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國防軍大本營 · 第四章東方戰局的序幕及其前半局
1、準備時期
陸軍總司令部被置於優先地位
1940年7月底至12月初，在準備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最大的一次戰局中，德國國防軍最高參謀部及其最高到今，只發揮了微不足道的作用，這在德國大本營的歷史上也許是最罕見的現象之一。對俄國的戰爭，既沒有按普魯士——德國總參謀部的工作方式，制定一個基本的、經全面考證的計劃，而且在關於作戰的指揮問題上，希特勒除了在西方戰局即將開始前，寥寥數語，草率地發表了自己的觀點之外，再沒有任何表示。從一開始，希特勒使將此戰局的全部計劃——從展開到確定首批進攻目標都聽任陸軍總司令部安排。
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完全被排斥在一邊，甚至陸軍總參謀部1940年秋舉行東方戰局的大型司令部演習時，指揮參謀部的成員都沒有作為客人或觀察員被邀請參加。約德爾將軍也有意識沒有採取任何步驟，因為他個想根據參謀部的任務和性質，以傾導者的身份參與事態的發展。但也有一些例外，如1940夏季，他委託國防處長對蘇俄作戰的基本要素，進行一次研究並擬制一份研究報告。其目的是，熟悉蘇俄地理和軍事現狀，並企圖先於陸軍向希特勒提出自己的建議。9月初，國防處長根據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約德爾的指示，通知卡納里斯海軍上將的諜報局，「東方領域」在最近幾周要進駐大量部隊，並提出幾條採取隱蔽措施的原則。除此之外，國防軍指揮參謀部還擔負了1940年秋向羅馬尼亞派送陸、空軍「軍事代表團」的任務。這無疑也是「東方戰局」準備工作之一1940年11月12日統帥部「為爾後作戰」所制定的第18號指令中，所多次提到的轉變方向，在上述系列事情中終於找到了答案。指令只是說：「探明下一步俄國態度的政治會商已經開始了。不管這種會商的結果如何，凡是已經口頭命令的東方各項準備工作，將照常進行。一旦陸軍將作戰計劃呈送於我（希特勒一譯註）井經我批准備，一系列指令就會隨之簽發。」
這樣看來，約德爾將軍1946年在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上，對質詢所作的回答，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實的。他解釋說：「我不是..第一個為進攻蘇聯而作準備工作的人。當我在陸軍總參謀部從見證人保盧斯那裡得知..陸軍總參謀部正在制定進攻蘇聯的方案，我大吃一驚。」我們暫且不談指揮參謀部參謀長約德爾在供詞的其他段落所談到的他的主要任務，即將希特勒的決斷，通過他的「總參謀部的工作..以國防軍整個機構所需要的軍事形式體現出來」上述的事情就再一次清楚地表明，國防軍統帥部的結構，在戰爭達到白熱化時，也不能適應國防軍指揮的最低實際需要。
希特勒的介入
人們總是有這樣一種假設，即統帥部集這一時期的經驗，應自覺地拒絕任何為東方戰局制定作戰基礎的上作。然而，事態的發展從根本上駁倒了這一假設。首先，當陸軍首腦於12月5日向希特勒報告其研究結果時，希特勒毫無保留地同意了這一作戰計劃，儘管他作了一些評述。遵照他的「據此計劃，準備工作全面鋪開」的指示，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約德爾委託國防處，按慣例在與陸、海，空三軍作戰處取得一致的基礎上，將陸軍的「思想」以統帥部指令的形式體現出來。同時，約德爾還強調說：「元首..已決心實施東方作戰行動..因為陸軍從沒有象今天這樣強大，而且最近再次向蘇俄表明..凡是德國想去的地方，都可以到達」
在國防處長在巴黎期間，曾提出指令的第一份「草案」必須進行補充。12月16日，瓦利蒙特向約德爾呈遞了第二份草案，同時強調指出「在制定過程中，國防處對處在兩線作戰的形勢，以及對有待解決的燃料消耗量的問題，作出了判斷」。
希特勒的思想集中在作戰開始和實施的方式方法上。因此，當約德爾將軍於12月17日提交指令草案時，希特勒命令，計劃要作「重大變動」。此前，陸軍總司令部認為，整個東方戰局的勝利希望在於，將進攻重點放在莫斯科方向。因為據估計，敵人「主力」可能在此方向上，只有把重點放在此，才有可能將敵主力一舉殲滅。而現在希特勒卻要求，中央集團軍群在擊潰白俄羅斯的蘇軍後，其大部分快速部隊要揮師北上，「與北方集團軍群..協同，殲滅波羅的海沿岸三國內的敵人」，待奪占列寧格勒和喀琅施塔德後，才向莫斯科挺進。促使希特勒下此決心的原因是十分有代表性的，即此前尤其是爾後，他經常是放棄不容更改的、所有作戰行動所追求的首要目標——殲火敵人的有生力量，而代之以二等目標。一個月後希特勒又再次提出「迅速切斷波羅的海地域的聯繫」是「最重要的任務」，他的本怠在於保障這一沿海地區的經濟運輸暢通無阻；保障與芬蘭的最短的聯繫距離。
東方戰局的作戰基礎，是陸軍總參謀部經數月精心研究和最富才幹的首腦們的多方論證的結晶，然而卻被希特勒如此大筆揮，被另一方案所取代，因此，認為國防處的研究方案參與此事的猜測是不正確的。因為按照參謀部的習慣.此項研究工作應事先交付陸軍作戰處承擔。因此，另一種設想也是不能成立的，即國防處在1941年夏季需要對兩種對立意見作出決斷時，兩次利用書面的形勢判斷，有力地支持了陸軍總司令部的立場。同時，也沒有其他跡象表明，希特勒在下此決斷時，受到了約德爾將軍的影響。一切跡象證明，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約德爾與在制定西線作戰計劃時相反，沒有給陸軍總司令部一個重新發表意見的機會。而他自己卻要親自對指令的基本要點重新進行修訂——他認為這裡與其職責相協調的——而已將以前所用的代號「奧托」和「弗里茨」改為現在眾所周知的「巴巴羅薩」就是通過這種途徑而拼湊起來的這份文件，終於經希特勒簽字，使德國國防軍踏上了開向東方的艱難歷程。
陸軍總司令部如同約德爾將軍——在這裡，他又完全淪為希特勒工作班子的領導——一樣，除了對他們苦心制定的計劃作如此重大改動深感震驚之外，沒有提出任何異議。有人隊為，在東方戰局的進程中，希特勒會被迫重新接受陸軍總司令部原來制定的計劃，這種把迴避現實當成是解決問題的邏輯推理，實際上是自欺欺人。
「巴巴羅薩」指令下達後，在東方戰局的準備工作中，陸軍總司令部仍起著主導作用。陸軍這一優先權是在三次大型會商會上提出的——頭兩次在貝希特斯加登，最後一次在柏林舉行。在1月至3月中旬舉行的這三次會上，希特勒向陸軍頭目們提出了他關於軍隊展開和近期作戰目標的決斷。
在這種情況下，約德爾將軍憑著他的性格和素質。只能如同每天在希特勒「侍從」的小圈子裡舉行一般的形勢報告一樣，來充當希特勒的常務顧問。在這種場合，儘管他可以談論東方戰局的有關情況，也可以親手去完成希特勒的某種特殊願望；但他的參謀部從未能承擔過純粹的準備工作。按照他自己的工作方式，他越是長時間地遠離國防處，他越是一籌莫展，只得自己依靠自己。同時他似乎也認識到，他所應得的權威，基本來自於與希特勒的親密關係，而不是由於他的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的職位，對於他代表的事業他已完全荒廢了。
駐在柏林附近的克拉普尼茨的國防處長及其軍官們，處在一種與世隔絕的環境中。在1月到2月的時間裡，他們幾乎沒有接觸一點即將開始的、成為整個國防軍頭等大事的俄國戰局。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等於宣告在各高級參謀部內，已分為東部戰場和其他戰場，這為後來的作戰造成大量災禍；另一方面在這殷時間裡，參謀部與它的參謀長分離所帶來的弊端日益顯露出來。約德爾將軍一向從簡短的通告或從某位副官草率的記錄中所能獲取的信息不足以證實1月19日，國防處長几個星期中唯一一次到貝希特斯加登訪問時，向他的上司詢問一個這樣的問題，「元首是否仍堅持實施『巴巴羅薩，行動」。約德爾對這個三番五次提出的問題十分不滿。回答中，他表明了希特勒對這次作戰的毫不動搖的堅定決心，而且還說了一句至今難忘的話，他說：「俄國這個龐然大物如同一個豬尿泡，只需一戳就會把它捅破。」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的這種表達方式與希特勒1月9日的話，有過之而無不及。希特勒在談話中曾這樣說過：「俄國軍隊雖然象一尊無頭的泥塑像，但它將來的發展還難以預料..現在還不能低估俄國人。因此，德國的進攻必須以最強的手段實施」。
國防處長及其軍官們，並不同意「上層」的觀點。他們一方面象往常一樣，盡力去完成東方戰局賦予他們的微不足道的任務；另一方面，儘可能與陸、海、空三軍總司令部保持密切聯繫。但這些活動與真正的國防軍指揮任務還相差甚遠，只能解決一些低層次的問題。譬如，在一次在陸軍總參謀部進行的會高中，討論的是如何盡力滿足東方戰局對長車、輪胎、備件和發動機燃料的大量需求——國防處長曾帶指揮參謀部負責組織和前迭任務的軍官、當時的明希上校和馮·蒂佩爾斯基爾希上校參加了這一會議。匯總陸、海、空三軍總令部的命令、地圖和其他資料，並擬制「大事年表」，以供希特勒按時發號施令用，也是他們的任務。按照一個真正的國防軍指揮標準來說，如果說國防處在那幾個月里，在與俄國戰局有關係的事情上作出了成績，那就是為適應新的形勢，為繼續實施對英作戰和維護西歐占領區的安全，提出新的方針。與此緊密相關的是上文已經提到的任務，即利用情報機構的一切手段迷惑敵人，使「對俄的展開行動..成為戰爭史上最大的一次欺騙行動」，以轉移人們「對在英國登陸實施最後準備工作的注意力」。
從3月起，東方戰局對於德國大本營的各個分部來說已日益變成最重要的工作。3月中旬，當部隊的展開行動全面鋪開時，希特勒再次介人了陸軍的基本作戰計劃。他斷然命令，放棄南翼（第12集團軍）由摩樂多瓦出擊的計劃。第聶伯河這個巨大障礙，最好從後方打開缺口，從而使盧布林地域的南方集團軍群的北翼（第6集團軍）得到其快速部隊的加強。這裡不太清楚，對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是否在每日的形勢報告會上，通過通常對最高司令的這種「靈感」進行一番解釋而參與了希特勒的這慚的專橫獨斷。但值得一提的是，希特勒在一次與陸軍首腦以及陪同軍官總參謀部豪辛格上校，進行的長達5個半小時的談話中，向他們宣布了這一決定。根據一切跡象表明，陸軍方面沒有表示任何反對意見。但陸軍總參謀長卻在他的日記里，對希特勒這次發表的以及其他日漸動搖東方作戰計劃基本框架的意見，發了不少牢騷。看一看南方集團軍群在戰局的頭幾周所遇到的巨大困難，就足以對這位站在最高位置卜的統帥人物的活動所造成的後果作出充分估價。
此外，還有一項特別重要的涉及國防軍最高層指揮體制的決定值得一提。這項決定不應歸咎於希特勒，而應歸咎於陸軍總司令自己。約德爾認為，陸軍總司令部由於被排除於挪威戰局之外，布勞希奇元帥可能出於氣憤，於這天宣布，由挪威和芬蘭向白俄羅斯地區開進的計劃「全部聽任統帥部安排」。
這樣，當時在芬蘭就出現了第二個「統帥部戰場」。但是同挪威戰局相反，在這裡陸軍本來一貫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體現出某些特性。然而，陸軍總司令對在一個純粹陸地戰場上的大量陸軍部隊所擁有的職責和控制權，心甘情願地拱手讓給國防軍統帥部，即讓給希特勒。由於在東方戰局開始前芬蘭軍隊總司令曼納海姆元帥拒絕了德國統帥部關於擔任芬蘭境內全部對蘇作戰部隊——包括德軍——總指揮的請求，致使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和國防處分別接管了陸軍總參謀長和作戰處在芬蘭此部的任務，就狹義的作戰意義而言，這兩個職位都是陸軍理應和有條件擔負的，根本談不上別人接管。除作戰外，其他一切任務，如部隊徵召、補充、前送和補給象在挪威一樣，仍由陸軍總司令部負責。
