須待在家裡。我反駁說我們的國家正在打仗，皇帝也是帝國的士兵，應該和戰士們在一起。最後，我執意要去前線。一旦威爾遜總統送來休戰書，雙方肯定會在軍隊總部討論相關事宜，屆時馬克斯·馮·巴登親王和政府其他成員都會去斯帕參加會議。 馬克斯·馮·巴登親王（站立者右三）與家人 陸軍大臣威廉·佐爾夫（中間戴禮帽者）與同僚 第3節　受到軍隊的熱情接待 我給斯帕的總參謀部下達了明確命令，要求儘快撤軍到安特衛普-默茲河沿岸，將軍隊儘快從戰鬥中解放出來。然後我去了佛蘭德斯。但斯帕的總參謀部拒絕執行我的命令，找理由說這樣做需要時間，而且戰地準備工作還沒有完成，部隊物資也需要先撤出等。我依然堅持撤軍，軍隊最終撤離了戰場。 我在佛蘭德斯看到各軍部的代表和戰士們講話，給戰士們頒發勳章。我所到之處都受到了軍官和士兵們的熱情接待。當我返回火車站時，皇家撒克遜新兵站的士兵們非常熱情，他們在火車站列隊歡迎我。我給預備警衛師的成員頒發勳章時，敵方轟炸機中隊以及緊隨其後的防空高射炮和機關槍的猛烈炮火直接從我們頭頂飛過，在火車專列附近扔下了炸彈。 軍隊指揮官們一致認為前線軍隊的戰士們精神良好，也很忠誠，但後方的供應站情況並不樂觀。更糟的是那些休假返回的士兵受到家鄉停戰思想的影響，情緒低落，影響了其他戰士。但新兵招募站的年輕新兵狀態一直很好。 我抵達了斯帕，但我不斷聽到一些關於我退位和對我充滿敵意的消息，以及新政府越來越懈怠、無助，沒有主動權或實力，甚至被隨意擺布的消息。報紙上輕蔑地稱新政府為「辯論協會」，馬克斯·馮·巴登親王被一些知名報紙稱為「革命首相」。後來，我了解到馬克斯·馮·巴登親王在床上躺了十天，因為他染上了流感，最主要的是他已經無法真正掌管政務。現在，德意志帝國由弗里德里希·馮·派爾閣下、威廉·佐爾夫以及常設議會裡所謂的陸軍內閣統治。 我認為在這一關鍵時刻，搖搖欲墜的德意志帝國不應該由帝國首相的代表們操控，因為他們不具備政府首腦所具有的威嚴，而這種時候最需要的就是權威。但據我所知，副首相還沒有被授予廣泛的決策權。 解決這一問題的正確方法是負責政府事務的官員們將馬克斯·馮·巴登親王趕下台，尋找一個更強硬的人替代他。德意志帝國實行的是議會制，各政黨有權要求更換首相，並將新的首相繼承人推薦給我，但他們並沒有這麼做。 弗里德里希·馮·派爾（左一）與馬克斯·馮·巴登親王（左二） 現在，政府和馬克斯·馮·巴登親王開始竭力勸我退位。馬克斯·馮·巴登親王命內政大臣比爾·德魯茲前來找我，向我傳達與國家精神有關的一些消息。比爾·德魯茲描述了新聞界、高級財政以及公眾等領域發生的一些事，著重強調了馬克斯·馮·巴登親王對我退位一事沒有發表任何意見。但即便如此，馬克斯·馮·巴登親王還是派了代表前來見我。總之，比爾·德魯茲建議我主動退位，否則政府可能會對我施加壓力。 我告訴了比爾·德魯茲我退位可能會造成的後果，然後問他作為一名普魯士官員如何將這種推測和官員向國王宣誓的誓言調和。比爾·德魯茲聽了我的話後有些尷尬，藉口說他也是在執行馬克斯·馮·巴登親王的命令，首相找不到更合適的人來完成這件事。後來，我了解到比爾·德魯茲是第一批談論我退位的官員。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威廉二世（中）與興登堡（左）、魯登道夫（右） 我拒絕退位，並且宣布為了幫助政府維持國家秩序，我會召集軍隊撤離前線。 隨後，陸軍元帥保羅·馮·興登堡和威廉·格羅納將軍接見了比爾·德魯茲，當時我也在場。比爾·德魯茲向陸軍元帥保羅·馮·興登堡和威廉·格羅納將軍匯報了馬克斯·馮·巴登親王交給他的任務。陸軍元帥保羅·馮·興登堡和威廉·格羅納將軍以軍隊的名義嚴厲譴責了比爾·德魯茲。威廉·格羅納將軍對馬克斯·馮·巴登親王特點的描述非常犀利，因此我不得不去安撫內政大臣比爾·德魯茲。 