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國防軍大本營 · 第二章核心

希特勒從東部邊境地區返回柏林後，仍在總理府辦公和居住。後幾個月，他也只是偶爾到貝希特斯加登作短時間逗留，還有一次是聖誕節到西部展開地域，走訪了武裝黨衛隊的一些部隊。這幾次外出旅行，陪同他的軍人只有他的幾個副官。在柏林，他仍象在「元首專列」上一樣，與國防軍統帥部參謀部的首腦們住在一起。按照他的安排，凱特爾和約德爾的辦公室設在老總理府的二層樓，隔壁是聯邦議會大廳，兼作地圖室和會議室。這樣，這兩位將軍便不知不覺成了希特勒的「侍從官」，和所謂的「貼身」。約德爾還要按時參加有眾多第三帝國頭面人物出席的午餐會。 希特勒的這些「新調整」乍看起來似乎無關緊要，其實是他分散權力的本能表現；同時，在很大程度上也決定了整個大本營「體系」必然落得一個充滿緊張和弊端的結局。雖然根據陸軍的要求，陸軍能經常有機會與領率機構接觸，如參加希特勒自波蘭戰局以來每天舉行的形勢討論會，但它所發揮的卻是「無名的、沒有權威的影響」，正如貝克將軍在過去爭執中所說的，陸軍「在戰爭的領導和指揮機構里..沒有位置」。討論會上儘管談論的絕大部分還是陸軍問題，然而卻沒有陸軍總司令部的代表在場，只有「侍從官」凱特爾、約德爾，以及他的副官們參加。一般情況下，戈林的「個人聯絡官」博登沙茨將軍也在座，原來到會的陸軍聯絡官因為在約德爾眼裡被認為可有可無，被擠出這個討論會。身負重任的國防處處長及其軍官們，不管是從前線，還是從別的什麼地方回來，一般也不得參加形勢討論會——特殊情況除外。在一段時間內，約德爾將軍依然以主要發言人自居。由於他所具有的資歷和知識，被希特勒特意任命為部隊高級指揮的助手。他藉此機會，超越他的上司統帥部參謀長凱特爾，事事處處不與凱特爾商議，然而他的高談闊論也只不過是強調一下希特勒的觀點。他將每日情況報告的一部分，交給他的兩名助手擔負，使希特勒的副官們從此淪為聽眾——這也是約德爾的安排。 每個報告的最基本的依據，都是由國防處收集來的三軍總司令部的消息和報告。其實，這些消息和報道充其量也只不過是日常情況及其一些變動，不可能有象各指揮員從部隊實際中得到的那些具有更大價值的內容。希特勒及其在他周圍工作的國防軍統帥部的將軍們，並未受此種報道的左右，他們是根據自己那一套不充分的論據，漫不經心的發表他們的議論，作出他們的決定，時不時地向陸軍總司令發表一些無根無據的意見，雖然不是每次，但通常是將陸軍置於既成事實面前。 國防軍統帥部參謀長和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已完全被置於希特勒的魔力之下，疏離了國防軍，特別是疏離了他們出身的軍種陸軍的精神，這是產生另一個巨大危險的根源。這兩個在布洛姆貝格離職時曾為國防軍的統一領導而擔擾和為之奮鬥的人，現在又在很大程度上為破壞國防軍的內部團結而賣力。 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內的緊張關係和玩忽職守 在約德爾自己的參謀部內已經暴露出不和的端倪。國防處長急切等待他的上司返回柏林，以便向他請調工作。也許人們還沒感覺到，在波蘭戰局的數周里，人們之間的陌生感有增無減。當然，促使瓦利蒙特產生這種願望還出於其他理由，起初，他覺得戰爭將為大批高級軍官大開用武之地，可事實上，出路越來越窄，職位越來越少。當然，在戰爭中單靠這一條理由也不能成立。從迄今一系列事實看出，一個總參謀部上校軍官在約德爾身邊的這樣一個職位上，沒有什么正經的事可干。因此，瓦利蒙特認為，調動一下工作似乎對全局都有利。他自己就曾於9月末趁國防處實施動員時，將一大批軍官免職，重新分配。 約德爾未答覆瓦利蒙特的請調，不知可否地將他留了下來。在此期間，約德爾對於領率機構里工作的日益煩瑣，越來越感到反感。在約德爾晉升到現在這個職位以後，也開始啟用「工作班子」這個名稱，這個「工作班子」曾是1938年他和統帥部與希特勒發生關係的主要形成，約德爾記憶猶新，津津樂道，現在他也把這一稱呼用到了國防處中，他工作急需的那部分人員身上。這首先就意味著，僅擁有12—15名軍官的國防處，在戰地大本營組建過程中，將再度被分割。