人們若想尋求這一特殊的指揮上的調整所帶來的後果，也是無益的，而且得不出任何結果。然而可以肯定的是，這種解決問題的辦法無論如何不是好的，或者說不是最好的。還可以肯定的是，如果陸軍首腦是一個強大的人物，他會重新奪回對挪威陸軍部隊的指揮權，而不會走相反的路。
盟友
對俄國的進攻，由於巴爾幹戰局從5月中旬推遲到6月22日，因此，在進攻俄國前夕，與結盟和友好國家接觸，並與德同一起共同進行這場東方戰局，再次成了國防軍最高參謀部的特殊任務。然而，就是在這件事情上，參謀部的獨立自主性也同樣受到很大限制。
起初，希特勒挑選的對象只是一些能為德軍展開提供方便的俄國的近鄰，或者要與蘇俄清算舊帳的國家，如羅馬尼亞和芬蘭。排在第二線的國家也許還有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瑞典起碼也能為德國提供間接支援，即可借道瑞典向芬蘭輸送德國部隊，因此也旱被列為考慮之列了。希特勒指出，對主要盟國義大利，必須注意保守秘密，不能暴露自己的觀點。任與其他各盟國接觸的時機和方式上，要十分留心，因為一方面，東方戰局帶有突然性和先發制人的性質；另一方面，這是希特勒領導軍事聯盟所一貫採取的原則。
芬蘭儘管不是與德國結盟的國家，但兩國有「戰鬥情誼」的關係，是德國特別信賴的國家。6月初，兩國舉行了一次短暫的「總參謀部會商」。鑒於在芬蘭的特殊指揮關係，這次會商仟務主要由國防軍指揮參謀部承擔。在會上，約德爾將軍再次以轉移方向為開場白，大談其已經贏得戰爭，現在必須結束戰爭云云。接著，要德國陸軍總參謀部，與芬蘭代表就未來雙方在拉多加湖一線關係的問題進行了討論。希特勒親自同羅馬尼亞國家元著安東內斯庫元帥舉行了會談。對其他國家。國防軍指揮參謀部主要依靠向友好政府所在地派駐老資格的軍事武官，或按照在義大利的作法，派遣高級軍官，這種軍官後來通常被稱為「駐盟國國防軍大本營的德國將軍」。但是，這決不會自然形成喇：在山雙方或多方組成的固定的參謀部領導下的協同作戰的局面。
國防軍指揮參謀部與盟友談判的內容，一般只局限於國防軍統帥部指令里所提到的戰爭問題，即陸軍總參謀部由其展開計劃和作戰計劃派生出來的以及經希特勒同意的思想和建議。更大的戰略問題——雖然也屬國防軍指揮參謀部的任務範疇——如鑒於義大利的軟弱，考慮與日本達成一項日本在遠東進攻蘇俄的協議，就需要在1940年9月27日簽訂的德、意、日「三國條約」的基礎上進行。但是當時，雙方都尚未考慮這種可能性。日本外相在柏林進行長時間逗留後，1941年4月中旬回國時，途經莫斯科，與蘇俄簽訂了一項中立條約，日本以此向德表明自己的態度。德國方面沒有料到其盟國會走這一步棋。德國認為，日本是想通過此舉免去後顧之憂，以利放手打擊英國在遠東的地位。德國只能以符合其戰勝英國這個最終和最高目標而聊以自慰。因此，當德國的東方戰局揭開序幕時，得到日本的直接幫助微乎其微。直到1941年秋季，由於蘇俄的崩潰即在眼前兩國才恢復了過去的相互信賴的關係。當時，德國大個營的人們甚至針對日本的所謂倡議，趾高氣揚地說：「我們不需要梁上君子」！
我們暫且不管站在關鍵軍事職位上——不僅限於國防軍統帥部——的人，在關於未來對俄作戰的快速進程問題上與希特勒的觀點是否一致，這裡再一次說明，僅僅被視為希特勒軍事工作班子的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在作戰指揮的基本問題上，不可能提出與希特勒相悖的觀點。因此，統帥部包括海軍總司令部在那時期的全部言論，都是關於這些盟友支持德國即將到來的對英戰爭、以及必要時的對美戰爭。1941年3月5日國防軍統帥部的第24號指令，在海軍一份備忘錄和此後國防處研究結果的基礎上，將這些觀點總結為基本方針。它的最後一句話是：「關於巴巴羅薩行動不允許對日本有絲毫暗示。」
最後的指揮措施
國防處在約德爾的領導下，在對俄戰局的最後準備階段，除完成所受領的指揮領域的任務外，還負責匯總陸、海、空三軍每日上報的偵察情報，以及向陸軍總司令部傳達希特勒對展開和最初進攻目標的大大小小的反覆變動；在涉及國防軍統帥部芬蘭戰場」的問題上，則與挪成集團軍司令部聯繫，希特勒的一切言詞，都來源於他個人的孜孜不倦的腦力勞動，而且不但被他的親信——首先是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而且被有關的軍種總司令部作為命令，無條件地加以接受。最突出的事例是1941年7月14日在柏林總理府舉行的。一次「大型會商會」。在這次會上，希特勒打破一切慣例，向到會的集團軍群、集團軍、裝甲集群司令；海、空軍與此相當的將領；以及國防軍統帥部首腦及其最親密同僚了解關於任務和企圖的全部細節。出於偽裝的緣故，這一大批高級軍官在希特勒的副官的周密安排下，通過新、老總理府的各條人口，並按不同時間準時到會。報告按各條戰線，分組舉行。被點名的成員。按指定時間，到老總理府的議會大廳集合。在這裡他們受到了希特勒無拘束的歡迎。14時，會商結束。在共進午餐的宴度上，希特勒發表了一次「包羅萬象的政治講話」。講話中，他再一次說明進攻俄閨的理由，並反覆解釋說，俄國的覆滅將促使英國放棄戰爭。從外表上看在與會者中，信任的氣氛占絕對優勢。
「大事年表」對指揮參謀部的準備工作，起了巨大作用。鑒於作戰規模之大和範圍之廣，以及在東線、西線、北線所採取的措施的相互依賴性，「大事年表」按照料各軍種的願望，將大量的困難問題匯編起來。由於巴爾幹戰局，推遲了進攻時間，因此需在5月份擬制第二份「大事年表」。此外，還需要與卡納里斯情報局的有關部安排好邊界和消息封鎖問題，以保證突然襲擊的達成。但另一方面，要保證滿載貴重的戰時經濟物資的俄國列車源源不斷地運往德國，直至進攻發起前的最後幾分鐘。
國防處終於受領了一項特殊任務，即以外交部照會的形式、將俄軍在近幾個月內侵犯德國邊界和領空以及類似事件歸納整理出來。這種文件要根據其內容在國際法上的重要程度。按不同級別簽字上報。不太嚴重的事件由國防處長簽字，中等嚴重的事件由約德爾將軍簽字，重大、嚴重事件則由統帥部參謀長簽字。其目的是十分清楚的。正如6月19日，外交部駐統帥部聯絡官通知國防處長時說的：「對於國防軍統帥部..截止今晚前向元首所作的關於俄閏侵犯邊界的報告，元首昨晚已委託外交部長發出最後警告，意在表明德國對俄國軍隊展開所造成的威脅不能再繼續猶豫不決了。」
據回憶當時要求擬制的這一報告，基本是一份以事實為依據並有大量數據的文件。說到這裡，似乎通過前文講述的事實，已經揭示了「非正義戰爭」的實質。然而，「非正義戰爭」這個詞彙對於當時每個軍官來說都還前所未聞！後來，從邊境會戰中俘虜的大量蘇俄戰俘口中，以及從蘇俄在邊界附近新建大量機場一事中得知，俄國人在軍事上的充分準備，遠遠超出德的意料，然而，即使如此也無法改變德國戰爭的「非正義」性。最後，只能到它自己的所謂「國家至上」論中去尋找答案。
「罪惡的命令」
對於希特勒的、已為大家所熟知的「罪惡」命令，國防軍指揮參謀和國防處肯定有過密切接觸。詳細地描述一下事情經過，以及此項命令在德國大本營里的產生過程，比僅僅依靠紐倫堡判決所作的描述要重要得多，況且對於一個參與者的見證也是不應當忽視的。在我們一件一件地列舉一些文件和其他資料之前，首先回憶一下兩個情況：
1、居於國家最高位置上的獨裁者擁有無限的權力，受到了德國人民幾乎一致的擁戴他的「十字軍東征思想」，至少也不亞於他後來的幾個敵對國。在這種狀況下，任何公開的異議都行不通，只能暗地裡秘密地阻撓他的企圖的實現；
2、軍官們習慣干將服從、法制和榮譽，以普魯士德國國家歷史上的典範，作為他們的自然觀念，但由於他們在能力施展上所受到的局限以及現實與義務之間的矛盾，特別是看到希特勒政府犯下的種種罪行，促使他們在戰爭的生死存亡的關頭，毅然起來反抗。因為國家和政府元首所發出的命令，與他們軍人的倫理極不吻合。
除此而外，還有一個客觀情況尤其需要說明和加以考慮：在入侵俄國一事上，陸軍總司令比在其他任何場合都能夠更多地堅持履行所謂「執行權」；至少在「作戰地域」和所屬的「後方地域」。除了陸軍總司令和由他授權的陸軍高級指揮機構外，再沒有任何其他機構能脫離陸軍而獨自下達任務。但陸軍總司令卻在希特勒的壓力下，不得不與本不屬國防軍的「保安局」和警察特種部隊達成必要的協議，然而他卻沒有意識到特別行動隊」的本來任務是什麼。
人們可以今大的觀點，去看待1941年3月3日約德爾將軍對他交付給國防處擬制的「第21號指令（『巴巴羅薩，行動）在特別地區的方針」草案的批語。這份草案的前言部分稱，此草案已經約德爾親自加工修改，並已呈送元首過目」，接著他將希特勒對「最後文本」所提出的「方針」歸納如下：
「這場即將到來的戰局，不僅僅是一場武裝鬥爭；它還是兩種世界觀的搏鬥。在幅員遼闊的地域裡，只擊敗敵人的國防軍還不足以結束戰爭。必須解散整個地區的國家體制，建立它們自己的、可與我們進行和談的政府。
這些政府的組建需要極大的政治靈活性和制定審慎周到的原則。
每一次大規模的革命，都會造成不可磨滅的既成事實，社會主義思想，已無法從今天的俄國除掉。它能夠成為建立新的國家和政府的內政基礎。作為迄今的人民的「壓迫者」的猶太布爾什維克的知識分子，必須予以剷除，流亡國外的那些尚存的資產階級貴族知識分子，也同樣予以剷除。他們將被俄國人民所拋棄，他們終究是仇視德國的，這一點在某種程度上也適用於當初的波羅的海沿岸國家。
此外，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必須避免一個民族的俄國取代布爾什維克的俄國。因為，正如歷史所證明的那樣這樣的國家最終仍將成為仇視德國的國家。
我們的任務是儘快、以最低限度的軍事力量，重建一個依附於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機構。
該任務十分艱巨，僅靠陸軍無法完成。」
繼續寫道：「根據元首確定的方針，約德爾指令必須作如下修改：
1、陸軍需要一塊作戰地域。但其縱深，必須儘可能加以限制：在其後方不應設立軍事管制機構，而是向一些根據民族特點而劃分的較大地區派遣帝國全權代表，負責在那裡迅速建立新的國家政治機構。此外，應派遺「國防軍司令」作帝國全權代表的助手，僅處理與繼續作戰有關的純軍事問題，隸屬於陸軍總司令和國防軍統帥部。在這個班子裡，應設立能處理國防軍事務的各種組織機構，（如國防經濟、通訊諜報等）警察主力也將由帝國全權代表指揮。
2、邊界封鎖只能在作戰地區實施。除秘密野戰警察外，有無必要在這些地區設立黨衛隊領袖的機構，須由黨衛隊領袖酌定。有必要將一切布爾什維克頭目和政治委員除掉。對此類問題，軍事法庭不須審理，軍事法庭只負責審理部隊內部事宜。
3、草案的第3部分（對羅馬尼亞，斯洛伐克、匈牙利和芬蘭）的方針應採納這一指示，即陸軍總司令擁有在必要時對這些國家的問題，向統帥部提出建議的特殊權力，再由統帥部與外交部取得聯繫。陸軍可向駐這些國家的德國公使提出「直接請求」。
此後，「特別地區的方針」由國防處重新修改，1941年3月13日經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簽字，其全文如下。關於第21號指令（巴巴羅薩行動）中特別地區的方針1、作戰地區和執行權1）在東普魯士和總督轄區內，國防軍內部的、對作戰區域指揮權和補給規定，應最遲於作戰行動開始前一周年國防軍統帥部宣布生效。陸軍總司令部應在與空軍總司令取得一致意見後，及時提出建議。
宣布東普魯士和總98督轄區為陸軍作戰區域不是有意的。相反陸軍總司令有權根據1939年10月19日和21日未發布的元首敕令，對實施其軍事任務和保證部隊安全所有必要的措施作出規定陸軍總司令可授於其集團軍群司令和集團軍司令以同樣權利。陸軍總司令部的這種規定。優先於其他一切職責規定和地方當局的指示。2）一旦作戰進程允許，凡在作戰中占領的俄國地區，都要按照特別方針，將其國家機構解體，建立自己的政府。由此，特作如下規定：a）由於陸軍越過帝國和鄰國邊界向前推進而形成的陸軍作戰區域，要儘量限制其縱深。陸軍，總司令有權在這一地區行使權力，也可授權於集團軍群司令和集團軍司令。
b）在陸軍作戰區域裡，黨衛隊領袖為準備實行政治管理，受元首委託，接受由於兩種對立的政治體制的最後鬥爭而產生的特殊任務。在這些任務範圍內，黨衛隊領袖可自主行事，自己對自己負責。但陸軍總司令和受其委託的勤務機構所行使的執行權，不能因此受到觸動。黨衛隊領袖應注意，在執行任務時，不得干擾作戰。具體規定，陸軍總司令部可直接與黨衛隊領袖磋商作出。
