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國防軍大本營 · 第二章波蘭戰局期間的經驗

1939年8月31日由柏林發出的「第1號指令」和9月3日的「第2號指令」，是全軍實施統一指揮首次採用的手段。國防軍統帥部所頒發的這種指令是吸取了普魯士德國總參謀部的經驗，模仿命令的措辭和內容擬制的，它對最高軍事指揮來說是一種適宜的手段。但是「指令」不同於「命令」，它不是將下級約束在指令上，而是為了避免超出具有遠見的方針所規定的範圍，有意不表露領導的意志。此外，「指令」應當儘可能在相當長的時間裡行之有效。起初，為了與當時國防軍領率機構的體制相適應，1939年國防軍統帥部的指令只下達給陸、海、空二軍總司令部。後來，統帥部開始將指令直接下達給下屬單位，數量與日俱增，同時也逐漸失去了它原來的特性。 第1號指令發出之時，在「大事年表」上所安排的最後準備工作已經完成。8月31日0時30分，即最後期限前14個小時，由總理府副官處發出的一則短訊足以說明部隊已根據由希特勒批准的三軍計劃，由展開轉入「武力解決」。指令中也只說，「進攻波蘭是根據『白色方案』（波蘭）所採取的準備措施進行的」。同時，根據三軍總司令部的建議，對「西部作戰部隊」的行動作了調整。指令不但對細節而且對戰略方針作了規定。指令指出，為應付英、法的敵對行動，駐西線的弱小部隊的任務是，「儘可能地保存實力，為勝利結束對波蘭的作戰創造條件」。 緊接著頒布了對英、法宣戰的第2號指令。指令規定了或「自主」採取的對付西方列強的實戰措施，如布設水雷障礙，海上經濟戰等。這些同樣不是國防軍指揮參謀部的「思想財富」，而是海軍總司令部的主意，這些措施早在海軍總司令作報告時，就得到了希特勒的批准，後以最高統帥的名義、以指令的形式下達。 很顯然，從1、2號指令中可以看出，兩線作戰是希特勒違背有良知的人的意願而發動的，它需要國防軍領導事先為此作大量工作。然而，由於希特勒對波蘭採取的政策的倉促性和對波蘭的切骨之仇，使這位國家元首和最高統帥未能將參謀部置於國防軍最高位置上，也沒有在對政治、軍事總體形勢進行負責的現實的考查基礎上，充分實踐指令的內涵，並事先估計到爆發新的世界大戰的可能性。如果不繼續按希特勒在1939年5月2日「關鍵性會商」中的意見行事，如果國防處不是獲悉了這次會商的內容，參謀部也沒有可能在它於1939年春提出的關於在最廣泛的背景下舉行一次司令部戰略演習的建議遭到拒絕後，按照自己的研究結果按排工作。只有形成最高統帥的工作班子，而不是國防軍的一個總參謀部，才能得到陸、海、空三軍總參謀部的全面合作，從而為這種「演習」提供重要的基礎性意見。但是這沒有希特勒的命令是無法實現的。然而，當西方列強的政治領導違反一切擔保居然站在波蘭一邊時，最高統帥既沒有給他的參謀部，也沒有給陸、海、空三軍總司令部提出必要的方針，以應付超出第2號指令範圍而出現的新情況。在這裡，我們已經看出，在他全部的軍事指揮活動中，缺乏高瞻遠矚，統盤籌劃，缺少一根貫穿全部活動的紅線。 倉促開赴前線；脫離自己的參謀部和三軍總司令；以及工作條件殘缺不全的「元首專列」——這一切正好迎合了希特勒的雜亂無章、心血來潮的工作方式。凱特爾在紐倫堡日記里這樣寫道： 「我們的元首專列停在格羅斯—波恩（波莫瑞）。我們由此出發，晝夜兼程，第二天休息，第三天繼續前進，奔赴各集團軍和軍司令部..，在這些地方，元首應邀作了形勢報告，也與陸軍總司令碰了幾次頭..對作戰指揮問題..希特勒很少介入；我記得的只有兩次..。在其他時候，他只限於與陸軍總司令交換意見和談話，有時也提出一些建議，但不是以命令的口吻。」 對作戰擁有更大指揮權的陸軍總參謀長在整個戰局期間，沒有同希特勒或凱特爾、約德爾以及陸軍聯絡官馮·福爾曼上校通過一次長途電話，好象作戰指揮在他手裡勝若任何人。 在對波蘭作戰的第一個月，迅速取得的決定性戰果，以及由於法國在西線採取靜觀戰略而出現的「奇蹟」，使德國臨時組建大本營的工作能力井未受到更艱巨任務的考驗。他們滿足於那種曾在9月初在總理府舉行的沒有固定形式的「形勢討論會」。這種討論會的依據是每日兩次由柏林首腦機構和國防處發出的三軍報告。會上，希特勒坐在他的「衛作車廂」內，誇誇其談，喋喋不休，與其說是講給周圍的人聽，倒不如說是在自言自語。就連每天的《國防軍通訊》也是由新聞宣傳處起草，由約德爾在「元首專列」上加以修改，最後經希特勒大刪大改後發出的。