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國防軍大本營 · 第二章冬季危機（1941年——1942年）
突然轉折
正當國防軍最高司令於1941年12月2日匆匆飛往南方集團軍群，追究從羅斯托夫撤退下來的第1裝甲集團軍的責任時，各種聞所未聞的情報和報告象雪片似地飛到陸軍總司令部：中央集團軍群和北方集團軍群已精疲力竭；擔任進攻莫斯科任務的中央集團軍群，現已無力在全線採取統一行動；零下30°—35℃的氣溫，已使部隊和武器處於癱瘓狀態；「遭重挫的危險」已近在眼前，其後果難以預料；甚至古德里安裝甲集團軍的精銳師都對希特勒存有「信任危機」，而博克元帥也同時與「集團軍將領之間關係緊張」，要求陸軍總司令從中調解。
陸軍總司令部通過電話從各集團軍群司令和他們的總參謀長得到的這些情報。並不是一字不漏地轉給了大本營。但是可以肯定，馮·布勞希奇元帥及其總參謀長會不加掩飾地將形勢的真實情況報告給希特勒。然而，對於12月6日的「元首報告」，陸軍總參謀長哈爾德卻典型地說：「他（希特勒）沒有從數量上權衡力量的對比」，還堅持從「敵人的俘虜數字上證實自己的優勢」。在哈爾德同一天的日記里還表明，希特勒拒絕考慮形勢的發展，只承認部隊需要「重振精神」，繼續執行他的既定方針，即在俄國南部占領頓涅茨盆地，準備奪取邁科普油田；在俄國北部與芬蘭取得聯繫。第二天、陸軍總參謀長哈爾德大夫所望地在他的日記里開誠布公地寫道：
「又是令人沮喪和羞恥的一天。陸軍總司令幾乎不再是信息傳遞者。元首越過他，直接與集團軍群司令聯繫。最令人難以忍受的是，最高領導不了解自己部隊的狀況，象一個修鞋匠修修補補，只能靠下決斷過日子。」
直到1941年12月8日，希特勒的大本營才對當前的形勢變化有了較正確的認識。國防軍統帥部第39號指令指出，」立即停止一切較大的進攻作戰行動，並轉入防禦「，因為「冬天突然過早降臨..給供應造成困難」。指令還確隊了前不久敵人造成的威脅。希特勒還命令陸軍總司令部，根據自己的處境建立一條「節省兵力」的防線。但希特勒又以附加條件對陸軍的這種行動自由加以限制：對敵人作戰或軍事經濟具有重要意義的區域必須加以固守；其他戰線不是為敵所迫而後撤時，只能在後方陣地狀況允許時才可實施。必須保持為1942年恢復大規模進攻作戰的先決條件。未完成的進攻企圖，在指令中僅被列為「特殊任務」，但卻強調了奪取塞瓦斯托波爾的任務。為補充部隊的損失，陸軍指示，應對後方勤務機構進行清理；若想進一步增強兵力，只能從西方占領區抽調部隊。再沒有其他後備軍了。如果從戰略角度將這一新指令，看成是1940年7月希特勒戰爭計劃的破產，那麼可以斷定，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及其同僚們，在所謂最終戰勝蘇俄的呼聲漸漸偃旗息鼓的餘音里，已竭盡全力完成了這一指令。同日，陸軍總司令部也在一份作戰命令中，毫無異議地將指令精神下達，甚至在命令的序言裡指出，戰局開始時所規定的目的已經達到。但時隔不久，希特勒又以「狂熱」的意志堅持既得的戰果，禁止部隊後撤一步，否定了自己剛剛宣布的基本原則。然而，這個指令無論從眼下看還是從長遠看，都未給部隊以任何幫助。由於德國國防軍最高指揮前前後後所犯的錯誤，以及所進行的冒險——不僅是希特勒和國防軍統帥部，使早已負擔過重的進攻部隊離消耗殆盡已為時不遠。
日美參戰
德國統帥部對東線戰爭的轉折漠然處之，也許是因為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了日本對美開戰所取的戰果上。德國整個大本營乃至第Ⅱ號宿營地的人們，都沉浸在欣喜狂歡之中。然而，他們只是看到了事情本身。那些在此刻看得更遠的人，卻無動於衷，顯得更加沉默。當希特勒和他的親信其中包括凱特爾將軍和約德爾將軍，突然離開戰地大本營回到柏林時，人們還不知道此行的目的。直到12月11日中午，即希特勒在國會上對美宣戰時，作者才從電話中得知此事。
