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國防軍大本營 · 第四章面臨更大危機開端
1942年6月下旬，在東線實施的先於夏季攻勢的作戰行動，幾乎占領了整個克里木半島，為發動新的攻勢，大量殲滅敵人兵力，獲取了哈爾科夫——伊久姆附近的重要跳板。此外，隆美爾還取得了占領托布魯克、消滅英國第8集團軍的輝煌勝利。這些戰果卻成了希特勒為其下半年繼續採取更大行動進行辯護的佐證。
在北非戰場，德國最高司令希特勒毫不費力地將蓄謀已久的關於反對在馬耳他登陸的決定，強加給了墨索里尼。他在給墨索里尼的一封信里，為他的決定辯解說，常勝的統帥如果在勝利的時刻不能堅持到底，那麼「歷史的時刻」和「戰爭幸運女神。「將」永遠不會再現」。羅馬統帥部和凱塞林共同提出的告誡，完全被希特勒的這種自鳴得意所掩蓋。約德爾根據由他的參謀部起草的一份關於奪取馬耳他的「各種贊成和反對理由」的備忘錄，再次提起了僅兩個月前與義大利共同制訂的計劃，但也被希特勒寥寥數語應付過去，此外，在攻取托布魯克後晉升為元帥的隆美爾，不再坐等命令，而是自作主張，準備追擊潰敗之敵，向開羅和蘇伊士運河推進。完全出乎隆美爾以及德國大本營的意料之外——而義大利卻不甚震驚——在7月上旬，在阿拉曼的頂盛時期尚未到來之前，就出現了危機的端倪，最終將北非斷送。
在東線，希特勒看到克里木和哈爾科夫——伊久姆所取得的巨大勝利，匆促得出結論認為，與去年相比，俄軍的抵抗已大大削弱了。依據這種估計，他認為夏季攻勢會「輕易、迅速」地達到其預期目的，不必投入預先準備的全部裝甲部隊；而且還計劃恢復「對莫斯科的後期作戰」。在國防軍統帥部和陸軍總利令部里，儘管人們對尚未被征服的德國進攻力量，在經過艱難的冬季後又恢復原氣表示滿意，但對未卜的前途仍信心不足。人們不禁首先要問，6月底即在東線夏季攻勢開始之前，西線是否就肯定沒有作好準備的希望？希特勒是否對這種戰略的內在聯繫有足夠認識？布爾什維克的戰爭是否日漸威脅著自身的戰爭目的？在形勢報告會上偶爾所反映出的觀點，與戈培爾1942年3月日記里所記載的大致相似，這是他在大本營里聽到有人列舉「高加索，列寧格勒和莫斯科」等進攻目標後寫下的：
「如果我們實現了這些目標，那麼，希特勒就將於10月初不顧一切地做出決定，及時進入冬季營地。也許他打算構築一道規模宏大的防線，爾後東線戰局便依靠它來進行..也許他要進行一場百年戰爭..象英國對印度那樣。」
撇開這些在政治上、軍事上和經濟上都行不通的空想不談，總參謀部的人們對希特勒的決定也並不樂觀，因為他們最終將不得不在自己設置的兩條戰線上作戰。同樣，他們越來越難以繼續與希特勒的充滿風險的作戰計劃保持一致。但是，由於在國防軍指揮參謀部的兩位將軍領導下，他們的這種疑慮和內部意見紛爭從未向外透露過。約德爾和希特勒的親信們卻反而擺出一付信心十足的面孔。這樣，對於他們的下級來說，要麼被迫承認希特勒的下一步打算是正確的，要麼對其進行必要的修正和限制，雖然人們沒有想到，沿著希特勒的戰爭道路走下去，德軍很可能再度陷入比1941年冬季更大的危機之中，但事實上，希特勒自接任陸軍總司令之時起，就以更加盛氣凌人的自傲和頑固不化的固執，將1942年末至1943年初的俄國第二個冬季作戰引入嚴重的危機之中。
1942年夏季
1942年6月28日再次發起的大規模夏季攻勢，使希特勒第一次作為陸軍總司令，在這樣一場異常大膽的進攻作戰中，指揮百萬大軍。國防軍的一些人士，以及當時的一些歷史學家，對「作戰可能性的看法」和「在戰略問題上的直覺」，現在都遠遠不夠了。對這些「專來」來說，現在的問題是，必須將那些浮想聯翩的思想，與實際情況尤其是雙方的兵力，以及空間和時間上的諸因素統一起來，希特勒是否意識到了這一區別，還是很可疑的。按常規，他的目標遠大的作戰計劃，應在實施前，由陸軍總司令部通過司令部演習和圖上作業進行審查和詳細準備，而希特勒卻根本未加理睬。也許他認為，進行一次簡單的會商，談談他的指導思想就足夠了。這樣，他沒有帶總參謀長，自己於6月1日來到南方集團軍群視察。指揮形式。情報工作、形勢報告和命令方式，都一如既往，仍沿襲那一套習慣程序和例行公事。
希特勒自以為，他在以直接的責任感，與東線陸軍共亨甘苦，然而他在「山間別墅」。一呆就是數月，卻一次也沒有請當時就在東普魯士的陸軍總參謀長及其全班人馬去到他那裡匯報。只是當東線出現危機時，他才頻繁地將前線指揮官召來，整日整日地進行口頭會商。
如果這一切還不能說明希特勒是有意識地貽誤陸軍指揮任務——從他所花費的時間和精力上也可證明——那麼他與一個將其終身奉獻於戎馬生涯的軍事指揮官相比，就沒有什麼天然差別了。希特勒——暫且不談他在指揮原則上的一竅不通，僅從他身兼數職，特別是他的性格素質，他根本不可能認識任務的全部內容。他只接受對手的奉承，逆耳之言一概拒之門外。空間和時間對他來說是個模糊不清的概念，要為他的意志讓路。他以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士兵自居，自以為在判斷部隊作戰能力方面勝過他的任務一位高參。因此這成了他反覆議論的話題，有時長達數小時之久。然而最後不是全盤否定，就是言而無信。在關鍵地點，以已方大量兵力構成重點這一原則不僅過去在戰略方面，而且現在在戰役戰術方面，都未取得成功，處處都暴露出希特勒在這方面的致命弱點。然而，還是這個人——過去總以突然作出的冒險決定，迫使世界長時間處於緊張狀態——現在面對出人意料之外的戰爭態勢，也無力作出及時、緊迫的決定了。但另一方面，希特勒又越來越多地通過下達長遠的指示，限制高級指揮官們在整體上的自主行動權。在他的大本營里，更缺少實施軍事領導的最基本的先決條件，即對人格稟性的了解，以及由此而產生的諒解和信任。
希特勒對陸軍實施領導的這種狀態和特徵所造成的後果日益顯露出來：
交付部隊的任務，不是首先考慮軍事上的需要，而是服從於希特勒的政治威信和經濟需要，或起碼放在與軍事平等的地位。因此，將奪取和占領地盤放在首位；
