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國防軍大本營 · 第一章國防軍的領事機構
總司令和他的參謀部
早在1933年被任命為國防部長的布洛姆貝格（後晉升為元帥）同時被任命為「國防軍總司令」。如果說魏瑪共和國時期的國防部長們就已經具有這種權力，那麼布洛姆貝格與他們不同的是，他仿效國家的集權領導，將其活動的重點放在「指揮權」之上。自1935年3月宣布「國防自由」以來，這位「戰爭部長兼國防軍總司令」，便開始致力於組建新的軍事指揮機構（註：參見國防軍領率機構附圖一），提高其權威。他凌駕於陸、海、空三軍之上，將整個德國國防軍的行動納入國家最高領導的方針之下。除了「武裝戰爭」』之外，他還將「總體戰爭」的其他手段，如國防宣傳、經濟戰爭，乃至全國民防各個領域的領導權，都集中在他一人手中。
隨著這種嚴格的、表面看來有條不紊的高級軍事指揮機構的組建。德國從此走上了一條沒有任何一個軍事大國走過的路，而且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效仿。然而，新建立的各級指揮機構卻在各自的軍事領域裡遭到冷遇，被視為弊端。象其他國家一樣，只有帝國總理一人被視為武裝部隊「法定」的最高領導，而總司令的權限通常只局限在一些私人和社交性領域。因此，一個新的執掌全面指揮大權的國防軍總司令，必須在國家元首和陸、海、空三軍總司令們之間尋找自己的位置。這也就是說，陸、海、空三軍總司令們必須將他們各自的領域，特別是對本軍種的指揮權限的一大部分讓給新的上司。這種現象帶來的結果是，在尚未對這種權力和職責分配的可行性進行認真研究之前，三軍總司令們的軍事等級就已經降了一大截。
對他們來說，更為明顯的變化是由下列事情引起的：為了對國防軍實施統一指揮，自1934年，國防軍總司令小心謹慎地在他國防部的首腦機構中增加了一些參謀部的成份，而在此以前，他的首腦機構還只是一個履行行政管理任務的「局」。但與各軍種的指揮參謀部的關係上，他的這個參謀部仍扮演了一個上司的角色。在德國當時的條件下，這種組織形式對於最重要、最強大的軍種陸軍總參謀部來說，是難以接受的；同時對於習慣於獨立執掌海戰指揮權的海軍總參謀部，以及野心勃勃的年輕的空軍總參謀部來說，也被視為一種不小的阻力。人所皆知，即使在國王和皇帝發號施令的時代，也沒有出現過凌駕於陸軍、海軍之上的指揮參謀部，更何況「陸軍總參謀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期稱之為「最高統帥部」——決定著整個戰爭的進程。
爭取國防軍形式和內部的協調統一
鑒於以上情況，陸軍總司令部及其總參謀部對布洛姆貝格的國防軍指揮參謀部」進行了極其猛烈的和不懈的抗爭。陸軍總司令、上將馮·弗里奇男爵認為，在德國乃全將來的大陸，陸軍仍將是國防軍中起決定性作用的部分。因此，他對新出現的空軍作戰理論置之不理，要求陸軍在戰爭中對三軍指揮施加權威性影響。他在30年代中期與統帥部交換的備忘錄里就寫道：「陸軍總司令是『戰爭中的頭目』」。「因此，他必須是國家元首在全部戰爭指導問題上——也包括空、海軍作戰問題上的首席顧問，以及陸戰問題的唯一顧問」。所以，當新組建的、作為其上級的國防軍司令部，利用一批陸軍將官和總參謀部軍官，而這些將軍和總參謀部軍官們本來是應當為陸軍作事的，占據了他的全部重要位置時，他越發為上述觀點的無法兌現而焦躁不安。而海軍和空軍並不為此而憂慮，因為兩軍總司令及其參謀部可以另闢蹊徑來維護他們的獨立性。譬如，海軍總司領雷德爾大將依靠的是這樣一種現實：德國由於處在大陸這一自然條件下，因此在實施統一指揮時很少涉及到海軍；而帝國航空部長、空軍總司令戈林，依靠的則是他在國內和黨內的優越地位，以及他與希特勒的親密的個人關係。
在這種情況下，布洛姆貝格及其指揮參謀部的地位一直處在激烈的爭議之中。在國防軍首腦機關的日常工作處在無休止的爭吵的條件下，舉行了數次國防軍統帥部圖上演習、軍事調研會、司令部演習，以及1937年的唯一一次國防軍軍事演習。在這些演習中，這一新組建的指揮機構首次受到考驗，同時也受到不斷的非難，以及軍爭上異乎尋常的反抗。
