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皇威廉二世回憶錄 · 第1章 俾斯麥

俾斯麥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他為普魯士王國和德意志帝國作出了不朽的貢獻，這些都是具有重要意義的歷史事實。無論他屬於哪個黨派，都沒有人敢對他的貢獻提出質疑。因此，那些控告我不了解俾斯麥的豐功偉績的人實在是愚蠢至極。事實恰恰相反，我非常敬畏他、崇拜他，時刻銘記著他對德意志帝國作出的所有努力。我們這一代人都欽佩俾斯麥，他是德意志帝國的締造者，也是我祖父的得力幹將。我們都認為他是那個時代最偉大的政治家，並為他是一名德意志人感到驕傲。他是我神殿里的偶像，我敬佩他！ 但君王也都是血肉之軀，會受到他人的影響。只有從普通人的角度來看俾斯麥，人們才能明白他如何與我針鋒相對，從而親手毀掉了我心目中的偶像。但這絲毫沒有減少我對他作為偉大政治家的崇敬之情。 當我還是普魯士王子時，時常會產生這樣的想法：「我希望這位偉大的首相可以多活幾年，如果我與他一起治理國家，我會感到心安。」然而，在我成為皇帝後，我雖仍尊敬他，但不能承擔他的政治決策和行為所犯的錯誤。甚至按照我的理解，1878年召開的柏林會議[1]與「文化鬥爭」[2]一樣，是一個錯誤。另外，帝國憲法是為了配合俾斯麥作為政治家的非凡優勢制定的，但這雙大靴子並非適合所有人。 俾斯麥 德皇威廉二世 1878年柏林會議 緊接著是勞動保護法[3]。雖然我對由此引起的爭議深感遺憾，但當時我必須妥協，這也成了我處理外交事務和國內問題時的一貫方針。因此，我不能像俾斯麥希望的那樣，與社會民主黨[4]公開鬥爭。無論如何，政策上的分歧並不能減少我對俾斯麥作為偉大政治家的崇敬之情，他仍是德意志帝國的締造者。當然，他對這個國家的貢獻無人能及。 由於必須考慮國家統一問題，我堅決不允許自己被當時普遍存在的不安因素影響。俾斯麥當時被稱為霍亨索倫王室的管理者，雖然這一稱號並沒有動搖我對他的信任，但他可能考慮過自己家族的政治傳承問題。譬如，他的兒子比爾·俾斯麥對政治不感興趣，因此他希望將自己的職權交給另一個兒子——赫伯特·俾斯麥。 赫伯特·俾斯麥 第1節　祖父的繼承人 在俾斯麥這件事情上，對我來說悲哀的是，我成了祖父的繼承人，換句話說，我在某種程度了越過了一代人。這個問題很嚴肅，因為這樣一來，我不得不經常與那些資歷較老的人打交道，這些人一般活在過去，不問將來。我繼承了祖父的王位，並與德高望重的老前輩俾斯麥共事，別人都認為這對他來說並非幸事，其實我也這麼認為。俾斯麥在他的回憶錄第三卷描寫海因里希·馮·伯蒂歇爾[5]的一章中，提到了我這位年輕的君主，也提到了他對我的忠告[6]。 當艾伯特·巴林[7]帶俾斯麥看了一眼漢堡的新港口後，俾斯麥意識到一個新時代即將到來，但他還不能完全理解這個時代。當時，他驚訝地說：「另外一個世界，一個新世界！」 海軍元帥阿爾弗雷德·馮·蒂爾皮茨去腓特烈斯魯莊園[8]拜訪俾斯麥時，俾斯麥再次提到了這一觀點。阿爾弗雷德·馮·蒂爾皮茨希望說服帝國的老首相支持第一份海軍法案。 1886年，俾斯麥委託我完成棘手的布列斯特使命。當時我心裡想：「將來有一天，這個人一定會成為我的首相。」每次回憶起這件事我總是很高興，因為這說明俾斯麥很信任我。 19世紀90年代的漢堡新港口 海因里希·馮·伯蒂歇爾 阿爾弗雷德·馮·蒂爾皮茨 我沒有因為俾斯麥回憶錄第三卷中的內容[9]對他心懷怨恨。獲得版權後我批准發表那部分內容，因為隱瞞事實真相已經毫無意義，書中描述的事件早已廣為流傳。如果這部分內容並不屬實，那麼它的出版時間可能會被一拖再拖。俾斯麥假若知道了第三卷回憶錄的出版時間以及造成的影響，他可能會掘墓而起。倘若第三卷內容與俾斯麥的記憶不相符，我會由衷感到悲哀，因為他是一位英雄人物，德意志帝國的重生需要這樣的人物。我不會因為第三卷書或其他任何東西減少對俾斯麥的感激與敬仰之情。 19世紀80年代上半葉，我應俾斯麥的邀請去外交部工作。當時的外交部由赫伯特·俾斯麥負責。我剛到辦公室，俾斯麥就遞給我一份外交部的工作人員名單，其中有一個叫弗里德里希·馮·霍爾斯坦的工作人員，他是俾斯麥最重要的合作人之一。俾斯麥似乎在暗示我不要與此人交往過密。 德意志帝國外交部的入口 我有一間屬於自己的辦公室，桌子上擺放著普魯士王國與奧地利結盟的初期歷史、起源及結果等相關文件，我可以隨時翻閱。我經常去俾斯麥和赫伯特·俾斯麥的家中拜訪。 第2節　長了一雙土狼眼睛的人 熟悉俾斯麥的生活圈子後，我經常聽到一些人談論弗里德里希·馮·霍爾斯坦。大家認為他是一個怪人，因為他聰明、恪盡職守，但非常驕傲，喜歡異想天開，從來不參加社會活動，沒有任何社交關係，也不相信任何人，更重要的是他有仇恨心理，是個危險分子。俾斯麥稱他是「長了土狼眼睛的人」，提醒我最好遠離他。俾斯麥後來對自己曾經的合作者弗里德里希·馮·霍爾斯坦表現出的怨恨態度當時已經初見端倪。 弗里德里希·馮·霍爾斯坦 赫伯特·俾斯麥掌管外交部時紀律嚴苛，他對屬下的無禮讓我感到驚詫。當外交部官員被赫伯特·俾斯麥傳喚或被解僱時，這些紳士幾乎是飛著去見赫伯特·俾斯麥的，以致有一句笑話說：「他們的大衣尾巴直挺挺地站在他們身後。」外交政策由俾斯麥和赫伯特·俾斯麥商議後直接裁定，赫伯特·俾斯麥負責傳達以及執行俾斯麥的命令。因此，外交部儼然成了俾斯麥的私人辦公室，他獨攬大權。顯然，這樣的地方訓練不出有獨立思維能力的人。 這種現象和曾經的陸軍元帥老毛奇負責的總參謀部形成了鮮明對比。總參謀部認真培訓新來的軍官，使他們有獨立思考和行動的能力，依據公認的原則行事，並且兼顧舊傳統和新時代的教學內容。但在外交部，工作人員只能執行帶有個人意志的行政命令，他們甚至不知道交給自己處理的重要問題之間的關係，因此也無法互相合作。俾斯麥就像草地前聳立的一塊突兀的巨石，如果將這塊巨石搬走，下面一定是大量蠕蟲和腐爛的植物根莖。 我贏得了俾斯麥的信任，他和我共同商議過許多事情。譬如，當他為德意志帝國收購第一批殖民地——格羅特、克萊因波波和多哥時，我按照他的意願告訴了他這次行動在人民和海軍中產生的影響，並向他描述了德意志人熱情支持新家園的景象。但他卻說這件事不值得這樣做。 後來，俾斯麥經常和我談論殖民地問題。我發現他有意將殖民地視為商業對象或交換對象，而不是為帝國發揮效用的領地或原材料的產地。我從漢撒商人工會[10]了解到，商人和資本家已經開始大力開發殖民地，並希望得到海軍的保護。為了履行自己的職責，我提醒俾斯麥將注意力放在這件事上，並提出適時組建艦隊的方案和步驟。我認為這樣做可以保護德意志帝國在異域的資產，況且俾斯麥已經將德意志帝國的旗幟插在了外國的土地上，德意志的人民也在那裡生活，因此，必須創建自己的海軍。 陸軍元帥老毛奇 第3節　俾斯麥的大陸觀念 然而，俾斯麥對我的提議置若罔聞，並用他的口頭禪勸誡我：「如果英國人在我們的土地上登陸，我會活捉他們。」他認為我們在國內完全有能力保護殖民地，但他沒有重視這一事實，雖然德意志人無法容忍這樣的事情發生，但因為英國已經占領黑爾戈蘭島，所以英國人可以自由進入德意志人的領土，而且不會受到阻撓，如果我們想讓自己的領土從一開始就不被其他國家侵略，我們必須有一支強大的海軍。 黑爾戈蘭島 俾斯麥的政治目光主要集中在歐洲大陸，他每天面臨種種煩惱，其中就有英國。