c）一旦作戰區域達到足夠縱深，其後方區域將受到局限。在新占領區的作戰區域後方，要建立自己的政治管理機構。它的劃分，要依據民族條件，以及在北方（波羅地海沿岸）、中央（白俄羅斯）和南方（烏克蘭）的集團軍群的分界線而定。在這些地區里，由帝國全權代表實施政治管理，他們將從元首那裡接受實施方針。
3）在作戰區域後面的政治管理地區，將由國防軍的司令官們實施全部軍事任務，他們隸屬於國防軍統帥部參謀長。國防軍司令官是國防軍在有關地區的最高代表，行使軍事主權，他負有地方司令的
任務，行使集團軍司令或軍長的權限。他的主要任務是：a）與帝國全權代表緊密配合，支持他履行其政治任務。b）利用和保護該國的經濟財富為德國的經濟服務。c）按照陸軍總司令部的要求，利用該國條件，為部隊提供補給。
d）保障整個地區的軍事安全，尤其是要保障機場運輸公路和補給設施免遭暴亂、破壞分子和敵傘乓部隊的襲擊。e）整頓交通秩序。f）負責為在其管理區逗留的國防軍、警察、各種組織和戰俘安排住宿。對於地方機關，國防軍司令有權採取為完成軍事任務所必要的措施。在這一地區內，
任何人包括帝國全權代表都要服從於他所作出的決定。有關乓力分配的勤務條例、編成命令和指令，以後將加以區分。在不干擾作戰的情況下，一旦軍事態勢允許指揮關係的轉換，國防軍司令便可受命
行使指揮權。
4）對作戰區域和政治管理區域裡的經濟管理的統一領導，元首己委託帝國元帥擔負。帝國元帥將這一任務交付經濟、軍備局長完成。有關該方面的特別方針，將由國防軍統帥部經濟、軍備局頒發。
5）警察力量由帝國全權代表領導。在作戰區域內，若要求轉隸警察力量，陸軍總司令部應提前向統帥部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國防處提出請求。6）部隊對居民的態度和國防軍軍事法庭的任務將分別作出規定。並下達命令。Ⅱ、人員物貢和消息的交往7）作戰開始前，為控制與俄國的人員。物資和消息交往所採取的必要措施，已由統帥部國防軍指揮參謀部發布了特別方針。
8）隨著作戰的開始，陸軍總司令應對德、蘇邊界，以及爾後的作戰區域的後方邊界，實施封鎖，禁止任何非軍事人員，非軍事物資和消息的交往，黨衛隊領袖按照元首指示安排的警察組織除外。這些組織的食宿由陸軍總司令部總軍需長負責安排.他也可在黨衛隊領袖處設置聯絡官。
邊界封鎖也適用於帝國最高當局和黨的機關的領導人和特派員。國防軍統帥部指揮參謀部將對此向帝國最高當局和黨的機關作相應通告。邊境封鎖的例外情況。由陸軍總司令及其委託的機構決定。
除對黨衛隊領袖的警察組織所作的必要的特殊安排外，入境許可的審批權完全由陸軍總司令掌握。Ⅲ、對羅馬尼亞、斯洛伐克、匈牙利和芬蘭的方針9）與這些國家達成的必要協議，是根據國防軍三軍總司令部的動議，由統帥部和外交部一起經辦的。在作戰進程中表明，國防軍統帥部有必要提出特殊的權力。10）為直接保護部隊所採取的警方措施，可不依據授予的特殊權力而實施。其他規定待以後作出。11）對這些國家的下述領域的特殊規定以後作出：給養和飼料的籌措宿營地和器材、貨物的採購和寄發，貨幣的籌措和支付規定，薪金，索賠權。郵電業。交通業。審判權。
國防軍三軍和統帥部機關，關於在上述領域對這些國家政府的願望，應於1941年3月27日前報告國防軍統帥部指揮參謀部國防處。Ⅳ、對瑞典的方針政策12）由於瑞典只能作為開進經過區，因此德軍部隊司令在這一地區沒有特殊權限。
只有保障鐵路運輸免遭破環和攻擊的權力和義務。
國防軍統帥部參謀長（簽字）凱特爾
1941年3月13日
關於「特別任務」的規定[（I.2）b）]，僅從內容上就可以肯定地看出，希特勒在第三稿中，作了這樣的補充：他將任務委託給黨衛隊領袖，只有他能有權充任「德國警察頭目」，有權獨立自主行事。對於當時的情況知之甚少的人來說，似乎有必要指出下列幾點由此而帶來的結果：
1、按3月3日「方針」才需進行審查的問題，即黨衛隊領袖是否在陸軍作戰區域內活動的問題，在此期間已成為既成事實，而沒有就統帥部或陸軍總司令部進行合作作出任何決定。
2、「特別任務」的形式和範圍都沒有詳加闡述。只是就政治警察的使用，作了較多的解釋。這種方法所產生的結果是，處在前線的國防軍如同國內的國防軍一樣幾乎無所事事。另一方面，鑒於俄國境內的情況，增加警察力量以保障戰線背後的安全，也是必要的。
3、從該命令最後的簽發順序上，也不能說明黨衛隊領袖與陸軍總司令部的任務已作出了具體安排。而更多的是讓兩者就允許黨衛隊領袖的機關在陸軍作戰區域內自由活動，以及設立營地，進行補給等，達成必要的協議。
國防處對這一「方針」持批評態度。因為它極大地侵犯了陸軍總司令在作戰區域的主權，將給陸軍總司令部帶來新的困難。然而，出乎預料之外，人們很快接受了希特勒的安排。早在3月13日，總參謀長就記錄了「瓦格納與海德里希關幹警察問題的談話」，並於第二天，在統帥部指令的開頭，增加了「巴巴羅薩的特別安排」的話，卻沒有加任何注釋，幾天以後，在上文提到的那次形勢討論會結束時，希特勒對陸軍總司令及陸軍總參謀部軍官們就他對東線「後方地域」的意圖發表了一次粗狂的講話，面對陸軍將領們來說，卻加強了他們以一切可能限制黨衛隊領袖及其機關活動的意志。在作戰區域的特殊條件下，陸軍總司令部及其前線指揮官的這種可能性是大量的，比如封鎖公路或扣留燃料等權利。
在這種精神驅使下，一貫贊成陸軍總司令在作戰區域擁有絕對指揮權的瓦格納將軍，與海德希希進行了一次必要的談話。而海德里希肯定對此早有考慮，對「特別任務」的真正性質沒有透露半句。此後擬制的、經陸軍總司令部以及國防軍統帥部和指揮參謀部審閱的命令草稿，即不會讓人產生任何懷疑。也不會使人提出疑義。其全文如下：
秘密
1941年3月26日陸軍總司令部陸軍總參謀部軍需總監在部隊之外實施特別安全警務任務，需要在作戰區域內增設保安警察特遺隊。徵得保安警察和保安局局長的同意，在作戰區域裡，對保安警察和保安局的使用特作如下安排：1、任務a）在集團軍後方地域：
作戰開始前，確保固定目標（物資、檔案、德國或敵國組織、部隊、集團的卡片等，特別是重要人物：流亡政治領袖、破壞者、恐怖主義者等）的安全。在由於增派特遺隊可能使集團軍的作戰行動受到干擾的下屬區域內，集團軍司令可不予以增設。b）陸軍後方地區：研究和對付故國非軍隊實施的敵對行動，以及向陸軍後方地域司令通報一般政治形勢。1937年1月1日與帝國國防部諜報處共同擬制的「國家秘密警察和國防軍諜報機關之間的合作原則」的基本精神，也適合於與諜報軍官或諜報機關的合作。2、特遺隊與集團軍後方地域軍事指揮當局之間的合作。保安警察特遺隊在自己負責範圍內執行任務。在行軍、補給宿營等方面隸屬於集團軍，在懲戒法律方面由國家秘密警察和保安局長官處理，集團軍無需過問。在專業方面他們執行國家秘密警察和保安警察長官的指示。在某些活動受到集團軍規定的限制時，應服從集團軍安排。
為對這些特遣隊實施統一領導，應在每一集團軍地域內，委任一名國家秘密警察和保安警察長官的代理人。他有義務將國家秘密警察和保安警察特遺隊長官下達的指示及時通知集團軍司令。為避免干擾作戰正常進行。集團軍司令有權向代理人下達有關指示；這種指示壓倒一切指示。
代理人要經常與敵情軍官緊密配合。代理人可按指揮當局的要求，派一名聯絡官員與敵情軍官保持聯繫。敵情軍官需將特遣隊的任務同軍事諜報、戰地秘密警察的活動和作戰協調起來。
特遣隊有權莊其職責範圍內，對當地居民採取行政措施。在此方面，應與謀報機構實施最密切的合作。可能會對作戰發生影響的措施需經集團軍司令批准。3、保安警察的特別行動組和特別行動隊與陸軍後方地域司令之間的合作。4、特遣隊、特別行動隊、特別行動組和戰地秘密警察的權限。在部隊內部的政治謀報任務和直接保護部隊的任務，是唯一由戰地秘密警察擔負的任務。全部此類事務，特遣隊、立即交給戰地秘密警察處理，反之，一切屬特遣隊任務範圍的事情，戰地秘密警察要毫不遲疑地交給特遣隊、特別行動組和特別行動隊處理。此外，1937年1月1日的協議有效。
代理人簽字
不久，「保安警察特別行動組」在這個協議的俺護下，在東方戰局開始不久，便按照希特勒向希姆萊下達的秘密指令，在東線後方地域有計劃地大批屠殺猶太人。對這一點。參加會商和擬制命令的軍官中，恐怕沒有一個人會預料到。
早在1941年3月30日舉行的約200—250名高級軍官——主要是三軍即將擔任東方戰局的高級指揮官及其最親密的同僚一一參加的會議上，希特勒在民達兩個半小時的講話中，就公開提出了違法的要求。按希特勒的本意，同1939年8月22日波蘭戰局和11月23日西方戰局前夕的「動員」一樣，即向高級將領及其高級參謀助手們，就即將來臨的東方戰局，灌輸他的觀點，要求全體與會者，應將東方戰局作為「兩種世界觀的鬥爭」。由於無法改變的「世界觀」上的巨大差別，他的講話慷慨激昂，言詞尖刻，全場鴉雀無聲氣氛十分緊張。只有兩次起立打破了場上的寂靜——一次是當希特勒從後門走上講台時，一次是當他離開會場時。
在這次講話中，希特勒還宣布了「政治委員命令」，頒布了在「巴已羅薩」地區實施審判權的法令，簡稱為「巴巴羅薩命令」。希特勒在講話的一開始就提出一條方針：蘇俄的政治委員和幹部，不管是部隊的還是地方的，一律是罪犯。因此，既不能把他們當成不人看待，也不能當成戰犯處理。如果他們被俘，應將他們轉交保安局的特別行動組處理；如果條件不容許，當地部隊可將其就地處決，對另一道命令，希特勒早在3月3日所提出的要求叫就作了解釋。他要求軍事法庭對待部隊要採取雙重原則，德國士兵有侵犯「敵國居民」行為時，不應嚴格按軍事懲處法和紀律條令處理；相反「敵國居民任何侵犯國防軍的行為」都要以最嚴厲手段，其中包括立即處決來加以懲處，而不受軍事法庭的起訴。希特勒的這些指令，基本上就是他對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判決，他把布爾什維克主義與「社會犯罪」等同，特別指出了紅軍在進犯波蘭、巴爾幹國家、芬蘭和羅馬尼亞時，政治委員和幹部所犯下的殘無人道的暴行。在這一基礎上，他反覆強調，試圖讓他的聽眾相信，對俄作戰絕不能以軍人的俠義精神進行，軍人情誼的「過時觀念」已不適用；這是一種特殊戰鬥，不僅要打垮紅軍，而且要把共產主義永遠從地球上根除。
據後來傳說，當希特勒離開會場後，他的講話引起了某些與會者的抗議和強烈反響。然而，據我的觀察或當時的史料記載都沒有提供這方面的證據，譬如，陸軍總參謀長詳細記錄了會議的過程，但對希特勒的最後幾句話他只記道：「將領們必須有自我犧牲精神，要消除他們的疑慮」在這兩句話的旁邊還注有「陸軍總司令命令」的字樣。緊接著上面的話記有「上午：共進早餐——，下午：在元首處會商」從下面的記錄可以知道，這兩次活動是在陸軍集團軍群司令和個別下一級將領的小範圍內舉行的，只聽說他們中間有一個名叫古德里安的由於哈爾德對爾後的會商，只用了一句話即「沒有新東西」來表示，因此可以斷定，與會者中沒有一個人利用這一機會，再一次討論希特勒在上午的講話中提出的要求。陸軍高級軍官們的這種保留態度，也許決定了陸軍的大多數人不會照希特勒的每一句話去辦；另一些人可能會低估他的企圖的全部意義；也許還有一些人認為最好不要立即加深對問題的認識，可以先看上司的反應如何再說。
國防軍統帥部參謀長凱特爾元帥在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上，簡明扼要地解釋說：「在這次會商之後，沒有發生什麼情況。」也許他應當這樣說：他對人們對希特勒計劃的反應和異議一無所知。凱特爾的話也可以這樣理解，即他身為統帥部參謀長，沒有參與將希特勒的要求變成命令、從而將其賦予一種固定形式的活動。然而，這一解釋並不符合國防軍統帥部參謀長在戰爭時期和戰後的表現。在巴爾幹戰局，在奪取克里特島行動中，在赫斯出走以及「伸斯麥」號戰列艦沉沒，那些多事之秋，不管是凱特爾還是約德爾，都一反常態，對希特勒百依百碩，盡阿諛之能事。
在沉默了整整5個多星期之後，陸軍總司令部終於5月6日呈遞了一份文件，推動了事態的發展。這份題為「陸軍總司令派出的特別用途的將軍」的文件是一份命令草稿，由陸軍總司令簽字，「報統帥部參謀長，國防處長瓦利蒙特將軍親啟」。這份命令草稿是作為「關於處理國家政治權力代表，以及為統一實施1941年3月31日下達的任務的方針」。在「集團軍地域」一段里寫道：
國家政治權力代表和領導（政治委員）是..部隊安全和被占領國安定的極大危險..
