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觀念論與當前哲學的困境 · 第十七節　費希特的事業與青年謝林的顯著的狹窄性

以主導性的問題為定向：形上學（形式的問題概念[Problembegriff]）——知識學。（真理：在確定性理念[Idee der Gewißheit]中通行。在特定的發生方向上的確定性：笛卡爾、康德。由此預先決定下來的，是什麼樣的真的東西[das Wahre]？這種真的東西又是如何被預先決定下來的？） 形上學的基本問題：對存在的追問和對人、有限性、超越性的追問。人當中的此在，使得所有本質特徵都在根本上被納入考慮，而且規定了問題格局。處在本質可能性之充實狀態下，也處在完全不同調的那些特徵之堅實狀態下的完全的在-世-存在；並非只要追求大而全，無一遺漏，問題反而在於，此在的本質與概念在本質上是別樣的，而費希特的概念所具有的那種確定性，太過極端、太形式化了。「同調性」——「形式化」，但由此得到的只是一片鬼火（Irrlicht）！ 費希特的想法與此相反：「自我」，而且是「自我進行設置」（統覺：康德、笛卡爾）；體系、確定性，而不是真理，既不是完整的此在，也不是優先強調存在者之整體。（真理僅僅存在於體系之端倪、確定性的貫徹之中——這是對問題格局的一種完全確定的削減，不是在相對的、量的意義上的削減，仿佛某些部分被遺忘了，就不具有充實性了，而是將歸屬於此在本身之真理的某種本質性事物削減了。） 雖然行動、作為具有絕對的、通貫的特徵，但是問題在於：它是如何聯繫「自我」與世界，而自行產生出影響的？ 知識學越是教導一種實在論，與實在之物的關聯和這種實在之物本身就越沒有被充分理解。為了從廣義上的這種現成之物出發，這種現成性已然成了非我性之物的一種特性，從根本上說，這種特性已經被過多地附加給非我性事物了，而且這種做法並沒有強調成為費希特那裡的關鍵、也構成了實在之物的實在性的那種因素：那個因素即非我應當被克服，它存在僅僅是為了應當不存在。對非我的態度絕非在原初的意義上讓這種存在者存在；雖然有受動，有委託，但從一開始就是如此，而且只在這個範圍內如此，而且唯一的意圖乃是為了被克服。（非我不僅僅是（1）他者，ἕτερον[他者]，οὐταὐτόν[不是同一個]，也是（2）那——從自我出發來看——不應當存在者，μὴὄν[非存在者]。——甚至沒有讓康德的自然概念產生影響，這種做法與對《純粹理性批判》的誤解以及將其解讀成一種空的實踐的做法相符合。） 關於這種非我性事物的重心是否並不主要落在其自身之上這個問題，在費希特所發揮的端倪中根本就沒有出現過。而且尤其是在他的提問方式與體系學的框架下，那個仍然很根本的問題被排除掉了，即這種自身據有其重心的存在者，最終甚至在本質上參與規定和支撐著自我的存在。 這個自我處於它自身之設置活動的那種孤立的專橫獨斷（Selbstherrlichkeit）之中——在自身中——（笛卡爾的邊界立場！），這種專橫獨斷還能加以對待的就只有一種對立（Gegenüber）了，而且這種對立是應當被征服的，因為它與自我-存在形成了對立。 以更一般和更不確定的方式來說：知識學的體系僅僅涵括了理論和實踐的態度；理論的態度是普遍的，而「實踐的」態度則掏空（Entleerung）了如其本然的設置活動和設置-其-本身的活動（Sich-selbst-Setzens）（它自身應當完全成為這種活動）。處於其自身的本質和運轉之中的自然，完全沒有任何地位，而作為行動與塑造的基本形式，同時也作為自行與世界進行對峙的活動的藝術，也不在那裡。這不是說，仿佛一切都在將現有的事物結合起來的意義上，事實上被裝入體系之中了；這在原則上說的是，關聯到可能性來看（在多大的程度上原初地和足夠豐富地開始了，為的是……）。 康德[與此相反，並未將他的哲學限制在]理論理性和實踐理性的批判[之上]。判斷力批判：藝術和有機的自然。恰恰因為費希特自己訴諸康德，並聲稱要完成康德，以更系統的方式理解康德，恰恰因此，知識學的立場就顯得被窄化了——單是這一點，就已經與康德形成了對立。這種局面極為尖銳，以至於現在恰恰是《判斷力批判》（Kritik der Urteilskraft）開始對同時代人產生影響，並且成了共同規定浪漫派之發展的一種因素。但這不僅僅是、且首先不是一個對體系進行補充的問題，以及面面俱到地完成康德的批判的使命，而是此在本身對費希特的暴力發起防衛。當然首先不是在進行某種反抗的意義上，而是在某種必要的補充的意義上。 這種現象在青年謝林進行的各項工作中發生了。他以其犀利的方式成為第一個理解了費希特——這在根本上總是意味著從自身出發去研討同樣的一些問題[129]——並首先完全與他同行的人。但在謝林那裡，也首先產生了——這部分是在《判斷力批判》的阻斷作用之下，並在特殊的神學-神話學問題上[130]——要補充知識學的那種渴求。從1797年後，逐漸由此生長出來；可以在《論世界靈魂》（Von der Weltseele,1798年）中最清晰也最廣泛地看到這一點。這個標題就已經宣布了首先無法在任何意義上與費希特的立場達成一致的某種基本立場，儘管費希特後來也在某種意義上做了這樣的嘗試，那種嘗試導致了兩人的決裂（當然還遠沒有以如此深地紮根於自身的問題格局的方式被人們理解）。 尤其對於謝林本身而言，補充很快就成了反對。但這並不是說：對於他而言，自然哲學成了一般哲學的核心，換種更好的方式說，成了從根本上規定哲學之整體的因素。 這裡首先只是鑒於謝林哲學運思的基本特徵，在一般意義上對它進行某種標畫。看看某種轉變（Wandel）是如何由此——聯繫基本的問題格局來看——出現的，看看這種轉變又是如何參與規定了黑格爾的提問方式的。除了費希特的阻斷和康德的影響之外[131]，自然作為特定的權力（Macht），藝術作為進行創造性賦形（Gestaltung）的基本趨勢，這兩者越是有力，人們就越是不可以將謝林限制於此，也越是不可以將他引到這樣一種公式上。這種公式通常是：自然哲學與美學。兩者均未觸及他的秉性與哲學運思的核心。儘管他們三個人——費希特、謝林、黑格爾——全都出身於神學，他卻是在最強的意義上如此的，從表面很少能看出這一點來（神話學，神話！）。費希特、謝林、黑格爾：（1）每個人都以其自己的方式成為三個人之整體；（2）每個人都以其自己的方式為一種原則性的奠基。[132]——謝林的生活中的種種內在方向所具有的力度與分裂性，與費希特和黑格爾形成了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