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 · ［十七　起義］

法蘭克福國民議會和德國各邦政府之間的不可避免的衝突，終於在1849年5月初爆發為公開的敵對行動。被奧地利政府召回的奧地利議員，除了少數左派或民主派議員外，已經離開議會回家去了。大多數保守派議員看到事態的動向，甚至不等他們各自的政府提出要求就退出了議會。因此，即令撇開前幾篇中所指出的左派勢力得以加強的種種原因不談，僅僅右派議員的離職，就足以使議會裡以前的少數派轉變為多數派了。以前從未夢想到會獲得這種好運的新的多數派，過去曾經利用自己的反對派地位盡情揭發舊多數派及其帝國攝政府的軟弱、猶豫和怠惰，現在他們竟然突然要來代替那箇舊多數派了。現在他們要表明他們能做什麼。當然，他們的活動應該是有魄力、有決心而充滿生氣的。他們，德國的精英，很快就能推動老朽的帝國攝政 (1) 和他的動搖的大臣們前進，如果做不到這一點的話，他們就要——這是毫無疑問的——以人民主權的力量廢除這個無能的政府，用一個精幹的、不知疲倦的行政權代替它，這個行政權一定能挽救德國。可憐的傢伙們！他們的統治——如果沒有一個人服從也能稱為統治的話——比他們的前任的統治更加荒唐可笑。 新的多數派宣稱：儘管有種種障礙，帝國憲法必須付諸實行，並且必須立即付諸實行；7月15日人民要選舉新議院的議員，而這個議院將於8月15日在法蘭克福開會。這是向未承認帝國憲法的各邦政府——首先是占德國人口四分之三以上的普魯士、奧地利、巴伐利亞——公開宣戰；各邦立即接受了宣戰。普魯士和巴伐利亞也召回了由它們境內派往法蘭克福的代表，並加緊反對國民議會的軍事準備。另一方面，民主派（在議會以外）為擁護帝國憲法和國民議會而舉行的示威，也一天比一天更加激烈，工人群眾在激進黨人的領導下，決心拿起武器捍衛一項事業。雖然這不是他們自己的事業，但是使德國擺脫舊的君主制枷鎖至少給他們提供了在某種程度上達到自己目的的機會。於是人民和政府到處為此而劍拔弩張；衝突是不可避免的了；地雷已經裝好，一點火星就可以使它爆炸。薩克森議院的解散、普魯士後備軍的徵召、各邦政府對帝國憲法的公開反對就是這樣的火星。火星落下了，於是全國馬上燃起了熊熊大火。德勒斯登的人民在5月4日勝利地占領了該城，驅逐了國王 (2) ；同時一切鄰近的地區都派遣援軍幫助起義者。在萊茵普魯士和威斯特伐利亞，後備軍拒絕出征，占領了兵工廠，武裝起來捍衛帝國憲法。在普法爾茨，人民逮捕了巴伐利亞的政府官吏，奪取了公款，組織了一個保衛委員會，保衛委員會宣布該省受國民議會的保護。在符騰堡，人民強迫國王 (3) 承認了帝國憲法。在巴登，軍隊和人民聯合起來迫使大公 (4) 逃亡，並建立了臨時政府。在德國其他地方，人民都在等待著，只要國民議會發出決定性的信號，就武裝起來聽它指揮。 雖然國民議會過去的活動不大光彩，現在它的處境卻出乎意料的好。德國的西半部已經拿起武器來捍衛議會；軍隊到處都發生動搖，在各小邦，軍隊無疑都支持運動。匈牙利人勝利地挺進已使奧地利精疲力竭，俄羅斯——德國各邦政府的後台則正在以全副精力幫助奧地利對抗馬扎爾軍隊。只有普魯士尚待制服；由於該邦存在著對革命的同情，達到這一目的的機會肯定是存在的。總之，一切都取決於議會的行動。 起義也正如戰爭或其他各種藝術一樣，是一種藝術，它要遵守一定的規則，這些規則如果被忽視，那麼忽視它們的政黨就會遭到滅亡。這些規則是從各政黨的性質和在這種情況下所要對待的環境的性質中產生的邏輯推論，它們是如此淺顯明白，1848年的短時期的經驗已經使德國人十分熟悉它們了。