他們一旦被部隊抓俘，可由他處轉交部隊，都要將其送交一名具有懲戒權的軍官。該軍官需與另外兩名軍人（軍官或士官）確認，被俘者或移交者是不是國家政治權力代表或領導（政治委員）。其政治身份一經證實，槍決並立即執行。
部隊的政治領導（政治委員）屬於政治幹部。及時發現他們並把他們剔除、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因為他們可能作為戰俘，繼續在後方從事鼓動宣傳。儘可能先將他們押在俘虜集合處，最後在臨時戰俘營將他們幹掉。行政管理機構和黨內的政治委員，以及其他政治人物也在此列，因為他們可使部隊凝聚到一起。經濟和技術企業的政治領導，如果他們採取對抗德國國防軍的行動，也頃予以逮習捕。
應禁止將被逮捕的國家政治權力代表和政治委員遣送後方的作法..」
陸軍總參謀長哈爾德的日記清楚的說明，儘管這位運用於特別領域的將軍不隸屬於他，而是隸屬於陸軍總司令，但由於這份命令革稿的特殊意義，他也不在其外。在5月6日的有關記載中有這樣幾句話：
「特別用途將軍米勒及其最高軍事法庭委員會：a）要以元首最近時將軍們的講話精神命令部隊在東方戰局中，部隊必須在這場世界觀的鬥爭中，英勇奮戰。b）審判權問題..」
收到陸軍總司令這份文件的瓦利蒙特感到意外和為難。因為，到迄今為止，陸軍總司令只是用書面形式，將早已忘懷的希特勒口頭提出的方針，在少數高級軍官的小範圍內傳閱。與此同時，他們通過具體的「實施規定」，對部隊下達了命令。瓦利蒙特以直接了當的、但又謹慎小心的措詞、在陸軍總司令部污信的原件上寫道：
有無必要發布這種形式的法令，育待考慮。是否將其自己的安排..向統帥部參謀長提交報告？
國防處有關工作組（軍需組），以這一批語作為自己考慮方案的基礎，進行工作。與此同時，國防處長瓦利蒙特打破「業務程序」擅自將陸軍總司令部的命令蘆案、與希特勒口頭提出的方針進行比較，並註上相應批語，轉呈收件人（凱特爾）。瓦利蒙特未將收到陸軍總司令部的命令草案一事通告其上司，並利用這段時間。與軍需紐一起尋求解決問題的辦法、禁止這種命令的下發，基於這種企圖，當時採取了以下步驟：
1、將陸軍總司令部的命令草案送交國防軍司法處進一步處理。司法處參與了該命令草案的起革，但司法部門提出的法律上的論據比自己的見解，更能使統帥部參謀長信服。結果：電話通知司法處長勒曼博士，凱特爾禁止使用這個材料，並於5月9日將陸軍總司令部的草案退還國防處。2、國防處長與陸軍總軍需長瓦格納將軍——他前不久曾受陸軍總司令的委託與海德里希進行過磋商——進行秘密會商，看是否有可能讓陸軍總司令部收回命令草案。
結果：遭到瓦格納的堅決回絕。其理由是，正是由於與海德里希談話後，才感到有絕對必要向希特勒呈送這樣一份命令草案。如果不這樣作，希特勒就會向前線派遣「保安警察」，並藉此力量貫徹他的意志。瓦格納補充說，為避免出現騷亂和不法行為，陸軍總司令部已起草了一份「維護紀律的命令」準備下發到陸軍最基層的分隊。面對這種情況，瓦格納只得向國防處長緊急建議，「不要再插手此事」
3、對當時已被國防處所知曉的「帝國領導人」羅森貝格向希特勒呈遞的「第3號備忘錄」進行分析利用。羅森貝格作為即將走馬上任的「東方部長」，在備忘錄里指出，在占領區年，地方政治委員和幹部在進行行政管理建設中是不可少的。只有「較高和最高級」的幹部，才應根據希特勒的命令將其除掉。
儘管統帥部和國防處沒有參加與東方的行政管理建設，但當瓦利蒙特從瓦格納那裡得到對陸軍前線地區令人放心的擔保之後，認為，發展羅森貝格的想法是反對國防軍迫害非軍事政治委員和幹部的極好手段。經過一周之久的調查和多方權衡，認為反對實施政治委員命令已有
足夠保證之後，國防處長遂於5月12日，提出了一份「報告摘記」。摘記開頭寫道：「Ⅰ、陸軍總司令部對方針呈報了一份草案..並將其作為附件附上。」在簡述了陸軍總司令部草案的主要內容之後，國防處將自己的意見陳述如下：
Ⅱ、帝國領導人羅森貝格的第3號備忘錄認為，只有較高和最高級幹部才應除掉。因為，國家，地區的和經濟幹部在被占領區的行政管理上，是必不可少的Ⅲ、因此，應要求元首作出抉擇，其原則應具有權威性。
對第Ⅱ點國防處建議如下：1、對於對抗國防軍的幹部..可作為游擊隊員加以處決。2、對於沒有敵對行動的幹部，可暫不觸動..只有當向該國深遠縱深突擊時，才有可能決定，能否將尚存的幹部留在原地，還是應移交給特別行動隊，否則無法進行移交。3、軍隊幹部應根據陸軍總司令部的建議處理。這些幹部不作俘虜對待，最後在臨時戰俘營處決，絕不能向後方遣送。」
國防處長瓦利蒙特未將提案呈送陸軍總司令草案的收件人凱特爾，而是送交約德爾。他認為，約德爾會對此給以更多的理解和支持。這一判斷是正確的。他訂先指出，「報告摘記」不是什麼命令草案，只是對事實情況一種簡短概述，對上司的意見儘可能地影響。另外，在這裡還要指出，在那種條件下，進行公開對抗.除了只能成為殉葬品之外，不會有任何收穫。因此，對希特勒這樣的命令只能從內容和措詞上極力進行破壞。此時此刻，國防處長瓦利蒙特象前線的指揮官一樣，除了時不時地上報一批處一決政治委員的數字外，別無他法。其實，他們既沒有統計，也沒有進行篩選，更談不到處決。軍官們這樣做，並不是為了「顧全臉面」，而是出之於法律和人道的良心。國防處長將報告記錄呈報給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之後，便暫時脫離了此事。據我回憶，約德爾親筆在提案上寫的批語，直到戰後在紐倫堡法庭上才為人們所知，這些批語是：「必須再次向元首報告（5月13日）」，以及「我們必須顧及到對德國飛行員的報復行動，最好將整個行動作為報復來安排」（註：在審判中，約德爾大將交待：「我是想..利用這些批註，向凱特爾元帥指出一條或許能迴避..這..命令..的途徑..，我認為，必須看一看實際中，政治委員是不是象元首所事先估計的那樣；如果確實如此，就可以進行鎮壓。」據作者回憶所及，這份報告記錄直到戰後才在組倫堡法庭上公諸於世，但在總理府或山間別墅的談話，時至今日還未為人們所知曉。
國防處長「舊業重操」，再次處理這項工作是5月底開始的。當時他在巴黎參加了長時間的談判後返回在薩爾茨堡火車站「阿特拉斯」號特別列車的辦公桌上，看到了由希特勒通過的「政治委員命令」的最後稿本。他首先發現，他模仿羅森貝格的口吻提出的建議，全部取代了陸軍總司令部擬制的命令草案中的相應條款，幾乎連措詞都被採納了。瓦利蒙特在欣慰之餘，還感到興奮的是，命令沒有希特勒的簽字，也沒有提出向希特勒或國防軍統帥部呈遞「實施報告」的要求。於是，國防處長決定自己簽署一份說明，連同「政治委員命令」一起下發陸軍和空軍總司令部。此外他還曾加了一句話：書面命令僅「發至集團軍司令、航空隊隊長以上」。他認為，一切與他具有同樣思想的人，都會借用他的這些說明和補充，正面迴避希特勒的命令。在這件事的前後，國防處長都沒有向他的上司——凱特爾和約德爾——透露過一個字。
這就是「政治委員命令」出籠的全部的未加任何粉飾的歷史。在給「政治委員命令」降調的工作中，當時的國防處長瓦利蒙特少將以及他的軍官們作出了重大貢獻在希特勒爾後發布歷次命令時，情況都大致類似。希特勒在制定其東方戰爭的司法權的方針時，國防處及柏林國防軍大本營的其他單位不僅沒有參與，約德爾也只是偶爾與凱特爾的談話中，施加一點個人影響，甚至連希特勒的軍事工作班子也不清楚這種事情的全過程，或者在希特勒簽字時，才了解一二。
後來的發展結果是，「政治委員命令」只局限在內部小範圍內而且據作者所知，後來只有兩次涉及到該命令的事。1941年9月26日，東方戰局大約已進行了3個月，約德爾收到一份陸軍總司令部9月23日簽署、由米勒將軍簽字的函件。函件稱，前線的經驗表明「應重新考慮迄今的對處理政治委員的方法」約德爾在函件上批道：「對迄今所下達的關於處置政治委員的命令元首拒絕作任何修改」並將函件退回。後來，在1942年5月6日，即陸軍總司令部第一份命令草案擬制一周年的日子裡，國防軍統帥部戰爭史處的勤務日記里有這樣一段話：「為促使被圍俄軍的倒戈和投降，無道命令，凡投誠的俄軍指揮員、政治委員、黨代表，可首先保全他們的生命。」
由於希特勒作了這樣的解釋，「政治委員命令」從形式上也等於被廢棄了。在東方戰局開始後的數周里，「政治委員命令」只是在部分地區得到貫徹，儘管大本營對此沒有作過任何報道。但到了1941年12月初，嚴重的冬季危機開始之時，命令已失去了任何實際意義。
但是，也沒有充足的證據說明，在對俄戰局初期，「政治委員命令」到底在德國國防軍戰鬥區域和占領區多小的範圍內得到了貫徹。而事實是在1941年盛夏，在戰俘營里卻關押著無數各級政治委員。國防處長對此自然一無所知，而希特勒卻有耳聞，並為此專門下達了「處置蘇俄戰俘的命令」』。
根據這一切跡象表明，這道新命令的主要目的是，在前線地區「篩選」俘虜營里的政治委員和幹部，以此作為彌補措施，戰後，有些人將這個新命令看作「政治委員命令」的組成部分，這是不正確的。新命令的發起人和撰寫者是希特勒本人，以及命令的接受者、不幸的凱特爾。不同的受命者會產生完全不同的結果。命令的接受者一個是前線指揮部，另一個是國防軍戰俘機關。新的命令對劊子手希姆萊來說，是大開殺戒的上方寶劍；而對前線指揮部來說則完全是另一種事。他們知道，非法處置戰俘營里政治委員的消息，很快就會被敵方知道。它只能迫使俄軍政治委員們及其部隊戰鬥到最後一顆子彈。因此，到1942年6月對戰俘營所下達的命令、儘管未被廢棄，也基本未加貫徹。
在結束這一充滿憂鬱回憶的一章時，還要說：人們經常從軍方聽到這樣一種說法，即在北非或義大利，德國陸軍在進行「正派的戰鬥」。其言外之意不僅是對東方陸軍的否定，同時也是對陸軍絕大多數的毫無道現的貶低。暫且不說東線和南線的大量部隊進行過換防，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德國軍人，儘管承受了聞所未聞的負擔——來自己方「高級領導機構」的和敵方的——但是他們仍然懂得維護其傳統作風。
2、從戰局開始到冬季危機
新的戰地大本營
與1940年西線不同，在希特勒命令大本營自東普魯士遷移之前，他為能獲悉德國陸軍6月22日清晨越過蘇俄邊界後的結果，一直等了大約36個小時。直到第二天中午，當蘇俄宣布當天為第一個動員日時，德國領率機構才分別乘飛機和特別列車踏上東進的道路。其中，國防處原班人馬乾14時45份由柏林格呂內瓦爾德出發，於翌日早晨3時45分到達距拉斯膝堡城東數公里的目的地「格爾利茨林場」。