約德爾從柏林打電話給瓦利蒙特。當時。瓦利蒙特正同參謀部的幾位軍官用餐。約德爾在電話里向瓦利蒙特轉告了最新的變化：「您聽說沒有，剛才元首已宣布與美國處於戰爭狀態？」瓦利蒙特：「聽說了，不過太使我們感到意外了。」
約德爾：「現在參謀部的任務是，需要研究一下，美國將首先向哪個方向派出其主力部隊，是遠東還是歐洲然後再做出下一步決定。」
瓦利蒙特：「是的，我也認為此項研究工作非常重要。因為迄今為止，我們還沒有考慮過對美國作戰，因此我們手頭沒有任何資料可供參改，完成這項任務可不是輕而易舉的事。」
約德爾：「您看看您能做些什麼。明天我就返回，再進一步商談吧。」
就這樣，大本營開始了對美國的戰爭，直到1945年5月在易北河畔結束。
在上文曾提及的1941年3月5日的「與日本合作的指令」中，稱」共同的作戰目標」是「迅速使英國就範，從而避免使美國參戰」，接著，海軍總司令按照同一指令，負責「協調」雙方的海戰計劃。希特勒向海軍總司令強調指出，即使美國實施羅斯福的「射擊命令」，也必須避免給美國以任何參戰的藉口。儘管如此，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以第二個陸軍總參謀長的身份，對這一問題及時地進行了研究。也許約德爾收集的材料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希特勒的決心，即認為，美國至少不會參加歐洲的戰爭。
在當時的情況下，希特勒對美宣戰只不過是一種姿態。在希特勒在對美宣戰的當天，責令其外交部長簽署的「德、意、日..關於共同作戰的協定」也同樣是一紙空文。1942年1月3日，希特勒同日本駐德大使大島浩將軍所闡述的思想，也只不過是出之於一種戰略願望。但他還是想從這樣一個事實中——..兩個如此強大的軍事強國——日本和德國——相距遙遠，卻並肩作戰..這在歷史上大概還屬首次」——得出這樣的結論：「這一狀況，就有可能通過作戰行動上的周密協調在作戰中產生一種槓桿作用，這勢必對敵人造成重大影響。因為，這就會迫使敵人不停地調整重點；分散其兵力。他不相信美國還有勇氣在東亞地區發動進攻。」里賓特洛甫則認為。要說在目前形勢下東方最可能發生的事，就是「日本可能在這種形勢下於5月份進攻俄國」。大島浩也認為，當日本建立「東亞新秩序」後，「必定會有一天進攻俄國」。然而，希特勒對此並不感興趣，他認為「對德國最重要的是，日本不要輸給大英帝國..英國也是我們的主要敵人。我們肯定不會輸給俄國人。」
不久，國防軍指揮參謀部的人們，便同意了卡納里斯海軍上將的觀點——儘管沒有可靠的證據，確信美國人會將重點首先放在擊敗德國上。並認為，美國重兵出現在歐洲和非洲的時間還尚未到來。此外，他們還認為，日本的高度戰備狀態，首先對「軸心國」有利，特別是它能將俄國強大兵力牽制於遠東，儘管日本人同莫斯科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
1942年1月18日，國防軍統帥部參謀長與義大利和日本同級的參謀長全權代表，在柏林簽署了「德、意、日軍事協定」，這是繼1941年12月政治協定後的又一個協定。文件是在外交部領導下，由三國條約的軍事委員會擬制的。由於「軸心國」的這一組織。無從了解德國的作戰企圖，因此「協定」實際上只限於劃分海上貿易戰的分界線，以及諸如通信、供應、技術和裝備問題等般軍事合作。現在人們談論的主要對手是英國和美國，卻忽略了俄國。
國防軍指揮參謀部既沒有參與該文件的擬制，也沒有看過一眼。因此。德、日之間的軍事關係只局限於日本軍官偶爾來德國大本營訪問。在這裡，希特勒親自接見了日本大使大島浩將軍，凱特爾和約德爾與大使的隨從進行了磋商，本來，大本營第Ⅱ號宿營地是大本營的軍事工作場所，但卻沒有一個日本軍官光顧。