然而，當時顯得更為重要的問題不在其外部形式，而在其實質。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把「工作班子」這個稱呼應用到他的參謀部內，這對國防軍領率機構爾後工作方式的發展發揮了決定性影響。約德爾與陸軍總參謀部的傳統恰恰相反，他效仿希特勒，只想讓其參謀部的軍官們成為起草命令的機器，不把他們看成能夠獨立思考、能夠提出建議和諮詢的同僚。他的這種傾向不僅是由他的個性決定的，而且完全符合總參謀部一種新流派的觀念，這種觀念戈林早在1939年就想在空軍加以實現。這種觀念要求「對上絕對負責，對下絕對專制。」兩者無疑都是納粹的準則，總參謀部內部工作的變革與其外部形式的變化是相適應的，都是由約德爾接收下來的希特勒所創立的體系，也就是用一種最高指揮來取代德國陸軍採用過的、經過歷史考驗的「任務式指揮法」，試圖通過一種對細枝末節都規定得死死的命令，強行貫徹他的意志。 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與他的參謀部之間的距離，更促成他這種傾向的發展。但疏遠與否並不在乎空間距離的大小。不管在柏林時，由本德勒區到總理府，還是後來在戰地大本營時，由「Ⅰ號濾波電路」——希特勒及其左右的宿營地，到「Ⅱ號濾波電路」——國防處的宿營地；不管是幾分鐘的路程，還是幾小時的航程，都無管大局。約德爾一方面按自己的風格親手將希特勒提出的方針以一定的形式加以貫徹，另一方面又使國防處以及三軍種指揮處作為他的方案的表決機構，但更多是充當他的辦公室和檔案室，這就使約德爾與他的參謀部日益疏遠。也正是由於這種原因，在與三軍總參謀部進行口頭聯繫中形成了一種「工作程序」，這種工作程序常常把國防處撇在一邊，只有指揮參謀部參謀長是希特勒思想和意願的可靠知情人。 空間上的距離還帶來另一個後果，即約德爾將軍如同希特勒一樣，對他的參謀部的年青軍官不屑一顧。以國防處長為首的一些老軍官，不能不承認約德爾在品格上的一些突出長處，比如試圖擺脫希特勒的擺布，努力為一個純粹的軍事參謀部注入新鮮空氣。然而在工作上，他們卻處在與世隔絕的境地，被排除在事態進程之外，從而破壞了在國防軍領率機構建立一個統一的指揮參謀部的要求，而這一要求恰恰是約德爾自己力主提出的。 參謀部內比這一切更為嚴重的弊端是，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與他的最親密同事、國防處長，在政治和軍事上所持的截然不同的觀點。約德爾對希特勒的崇拜，在他早期的日記里就以異乎尋常的軍事表達方式顯露出來，而在他全部的舉止、行動中一一儘管是無言的，更是表露無遺。1939年10月15日，正當陸軍總司令部為西方攻勢迷惑不解時，他在日記里寫道：「如果戰爭背離總參謀部的理論，我們就會贏得戰爭；因為我們有較強的軍隊，較好的裝備，較高的士氣，還有一個親密無間、目標明確的領導。」然而，作者從一開始就沒有對戰爭抱有幻想。正是由於這一緣故，在這兩位擔負指揮參謀部領導的軍官之間，無法在戰爭與和平、戰爭的基本特點問題上、以及一觸即發的民族社會主義的文化政策、占領政策上，開誠布公地交換各自的看法，以求消除對立。鑒於時間的推移，以及在統帥部內極少的活動自由，使瓦利蒙特早在1939年秋就兩次進行以單槍匹馬阻止事態發展的嘗試，更難以見到成效。但是，離開國防軍統帥部，到前線另謀職務的出路，也由於缺少眾多的老參謀部軍官的大力支持，而不斷受阻。自1943年秋，根據希特勒的命令，嚴禁大本營內具有固定職位的人進行調動。此外，還向統帥部內的大約20名將級軍官，另外還有陸、空軍的軍官指出，他們應當為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在前線服過役而知足。但希特勒或許是由於「厭惡那些新面孔」，或許對謀殺的擔心，終於在1944年7月20日，允許軍官進行調動。除了那些躺在病榻上的和被判刑的軍官之外。今天還有些人指責某些司令部的將領們「前線業務生疏」，看來是找錯了對象。 