參謀部新的第Ⅱ號宿營地設在距一條火車支線車站僅幾百公尺的地方。營地後面高架著鐵絲網，但從大街向後瞭望，什麼也看不見。宿營地內還有一家簡陋的森林客店，是拉斯滕堡居民的短途旅行的歇腳處。在這個客店周圍建造了幾所木製簡陋房屋。大部分工作室就設在這些房屋內。這些房屋的規格、窗戶的數量以及內部設施，都是以柏林的各個部為標準建造的。更使人吃驚的是有一半隱蔽在地下的設施，它象一列長長的臥車室，一個門挨著一個門，這裡是軍官們的工作室和臥室，甚至國防處長在這裡有兩間臥室，水泥牆壁上鑲著淡雅的木板，洗漱室和浴室鋪設著瓷磚，有制式衣櫥，取暖設備、電氣裝置等等，應有盡有，這一切與「戰地」大本營幾乎有些不相稱。幾天之後，國防處長第個脫離這坐地下墓穴，搬到車站附近的列車上，後又遷移到老式客店裡。不久，國防處的其他成員也搬到工棚里。
在第Ⅱ號宿營地里，除了參謀部的戰地隊外，還有陸軍的所謂「元首衛隊營」，負責警戒，衛隊營指揮宮還兼營地衛戍官。人們相互間很少見面，也不了解，但生活在大本營區域裡，總還是生活在自己人中間，無需絲毫戒備。
在大街的另一邊，向東不到1公里處，是大本營第1號宿營地。在這裡住著希特勒和他的「國家、黨和國防軍」的來信。軍隊方面，除希特勒的副官外，只有凱特爾、約德爾，以及新增加的「編史官」、總參謀部中校舍爾夫。在這裡，也有幾所木製房間作為會議室和「飯廳」。而作為臥室和工作室的都是由鋼筋混凝土構築的掩體，每個掩體都有兩個和更多的小房間。在最北角，是希特勒的掩體，因為希特勒怕見陽光，窗戶依舊朝北。這個被希特勒稱之為「狼穴」的地方，時至今日仍被波蘭列為名勝古蹟，供遊人參觀。
陸軍總司令部設在安格爾堡周圍的森林裡，乘車1個小時可到達大本營。空軍總司令戈林和他的司令部也住在大本營附近。然而，國防處長在3年多的時間裡，沒有一次去過空軍總司令部的駐地；與此同時，他卻與陸軍總司令部——在勤務之內和勤務之外問題上——保持著密切聯繫。在這裡，作者還想起另外一件事，很能說明兩者的差別：當陸軍總司令部首腦前往「狼穴」時，只乘坐一輛舊式灰色小型列車，這種車輛只適合在「郊區路軌」上行駛；而戈林前往大本營時，最低要乘坐由3.4節大型現代化車廂組成的豪華列車，行駛在僅100多米的單線鐵軌上，車上設備舒適華麗，配有身著白色服裝的服務人員。海軍總司令留在柏林，在頭幾個月里，僅派一名海軍上將作為其常駐代表，住在1號宿營地里。雖然「狼穴」設在前線附近，可是處在這窮鄉僻壤中，卻幾乎沒有當初西線大規模軍事行動中所應有的感覺。甚至在第一次乘車「向前」開進時，在遼闊的區域裡，也常見到一些散兵游勇。但不久，國防處長便無法前進，只得換乘一架旅行飛機，以便在僅有的數小時內，到達指定地點，與部隊取得聯繫。裝甲部隊和摩托化部隊的先頭部隊，越是快速向東方推進，拉斯滕堡的森林裡越是顯得寂寞。由於離前線需要幾天幾夜的時間，而且中間無處休息，所以飛往前線的可能性已變得絕無僅有，何況約德爾也自然不會批准。為能擺脫鋼筋混凝土和簡易住房的窒息空氣，作者曾好幾次與當時的參謀部副官、有名的賽馬能手莫姆上校，在晨霧朦朧的黎明，騎馬馳騁在原野上，以享受幾分近似戰爭的氣味。有時，也利用下午的時間，漫步在東普魯士的田野上和森林中，得以休養生息。
在大本營駐地的最初幾個月里，每大的上作都是在這種消遣之中完成的。按常規，國防處戰地隊的大部分工作都是每大早、晚各收集一次陸，海、空三軍由發自東線、西線、北非、巴爾下和地中海其他地區，以及「國防軍統帥部戰場」的詳盡報告，經過整理，由繪圖員將新情況標在「態勢圖」上，通過信使轉呈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以外，要舉行形勢討論會，有時傍晚在大本營I號宿營地舉行。除了約德爾照例參加外，還增加了國防軍指揮參謀部的一名軍官。國防處長的另一項例行任務是，每天晚上聽取戰時日誌記錄員對當天最重要事件的報告，還常常就有關企圖和展望坦率地交換意見。
國防處陸軍組經國防處長贊成，在每日早晨的報告裡，附加了一份對形勢所謂「短評」這是當時國防處的創新。這種短評有雙重目的。第一，想在每日中午約德爾和希特勒舉行形勢討論會之前，將陸軍的觀點和企圖向約德爾作進一步解釋；第二，想最終在自己的國防處里與約德爾達成一種類似於參謀部那樣的合作關係。然而，這一嘗試由於兩個原因而失利。幾周後，約德爾對瓦利蒙特說，他可以不要對形勢的判斷，但是他最關心的是，「態勢圖」不要出現任何差錯。這種不亞干侮辱的謙虛再次揭示了僅以希特勒和約德爾為代表的「最高指揮」，在廣闊的東方的戰場上的權欲。結果，在參謀部內國防處長常常接連幾天沒有機會向約德爾作口頭匯報，連他的面都見不到，更談不到與他有勤務之外的聚會。長時間以來，第Ⅱ號宿營地對他來說，完全是一個陌生的、幾乎從未涉足的「禁獵區」。
國防處份外的、主要由留守柏林的工作組所擔負的工作，諸如組織、國防軍後備人員問題、裝備問題、與政府最高當局的協作問題等，隨著戰爭規模的擴大與日俱增。每天中午有一架飛機，每天夜裡有一列快車來往於拉斯膝堡和帝國首都之間，負責函件的傳遞。國防軍統帥部主要局、處——如負責諜報、裝備、宣傳的局處——的聯絡官們，也利用同樣途徑，與國內機構保持聯繫。當這些局長、處長們沒有機會親臨「狼穴」時，常派代表到國防處，以便使其行動能同最高統帥的觀點相吻合。由於約德爾對此類事情不感任問興趣，因此這一長時間發展而成的特殊勤務，則由國防處直接轉交給統帥部參謀長承擔。除了這些日常事務外，其他一切事情，均由希特勒親自過問和作出決斷。
國防處除擔負每天與各軍事指揮部門進行情報聯絡等繁重任務外，還要滿足與大本營有聯繫的黨、政當局和斬間部門的需要。這再次使當時的目擊者產生這樣一個問題：德國最高指揮機構的戰地大本營能否避免產生如此多的弊端？據當時觀察，柏林和拉斯膝堡之間的來往信使絡繹不絕，愈來愈多的軍官、黨政人員來往奔波，使大本營的職能，隨著俄國戰局的延續，日益偏離其正軌，對這個問題唯一能作出回答的是這樣一個事實：當主要戰線激戰正酣、德國許多城市陷入空襲的火海之中時，希特勒卻置身於東普魯士這個風平浪靜的避風港內。
回過頭來看，幾乎可以肯定他說，「戰地大本營」在這種狀況下，不僅已失去它個身的意義，而且還會起到有害的、延長戰爭進程的作用。一心想把德國政治、軍事永遠握在自己手中，並已占領歐洲大部分領十的希特勒，本應最遲在1941年12月冬季危機到來之前，效仿其他參戰國，將其大本營安置在首都或芮都近郊，按理說，希特勒應將每一個師的兵力都投入東方前線，以扭轉整個形勢。如果他和他的高參們能及時認識到這一點，還為時不晚。然而，希特勒卻在3年的時間裡不斷建造他的「狼穴」，延伸鐵絲網，加寬布雷區，一個個鋼筋混凝土的建築象舊式的戰列巡洋艦一樣矗立在地面，使整個地區成了一個「要塞」。在此期間，希特勒或長或短短留的「山間別墅」，再次進行擴建，延長了地下通道，擴展了地下房間。在烏克蘭的文尼察、在法國的蘇瓦松，在勞海姆一吉森地域的齊根貝格莊園周圍，以及在布雷斯勞，希特勒都花費巨大人力、物力，建造了規模宏大、設備齊全的大本營。除文尼察一處外，其他地區的大本營只使用了極短時間，有的甚至根本沒有啟用。1945年1月，希特勒終於將柏林作為他的固定辦公處，然而實施真正的、理智的指揮的可能性。早已不復存在了。
局勢變化時期的領率機構
自從希特勒宣布利用「征服」蘇俄這種迂迴手段迫使英國媾和的設想之後，德國大本營在東普魯士開設已1年之久。希特勒在1940年7月還得出這樣的結論：「如果英國寄予俄國的希望破滅，美國也將失去作用。」出自這一考慮制定了「巴巴羅薩的準備工作」文件，並成了德國領率機構1941年夏
季全部政治和戰略工作內容。德國大本營及其軍事班子所擔負這些內容豐富、包羅萬象的任務，也只能逐個去完成。東方戰局每大的進程成了希特勒以及他的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良的頭等大事。然而，希特勒和約德爾並不滿足於以戰略指導思想監督戰事的進程以及必要時以新的方針施加影響，而是在東方戰局僅開始數周，就習慣地涉足於陸軍的職責範圍。史有甚者，不久，他還提出了在俄國實施「寸上必爭」的戰略思想，把大本營的指揮活動帶人罪惡的深淵。
走入這一歧途的最重要原因，在對俄戰局中暴露得比以前更加明顯，這就是希特勒的滿腹狐疑，對權威的無限欲望，缺乏後大的統帥氣質，特別是他不具備將他內政治、經濟、權威混合而成的思想願望服從於軍事基礎理論的能力。住在I號宿營地里的他的親信們，以及對他的行動的正確和預見性的信賴，更使他變本加厲地以裝腔作勢的軍事行家的姿態專橫跋扈，獨斷令行。因為在挪威和芬蘭北部的指揮中，是在沒有陸軍總司令部的情況下，完全按他個人的意願，由他一手實施的。在「國防軍統帥部的戰場」上，國防軍指揮參謀部的任務愈來愈繁重，但由於其體制的原因，單靠它自己已無力承擔，而且日益脫離其國防軍主管機構的職能。本應由陸軍總司令部解決的問題，卻堆積如山地擺在一無所知的國防軍指揮參謀部面前。既使這些干擾也未能阻止希特勒繼續走他自己的路。
——第一階段
1941年德國東方戰局的第一階段、可以算到7月上旬為止，約二三周的時間。在這個階段，國防軍統帥部和陸軍總司令部這兩大指揮機構，很少有過協調一致的時候。在邊界地區取得的巨大勝利，以及迅速奪占大片領土——至少在中部和北部——甚至使那些頑固的懷疑者，產生了與陸軍總參謀長相同的思想和希望。哈爾德在1941年7月3日日記里寫道：
「綜觀全局，現在可以說擊潰道格瓦河和第聶伯河前方俄軍主力的任務已經完成，我認為一個被俘的俄國軍長的供詞是正確的。他說，我們在道格瓦河，第聶伯河以東僅投入部分乓力，僅以乓力而論我們無力阻止德國的進攻。不需要多說，我認為，對俄找局在14天內便可贏得，當然還不會結束。占領遼闊的地域，以及對付敵人利用各種手段進行的頑抗還要占用我們許多周的時間。
回過頭來看，陸軍總參謀長哈爾德的這則日記，或許會引起人們的驚愕。1941年6月25日，溫斯頓·丘吉爾在下院的秘密會議上也發表了同樣觀點的講話：「僅僅數月之內，或許更早一些，我們就會看到這場可怕的入侵結束，到時候全世界都會看到這一點。」這就是說，英國政府首腦不僅認為德國在東方的武裝力量會迅速取勝，而且同希特勒一樣，認為，德國對俄國的進攻是為了給英國「致命一刀」而採取的間接措施。
1941年7月4日希特勒甚至對他的親信說：「實際上，俄國人已失卻了這場戰爭。」接著，他自詡道：一開始我們就擊毀了俄國的坦克和飛機。他們無法得到補充」。在希特勒與陸軍總司令部在對形勢判斷上取得基本一致的情況下，希特勒在最初的幾周里，只是將其對東線的指揮放在陸軍總司令部急迫的提出迅速、全面達成兒個大規模「合圍」的要求之上，但不久，他又完全象在西線一樣，對先頭裝甲部隊的翼側表示起「擔心」。同時，他對空軍的行動也採取了同樣抑制的態度。而此時正是空軍完成了襲擊俄國機場和縱深的其他口標的「戰役」任務之後，已與陸軍總司令部和集團軍群司令部協商一致，準備在「戰術」任務方面大顯身手之時。