第一，不要玩弄起義，除非你有充分的準備應付你所玩弄的把戲的後果。起義是一種用若干極不確定的數進行的演算，這些不確定數的值每天都可能變化。敵人的戰鬥力量在組織、訓練和傳統的威望方面都占據優勢；如果你不能集中強大的優勢力量對付敵人，你就要被擊潰和被消滅。第二，起義一旦開始，就必須以最大的決心行動起來並採取進攻。防禦是任何武裝起義的死路，它將使起義在和敵人較量以前就遭到毀滅。必須在敵軍還分散的時候，出其不意地襲擊他們；每天都必須力求獲得新的勝利，即令是不大的勝利；必須保持起義的最初勝利給你造成的精神上的優勢；必須把那些總是尾隨強者而且總是站在較安全的一邊的動搖分子爭取過來；必須在敵人還沒有能集中自己的力量來攻擊你以前就迫使他們退卻；用迄今為止人們所知道的最偉大的革命策略家丹東的話來說，就是要：「勇敢，勇敢，再勇敢！」 (5) 那麼，法蘭克福國民議會要想逃脫它必然要滅亡的命運，它應當怎麼辦呢？首先，要把局勢弄清，並且要認識到，現在除了無條件地向各邦政府屈服或者毫不動搖地堅決實行武裝起義以外別無選擇。其次，要公開承認一切已經爆發的起義，並號召各地的人民拿起武器保衛國民代議機關，宣布一切敢於反對有主權的人民（由受委託者代表他們）的君主、大臣以及其他人都不受法律保護。第三，要立即廢除德意志帝國攝政，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活躍的、毫不退縮的行政權；召集起義部隊到法蘭克福來直接保護它，從而給起義的擴展一個合法的藉口；要把它所指揮的一切戰鬥力量組織成為一個嚴密的整體。總之，要迅速而堅決地利用一切可能的方法來鞏固自己的陣地，削弱敵人的陣地。 法蘭克福議會裡善良的民主派的所作所為恰恰相反。這些可敬的先生們不滿足於聽任事變自然發展，而且走得更遠，竟用自己的反對行動扼殺一切正在準備中的起義運動。例如，卡爾·福格特先生在紐倫堡就是這樣做的。他們任憑薩克森、萊茵普魯士和威斯特伐利亞的起義被鎮壓下去而不予任何援助，只是在事後對普魯士政府的殘酷暴行表示了感傷的抗議。他們和德國南部的起義暗中保持著外交關係，但從未以公開承認的方式來支持這些起義。他們知道帝國攝政站在各邦政府方面，但卻呼籲他反對這些政府的陰謀，而他對此要求始終無動於衷。帝國的大臣們即舊日的保守派，每次開會都嘲笑這個無能的議會，他們卻加以容忍。當西里西亞的議員、《新萊茵報》的編輯之一威廉·沃爾弗要求他們宣布帝國攝政不受法律保護，公正地指出帝國攝政是帝國第一個和最大的叛徒時，他卻被這些激憤的民主主義革命家全場一致地哄下了台！ [277] 簡單說來，他們繼續清談、抗議、發宣言，但一直沒有採取行動的勇氣或意識；各邦政府派來的敵軍日漸逼近，而他們自己的行政官帝國攝政卻忙於和各邦君主密謀儘快地消滅他們。這樣一來，這個可恥的議會連最後一點威信也失去了；那些起來保護它的起義者也不再關心它了。最後，當它那可恥的末日到來時，正如我們在下面將會看到的那樣，它就壽終正寢了，它的不光彩的死亡沒有引起任何人的任何注意。 1852年8月於倫敦 (1) 奧地利大公約翰。——編者注 (2) 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二世。——編者注 (3) 威廉一世。——編者注 (4) 萊奧波德。——編者注 (5) 雅·丹東1792年9月2日在立法議會上的演說。——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