陸軍元帥保羅·馮·興登堡提醒比爾·德魯茲，說如果我退位，軍隊將不會繼續戰鬥，甚至會解散，而且多數官員也可能辭職，屆時軍隊將失去領導。 不久，我從我的一個兒子那裡了解到，馬克斯·馮·巴登親王曾問他是否做好準備接受後來由比爾·德魯茲接手的那項任務。我的兒子憤慨地拒絕了建議他父親退位的任務。其間，我派首席內閣大臣克勒門斯·馮·德爾布呂克前往柏林交給馬克斯·馮·巴登親王一份演講稿，並準備發表這份演講稿，以此代替我向內閣發表演講，而不是由馬克斯·馮·巴登親王發表。演講稿對其中涉及到的一些基本問題提出了解決辦法，明確交代了我對政府和新的公眾輿論的態度。馬克斯·馮·巴登親王一開始不願意發表這份演講稿，但幾天後他發現自己必須這麼做，因為皇后給他寫了封信。 隨後，克勒門斯·馮·德爾布呂克告訴我這份演講稿在柏林和新聞界的反響非常好，不僅緩和了局勢，還安撫了人心。有關我退位的言論逐漸煙消雲散，右翼社會民主黨甚至決定推遲相關行動。 第4節　社會黨人的活動 接下來的幾天，有關社會黨人計劃在柏林製造騷亂以及馬克斯·馮·巴登親王越來越緊張不安的報道不斷傳出。比爾·德魯茲從斯帕返回後發給政府的報告使大家印象深刻。德意志帝國的紳士們都希望我退位，但目前他們害怕造成可怕的後果。 德意志政府官員們的觀點和他們的行動一樣模稜兩可。他們的行動似乎說明他們不想要一個共和政體，但他們又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行動可能會直接促成共和政體。事實上，許多人解釋了政府的行為，認為堅持建立共和政體是政府官員的最終目的。馬克斯·馮·巴登親王對我莫名其妙的態度使很多人認為他想除掉我，然後自己成為德意志共和國的總統，並在過渡期內擔任帝國的行政長官。 毫無疑問，人們的這種猜測對馬克斯·馮·巴登親王並不公平，這種篡位的想法根本不可能來自一個傳統的德意志貴族。 威廉·格羅納將軍前往柏林考察，返回後寫了一份報告。他對政府和整個國家普遍存在的一種情緒感到擔憂。革命即將來臨，政府還沒來得及採取任何積極措施就要垮台。德意志人民想要和平，並希望不惜一切代價得到和平，無論什麼樣的和平都可以。政府幾乎沒有權威，煽動反對皇帝的氣焰很高，我的退位在所難免。 威廉·格羅納將軍補充說軍隊並不可靠，一旦發生暴動軍人們的表現一定會令人大失所望。刑事警察截獲了俄國布爾什維克大使的信箱，找到了一些非常有力的證據。俄國大使館和斯巴達克斯團[3]有聯繫，雙方已經計劃進行一場俄國模式的布爾什維克革命。雖然外交部一直收到相關警告，並知道了相關事件，但外交部的官員對此要麼不以為然，要麼認為布爾什維克不會發動革命。同樣，在警察的眼皮底下，警察局和外交部之間摩擦不斷。威廉·格羅納將軍繼續說休假返回的士兵受到一些反動思想的影響，已經將這些消息帶回軍隊。由於停戰，戰士們獲得自由回家後可能會拒絕和造反派鬥爭。 因此，威廉·格羅納將軍認為不管多難，德意志帝國必須立即無條件接受任何類型的休戰。政府不能再相信軍隊，後方的革命即將發生。 第5節　馬克斯·馮·巴登親王的堅持 1918年11月9日清晨，首相馬克斯·馮·巴登親王正如他在1918年11月7日做的那樣，通知我說經過社會民主黨以及社會民主黨國務秘書的協商，大家一致要求我退位。政府其他成員以前反對我退位，但現在他們也要求我退位，帝國國會裡多數政黨對此都持相同意見。因此，馬克斯·馮·巴登親王請求我立即退位，否則柏林可能會發生流血事件並引發大規模的巷戰，因為類似的小規模事件已經發生。 我立即召來陸軍元帥保羅·馮·興登堡和軍需處長威廉·格羅納將軍。威廉·格羅納將軍說軍隊不能再參加戰爭，必須休整，我們應該無條件接受任何形式的休戰，而且要儘快休戰。軍隊供給只能維持六到八天，隨後會被造反派切斷供給，因為造反派已經占領萊茵大橋和所有的軍需倉庫。