面對這一切，國防軍最高司令不為所動，堅定不移地走著他已經開闢的路，同時——自1935年——他的作戰處處長約德爾上校給予他以狂熱的支持，為此約德爾甚至拒絕擔任空軍總參謀長的職務。布洛姆貝格除了計劃在將來組建一個包括戈林航空部在內的「國防軍部」』以及無所不管的「國防軍總參謀部」以外，1937年所要解決的眼前問題是要設立隸屬於國防軍統帥部的所謂「國防軍總司令」。他應當取代陸軍各軍區司令的職位，包攬國防軍的一切任務，其中包括維護領土主權、內政和防禦問題、國防經濟和徵兵事宜。
工作上的緊張和對立也滲透到了人際關係之中。結果，隱藏在從陸軍脫穎而出的、目前擔任要職的將軍們之中的分裂逐步公開化。他們毫不猶豫地與周圍同事結成親密夥伴，使最高軍官團分為兩大派：一派是民族社會主義革新派，一派是因循守舊的陸軍派。
儘管如此，布洛姆貝格不僅在一觸即發的混亂之中，使國防軍的領率機構在組織上得到進一步發展，而且他還想利用他優越的地位及其軍事權威，對戰爭政策施加決定性、至少是制約性的影響，或者對希特勒的軍事指揮施加影響。當時發生的幾件典型事例，足以說明布洛姆貝格的態度。希特勒曾於1937年11月5日在一個很小的範圍內提出「生存空間」理論，國防軍總司令和陸軍在反對這一理論問題上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見。當希特勒為占領捷克斯洛伐克要求進行備戰時，布洛姆貝格在同年12月13日作的一次報告中，深入、有力地指出國防軍戰爭潛力的極端不足，特別是彈藥的短缺，此事也表明他為避免戰爭危險而持的反抗態度。一年前，他還曾激烈反對大量軍隊參加西班牙內戰——此事很少為人所知，至使陸軍總司令沒有表態的餘地。這位我不禁想起希特勒在指摘那些擔任要職的將軍們、總參謀部和陸軍時，經常重複的一句話：「布洛姆貝格用他寬厚的脊背隔在我與國防軍之間。這是時代的產物。」
希特勒攫取軍權
1938年2月4日，希特勒終於找到了一個藉口，將這一「障礙」剷除了，自己接管了國防軍的最高指揮權，當上了「最高司令」。自此，除了在希特勒接管的、原封未動的布洛姆貝格的參謀部里委任凱特爾為「國防軍統帥部參謀長」之外，在希特勒與陸、海、空三軍總司令之間再沒有任何機構了。實際上，當時圍繞國防軍參謀部，特別是它的重要組成部分——國防軍抬揮參謀部，在陸軍和海軍的備忘錄里或口頭表述中，又再次引起爭論。從那時候起，戈林一頭傾倒在凱特爾一邊。所以，從以後的事實來看，他對國防軍統帥部的偏愛絕不是一時心血來潮。還在很早以前，他就表示要無條件地做一名希特勒的「忠實信徒」，而他的本意是野心勃勃地覬覦整個國防軍的指揮大權。即使不能成為布洛姆貝格的繼承者，也許會有希望被希特勒任命為國防軍最高指揮機構中的一名常務代表。基於上述原因以及他的空軍總司令的職位，使他與國防軍統帥部參謀長和海軍總司令聯合起來，激烈反對新任陸軍總司令布勞希奇大將提出的，也是其前任曾提出的要求。自希特勒親自接任國防軍最高指揮後，他的這一要求就更加直截了當。他認為現在不是組建一個國防軍統帥部參謀部的問題，而是必須使陸軍總司令及其參謀長成為全部作戰指揮問題的最高顧問；國防軍指揮參謀部應當編入陸軍總參謀部。
使人感到離奇的是，貝克上將於1938年2月再次在凱特爾面前對陸軍的要求進行辯護時，其所用的言辭與希特勒同國防軍統帥部參謀長的第一次談話相差無兒。約德爾在他的記錄中對他們如出一轍的談話作了這樣的記載：兩者都說：「陸軍對德國來說是決定性因素。」於是，貝克便從中得出結論：「陸軍必須領導戰爭。」希特勒則指出：——儘管是充滿理智的——「其他軍種只能起輔助和補充的作用」。但是，身為政治家的希特勒一直是謹慎從事，防止將來他對國防軍的指揮權受到了陸軍總司令部，以及陸軍總參謀部精神的束縛。然而，貝克也不僅僅是企圖為當時的國防軍樹立一個健全的領率體制，他想的是另外一碼事，即當陸軍執掌國防軍控制大僅之後，不是「進行」戰爭，而是避免戰爭。關於他的這一思想——撇開他後來的行動不談，僅從他所說過的話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他寫道：「政治..產生於陸軍的效率。陸軍是政治的最強大、最具決定性作用的工具，但此工具的效率也可以決定政治企圖的界限。」這些潛在的、重大的矛盾，陸軍想設法給以解決，但直到1938年2月仍懸而未解。這種矛盾不用說是當時，就是時至今日還未被世人所知。