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在國防軍中的地位和任務，一直模糊不清，戰前沒有解決，在波蘭和法國戰局之間的建設時期，仍然沒有解決。當戰爭剛剛開始時，德國的獨裁者便強調指出，他的主要活動要轉向戰爭指導；國防軍統帥部參謀部的首腦們，也與他保持最緊密的聯繫。此時，約德爾將軍大概也自以為，他為希特勒設計的軍事「工作班子」準備就緒。但另一方面，由於「工作班子」對希特勒唯命是從，使參謀部既使在戰爭年月里，也依然是他的軍事辦公室，他的傳聲筒，或者用另一種說法，是他在軍事領域裡下達專制命令的編輯和監督機關。大概下面這一事例是這種關係的最好說明：希特勒如果出於某種原因沒有出席每天的形勢報告會上，那麼在約德爾的日記本上就必然缺少這一天的日記。 在這種狀況下，繼續受到最高統帥魔力驅使的國防軍指揮參謀部的軍官們，更樂於在國防處長的領導下，尋求新的方法和道路，根據戰爭的要求改進參謀部的結構和任務。然而，這一努力也被迫終止。之所以如此，既不因為內部的緊張和對立，也不是由於三軍總司令部的反對，而完全是一種疏忽。現在回過頭來看，這不能完全怪罪於參謀部的軍官們，因為他們對改變不合理現狀的全部建議，均因毫無例外地遭到約德爾的徹底否定而夭折。 因此，在德國大本營建設時期。就根本沒有制定出任何在30年代中期，組建一個真正的、高效率的國防軍總參謀部的組織計劃，國防軍指揮參謀部的各項任務，依然是根據臨時需要、沒有長遠規劃、隨心所欲地加以解決。 例如，進攻西方的行動，以及作戰指揮的基本特徵，都是希特勒一人決定的。這種事情絕不會發生在另外任何一個軍事參謀部內。約德爾在紐倫堡國際法庭上對此事作了進一步供述，他說：按常規「統帥，在這種情況下，元首為作出決定..需要下級提供資料、地圖和兵力報告——己方的和敵方的..」以便作出他的安排；而事實上，希特勒卻採取了完全相反的程序。他的進攻西方的命令，僅僅是基於直覺上對敵人的估計，根本不考慮將戰爭擴大到波蘭以外，在他的軍事政治決策中已不再是兒戲。他後來作出的一些決斷，特別是進攻俄國、對美宣戰和脅迫義大利參戰等決斷，都主要是受其政治狂熱的驅使，沒有考慮這些決斷在當時的軍事條件下將要產生的結局。這種腐敗的工作方式，與政治優先於戰爭這一正統的定理毫無共同之處。但另一方面，希特勒手頭卻異乎尋常的有大量外國裝備、工事、艦艇和飛機的數據；他對世界軍事地理狀況也大體熟悉。然而這些因素卻促使他產生了這樣一種理想，即要求下級的精確的軍事判斷和報告，必須與他事先的設想相吻合；否則，他就斷然棄之不用，將其編入「總參謀部失敗主義」的卷宗里。 1939年10月9日，希特勒的內容豐富的「備忘錄」出籠了。「備忘錄」中，他針對陸軍有意識的反抗，闡述了他進軍西方的計劃和安排。在這個階段，國防軍指揮參謀部擔負的唯一一項任務是，將希特勒的計劃和想法以「指令」的形式體現出來，編為第6號指令，於當天下達。指令有8條內容，最後寫道：「我（希特勒）請諸位總司令先生們，在這份指令的基礎上，迅速具體地闡明你們的觀點，並將其準備情況通過國防軍統帥部不斷向我報告。」 在這最後一段話——這是類似「指令」一貫採用的形式——的背後，隱藏著一般老百姓無法看到的事實；從即日起，陸軍總司令部的任務是，根據國防軍統帥部「指令」的一般方針，制定自己兵力區分和初期作戰行動、計劃，即通常所說的「展開指令」，以便使海、空軍尤其是空軍，能據此制定自己的詳細計劃。在這種情況下——正如約德爾將軍在紐倫堡國際法庭上所說的，國防軍指揮參謀部直到1944年秋季，不可能對「作戰」有任何「準備」。西方戰局的準備工作可以更清楚地說明，陸軍的「展開指令」完全是以國防軍統帥部的方向性「指令」和「作戰」構想為依據而制定的。下面這件事情也許能進一步說明這一點：10月21日，凱特爾向希特勒報告了「陸軍對黃色方案（西方）的觀點」；兩天前，陸軍總司令部已將其展開指令的複寫副本由國防處轉呈國防軍統帥部； 約德爾為此次行動親手繪製了一份草圖，標出了陸軍的兵力區分，也包括空軍的兵力區分。