更令他煩惱的是，因為英國首相索爾茲伯里與他關係很好，所以索爾茲伯里首相代表英國支持建立德奧同盟[11]。俾斯麥經常與俄國、奧地利、義大利以及羅馬尼亞等國打交道，他密切關注這些國家和德意志帝國的關係以及彼此之間的關係。威廉大帝[12]曾對他的內閣首領埃米爾·馮·阿爾貝戴奧中肯地評論過俾斯麥在這方面的謹慎和睿智。 英國首相索爾茲伯里 威廉大帝 埃米爾·馮·阿爾貝戴奧 埃米爾·馮·阿爾貝戴奧知道威廉大帝和俾斯麥的談話後非常興奮，因此十分擔心威廉大帝的健康狀況。他建議威廉大帝不要為將來擔心，如果俾斯麥不願服從威廉大帝的旨意，威廉大帝可以解僱他。威廉大帝說儘管他很欽佩並感激俾斯麥，但俾斯麥有時表現得太霸道。他也想過解僱俾斯麥，但他和國家都太需要俾斯麥。俾斯麥有超強的能力，就好比他手裡可以同時玩轉五個球，而且其中至少有兩個球被拋到了空中。因此，威廉大帝認為有這樣一位精明能幹的大臣幫助他治理國家，遠超過他一個人的力量。 俾斯麥並沒有意識到得到一些殖民地後，他不得不關注歐洲大陸以外的地方，並被迫在政治上大規模地採取行動，甚至和英國一起行動。確切來說，英國是他的政治外交遊戲中的一個球，但也只是五個球中的一個，他並沒有賦予英國應有的特殊重要性。 漫畫：德意志帝國首相俾斯麥 正因為如此，外交部完全陷入了歐洲大陸的政治遊戲中，它對殖民地、海軍以及英國絲毫不感興趣，對世界政治也毫無經驗。對外交部來說，英國人的心思與他們在追求世界霸權過程中顯露的一樣，雖然他們竭力掩蓋，但還是一本被七枚印章封存的書[13]。 第4節　俄國人仇恨的根源 俾斯麥曾告訴我，他的主要目標是阻止俄國和英國達成諒解。我暗自觀察發現，推動兩國達成諒解的機會在1877年至1878年已經出現，當時俄國可能會被允許去攻占君士坦丁堡，如果俄國人採取了行動，英國的艦隊就會毫不猶豫地去保衛君士坦丁堡，如此一來，將會產生俄英衝突。但後來，《聖斯特凡諾條約》[14]的簽訂使俄國人在一場慘烈的戰鬥後被迫撤離。因此，俄國軍隊對我們產生了無法消除的仇恨[15]。後來，《柏林條約》取代了《聖斯特凡諾條約》，德意志帝國的負擔越來越沉重。《柏林條約》加深了俄國人對我們的仇恨，將我們視為他們「在東方應得利益」的敵人。這樣一來，俾斯麥想要看到的俄國和英國之間的衝突成了遙遙無期的事。 俾斯麥不贊成「他的」柏林會議作出的評判，但他很驕傲自己擔當了「誠實的調解人」的角色。他很認真地說自己原本希望阻止一場大災難，結果卻被迫成了調解人。後來，我將我們之間的談話告訴了外交部的一位官員，這位外交部官員說俾斯麥簽署了《柏林條約》後，回到外交部得到了在場人員的熱烈祝賀。聽到大家的祝賀，他站起來說：「現在，我仍然掌握著歐洲的四個球！」他說這句話時犯了一個錯誤，因為那時俄法關係有取代俄普關係的勢頭。換句話說，有兩個球已經脫離了俾斯麥的掌控。正如俄國看到的那樣，班傑明·迪斯雷利[16]的政策已經將俾斯麥作為「誠實的調解者」的工作變成了英奧戰勝俄國的一場談判。 《聖斯特凡諾條約》簽訂 《聖斯特凡諾條約》簽訂後的漫畫：俄國熊獲利最大，沾沾自喜；「英國獅」因利益受損而異常憤怒 班傑明·迪斯雷利 雖然我們之間存在很多分歧，但俾斯麥對我一直很友好、和善。儘管我們年齡相差巨大，我們依然建立了良好的關係，因為我和同齡人一樣，是俾斯麥的崇拜者，而且我的坦白和熱情也贏得了俾斯麥的信任，我從來沒有辜負他對我的這份信任。 我在外交部任職期間，樞密院顧問拉施道和其他官員都與我談論過商務政策和殖民地等問題。他們告訴我，德意志帝國必須依賴英國，因為我們沒有自己的海軍，而且英國人占領了黑爾戈蘭島。毫無疑問，在必要時我們有擴張殖民地的計劃，但只有得到英國的許可我們才有可能實施這項計劃。雖然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但對當時的德意志帝國來講微不足道。 第5節　內政 我在外交部的工作引起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我的父母對俾斯麥很不友好，不贊同我進入俾斯麥的工作圈。人們害怕我影響到我的父母，也害怕超級保守主義，更害怕各種危險。來自英國的故事編造者和「自由圈人士」圍在我父親周圍陷害我。我從來沒有為這些無聊的事感到煩惱，但我在父母面前的處境越來越艱難，有時甚至感到很痛苦。雖然我經常遭受最嚴酷的考驗，但因為在俾斯麥手下工作，而且他信任我，所以我默默承受著一切。俾斯麥卻覺得這一切理所當然。 我和赫伯特·俾斯麥關係很好，他是一個熱情的人，家裡經常聚集著一群有趣的人，其中一部分人在外交部工作，另一部分人來自其他圈子。我們倆的交情並不深。他的父親退位後，他也要求離開，這反映出我們兩人只是泛泛之交。我請求他留在我身邊，幫助我維持我們秉承的傳統政治政策，但他卻尖酸地答覆我，稱他已經習慣為自己的父親服務，不可能再為別人效力。 威廉二世的父親腓特烈三世 威廉二世的母親維多利亞公主，她是英國維多利亞女王的長女 執政後慘遭謀殺的沙皇尼古拉二世[17]成年時，俾斯麥要求我去聖彼得堡為這位法定繼承人授予黑鷹勳章[18]。祖父和俾斯麥不約而同地提醒我兩國之間的關係和兩國政權之間的利害，並告訴我一些風俗習慣以及上層名流間的來往禮節等。祖父非常喜歡將自己年輕時第一次拜訪俄國時得到的忠告告訴我。當時，阿德勒伯格伯爵告訴他：「通常來講，人們喜歡聽到表揚，而不願接受批評。」俾斯麥對我說：「在東方，褲子外面套大褂的人都是體面的上等人，但一旦他們將褂子穿在褲子裡面，脖子上再掛一個項圈，就會變成豬狗。」 黑鷹勳章 阿德勒伯格伯爵 我在聖彼得堡多次向祖父和俾斯麥匯報我看到的情況。我注意到舊的俄普關係已經明顯冷卻，不再像祖父和俾斯麥與我談話時設想的那樣。我回國後，祖父和俾斯麥表揚我的報告清晰明了，這令我很高興。長期以來在許多事情上，這些高層人士的夢想因為我被迫幻滅，因此我經常感到很壓抑。 第6節　將達達尼爾海峽拱手讓給俄國 1886年八九月之交，祖父和俾斯麥在加斯坦與弗朗茨·約瑟夫皇帝[19]進行最後一次會晤，當時我應祖父的命令也在場。祖父委託我直接將他們會後作出的決定匯報給沙皇亞歷山大二世，並與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商議地中海和土耳其問題。獲得祖父的批准後，俾斯麥給我下達了命令。俄國想得到君士坦丁堡，俾斯麥不僅不打算阻攔，還計劃將君士坦丁堡和達達尼爾海峽送給俄國[20]，同時，他們還計劃促成土耳其與俄國的和解。 奧匈帝國皇帝弗朗茨·約瑟夫 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21]熱情接待了我。我出席了俄國軍隊的檢閱儀式，參觀了堡壘，還觀看了防禦演習，但即便如此，我還是感覺到了俄國濃厚的反德情緒。 我和沙皇亞歷山大二世談話時，他發表了很重要的評論。他說：「如果我想得到君士坦丁堡，就一定會設法得到它，不需要俾斯麥的許可和批准。」他無禮地拒絕了俾斯麥的提議，我此次訪俄的使命失敗，於是將情況如實匯報給了俾斯麥。 當俾斯麥決定將這個提議告訴沙皇亞歷山大二世時，他一定改變了自己的政治觀點。這些政治觀點促成了《聖斯特凡諾條約》和《柏林條約》以及其他條約的簽訂。由於歐洲政治格局的變化，也許俾斯麥認為是時候重新打這張政治牌了，按照我祖父的說法是「玩別的花招」。