1938年春，希特勒再一次批准了現行體制，似乎最終結束了在組織領域內甚至波及到陸軍高級職位的爭奪。然而，沒過多久，人們便看到，這一由布洛姆貝格所建立的體系的主要承擔者，他多年的助手凱特爾和約德爾所取得的勝利，是一個災難性的錯誤。他們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國防軍最高指揮機構被無所不管的獨裁者兼併，他們對國防軍實施統一指揮的期望也化為泡影。很顯然，他們還沒有認識到這樣一個事實，即國防軍統帥部由於希特勒的接管，國防軍統帥部參謀部已失去了它的純軍事特點。更有甚者，過去在布洛姆貝格領導下的國防軍總司令部「對政治領導來說曾是維護軍隊利益、對國家領導來說是履行自己職責的實際軍事指揮機構」，現在，卻成了一個「工作班子」，更確切地說，是「政治家希特勒的軍事辦公室」。這位新任最高統帥從走馬上任伊始，幾乎沒有幾個星期，即在他還未開始濫用職權達到強權目標之前，就遭到了各方面的抵制。
根據凱特爾將軍的能力和素質，未被委以重任，而是委屈求全地充當了「辦公室主任」的角色，以參謀長的身份輔佐希特勒。他完全不知道，從一開始希特勒就沒有考慮給他什麼職務可是他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卻對希特勒在賀飼中的一句話深信不移，經久不忘。希特勒說：「您是我的知己，是我在國防軍問題上的唯一顧問。」凱特爾銘記著這一頌詞走上了國防軍統帥部參謀長的職位。從此，他在虔誠的信念驅使下，一心一意地履行他的任務，即無條件地、堅決地——儘管他自己也不贊同——貫徹他的最高統帥的意圖和指令。他以認真的態度、不倦的精力，任勞任怨地工作著；然而他的嗜好似乎是不需要自己的堅定信念，只是一味地尋求平衡，這就成了他走向災難的原由。約德爾也在忠於職守，勤懇地工作著——儘管是出於其它企圖和目的。在「元首的天才」面前，他謹小慎微，把任何一點點自己的和別人的批評意見都深深地埋在肚子裡。由於對希特勒的絕對相信以及在他們腦子裡已形成的國防軍已構成統一指揮的固定看法，使國防軍統帥部的這兩位首腦對他們的「娘家」——陸軍總司令部及其總參謀部產生了對立情緒，而且愈演愈烈。這樣，國防軍的內部團結每況愈下，特別是國防軍統帥部的一些軍官把維護與「黨」的關係視為自己獨有的、不允許任何人介入的事情，使國防軍的分裂有增無減。
另一方面，從1938年春季起，國防軍也逐漸被捲入希特勒的歐洲政策。在這一片混亂之中，任何一種為實現軍事上的統一指揮、而在精神上、理論上或實踐上為改進現行體制而作的努力都宣告破產。由於希特勒的反覆無常的、對一切都指手劃腳的令人生厭的作法，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只不過是個徒有虛名的空架子。2月18日，希特勒再一次向凱特爾保證，「在沒有聽取他的參謀長的意見之前，他絕不在有關國防軍的問題上作任何決斷」。然而，僅在數周之後，在準備「合併」奧地利的問題上，他不給周密的軍事計劃工作留出時間和餘地，一味追求政治上的冒險，造成了無法挽救的混亂。
事情是這樣開始的：當希特勒獲知許士尼格要進行「公民投票」的消息後，這位國防軍最高司令便於3月9日夜晚，緊急召見戈林、賴歇瑙——從羅馬趕回，以及另外兩名他熟悉的將軍，共同磋商對奧地利施加軍事恐嚇和高壓的措施。也許到3月10日清晨，凱特爾才從他副官那裡知道戈林等人已在希特勒那裡。「10時驅車去總理府」，約德爾寫道，「我隨後前往，向他呈交一份舊的作戰方案」。過了一會兒，陸軍總參謀長也被召來，他向希特勒報告說，陸軍對此沒有絲毫準備，要想動員計劃內的部隊，必須在5個小時之內臨時起草一份緊急命令。於是在此基礎上，3月11日國防軍統帥部發出了一份「指令」。指令說，希特勒將親自指揮這次行動。為了預防可能出現的錯綜複雜的情況，海軍未與國防軍指揮參謀部配合，便獨自命令「全部艦船返國」。