陸、空軍之間的協議，是在沒有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合作的情況下達成的； 希特勒仔細審閱了這一計劃，提出了新的要求； 第二天，凱特爾和約德爾結伴同行前往措森，向哈爾德說明希特勒的指摘和新的想法；在經過希特勒和國防軍統帥部首腦為一方，與陸軍總司令部及其總參謀長為另一方的多次會商之後，於10月29日制定出了新的「展開指令」；這份按希特勒的要求又新補充了若干內容、以統帥部名義下達的指令，連同「作戰指導第8號指令」，於1939年11月20日下發，在整個國防軍生效。 以類似的方法，又分別於1940年1月30日和1940年2月24日擬制了「第3號展開指令」，和「第4號展開指令」，成為5月份對西方發動進攻的依據。在此期間，希特勒運用具權威性的影響，徹底改變了他原來的作戰計劃，制定了所謂的「曼施泰因計劃」，為法國戰局的成功奠定了基礎，而指揮參謀部參謀長一直到最後還力圖阻止此事的進程。 此後，為制定西線作戰計劃，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加希特勒與凱特爾和約德爾將軍幾乎每天舉行的會商。如有必要，會商的結果將由他們自己，或委託國防處軍官，以口頭或書面形式向三軍總司令部傳達。這其中還有對所謂的「單個行動」所下達的命令，這些行動大部分都是希特勒終盡腦汁、經過多次反覆而確定的，即隨著西線進攻的開始，將以運輸滑翔機、強擊工兵和傘兵群，採取一系列行動，以便迅速奪占重要的邊防工事和橋樑，保證部隊的快速機動。第一道命令是1939年11月7日下達的，接著在爾後的兩個多月內，一般每隔2至7大便發布一次命令，共計有30道命令。在這些命令中，進攻時間朝令夕改，不斷推延。而在此期間，「事務」工作全部落在了國防軍指揮參謀部身上。但是，指揮參謀部也至少作出了自己本應作出的成績，其中包括2月2日制定的為隱蔽德方意圖的「迷惑敵人的方針」，以及1940年2月22日匯編的「大事年表」它按日期、內容和偽裝方法，匯集了希特勒後期所作出的歷次決定。 除指揮工作外，指揮參謀部還擔負了大量其他工作，其中主要是組織工作，即盡力挖掘國內的人力、物力、潛力，彌補裝備與兵力之間的巨大差距，並為前送物資積累必要的儲備。此外、還要同帝國最高當局一起，澄清和修訂占領區行政管理的依據。起初，這些任務由國防處內的「組織」和「管理」兩個工作小組擔負，後來，指揮參謀部參謀氏為完成內容廣泛的任務，在建立領率機構的通訊網和為進攻作宣傳準備工作之際，又組建了兩個處。除了西方攻勢以外，國防軍統帥部在這幾個月里，還發布了在海上進行貿易戰的指令，它的依據無疑都是基於海軍和空軍的計劃和建議。國防軍指揮參謀部為此盡了自己最大努力，將海、空軍有限的力量集中使用到最重要的目標上，然而多數情況仍未能滿足空軍及其總司令戈林的特殊願望。 國防軍指揮參謀部除了俯首聽命、孜孜不倦地，以各種言辭和形式來表達希特勒準備發動西線攻勢的意願，卻沒有在這段建設時期，用更寬廣的軍事、政治和戰略眼光來研究戰爭的發展趨勢，從而起碼能為制定一份「戰爭計劃」提供依據。為了進一步說明上述觀點，可以舉出下面這個事例作為充足的證據，即當時德國統帥部對地中海地區的完全疏忽；特別能說明這一點的是，當西方戰局在短短的6個星期就勝利結束時。統帥部沒有制定任何有關該地區的計劃，也沒有作任何準備工作。在戰爭條件和目標一致的情況下，國防軍指揮參謀部本來完全能夠在其參謀長領導下，立於國防軍之首，恢復它本應擔負的任務。如果是這樣，那麼這種工作及其所產生的效益而賦予他的巨大份量，將會阻止最高統帥將指揮參謀部視為他的「辦公室」』，甚至也許會對他的武斷決定產生一定影響。這樣一來，國防軍指揮參謀部的地位，就將高於三軍總司令部，且更加鞏固，就不會象已經發生的那樣，由於希特勒的不斷插手而被人另眼相看；參謀長和約德爾將軍就必然會與陸、海、空三軍總參謀長保持緊密聯繫。而事實上，在整個戰爭中都缺乏這種聯繫，或者從未形成一種固定的形式。作為領率機構，在英國稱之為「參謀長委員會」，在美國稱之為「參謀長聯席會議」，它們的聯合機構為「盟國參謀長聯席會議」，而在德國卻是個多災多難的真空。 現在來看這一切失誤似乎都難以理解。然而，即使在那種狀況下，指揮參謀部也完全能夠在沒有希特勒同意和命令的情況下，完成一些大型任務。之所以沒有如此，是因為國防處在它人力、物力有限的狀況下，只能發表一些鑑定性意見，在統帥部多方阻撓下，無法成為各軍種總參謀部的自願合作者。