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 · ［十五　普魯士的勝利］

我們現在來談德國革命史的最後一章：國民議會與各邦政府尤其是普魯士政府的衝突，德國南部和西部的起義及其最後為普魯士所鎮壓。 我們已經看到法蘭克福國民議會的工作情況了。我們已經看到，奧地利踐踏它，普魯士侮辱它，各小邦不服從它，它自己的無能的中央「政府」 [273] 愚弄它，而這個中央政府本身又被全國各邦的每個君主所愚弄。到最後，這個軟弱、動搖、無聊的立法機關終於感到事態的嚴重了。它被迫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統一德國這個崇高思想的實現受到了威脅。」而這恰恰等於說，法蘭克福議會以及它做過的和要做的一切，看來即將成為泡影。因此它以最認真的態度開始工作，以便儘快地完成它的傑作——「帝國憲法」。 但是這裡有一個難題。行政權應該是什麼樣的呢？是一個行政委員會嗎？不行，明智的議會考慮到：那樣就會使德國成為一個共和國。是一個「總統」嗎？那也會產生同樣的結果。因此，必須恢復舊日的皇帝尊嚴。但是皇帝總是要由一個君主來做的，究竟誰該做皇帝呢？自然不能是羅伊斯—施萊茨—格賴茨—洛本施泰因—埃伯斯多夫公爵 (1) 以至巴伐利亞君主這些二流人物；無論奧地利或普魯士都不能容忍那樣做。只有奧地利或普魯士才有這樣的資格。但是怎樣二者擇一呢？毫無疑問，如果環境更好的話，如果不是奧地利政府斬斷戈爾迪之結因而使議會解脫了麻煩的話，這個崇高的議會可能直到今天還在開會，還在討論這個重要的左右為難的問題而得不出結論。 奧地利十分清楚，一旦它把自己的一切省份馴服，而重新以一個強大的歐洲大國出現在歐洲，政治引力定律本身就會把德國其餘部分拉入它的勢力範圍之內，而不需要藉助於法蘭克福議會授予它的皇冠可能使它獲得的威信。奧地利自從扔掉那個毫無實際意義的德皇皇冠之後，已經更加強盛得多了，行動也更加自由得多了。那個皇冠妨礙了它實行獨立的政策，而並沒有在德國國內國外給它增加絲毫力量。如果奧地利不能在義大利和匈牙利保持自己的陣地，那麼它在德國也會土崩瓦解、一敗塗地，永遠也別想拿回它在全盛時期就已失去的皇冠。因此，奧地利立刻宣稱它根本反對復活皇權，而明確地要求恢復德意志聯邦議會——即被1815年的各個條約提到和承認的唯一的德國中央政府。它在1849年3月4日頒布的憲法，則明確宣布奧地利是一個不可分割的、中央集權的和獨立的君主國，它甚至與法蘭克福議會所要改組的那個德國毫不相干。 這種公開宣戰使得法蘭克福的那些自作聰明的人實在沒有別的選擇，只得把奧地利摒除於德國之外，而把德國的其餘部分建成一個東羅馬帝國 [269] 式的國家——「小德意志」；把它那相當粗陋的皇袍加在普魯士國王陛下的身上。應該提到，這是6—8年前德國南部和中部的一批自由主義空論家們所提倡的那種舊的計劃的更新，這些人把這種有失體面的狀況視為天賜的良機，因為在這種狀況下，可以把自己舊日的奇怪念頭重新提出來，作為拯救祖國的最後的「新招」。 因此，1849年2月和3月間，他們結束了關於帝國憲法以及權利宣言和帝國選舉法的討論，同時不得不在許多地方作了十分矛盾的讓步——時而向議會中的保守派或者更確切地說向反動派讓步，時而又向較進步的派別讓步。事實上，很明顯，原來屬於右派和右翼中間派（保守派和反動派）的議會領導權，現在逐步地（雖然是徐緩地）轉到議會中的左派或民主派方面來。