然而，這一切從始至終都缺少必要的手段；
頑固地奉行「戰鬥到最後一個人，打完最後一發子彈」的方針，儘管部隊長時間已力不能支，預備隊已使用殆盡，結果勢必導致一場災難；
幾乎總是遲到的決定，總是落後於現實，結果，已方的行動總是沒有準則，而面對的卻是有行動準則的敵人；
陣地一個接一個地丟失；扼殺自主性的命令方式，使德國無數個師、營調來調去，無所適從，最後導致全軍覆沒。
在人格方面，他沒有絲毫的自我批評。他懷疑一切，到處吹毛求庇，訓斥怒罵，致使陸軍中的優秀份子日漸減少，戰功卓著的將領們甚至以後還被當作懦夫和叛徒，受到審判。
在這種情況下，夏季攻勢開始沒有幾天，就已經顯露出緊張和不快，即希特勒在對南方集團軍群作了一次暫短的視察之後，由於在沃羅涅日這個對爾後機動具有關鍵意義的突破地段上，出現了混亂狀態，導致了第一次嚴重爭執。哈爾德於7月6日寫道：「在元首召集的報告會上，又出現了關於集團軍領導的重大口角」。後來，他又補充寫道：
「整天都是與馮·博克，與他通話極不愉快」，元首、凱特爾（國防軍統帥部）馮·佐登施特恩——南方集團軍群總參謀長——通電話，總是一個問題。
這些事本應冷靜思考，爾後下達明確命令，而現在卻攪在雜亂的電話里，實在折磨人。最難讓人忍受的是凱特爾毫無判斷能力的絮叨廢話。」
僅一周後，擔任進攻部隊的司令馮·博克元帥因「表示強烈不滿」，成了第一個第二次被解職的司令官；而他的總參謀長卻經哈爾德從中調解，保留了原職。為此，希特勒還拿出過去博克集團軍群提出的「倒霉建議」為由；以後又不停地譴責博克在沃羅涅日的躊躇不前，成了整個攻勢失利的罪魁禍首。
直到7月中旬，夏季攻勢進展順利，國防軍統帥部參謀部和陸軍總司令部才於7月16日遷移到設在烏克蘭文尼察附近的新的大本營。陸軍總參謀部也住在位於文尼察東北幾公里處的一處森林宿營地，希特勒將其稱為「狼穴」大本營和I、Ⅱ號宿營地設在茂密的森林裡，兩處相距不到100米，一處安置在臨時工棚里，另一處設在鐵路段養路房裡。當地的市民和村民都安份守已，因此，這裡比起東普魯士大本營宿營地似乎要安全得多。平時，大本營第Ⅱ號宿營地的成員們利用短暫的休息時間在周圍寂靜的林間小路上散步，在附近的小河裡游泳，從未發生過意外事件。然而，希特勒卻似乎在故意製造事端，任意發泄，而且在以後的數周和數月里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在北非，此時隆美爾正被迫放棄雄心勃勃的計劃，在即將達到阿拉曼鼎盛階段時轉入防禦。在窘迫態勢的壓力下，他甚至傾向於立刻撤到利比亞邊界陣地。而希特勒卻把卡塔拉窪地和地中海沿岸之間不到60公里寬、無法通行的狹長地帶，視為北非周圍的最好陣地。此後，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副參謀長——自己決定，未受領特別任務——於7月底到達位於前線附近的裝甲集團軍指揮所，想親眼看一看北非前沿陣地的態勢。而在此之前，隆美爾卻聽從了很少取得一致的義大利方面和德國大本營的意見，再次發起攻勢。在此期間，瓦利蒙特曾途經布加勒斯特，薩洛尼卡和雅典，同結盟國家和德國高級指揮官進行了交談，返回途中，在羅馬與義大利統帥部就地中海地區，達成了一致意見。之後，他回到烏克蘭，在大本營第I號宿營地舉行的形勢討論會上，匯報了他北非之行的印象。瓦利蒙特以親身的經歷描述了北非戰場的困難狀況——德、意裝甲集團軍毫無隱蔽地暴露在物資和彈藥上都占強大優勢的敵方陸、海、空三軍面前。希特勒安靜地聽著匯報，並對隆美爾給予了寬恕。而此時，戈林卻不耐煩了，特別是聽到希特勒向他喊道：「您聽見了嗎，戈林！沙漠中的地毯式轟炸」，戈林激動異常，他以嘶啞的聲音，劈頭蓋臉地責罵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副參謀長，斷然制止一個「門外漢」所作的這種匯報，以及對空軍的如此判斷。
希特勒越是過高地估計東線攻勢的初期戰果，越是認為同盟國為減輕我國盟友的負擔而在西線實施登陸的可能性越大。對此，陸軍總參謀長哈爾德早於7月6日——遺憾地，同時又是警告性地寫道：「正象元首在幾天前所宣布的那樣。出於這個原因，對於第1裝甲集團軍的進攻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的黨衛隊「阿道夫·希特勒」近衛軍元首不想隨使放手」。而三天後，希特勒卻又斷然要求將這個位於主要進攻方向翼側後面的師——統帥部手中為數不多的預備隊中戰鬥力很強的一個師，連同其他可觀的加強部隊，開往西線。7月23日，希特勒不顧哈爾德和約德爾的強烈反對，命令陸軍精銳兵團「大德意志」裝甲步兵師停止進攻，準備開往西線。在最高領導層中這種違反一切軍事常規的調兵遣將，由此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類似的這種事情，使人們對於東線的進攻態勢，得出了截然不同的判斷，這成了大本營進行思考和採取行動的主要內容。希特勒認為，至7月24日止，德軍已占領了從沃羅涅日的頓河中下游，直至史達林格勒西部和羅斯托夫的廣大地區，夏季攻勢的勝利已成定局，下一步基本是具有追擊作戰性質的行動；而陸軍總參謀部和國防軍指揮參謀部的人們所期望的卻是真正的偉大勝利。然而，敵方似乎還沒有在任何一處擺開決戰架勢，德軍也因此只抓獲屈指可數的俘虜，繳獲少量戰利品。
由於在重大問題上存在嚴重分歧，因此在一些指揮問題上的爭執日漸頻繁和嚴重。對此，哈爾德於7月18日寫道：
「我昨天提出的建議，以及昨天元首曾不客氣地加以否定的、關於在頓河北岸集結部隊以攻擊羅斯托夫的建議，今天莊元首的報告裡，又突然表示贊同，並命令部隊在廣闊的戰線上渡過頓河，並要求開始實施史達林格勒會戰。」
在7月23日的日記中，哈爾德又對此事寫了如下按語：
「元首在報告中說：自從他自己於7月17日違背我的意願，命令集結快速部隊進攻羅斯托夫以後..被門外漢看作是一次毫無意義的集結，以外翼的空虛..對這兩者，我都提出了強烈警告。凡是取得顯著戰果的地方，癲狂症患者便對那裡的指揮進行最嚴歷的指責。」
