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農民戰爭 · 第二版序言[1]

這部著作是1850年夏天當剛剛完成的反革命還留著直接印象的時候在倫敦寫成的；它發表於1850年由卡·馬克思主編在漢堡出版的「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雜誌第5期和第6期上。我的在德國的一些政治友人要求我把它再版，於是我便來滿足他們的願望，因為可惜的是，這部著作至今還沒有失去它的現實意義。 這部著作並不奢望提供獨立研討過的材料。相反，關於農民起義和托馬斯·閔採爾的全部材料，都是從戚美爾曼那裡借用的。[2]他那本書雖然有些缺點，但仍然不失為一部最好的資料匯編。並且，戚美爾曼老人熱愛自己所研究的對象。那種驅使他在這本書里到處為被壓迫階級辯護的革命本能，不久就使他成為法蘭克福的極左派[3]的最優秀代表之一。［註：在「德國農民戰爭」第三版（1875年）中，下面還有這樣一句話：「誠然，從那時起，他仿佛是有點衰老了。」——編者注］ 如果說，儘管如此，戚美爾曼所作的論述還是缺乏內在聯繫，如果說他沒有能把這個時代的宗教上政治上的Kontroverse（爭論問題），作為當時階級鬥爭的反映表現出來，如果說他在這個階級鬥爭中只看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善良者和兇惡者以及兇惡者的最後勝利，如果說他對於決定鬥爭的開端與結局的那些社會關係所持的見解帶有很大的缺點，那末，這一切正是這本書問世的那個時代特有的錯誤。相反，這本書是德國唯心主義歷史著作中值得嘉許的一個例外，就當時來說，它還是寫得很富於現實主義精神的。 我的論述打算只是大致地闡明鬥爭的歷史進程，打算說明農民戰爭的起源，參加這一戰爭的各種黨派的立場，這些黨派企圖藉以弄清自己立場的那些政治的和宗教的理論，以及從當時這些階級的社會生活歷史條件中必然產生的鬥爭結局本身；這就是說，我是打算指明：當時德國的政治制度，反對這一制度的起義，以及當時那個時代的政治的和宗教的理論，並不是當時德國農業、工業、水陸交通、商業和貨幣流通所達到的發展程度的原因，而是這種發展程度的結果。這個唯一唯物主義的歷史觀不是由我，而是由馬克思發現的，這個歷史觀還見於他在同一個「政治經濟評論」雜誌上發表的論述1848—1849年法國革命的著作，以及「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書。[4] 德國1525年革命和1848—1849年革命間的類似之處異常明顯，以致當時不能完全不談到它。但是，除了各種地方起義都是被同一種諸侯軍相繼鎮壓下去這一事變進程中的相同點之外，除了城市資產階級在這兩種場合的行動相同得往往令人好笑之外，其間的差別也還是十分明顯的： 「從1525年的革命中得利的是誰呢？諸侯。從1848年的革命中得利的是誰呢？大諸侯，奧地利與普魯士。站在1525年的小諸侯背後的，是用捐稅鎖鏈把這些小諸侯束縛起來的小市民；站在1850年的大諸侯背後，站在奧地利和普魯士背後的，是很快就通過國債制服了這些大諸侯的現代大資產階級。而站在大資產階級背後的是無產階級。」[5] 很可惜，應當說這個論點未免把德國資產階級看得太高了。在奧地利和普魯士，它都曾經有可能「很快就通過國債制服」君主國，可是，無論何時何地這種可能都沒有被利用。 由於1866年戰爭的結果，資產階級獲得了奧地利作為禮物。但是，資產階級不善於統治，它軟弱無力，庸碌無能。它只會做一件事，即一當工人行動起來，就狂暴地對付他們。它所以還在掌握政權，僅僅是由於匈牙利人需要它。 而在普魯士呢？固然，國債以驚人的速度增加起來了，財政赤字已成為經常的現象，國家支出一年比一年增多，資產階級已在議院裡占有多數，非經它同意就既不能增加賦稅，也不能訂借債款，——但是，它對國家的統治何在呢？還在幾個月以前，當國家又面臨財政赤字的時候，資產階級的地位是極為有利的。它只要稍許堅持一下，就能取得很大的讓步。可是它做了什麼呢？它認為，政府允許它獻款約900萬，並且不只是一年，而是今後每年如此，這就是一個足夠大的讓步了。 我並不想來苛責議院中的那些可憐的「民族自由黨人」[6]。我知道，他們已被那些站在他們背後的人即資產階級群眾拋棄了。這個群眾不願進行統治。他們還非常清楚地記得1848年。 德國資產階級為什麼表現得這樣畏首畏尾，這一點我們留待下面來講。 上面引用的論斷在其他各方面完全得到了證實。從1850年起，各個小邦日益明確地退到後面去了，只是充當著普魯士和奧地利進行傾軋陰謀的工具；奧地利和普魯士彼此間發生愈來愈激烈的爭奪霸權的鬥爭，以致終於在1866年採取了暴力解決的手段，在這之後，奧地利保留了自己原有的省區，普魯士直接或間接地控制了整個北部地區，而西南部三個邦暫時還被排斥在門外[7]。 