議會已把奧地利摒除於德國之外，但奧地利代表仍被邀請參加會議和進行表決，這些代表的曖昧立場，也促使議會中的均勢遭到破壞；因此，早在2月底，左翼中間派和左派就常常由於奧地利代表的支持而居於多數地位，雖然有的時候保守的奧地利代表好像開玩笑似的忽然在投票時又追隨右派，使天平又倒向另一邊。他們使議會這樣忽左忽右，其目的是想讓它為人所輕視，但這是完全用不著的，因為人民群眾早已認識到法蘭克福所做的一切純粹是空洞無益的事情。不難想像，在當時這種左右搖擺的情形下擬定的憲法，究竟是怎樣一種東西了。 議會中的左派（他們自信是革命德國的精英和驕傲），完全陶醉於依靠受奧地利專制制度唆使並為它效勞的一些奧地利政客的好意（更確切地說是惡意）而取得的微小的勝利。每當一種稍稍接近於他們自己的那些不很明確的原則的主張，以一種用順勢療法沖淡了的形式獲得法蘭克福議會的某種批准時，這些民主派就宣稱他們已經挽救了國家和人民。這些可憐的蠢人，在他們的整個說來十分暗淡的一生中，絕少遇到勝利一類的事情，以致他們真正相信，以兩三票的多數通過的他們的毫無價值的修正案，會改變歐洲的面貌。他們從開始立法生涯時起，就比議會中任何其他派別更深地感染了議會迷這種不治之症，這種症候使它的不幸的患者滿懷一種莊嚴的信念：整個世界，它的歷史和它的未來，都要由有幸以他們為議員的這個代議機關的多數票來支配和決定；他們議院四壁以外發生的所有一切——戰爭、革命、鐵道建設、所有新大陸的殖民地化、加利福尼亞金礦的發現、中美洲運河、俄羅斯的軍隊以及任何其他多少可以影響人類命運的事情——同與目前正受到他們可敬的議院關注的那個重要問題緊密聯繫的那些重大事件比較起來，都是微不足道的。於是，議會中的民主派由於成功地往「帝國憲法」里偷偷塞進了自己的一些靈丹妙藥，便認為自己首先有義務對它加以支持，雖然這部憲法的每一重要條款都和他們自己所常常宣揚的原則正相矛盾。最後，當這部不倫不類的作品被它的主要作者們拋棄並遺贈給民主派的時候，後者就接受了這份遺產，並且堅持這部君主制的憲法，甚至反對任何當時主張民主派自己的共和主義原則的人。 但是應該承認，這裡的矛盾不過是表面的。帝國憲法的不明確、自相矛盾和不成熟的性質，恰好反映了這些民主派先生們的不成熟、混亂和自相矛盾的政治思想。如果說他們自己所說的話和所寫的文章——就他們所能夠寫出的而言——還不能充分證明這一點，那麼他們的行為就是充分的證據。因為對頭腦正常的人來說，判斷一個人當然不是看他的聲明，而是看他的行為；不是看他自稱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麼和實際是怎樣一個人。我們以後還會看到，德國民主派的這些英雄們的行動足以說明他們自己。不管怎樣，帝國憲法及其一切附屬物和裝飾品的確被通過了，3月28日，普魯士國王 (2) 在248票棄權和大約29位議員缺席的情況下，以290票當選為除奧地利之外的德國皇帝。這真是歷史的一個絕大的諷刺：在1848年3月18日革命的後三天，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驚愕的柏林的街道上上演了一出皇帝的滑稽劇 [274] ，當時的情形如果是在別處，他也許會被認為觸犯了緬因州的禁酒令，而恰好在一年之後，這個令人厭惡的滑稽劇卻被一個虛構的全德代表會議所批准。德國革命的結果就是這樣！ 1852年7月於倫敦 (1) 指亨利希七十二世。——編者注 (2)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