只有像俾斯麥這樣具有卓越外交才能的傑出政治家才能做出這樣的舉動，但不知他是否已經計劃按照這種方式和俄國玩政治遊戲。首先，憑藉柏林會議他可以阻止一場全面戰爭的爆發，欺騙英國。其次，他會竭力阻止俄國東擴，然後憑藉自己的外交天賦以出其不意的方式再次迎合俄國的計劃。當然，我不可能將自己的這種推測說出來，因為俾斯麥從來沒有告訴任何人他偉大的政治構想。 沙皇亞歷山大二世 如果上述情況屬實，對自己的政治才能絕對自信的俾斯麥肯定希望德意志帝國得到俄國的青睞，因為當時整個歐洲的政治局勢並沒有1877年至1878年的局勢那麼緊張，俄國只有得到德意志帝國的幫助，才能實現自己的抱負。在這種情況下，除了俾斯麥，沒有人能夠成功玩好這場複雜的遊戲，但偉人也有弱點。如果俾斯麥將他向沙皇亞歷山大二世提出的提議告訴英國，英國肯定會像1878年那樣強烈反對。 俾斯麥是德意志帝國這艘巨艦的的掌舵人 不管怎樣，俾斯麥還是採取了我提到的那項政策。就在這時，我體會到了俄國人站在君士坦丁堡門前無可奈何、夢想破滅的心情。 第7節　俄國沒落的預言 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準備各項軍事活動的過程中，我感覺到俄國軍官們對我的態度相比我第一次去聖彼得堡時變得更加冷酷、傲慢，只有少數老將領，尤其是從沙皇亞歷山大二世以來一直為宮廷效力的那些人了解威廉大帝，尊敬威廉大帝，仍然對威廉大帝持有敬仰之情，也對德意志帝國相對比較友好。與其中一位將領談及兩國的宮廷關係、軍隊以及國家時，我發現這些方面也正在發生變化。這位老將軍說：「都怪可惡的柏林會議。這是俾斯麥犯下的一個錯，他已經破壞了我們兩國之間長期以來的友情，在宮廷和政府中種下了懷疑的種子，使人民心裡產生了錯誤的觀念。經過1877的血腥戰役後，現在的俄國軍隊只想復仇。由於仇恨，我們和法國聯合起來對付你們，我們將毀掉自己的國家。」 這就是一個王朝沒落的預言呀！ 離開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後，我去了斯特拉斯堡，我的祖父正在那裡觀看帝國軍事演習。雖然我的訪問失敗了，但我還是對政治形勢作了理性的判斷。祖父對沙皇亞歷山大二世誠摯的問候感到滿意。就兩位統治者之間的個人關係來說，這種問候表明他們的心意並沒有發生變化。讓我感到吃驚的是，我收到了俾斯麥的一封信，他對我的匯報和行為表達了深深的感激和欣賞。這說明我的陳述得到了祖父和俾斯麥的認可。柏林會議抹殺了俄國軍人之間僅剩的兄弟情誼，但我們仍然提倡在德意志軍人之間培養這種感情。由於與法國軍官團體勾結煽動了仇恨普魯士和德意志帝國的一切，也因為法國人，最後通過戰爭來解決問題的報復欲望產生了。這也是後來爆發世界大戰的深層原因，敵人的野心在此時找到了生存所需的養料。「為色當[22]報仇！」「為聖斯蒂凡諾報仇！」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那位老將軍的話已經深深刻在了我的記憶中，我和沙皇亞歷山大二世以及沙皇尼古拉三世也因此有了多次會晤。祖父在彌留之際對我的囑託是密切注意德意志帝國與俄國的關係，這一囑託後來成了我的行動指南。 第8節　對俾斯麥的免職感到輕鬆 1890年，在納爾瓦的軍演中，沙皇亞歷山大三世要求我向他詳細描述俾斯麥退休的事情。他聚精會神地聽著，等我講完後，這位不常談論政治的冷酷、緘默的君主不由自主地抓住我的手，對我的誠懇表達了感謝，也對我捲入這樣的形勢表達了遺憾。沙皇亞歷山大三世說：「我完全理解你的行動方針，雖然俾斯麥很能幹，但他畢竟是你的下屬。如果他拒絕執行你的命令，你完全可以罷免他。我一直懷疑他，從來不相信他說的話，因為我知道他只是在開玩笑。對於我們之間的關係，我親愛的威廉（這是他第一次這麼稱呼我），俾斯麥退休會是最好的結果，我們之間的猜疑即將消失。我相信你，你也可以信任我。」 我立即記錄下了這次談話的主要內容，並冷靜地問自己：一個統治者對另一個統治者能有多友好？俾斯麥作為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他的退休是否有意或無意地影響了沙皇亞歷山大三世作出這樣的評論？俾斯麥相信沙皇亞歷山大三世對他的信任，從主觀上講這無疑是真誠的，而且不能否認沙皇亞歷山大三世欽佩並且尊敬作為政治家的俾斯麥。 無論如何，沙皇亞歷山大三世直到駕崩時也一直信守承諾。當然，這對俄國的總體政策並沒有什麼影響，但卻使德意志帝國避免了一次攻擊。沙皇亞歷山大三世耿直的性格保證了兩國的和平，但他軟弱無能的兒子卻採用了相反的政策。 不管人們對俾斯麥關於俄國的政策持何種態度，必須承認的是，雖然召開了柏林會議，法國和俄國也恢復了關係，但俾斯麥依然有能力避免與法國和俄國發生摩擦。換句話說，從柏林會議開始，俾斯麥出色地玩了一場長達十二年（1878—1890）的外交政治遊戲。 沙皇亞歷山大三世遇刺身亡 第9節　德意志帝國充當調解員 我們必須強調一個事實，一名德意志帝國的政治家在1878年以破壞俄國和德意志帝國的關係為代價阻止了一場大規模戰爭的爆發。俾斯麥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自己是一位有天賦的政治家，因為他清楚自己的目標，也可以再次成功促進兩國關係的發展，或至少可以在他成功化解威脅整個歐洲的危機後避免兩國發生衝突。 俾斯麥成功做了十二年調解員，他的繼任者掌權後又成功將他的政策推行了二十四年。 我還是普魯士王子時，試圖脫離黨派政治，將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管轄不同的軍事機構上。我很滿意當時的選擇，也過著充實的生活。因此，我當了普魯士王儲後，一直竭力避免將自己牽扯進各種政黨事務中。黨派人士經常以各種名義蠱惑我進入政治圈，譬如舉行茶會之類的活動或一些競選活動等，但我都推辭了。 德意志醫生提前坦誠地告訴了我腓特烈三世[23]的病情。英國醫生莫雷爾·麥肯齊爵士曾邀請這些醫生作為專家一起為我父親會診。更令我悲痛的是，我不能單獨與我親愛的父親交談，因為他當時像犯人一樣被英國醫生看管。雖然各國記者可以在醫生的房間探視這位可憐的病人，但我想要接近父親卻是困難重重，我甚至不能給父親寫信，信件在中途都會遭到攔截。此外，一些人正有組織地在報紙上針對我進行一場空穴來風的誹謗運動。在這件事上，有兩名記者特別活躍，一個是施尼德維茨先生，一個是費加羅報的記者M.雅克先生，他是一名德籍猶太人。他們在法國用最惡毒的語言誹謗我，直到「小糖罐」審訊，他們的誹謗才告一段落。 莫雷爾麥肯齊（左一）、赫爾曼·克勞斯（左二）、弗里德里希·古斯塔夫·馮·布拉曼（中）、馬克·霍威爾（右二）和施拉德醫生（右一）給腓特烈三世做喉部手術 當我親自率領第二步兵旅經過父親住的房間時，給彌留之際的他帶來了些許安慰。這是父親在位期間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看見軍隊。他給我寫了一張小卡片，我非常高興，他在信中告訴我他很感激，因為他在有生之年終於看到了軍隊，並自豪地稱他們是自己的軍隊。在長達九十九天的陰森恐怖氣氛中，作為普魯士王儲，這件事確實給我帶來了一絲希望，但也包含著悲痛、羞恥和懷疑。