同年，由於在蘇台德危機過程中準備以武裝襲擊捷克斯洛伐克的「綠色方案」一事，使國防軍最高司令及其參謀部與陸軍總司令部之間的關係出現了極度緊張。這是作者1938年暮春奉陸軍總參謀長貝克炮兵上將之命前往柏林參加總參謀部制定的「絕色方案」的「最終會商」時，得到的第一個印象，當時作者正在杜塞道夫任團長。在一大群與會者中間，沒有看到國防軍統帥部的成員，沒有看到凱特爾，也沒有看到約德爾，更沒有看到一名他們的總參謀部軍官。對於這個使人感驚訝的問題，陸軍總參謀部人事處長霍斯巴赫上校作了令人驚訝的回答：「這裡研究的是陸軍的事，與國防軍統帥部無關。」貝克緊接著所作的發言，是唯一的對希特勒和國防軍統部所制定的計劃和下達的命令的示威。陸軍總司令布勞希奇大將對統帥部的計劃和命令只能有保留地表示贊同。此後，貝克還公開地以其他各種方式想打消希特勒的企圖，直至1938年夏他被黜職。
對抗的典型性在其他幾件事情上也表露無遺，直至哈爾德接任貝克的陸軍總參謀長之職後為止。在1938年9月9日夜直至次日4時召開的紐倫堡「帝國黨代會」上，又發生了一次爭論。在會上，希特勒面對陸軍首領的頑固態度，要求他們改變其獨出心裁的展開和作戰計劃。當時作為旁聽者出席這次會議的凱特爾在回到柏林後，對約德爾抱怨說：「他對布勞希奇被任命為陸軍總司令曾盡過很大努力，現在已對他大失所望，這種爭論..將最終導致陸軍總司令及其參謀長哈爾德將軍的失敗，但他無力阻小。」國防軍統帥部參謀長利用這一機會，「根據他從紐倫堡得出的令人沮喪的經驗，對國防軍統帥部的軍官們，發表了一次慷慨激昂的講話」。他強調說：「他絕不容忍國防軍統帥部的軍官們隨意進行批評，不允許他們牢騷滿腹和吹毛求庇」。對凱特爾表示完全支持的約德爾上校，根據希特勒在9月12日一次講話中談到的「與捷克進行一次了不起的清算」，這句話，希望「在我們人民和軍官團中有更多的人，能夠為他們的怯懦和自負而臉紅」約德爾在他這篇日記的結尾寫道：此外，元首還知道，陸軍總司令向他的將軍們尋求支持，企圖藉助他們的力量，使元首能看清他的冒險行動並幡然悔悟。他自己表示無力對元首施加影響。
正因為如此，紐倫堡籠罩在冷若冰霜的氣氛之中。令人痛感悲切的是，元首背後雖有全國人民作後盾，卻得不到陸軍將軍們的支持。
我認為，他們只能以實際行動來補償他們由於缺乏精神力量和忠順而犯下的過錯。這與1914年出現的問題如出一轍。在軍隊里只有一種不順從，即將軍們的不順從，這種不順從歸根結底來自於他們的狂妄自大。他們不再相信和順從元首，因為他們不承認元首的天才，他們看到的只是世界大戰中的二等兵，而不是俾斯麥以來的最偉大的政治家。」
早在紐倫堡會議以前，就明顯地出現了危險徵兆，它是希特勒推行的災難性政策及其在軍事要求上執掌大權的必然結果。新任陸軍總司令在忠於職守，以及包含其中的「對全國人民的高度責任感」方面可與其先輩媲美，然而卻被希特勒扼殺在萌芽之中。希特勒的「工作班子」即國防軍統帥部的首腦們，對布勞希奇在哈爾德的支持下，在純軍事指揮問題上仍固執己見表示憤懣不平。為此，他們重申他們的首要任務是完成希特勒的意志，在軍事領域為他鋪平道路。這顯然同布洛姆貝格所尋求的目標完全不同。布洛姆貝格的司令部未得到充分發展而過早夭折，但在其作戰處里，始終保持有6至8名軍官。然而從現在起，它的工作界限卻落得一個在獨裁音進行本能的政治干預與其所產生的軍事後果之間搖擺不定的狀況。往這邊移動，則毫無影響；往另一邊移動，就必須得到陸、海、空三軍總司令部的認可。這樣，參謀部在國防軍傳統體制里，比過去更難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因此它除了一次又一次地借用希特勒的權威之外，別無他法。這是不足為奇的。
當蘇台德危機達到白熱化程度時，作者被調到國防軍指揮參謀部，準備在熟悉一段工作之後接替約德爾的職務。作者當時的親自經歷也許更能說明當時國防軍指揮參謀部的狀態。約德爾首先向我簡要地介紹了當前的形勢。他說，不僅蘇台德地區已併入德國——這已通過新聞界為眾人所知，而且還將徹底消滅捷克斯洛伐克的國家政體作為備戰的目的。緊接著，約悠爾將話鋒一轉，又談到了國防軍內部的緊張關係。他說，陸軍總參謀長貝克將軍因反對希特勒計劃而被免職，由哈爾德接任。此消息未向輿論界以及在國防軍的更大範圍內宣布。儘管人員作了更換，但在陸軍總參謀部內，仍存在著一股強大的反抗希特勒觀點和命令思潮。因此，要求國防軍統帥部的每個成員，採取更明確的態度，注意個人與陸軍總參謀部接觸時的言行舉止。