當夏季攻勢開始還不到一個月時，哈爾德又在總體上作了如下評論：
「對敵人現有兵力的低估，越來越離奇和危險，越來越難以使人承受。現在根本談不上嚴肅的工作態度。憑藉一時印象而實施的病態管理，對指揮機構和他的能力缺少絲毫判斷，已成了這種所謂『領導』的標記。」7月29日，希特勒再次談到在羅斯托夫附近「集結」部隊的事。
對此，陸軍總參謀長寫道：
「（元首）異常激動..對別人的錯誤，進行了無法忍受的辱罵。其實，這都是由於他——希特勒——所下達的命令而造成的結果。」
在第二天的形勢討論會上，又展開了激烈爭吵。然而，當時還沒有任何人能夠認識到達場爭論後來向著災難性的方向發展，最後導致了史達林格勒一役的慘敗。對這次爭論，哈爾德對約德爾的典型態度，作了如實的記載：
「在元首作完報告，輪到約德爾將軍發言時，他自以為是地宣布：高加索的命運將決定於史達林格勒。因此，有必要投入A和B集團軍群——此間，南方集團軍群已分為A、B兩個集團軍群..為此要重新進述一下我的一個想法，6天前我就將這種思想報告給了元首，但在國防軍統帥部的醉態龍鐘的一伙人中間，沒有一個人理解這一思想。」
這次形勢討論會後，從某種程度上講，對於奪取史達林格勒的意義又有了新的認識。但希特勒最初的計劃里，只把史達林格勒城看成「軍備和交通中心」，只用來為高加索的主要作戰方向的進攻提供翼側保障。隨著戰爭的推移，人們才逐漸認識到奪取史達林格勒的意義，而且在國防軍統帥部7月23日頒發的第45號指令「繼續實施不倫瑞克作戰」中作為命令提出，只有完全占領史達林格勒地域，才能為下一步的機動提供充分的保證。
東線屢遭挫折的局面，應歸咎於希特勒的作戰計劃。7月16日，即在國防軍統帥部第45號指令發布的前一周，陸軍總參謀長在他的日記中寫道：
「與格倫（東線諜報處處長）和豪辛格交換關於即將到來的史達林格勒會戰的想法。正當我們在羅斯托夫北部和頓河南部苦戰的時候，我們還要準備史達林格勒會戰，甚至還要參加。」
如果說人們在奪取史達林格勒對下一步整個作戰行動所具有的關鍵作用上，取得了一致意見，那麼其他為之爭論的事情還有的是。因為，希特勒不顧他人反對，在發布第45號指令後，仍然堅持他的其他全部作戰目標——占領整個黑海北部和東部沿岸，封鎖穿越高加索的亞塞拜然和喬治亞軍用公路，占領裏海西海岸及其巴庫，以及阿斯特拉罕至史達林格勒的伏爾加河下游地段，而且要一氣呵成。到8月中旬，由於兵力和機動手段的短缺，攻勢勢頭已開始哀減。而希特勒不僅不立刻收步，維持現狀，反而向各方施加壓力，使本已存在的紛爭更加激烈。然而，各集團軍群和集團軍無力滿足他的要求，希特勒只得拆東牆補西牆，把幾個師調來調去。
在這段時間裡，在頓河中游的德國盟國的各集團軍顯得軟弱無力，尤其是俄軍對勒熱夫地域的中央集團軍群發起威脅性的進攻，使位於烏克蘭的大本營的緊張氣氛有一觸即發之勢。因此，中央集團軍群司令馮·克盧格元帥於8月8日，在「狼穴」強烈要求希特勒把從前線調走的裝甲師（第9、11）調給他，以應付當前的局勢。而希特勒頑固地堅持說這兩個在冬季危機中留置下來的師、是為了對付蘇希尼契的蘇軍防線突出部，從而作為爾後進攻莫斯科的一個出發基地。克盧格沒有被這些廢話所迷惑，最後，他以一句使人終生難忘的話反駁希特勒說：「我的元首，那麼您要承擔責任。」說完拂袖而去。這位過去曾受到作者尊敬的軍長，以他的言行舉止為作者樹立了楷模和榜樣，然而卻保護不了克盧格自己：兩周後，他再次被召到大本營，承當了「由於兵力使用不當」而導致行動失敗的責任。
就這樣，在蘇希尼契又出現了一處瘡疤。與此同時，勒熱夫的形勢朝不保夕，造成了帶有歷史性的重大後果。兩天後，在8月24日的中午會商會上，哈爾德又重新提出，給予在勒熱夫作戰的第9集團軍以機動自由，撤到一條與其被削弱的兵力相適應的防線，從而引起一場軒然大波，使德國陸軍在僅僅9個月後相繼失去其總司令和總參謀長——這些勝利戰局的最初計劃者。
哈爾德可能是擊中了希特勒基本指揮原則的要害，他異常激動的指責哈爾德說：「您總是不斷地提出後退的建議。」接著更是一通吐沫橫飛的中傷。最後他說：「我要求指揮官們具有同前線士兵一樣的堅強。」從而結束了他充滿激情的長篇獨白。接著哈爾德也抬高嗓門回答說：「我很堅強，我的元首。」但是此時，他激憤不已，慷慨激昂地說：「現在外面，正有成千上萬的勇敢的步兵和尉官在送死，只是因為指揮官們不能執行唯一可行的決定，他們被捆住了手腳。」希特勒倒退了一步，以充滿憎恨的目光長久地盯著哈爾德的臉，發出了激動沙啞的聲音：「哈爾德大將，您怎麼可以用這種腔調對我說話。您給我講一講，身處前線的人是什麼心情「您在前線到底有過什麼經歷？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您在哪兒？您想指責我不了解前線，我不許您這樣說！這簡直不能容忍！」
參加會商的人都瞠口結舌，面面相覷。而在勒熱夫，已失去意義的、僅為奪取地盤的浴血奮戰仍在繼續。在希特勒和哈爾德之間的水火不相容的矛盾，導致他們的最後破裂已在所難免。
風暴徵兆
從8月底到9月初起，從遠方的前線到烏克蘭大本營，發生的各種不同的事情——不管是從局部還是從全局上看，都是風暴來臨前的徵兆。
德國上空的空戰，自從1942年5月底對科隆實施首次猛烈轟炸起，敵人空襲的規模——炸彈數量劇增，飛機數量占絕對優勢——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引起了人們對未來的嚴重恐懼。
在北非，隆美爾經過長期運籌和猶豫之後於8月30日傍晚展開的攻勢，由於敵人強大的空中優勢，被迫於9月1日中斷，兩天後，撤回到阿拉曼前的出發陣地。雖然轉攻為守並不等於最終放棄原來的進攻目標，但德國大本營的人們要比羅馬的人更清楚地看到，現在該轉到英國人——在他們新任司令蒙哥馬利將軍指揮下——干一場了。