在這種情況下，國防軍最高指揮機構及其參謀部對迅速、順利進展的東方戰局，幾乎已沒有實施指揮的餘地；而希特勒卻象在西線一樣，準備將匆忙得出的一些結論付諸於行動。在他與陸軍總司令談話之後，便於7月上旬，向國防軍統帥部參謀長下達了關於未來「人員和裝備」、特別是陸軍「坦克計劃」的詳細方針。簡而言之，他在此後下達的兩個命令中要求，除裝甲師外，陸軍要從數量上作「重大」減員。裝甲師和摩托化師，要在1942年5月1日之前，分別增加到36個和18個，這兩種師都包括黨衛隊部隊；海軍只需抓裝備措施，以便能「直接對英作戰，進而對付美國」；而空軍卻要「大力加強」。
希特勒對俄國戰局進程的堅定信念，也同樣在補充命令中表現出來。其基本觀點是，東線必須繼續保證充裕的裝甲兵力，除留駐在本上的2個裝甲師外，每一輛坦克的補給都要經希特勒的批准；
「正在立即開始的」陸軍新型武器、彈藥、裝備的生產，應與未來人員的削減相適應；此外，工業的任務也應減少，但這不包括坦克和反坦克武器，以及為。個裝甲師生產的裝備：
在陸軍需要削減的同時，必須按照空軍（炸彈和高炮）的需要安排「火藥和炸藥生產計劃」。
不久即將證明，這些命令從戰略角度看，已遠遠超出了事情的現狀，另一方面，它也嚴重地妨礙了東方戰局的進程。
——第二階段
正當國防處與陸、海、空三軍總司令部的有關部門就希特勒關於在繼續對英作戰中的裝備方針，進行口頭和書面意見交流，以決定最後落實方式時，在1號宿營地的每日形勢討論會上，已經就東方戰局的第二階段展開議論。每次會上的主要發言者是希特勒和約德爾，討論的中心問題是去年12月份沒有從根本上得到解決的問題，即是按希特勒一直所希望的，「快速部隊大部轉向北進」，首先占領列寧格勒和喀琅施塔得，掃清波羅的沿海岸國家的障礙；還是按照陸軍的計劃，集中國防軍的全部兵力奪取俄國抵抗力量中心——莫斯科。正如「巴巴羅薩」指令所指出的那樣「兩個目標同時奪取」的可能性「只有當俄國..抵抗迅速崩潰.時」才可考慮；會上儘管對形勢作了過高估計，但同時奪取兩個目標的問題再未提起。相反，卻提出了一種過去曾在小範圍內討論過的選擇方案，即推進位於普里皮亞特沼澤南部地區已遠遠落後的戰線，同時中部兵力轉爾南下。
在這種情況下，約德爾將軍既另出一謀，也不考慮利用他的參謀部，儘管他早在7月4日就認為，當前的「決定..也許是這次戰爭小的最重大的決策..」。當他了解到陸軍總司令部完全持另一種意見時，這次他不想再承擔希特勒唯一高參的責任，因此，他一反常態，力求與陸軍總司令部取得及時和廣泛的聯繫。在7月5日的一篇有關評論中談到，「必須定下下一步作戰。特別是裝甲部隊作戰的決心的時刻已經到來。由於此決心對戰爭至關重要，也許是這次戰爭中唯一重大決心。因此，約德爾將軍認為，陸軍總司令在決定下一步任務之前，有必要與元首商談一下他的方案和觀點。」
在這段時間裡，陸軍似乎沒有找到機會，接受象1940年12月所希望的通過事態發展而自己得到解決的問題。當陸軍總參謀長哈爾德於1941年7月30日向希特勒祝賀誕辰之後說，「由於得到中央集團軍群裝甲部隊的加強，在步兵主力在斯摩棱斯克地區集結，裝備向莫斯科發起決定性進攻之前，『北方』之敵可能就全部被清除」。7月8日，到希特勒那裡參加一次報告會之後，陸軍總參謀長哈爾德也曾考慮過部隊暫時轉向南方。幾天後，他時陸軍總司令解釋說：「我對中央集團軍群的兩個裝中集群急速向北推進的想法並不熱心。我主張，霍特——第3裝甲集群——的大部兵力必須向北..古德里安。第2裝甲集群——必須向南，直插基輔地區..但其前提必須是，霍特和古德里安向東實施突破，從而贏得機動自由。」
這樣看來，要想調和這兩種不同觀點，就不能讓陸軍總司令部放棄進攻莫斯科的目標，這就使以後越來越僵持的形勢更加激化。隨之而來的是，希特勒在其指揮上再次犯了一個基本錯誤，即不充分考慮先決條件，就對部隊行動不分巨細，下達各種命令。7月14日，陸軍總參謀長哈爾就曾說過：「元首不懂得事情的關聯，但總是插一槓子，把人析騰一番，簡直受不了。」從7月中旬開始，情形日益嚴重，導致了希特勒與陸軍總閉令部之間的意見紛爭，甚至使整個大本營都被卷了進去。直到8月下旬，希特勒以命令手段，——從外表看——結束了這場爭論。
7月19日國防軍統帥部頒發的關於東方戰局的第一個指令即第33號指令，與陸軍首腦幾天前向希特勒口頭提出的建議有幾分相符。但在部隊再次實施機動之前，國防軍最高司令希特勒沒有再次與陸軍總司令部進一步磋商，只是在7月23日發布了「第33號指令的補充指示」。該文件指出，不僅基輔，而且還有哈爾科夫、頓河、高加索以及克里木，都成了南方所應奪占的目標；而與此同時，北方集團軍群必須在短期內完成預定任務，爾後由陸軍總司令部將其「主力部隊..其中包括第3裝甲集群..調回國內」！同樣，空軍在結束斯摩棱斯克戰鬥後，將其若干俯衝機機群調往芬蘭，以減輕北緣迪特爾軍的壓力。「應通過這一行動，消除可能對英國的刺激，避免其介入北極沿岸的戰鬥」。儘管約德爾對這個分散兵力的計劃也有牴觸，並站到了陸軍一邊，但陸軍此後所提出的口頭設想仍未能實現。哈爾德寫道：「他——希特勒——只想確立自己的目標，而不考慮敵人的情況和別人的異義」。「馮·博克將要交出他的裝甲集群，僅率步兵進攻莫斯科。然而，博克的興趣並不在莫斯科，而在史達林格勒，」當陸軍總司令布芳希奇從前線視察返回後，在電話里告訴國防軍統帥部參謀長凱特爾，執行希特勒指令的「條件尚未成熟」他滿以為，這樣便可改變希特勒的決心。然而如同哈爾德的異議一樣，依然徒勞無益。
直到蘇俄紅軍幾乎在全線加強抵抗，德軍裝甲和摩托化部隊急需補充之時，希特勒才作出讓步。但這一次希特勒沒有與陸軍首腦「就錯過的合圍時機進行冗長的、時而激烈的辯論」。但是，希特勒卻加強了對部隊的控制。他說：」俄國人似乎沒有被我們在戰役上的戰果所摧垮，因為他們還不承認這一點。因此，必須運用小型的戰術合圍，將他們逐個擊潰。」哈爾德沒有完全否定希特勒認以的合理性，但他寫道：「我認為這一思想是迄今充滿活力的作戰的停滯的開始。」甚至他還看到了陣地戰的威脅。
陸軍總參謀長「就莫斯科的作用而提出了異議」，也被希特勒認為「沒有足夠證據被回絕」。約德爾作為國防軍指揮參謀部的唯一代表，參與了陸軍總司令部的討論會。單獨與希特勒進行交談時，經常表現得軟弱退讓的約德爾，這次也表示贊同對莫斯科的進攻，他的重要理由是，進攻莫斯科不僅是攻占敵人的首都，更主要的是因為在這條路線上，部署有敵人「唯一的「主力部隊。可將其一舉殲滅。希特勒再次以他的戰爭經濟為理由反對這一論據。他認為迅速「奪取」頓涅茨煤田和工業，以及高加索油田，是十分必要的。然而，次日，他似乎是受中央集團軍群和北方集團軍群剛剛發來的不利的形勢報告，突然決定，放棄在南部廣大區域內計劃進行的作戰行動。
1941年7月28日傍晚，陸軍總參謀長哈爾德當著陸軍總司令，再次咒罵「目前所決定的作戰行動荒謬無稽」，「它將導致兵力分散和對莫斯科進攻的停止不前「。而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卻在著手將希特勒的觀點變為一份新的指令即第34號指令。指令在前言部分陳述了「近日態勢的發展」之後，認為，鑒於在中央集團軍群前方和翼側出現了敵人強大兵力；補給問題以及第2.3裝甲集群迫切需要整體10天左右等問題..，不得不暫時推遲下一步任務和目標。」按照指令的規定，北方和南方集團軍群繼續依靠自己的力量應付局面；中央集團軍群應充分保存裝甲部隊的實力，暫時轉入防禦。對此，陸軍總參謀長哈爾德寫道：「這一方案，驅散了近幾日壓在每個有思想的軍人心中的可怕夢魘。這些天，由於元首的執拗態度，東線戰事即將處於全面停滯境地。現在終於出現了一線光明！」
按公而論，之所以能取得戰勝希特勒好大喜功、貪得無厭的結局，應歸功於形勢，其次是環境。另外，還有一點令人快慰的至今仍留在作者記憶里的事：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約德爾，終於第一次與陸軍總司令部站在一條戰線上，終於以其自己的直言衝破了希特勒觀點的束縛。因為再次向莫斯科發起攻勢的先決條件，還遠遠沒有具備。
然而，當希特勒在爾後幾天訪問各集團軍群司令部時，又再次兜售起他的計劃和思想來了，從而將一時的平靜重新打破——可以肯定，他之所以這樣作，並不是企圖消除陸軍總司令部的立場，只不過是受其本性所驅使。7月21日，希特勒在北方集團軍群對馮·勒布元帥說，莫斯科只能作為一個「地理概念」，而「斯拉夫的民族特性」應作為考慮不久摧垮俄國的新的因素。8月4日，希特勒在中央集團軍群說；進攻莫斯科，在他的計劃中排在第三位。奪取對俄國人來說「生命攸關的地區」比一切都重要。即首先是列寧格勒及波羅的海沿岸及其工業區，其中包括重型坦克生產基地；其次是頓涅茨地區及哈爾科夫——「俄國經濟的總基地」——這一地區的失陷，「必將導致敵人全部經濟的崩潰」。同時，希特勒還矢口否認——也作為對軍事情報部門的指責——說，如果他事先更清楚地了解到敵人坦克和飛機的數量，他「將難以定下進攻俄國的決心」。8月6日，他又對南方集團軍群司令馮·龍德施泰特元帥表露了同樣的思想。而在此其間，陸軍總司令利用兩次巡視前線的間隔時間到大本營拜訪時得到的卻是希特勒贊同進攻莫斯科的印象！
陸軍總參謀長哈爾德匯總各方面信息之後，認為應繼續擴展已經取得的協調的關係，遂於8月7日與國防軍指揮參謀郵參謀長約德爾進行了一次內容廣泛的長談。談話是從這個基本問題出發的，即「我們是擊潰敵人還是想獲取經濟目標」。對此，約德爾說，「元首大概認為兩者兼顧是可能的」。哈爾德接著說，需要使用到莫斯科上的力量絕不能分到列寧格勒上。「是莫斯科還是烏克蘭的問題，或者說莫斯科與烏克蘭問題，必須給予答覆」。因為「..不如此，敵人的兵源在秋季之前是不會枯竭的」。南方集團軍群不僅無需增加兵力，反而就集中全部兵力於「為大範圍的、關鍵目標的作戰」——這主要是指莫斯科。哈爾德離開約德爾時確信，此次談話必將堅定約德爾支持陸軍觀點的信念。
哈爾德的這些意見為以後的事態發展所證實。談話的第一個成果是，8月10日，約德爾向希特勒呈送了一份在國防處與陸軍作戰處取得完全一致的基礎上，並由國防處起草的形勢判斷。這份附有地圖和力量對比的文件，在一開始指出，中央集團軍群前方之敵是一個強大兵力集團，殲滅該敵，接著占領莫斯科，是最重要的目的。從中央實施的、越過友鄰集團軍群的這一誘人的作戰行動應當取消，或是待以後實施。以「步兵集團軍」為中路，裝甲集群配置於兩翼，對莫斯科的進攻可望於8月底開始。