其間，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我對軍隊、政治界以及社交圈發生的所有事都保持高度的警惕。隨處可見懈怠的跡象，尤其是別人對我母親越來越明顯的敵對態度讓我感到義憤填膺。此外，他們還誹謗我和我父親之間充滿矛盾，這一切深深地傷害了我。 第10節　繼任皇帝 父親駕崩後，管理整個帝國的重任落在了我的肩上。首先，政府各個部門的人員都需要更換。前兩任皇帝的隨行人員以及龐大的官僚體系已經老化。之前，父親完全保留了「家族軍隊」[24]，不需要履行軍事職責。其次，我以最友好的方式罷免了那些願意回家養老的官員。剩下的官員中，一些人在軍隊謀得了一官半職，一些年輕官員留在我身邊負責交接工作。 在我作為普魯士王儲的九十九天裡，我默默關注了那些後來被我提拔的人，因為醫生告訴我父親生命垂危，在世的時日已經不多。我選擇這些官員時，並沒有考慮宮廷以及外部的情況，只根據他們以前取得的成就和各自的性格進行選拔。我廢除了傳統的「家族軍隊」，將其改編成「皇家總司令部」。在選擇隨行人員時，我只參考了一位自己非常信任的人的建議，他是我的前首領和司令官，也是一位大將軍，後來的副官馬克西米蘭·馮·費爾森。他是一位性格耿直、俠義果敢、極其嚴苛的老普魯士學派的軍官，幾乎是從這個學派的模子裡刻出來的。他在部隊和警衛團服役期間，用一雙慧眼注意到了宮廷和「家族軍隊」對軍隊的不利影響。高層官員的妻子也擔任一些工作，她們因年齡而被戲稱為「三十和四十」。我打算儘快消除這些不利影響。 腓特烈三世駕崩 我任命恩斯特·馮·維蒂希將軍為我的第一任副官，威廉·馮·亨克將軍為第二步兵警衛司司令官和我的軍事內閣首腦。威廉·馮·亨克將軍是我父親的一個朋友，當時我在第一步兵警衛司工作，他是我的旅長。這兩個人都有豐富的軍事領導經驗和堅定的原則，並且絕對服從上級，一直是我身邊最忠實的朋友。 我任命一位認識多年的人擔任宮廷領導，他是我父親的前宮廷元帥——奧古斯特·奧伊倫堡伯爵。直到1921年6月八十二歲時去世，奧古斯特·奧伊倫堡伯爵一直在皇室內閣工作。他機智多謀，能力出眾，對宮廷和政治事務都有敏銳的洞察力，而且為人誠懇，對君主和皇室絕對忠誠。這種綜合能力在某種程度上使他作為宮廷元帥聞名整個歐洲，他完全具有擔任大使或帝國首相的能力。奧古斯特·奧伊倫堡伯爵總是非常熱情，經常給予我很多指導性的建議，譬如政府、家庭、宮廷以及政治生活等方面。他與社會上形形色色的人交往，大家都尊敬他，我也很感激他，將他視為我最可靠的朋友。 奧古斯特·奧伊倫堡伯爵 第11節　維多利亞女王的影響 與俾斯麥商議後，在公共信仰與教育部工作的弗里德里希·馮·盧卡努斯被任命為民事內閣首領。俾斯麥開玩笑地說他對這一決定很滿意，因為他了解弗里德里希·馮·盧卡努斯，這是一個能幹、熱情的獵人。對文職官員來說，這是一個很好的推薦理由。俾斯麥還說一個好獵人通常也是一個有能力的人。弗里德里希·馮·盧卡努斯從弗雷爾·馮·威爾莫夫斯基手中接管了這個職位，他出色地履行了自己的職責。不僅如此，他在藝術、技術、科學和政治方面也很有天賦，是我忠實的顧問、勤勉的合作者和朋友。他集廣博的知識和幽默風趣於一身，這些正是日耳曼民族缺少的素質。 自從我在外交部工作以來，一直和俾斯麥保持著友好並相互信任的關係。和以前一樣，我對他充滿敬仰，對自己曾經為他效力感到自豪，也為他現在是我的首相感到驕傲。 在祖父彌留之際，俾斯麥和我親耳聽到了他對我的遺囑，遺囑里特彆強調了德意志帝國和俄國的關係。正是為了完成祖父的最後一個心愿，才有了世人看到的我第一次前往聖彼得堡的夏季之旅。這次政治旅行的目的是處理德意志帝國和俄國的關係。此外，祖父還為我擬定了一些「行程安排」。 由於維多利亞女王的一封信，我的計劃受阻。維多利亞女王一聽到我要去聖彼得堡，就給我寫了封信，她的語氣幽默但不乏命令之詞，表示自己不贊同這次旅行。她說一年的服喪期一晃而過，之後我可以去完成自己的聖彼得堡之旅。因為她是我的外祖母，英國也是我母親的祖國，所以我理應先去英國。我將這封信交給俾斯麥，他看完後勃然大怒，並說在一定程度上必須停止這種「英國家族命令式」的干涉。這封信的語氣表明我和父親以前受了不少維多利亞女王以及我母親的命令和影響。因此，俾斯麥希望我就這封信給維多利亞女王一個回復。我說作為外孫和德意志帝國的皇帝，我會準備好措辭合適的答覆，而且在信發出前讓他過目信的內容。 威廉二世的外祖母維多利亞女王 回復的信函在形式上刻意突出了外孫和祖母之間的親密關係。當我還是嬰兒時，外祖母曾將我抱在懷裡，現在她年事已高，應該得到晚輩的尊重。但信的內容特彆強調了德意志皇帝的地位和職責，我必須無條件去執行祖父臨終時的命令，這個命令影響到德意志帝國最重要的利益。我在信中還寫到自己必須以國家的利益為重，尊重祖父的命令。這些國家利益已經按照上帝的旨意移交給了我，因此外祖母必須讓我自己決定該怎麼做。我補充道，我仍然是她最親愛的外孫，我一直很感激她將自己多年的寶貴經驗傳授給我，但關於德意志帝國的事務，我必須保留自己行動的自由。去聖彼得堡是政治任務，祖父的命令與我和俄國皇室的親密關係一致。因此，這個計劃必須立即實施。 俾斯麥批覆了這封信函。維多利亞女王的回覆令人驚訝，她同意了我的觀點，並說我應該以國家的利益為重，即使是先去聖彼得堡再去英國，她也很樂意見我。從那天起，我和維多利亞女王的關係發生了變化，雖然她自己的孩子都害怕她，但從那天開始，她將我看成了一個和她地位平等的君主。 我的第一次旅行由外交部代表赫伯特·俾斯麥陪同。他擬定了演講內容，並主持了政治會議，演講內容和會議內容都具有官方性質，與他父親的指示一致。 第12節　在土耳其政策上的分歧 1889年，我從君士坦丁堡回來後，向俾斯麥描述了我對希臘和君士坦丁堡的印象。我的妹妹索菲嫁給了康斯坦丁王儲[25]。令我感到驚訝的是，俾斯麥對土耳其以及土耳其的高層官員不屑一顧。我認為自己必須用容易被人接受的觀點提醒他，但還是徒勞。我問他為什麼對土耳其持有這樣的觀點，他說赫伯特·俾斯麥曾經很勉強地向他匯報了土耳其的一些情況，他和赫伯特·俾斯麥對土耳其從來沒有好感。因此，他們一直沒有同意我的土耳其政策，這也是腓特烈大帝曾經提出的政策。 威廉二世的妹妹索菲 康斯坦丁王儲 在俾斯麥做首相的最後一個任期，他宣布和俄國保持友好關係。沙皇亞歷山大三世[26]非常信任他，也是他的這項政策使他保住了自己的職位。後來，他告訴了我和俄國秘密簽訂《再保險條約》[27]的事。在這之前，雖然我很關心德意志帝國與俄國之間的相關事務，但從未聽說這一條約，俾斯麥和外交部也從來沒有提到過這件事。 沙皇亞歷山大三世 由於我父親早逝，我擔任了政府的管理工作。正如我前面說的那樣，我接手了祖父的工作，這意味著我越過了自己的父親這一代人。這些人被父親灌輸了許多自由觀念和改革思想，這些改革本來要在父親的指導下實施。父親駕崩後，這一代人，尤其是政治家們，發現改革帶來的希望已經破滅，自己似乎受到了欺騙，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他們感覺自己成了孤兒。與那場改革相關的人雖然不知道我的理想和目標，但他們一直不信任我，並對我持保留態度。他們沒有為了國家利益將自己的忠誠從父親身上轉移到兒子身上。 民族自由黨[28]的代表、年輕氣盛的漢斯·馮·本達先生是一個例外。我還是王子時，在巴比工作的議員迪策安排的一次狩獵野兔的活動中，認識了漢斯·馮·本達先生。