由於海上補給比以往受到更大威脅，奪取馬耳他的設想再也不敢提及。但另一方面，義大利統帥部卻在準備必要時占領突尼西亞，以保護北非殖民地。與此同時，希特勒越來越想通過爭取戴高樂的途經，促使整個法屬北非傾向於他。在南部——尤其當隆美爾轉入守勢之後，希特勒對克里特島——準備向該島增調精銳的第22步兵師——倍加關心，同時對動亂不寧的東地中海北部地區也更加關注，因為希特勒一直把此地視為羅馬尼亞油區的外圍保護地帶。
在西線，德軍取得迪耶普防禦戰勝利後，沒有就此罷手，反而重新向羅亞爾河入海口的南岸擴展。為此，希特勒繼續向法國增派部隊。由於缺少預備部隊，只好將新兵師投入使用。由於新兵師缺少武器裝備、機動能力和作戰經驗，甚至對後來的1944年6月防禦敵人的登陸作戰都造成了有害後果。值得提及的是，在新的部署中，諾曼底又似乎再次被視為登陸目標。
挪威雖未受到威脅，卻不斷地消耗著其有限的兵力和物力。
在芬蘭，1942年秋季希特勒還計劃，利用一次德、芬聯合進攻行動，將摩爾曼斯克鐵路切斷，從而中斷西方作戰物資向俄國的輸送，但現在這種希望已化為泡影。自8月底，敵人在列寧格勒奪得主動權，而且曼施泰因的師——由克里木向遙遠的北方調運——一個接一個地在防禦中被消耗掉之後，希特勒在他1942年的進攻計劃中「最遲於9月」奪占列寧格勒的最重要的先決條件再也無法達到了。8月23日，希特勒還在文尼察大本營里，與北方集團軍群司令馮·屈希勒爾元帥，第二天又與曼施泰因，決定下一步的作戰任務——「第一步：..與芬蘭建立聯繫（越過卡累利阿地峽），第二步..占領列寧格勒，將其夷為平地」（！）約德爾將軍儘管對列寧格勒的情況一無所知，居然也千贊成這一決定。如果希特勒再次指責「陸軍最高指揮機構」「傲慢，固執，無能」，約德爾也會同樣給以支持。
希特勒將關鍵地段的唯一指揮權交給曼施泰因，並撤消了北部總司令部。爾後，便親自介入列寧格勒戰鬥的指揮。他手中的王牌，是一個原來準備在芬蘭投入使用的唯一的山地師和首次在前線出現的4輛「虎」式坦克。可是事隔不久，國防軍指揮參謀部的戰時日誌卻寫道，「一隻老虎已經完了」。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對希特勒對數量有限的「新式武器」在戰爭中的決定性作用所寄予的這種期望，參謀部的人們是作何感想的。更不用說，作戰區域的橋樑無法承受這種坦克的重量。對國防軍指揮參謀部於9月3日擬制的關於奪取列寧格勒的第47號「指令」草案，希特勒推遲簽署。這樣，夏季攻勢的第二階段尚未開始就放棄了。
在此期間，中央集團軍群除了承受正面越來越重的壓力外，還要對付後方歹徒的襲擾。為此，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專門擬制了一份指令——1942年8月18日第46號指令，由希特勒簽署，以掌握實施機動的主動權。可是此後不久，凱特爾和約德爾在形勢討論會上，卻輕率地拒絕了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副參謀長瓦利蒙特用了幾乎整整14天的時間所寫的「剿匪作戰」報告。
然而，大本營頭上的最猛烈的風暴，還是來自於東線的南部。早在8月16日的一次中午會商會上，哈爾德拿著一份不知從什麼地方激獲來的俄國舊地圖指出，現在的態勢與當時十分相似。1920年，紅軍——當時也是在史達林指揮下，在史達林格勒和羅斯托夫之間渡過頓河，就在這條路上，擊潰了弗蘭格爾的「白衛軍」。哈爾德的話立刻引起了希特勒的興趣。他立即決定，儘快派出一個德國裝甲師（第22裝甲師）到處於危險地段的義大利第8集團軍後方，以防萬一。接著，他又派出2個步兵師——其中1個步兵師甚至是從已方進攻翼側抽調的——去執行同樣的任務。希特勒企圖迅速奪取史達林格勒，抽出兵力，用以防止俄國人故技重演。
在這個熱點地區，除了在史達林格勒北部伏爾加河畔的突擊之外，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只取得很小的局部進展。希特勒對此忍無可忍。8月28日，戈林衣著華綿地來到大本營的形勢討論會上，引用在史達林格勒上空執行任務的近戰航空兵指揮官馮·里希特霍芬將軍的話說：「那裡根本就沒有敵人的重兵。空軍對北部地區進行了詳細偵察，在無掩護的地帶上，根本就沒有發現敵人。」這些話對連日來已失去耐心的希特勒更是火上加油，他對這一消息並不完全相信。儘管如此，他還是命令B集團軍群各集團軍指揮部，向前線靠攏。
在這段時間裡，使希特勒更為惱火的是，在高加索的進展點也不象他所預期的那樣。8月21日哈爾德在日記中簡短地寫道：「元首異常激動。」接著——他每天都對過去「無法改變的形勢」作批註，他在8月30日的國防軍指揮參謀部的戰時日誌中作了如下評論：
「元首對A集團軍群的進展很不滿意。」
次日，A集團軍群司令利斯特元帥奉命前往文尼察作口頭匯報。然而，經過他對集團軍群態勢的一番莊重沉靜的描述似乎一切指責都不翼而飛。希特勒只是當著他的面，再次逐一枚舉了下一步攻勢的大量目標，其中僅在前線附近就點了通過高加索西部地區、被視為通往黑海海岸必經之路的三處「重點」隘口；在作戰地域縱深，有格羅茲尼油區和阿斯特拉罕附近的伏爾加河入海口。「只有」奪取巴庫一項任務，準備推到「下一年」。利斯特元帥帶著這些任務，應邀參加了希特勒在小範圍內舉行的午宴——這種在他掩蔽室里舉行的宴會通常是招待貴客的——爾後便飛回史達林諾，然而卻沒有得到希特勒給他的一兵一卒。
在後來的幾天中，儘管戰爭有些進展，其中包括奪占了久攻不下的新羅西斯克港埠，但希特勒的急躁仍有增無減。遂於9月7日，委派約德爾將軍去A集團軍群，再次敦促該集團軍群加快作戰進程。約德爾於當天晚上更返回文尼察，向希特勒作了匯報。然而卻由此導致了動搖德國大本營內部結構的最嚴重的危機，甚至一直延續到戰爭的最後一個月。約德爾針對希特勒的指責，肯定地說，利斯特元帥嚴格遵守了他下達的指示，並列舉了集團軍群下一步準備採取的措施；說到最後，約德爾對自己僅被作為一個傳令兵被派來調去，極為不滿，大發雷霆。這一切使希特勒勃然大怒，第一次對約德爾暴跳如雷。