15個月以後，即1943年4月，希特勒對日本的關係有了新的認識。在1943年4月5日的形勢討論會上，希特勒作了如下一番談話。「約德爾：日本人確信，1943年，重點將在歐洲戰場上。希特勒：不要這樣高興。約德爾：（日本人）從瓜達爾卡納爾島的撤退已經成功。希特勒：對日本人說的話，不要當真，我就一句都不信。約德爾：是不能相信他們！因為他們是一批心是口非的人。希特勒：他們肆意撤謊，當面一套背後一套，必須有所提防..最近，日本人到底幹了多少事！日本才拿出30幾個步兵師？真是可笑。日本比德國人口多..他們可以拿出120個師。而他們實際有多少兵力，人們還不知道現在我唯一不能判斷的問題是日本的坦克，他們到底有沒有現代化坦克？一個副官：據說，他們的坦克和飛機都不多。希特勒：他們也從來沒有提過軍艦，可是突然間到處都是他們的重型軍艦。他們也從來沒有說過航空母艦，可是，人們一下子看到，大部分航空母艦都是他們的..他們一句話都沒說，我也一句話都不說..如果他們真有什麼打算，我們什麼也不知道，如果他們提出想在南方行動，我倒想他們不如在北方有所行動。」
這次談話中，隻字未提日本人在共同作戰中的某些功績，例如減輕了地中海戰場的負擔，迫使英國艦隊和空軍的強大兵力向近東撤退，從而使隆美爾能夠依靠己方潛艇和空軍力量，於1942年1月末，在短時間內，再次把英國人趕到托布魯克以東地帶。再比如，突破敵人封鎖的德國船隻在日本港口裝載原料，特別是橡膠，以及在航運上日本所給予的幫助，對於德國繼續歐洲戰爭起著舉足輕重、不可缺少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儘管通過外交途徑作了很大努力，但在對蘇作戰中，始終未能得到日本的任何支持俄國人終於在1945年戰爭的最後階段，集中兵力向滿洲的日本人發動進攻，使日本得到應有的報復。
國防軍領事機構的組織和人事變動
當希特勒從柏林回到戰地大本營時，東方戰線已岌岌可危。對此，陸軍總參謀長哈爾德在1941年12月15日傍晚的日記里寫進：「對目前形勢與陸軍總司令進行了一次極其嚴肅的討論。他很沮喪，看來已無力挽救陸軍脫離困境。」也許這一判斷受了馮·布勞希奇元帥的健康狀況的影響，10天前他就決定辭職。結果，引起一系列人事的和組織的變動。其中，最重要的變動就是希特勒於12月19日接收了陸軍的指揮權——這並非權宜之計，而是直到他的覆滅。
馮·布分希奇元帥，擔任陸軍總司令幾乎長達4年時間。就在12月19日這一天，希特勒沒有給他以最後的嘉獎，也沒有給他任何榮譽。採取這種異乎尋常的解職方式的動機，在戈培爾1942年3月20日的日記里，有極為直率的描述：
「12月威脅性災難的主要責任，應歸咎於布勞希奇。元首對他只能表示蔑視。他虛榮，懦弱，根本不能掌握局勢，更談不上左右形勢。元首制定的精明簡潔的整體作戰計劃，完全被他長期的干擾和執拗所出賣和葬送了。元首制定的計劃本來可以肯定指引我們取得勝利。如果要求布勞希奇在東方作的和本應作的。他都作到了，那麼今天東方的情況就完全是另外一個樣子..元首根本沒有進攻莫斯科的企圖。他想切斷高加索、從而擊中俄國肌體的要害處。布勞希奇和他的總參謀部本應更理解這一點，但卻一味地想進攻莫斯科。他想以名聲上的勝利來取代實實在在的勝利。元首形容他是一個懦夫和廢物。他也曾試圖斷送西方戰局計劃，多虧元首及時進行了干預。」
戈培爾很早就對布勞希奇的辭職而在「人民中產生的猜疑」和士氣低沉不安。上面的這段描述正是他所追求的宣傳目的。此事，加上由於冬裝未及時運到前線而加在陸軍總司令頭上的不實之詞，使陸軍及其領導們在德國人民中享有的傳統的崇高威望受到沉重一擊。此外，他們這種歪曲事實的作法也許是為了防止一種認識的進一步擴散，即儘管取得了一些暫時勝利，但「將軍」們年復一年不斷對希特勒的冒險戰爭政策提出的警告，將最終證明是正確的。