當我被一群老人圍著聽他們討論政治、農業和國家經濟問題時，漢斯·馮·本達先生的做事能力以及對問題獨到的見解引起了我的注意，逐漸獲得了我的喜愛和信任。他邀請我去他在柏林附近路都的莊園做客，我欣然接受，後來一直保持著每年定期訪問這個莊園的習慣。 我們在路都以家庭聚會的形式一起度過了幾個小時，這次聚會給我留下了美好的記憶。漢斯·馮·本達先生的幾個女兒都很有音樂天賦，為我們彈奏了美妙的曲子。我們談論的政治話題也證明漢斯·馮·本達先生是一個很有遠見的人，他不受派系鬥爭的影響，思想開放，這正是政治黨派內部成員缺少的品質。他堅定地為我的家族效力，並向我提出了很多真誠、有益的建議，同時他也對其他黨派持包容態度。 漢斯·馮·本達（中右）與同僚 第13節　我對黨派的態度 在我執政後期，除了激進社會民主黨[29]，我對其他任何黨派都沒有敵意，也不反對民族自由黨。我最重要的財政大臣約翰·馮·米克爾先生屬於民族自由黨，商務大臣默勒也是民族自由黨的一員。民族自由黨的領袖魯道夫·馮·本寧森先生是漢諾威省的省長。在我的第二個任期，通過約翰·馮·米克爾先生的介紹，我和老民族自由黨代表賽德爾先生經常來往。賽德爾先生在東德有一處地產，他有一雙慧眼，臉龐乾淨，沒有鬍鬚，和約翰·馮·米克爾先生一起負責鐵路、隧道等方面的問題。他是一個能幹、純粹、務實的民族自由黨人，但帶有一點兒保守派的味道。 保守黨[30]的貴族紳士經常在宮廷狩獵或其他狩獵活動中與我碰面，他們有時也來宮廷處理一些事情。我和他們商討過很多事情。通過這些人，我了解了所有的土地問題，也知道了農民的生活現狀。 約翰·馮·米克爾（右） 反對我的自由思想家們[31]因為固執任性的領導人，與我一直沒有來往。我經常和漢斯·馮·本達先生以及魯道夫·馮·本寧森先生談到自由主義的未來。有一次，漢斯·馮·本達先生提出了一條很有趣的見解，他說：「沒有必要讓普魯士的法定繼承人涉足自由主義，這樣做很不明智，這種事情對我們也沒有任何用處。儘管法定繼承人是保守派，但他必須寬容大度，不能對其他黨派存有狹隘的思想或偏見。」 我提出讓民族自由黨修訂他們的計劃，魯道夫·馮·本寧森先生同意了我的提議。民族自由黨最初的口號是「維護德意志帝國和輿論自由」。這個計劃將其成員聚集在民族自由黨的旗幟周圍。通過修訂，普魯士自由主義的傳教力量並沒有消失。但普魯士的民族自由黨和保守黨都犯了一個錯，他們將1861年至1866年發生的衝突記得太清，而且在選舉和其他政治鬥爭中，延續了過去的舊傳統。對我們這代人來說，那一時期已經成為歷史。我們的時代和我們的帝國已經和1866年劃清界限，1870年是一個新的開始，我們必須為帝國重新建立根基，政治黨派也必須根據這個方向制定他們的路線方針。另外，為了避免造成不好的影響，他們不能使用過時的東西。不幸的是，這一切並沒有真正成為過去。魯道夫·馮·本寧森先生說了一句很有說服力的話，他說：「如果南德民主黨領導北德民族自由黨，對南德民主黨來說很悲哀，因為這意味著真正的自由主義的結束！我們看到的將是帶著面具的民主黨，這對我們一點用都沒有。」 魯道夫·馮·本寧森 北德民族自由黨成員：上排從左到右分別為威廉·韋倫·芬尼、愛德華·拉斯克、海因里希·馮·特里奇克、約翰內斯·米克爾；下排從左到右分別為弗蘭茲·馮·羅根巴赫、卡爾·布朗、魯道夫·格尼什、路德維希·班伯格 保守黨對皇帝一直很忠心，但他們一直沒有培養出能力超強，同時又足智多謀的政治家。土地派別當時太顯眼，為自己增添了不必要的負擔，而且他們對那次衝突記憶猶新。我建議他們和民族自由黨聯合，但他們拒絕了。我經常強調民族自由黨忠於帝國和君主，因此他們應該歡迎保守派，將保守派視作同盟。在德意志帝國，我不希望沒有民族自由黨，我也不能沒有他們，更不願意反對他們。由於歷史原因，北德保守派做的一些事被人們誤解，因此，民族自由黨是最好的盟友。基於這樣的考慮，我調走了宮廷牧師施托克爾。他作為一名傳教士成就卓越，但他卻在南德發表了一場具有煽動性的演講，公開反對那裡的民族自由黨。 中央黨[32]與文化鬥爭緊緊捆綁在一起，強烈反對新教徒[33]，對帝國也充滿敵意。然而，我和這個黨派的許多重要人士有過交往，並為了帝國的利益試圖與他們合作。在這一點上，布格哈德·馮·朔爾勒默對我幫助很大。他從來不掩飾自己的忠誠。他的兒子是大名鼎鼎的農業大臣，也加入了保守黨。在許多事務上，中央黨一直非常團結。中央黨曾由路德維格·溫索霍斯特領導，他是立法機構中最熱心的政治家。儘管如此，大家還是能察覺到中央黨存在的潛在信念，即必須維護羅馬教廷的利益，永遠不要將教廷置於次要地位。 布格哈德·馮·朔爾勒默 路德維格·溫索霍斯特 第14節　和俾斯麥的關係出現裂痕 我還是王子時，有一段時間一直在海因里希·馮·阿亨巴赫手下工作，他是布蘭登堡省省長，我向他學習如何治理內部事務以及解決經濟問題的經驗，這些對我後來的工作很有幫助。海因里希·馮·阿亨巴赫極富感染力的言辭激勵了我，在那段人生經歷中我對國內的經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但對司法管理依然不感興趣。後來，我整天忙著完善國內的基礎設施，譬如建造運河、鋪設高速公路、改善林業及各種交通設施、修繕住宅、在農業上引進大型機器及農業的合作發展等，尤其是興修水利和鋪設鐵路網，因此我忽略了東德的領土問題。 王子時期的威廉二世（站立者）與家人 繼任皇位後，我和內閣大臣們討論過這些問題。為了激勵他們，我允許他們在各自管轄的領域實行自治，但結果證明只要俾斯麥依然掌握著大權，他們就不可能實施自治，因為俾斯麥在任何事情上都獨攬大權，壓制了大家獨立工作的能力。不久，內閣大臣們再次完全臣服在俾斯麥的鐵腕下。對於「年輕君主」或「創新」的想法，只要俾斯麥不贊同，他們就不可能支持。 換句話說，內閣成了俾斯麥手中的工具，完全按照他的意志行事。這種情況很普遍，因為俾斯麥功勳卓著，他為普魯士王國和德意志帝國在政治方面贏得了許多重要的勝利，所以內閣大臣們心甘情願臣服他，任由他實行一人專制。我發現自己處在一個非常尷尬的位置，我經常得到的回覆是：「俾斯麥不想這樣，我們沒法使他同意這樣做；威廉大帝不會問這樣的問題；這不符合傳統……」我漸漸地明白了，在現實中我沒有自己的國務內閣，內閣大臣已經習慣性地認為自己是俾斯麥的屬下。 俾斯麥執政期間，內閣成員對我的態度可以從更新《反社會黨人法》一事中看出。這項法律是俾斯麥為了與社會主義鬥爭[34]提出的政治措施。為了修正這部法律，其中的一段話應該被刪掉，但俾斯麥反對這樣做。我和他的觀點完全不同，於是我召開了御前會議。俾斯麥在接待室和我的副官談話，他說我完全忘記了自己是一名佩戴腰刀的官員，他必須依靠軍隊，領導他們來和社會民主黨鬥爭，以防社會民主黨革命。他還說我應該給他自由，這樣才能使德意志帝國永遠恢復平靜。在御前會議上，俾斯麥依然堅持他的觀點。當問及內閣大臣們的觀點時，他們表現得都很冷淡。投票結果是大家都反對我。 這次投票結果再次提醒了我俾斯麥對內閣的絕對統治權。對此，我非常不滿。我將這件事告訴弗里德里希·馮·盧卡努斯，他聽後非常震驚。後來，弗里德里希·馮·盧卡努斯專門找了一些大臣詢問他們的態度，他們明確告訴他自己不敢反對俾斯麥，並宣稱任何人都不會期望他們投票反對俾斯麥。 第15節　處理煤礦罷工 1889年春，威斯特伐利亞的煤礦工人爆發了罷工運動，民政部門非常震驚。這次運動尤其在威斯特伐利亞的地方行政人員中引起了混亂和困惑。