作者沒有目睹這一事情的過程，只是第二天從約德爾那裡以及希特勒因此事而作出的安排中得知，而且作者自己也被捲入這一事件之中。大本營的全部活動和作用似乎癱瘓了。會議室，這個希特勒每天都要消磨數小時的口舌，渡過緊張的日日夜夜的地方，今天已無人光顧。討論會改在希特勒的窄小的臥室里舉行，參加者只是那幾個必不可少的報告人，完全是一種例行的、或者說是沒有任何形式的會議。會上的話沒有一句是必要的，聲調冷若冰霜。希特勒自法國戰局以來，在戰地大本營里每天與宿營地第I號的成員們兩次共餐的習慣，現在也沒有了。餐廳里擺放的那把希特勒的坐椅，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都空著，後來被博爾曼利用起來。在48個小時內，先後有1O——12名國會速記員，身著軍服來到大本營，由希特勒親自主持宣誓儀式，自此，他們就可參加所有的軍事會商會。
9月9日，希特勒讓凱特爾和哈爾德轉告利斯特元帥，利已被解除集團軍群司令的職務，A集團軍群的指揮於當晚起，由凱自己接任！凱特爾也藉機向陸軍總參謀長暗示，他的職務也將在很短時間內，以另一種方式被奪占。另外，據說國防軍統帥部參謀長的職務將由凱塞林接替，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將由第6集團軍司令保盧斯接替。國防軍統帥部的兩位將軍由於這種原因，一反常態，開始對瓦利蒙特講起真心話了。凱特爾儘管是希特勒的一個百依百順的「忠實待從」，也並沒有完全參與事情的全過程，但也與約德爾一樣，遭到了希特勒的輕蔑。他私下問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副參謀長：他能否以他的自重，長期與希特勒協調下去，繼續留在這一職位上，這是一個只能由他自己回答的問題。約德爾承認自己犯了錯誤，他說，任何人都不能向一個獨裁者指出他的過失，因為這樣就傷害了他作為其人格和行為最強大支柱的自信。講完對希特勒的認識之後，他還說道：「他還要在陸軍將軍里為我找一個接班人！象「編史員」舍爾夫和我這樣可靠的民族社會黨員。他無論如何也找不到了。」他針對他的副手說：「您最好離形勢討論會遠一點；參加這種會是令人感到壓抑的」。
當時，作者數周沒有見到希特勒的面。當作者後來奉命去參加形勢討論會時，才使他恍然大悟。當作者步入希特勒的掩蔽室時，迎接他的不是問侯聲，而是一雙兇殺仇怨的眼睛，久久地盯住作者，作者突然覺得，這個人使他丟了臉。不一會兒，他才明白，原來是希特勒的致命一招棋輸掉了，蘇俄未能在他的第二次行動中被摧垮，兩線作戰使德國陷入窘境。因此，凡是現在能成為他的錯誤、疏忽、錯覺、空想見證人的將軍們，他都再也無法忍受，他要立即與他們分手，尋找其他對他深信不疑的助手。
急轉直下的形勢——尤其是凱塞林和保盧斯分別離開地中海和史達林格勒——所造成的壓力，似乎成了更換陸軍總參謀長的主要原因。既未得到晉升，也未獲任何嘉獎，哈爾德於9月24日辭去其陸軍總參謀長的職務。哈爾德在希特勒最後一次接見他後，在日記里這樣寫道：「我的精力已經耗盡，他也不能恢復。我們必須分手了。」對於希特勒企圖在領導陸軍中採取的另一種全新的原則，哈爾德一語道破地寫道：「教育總參謀部狂熱地信仰他的思想，在陸軍中要毫無保留地堅決貫徹他的意志。」
關於陸軍總參謀長的接班人，希特勒選拔了蔡茨勒將軍，這出乎各方面人士的意料之外。在大約一年半以後即1944年6月，蔡茨勒也辭去陸軍總參謀長之職。
1939年春季以前，蔡茨勒常年是國防軍統帥部國防處陸軍第一總參謀部軍官，並作為約德爾的部下，是力主國防軍實施統指揮的最積極的鬥士之一。他作為裝甲兵團高級司令部的參謀長，曾參加所有大型戰局。積累了不尋常的經驗，建立了卓著的功勳。此外，還要追溯到他與國防軍的副官長施蒙特的友誼。希特勒平時幾乎不留意總參謀部軍官，甚至那些頭頭腦腦。可是由於施蒙特的這一層關係，希特勒卻認識蔡茨勒，曾有好幾次，邀請他單獨去聽報告，卻沒有請他的司令。1942年4月中旬，蔡茨勒又經施蒙特的推薦，但主要是希特勒的選擇，被任命為兩線總司令部參謀長，同時受領了重整西線占領軍的任務，為「歐洲堡壘」沿岸的防禦作好準備。謹慎而勤奮地執行著這一任務，對大本營的「原則命令」和「個別命令」都不折不扣地加以貫徹執行。1942年8月19日，當德國在迪耶普取得反奇襲勝利後，蔡茨勒的好說的作風達到了頂點。不僅他的報告言過其實，而且大本營的公報也任意誇大；但另一方面，他也對海岸防禦作了出色的總結。
因此，在迪耶普取勝數天，以及希特勒與哈爾德發生激烈爭吵後，希特勒曾表示過，他希望能找到一個「象蔡茨勒這樣的人」，作他的陸軍總參謀長。這話是完全可信的。他希望他身邊的這個人是一個對一切都持樂觀態度，不為任何閒難所嚇倒，同時也沒有象哈爾德那樣的「永恆的疑慮」的總參謀部軍官。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沒有戈林意外的推薦，蔡茨勒的任命也勢在必行。當戈林從他在大本營的代表那裡聽說，對這個問題正躊躇未定時，這位「帝國元帥」急不可待地來到會議室，對希特勒說：「我的元首，我為您經常與這個哈爾德生氣，臥不安席，食不甘味。您必須撤換他。我知道一個接班人，他可以省去您的一切煩惱。他就是蔡茨勒，他對您是一位最合適不過的人了。」
新上任的陸軍總參謀長在致陸軍總司令部軍官的歡迎詞中，強調了他對他們的期望，他說：
「我要求每位總參謀部的軍官..必須相信元首和他的領導。心須利用各種機會，將這種信任傳播給他的下級和周圍的人。不符合這些要求的人，就不需要留在總參謀部..」
蔡茨勒隨著他的新的任命，被晉升為步兵上將。一開始，他不得不把他的全部時間用在東線持續不斷的、困難重重的作戰中。因為當時希特勒及其親信認為有必要將其駐地由大本營遷回柏林，在那裡逗留一周左右。儘管在總理府仍能與烏克蘭第Ⅱ號宿營地保持著通信聯繫，但希特勒的這種變動，與履行他篡奪走的陸軍總司令和位於遙遠的高加索的A集團軍群司令的義務，簡直是風馬牛不相及。