使人震驚的事情層出不窮，使他不能向作者一一列舉。接著他說，在這種緊張的態勢下，什麼是國防軍最高參謀部在世界範圍內要完成的任務呢？英國和法國是潛在的對手，義大利和日本是友邦。對問題必須從戰略角度去思考。這位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沒有對問題作出回答，而是指著地圖，介紹了進攻捷克斯洛伐克的細節，順便提到了預先占領「西壁工事」的意圖。此項準備工作所花費的款額之大令人吃驚，在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內，此項工作主要是為了配合為進行將來的對捷作戰，陸軍總參謀部所作的一系列準備工作中的一項。
新的力量和新的方式
自1938年11月至1939年8月，作者作為約德爾的接班人，接管了國防處和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參謀長的工作，但僅僅9個月的時間，作者也無法徹底改變當時的狀況。也許有一種觀點為他指明了道路，這種觀點認為，只有當指揮參謀部不再獨立地置身於希特勒和國防軍之間，而是作為國防軍的一部分立於他們之中時，也就是說不是依賴於希特勒，而是首先依靠陸軍總參謀部時，它才能夠克服其各方面的弱點。在經過努力爭取之後，凱特爾同意並決定，約德爾——在此期間已晉升為少將——不再返回他的原崗位，而是於1939年10月1日由一名陸軍所信賴的將軍取而代之。然而，約德爾卻重返國防軍統帥部參謀長的職位，這一突如其來的事件使原來的如意打算化為泡影。
1939年3月占領「捷克剩餘領土」，以及月底收復梅梅爾地區的行動，都沒有為國防軍領率機關中的合作，創造出什麼有價值的經驗。相反，在波蘭戰局伊始，最高軍事指揮機構中存在的缺乏內部和外部秩序的混亂狀態再次達到今人生畏的程度。
希特勒未要求國防軍提供任何諮詢，只是在3月下旬順便通知陸軍總司令部，如果通過外交途徑直至晚夏還未能達成一致意見，他就要以武力威逼波蘭就範。數日後，國防軍統帥部參謀長也獲悉這條「元首意見」、並指示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將此作為一個附件補充到自1938年開始、每年在動員之初下達的所謂的「國防軍統一備戰指令」里。所謂「指令」只是一種在和平時期按總參謀部的一般工作程序制定出的為指揮、訓練、組織等方面服務的基本方針，現在它如同一年前進攻捷克斯洛伐克時一樣，增加了異樣成份。它不僅涉及到國防軍根據世界一般形勢制定出的年度任務，而且還涉及到對某次作戰行動的準備，這種作戰行動是根據當前一定的政治條件採取的，但更多是計劃在將來某特定時間採取的。
鑒於任務意義的重大，以及他對國防軍統帥部與陸軍總參謀部關係的認識，瓦利蒙特在起草「附件」的重要部分時，邀請了陸軍總參謀部第一總軍需長海內里希·馮·施蒂爾普納格爾將軍逐字逐句地推敲，當然這是經陸軍總參謀長允許的。這樣，文件沒有使用任何束縛陸軍的飼句，反而卻充滿了能發揮陸軍總司令部行動自由的言辭。海軍和空軍也將各自的任務以自己的表達方式簡要地寫進附件。國防軍統帥部參謀氏按照慣例把已經完成的方案，用「元首字母」即大型字體抄寫出來，呈送希特勒，使他不戴眼鏡便能閱讀，同時還向總理府呈送一份。幾天後，希特勒親筆批上一段代有政治內容的引言退還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國防軍指揮參謀部於4月3日將文件下發給陸、海、空三軍總司令部。以及其他指揮部門。
後幾個月的情況，再次證明作者在蘇台德危機時所得到的印象。希特勒的工作方法使國防軍指揮參謀部的活動範圍越來越窄，只能起到一種國家領導人的軍事「檔案室」的作用。然而，在沒有任何越出波蘭戰局及捍衛西疆邊防的長遠戰略方針的情況下，「檔案室」的活動也只能局限在陸、海、空三軍的報表上。
另一方面，三軍總司令部在其備戰工作中，通過聯絡官得到必要的協調，他們既不請指揮參謀部參加，也不要它作仲裁。他們置國防軍總司令這個過去的中間上司予不顧，竭盡全力與希特勒建立直接關係。希特勒乍前馬後的副官們也把失寵的國防軍指揮參謀部撇在一邊隨意超越它行事。這樣，國防軍統帥部參謀長的地位江河日下，變得無足輕重了，這個「國防軍問題的唯一顧問」在三軍總司令眼裡與其說是一個中間人，倒不如說是在無人敢處理的棘手問題上的「替罪羊」。