事實上，希特勒不但沒有要求過這種合作，反而將各軍種總參謀部的多次提示——至少可以作為一種倡議，棄之一邊，沒有一次傳達給國防處長及其軍官們。例如，希特勒在他1939年10月9日的備忘錄中說，戰勝法國後奪占的大西洋沿岸地段，足可以為「空軍殘酷轟炸英國抵抗意志的心臟」提供基地，以最終結束戰爭。如果這個思想在國防軍統帥部於1939年冬季正在為「圍困英國」而擬制的指令中有進一步的表述，那麼就很容易被發現，從而將工作停下來，對作戰的前景進行認真負責的審查——儘管當時還缺乏「空戰」的經驗，潛艇數量也有限。但是，在那幾個月里，國防軍最高領導根本就沒有對英國列島實施登陸作戰的想法，當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而不是他的參謀部，從1939年11月日誌中第一次得知，海軍總部正在作在英國登陸的研究，他並沒有對此表示贊同。12月初，他又得知陸軍總司令部也有登陸的考慮。甚至當海軍總司令於1940年5月和6月兩次向希特勒報告其研究情況時，約德爾依然無動於衷，其最中要的原因也許是因為希特勒本人對登陸計劃並不感興趣。另外一個在1939年秋尚屬正確的理由，在這個時期也不盡合理了，即有人說國防軍年老的軍官們，還有希特勒自己，正沉浸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回憶之中，他們完全沒有想到西線攻勢會如此迅速地取得決定性勝利。 1940年春季，國防軍最高統帥還多次有過這種想法，即爭取大加稱頌的「鋼鐵同盟」的盟友義大利，派20至30個師，經德國突破馬奇諾防線，向朗格勒高原方向進攻。這種思想也成了當時陸軍總參謀部進行深入研究的作戰課題。但是，靠聯盟的力量即聯合義大利來完成的大型戰略任務，或者對在地中海作戰的條件和前景的問題的研究，當時都一概未加考慮。當時，德國軍事領導部門只是對敘利亞的魏剛的法國軍隊採取了認真的防範措施，以應付他可能對薩洛尼卡和羅馬尼亞油田的進攻，對這一危險的估計當然不是沒有道理的。希特勒如同墨索里尼特別是那些羅馬將軍們一樣，決心將地中海這一戰爭舞台交給義大利人單獨掌握，這無疑是他拒絕指揮參謀部進攻地中海地區建議的另一個原因。 這樣，俄國東方問題最遲要在1940年春以後才能列入國防軍最高領導的研究計劃。1940年3月27日，希特勒在總理府當著指揮參謀部參謀長和陸軍總參謀部參謀長的面，談到他對「東方的形勢..不斷給以極大關注」，對這句話的牴觸情緒大概前者要比後者少得多。當時俄國仍堅守在波蘭的分界線上，另外，希特勒對按協議向俄國提供作戰物資表現出猶豫不決，這些對一個反應敏銳的軍事領導來說，都是應當進行初步研究的明顯徵兆，而無需發出警告。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1940年春季以前這段德國領率機構進行內部建設時期，很少將統帥部參謀部用來為準備未來作戰服務。這與毛奇或施利芬時期不同，那個時候的總參謀部缺少在和平時期對超越國防以外目標的研究。希特勒以其「單個行動」取代國防軍指揮參謀部的日常中心工作，對陸軍總司令部的作戰計劃和各項措施嚴加管束，甚至將其排斥在外——如進攻丹麥和挪威的行動，而自己包攬一切，這是一種不務正業的傾向，它不僅會給國防軍帶來嚴重後果，而且還會損害更大範圍的內部聯繫。 與三軍種的關係 如果說國防軍統帥部同各軍種總司令部的緊張關係，——或者說其核心是統帥部與陸軍總司令部的緊張關係，在1938年晚秋時還尚未表面化，那麼到1939年9月27日，當希特勒提出要在西線發動攻勢時，他們之間的關係便驟然緊張起來。對於陸軍來講，已不是單純地抵制國防軍統帥部參謀部人憎惡的「作戰上的干預」，對於這一點，陸軍早己從約德爾以往的活動中領教過了。現在的問題是，希特勒將陸軍首腦完全撇在一邊，擅自決斷；而且，除了定下進攻決心外，還親自為作戰指揮制定方針，規定「何時」和「如何」行動。這意味著，國防軍最高統帥已著手接管陸軍的指揮了。如果希特勒能把陸軍總司令部及其總參謀部這股國防軍中最強大的指揮力量拉到自己一邊，同時將國防軍指揮參謀部排擠出這種指揮領域，那麼就意味著他在處於建設時期的德國大本營內培植了理想的核心，同時又以陸軍總參謀部取代了指揮參謀部的位置。