在這些日子裡，唯一讓人深恩的是國防軍統帥部9月9日和25日分別發布的第3號指令和第4號指令。這兩個指令的主要內容是將多餘的陸軍和空軍兵力調向西方，並進一步加強對付英、法的措施。兩個指令的基本框架是在列車上形成的，爾後，「草稿」送往國防處，國防處受命與三軍各總司令部作戰處共同進行全面審查、加工和確認，最後退歸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參謀長越過凱特爾，直接送呈希特勒簽字後下發。 柏林國防處的軍官們決不會過度忙碌，他們只將與三軍種總參謀部保持儘可能的密切聯繫為已任。國防處還每天以自己的形勢討論會的形式，與留守的國防軍統帥部的其他機構互通情報。參加討論會的除了國防處擔負領導職務的軍官和作戰日誌人員外，還有諜報局聯絡官，經濟、裝備局聯絡宮，國防軍新聞宣傳處聯絡官，通訊聯絡處聯絡宮，國防軍運輸處聯絡官和外交部長聯絡官。對於形勢報告、國外消息和其他重要事件的報告，通常還要舉行一次「內部討論」。在內部討論會上，國防處長向他的最親密同事通報他從上級機關所獲悉的一些考慮和企圖，提出完成特殊任務的方針。在波蘭戰局期間，國防處長還擔負一項任務，即不經常地去威廉街辦公大樓，向「元首代理人」』魯道夫·赫斯報告戰爭形勢。對此事還唯一留有記憶的是，在每次簡短的報告後，對方都是緘口不言，至今回憶起來還猶在心目。 此外，瓦利蒙特上校還盡一切可能與他的上司們保持個人聯繫。出自這個目的，他於9月10日首次從波莫瑞地區（波蘭）上西里西亞的依爾瑙，「元首專列」已到達這裡。動亂的軍營生活再次給作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它與在作者本人和公眾心目中所設想的最高大本營沒有一絲共同之處。儘管在波蘭的作戰順利進行，西線仍然保持寧靜，但是一種明顯的不安心情在作者心中油然而生，尤其擔心的是，目前正在快速為陸軍組建新的預備隊。在此過程中，希特勒以動員方式，首先加強希姆萊和達呂格的力量，組建了一個「保安師」，而其真正意圖是想培養大批訓練有素的軍事警察。這一措施雖具有黨政性質，但仍使凱特爾感到怏怏不快，而約德爾將軍有意避開這種頭等棘手的事，不發表任何意見。但這並沒有改變發布必要命令時通常把他的國防處「組織小組」撇在一邊的局面；而且在陸軍眼裡，國防軍統帥部也仍然是最有資格的黨的隸屬機關。由俄國紅軍進攻波蘭而引發的一些事情，最能說明臨時組建的大本營在形式和體制上存在的缺陷。9月16日深夜，德國駐莫斯科大使館武官克斯特林騎兵上將給柏林打電話通知作者，俄國軍隊即將越過邊界，開進波蘭東部地區。克斯特林想必是——以後他自己也確認，他被德國領率機構內的關係槁得糊裡糊塗，因為接電話的國防軍統帥部指揮部部長根本沒有想到，電話會打給他。因此，一開始，他幾乎不理解電話里講的到底是什麼，他只能保證，立即將情況上報。凱特爾和約德爾也不了解此事。當他們其中一個人第一次聽到俄國人向西開進的消息後，驚恐地問：「進攻誰？」在下達緊急命令之前，數小時的寶貴時間，就這樣流逝了。俄軍和德軍在波蘭相向推進，當德軍已越過里賓特洛甫與俄國人共同商定的分界線200公里時，一場惡戰似乎在所難免。 9月17日下午，俄國駐柏林大使館武官在海軍上將卡納里斯的陪同下，來到本德勒大街國防處辦公室，向作者了解德國軍隊在波蘭的機動位置和所達到的目標。上校身著褐色制服，面無表情，一言不發地聽著國防處長的介紹。然而由此卻引出一個使人不愉快的、很能說明問題的結局：第二天早上，約德爾在電話里向作者透露，前一天夜裡，史達林在莫斯科強烈譴責了德國外交部長馮·里賓特洛甫，因為德國在通告了他的駐德武官後，德軍仍想占據波蘭南部的德羅戈貝奇油田。史達林認為，這違背了8月23日秘密條約中所劃定的分界線！瓦利蒙特知道德國缺少石油，但由於不知有條約一事，因此在俄國武官面前突出強調了德國對這一地區的領土要求，看來他要成為德，俄不穩定的交易的第一個犧牲品了。瓦利蒙特還從約德爾那裡得知，里賓特洛甫對此事大為腦火，埋怨軍事干擾了他的政策。結果他引火燒身，反被希特勒訓斥了一通。希特勒說：「如果外交官在戰爭中犯了錯誤，應當讓他永遠去當兵。」此事似乎就這樣完結了，至於後事如何，不得而知。人們從這件事情中並沒有吸取關於外交政策與國防軍領導之間達成真誠合作的經驗教訓，儘管這兩者都集希特勒於一身，外交部長也經常在他的鞍前馬後。