由於某種無法解釋的原因，由馬蒂亞斯·埃茨貝格爾、大使阿爾弗雷德·馮·奧伯爾尼多夫伯爵、亨利·馮·溫特費爾特將軍組成的休戰委員已經被派往法國，他們兩天前越過了法國邊境，但還沒有就談判條件的性質發回任何報告。 威廉皇儲和他的總參謀長弗里德里希·馮·舒倫堡伯爵也參加了會議。我們談話期間，馬克斯·馮·巴登親王發來幾個電報詢問進展，他顯得有些急切，並指出社會民主黨已經離開政府，拖延時間只會讓事態更危急。陸軍大臣報告了柏林的一些軍隊中出現的不確定因素，他稱第四步兵部隊、亞歷山大軍團第二連、第二炮兵營以及於特博格軍事基地[4]都前去鎮壓造反派了，但並沒有出現巷戰。 馬蒂亞斯·埃茨貝格爾（中）與同僚 我希望我的人民免遭內戰。如果我的退位是唯一可以阻止流血衝突的途徑，我願意放棄德意志帝國的皇位，但我不會辭去普魯士國王的職位。我必須和我的軍隊在一起，因為軍隊將領認為如果我完全退讓，軍官們也會紛紛離開軍隊，德意志帝國的軍隊會因此失去領導人，然後軍隊可能會返回祖國挑起內戰，置國家於危險之中。 我命人將我的回覆立即交給馬克斯·馮·巴登親王。回復內容大概是首先我必須認真權衡我的決定，然後簡潔地表述出來，再轉交給馬克斯·馮·巴登親王。我很快收到了令人驚訝的答覆。我的決定已經毫無意義，因為馬克斯·馮·巴登親王在我做決定前已經擅自宣布我退位，他還宣布威廉皇儲放棄了皇位，但根本沒有人通知威廉皇儲這件事。馬克斯·馮·巴登親王已經將政府移交給社會民主黨，並任命弗里德里希·艾伯特為帝國首相。無線電廣播立即發布了這些消息，德意志帝國的所有軍人都聽到了我退位的消息。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威廉皇儲 第6節　否認放棄追隨者 因此，馬克斯·馮·巴登親王剝奪了我是否退位以及是否放棄德意志帝國皇位並保留普魯士國王頭銜的決定權。由於在最關鍵的時刻聽到皇帝放棄了德意志軍隊的假消息，軍隊中出現了混亂。 如果將馬克斯·馮·巴登親王的一系列行為視作一個整體，那麼情況似乎是這樣的：首先，馬克斯·馮·巴登親王莊嚴地宣布他將和新政府一起維護皇權。其次，我寫的那份演講稿本來可以給公眾留下好印象，但卻被馬克斯·馮·巴登親王刻意隱瞞，從而阻止了我和新政府的一切合作。馬克斯·馮·巴登親王通過審查機構犧牲了我應有的尊嚴，甚至在退位這件事上他沒有支持君主制度。接著，馬克斯·馮·巴登親王試圖勸我自願放棄皇位。最後，他通過無線電廣播擅自宣布我退位，他在處理這件事時將自己凌駕於德意志帝國的皇帝之上。 這一系列事件其實是菲利普·謝德曼[5]一手造成的，他的這一做法不僅損害了德意志民族的利益，還將馬克斯·馮·巴登親王攥在了自己的手心裡。菲利普·謝德曼瞞著政府和自己的同事，不斷排擠馬克斯·馮·巴登親王。最後，他召回了弗里德里希·艾伯特，稱政府已經無法控制群眾。因此，他以馬克斯·馮·巴登親王的名義犧牲了皇帝、皇儲以及德意志帝國，使馬克斯·馮·巴登親王表面上成了德意志帝國的罪人。隨後，他推翻了這位脆弱又高貴的「政治家」。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與妻子 菲利普·謝德曼 無線電傳來信息後，形勢越來越危急。為了繼續確保總參謀部的工作，軍隊正向斯帕轉移。但陸軍元帥保羅·馮·興登堡認為現在不能完全依賴軍隊，如果叛軍在亞琛和科隆攔截德意志軍隊，軍隊是否應該和自己的同志戰鬥是一個難題。因此，陸軍元帥保羅·馮·興登堡建議我離開軍隊去某個中立國家，躲避這場「內戰」。 我內心十分矛盾。一方面，我作為一名戰士對要拋棄我忠實、勇敢的軍隊這類想法感到憤慨，另一方面，德意志帝國的敵人宣布不願意和我締結任何持久的和平協議，而且我自己的政府也認為只有我去了外國才可以避免內戰。 