希特勒在1941年12月決定親自接管陸軍領導權之時，曾談論過其他繼承人的問題，但只不過是作作樣子而已，據後來哈爾德大將的回憶，當時希特勒對此曾講過一段具有歷史意義的話：「作戰指揮這種區區小事，誰都能幹。陸軍總司令的任務就是用民族社會主義教育軍隊。我還沒有看見一個能按照我的意願去完成這一任務的陸軍將領。因此，我決定自己接管陸軍指揮權。」
這件事與1938年2月4日希特勒獨攬國防軍指揮大權如出一轍，是不容忽視的。他再次以摧毀其他勢力而自己來彌補空缺的辦法，加強了他自己的勢力，後來，他對陸軍的各級指揮，直到營連指揮，他都親自過問。他過高地估計了自己，滿以為任何事他都能幹得很好。他的親信也肯定象當初一樣，為他喝彩。1943年11月古德里安向約德爾提出讓希特勒交出軍隊最高指揮權的動議時，遭到約德爾「斬釘截鐵的拒絕」：「您能找到一個比阿道夫·希特勒更好的最高司令嗎？然而首先應進行的是這樣一種比較：隨著1938年初希特勒接收國防軍最高指揮權，整個國防軍變得群龍無首；對政治當局來說，最高軍事領導也自此失去了統一代表地位。現在陸軍也正在重蹈覆轍，從頭到腳被廢棄。後來，豪辛格將軍以其親身經歷和經驗，描述了1941年12月底出現的狀態。他寫道：「希特勒..似乎..僅抓住了兩個方面..一個是指揮，一個是人事。這樣，他就把最重要的東西握在手裡了。當時，各乓種內的訓練、組織、預備隊、軍事管理、監查和教育都無人負責。凱特爾應當承擔這些艱巨任務的大部分。因為在一定程度上他是希特勒的代理人..他幾乎不知道，他到底是國防軍統帥部參謀長，還是陸軍代理總司令..陸軍總參謀長只能管理剩餘部分。這一區分最終使指揮四分五裂..國防軍領率機構日漸混亂。」
希特勒不滿足於數月來的分而治之的工作方法，現在又著手限制陸軍總參謀部在東線的指揮權。除了在挪威和北芬蘭之外，他這是又一次偏離軍事常規，在沒有任何明確的命令下，任起陸軍總司令。這不僅意味著陸軍的瓦解，以及象徵性地表示，除了他沒有誰還能統領強大的陸軍和後備軍，並能從一個戰場向另一個戰場調遷部隊；而且使國防軍指揮參謀部與它本職的、對整個戰爭實施指揮的任務離得更遠了。正象豪辛格後來評述的那樣：「總參謀部由指導性質的指揮機關，降到了軍種參謀部地位上」。這是十分正確的。
另一個比較現實的緩解當前極度緊張狀態的解決方法，即將現在都直接依附於希特勒的統帥部和陸軍總司令部合併在這個時刻也尚未考慮成熟。當時，約德爾曾向作者暗示，希特勒曾打算讓他——約德爾——取代哈爾德，擔任陸軍總參謀長的職務，但是他充分地估計了自己，推辭了這一任命。希特勒將統帥部和陸軍總司令部合併並掌握在他一個人手裡的意圖遭到了反對。自從他接管陸軍最高指揮權以後，他更少考慮將陸軍總參謀部原來的、但並未廢棄的計劃作為國防軍總參謀部的核心。而在一些重大指揮問題上，卻偏重考慮海軍和空軍，豪辛格對很多人說過，當時的條件「比任何時候都有利」。但希特勒根本不想統一，只希望多頭體制，儘管統一後仍掌握在他一人手中。他自食其言，不再稱讚陸軍總參謀部在專業上極高的工作效率。在他撤換陸軍總司令時，竟惡意中傷地說：「陸軍的工作過於呆板。看看空軍，在帝國元帥的訓練下，完全是另外一個樣子」。
1942年1月1日，一項與上述事情無關的新的改組在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內生效。這項改組雖然沒有絲毫改變它的地位和工作方法，只是鑒於出現了一個新名稱倒值得一提。「國防處」被取消了，國防處長被稱為「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副參謀長」。原隸屬他的是三位負責作戰的工作組組長，現改稱為國防軍指揮參謀部「陸軍第一總參謀部軍官」，「空軍第一總參謀部軍官」和「海軍第一總參謀部軍官」，他們所負責的勤務單位也同時提升為「處」。