各部門立即請求政府派軍隊前來鎮壓，每個礦主都希望政府在自己家門口派駐哨兵。被派去的軍隊指揮官隨即匯報了他們看到的景象。 派往威斯特伐利亞的軍隊中有一個叫馮·米夏埃利斯的指揮官，他以前是我所在步兵營里的士兵，隸屬輕騎兵衛士團。這位指揮官有勇有謀，他輕裝上陣，獨自一人驅車前往罷工的礦工隊伍。初春的天氣特別溫暖，這些礦工在山邊安營紮寨。不久，馮·米夏埃利斯以鼓舞人心、愉快幽默的方式和罷工者們進行了善意的交流。通過詢問，他得到了非常有價值的信息，了解了礦工們的各種苦衷，也知曉了他們的計劃、目的以及對未來的期望。他很快贏得了礦工們的讚賞和信任，並與他們相處融洽，因此他負責的那片區域完全恢復了平靜。當時，帝國首相辦公室收到幾位主要的工業領袖和官員發來的令人擔憂的電報，於是我詢問了馮·米夏埃利斯那邊的情況，他在回復我的電報中說：「除了政府官員，一切都恢復平靜了。」 整個春夏兩季，我們從各種報告和布告中收集到大量材料，這些材料表明德意志帝國的工業狀況令人擔憂。許多工人的要求都合情合理，他們的僱主和官員至少應該對他們進行一些同情性的調查。當我向我以前的私人教師，即樞密院顧問辛茲佩特博士諮詢如何幫助這些工人時，再次證實了我對這件事的認識。辛茲佩特博士很了解社會現狀，尤其是他自己所在的那個省的狀況。我決定召開聯邦會議，將企業僱主和雇員也納入審議範圍，指導政府對工人問題進行徹底調查。我覺得我們可能會通過這件事獲得一些指導性的原則和材料，這些原則和材料可以為俾斯麥和普魯士政府在合適的領域制定新法律時提供參考。 我被這一想法啟發，於是去找海因里希·馮·伯蒂歇爾。但海因里希·馮·伯蒂歇爾說俾斯麥一定不會同意召開聯邦會議，因此強烈反對我這麼做。我已經做了決定，就像腓特烈大帝說的那樣：「我希望成為一群烏合之眾的皇帝。」我告訴他我的職責是為德意志人民負責，他們已經被企業榨乾血汗，我要去保護他們，為他們提供更好的生存條件。 第16節　再次和俾斯麥發生衝突 不出所料，俾斯麥反對我的做法。因為一些大工業利益集團支持俾斯麥，所以在我推行計劃時出現了很多麻煩和紛爭。聯邦會議由我親自主持召開。會議開始後，俾斯麥匆匆入場。他發表了演講，諷刺性地批評了我，不贊同由我發起的整個計劃，並拒絕合作，演講結束後憤然離去。 俾斯麥的離去使會場的氛圍變得很奇怪。他認為自己的判斷絕對正確，因此堅決維護自己的政策，對我的計劃嗤之以鼻。他在會議上的表現給我和與會人員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感到這件事深深傷害了我。大會繼續召開，會議為擴大威廉大帝曾經倡導的社會立法提供了大量材料。這一立法是德意志帝國的驕傲，其他地方都不曾出現類似的立法，它是對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勞動階層的一種保護。 因此我決定召集大家召開一次全面的社會大會。俾斯麥反對召開這樣的會議。瑞士也在考慮類似的事情，計劃在伯爾尼[35]召開一次大會。駐瑞士大使羅特聽到我的計劃後，取消了去伯爾尼的行程，決定來柏林開會。會議進行得很順利，羅特的慷慨相助為柏林會議的召開提供了很大幫助。大會收集了豐富的材料，這些材料後來都以法律形式呈現了出來，而且只有德意志帝國擁有這些材料。 威廉二世張開翅膀正欲飛翔，俾斯麥上前提出警告 後來，我和俾斯麥談論了他的反社會民主黨計劃，他打算用大炮和刺刀鎮壓工人運動。我想說服他，因為我不可能在威廉大帝剛駕崩不久，在我執政第一年就讓我的人民流血。但俾斯麥固執己見，他宣稱會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我只要放心將一切交給他就行。我回答說在上帝面前，我不能出賣自己的良心，玩忽職守，尤其是我非常了解工人們的生存狀況，我們應該不惜一切代價改善他們的現狀。 我和俾斯麥之間因社會問題產生的衝突，即是否由政府參與改善勞動階層的社會福利一事產生的衝突，是我們之間不和的真正原因。這一衝突引起了俾斯麥、支持他的大部分德意志民眾以及政府官員多年來對我一直懷有敵意。 我和俾斯麥之間發生衝突是因為他認為社會問題應該用武力解決。他說如果最壞的事情發生在最糟糕的情況下，就應該訴諸武力，而不是採取一些人道主義方式。他認為如果奉行人道主義的胡言亂語，他就得採納我的意見。 第17節　俾斯麥的工人觀 我並不是說俾斯麥是勞動階層的敵人，事實正好相反，他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絕不會在工人這類重要問題上犯錯，他這樣考慮問題純粹是權宜之計。他認為政府應該盡最大努力以合適的方式關心工人，但他不願在工人運動方面給工人們的團結留有任何餘地。他覺得必要時，政府應該用武力對由工人引起的騷動和反叛進行鎮壓。他還認為處理社會問題時，政府要軟硬兼施，既要保護工人，必要時也要鎮壓騷亂。 然而，我希望得到勞動階層的認可，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我一直努力奮鬥。我對自己的人民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和義務，因此，我認為勞動階層的權利和公平不應該被剝奪。另外，我相信無論在哪裡，只要是正義的或必須做的，當僱主沒有履行他們的義務時，政府和地主應該擔起責任。我已經意識到改革的必要性，但也有來自工人階級的反對。由於正義感的驅使，我決定竭盡全力捍衛勞動階層的權益。 我已經認真研究過歷史，發現讓所有人幸福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我清楚地意識到，一個人的力量不可能使整個民族獲得幸福。事實上，當一個民族容易滿足或願意滿足時，才能獲得幸福。換句話說，人民需要務實的心態，願意為了可能實現的東西努力。不幸的是，我們的民族缺少這種心態。 同時，我意識到社會民主黨領導人的需求太多，可能會發展成一種可怕的貪慾。因此，我希望自己能問心無愧地、用令人信服的方式與不合理的社會現象鬥爭，我有義務重視並幫助人們實現合理的願望。 第18節　德意志帝國的社會問題 在國際市場競爭中，通過眾所周知的法律保護工人，並以工人福利為導向的政策無疑會給德意志帝國的工業增加沉重的負擔。比利時的工業體制尤其如此，他們的工業體制用最低的工資榨乾了工人們最後一滴汗水，僱主從未受到良心的譴責，對喪失的道德也沒有一點愧疚，甚至對精疲力盡、生活艱苦且從未受到保護的人民沒有一絲憐憫。通過社會立法，我希望這種社會現象在德意志帝國徹底消失。當然，在戰爭期間，我通過莫里茨·馮·比辛將軍將我的法案引進了比利時，試圖保護比利時工人的利益。然而，我的法案卻成了德意志帝國工業在國際競爭中的一個障礙，它使許多企業的領導出現了不和。雖然對企業領導來說這很自然，但土地所有者必須始終牢記全國人民的利益，因此，我必須義無反顧地堅持自己的政策。 莫里茨·馮·比辛將軍（前一） 然而，工人們卻盲目追隨社會民主黨的領導，我為他們做的一切以及竭力給予他們的保護並沒有換來一句感謝。社會民主黨和我有不同的信條，我信奉的是霍亨索倫王室的一句格言：「各應得其所有。」但社會民主黨信奉「人人平等」的思想。 我希望至少在歐洲大陸的工業領域，通過在國外確定配額阻止競爭性商業戰爭的方式促進生產，幫助工人階層過上更幸福的生活。 