然而，希特勒的干預所帶來的結果，與他期望的截然相反。對他來說，最主要的是鞏固他在軍事領域裡的獨裁，以「對下絕對專制」來替代陸軍總司令部的——迄今如此，將來依然如此——在軍事專業上的、認真負責的諮詢，擺脫陸軍總司令部的抵制和警告。為了儘快和穩妥地實現這一目的，為了將陸軍總參謀部排擠到——象國防軍指揮參謀部一樣，僅是他的決心和命令的執行機構的位置，同時為了竭力利用這部得到他讚許但又無法代替的下達命令的機器，希特勒想在未來作戰中，將陸軍總司令、陸軍總參謀長及其一個小參謀部安排在自己身邊，從距離人手約束他們的行動。這樣，陸軍總司令部到1939年秋季面臨著一種馮·弗里奇大將曾經發出警告的形勢，弗里奇男爵在過去圍繞領率機構體制的爭論中，曾以警告的語言指出：「人們休想要求一位陸軍總司令根據別人的方案去奪取勝利。」但是，事態發展的結果還是形成了一種元首與總參謀部那樣的關係。在以後的年月里，希特勒不厭其煩地以他當年任土官時，與其8個人的「班」的關係來比喻今天這種關係。 凱特爾和約德爾將軍沒有參與最高統帥下定西進的決心。但是，由於他們在這種情況下對希特勒唯命是從，百依百順，所以他們及其參謀部與陸軍總司令部的關係，再次陷入蘇台德危機時期那樣的對立狀態——儘管程度不同。凱特爾自己在希特勒的所想所為面前不是沒有壓抑感，但他仍是對陸軍首腦好言相勸，在獨裁者的要求下無把握的擔保——一廂情願地從中斡旋。約德爾卻恰恰相反，他將這一事態的發展，視為是朝他所主張的小型陸軍總參謀部方向邁出的重要一步。他絲毫也沒有考慮劃分職責界限的問題，而是毫不猶豫、充分地利用希特勒所提供的基石，利用一切機會打入陸軍的領導。貝克曾警告過，嚴防「暗處的和不負責任的影響」；而今，陸軍卻為這種影響打開放便之門。 陸軍總司令及其總參謀長並不是輕易地屈從於最高指揮的要求。在他們兩者之間，再次出現了對方向問題存在的截然不同看法的分歧。一方依仗「民族社會主義運動」的強大專制權勢，相信能夠迫使德國人民乃至全世界接受他們的要求；另一方，沒有被政變所嚇倒，主張應自覺為普魯士德國軍人的財富免遭厄運而盡力。1938年秋當危機達到高峰時，布勞希奇曾向國防軍統帥部參謀長「發誓」，他要忠於職守，而現在他卻將以往的豪言壯語拋在腦後，不敢起來反抗希特勒的西進決定。這樣，陸軍對戰爭計劃施加決定性影響的要求不但每每落空，而且還必須違心地按照希特勒的設想來擬製作戰計劃。 在這種情況下，陸軍總司令部起初只能進行「消極抵抗」，僅對希特勒的意願表示支持。後來，陸軍總司令在西線部隊高級指揮官們的一致支持下，終於在1939年11月5日，這個下達最終進攻命令的第一個規定日期，採取行動，提出反對在西線發動進攻和迄今的戰爭計劃的觀點，至使希特勒粗暴地打斷了陸軍總司令的報告。在戲劇性的11月23日，氣氛依然十分緊張，希特勒在空、海兩軍種將軍代表面前，指摘陸軍全體將軍們是掣肘於他的優柔寡斷之徒，並拒絕了布勞希奇會後提出的退職申請。儘管如此，大約從1939年歲末開始，陸軍總司令部越來越多地表現出願意符合希特勒意願的傾向，緊張氣氛暫時有所緩和，這樣將凶線攻勢的發起時間推至1940年存季就有了客觀基礎。但這絲毫沒有改變希特勒重國防軍統帥部，輕陸軍總司令部的狀況，而且，不久就帶來災難性後果，使陸軍受害非淺。 在這裡，似應再次強調指出，戰後敵、友廣為傳播的看法是不正確的，他們把在國防軍和陸軍高級指揮機構在大本營建設時期，重新燃起的，而已完全是由對希特勒及其作戰指揮的態度而引起的尖銳衝突，也歸咎於衝突雙方的全體軍官。 具有獨立思想觀念的一個典型例子，是人們存有很多誤解了賴歇瑙大將。起初，他心甘情願地與民族社會主義為伍，使得他在1938年1月和2月危機中，幾乎成了弗里奇大將的接班人。對此不僅希特勒竭力反對，就連凱特爾和約德爾都認為他是陸軍老軍官團中一個沒有指望的人。早在波蘭戰局前，賴歇踏對希特勒的戰爭政策就表示了極大的懷疑，並公然反對希特勒在1939年秋季在西線發動攻勢從而擴大戰爭的企圖。兩年後，由於情況的逆轉直下，希特勒於1941年12月拒絕了賴歇刷作布勞希奇的接班人的建議，並說：「他對我來說過於政治化了；貓總是要捉老鼠的」。 海軍和空軍在那幾個月里，在關於西線的問題上沒有提出對戰爭計劃施加決定性影響的要求。