過去，由於國防軍領率機構里各種力量的競爭，而尚未處理的所有提案、備忘錄和口頭建議，在希特勒奪取軍事大權後，不到一年的時間裡便全部被打入冷宮。國防軍統帥部的「指揮參謀部」被排擠出國防軍指揮層，甚至連希特勒自己都不把它看成是他的領率機構。這些表面現象也唆使陸軍總參謀部放棄了他們一度走過的、與國防處保持密切合作這樣一條正確道路，儘管國防處作出各種妥協和讓步。
希特勒是這種事態發展的唯一受益者，他可以在這種爾虞我詐之中，按照「分權制和主管人員分散制」的思想坐收漁人之利。國防軍高級參謀部的這些弱點及其災難性的影響，不單單是由於國防軍統帥部組織無能造成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應歸咎於三軍種的態度。他們不是聯合希特勒的「工作班子」一道反對希特勒，而是想法設法對這個「工作班子」行破壞之能事。
踏上戰爭之路
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在那個時期的地位和威望可以從——紐倫堡法庭稱之為——「關鍵性會商」中看得一清二楚。此次會商是於1939年5月23日舉行的。會上，陸軍總司令部的將領在柏林總理府向希特勒報告了進攻波蘭的展開、作戰計劃。這個計劃事先既沒有向國防軍指揮參謀部通報，也沒有邀請他們參加這次會商，替代國防軍統帥部參謀長凱特爾的卻是陸、海軍總司令。在會商會上，希特勒無視他的指揮參謀部的存在，為準備未來的歐洲「進攻計劃」，他要求在國防軍統帥部里組建一個「小型研究班子」，凱特爾對此毫無察覺。希特勒要求，這個班子應包括陸、海、空三軍代表，負責進行「最高等級上的作戰精神準備」，——大概是指戰略上的精神準備——「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技術上和組織上的準備工作」..希特勒在這裡以蹩腳的軍語所描繪的任務，正是在正常條件下國防軍指揮參謀部所肩負的職責，也是他一開始就賦予它的任務，儘管它的職貢不是擬制一項進攻計劃，它的真正軍事職責是保衛帝國和人民的安全。接下去，希特勒再也沒有提到未來的戰略方針，也沒有涉及到「研究班子」。
5月23日的會議還從另外一個、更重要的角度說明，國防軍內嚴重缺乏秩序和信賴，這也是身為最高統帥的希特勒在當時和後來時常向國防軍首腦們流露的。會議的前一天即5月22日，在沒有高級軍事首腦參加的情況下，在柏林舉行了經長時間談判而與義大利締結的所謂「鋼鐵盟約」的隆重簽字儀式。這份條約所附加的秘密議定書，從性質上說毫無疑義是軍事同盟，它要求國防軍要承擔重大義務。然而，在這個條約的準備和締結過程中卻沒有那個軍事機構參與；甚至希特勒還在於1939年3、4月間在因斯布魯克舉行的唯一一次有雙方國防軍司令部代表（意方為帕里阿尼將軍，德方為凱特爾將軍）參加的，會談中嚴禁討論戰略問題，因此在5月23日的會議上，希特勒沒有向與會者透露任何有關該條約的重要軍事內容。議定書的主持人施蒙特中校僅向與會者傳達了這樣一句話：「保守秘密——即指進攻波蘭的計劃——是取得勝利的前提。這個計劃，即便是對義大利和日本也要保密。對於義大利來說，只有突破馬奇諾防線，此問題還有待研究。」儘管作者當時是國防軍統帥部指揮參謀部參謀長，但所獲悉的有關這次會商的內容，也只是凱特爾知道的那一點點。其中沒有任何超出波蘭戰局計劃的內容。這些消息，同時聯繫到當時的政治事態，作者毫無疑義地認為，希特勒企圖發動一場新的「鮮花戰爭」，並將扮演一名重要角色。
1939年新春，在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內，一名長年作約德爾的首席助手——當時的蔡茨勒中校，由洛斯貝格中校接替。此後，他們不再心甘情願地繼續充當希特勒「工作班子」的角色，為其戰爭目標服務。他們儘管認識到自己地位的嚴重虛弱，但仍集中力量反對希特勒企圖進攻波蘭的行動，以及用現有兵力和可能性挑起新的世界戰爭的企圖。