德意志帝國的社會立法留給外國工人的印象意義重大。戰前幾年，發生過工人暴動的英國人深知工人應該得到更好的保護。因此，英國委員會代表團來德意志帝國參觀學習，其中一部分代表是工人。包括社會民主黨在內的德意志人的代表帶領他們參觀了工業區、工廠、福利機構、保險公司的療養地等地。他們對自己看到的景象表示震驚。在告別宴會上，英國工人階級代表團的領導向奧古斯特·倍倍爾提出一個問題，他說：「我們看到了德意志帝國為工人們做的一切，我問你，你們這些人還是社會民主黨嗎？」這些英國人告訴一個德意志人，如果經過長期鬥爭，他們能成功實施德意志帝國幾年前為改善工人狀況採取的措施的十分之一，他們將會很滿意。 奧古斯特·倍倍爾 我饒有興趣地觀察了英國的訪問團，他們對德意志帝國社會現狀的無知讓我感到驚訝。但令我更驚訝的是，英國政府通過英國大使館就同一話題問了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直接暴露出他們絲毫不了解德意志帝國在社會改革領域取得的進步。我質問那位英國大使，既然英國出席了1890年的「柏林社會大會」，至少通過大使館，訪問團成員也應該知道帝國國會辯論的話題，因為當時會議詳細討論了多項社會改革措施。大使表示他也很疑惑，因為他對大使館早期的記錄作了調查，事實證明當時大使館向倫敦發送了最詳盡的會議報告，並就德意志帝國在社會改革進程中的每一個重要階段向國內做了全面匯報，但「因為這些報告來自德意志帝國，所以從來沒有人閱讀，它們一直被束之高閣。德意志帝國沒有引起英國人的興趣，這簡直是恥辱。」 這位英國人聳聳肩。不論英國國王還是議會，都沒有足夠的良知、時間或意願去改善工人的生活狀況。在他們眼裡，更重要也更值得做的事是消滅德意志帝國的「包圍政策」，尤其是德意志的工業，進而消滅德意志勞動人民。1918年11月9日，德意志帝國激進社會民主黨領導人與其追隨者加入了英國的消滅政策。 第19節　宮廷的「福利工作」 在我可以產生影響的地方，如我的宮廷和帝國汽車俱樂部[36]，我經常強調自己的社會觀點。譬如，我利用對外展覽宮殿獲得的小費設立專項基金，這個基金完全是為了使家庭工作人員受益，然後逐漸讓更多人受益。傭人和他們的家人可以得到基金的贊助去療養地度假，還可以得到醫療費、喪葬費、子女婚嫁費、教會洗禮費等類似費用的贊助。 我同意保護新創建的帝國汽車俱樂部，並接受了恩斯特·馮·伊內的邀請，前往他建立的俱樂部與眾人共享午宴。除了拉蒂博爾公爵、烏耶斯特公爵這樣的富豪，來自柏林金融圈的許多紳士也參加了這次午宴，但其中一些人的表現非常輕率。當大家談到汽車司機這個話題時，我建議設立一個基金，如果司機發生意外事故、疾病或死亡，他們的家人至少可以得到一筆撫恤金。我的建議得到了在場所有人員的支持，這個基金後來也取得了非常出色的成果。我還為基爾的帝國遊艇俱樂部的船員和飛行員創立了類似的基金。 我在阿爾貝克創建的德皇威廉兒童福利院帶給我很多快樂。在和平時期，每年的5月到9月底期間，來自柏林最貧窮工人家庭的孩子可以在這裡生活，每一批孩子可以待四個星期。這家福利院現在由前柏林市長的女兒基爾什娜小姐負責。福利院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孩子們無論從身體還是心理方面都得到了極大的改善。他們原先臉色蒼白、身體虛弱，到了福利院後變得越來越快樂、健康、生氣勃勃。我很樂意經常去那裡了解孩子們的生活狀況。 拉蒂博爾公爵 我前面提到，由於工人問題我和俾斯麥發生了衝突。我想補充一下他對這件事情的基本看法，下面這件事體現了他對工人問題的妥善處理。事實上，他當時的做法完全是迫於國家利益，但同時他也立即意識到確保工人不會失業的必要性，因此他充分利用自己的職權對這件事進行了干預。 1886年，我還是威廉王子時，已經了解到斯德丁的伏爾甘造船廠由於沒有訂單，面臨破產的危險。成千工人受到飢餓的折磨，斯德丁正面臨一次巨大的考驗。但如果有一張製造輪船的訂單，就可以保住伏爾甘造船廠。 伏爾甘造船廠正在造戰艦 前段時間，由於受到海軍上將阿爾布雷希特·馮·托施的鼓勵，我希望德意志帝國能永遠擺脫英國的輪船製造商。於是德意志帝國的輪船製造工人開始勇往直前，努力建造了德意志帝國的第一艘軍艦。1874年我母親生日那天，她親自命名的第一艘德意志帝國軍艦開始建造，當時我也在場。從那時起，這家船運公司建造的為數不多的軍艦得到了海軍專家的肯定。 海軍上將阿爾布雷希特·馮·托施 第20節　俾斯麥採取行動 德意志的商船隊不敢冒然採用海軍上將阿爾布雷希特·馮·托施的建議。由於北德勞埃德公司拒絕建造客運輪船，聲稱英國有多年的造船歷史，可以建造更好的船，導致德意志的船運公司瀕臨破產。情況十分危急，我立即去找俾斯麥，將這件事原原本本告訴了他。 俾斯麥聽後勃然大怒，怒目圓瞪，使勁將拳頭砸在桌子上，說道：「什麼？你說這些商人寧願讓英國人造船，也不要德意志帝國的船？為什麼？從未聽說過這樣荒唐的事！好好的德意志輪船公司因為這種原因要倒閉，這群無知的商人！」 威廉二世在北德勞埃德公司演講 他按了鈴鐺後一個僕人進來了，吩咐道：「從外交部叫一個樞密院顧問馬上來這裡！」 俾斯麥在房間裡來回踱步，幾分鐘後，一位樞密院顧問進來了。 俾斯麥吩咐他：「給漢堡的外交特使發一封電報，告訴他不萊梅的北德勞埃德公司要求斯德丁的伏爾甘造船廠為他們造一艘新的輪船！」 這位顧問聽到命令後立即離開了，「他的大衣尾巴直挺挺地立在身後。」俾斯麥轉過來對我說：「我非常感謝你。你為我們的國家和我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從今以後，德意志帝國的輪船隻由我們自己的公司製造。我一定給漢撒商人公會的民眾講清楚這件事。你可以給伏爾甘造船廠的工人發電報了，告訴他們俾斯麥保證讓他們來造輪船。希望這是一個契機，他們可以藉此為德意志帝國建造更多輪船！你幫助那些工人保住了工作，他們一定會感激你！」 我將這個消息告訴了斯德丁的樞密院顧問施盧特瓦，伏爾甘造船廠的工人們聽到這個消息後激動不已。這是一個好的開始，它必將引領德意志的輪船製造業蓬勃發展。 1888年，我登上了德意志帝國的皇位。為了在我的波拉美尼亞擲彈兵的軍旗上繡上榮譽勳章，我去了斯德丁。受造船廠主管的邀請，我去了伏爾甘造船廠。主管們在廠外接待了我，然後他們推開大門，我走了進去。但當我走進船廠後，並沒有聽到錘子的敲打聲，而是一片寂靜。原來全體員工都光著頭圍成一個半圓站著，中間站著一位最年長的員工，他的鬍鬚雪白，手裡捧著一個桂冠。 我深受感動。樞密院顧問施盧特瓦在我耳邊低語：「這是工人們想出來的，為了表達對您的感謝。」那位年長的工人向前一步，用最樸素的話語表達了工人們對我的感謝，感謝我曾經救了他們以及他們的妻兒，使他們沒有繼續忍飢挨餓，也感謝我建議俾斯麥由他們建造輪船。為了表達他們的感激之情，他請求我接受桂冠。我非常感動，收下了生平第一個桂冠。不用打仗，沒有流一滴血，我從自己最樸實的工人那裡得到了桂冠。 威廉二世加冕 那一年是1888年。當時，德意志帝國的工人階層懂得享受勞動帶來的幸福。 * * * [1]柏林會議指由俄、英、法、奧、德、意以及奧斯曼帝國和巴爾幹半島諸國在1878年6月13日到1878年7月13日召開的會議。這些強國希望在俄土戰爭後重建巴爾幹半島的秩序。