這份報告促使希特勒制定了「第34號指令的補充指令」，並於8月12日下發對莫斯科的進攻終於在條件尚未完全具備的情況下開始了。特別是中央集團軍群，本應在「完全消除兩翼威脅」以及對列寧格勒的作戰得到全面保障的情況下開始行動。——而目前僅限於包圍。「補充指令」指出，中央集團軍群的「目標必須是」「在冬季之前從敵人手裡奪取莫斯科這個國家、軍備和交通中心」——而以前「僅是一個地理概念」，、並阻止敵軍重整旗鼓以及重建國家機構」』。按照這一指令，南方集團軍群在取得烏曼勝利之後，如有可能，可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下一步目標——克里木、頓涅茨地區，甚至巴統。
幾天後，當北方集團軍群局部受挫時，儘管哈爾德和該集團軍群司令部認為無關緊要，但仍使「最高領導機構坐臥不安」，並由此導致希特勒再次直接干預。他命令陸軍總司令部在缺少後備力量的情況下，立即調中央集團軍群的幾個裝甲師增援北方，阻止敵人對舊魯薩的突破。此次行動正如前面多次提到的那樣，同樣缺少「先決條件」。馮·博克元帥認為，希特勒的命令是「不現實的苛術」。因為將要增援北方的這幾個裝甲師，部分由於坦克零件散落，根本無法開動；另一部分由於擔負中央集團軍群的防禦任務，無法分身。於是，陸軍總參謀長哈爾德便積極在他的總司令身上活動，而布勞希奇已懶於爭吵，也不想「搶先作出重要決斷」，最後，只答應以「與約德爾一商」而了事。
鑒於國防軍最高指揮機構的猶豫不決，以豪辛格為首的陸軍作戰處，在未讓哈爾德知曉的情況下，以異乎尋常的手段，提交了一份關於下一步作戰的「備忘錄」；同時，即8月18日，以瓦利蒙特為首的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國防處，向約德爾遞送了一份對新形勢的判斷報告。在這兩份文件里，總參謀部內的中年軍官們，竭力從東線態勢和德國整個形勢中尋找一切論據，再次力主將莫斯科作為主要目標；並證明，南方和北方集團軍群所擔負的任務已經夠繁重的了。
約德爾是否以及以何種方式採用他的參謀部的建議，作者已回憶不起來了。陸軍總司令向希特勒轉呈了他的作戰處的「備忘錄」，並派其起草者到「狼穴」向約德爾當面陳述。在8月20日的談話中，出現了一些有利於緩和大本營「氣氛」的轉機。約德爾除談了眾所周知的那些反對的和贊成的客觀理由之外，還說：
「此外，他——希特勒——本能地擔心重蹈拿破崙的覆轍。提起莫斯科他總有些毛骨悚然之感。他擔心在那裡與布爾什維克展開一場生死搏鬥」
豪辛格接著指出：「正因為如此，我們才選擇了這一方向。我們必須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問題的關鍵就在這裡。其餘的一切就取決於我們自己了。」
約德爾繼續說：「您說得是。但我想告訴您，元首是這樣回答的：眼下有一個很好的殲滅俄國有生力量的機會。這個強大集群正位於基輔東面」..
豪辛格還指出，冬天將首先在北部和中部地區開始，南部稍遲，他請求約德爾支持他的「備忘錄」。約德爾終於作出讓步，並說：
「凡是我能做的，我將盡力去做。但是，您也必須允許我考慮元首提出的理由，不能簡單地將其棄之一邊了之..不能強迫他違背他內心的信念去做某事。他的直覺往往是正確的。人們不能否定這一點！」
豪辛格在他的描述中，最後寫道，「很遺憾，並非總是如此！我對敦刻爾克還記憶猶新。我們擔心，這次又要錯過一個關鍵時刻。」
有跡象表明，陸軍軍總司令部的「備忘錄」，希特勒早在同凱特爾和約德爾談話時就加以駁斥了。8月21日，國防軍統帥部的這兩位將軍來到安格堡哈爾德的軍營里，企圖說服哈爾德接受希特勒的觀點，至少是想緩和對立情緒。在這次談話中，約德爾被哈爾德逼入窘境，不得不象與豪辛格談話時一樣，承認他無法對陸軍的立場提出實質性的異議，「但是，元首有第六感官」。顯然，這是同一理由的另一種表達方式，是過去讓人們無條件相信「元首天才」時所多次使用過的。哈爾德只是乾巴巴地說，對這個理由「在邏輯上提出相反的觀點是無濟於事的。」。
當大傍晚，約德爾出於無奈，不得不將希特勒新的，也是最後的命令，納入一份給陸軍總司令部的書面指示中。文件開頭寫道：「陸軍於8月18日提出的關於下一步東線作戰的建議，與我的觀點不相符」。文件接著重複了希特勒的論斷：在冬季到來之前必須達到的最重要目標不是莫斯科，而是南方的克里木，頓涅茨地區的「切斷高加索地區的俄國輸油線」；在北部，嚴密包圍列寧格勒，與芬蘭建立聯繫。另外，提出新的要求是，利用「少有的戰役上的有利態勢..刻不容緩地集中南方和中央集團軍群兩翼兵力」向基輔地區的蘇第5集團軍發起突擊，被陸軍總司令部視為進攻莫斯科方向的主力的博克集團軍群，應以其所留置的部隊繼續實施防禦，直至「第34號指令的補充指令」所指出的向莫斯科發起進攻的全部先決條件成熟之時，總之「從中央實施的誘人的作戰行動」，成了整個東線作戰的主導思想！
第二天，當哈爾德到達他的安格堡軍營後，衝動地寫道：這個「元首指令」對於此次戰局的成敗起著決定性作用。」就在當天，希特勒親自撰寫了一份「文件」，作為對「備忘錄」的答覆，送給陸軍總司令及其總參謀長，
使他們苦不堪言。在文件中，希特勒教訓陸軍首腦們說，在進行了幾乎兩年作戰之後，「快速部隊」必須象空軍一樣，成為「最高指揮手中的戰役武器」。接著，他又借用一種明確不合理的對比，說帝國元帥對於這一基本原則在空軍已「堅定不移、毫無保留加以執行」，而在陸軍卻似乎未將這一原則加以「全面理解和貫徹執行」。對此「文件」，哈爾德在他8月22日的日記里，清楚而有力地作出了反應：
「我對於因元首的干預而擺在陸軍總司令部面前的事態難以忍受。既要認真貫徹元首那一個個朝令夕改的命令，又要不沾污已取得的四次戰局勝利的陸軍總司令部的美名，陸軍總司令的這種作法真是前所未聞。因此，我向陸軍總司令申請辭職，井同時提交我的辭呈」
哈爾德同時補充寫道：
「陸軍總司令拒絕我的辭呈。他認為，事實上還沒有到放棄職位的地步；也就是說，一切將照舊」。
為促使希特勒改變主意，哈爾德作為最後一著試圖鼓動古德里安將軍出面。這次會見是於8月23日，在大本營「狼穴」舉行的。但是，不管進行怎樣的談話，都絲毫改變不了希特勒的意志。相反，在取得「基輔會戰」這一有名的戰術上的巨大勝利的前一個星期，即8月30日，希特勒和陸軍總司令布勞希奇之間進行了單獨談話，就希特勒的「文件、一事達成「諒解」。毫無疑問，希特勒將這一結局看作是他與陸軍的角逐中取得的又一新的勝利——其間與其說他騎士派頭十足，倒不如說他道義上的虛偽和軟弱。
隨著對下一步東方戰局的看法上的對立觀點的暫時結束，把德國作戰計劃和前景，放在戰略高度重新進行審查，己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1941年7月19日發布的第33號指令，已就當時的態勢指出，「在西方和北方..必須注意防禦英國對海峽群島和挪威海岸的進攻」；而現在，必須首先將幾個月前制定的「巴巴羅薩行動之後」實施的長遠進攻計劃，與東方態勢的發展相適應。同時陸軍總司令部在7月底與上述計劃同時提出的建議——即將由敘利亞和昔蘭尼加出發，對埃及實施兩面進攻的日期推遲到1942年春，而堅持在1941年秋奪取直布羅陀——在此期間已經過時。
基於這種認識以及約德爾從與希特勒每日談話中，所摘引出來的方針，於1941年8月底，在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國防處里，產生了「經元首批准的國防軍統帥部關於1941年晚夏戰略態勢的備忘錄」。「備忘錄」』指出，儘管「在被迫投入其他戰線多餘兵力」的情況下，俄國的崩潰也可能要延長，但「降服英國，迫其媾和」這一既定目標仍然不變。備忘錄將這一原則作為戰略里程脾，接著指出，即便在最順利的情況下，「陸軍和空軍也幾乎無力於1942年春季前，在地中海、大西洋和西班牙本土，進行一場決定性的作戰」鑒於此種態勢，已無法再象過去考慮的那樣，置中立國的意願於不顧，讓德軍通過土耳其領土；同時，也要看到英國的話動日益頻繁。據稱，英國軍隊已駐進伊朗南部，並不斷擴建蘇伊士運河兩岸的重要軍事設施。如此種種徵兆表明，英國的目標是，儘可能與美國一起，徹底改變德國在地中海的地位。即使不足如此，也由於海上運輸損失的不斷增加。以及奪取托布魯克行動的被迫延遲使「軸心國」在北非的處境早已日益惡化。
對於地中海地區，「備忘錄」還對一些儘管尚不充分的改進意見提出了警告。而將被視為與大英帝國進行最後決戰的前奏的擊潰蘇俄的行動，成了希特勒盲目推行的德軍壓倒一切的任務。
——第三階段
「基輔會戰」於8月底開始，它被德國大本營視為1941年東方戰局的第二階段的開始。在這一段時間裡，由於德軍在俄國各個戰場上又取得。一系列新的勝利，特別是冬季前攻占莫斯科的熱望，在領導層內出現的短時的一致，使希特勒未再對作戰進行重大幹預。譬如，國防軍統帥部在這個時期對東線下達的唯一指令——第35號指令在其前言中，使用了與陸軍總司令的報告相一致的措辭。
儘管如此，陸軍總司令部怕錯過對莫斯科實施決定性突擊的大好時機的擔心，依然沒有消除。在陸軍總司令部——同樣在大本營第Ⅱ號宿營地里很少有人贊成在「維亞濟馬和布良斯克兩個會戰」之後便大功告成的說法而希特勒卻宣布：「東方軍事勝利己成定局，俄國已經完蛋」。實際上，中央集團軍群在經歷了「沼澤、地階段」之後，到11月中旬，才在進攻莫斯科的道路上邁出了富有希望的幾步，只有到這時，人們對態勢的樂觀判斷才壓倒了對部隊所承擔的巨大負荷的擔憂。使人難以忘懷的一件事是，在那些天，陸軍總參謀部的第1軍需官、當時的保盧斯中將來到國防處的臨時辦公棚，與國防處長和洛斯貝格上校探討奪取莫斯科之後的方針。當時，他們所談論的目標已遠遠超過了俄國的首都。他們談到，只讓最必要的部隊留在「前線地帶」過冬，陸軍大部及其高級指揮機構應撤回，整個東線的指揮權由一個集團軍群司令部接受。
由南方集團軍群占領8天之久的羅斯托夫，在俄軍的攻擊下，被迫於11月29日撤離；該集團軍群司令龍德施泰特元帥隨即被免職。這是在當時態勢下，對人們情緒上的第一次沉重打擊。一份給希特勒的電報中，龍德施泰特要求，要麼「撤消」關於部隊再次在米努斯地段前方集結的命令，「要麼，委派他人指揮該集團軍群」。2小時後，於深夜豪辛格打電話詢問約德爾，是否撤消命令。約德爾回答：「絕對不能，元首的命令不容更改。龍德施泰特已被解職，賴歇瑙擔任集團軍司令。」豪辛格重複地喊道，「使不得！絕對使不得！」但約德爾已把電話放下了。
在「國防軍統帥部戰場」上，國防軍指揮參謀部代替陸軍總參謀長和陸軍作戰處長的角色而擔負的特殊任務，在1941年夏季的芬蘭北部，主要是由兩個德國軍和一個芬蘭軍來完成。他們的指揮官，馮·法爾肯霍斯特大將，象陸、海、空三軍總司令一樣，逐步直接接受統帥部的指令。這樣，法爾肯霍斯特比起陸軍集團軍司令們來，就具有更大的獨立行動的自由。但另一方面，沒過多久，就暴露了它的弊端，即由於將陸軍總司令部排斥在外，國防軍統帥部對部隊實施的戰役和戰術指揮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就缺少了最重要的先決條件。根據這一經驗，國防軍統帥部便試圖在對北芬蘭指揮官所下達的指令中，增補一些具體的實施規定，但它無法替代陸軍總司令部這個中間環節在東方戰局期間，國防軍統帥部第1號戰場早就移到了挪威，在相當長的時間裡沒有變動。在希特勒的眼睛裡，登陸始終在威脅著挪威。因此，他一直在想方設法給這一地區以加強。為此，占用了大量的指揮力量，牽制了相當的兵力。