在這全部堂皇的演出中，對德國工人階級有意義的只有如下幾點： 第一，工人因普選權的施行而有機會直接選派自己的代表參加立法議會。 第二，普魯士以吞併另外三個天賜王權而樹立了良好的榜樣[8]。現在，甚至民族自由黨人也不相信普魯士在這個行動之後仍舊握有它先前自命自封的那樣一個完美無缺的天賜王權了。 第三，在德國現在只剩下一個反對革命的嚴重敵手——普魯士政府了。 第四，現在奧地利的德國人終於必須給自己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了：他們究竟願意作什麼人——德國人，還是奧地利人？究竟什麼對他們更珍貴些——是德國，還是萊達河彼岸的那些非德屬小塊地區？本來早就很清楚，他們必須放棄其中的一個，但是這一點一直被小資產階級民主派蒙蔽起來了。 至於從那時起已成為「民族自由黨」和「人民黨」[9]雙方熱烈討論的對象的其他有關1866年的重要爭論問題，隨後數年的歷史已經證明：這兩種觀點所以如此激烈地互相敵對，也無非是因為它們是同一個局限性的兩個相反的極端而已。 在德國的社會關係中，1866年幾乎沒有改變任何東西。幾點資產階級改革，如統一度量衡，遷徙自由，營業自由等等，——而這一切都是局限於官僚制度所能夠接受的範圍內，——甚至沒有取得其他西歐資產階級早已得到的東西，並且絲毫也沒有觸動主要的禍害——官僚主義的經營權制度[10]。而對於無產階級說來，通常的警察行動本來也已經把遷徙自由、公民權、廢止身分證等所有法律完全變成一紙空文了。 比1866年的堂皇的演出意義更重大得多的，是從1848年起在德國開始的工商業的高漲，鐵路的加速建設，電報和海洋航運業的發展。儘管這些成就還不及當時英國以至法國所達到的成就，但它們對於德國說來卻是空前未有的，它們在二十年中帶來的成果比以前整整一個世紀還要多。只有到這時，德國才完全和最終被捲入了世界貿易。工業家的資本迅速增加了，因而資產階級的社會地位也提高了。最能表明工業繁榮的投機事業廣泛發展，它已把伯爵和公爵們緊系在它的凱旋車上了。在十五年以前，德國鐵路還曾向英國企業主請求援助，而這時德國資本——保祐它在天之靈！——卻已經在俄國和羅馬尼亞修築鐵路了。可是為什麼資產階級沒有在政治上也奪得統治，為什麼它在政府面前表現得如此懦弱呢？ 德國資產階級的不幸就在於：它按照習慣的德國風度，出世得太遲了。它興盛的時期，正是歐洲其他各國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已開始衰敗的時期。在英國，資產階級能把真正自己的代表布萊特送到政府里去，只是由於擴大了選舉權，——這種辦法的後果是必定會終結整個資產階級統治的。在法國，資產階級作為整個階級來進行統治，只有兩年之久，即只是在1849年和1850年，在共和國時期；它只是由於把自己的政治統治讓給了路易·波拿巴和軍隊，才得以延長了自己的社會存在。而在歐洲三個最先進國家相互作用已經無限增長的條件下，當資產階級的政治統治在英國和法國已經衰敗了的時候，資產階級要在德國安安靜靜地確立自己的政治統治，已經是不可能的了。 與所有其他曾經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相比，資產階級的特點正是在於：在它的發展中有一個轉折點，經過這個轉折點之後，它的威力手段每進一步的增加，從而首先是它的資本每進一步的增加，只是使它愈來愈沒有能力進行政治統治。「站在大資產階級背後的是無產階級」。資產階級把自己的工業、商業和交通發展到什麼程度，它也就使無產階級成長到什麼程度。而到了一定時刻（這種時刻不是到處同時到來，也不一定在同一發展階段上到來），它就會開始覺察到：它那形影不離的同伴——無產階級已開始勝過它了。從這時起，它就喪失進行獨占政治統治的能力；它為自己尋找同盟者，斟酌情況或是把自己的統治權分給他們，或是把統治權完全讓給他們。 在德國，資產階級的這個轉折點在1848年就已來到了。誠然，那時德國資產階級與其說是害怕德國無產階級，倒不如說是害怕法國無產階級。1848年巴黎的六月戰鬥已經向它表明什麼前途在等著它；當時德國無產階級所表現的十分激憤的狀態，足以向它證明：在德國也已撒下可以得到同樣收穫的種子；從這時起，德國資產階級政治行動的鋒芒就被摧折了。它開始找尋同盟者，不計代價地把自己出賣給他們，——而直到今天它一步也沒有前進。 所有這些同盟者都是本性反動的。這就是擁有自己的軍隊和官僚機構的王權，這就是大的封建貴族，這就是小的土容克地主，最後，這就是神甫。資產階級跟所有這些人都締結了合同和協議，只求保全自己寶貴的性命，直到最後它無可典賣時為止。