當大本營重新恢復日常工作之後，希特勒在形勢討論會上三番五次要求「區別精華和糟粕」。蔡茨勒對人總是和顏悅色，語調溫和。這一點足以使戈林和希特勒的親信們，以及其他侍從們樂於接受。與此同時，約德爾也由「失寵」逐漸恢復了工作。面對這種關係，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認識到，自他身後出現了這個新任陸軍總參謀長，再沒有機會組成「總參謀長顧問組」這樣一類的組織，從而使國防軍的指揮，在這一級失去了一個堅定的支柱。他似乎也相當清楚，即使蔡茨勒同意，希特勒和海軍、空軍總司令也將不能容忍有這樣一個「分政府」存在。
另一方面，蔡茨勒也在試圖利用對他的普遍好感，以及約德爾工作上的弱點，消除東線的雙軌領導，奪回陸軍總參謀部失去的地位。這是不足為奇的。轉變為具體措施，這勢必就意味著結束約德爾和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在東線和「國防軍統帥部戰場」上的本來屬於陸軍指揮領域的影響。這樣，也許能達到國防軍清理最高領導組織的目的，為國防軍指揮參謀部放手進行真正的領導，打開方便之門。
現在已沒有任何依據說明蔡茨勒曾準備就「領書機構」問題——這是他多年在約德爾領導下的國防處工作中十分熟悉的問題，與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交換意見。按照蔡茨勒的作法。他似乎更有可能採取實際步驟，澄清約德爾參與東線指揮的問題似乎無需大本營成員的建議，他就利用一條捷徑，達到他的目的，即在中午形勢討論會，如有可能也在晚上發表一系列的報告。此外，他另闢蹊蹺，還單獨與希特勒和速記員進行特殊交談，就東線下一步計劃和企圖，交換看法。此事的發展雖不是日新月異，但一切跡象表明是在毫無阻擋地順利進行，這使得約德爾每天按部就班的對東線戰況的匯報似乎成了多餘之物；同時，也使他——自1938年蘇台德危機以來——干預陸軍指揮的活動，從此告終。
蔡茨勒竭力取消「國防軍統帥部戰場」的領導機構。並恢復陸軍在那裡的全部特許權的努力，因遭希特勒的拒絕而告終。估計，大概由於這一失敗，促使蔡茨勒進一步在東線排除國防軍指揮參謀部，比如，他明確制止陸軍作戰處的總參謀部軍官們回答國防軍指揮參謀部的任何詢問。由於約德爾不顧其副手反覆闡述的觀點，對上述事情聽之認之，滿足於翻印陸軍總參謀部的每日形勢報告，以及蔡茨勒在形勢討論會上的口頭匯報，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和參謀部，在不長的時間內，自己便將自己排除於東線戰事決斷權之外。這對於其他戰場，或者說對整個戰爭的領導都勢必產生重大影響。
新任陸軍總參謀長終以他健康、明智的頭腦——同時在約德爾袖手旁觀的客觀幫助下，將國防軍在最重要領域——陸戰領域的最高指揮機構分成了兩個並列的參謀部——蔡茨勒也到此止步，結束了他的奮爭。這樣，不僅使國防軍最高司令無法得到統一的諮詢，而且使國防軍指揮參謀部的份內任務也無法進行。然而，立於這塊軍事領率機構廢墟上的唯一「勝利者」是希特勒。結果，似乎他卻成了整個戰場上永遠正確的行家裡手。
因此，人們認為僅國防軍最高指揮機構走向衰亡階段這一點——這是戰前約德爾和蔡茨勒所代表原則的尖銳反映——就預示著風暴的來臨，不是沒有道理的。在後來史達林格勒會戰的日日夜夜裡，約德爾只扮演了一個旁觀者的角色，只有蔡茨勒和希特勒兩人單獨在一起。從那時起，所有一切事情，不管是東線戰事，還是整個德國戰爭指揮事宜都是這樣決定的。但從廣義上來說，國防軍統帥部的將軍們對各戰場，也包括東線戰場並不是沒有責任。但若把「國防軍統帥部」從那時起事實上已失去的責任，不論巨細都推到它的身上，也是歷史的錯誤和違背實際情況的。
蔡茨勒將軍走馬上任的最初幾周里，深得各方面的寵愛，在人們的眼裡，他自然成了希特勒軍事高參中最強有力的人物。為了在對他最重要的問題上，「毫無顧忌」地繞過國防軍統帥部戰場這個障礙，不久他找到了新的方法和途徑，即利用希特勒準備撤下東線疲憊不堪的部隊，換上士氣旺盛的西線部隊、以片面滿足東線需要的做法。但換到東線來的師，無論從裝備狀況
上，還是訓練水平上，都不適宜東線作戰的需要。而且希特勒的東線兵力西調的命令也未能認真執行。
當時，由於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得不到陸軍總參謀部的支持，因此想通過一條捷徑，用國防軍其他兩個軍種尤其是空軍的多餘部隊，為它東線日益衰減的陸軍輸送新鮮血液。誠然，首先雙方要達成完全一致，而且國防軍統帥部參謀長經過長期受壓後，鼓起勇氣向希特勒呈送了一份國防軍指揮參謀部起草的命令草案根據這個計劃海軍抽掉10萬或20萬人，空軍抽掉50萬人支援陸軍——這是凱特爾對原計劃打了一半折扣上報給希特勒的數字。然而，正當這個命令剛要發布時，就在第二天的大本營的形勢討論會上，空軍總參謀長在瓦利蒙特耳邊問道，他是不是這個安排的倡儀者。當瓦利蒙特點頭稱是後，耶順內克微笑著說：「虧您想得出來」。一會兒，戈林到來，他沒有讚許國防軍指揮參謀長部副參謀長一個字，而是滿臉怒氣地看著希特勒。當戈林以清脆的聲音大聲說話的時候，希特勒卻裝作什麼也不知道，而國防軍統帥部參謀長卻立刻準備屈服，而且沒有提出任何異議。戈林說，他不期望他的那些納粹小伙子們穿上灰色的——所謂反動的——陸軍制服，他卻很想成立自己的空軍師，從師長到普通士兵都是清一色的空軍人員。
這就是不幸的「空軍野戰師」誕生的時刻！希特勒隻字不提他原來的命令，立刻表示同意，並要求戈林組建雙倍的部隊同時免除海軍在這方面的任務。對此，凱特爾立即表示贊同；約德爾再次擺出一副事不關已的樣子；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副參謀長向陸軍總參謀部提出的抗議因此而得不到支持。