希特勒對這一特別指揮機構的明顯弊病既不加理會，也對來自各方的異議視而不見，卻從1941年初夏起，利用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充當他除東線戰場之外的全部德國戰場上，與當地指揮官進行直接聯繫的指揮機構。在巴爾幹、愛琴海的克里特島鄰近的廣大地區，直至達爾馬提亞，「國防軍東南方司令」就是通過這種渠道接收希特勒關於鎮壓不久後到處爆發的暴動，以及後來對陸地和海島沿岸實施防禦的命令；而「東南方司令」則將其鎮壓暴動的具體計劃呈報國防軍指揮參謀部批准，正因為這樣國防處長與保加利亞保持著一種特別密切的聯繫。儘管保加利亞僅有少量幾個守備師積極參加了馬其頓和色雷斯島的戰爭，但在索非亞卻始終感覺潛伏在歐洲戰爭舞台邊緣的危險。因此，一再向國防軍指揮參謀部請求支持和援助。德國大本營還與阿格拉姆保持著頻繁的聯繫。駐在那裡的「德國全權將軍」、奧地利人格萊澤·馮·堆爾斯特瑙，想盡一切辦法幫助這個秩序混亂、支離破碎的國家恢復安定；並在軍書上為德國服務。但是，與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羅馬尼亞卻沒有取得聯繫，而這些地方又是東方戰局的重要活動場所，因此與這些地方取得聯繫成了陸軍總司令部的主要事情。
自1941年秋季起，地中海地區也成了統帥部戰場。在這裡，義大利人名義上掌握著最高指揮權。在北非，隆美爾的崇高威望占據主導地位，加上與國內聯繫的困難，使希特勒一直在尋求對北非施加影響。為此，希特勒並沒能命令將陸軍總司令部對北非的指揮權力交給統帥部，而是直接交給了國防軍指揮參謀部。
正如8月底的「備忘錄」所闡述的那樣，在地中海地域，「軸心國」的危險處境早已顯露出來。由於將陸軍和空軍全部力量都集中用來對付俄國，海軍也不想從北大西洋主要航道抽出一艘潛艇。希特勒在與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取得一致的情況下，終於在每天關於重型艦艇和登陸部隊遭嚴重損失的報告的影響下，準備採取進一步的輔助措施。直到9月13日，希特勒才最後下定決心，命令海軍總部，」以最快速度「在地中海部署6艘潛艇，並緊接著再增派15艘。同時，命令空軍第10軍將保衛德國通往北非的運輸線作為其新的主要任務，以取代迄今為止的「攻擊敵艦..和英國在埃及的供給」的任務。而戈林卻將希特勒下達給空軍的關於保衛「由義大利向的黎波里的重要運輸線「的任命擅自納入義大利的護航任務。
此外，他還補充說，空軍第10軍向西西里島轉移，目的是由此攻擊英國的海軍和空軍重要基地馬耳他島這是「不成問題」的。直到人們從認為維亞濟馬和布良斯克的勝利就是俄垮台的誤解中醒悟過來，而且地中海的海上交通幾乎完全斷行時，國防處才緊迫地越過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與凱特爾直接聯繫，終於通過他促使希特勒於1941年10月底發布預先命令，12月初下達最終命令，命令凱塞林的航空隊司令部和一個強大的航空軍（第2軍）飛往地中海。但是，希特勒對於在攻占莫斯科的進攻前，從東方抽走強大的空軍力量猶豫不決。
與地中海和北非不同，希特勒在西方處於主動地位。1941年10月20日，他以統帥部的名義，下達了一項關於「在英屬海峽群島進行擴建和實施防禦」的命令。命令一開頭便提出，、如同過去一樣，英國對我們西部占領區..採取大規模行動的可能性不大」；接著指出，但「迫於東方態勢的壓力，以及出於政治和宣傳原因，英國隨時有可能採取個別行動，特別是要考慮到英國人為對付我們的護航而重新占領重要的海峽群島的企圖」。
隨著這一命令的發布，希特勒沒有在命令中加以特別說明。就將對西部占領區的領導權，從陸軍總司令轉到國防軍指揮參謀部手中。在加強海峽群
島防禦方面，命令中連海岸炮兵連的數量和編制，以及防坦克混凝土工事及其厚度——甚至多少毫米都作了詳細規定，並要求每月報告一次海峽群島工事擴建進展情況。後來有了最小比例尺的地圖，這樣希特勒對海峽群島的擴建情況就親自審查。後來在大西洋壁壘的問題上也是如此。有一天，根據他的指示，處罰了一名值班軍官，因為他標繪在海峽群島的一個高炮連的數量有出入。
正當這一任務的繁雜工作——即使加強了國防處的「陸軍組」——使指揮參謀部處於焦頭爛額之時，又接受了另一項任務：根據希特勒個人的決定，於1941年12月即東方戰局轉折前，擬制一份命令。據此命令將在國防軍「所控制的北冰洋、北海和大西洋沿海地區，構築一個新的『西壁工事，」。該工事的戰略目的是，「以儘量少的固定的野戰部隊，可靠地抵禦敵人任何形式的，仍至以強大兵力實施的登陸行動」。工事構築的依次順序，首先是挪威，其次是比利時——法國海岸。對於後者，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國防處在與三軍總司令部取得一致意見的基礎上，確定斯海爾德河和塞納河河口，布雷斯特南部，以及從基伯龍灣到吉倫特河為第一段，「諾曼底和布列塔尼突出部」為第二段，第三段是與德國海灣毗連的荷蘭海岸和丹麥「西海岸及北海岸」。而波羅的海沿岸的防禦工事只要能保證封鎖大、小兩個海峽通道即可。
希特勒後來提出的「歐洲要塞」，從這裡已經可以看見其雛形。當時建造第一批工事的計劃，是建築在短時間內消滅蘇俄的設想之上，比如對波羅的海的處理就能說明這一點。但一種似乎占統治地位的觀點認為，構築海岸工事，是為了給將來德國空軍和潛艇進攻英國，打下一個可靠的基礎。然而，由於人們對戰爭的下一步和出路認識的巨大轉變，在西方海岸構築的工事，在後來的日子裡卻起到了完全相反的和更為深遠作用。用後來的眼光看，這項命令是在德國戰爭被迫轉入戰略防禦——從總體上看，不管是否意識到——的初期階段產生的。
注釋
參閱陸軍總參謀長哈爾德6月14日的日記和1941年6月9日「元首副官」的命令。下面是這次「與會者名單」
Ⅰ.上午和下午：1、陸軍：馮·布勞希奇元帥哈爾德大將保盧斯中將（第一軍需部長）豪辛格上校（作戰處長）馮·居爾登費爾德中校（陸軍總司令副官）2、海軍：瓦格納海軍上校（作戰處長）3、空軍：戈休帝國元帥米爾希元帥耶順內克空軍上將（空軍總參謀長）博登沙茨中將（部長辦公廳主任，聯絡官）馮·瓦爾道少將（作戰處長）4、國防軍統帥部：凱特爾元帥約德爾炮兵上將瓦利蒙特少將克里斯蒂安少校（指揮參謀部參謀長副官）
5、國防軍副官：施蒙特總參謀部上校馮·普特長默爾海軍上校恩格爾少校（陸軍）馮·貝洛少校（空軍）Ⅱ上午1、白狐（芬蘭北部作戰行動代號）陸軍：馮·法爾肯霍斯特大將，挪威集團軍司令空軍：施通普夫大將，第5航空隊司令2、南、集團軍群陸軍馮·尼德施泰特元帥，南方集團軍群司令馮·賴歇瑙元帥，第6集團軍司令馮·施蒂爾普納格爾步兵上將，第17集團軍司令馮·朔貝特大將，第11集團軍司令馮·克萊斯特大將，第1裝甲集群司令空軍：勒爾大將，第4航空隊司令Ⅲ除全體與會者外、共進午餐的還有：陸軍：費羅姆大將（預備軍司令）空軍：烏德特大將（技術局局長）Ⅳ下午1、海軍總司令部：雷德爾海軍元帥弗里克海軍中將（海軍總部參謀長）舒爾特一默廷海軍上校（海軍總司令副官）2、波羅的海：卡爾斯海軍大將，北部集群司令施蒙特海軍中將，波羅的海司令3、北方集團軍群：陸軍：黑特爾，馮·勒布元帥，北方集團軍群司令布施大將，第16集團軍司令馮·屈希勒爾大將，第18集團軍司令赫普納大將，第4裝甲集群司令空軍：克勒爾大將，第1航空隊司令4、中央集團軍群：陸軍：馮·博克元帥，中央集團軍群司令馮·克盧格元帥，第4集團軍司令施特勞斯大將，第9集團軍司令古德里安大將，第2裝甲集群司令霍特大將，第3裝甲集群司令空軍：凱塞林元帥，第2航空隊司令
例如：a）哈爾德在1941年的日記中寫道4月7日：「清晨有人報告..俄國的編制使我們有理由表示擔心。如果被俄國想和平、不想發動戰爭這樣的陳詞濫調解除思想武裝。那麼你就必須承認，俄國軍隊的編制極有可能迅速過渡為戰時編制，對此我們感到極為不適。」
4月26日：「從總體上講，自4月1日以來未發生變化。但自此，俄國在西部增加了10個師。這樣一支龐大的常備軍（約170個師）完全可以看成是一種戰時體制..列車為補充物資不停地運轉..似乎是在補充兵員」..5月5日：「克雷布斯上校從莫斯科返回。他報告說：俄國將盡一切努力，避免戰爭爆發..遠程轟炸機似乎已在德國邊界集結。運載構築陣地付料的車隊正來往於邊界地區。未看到..部隊集結。」6月22日：「進攻第一天的總態勢如下：敵人材德國的進攻感到異常突然，從戰術上看，它的部隊編制不是處於防禦狀態的。邊境地區的守軍住所十分分散。邊境哨所的兵力一般都很弱。」b）1941年6月22日紅軍展開情況如下（這個文件發表在《國防科學評比》雜誌1961年第6期上）：北方方面軍司令：波波夫中將參謀長：尼基謝夫少將第14集團軍（司令：弗羅洛夫中將）第7集團軍（司令：戈列連科中將）第23集團軍（司令：普申尼科夫中將）西北方面軍司令：Ф·И·庫茲涅佐夫上將參謀長：克倫諾夫少將第8集團軍（司令：索別尼科夫少將）第11集團軍（司令：莫羅佐夫中將）第27集團軍（司令：別爾扎林少將）西方方面軍司令：巴甫洛夫大將第3集團軍（司令：B·H·庫茲涅佐夫中將）第10集團軍（司令：戈盧別夫少將）第4集團軍（司令：科羅勃科夫少將）第3集團軍下轄：第6騎兵軍（軍長：尼基京少將）第11摩托化軍（軍長：莫斯托文科少將）第13摩托化軍（軍長：阿什柳斯廷少將）第10集團軍下轄：筆6摩托化軍（軍長：恰茲凱萊維奇少將）第4集團軍下轄：第14摩托化軍（軍長：奧鮑林少將）西南方面軍司令：基爾波諾斯上將參謀長：普爾卡耶夫中將第5集團軍（司令：波塔波夫少將）第6集團軍（司令：穆布琴科中將）第26集團軍（司令：科斯堅科中將）第12集團軍（司令：波涅傑林少將）第5摩托化國（軍長：阿萊克澤英科夫少將）第5集團軍下轄：第9摩托化軍（軍長：羅科索夫斯基少將）第6集團軍下轄：第4摩托化軍（軍長：弗拉索夫中將）南方方面軍（1941年6月24日組建）司令：秋列涅夫大將第9集團軍（司令：切列維琴科中將）第2騎兵軍第2摩托化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