而無產階級愈發展，愈是開始意識到自己是個階級，並作為一個階級行動起來，資產階級就愈是變得畏首畏尾。當普魯士人的拙劣得驚人的戰略在薩多瓦戰役中戰勝了奧地利人的更加拙劣得驚人的戰略時，很難說是誰更輕鬆地吁一口氣，——是在薩多瓦同樣被擊敗了的普魯士資產者，還是奧地利資產者。 我們的大資產者在1870年的行動，與1525年中產市民的行動一模一樣。至於小資產者、手藝匠和小店主，他們是永遠不變的。他們千方百計地希望躋身於大資產階級的行列，他們害怕被拋到無產階級的行列中去。他們徬徨於恐懼和希望之間，在鬥爭時會力求保全自己寶貴的性命，而在勝利後去投靠勝利者。這就是他們的本性。 伴隨著1848年以後的工業高漲，無產階級的社會和政治活動也開展起來了。單是目前德國工人在其工會、合作社組織、政治組織和政治集會中，在選舉以及所謂國會中所起的作用，就足以表明，最近二十年來在德國已不知不覺地發生了什麼樣的變革。德國工人獲得了很大的榮譽：唯有他們做到了把工人和工人代表派到國會中去，而無論是法國人或英國人到現在為止都沒有能夠做到這一點。 但是，就連無產階級也還沒有成長到不能再與1525年相比的狀態。不得不完全地並且終生地依靠工資過活的階級，還遠沒有構成德國人民的多數。因此，它也不能沒有同盟者。而同盟者只能在小資產階級、城市流氓無產階級、小農和農業工人中間去尋找。 關於小資產者，我們已經說過了。他們是極不可靠的；只有當勝利已經取得時他們才在啤酒館中高呼狂叫。然而，在他們中間，也有一些自動加入到工人方面來的優秀的分子。 流氓無產階級是主要集中於大城市中的、由各個階級的墮落分子構成的糟粕，他們是一切可能的同盟者中最壞的同盟者。這幫浪蕩之徒是很容易被收買和非常厚顏無恥的。如果說法國工人們在每次革命中都在牆壁上寫著《Mort　aux　voleurs！》——「消滅盜賊！」——並且把他們槍斃了不少，那末這並不是由於法國工人熱中於保護財產，而是由於他們正確地認識到首先必須擺脫這幫傢伙。任何一個工人領袖只要利用這些流氓作為自己的近衛軍或依靠他們，就已經足以表明他是運動的叛徒。 小農——大農屬於資產階級——有不同類型： 其中有些是封建的農民，他們還必須為自己的主人服勞役。既然資產階級已經放過了把他們從農奴依附地位解放出來（這曾是資產階級的職責）的機會，所以也就不難令他們相信：他們只有依靠工人階級才能求得解放。 其中有些是佃農。在這方面存在著大部分與愛爾蘭相同的關係。地租已增加得如此之高，以致在得到中等收成時，農民也只能勉強維持本人和自己家庭的生活，而在收成不好時，他們就幾乎要餓死，無力交納地租，因而陷於完全聽任土地所有者擺布的境地。資產階級只有迫不得已時才會為這些人作一點好事。除了工人，他們還能指望誰來拯救自己呢？ 還有一些農民是在自己的小塊土地上進行經營。他們在大多數情況下都是靠抵押借款來維持，因而他們就像佃農依附土地所有者那樣依附高利貸者。他們只有很少一點收入，而且這種收入由於收成的好壞不同而極不穩定。他們絕對不能對資產階級寄託什麼希望，因為正是資產者、高利貸資本家在榨取他們的脂膏。但是，他們大部分都牢牢抱住自己的財產不放，雖然這個財產實際上不是屬於他們，而是屬於高利貸者的。儘管如此，還是應當說服他們，要他們相信只有在服從人民意志的政府把一切抵押債務變成對國家的債務，並從而減低利息之後，他們才能從高利貸者壓迫下獲得解放。而這是只有工人階級才能做到的。 凡是中等地產和大地產占統治地位的地方，農業工人是農村中人數最多的階級。德國整個北部和東部地區的情況就是如此，而城市工業工人就在這裡找到自己人數最多的天然同盟者。正像資本家與工業工人相對立一樣，土地所有者或大租佃者是與農業工人相對立的。那些幫助工業工人的措施，也能幫助農業工人。工業工人只有當他們把資產階級的資本，即為生產所必需的原料、機器和工具以及生活資料變成社會財產，即變成自己的、由他們集體享用的財產時，他們才能解放自己。同樣，農業工人，也只有當首先把作為他們主要勞動對象的土地從大農民和更大的封建主私人占有中奪取過來，而變作由農業工人的合作團體集體耕種的社會財產時，他們才能擺脫可怕的貧困。這裡，我們就談到了巴塞爾國際工人代表大會的著名決議：為了社會的利益，必須把地產變成集體的、國家的財產。[11]這個決議所指的，主要是這樣的國家，那裡存在有大地產以及與它相連繫的、在大片土地上經營的大規模經濟，而且在這種大地產上存在有一個主人和許多僱傭工人。而這種情況一般說來在德國還占優勢，因此巴塞爾代表大會的決議，對於德國也和對於英國一樣，正好是極為適時的。農業無產階級，即農業工人，是為各邦君主軍隊提供新兵最多的階級。這是目前由於實行普選權而把許多封建主和容克地主送到國會去的階級。但同時這又是最靠近城市工業工人，與他們生活條件相同，甚至處於比他們更貧困的境地的階級。