他們的第一次行動是基於這樣一種想法：不提及任何直接關係到希特勒的戰爭計劃的事，而只以他特別感興趣的數據使這位國防軍最高統帥相信，歐洲西方列強的軍備遠遠超過德國的潛力——雖然希特勒不願意將西方的介入考慮在內。他們將此項計劃的目的向國防軍統帥部參謀長作了說明，凱特爾稍加思索後便給以否定。因為他認為，希特勒會立刻看穿他們的真正企圖是對他的決斷施加影響，參謀部從而將失去他的信任，此項計劃由此宣告失敗。緊接著，有人提出另一個建議；按照過去的模式，於1939年夏季，根據當時的世界形勢，由國防軍指揮參謀部舉行一次規模宏大的國防軍司令部演習，請希特勒親自指揮。他們希望國防軍統帥部參謀長要特別向希特勒說明，指揮此次演習，對位居國防軍最高統帥的希特勒來說，是一次對內對外進行宣傳的大好機會。他們滿以為這次會穩操勝券。結果，這個本想讓希特勒在演習中親眼看一看他的冒險行動將遭何種厄運的計劃，又敗在凱特爾手裡。凱特爾說，讓元首和總理指揮一次司令部演習是一種絕推可能的苛求。結果，這個企圖利用希特勒想在戰爭中指揮國防軍欲望的計劃仍未獲任何結果。
對於國防軍指揮參謀部來說，利用凱特爾的地位，對時局施加影響的經驗，似乎已經失效。在此期間，希特勒及其左右的人也沒有再透露出一點關於戰爭危險增大的消息；另一方面，陸、海、空三軍總司令部對其備戰工作也一如既往，不找國防處商談，使國防軍最高參謀部的軍官們，在歷史上最大規模戰爭的前幾周，處在一種奇特的、使人不適的真空之中。他們承擔的唯一具有意義的任務是，按照「鮮花戰爭」時期的格式為武力解決與波蘭衝突的行動擬制一份「大事年表」。其中列舉了根據陸、海、空三軍的報告而制定的最重要的準備措施及其完成的時限，關於完成這些措施的命令須由希特勒作出最後決定。此外，除了指出對敵情報機構進行偽裝外，還指出了在非常情況下，停止從展開轉入進攻或取消這次行動的時間。這份大事年表堪稱指揮參謀部從事「檔案」工作的典型事例，但這份文件也沒有使領率機構就戰爭還是和平的問題作出決斷。
早就住在「山間別墅」的希特勒，從8月中旬起，由於陸軍對其展開計劃又提出新的要求和企圖，使他的軍事活動再度頻繁起來。希特勒的副官也將國防軍統帥部參謀長凱特爾請來參加這一活動。使他感到心滿意足的是，他能按希特勒的思想口頭對陸軍總參謀部長施加影響。以凱特爾看來，利用這種方式可以避免象一年前由於希特勒的直接介人和國防軍統帥部的書面「指令」而引起的陸軍的過份反抗或新的不和。陸軍的展開方案也確有改進，這是顯而易見的。
8月22日，希特勒在「山間別墅」的大廳里，對將在進攻波蘭的作戰中擔任三軍指揮的全體高級將領們發表了數小時的講話，給人一種大戰在即的感覺。然而，他的講話的基本目的是想最後一次說服三軍將領們，深信他所指引的道路的正確性，特別是確信西方列強將不會介入衝突。前一天，史達林準備與德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的消息已眾所周知，這正是促使希特勒論證他這一「命題」的主要原因。當天下午，三軍總司令詳細報告了各軍種直至集團軍的作戰計劃。希特勒詢問了每個細節，興致越來越高，竟將在座的國防軍統帥部參謀長和國防處長忘得一乾二淨。
發表這種鼓動演講，三軍總司令隨後作報告，少數指揮官大談其軍人的信念，這成了作為政治家和最高統帥的希特勒的習慣。在以後的每次重大戰局前，以及其他重大軍事行動前，直至1944年秋季阿登戰役和萊茵河上游戰役前，都採取這種方式。但是，它根本代替不了「司令部演習」這種經過考驗的、具有說服力的形式。
到了8月23日，希特勒急不可待，再也無法忍耐到「大事年表」上規定的最後期限，命令國防軍於8月26日向波蘭發動進攻，使緊張氣氛驟然達到頂點。國防軍指揮參謀部的一項主要任務是向最高黨政機關發出通報，以便使它們採取一切措施支援國防軍，特別是在戰爭爆發時保護居民安全，維護公共秩序。這件事再一次表現了希特勒如何粗暴地踐踏任何一項按計劃進行的軍事工作。在國防軍統帥部領導下，多年與政府各部和「黨務辦公廳」共同為戰時所作的準備工作，並按軍事慣例編寫的《民事管理動員手冊》，均在最後一刻被希特勒毀棄。希特勒將波蘭戰局當成國防軍的一次「特別行動」，而不看作戰爭，因此要求暫時在「民事領域」避免一場可能引起民眾生活持久性混亂的事件發生。然而，國防軍的主力要在8月26日至31日之內進行動員，國防工業及大部工商企業也要於9月3日隨之實施動員，因此，人人心緒不定，處處雜亂無章。起初，這種混亂狀態給工業造成重大負擔，它必須在這種逐級動員情況下，放棄它長年的準備工作，負起「不可推卸」的義務；隨後又給國防軍造成負擔，它必須進行大量艱苦細緻的瑣碎工作，將專業技術工人從軍隊里挑出來，以充實國防工業。