會議最終簽署了《柏林條約》，代替了三個月前簽訂的《聖斯特凡諾條約》。——譯者注 [2]文化鬥爭指1873年到1887年羅馬天主教廷和德意志帝國政府之間圍繞教育和教職任命權展開的一場鬥爭。——原注 [3]勞動保護法是19世紀80年代俾斯麥頒布並實施的一項法律。該法律制訂了嚴格的規章制度，以此保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解決勞動爭端。——譯者注 [4]社會民主黨，簡稱SPD，1875年成立，前身是1863年成立的全德工人聯合會和1869年成立的德意志帝國社會民主工人黨。社會民主黨的綱領是自由、正義和社會團結，奮鬥目標是實現社會內部自由和社會正義。——譯者注 [5]海因里希·馮·伯蒂歇爾（Heinrich von Boetticher，1833—1907），1880年至1897年擔任德意志帝國的國務秘書以及內政大臣，在俾斯麥頒布的勞動法和社會保險法的執行上發揮了重要作用。——譯者注 [6]忠告指俾斯麥勸威廉二世儘快處理1887年11月29日寫的一封信一事。這封信實際是威廉二世擬的一份草案，裡面提到了政權交替問題。俾斯麥勸告威廉二世，如果這件事聲張出去，對威廉一世和王儲等人都會產生不利影響。——譯者注 [7]艾伯特·巴林（Albert Ballin，1857—1918），德意志帝國的航運巨頭，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航運公司——漢堡-美國航線公司的總幹事，在德意志帝國海洋發展史上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被稱為「現代郵輪之父」。——譯者注 [8]腓特烈斯魯莊園是俾斯麥的官邸，位於什勒斯維希-霍爾斯坦。——譯者注 [9]回憶錄第三卷中的內容特指俾斯麥寫給威廉二世的回信。回信中提到了如何妥善處理威廉二世起草的草案，以及如何更好地對待各聯邦君主和威廉二世登基後如何利用社團與黨派人士等問題。——譯者注 [10]漢撒商人工會也稱漢撒聯盟，是德意志帝國商人在德意志帝國北部城市建立的商業、政治聯盟，目的是保護他們的貿易利益。——譯者注 [11]德奧同盟是德意志帝國和奧匈帝國之間的防禦性聯盟，也是1879年10月7日簽訂的《俾斯麥條約》中的一部分。兩個大國承諾在遭遇俄國襲擊時互相支持，如果他們中的一個被某一個歐洲強國攻擊，另一個國家承諾保持中立。——譯者注 [12]威廉大帝（Wilhelm Friedrich Ludwig，1797—1888），也稱威廉一世，1871年1月18日加冕為德意志帝國皇帝。德皇威廉二世因威廉一世對德意志帝國的統一作出的偉大貢獻將其尊稱威廉大帝。——譯者注 [13]七個封印出自《新約聖經》最後一卷《啟示錄》。——譯者注 [14]《聖斯特凡諾條約》是俄國與奧斯曼帝國在君士坦丁堡西邊的一個村子聖斯特凡諾簽署的一項和平條約，該條約結束了1877年至1878年俄土戰爭。俄國從中獲得了巨大利益，但俄國在巴爾幹半島的擴張引起了英國、法國、德意志帝國等國的不滿，因此三個月後柏林召開了柏林會議。——譯者注 [15]正如普魯士軍官們報告的那樣，他們在土耳其戰役中曾陪伴俄國軍隊，尤其是法伊爾伯爵。——原注 [16]班傑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英國保守黨，曾兩次出任英國首相，在建立現代保守黨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譯者注 [17]沙皇尼古拉二世（Tsar Nicholas II，1868—1918），俄國的末代皇帝，1894年11月1日到1917年3月15日在位。蘇維埃史學家將尼古拉二世描述為一位軟弱無能的君主。1918年7月16日，沙皇尼古拉二世被槍決。——譯者注 [18]黑鷹勳章是普魯士王國最高級別的榮譽勳章，1701年1月17日設立，普魯士王國的王室子孫年滿十歲後就可以獲得黑鷹勳章。——譯者注 [19]弗朗茨·約瑟夫皇帝（Franz Josef，1830—1916），奧地利帝國和奧匈帝國的皇帝，在位時一直受到民族主義的困擾，1867年，他締結了奧匈和解協議，並將奧地利帝國變成了奧匈帝國。——譯者注 [20]即他們廢除了《聖斯特凡諾條約》和《柏林條約》。——原注 [21]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是布列斯特1921年以前的名稱。——譯者注 [22]色當是法國東北部的一個小鎮，距巴黎約兩百多公里。1870年9月，普法戰爭中發生了著名的「色當戰役」。——譯者注 [23]腓特烈三世（Emperor Frederick III，1831—1888），德意志皇帝和普魯士國王，是威廉大帝唯一的兒子，1888年3月9日到1888年6月15日在位，後因患喉癌去世，因此被稱為「百日皇帝」。——譯者注 [24]「家族軍隊」指威廉大帝的家族化軍事體系。——原注 [25]康斯坦丁王儲，即後來的康斯坦丁一世。他出生後就被確立為希臘王位繼承人，稱「斯巴達公爵」，1913年繼位。1889年，他與威廉二世的妹妹索菲公主結婚。——譯者注 [26]沙皇亞歷山大三世（Alexander III，1845—1894），1881年至1894年在位，亞歷山大二世的次子。——譯者注 [27]《再保險條約》是1887年三皇同盟廢除後，德意志帝國和俄國在俾斯麥的安排下秘密簽訂的一份條約，目的是孤立法國的同時討好俄國。——譯者注 [28]民族自由黨是在1867年2月12日舉行的北德聯邦選舉中成立的一個黨派，是北德聯邦和德意志帝國的一支自由政黨。——譯者注 [29]激進社會民主黨指德意志帝國的左派社會民主黨人，他們反對帝國主義戰爭，揭露了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社會民主黨右翼領導人的叛變行為，並廣泛開展革命宣傳活動，組織領導了工人鬥爭和反戰運動。——譯者注 [30]保守黨是德意志帝國在1876年成立的一個右翼政黨，後來由一個意識形態政黨變成了俾斯麥在德意志帝國的利益集團。——譯者注 [31]自由思想家指民族自由黨和自由聯盟的成員。——譯者注 [32]中央黨是1870年成立的一個德意志帝國天主教政黨，它成功擊敗了俾斯麥在普魯士王國發起的文化鬥爭，並在議會中贏得了四分之一的席位。——譯者注 [33]新教徒最初只是一個帶有政治色彩的詞，後來獲得了更廣泛的意義，指接納基督教新教教義的西方教會成員。——譯者注 [34]社會主義鬥爭指1848年《共產黨宣言》發表後，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日益擴大，社會主義在德意志帝國蓬勃發展，俾斯麥對此深感不安，因此頒布了《反社會黨人法》，試圖通過法律限制社會民主黨傳播社會民主原則、鎮壓工人運動。——譯者注 [35]伯爾尼，瑞士首都。——譯者注 [36]帝國汽車俱樂部是德意志帝國最老的汽車俱樂部，1889年在柏林成立。1905年，威廉二世贊助並接管了帝國汽車俱樂部。——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