儘管在很短時間裡，空軍以驚人的速度組建了10個野戰師，不久又組建了10個師，但卻無法立即補充到久經沙場的陸軍部隊中去。空軍野戰師儘管有旺盛的戰鬥意志，但卻有「先天之不足」。首先，它缺少有經驗的指揮官，缺少充分的訓練和適當的武器裝備。儘管在形勢討論會上，希特勒每當聽到空軍野戰兵師在艱苦的戰鬥中失靈的消息時，都非常神經質，甚至被當作無稽之談，一一駁回，但仍無助於改善這種部隊的形象。1943年秋，空軍野戰部隊終於被國防軍指揮參謀部編入陸軍序列，但其戰鬥力始終未達到陸軍師的平均水平，與希特勒出於對它的偏愛而授予它的「突擊師」的稱號更是不相匹配。
從10月起，儘管以從西線抽調的部隊和首批空軍野戰師加強東線，仍無助於東線南翼的攻勢。蔡茨勒為討好希特勒，挖空心思，採用無數戰術補救措施，也無濟於事。這樣，大本營在10月底，準備遷回東普魯士。在此期間，進攻目標仍然未變，還是高加索南部和捷列克，而首要目標還是史達林格勒。近幾周來，那裡已展開巷戰，正在爭奪幾座工廠和工人住宅區。而無數地段的危險處境也依然如舊，尤其是頓河下游。在這裡，已由羅馬尼亞第3集團軍代替義大利人占領陣地。在北非，自10月23日英國人向隆美爾集團軍展開猛烈進攻後，新的威脅與日俱增。在德國整個陰暗的形勢里，只有潛艇作戰顯露出光明的曙光，在護航作戰中和遠征行動中，建立了豐功偉績。而國防軍指揮參謀部一如既往，既沒有過問海軍的勝利，也沒有過問空軍不斷遭受的挫折。
最後突變
希特勒不是在史達林格勒會戰失敗，也不是4個月後突尼西亞受挫時，才失掉戰略主動權，而是早在11月這個在德國現代史上決定德國命運的月份里，在西線和東線敵人的打擊下就已失去了。戰爭的這種於德國不利的轉折，已為世界所見；但在德國領導中心，首先是再一次擺脫了9月打擊的希特勒本人，對此毫無察覺。
1942年11月2日至21日，德軍在地中海戰場和東線遭受三次重大失敗，每次都使德國大本營驚慌失措。幾周前來自空中的緊張局勢，並沒有使希特勒得到應有的警告。這樣，國防軍指揮參謀部當時擬制的一份「1942年秋總體形勢概貌」沒有產生任何作用。這份備忘錄是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副參謀長於1942年10月31日至11月1日，從烏克蘭到東普魯士的兩天火車旅途中，最後定稿的。備忘錄指出，在東線戰場上，國防軍及其盟邦軍隊的能力已達到其極限的邊緣。對於西方列強即將發動的進攻途徑，備忘錄在經深入分析後得出的結論認為，法屬北非將是進攻「歐洲堡壘」的最有利的出發地。這一觀點——決不是第一次出現，而且海軍總司令部和希特勒自己也曾表示過贊同——在1942年秋季，也只能以一般的軍事政治和戰略的思想為基礎。它缺少來自於自己的情報部門和義大利統帥部的充分資料依據，兩者都沒有正確估計到敵人即將實施登陸的準確時間——儘管敵人的登陸艦隊已在開進途中，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備忘錄最後建議，應儘快恢復與法國的軍事對話。
就在德國大本營返回東普魯士「狼穴」的當天，傳來了北非隆美爾在阿拉曼前方進行8天浴血奮戰後慘敗的報告。面對這一打擊，希特勒只能以「堅強」的話為隆美爾鼓氣。正當11月2日傍晚，隆美爾為避免全軍覆滅，只好違抗來自羅馬和拉斯滕堡的命令，自作主張開始撤退時希特勒的一份著名電報正穿過太空，傳到隆美爾指揮所。電報稱：
「德國人民和我對您的指揮才能深信不疑，對在您指揮下的、在埃及進行英勇防禦作戰的德意部隊的堅貞無畏，滿懷信心。在您所處的形勢下，只能堅守不能後退一步，要將一兵一卒..投入會戰..儘管敵人處於優勢，但其兵力也將終有一日耗竭一空。堅強的意志戰勝強大的兵力，這在歷史上已屢見不鮮。您的部隊要麼勝利，要麼戰死，別無其他出路。」
希特勒的警告，不但中斷了隆美爾正在進行的撤退，並造成重大損失，而且在大本營第Ⅱ號宿營地里也掀起了一股餘波。這裡的人們對11月2日傍晚發出的電報，還一無所知。因此，當11月3日晨3時，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值班軍官收到隆美爾關於5小時前部隊已開始撤退的報告，並沒有認識到形勢的重大變化，未象其他重要情報那樣，立即向其上司報告。12小時後，這位年愈50而久經考驗的國防軍指揮參謀部預備役少校軍官，面色蒼白地離開了希特勒的簡易住宅。只因希特勒想弄清楚，在第Ⅱ號宿營地和隆美爾之間是否串通一氣，玩弄陰謀，這位軍官才死裡逃生，免於槍決，但被降為士兵，到一個「緩刑營」去服役。按照軍事慣例，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副參謀長竭力承當了一切責任受到「解除職務」的處分。凱特爾曾阻止瓦利蒙特到希特勒那裡去，但經斡旋，已無法挽回，並對他就為樣離去表示遺憾。約德爾將軍沒有牽連此事，只是對同他進行長年合作的第一助手說道：「元首的意志就是我們的最高信條」。與約德爾相反，希特勒副官長施蒙特經過努力使對那位預備役少校的處分大大減輕，只是未能使他留下。11月4日，瓦利蒙特勒動身離開大本營。第三天，施蒙特便打電話告訴他，希特勒認識到，對他的處分是「不公平的」，並迫切懇請他回到原來的職位上來。同日下午，凱特爾也來了同樣的電話。瓦利蒙特只是回答他們，在別人對他進行處理後，起碼要允許他有個思考的時間。
數日後，隆美爾派一名傳令官火速趕到大本營，評細匯報了北非的態勢，希特勒因此好歹接受了隆美爾的決定。在希特勒的不斷談話中，越來越陷入完全不現實的想像之中。他把他原來講的話——要麼「勝利」要麼「戰死」的抉擇——早已丟到腦後。首先，他想承認在美國的援助下在北非的沙漠上打的完全是一場物資仗，而「軸心國」鑒於海上運輸的困境。難以滿足最低需要。少數幾輛重型坦克，以及希特勒的最後「指揮」手段——大量使用「立即」和「火速運輸」等詞彙——也無濟於事。在同盟國方面，蒙哥馬利將軍以個人的名義向英國第8集團軍士兵發出通告說，此役將作為決定性會戰載入史冊，它「將是戰爭的轉折點」。