那個時期在純軍事領域發生的最重要的事件，即希特勒作出的關於不久對西方發動進攻的決定，能使人們對德國領率機構的狀況獲得最深刻的認識。鑒於1940年春德軍迅速取得的巨大勝利，使人們一時認為真理在希特勒一邊。然而曾幾何時，德軍災難性的失利，使人們逐漸改變了對希特勒的認識，在人們頭腦中，再無法喚起當初希特勒在各軍種總參謀部內宣揚勝利時所產生的印象。早在9月3日，西方列強對德宣戰時，一些舊軍官就深感震驚，他們深知1939年德國的軍備狀況同第一次世界大戰一樣，準備極不充分。然而，敵、我雙方在德法邊界的工事內無所行動地對峙了數周。這種狀況連同波蘭的迅速覆滅，作為一種政治和軍卓因素，似乎激發了西方尤其是德國國防軍的迫切願望，即戰爭可能會通過政治途徑得到解決，從而避免將中歐再次夷為廢墟，拖入長達四分之一世紀的戰亂之中。這種思想不足為奇。如果上述願望不能兌現，將在西線組織強大防禦，在短時間內徵集大量兵力，廣辟運輸供應線，從東方輸入工、農業物資，爭取在不長的時間內，促使西方列強停戰。陸軍總參謀部已下達命令，命令陸軍主力變更部署，準備實施防禦。在什麼時候，或者在什麼狀況下，促使國防軍最高統帥作出決定，在西線轉入進攻，這難以判斷。但可以肯定的是，當9月9日和9月12日陸軍總司令布勞希奇應希特勒召見，在「元首專列」上單獨進行長達兩個多小時的談話中，希特勒絕沒以向布勞希奇透露一句他的企圖。也肯定沒有哪個負責軍官考慮被希特勒召去，共同商討這一重大決斷，儘管這一決斷的最終結局必然是一場新的世界大戰。當作者於9月20日第二次來到大本營時，卻成了知情人，此時大本營已從專列遷至索波特的俱樂部旅館。凱特爾沒有直截了當地，而是利用各種暗示，心有餘悸地向作者透露了這個絕對軍事秘密。即希特勒進攻西方的企圖。就連他，國防軍統帥部參謀長，這位唯一的「國防軍問題顧問」，也不是從希特勒那裡，而是從一名副官嘴裡獲悉這一消息的。凱特爾認為，事已至此，已沒有可能提出異議。國防處長則果斷決定，既不找國防軍統帥部參謀長，也不找再度變得緘默不語的約德爾，而是聯合陸軍總參謀部對希特勒的決斷展開鬥爭。因為，沒有任何義務比保護人民和國家免遭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災難更為重大。看來只有依靠陸軍總參謀部這一條路。因為作者曾多次與陸軍總參謀部第一總軍需官接觸，知道馮·施蒂爾普納格爾將軍受他的總司令委託，正在修訂一份文件，準備再一次以大量的、能夠找到的資料為依據，來陳述陸軍總司令關於在西線在若干年內只能進行防禦戰爭的觀點。 然而，通向措森的道路，並沒有帶來預期的效果。希特勒返回柏林後，於9月27日在新的總理府召見三軍總司令——到會的還有凱特爾和作者——通告了他的西進意圖。在場的人，包括戈林在內，無不瞠目結舌。看樣子，沒有任何一個人看過剛發布的國防軍統帥部第4號指令中的這句話：「在西方..必須時刻維持發動進攻的可能性」，或者還沒有完全理解它的含義。希特勒在講完話之後，隨手將寫有講話提綱的便箋投進他工作室的壁爐里燒掉了，便箋上有他作出以決斷的理由和基本作戰方針。會上沒有任何人對他的講話提出異議。 作者在索波特大本營逗留期間，還看到一些潛伏著危機的怪誕不經的事情。一天早上，有二三十輛車成兩路縱隊由旅館出發，向哥廷根北部的戰場開進。大本營司令隆美爾將軍的一項任務就是將希特勒安排在車隊最前方。作者不解地問隆美爾：為什麼要成兩路縱隊行進？隆美爾回答，這個「行車隊型」是他從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中吸取教訓之後採取的，因為在大批到大本營的來訪者中，有許多非軍人，要顯示他們的級別、身份的差別，只有採取這種隊形，這是一種最適宜的辦法。但是，這一天仍使隆美爾出了洋相。當車隊行駛到一條田間小路時，隊形再無法保持了，而且一大批車突然被一障礙所阻，而希特勒及前幾輛車卻撇下車隊，獨自前行了。儘管組織這些滯留的人參觀了附近的一座醫院，以打發這段時間，但黨務辦公廳主任馬丁·博爾曼仍對戰場的道路未加清理而大發雷霆，並對將他們的車子排在後面對隆美爾將軍痛加辱罵。隆美爾面對這種肆無忌憚的言行似乎無能為力。當作者出來打抱不平，指責博爾曼的舉止時，隆美爾卻只要求能將此事報告國防軍副官長施蒙特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