在那些不直接依靠陸軍實施的作戰行動和指揮上，空、海軍總司令也懂得盡力避開希特勒的影響和干涉，或者在發生意見分歧時，竭力貫徹自己的意圖。希特勒由於在空、海軍問題上的知識貧乏，所以對戈林和雷德爾十分尊重，至使約德爾在他們面前也退避三舍。海軍和空軍由於在專業和人事上的特殊關係，與陸軍相比，保持著相當大的獨立性，除個別事件外，整個戰爭期間都是如此。與空軍的關係是由於空軍的力量不斷下降，以及由於戈林拒絕出兵，導致希特勒介入以後，才變得緊張的。 直至戰爭後期，在希特勒與國防軍統帥部和三軍總司令部之間進行交往的形式和程序中，仍對海、空軍總司令有特殊照顧。在他們的任務範圍內，他們按照希特勒偶爾所作的口頭報告行事就足夠了，自己保持有較大的獨立。他們對希特勒周圍的一群軍事幕僚敬而遠之，他們也常常目睹陸軍首腦在總理府受刁難的窘態。在雷德爾自己的與希特勒談話記錄中，很少或根本沒有第三者。戈林幾乎總是「下不違例」的得益者，除了正式報告時間以外，他還可以經常出入希特勒的房門。而他對戰爭的影響很少是有根有據的，這就足以使第三帝國的這兩個巨頭的詭秘舉止，多次產生災難深重的後果。遇有機會，戈林便派他的總參謀長，越過約德爾，直接去見希特勒。海軍和空軍總司令採取的這種作法，常常在海戰和空戰領域產生弊端。希特勒在海、空戰方面所作的有關決定，也沒有一次通知指揮參謀部參謀長。 希特勒和他周圍的將軍們，對陸軍總司令、對本軍種的責任感，有意採取蔑視態度——除非陸軍對戰爭全局具有關鍵作用之時。 陸軍總司令及其總參謀長到希特勒那裡去作口頭匯報，一般都是應召而去，而且在大本營建設時期的數月里，也只是屈指可數的幾次。甚至連希特勒舉行的為決定進攻開始日期或拖延的天氣形勢報告會，直到1939年12月初以前還沒有陸軍代表參加。這種矜持態度，早在波蘭戰局中，陸軍總參謀長哈爾德就曾採取過，這在「措森精神」與希特勒的個性對立情況下，是非常容易理解的。特別是陸軍總司令布勞希奇，儘管在其高級軍事職位上，表現得能力超群，舉止高雅，但與希特勒的會見，對他來說，簡直是一種肉體上的折磨，經常使他處於「癱瘓」狀態。哈爾德的思想與他的總司令完全一致，但是他對這種影響不甚敏感；相反，他在維護自己立場時，能以準備充分、把握十足的論據，輔之以鏗鏘有力、透徹精闢的語言，遠遠勝過希特勒周圍的高參。 由於凱特爾和約德爾分頭與陸軍總司令部里的新任軍官們保持口頭聯繫，國防軍統帥部和陸軍總司令部之間潛在的緊張有增無減：統帥部參謀長與陸軍總參謀長哈爾德保持聯繫，約德爾則與陸軍作戰處長、總參謀部上校馮·格賴芬貝格保持聯繫。當希特勒的一些具有重要意義的「新思想」需要向陸軍總參謀鄰傳達一一更確切地說，是強行讓他們接受時，多次被召來總理府的是馮。格賴芬貝格上校及其最得力的助手總參謀部中校豪辛格。據當時8、9個月的日誌記載，約德爾與哈爾德只進行了一次較長時間的談話。同樣，在這段時間裡，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也僅同哈爾德的第一助手馮·施蒂爾普納格爾將軍進行過一次工作會晤。凱特爾和哈爾德之間也進行過一次談話，並達成諒解。 不久，這種工作會晤少、更多是應召來總理府的現象——這是效仿，1938年春季進軍奧地利前的作法——還逐漸變成與受寵的陸軍將軍們進行個別磋商。譬如，希特勒與當時的第16集團軍司令布施將軍曾討論組建一個特種突傑群，用以突破阿登防線；凱特爾也為此向占德里安將軍面授機宜。幾個月以後，即在準備進攻丹麥和挪威之時，約德爾甚至將陸軍高級職位的任命視為己任——這使國防軍統帥部將干預陸軍指揮領域全然成了習慣。 當時和後來德國大本營頒發的重要書面意見即「國防軍統帥部指令」，大致可分成兩類：一部分是具有較強的戰略性質，在這類指令中，大部分是將希特勒的決定作為爾後的作戰方針下達的，第6號指令；另一部分是陸軍總參謀部的「思想財富」。是指導某次戰局的，譬如第8號指令，或者是在奪取某一地段後為爾後作戰擬制，並以國防軍統帥部的名義下達的命令。這兩部分文件要麼是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根據希特勒的指示，親自起草的，要麼由國防處提供必要的數據。