面對這樣的局勢，我不計個人得失，自願犧牲了自己和皇位，因為我相信這樣做可以盡我最大的努力為我親愛的祖國服務。但我的犧牲是徒勞的，我的離去既沒有給德意志帝國帶來更好的休戰條件，也沒有促成更公平的和平協議，更沒有阻止內戰。相反，我的退位加速了德意志軍隊的瓦解，分裂了德意志民族。 第7節　對軍隊感到驕傲 近三十年來，德意志帝國的陸軍一直是我的驕傲，我為它而活，為它工作。經過四年半的戰爭，陸軍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戰績。現在，和平的曙光就在眼前，革命者的匕首卻從背後刺向軍隊，摧毀了德意志帝國的陸軍。 我一手創造的、為之自豪的海軍現在也公開叛變，深深傷了我的心。 社會輿論都在談論我離開自己的軍隊前往中立國的事。 一些人說我應該去前線和敵人拚死一搏，並在最後的戰鬥中挺身而出。雖然國家非常渴望休戰，從柏林派去的代表團也正在與敵人談判，但我留在軍隊不僅不能促成休戰，還會致使許多忠誠的戰士無謂犧牲，這些戰士中有很多人實際上非常優秀，對祖國十分忠誠。 也有一些人說我應該在軍隊的保護下返回祖國，但安全返回已經不可能實現，因為叛軍占據了萊茵河上的許多大橋和軍隊後方的很多重要據點。可以肯定的是，我本來可以在前線戰鬥的忠實戰士們的護送下返回祖國，但這樣做只能加速德意志帝國的崩潰，因為敵人一定會乘勝追擊。此外，內戰也會相繼爆發。 還有人說我應該自殺。但我是一名基督徒，我的信仰不允許我這麼做。如果我選擇自殺，德意志人民不會驚叫「我們的皇帝是個懦夫！他現在選擇通過自殺逃避一切責任！」但我不會選擇這麼做，因為在這個可以預見未來的艱難時刻，我需要考慮怎樣做才能對我的人民和國家更有幫助。 我知道自己身負特殊使命，我必須為了德意志人民的事業而戰，澄清德意志帝國的戰爭罪行。這個使命逐漸表明它是德意志帝國未來命運的關鍵點，因為比起其他任何人，我更能證明德意志帝國對和平的渴望和德意志人民的清白。 經過痛苦的心理鬥爭，我聽從了當時在場的高級顧問給我的緊急建議，我決定離開祖國。根據我的顧問們遞給我的報告，我相信只有這麼做我才能盡最大努力為德意志帝國效力，為國家促成更好的休戰協議和和平協議，使祖國不再遭受流血犧牲和戰亂帶來的痛苦。 * * * [1]查理一世（Charles I，1887—1922），奧地利末代皇帝，匈牙利最後一位國王（稱「查理四世」），波希米亞最後一位國王（稱「查理三世」）。1914年，他的叔叔斐迪南大公被暗殺後，他成為弗朗茨·約瑟夫皇帝的法定繼承人。——譯者注 [2]斯特凡·布里安·馮·勞耶茨（Stephan Burián von Rajecz，1851—1922年），奧匈帝國政治家、外交官，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擔任外交大臣。——譯者注 [3]斯巴達克斯團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德意志帝國成立的馬克思主義革命團體。該團以羅馬共和國最大的奴隸叛亂領袖斯巴達克斯的名字命名，在1918年德意志帝國革命期間，它試圖通過報紙《斯巴達克斯書信》煽動革命。——譯者注 [4]於特博格軍事基地，位於布蘭登堡省內的一個軍事基地，1815年後成為普魯士軍隊的駐軍城鎮。——譯者注 [5]菲利普·謝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1865-1939年），德國社會民主黨政治家。1918年11月9日，在德國革命期間，他宣布德意志帝國改為共和國。1919年初，他成為魏瑪共和國首任總理。——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