由於這一變動，一方面瓦利蒙特的工作負擔減輕了，另一方面，他的同事們，即幾乎全部的總參謀部的上校都隨著他們的職位的提高而得到了晉升。但是，改革也帶來了弊端、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見附圖二）內最重要的部門「國防處」，從此銷聲匿跡，取而代之的稱呼是「小指揮參謀部」或「約德爾的工作班子」。由此而產生的一個無法比擬的重大弊端是，戰後外國人總認為。瓦利蒙特要比其他處長們承擔更大的責任。
當希特勒從約德爾那裡得知國防軍指揮參謀部的這一變動時，他所感興趣的是「國防軍指揮參謀部陸軍第一總參謀部軍官」馮·洛斯貝格上校，他要求由另一名軍官取代洛斯貝格。希特勒這一出人意料的要求事出有因——他對洛斯貝格在挪威戰局期間對自己所表現出的可卑的軟弱動搖提出的批評，耿耿於懷。他對這位傑出的總參謀部軍官的其他功績，包括在他的「軍事工作班子」里所從事的工作，以及後來在德軍艱難之際所作出的貢獻，都視而不見。洛斯貝格的上司們也沒有一個出來為他的留職說情。1942年1月中旬終於由一位一直在挪威集團軍司令部任職的第一總參謀部上校，特羅伊施·馮·布特拉爾——布蘭登弗爾斯男爵接替了洛斯貝格的職務。在長達3年之久的合作中，布蘭登弗爾斯也稱得上一名傑出的總參謀部軍官和同志。
希特勒的形勢討論會
自希特勒接管陸軍最高指揮權以來，特別是由於嚴重危機壓力，在大本營舉行的每日形勢討論會也有了重大變動。哈爾德在12月19日的日記里寫道：「新的工作方法是：每天聽取運輸處長、情報處長、軍需總監的報告」，此外還有作戰處長豪辛格將軍的報告。此時，陸軍總參謀部哈爾德大將開始排除一切，特別是個人之間的緊張關係，盡一切可能維護和利用與希特勒的直接工作關係。
起初，希特勒及其親信都自覺和不自覺地照例行程序辦事。
象往常一樣陸軍總參謀部每日清晨，將其書面態勢報告送到第Ⅱ號宿營地，第Ⅱ號宿營地也同樣將此報告連同其他戰場戰報匯總報給約德爾，作為他向希特勒匯報態勢的依據。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約德爾也只是依靠一張1：100萬比例尺的地圖，對東線的態勢作概略的描述。此後，象每天傍晚或夜裡，大本營自己還舉行討論會一樣，還對東線戰場的陸軍指揮問題進行評論性的深入討論。在這個中午舉行的形勢討論會結束以後，緊接著，陸軍總參謀長哈爾德及其隨從攜帶1：30萬比例尺的大型東線態勢圖，特別情況也攜帶小比例尺的地圖，匯報東線態勢。象過去一樣，儘管哈爾德對前線態勢深入了解，但在希特勒早已定下的預案面前，他所肩負的任務也極難完成
。除此之外，陸軍總參謀長每次到大本營匯報，都不得不象一個到陌生地方的來訪者，哈爾德在匯報中，以其學識和判斷，言辭和舉止，圓滿地體現出了總參謀部的傳統，在希特勒眼裡成了護民官。哈爾德身邊的少數隨員住在附近，準備隨時回答軍事領域裡出現的問題。而希特勒身邊的軍事侍從卻總從前呼後擁，新近還增添了黨衛隊的代表。由於他們常年累月生活在一起，他們都或多或少地拋棄了自己的「軍事觀點」。譬如，凱特爾，他通常是等著希特勒談話的間隙，急忙以毫無異議的話和手勢隨聲附和，約德爾——兩手總是插在褲袋裡，遇有爭論的問題，總是袖手旁觀，一言不發，儘管他有時也同意哈爾德的觀點。另外還有一些「支持者」，根據不同的集會方式，利用評論和呼喊，對希特勒的講話表示狂熱的支持。
然而，使哈爾德的精神不堪忍受的——還不至他一個人——是希特勒口若懸河、滔滔不絕的講話，不管舊內容，還是新內容，是重要的、還是不重要的事情，總是不停地重複，象一股轟鳴的潮水，將具體現實的問題和建議統統淹沒。他還經常在電話里，與前線陸軍高級指揮官進行冗長的談話。部長們、國務秘書們或其他非軍事專家們——其中大部分是交通部門的——也應召從柏林趕來接受希特勒的詢問、教訓和恐嚇。希特勒大概認為這是顯示他實施絕對統一領導的一種方式。每大的時間就這樣一小時、一小時地耗去了。使參加討論會的人消磨了大量的工作時間。