而後者是經常性的。 以類似方式完成的，還有國防軍統帥部對個別戰局所下達的「特別指令」在擬制這些指令過程中，往往要克服許多特殊困難，因為其中的政治成份要由希特勒親自來定，而無數其他決定，如邊界和消息的封鎖、貨幣兌換率以及許多其他問題。均需有帝國最高民事當局的合作，但這些又因保密緣故，不能及時加以解決。 隨著戰爭規模的擴大，大量其他文字交往變得十分困難，因為希特勒並不是在任何情況都允許國防軍統帥部借用他的名字或權威，因此，統帥部的地位仍然十分低下。 與盟國的關係 在波蘭戰局和法國戰局之間的數月里，德國在軍事上處於孤立的境地。義大利這個德國未來唯一的盟國，在戰爭一開始就讓希特勒大失所望，它在參戰與不參戰之間搖擺不定；但希特勒完全忽視了自己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到1940年1月，希特勒曾一度同意由約德爾將軍轉呈的國防處的意見。該意見認為，鑒於未來對作戰物資的大量要求，義大利的參戰不會給德國帶來多大利益。如果這樣，那麼就沒有必要在組織上與義大利進行聯合作戰。然而，希特勒對「與領袖（指墨索里尼）的會談，喜形於色，十分滿足」——似乎義大利不久即將參戰。1940年3月19日他自會談返回後，情況便發生了根本變化。儘管如此，希特勒為了迷惑朋友和敵人，與墨索里尼的第一次會晤中，仍向對方展示了一份遠遠誇大的「己方兵力區分圖」，這就是德、意雙方即將合作的唯一基礎。在一陣歡欣鼓舞之後，德國逐漸冷靜下來。雙方商定，兩國軍隊總參謀部保持進一步接觸，就戰略方面互相通報各自的依據和目的。德國方面對此事猶豫不決。這一心理狀態在幾天後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所寫的日記中有恰如其份的反映： 「元首在報告中講到了，我們如何在與義大利總參謀部會談中取得領先地位。首先，通過駐羅馬大使館弄清，他們準備通過什麼途徑，來減輕我們的負擔，然後，才有可能談渡過萊茵河上游實施作戰的問題。只有當我們的牌亮出以後，才能考慮雙方總參謀部的會談」 由於義大利的軍事首腦們一直反對他們的國家參戰，更談不上與德國國防軍的緊密合作。因此，根本不會作任何思想準備工作，因此，雙方不可能組成聯合參謀部，共同指揮這場同盟戰爭。 在「軸心國」進行聯合作戰的整個時期里，這種狀況一直沒有什麼改變。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為希特勒不相信墨索里尼周圍的人——這不是沒有道理的，不願提前透露他的作戰計劃；而義大利人考慮的是，首先進行一場「平行戰爭」，爾後，在德國進行的戰爭中，成為或多或少的受益者。希特勒不願意對義大利施加更大的影響，因為他認為目前還沒有發生傷害義大利領袖的事情，也沒有導致損害「軸心」最寶貴的鏈節，即兩國元首間的相互信任的因素。後來的觀察證實了人們的這樣一種推測，即希特勒的真正用意在於，靠這種方法竭力維護墨索里尼這位「軸心」政策在義大利的真正執行者，在義大利人民、軍官團和王室面前的威望。 義大利、日本和德國，根據三國條約，於1942年1月成立了「軍事委員會」。它給人以假象，似乎這個軍事委員會的效仿西方同盟國的「盟因參謀長聯席會議」而成立的聯合作戰指揮機構。實際，它自成立之日起就背離了它原來的目標——起碼從希特勒方面來說是如此。如果軍事委員會中的德國成員。連自己本國的作戰計劃都知之甚少，那就談不上對作戰問題進行任何形式的研究，軍事委員會也就失去了它的全部意義。 軍事委員會的工作方式仍是為希特勒自己設置的，他打算以此來取代聯合參謀部的有計劃、有預見性的工作。在整個戰爭期間，國家首腦的偶爾會晤、文件往來，成了他們進行聯合作戰的最基本的手段。三軍駐義大利武官被任命為為軍事委員會中的「聯絡將宮」，但只在需要時，才命令他們參加工作。德國步兵上將馮·林特倫是「駐義大利大本營的德國將官」』，駐地安排在羅馬的義大利大本營附近，能夠每天參加那裡的形勢討論會，但他很少到會；義大利長駐柏林的代表，也同樣很少在希特勒的戰地大本營里露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