在戰爭爆發的當天，戈林終於說服了希特勒，取消國防軍統帥部指揮參謀部作為領導機構的職能，使這個支離破碎的組織再一次受到衝擊。指揮參謀部「秘書處」所一直擔負的任務，移交給「總理府」，這個「秘書處」被國防軍統帥部操縱的「國防委員會」解散，安排到「國防部長會議」內，「黨」在這裡發揮著決定性影響。《國防法》的第二個文本在它的軍事指導權威方面已經作了極大的限制，希特勒再次無視《國防法》的規定，最終將國防軍擠下了「戰時全民之領導」的位置。國防軍統帥部參謀民被完全撇在一邊，而他卻未提出任何異議。
8月25日傍晚，由於眾所周知的政治原因，希特勒再一次取消了武裝部隊進入波蘭邊境的命令。當作者受凱特爾緊急調遣，匆匆來到總理府時，這個命令已經按「大事年表」所規定的最後時限，通過電話通知了有關部隊。用希特勒的軍事「辦公室」——國防處的一句話，就是以證實希特勒取消命令一事。作者在去總理府的路上，充滿了一種由於和平再一次得到的保障而產生的喜悅和激動。然而，當作者剛剛到達聽到施蒙特的第一句話卻是：「您不要高興得太早，這只不過是推遲幾天罷了！」
的確是這樣，對於總參謀部一名軍官來說，令人感到極度厭惡和驚恐的是，親眼看到在那個時刻總理府內潛伏著巨大危險的混亂狀態。特別是由此產生了這樣一個問題，如果不久真的發生戰爭，國防軍最高司令是否還想將他的「大本營」留在這個雜亂無章、動盪不安的環境裡？這個想法並不足為奇，因為現在除了國防軍指揮參謀部外，只有海軍總司令部仍然留在柏林這個和平聖地。相反，陸軍和空軍已在人員和裝備上作好動員準備，並遷入為戰時準備的工作區和營區，其中陸軍部隊駐紮在柏林南面約50公里處的措森訓練場附近，住進臨時搭起的簡易木房或庫房；空軍部隊則駐紮在波茨坦附近的維爾德帕克空軍學校。國防軍統帥部在這幾天直至9月1日，沒有考慮搬遷的問題。後來得知，在當時條件下沒有考慮搬進布洛姆貝格在任時在柏林附近建造的擁有各種防護和通訊設備的別墅式的建築物里，同時也沒有採取其他準備措施。
是什麼原因使希特勒拒絕任何關於建立國防軍統帥部戰地大本營的建議呢？對這個問題，人們很難得到確切答案。很顯然，希特勒是怕人們說他在重大抉擇面前畏縮不前。在波茨坦地區的一座軍營里為希特勒修建下榻時，希特勒向國防軍統帥部參謀長說，當國防軍開赴東部戰場時，他作為最高司令卻從柏林向西轉移，輿論界必然認為他是逃避危險」更大的可能性也許是因為希特勒認為，在動亂時期，他只有呆在柏林，呆在政府中心，才能對內、對外發揮應有的作用，因此必須留在首都。希特勒有意向外界顯露他關於西方列強不會介入戰爭的信念，而柏林處在東、西方的中間位置上，他可以借題發揮，大作文章。然而，希特勒卻於9月3日出人意料地決定從柏林出發。這一行動也許是由於他動盪不定的性格造成的，在審慎行動與「即興創作」之間，他更喜歡後者；也許純粹是心血來潮，想密切與部隊的關係；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是想藉此顯示一下他篡奪來的統帥角色，出一出風頭。
希特勒自然並不指望在他的專列里能組成一個井然有序、名副其實的軍事指揮班子，然而卻要求有最好的通信、技術設備。在列車上，除了凱特爾和約德爾及其副官以及希特勒的副官外，還有匆忙從陸軍、空軍調來的聯絡官——這是事先沒有安排的義一個排擠指揮參謀部的措施——，從而形成一個完整的「工作班子」。然而，希特勒對這一切卻漠然置之。對他更重要的是黨、記者、攝影師、醫生和隨身警衛，還有他信賴的、陪他晚間聊天、聽音樂的女隨從，這是他習以為常的生活圈子，他是不會忘記的。在幾次「鮮花戰爭」中，他也是以同樣方式橫跨國土駛向奧地利，通過蘇德台抵達布拉格。因此，此次波蘭戰局只不過是一次特別行動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