第二次打擊是僅數天後，同盟國軍隊在法屬北非的登陸。由於強大的美國軍隊在歐洲戰爭舞台邊緣的首次出現；由於敵人占據著在政治上和戰略上富有重要意義的地域；由於德國缺少防禦的各種準備和必要的兵力和手段，使德國統帥部面臨著一種全新的、非同尋常的形勢。
面對這一事實，人們不禁要問，已經覺察到事態這種發展，並在一周前做出判斷的國防軍指揮參謀部是否對此不該比希特勒負更大的責任？人們不禁還要問，即使參謀部的上司不同意它的觀點，難道參謀部就沒有必要以及沒有可能自主行事嗎？要回答這些問題，首先應當記住，正是國防軍指揮參謀部的代表在與法國進行談判的最初時刻，就將法屬非洲的防禦問題放在首位，然而，這些努力都因希特勒的阻礙破壞而付之東流。記得，約德爾將軍在1942年10月15日的形勢討論會上，根據一些不大確切的情報，再次提出了一個他的參謀部過去曾提出過的建議，即允許法國人「從本國調集兵力，加強其北非的力量」這是國防軍指揮參謀部最後一次提出北非問題。這些事實說明，指揮參謀部對此是沒有責任的。還能說明這一點的是，11月上旬，希特勒——還有約德爾——面對敵人在直布羅陀集結大量艦船，墨索里尼對法屬北非形勢，再次發出警告，甚至7月7日傍晚，敵軍已經展開的形勢，仍然認為，敵人在地中海的登陸目標不是法屬北非，而是其他。國防軍指揮參謀部自己單方面即不依賴於希特勒而採取的準備措施，是為了防止盟軍在法屬北非的登陸取得成功。
在這種情況下，德軍最高指揮機構的已經暴露多次的缺陷，譬如希特勒的僵化政治態度及其脫離實際的戰略觀點，——當時他只是看到來自西線和挪威的威脅；盟邦之間缺乏理解；以及對自己的國防軍指揮參謀部的漠視，等等——都使每一項合理化的軍事準備工作未能得到實施，致使早已預料之中的敵人行動屢屢得逞。
代替周密的準備工作而作的一些事，可以典型地說明德國大本營的工作關係。11月6日晚，戈林未與國防軍指揮參謀部進行任何接觸，便以希特勒的代言人自居，對在羅馬的凱塞林說：希特勒排除同盟國將法屬北非作為登陸目標的可能性。他要求早已精疲力竭的德國航空部隊和幾乎沒有機動能力的義大利艦隊，向敵人190艘護航艦隻「發起日夜不斷的連續攻擊，並將其殲滅。」11月7日，希特勒派馮·林特倫將軍兩次提請羅馬「在的黎波里和班加西，部署防禦，包括設立障礙物」。此時此刻，希特勒還再次命令加強地中海另一端的克里特島的防禦。
在最緊張的時刻，希特勒在中午形勢討論會後，在大本營第I號宿營地成員的陪同下，登上他的專列，穿越德國國土，嚮慕尼黑駛去，準備在那裡與「老戰士」共慶主觀臆造的相安無事的戰爭態勢，當後半夜列車到達圖林根一個偏僻的火車站時，傳來了盟軍開始在法屬北非登陸的消息。此時此刻，希特勒首先想到的是去年對法國人所作的關於保衛海外領地，擊退任何來犯者的允諾。而現在，他除了幾艘潛艇和幾個飛行中隊外，並沒有抗擊敵人登陸——從卡薩布蘭卡到阿爾及利亞和突尼西亞邊界一線——的兵力。
瓦利蒙特將軍於11月8日早晨在收音機里聽到這條消息。緊接著他接到來自東普魯士的電話，希特勒已選定他為國防軍統帥部全權代表前往維希，與法國最高司令部共同組織抗擊敵人在西北非的登陸行動。同日晚，他又接到命令，讓他於次日早晨去慕尼黑，到「元首專列」停車處待命。當他趕到那裡後，他找到的只是一輛空車。他碰到了約德爾，才知道情況已經變了，希特勒又不想和法國人打交道了。形勢異常緊迫，瓦利蒙特立即開始工作，因為車廂里除了副官外沒有其他人，而且形勢也需要他的知識和經驗。
在這些日子裡，德國國防軍大本營成了外部混亂局面的一面鏡子：希特勒在慕尼黑阿爾齊斯大街「元首官邸」，與齊亞諾和賴伐爾舉行會談，未在專列上露面；凱特爾和約德爾在阿爾齊斯大街和車站之間來往奔波；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副參謀長單獨在一節臥車裡，搜集緊急情報，擬制在突尼西亞構築「橋頭堡」，以及占領「法國剩餘地區」的命令。
這次參謀部的搬遷表明，希特勒已改變初衷，不想馬上返回東普魯士，而是想獨自在「山間別墅」，思考新的形勢。在距陸軍總參謀部約1000公里，離事件發生地點2000公里的「山間別墅」，希特勒這個剛剛還在慕尼黑啤酒館自稱為史達林格勒主人的人，在11月19日至21日，又遭到1周內的第三次沉重打擊：這座經長時間爭奪的城市已被俄國人包圍。數周來準備對頓河下游實施突破的企圖，由於象北非一樣缺少必要的手段，不得不再次放棄。一個作為集團軍預備隊、並已在斯大休格勒這個旋渦里，被搞得精疲力竭的德國裝甲師，以及由蔡茨勒創建的由後方的打字員、麵包師和司機組成的「緊急動員分隊」，即搬出手頭的一切力量，暫時抵擋一下俄國潮水般的攻擊。
即使在這種情勢下，德國大本營仍象希特勒在貝希特斯加登居住時那樣，採用習慣的分散辦公形式：他自己同副官們居住在「山間別墅」；凱特爾、約德爾和大本營第I號宿營地的軍事成員們在「小首相府」做了拉默斯部長的座上客；而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則在薩爾茨堡車站的特別列車上。主要於實事的陸軍總參謀部設在馬祖里森林，附近是空軍總司令部，而他的總司令在大部分時間裡，都在忙於其他事物。由於史達林格勒事件，約德爾於11月21日，將指揮參謀部移到貝希特斯加登附近的施特魯普步兵營房，離「小首相府」則更遠了。第二天，整個大本營再次遷回「狼穴」。
遷回東普魯士後，又重開了形勢討論會。在恢復了國防軍指揮參謀部的戰時日誌的第一篇中稱，「元首對第6集團軍——在史達林格勒——所面臨的形勢充滿信心」。11月底，兵力薄弱的德、意部隊在突尼西亞城周圍，未遇抵抗便成功地建立了橋頭堡，「法國剩餘地區」也兵不血刃予以占領。一種虛假的安全感，又因此再度籠罩著德國大本營。在整個形勢完全突變的情況下，希特勒依然揮舞著他的指揮棒，到處兜焦著他那東拼西湊的戰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