協助希特勒指揮陸軍，對哈爾德來說，無疑是最沉重的負擔。早在南方集團軍群在羅斯托夫的日子裡。即自12月中旬起，他就為東線整個戰場提出了第一個和唯一的原則，即進攻在哪裡停滯的，就在哪裡防守，不得後退一步，甚至還提出這樣尖銳的口號：「每個人都必須就地防禦」。
在當時的形勢下，提出這樣的要求作為普遍的或作戰方針的必要性，在當時和現在都是無可非議的——特別是布勞希奇將當時德軍的態勢描述得已無可救藥。此外，用希特勒的名字振奮當時大多數士兵的士氣，也是有道理的。但是，另一方面，這個過激的原則也是造成德軍無可挽回的巨大損失的根源所在。儘管當時幾乎每天都對陸軍的這種呆板的指揮程序不斷提出強硬的異議，但是陸軍總參謀長——用哈爾德自己的話說，逐漸淪為希特勒「東線戰場指揮辦公室主任」。這樣，他也被迫走上了約德爾曾以他的「工作班子」自願成為陸軍的合作者時所開闢的道路。希特勒在那個時期的形勢討論會上不止一次地說過：「將軍們象小兵那樣聽話..我是領導者，所有人都要無條件地服從..只有我一個人是負責者，而不是其他人！我將徹底剷除其他任何見解」。
在上述狀況不斷發展過程中，希特勒又採取了一項針對陸軍總參謀部的人事變動。12月18日，中央集團軍司令馮·博克元帥·」因病」退職，由馮·克盧格元帥接替。幾天後，即12月22日，當古德里安當面向希特勒說明呆板的指揮所帶來的後果時，被希特勒永遠撤消其司令職務。弗爾斯特將軍也被希特勒毫不猶豫地解除了軍長職務；第4裝甲集團軍司令赫陣納達大將因「拒不聽命和怯懦」被逐出國防軍。1942年1月15日，哈爾德有段簡短的記載：「馮·賴歇瑙患中風。」
象勒布和占德里安一樣，陸軍其他將軍均再不象以前那樣、接受布勞希奇有規律的視察。而是要經常地飛往遙遠的東普魯士大本營，整天整天地與希特勒爭論呆板僵滯的防禦原則。然而，他們的設想都一一被駁回，從1942年1月底起，他們依靠自己的力量開始使防線得以鞏固。這一發展似乎完全證實了希特勒提出的原則，希特勒也從中得出了致命的結論，使他的防禦原則，在後來的戰爭進程里，成了防禦作戰中唯一有效的準則。戈培爾在後來的宣傳中說：「在過去的冬季里，是元首拯救了前線。」
自1941年12月底以後，作者也開始有規律地參加希特勒的中午形勢討論會，約德爾讓瓦利蒙特出席會議的目的是，使涉及到國防軍指揮參謀部的問題和決定得到即時貫徹執行，從而減輕他自己的負擔。過了一段時間以後，瓦利蒙特也效仿約德爾的作法讓海軍第一總參謀部軍官匯報海上情況，從而，將一大部分匯報任務推給了他。每當希特勒對瓦利蒙特的報告提出反問或要求時，希特勒總是詢問約德爾，也只是提到約德爾的名字，這不僅使指揮參謀部副參謀長，同時也使在座的與會者們為之愕然。
對於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副參謀長來說，這一新的調整，使他上午的時間異常繁忙。早晨，首先要完成書面報告，緊接著是處理需要迫切解決的問題，隨之在11點鐘，他要與自己最親近的人舉行形勢討論會，並作出各種安排。之後，瓦利蒙特驅車駛往戰地大本營第I號宿營地，利用極短的時間向約德爾報告最新情況。在參加了在希特勒那裡舉行的通常是民達3個小時——有時更長——的形勢討論會之後，瓦刊蒙特便匆忙趕回自己的宿營地，以簡沽的書面形式，向他的最親密同事下達最緊急的指令，並於當天向外發電，或者形成命令草案和送指揮參謀部參謀長的報告紀要。午餐往往很晚。只是午餐後瓦利蒙特才得以閒暇，經常由一二個參謀部的知心朋友陪同，在附近的森林裡散散步。只有在這時，他才能從在希特勒身邊的數小時的極度緊張中解脫出來。傍晚前後，參謀部的工作也是排得滿滿的。而在第I號宿營地里，卻完全是另一種生活節奏。那裡除了整日忙個不停的凱特爾元帥之外，完全是按照希特勒的習慣安排生活的——一直到快吃午飯才起床，工作卻通宵達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