這個階級因零星分散而軟弱無力；但是，政府和貴族十分知道它的潛在力量，因而故意使教育事業雕蔽，好讓這個階級繼續處於愚昧無知的狀態。喚起這個階級並吸引它參加運動，是德國工人運動首要的最迫切的任務。一旦農業工人群眾學會理解自己的切身利益，在德國就不可能再有任何封建的、官僚的或資產階級的反動政府存在了。 弗·恩格斯寫於1870年2月11日左右 載於1870年10月在萊比錫出版的弗·恩格斯「德國農民戰爭」第2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譯自「德國農民戰爭」第2版 注釋： [1] 這篇序言是弗·恩格斯於1870年2月11日左右為1870年10月在萊比錫出版的他的著作「德國農民戰爭」（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383—483頁）德文第二版寫的。 序言最初刊載於1870年4月2日和6日「人民國家報」第27號和第28號，以後於同一年載於「德國農民戰爭」一書的單行本。後來作者又補寫了序言的第二部分，序言全文於1875年載入該書第三版。——第446頁。 [2] 威·戚美爾曼「偉大農民戰爭史」1841—1843年斯圖加特版第1—3部（W.Zimmermann.《Allgemeine Geschichte des großen Bauernkrieges》.Th.1—3，Stuttgart，1841—1843）。——第446頁。 [3] 指1848—1849年革命期間設於美因河畔法蘭克福的全德國民議會的極左派；它主要代表小資產階級利益，但是也得到一部分德國工人的支持。——第446頁。 [4] 指卡·馬克思的著作「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爭」；它包括1850年1月至11月1日為「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雜誌寫的一系列文章（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9—125頁）。 「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117—227頁。——第447頁。 [5]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482頁。——第448頁。 [6] 民族自由黨是德國資產階級、而其中主要是普魯士資產階級的政黨，於1866年秋在資產階級的進步黨分裂之後成立。民族自由黨放棄了資產階級為了滿足自己的物質利益而爭取政治統治的要求，其主要目標是把德意志各邦統一於普魯士的領導之下；他們的政策反映了德國自由資產階級對俾斯麥的投降。——第448頁。 [7] 三個邦指巴伐利亞、巴登、維騰堡。——第449頁。 [8] 1866年普奧戰爭之後，普魯士把漢諾威王國、黑森—加塞爾選帝侯國和拿騷大公國併入了自己的版圖。——第449頁。 [9] 德國人民黨成立於1865年，由主要是德國南部各邦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以及一部分資產階級民主派組成。與民族自由黨相反，德意志人民黨反對確立普魯士對德國的領導權，堅持既包括普魯士又包括奧地利在內的所謂「大德意志」計劃。這個黨執行反普魯士政策，提出一般民主口號，同時也是德意志某些邦的分立主義傾向的代表者。它宣傳建立聯邦制的德國的思想，反對以集中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的形式統一德國。 1866年，以工人為基本核心的薩克森人民黨併入德國人民黨。人民黨的這個左翼，除了反普魯士的情緒和力求共同努力以民主方法解決國家的全民族的統一問題之外，在實質上與原來的德國人民黨毫無共同之點，以後它就朝著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後來該黨的基本部分離開了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於1869年8月參加了社會民主工黨的建立。——第449頁。 [10] 見注79。——第450頁。 [11] 1869年9月10日，在國際巴塞爾代表大會上就土地所有制問題通過了由馬克思的擁護者提出的以下的決議： 「（1）社會有權廢除土地的私有制，而把它變成公有制。 （2）必須廢除土地私有制，而把它變成公有制。」——第45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