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 · ［十三　普魯士制憲議會。國民議會］

維也納於11月1日陷落，而同月9日柏林制憲議會的解散說明這一事變怎樣立刻助長了全德國反革命黨派的氣焰和勢力。 1848年夏季普魯士的事變很快就傳開了。制憲議會，或者更確切地說，「為了與國王商定憲法而選出的議會」，以及它的由資產階級利益的代表構成的多數，由於害怕居民中較積極的分子而同宮廷勾結起來進行種種陰謀，早已威信掃地。他們承認了，或者更確切地說，恢復了令人憎恨的各種封建特權，因而出賣了農民的自由和利益。他們既沒有能夠起草憲法，也沒有能夠對總的立法作任何改進。他們差不多只是忙於弄清一些理論上的細微差別、純粹的形式問題和制憲的儀式問題。事實上，這個議會與其說是一個能夠代表人民的任何一點利益的機關，不如說是一個供議員們學習議會禮儀的學校。另外，議會中沒有一個比較穩定的多數，而且這個多數差不多總是由動搖的「中間派」來決定，它的忽左忽右的搖擺，起初推翻了康普豪森內閣，後來又推翻了奧爾斯瓦爾德和漢澤曼內閣。但當自由派在這裡也像在任何其他地方一樣坐失時機的時候，宮廷卻把它在貴族、最落後的農村居民以及在軍隊和官僚中的各種力量重新組織起來。在漢澤曼倒台以後，建立了一個由官僚和軍官、由一切頑固的反動派組成的內閣，而這個內閣裝出一副樣子，好像它準備考慮議會的要求。議會採取「重要的是措施而不是人」這一變通原則使自己大受愚弄，竟對這個內閣鼓掌稱讚；這樣，它當然就看不到這個內閣幾乎公開地在糾集和組織反革命勢力的事實。最後，維也納的陷落髮出了信號；國王 (1) 把大臣們都撤了職，用現任的內閣首相曼托伊費爾先生為首的「實幹家」代替了他們。於是夢中的議會才突然驚醒，意識到大難臨頭。它通過了一個不信任內閣案，但是對此的回答是立刻來了一道命令，責令議會從柏林，從這個在發生衝突時議會可以指望得到群眾支持的地方，遷到布蘭登堡——一個完全處在政府控制之下的外地小城鎮。但議會宣稱，除非它本身同意，既不能推延它的會期，也不能把它遷移或解散。這時候，弗蘭格爾將軍統率約4萬大軍進入柏林 (2) 。市政當局和國民自衛軍軍官會議決定不予抵抗。於是，制憲議會和它的後盾——自由派資產階級聽任聯合起來的反動黨派占據了一切重要陣地，並從他們手裡奪去了幾乎所有的防禦手段，在這以後，就開始演出了一場「消極合法抵抗」的大喜劇，他們想把這種抵抗變成對漢普敦和美國人在獨立戰爭期間最初行動 [271] 的光榮模仿。柏林宣布了戒嚴，但仍然平靜無事；國民自衛軍被政府解散，它規規矩矩地繳了械。在兩個星期中，議會被軍隊從一個開會地點趕到另一個地點，到處都被驅散，而議員們卻要求市民保持鎮靜。最後政府宣布議會已被解散時，議會才通過一項決議，宣布徵稅是非法的，隨後議員們奔走全國，組織抗稅。 [272] 但他們發現，他們選擇這種手段是個大錯誤，在令人忐忑不安的幾個星期之後，政府對反對派採取了嚴厲手段，於是所有的人都不願再拒絕納稅以取悅於一個甚至連自衛的勇氣都沒有的已經死去的議會了。 在1848年11月初進行武裝抵抗是否已經太遲，或者一部分軍隊如果遇到嚴重反抗是否會轉到議會方面來，從而使事態的結局有利於議會，這也許是一個永遠無法解決的問題。但是，在革命中，也像在戰爭中一樣，永遠需要勇敢地面對敵人，而進攻者總是處於有利地位。在革命中，也像在戰爭中一樣，在決定性關頭，不計成敗地孤注一擲是十分必要的。歷史上沒有一次勝利的革命不證明這個原理的正確。1848年11月，普魯士革命的決定性關頭來到了，正式領導整個革命運動的議會，不但沒有勇敢地面對敵人，反而節節後退；進攻就更談不上了，因為它連自衛都寧肯放棄。在弗蘭格爾率領4萬人叩打柏林大門的決定性關頭，完全出乎他和他的軍官們的意料，他看到的不是布滿街壘的街道和變成槍眼的窗口，而是敞開的城門，街道上唯一的障礙物是和平的柏林市民，他們欣賞著自己同他開的這次玩笑——他們把自己手腳全都捆綁起來而聽任那些驚異不止的士兵的處置。不錯，議會和人民如果進行抵抗，也許會被擊敗；柏林也許會遭到炮擊，也許會有千百人死亡，而仍然不能阻止保皇黨的最後勝利，但這並不能作為他們立刻繳械乞降的理由。頑強奮戰後的失敗是和輕易獲得的勝利具有同樣的革命意義的。1848年6月巴黎的失敗和10月維也納的失敗，在使這兩個城市人民的頭腦革命化方面所起的作用，無疑是2月和3月的勝利所不可比擬的。也許，議會和柏林的人民會遭到和上述兩個城市同樣的命運，但那時他們雖敗猶榮，他們會在活著的人的心裡留下一種復仇的渴望，而在革命時期，這種渴望是採取堅決激烈的行動的最有力的刺激之一。當然，在一切鬥爭中，應戰的人都有被擊敗的危險，但這難道能作為不抽刀應戰就承認戰敗、甘受奴役的理由嗎？ 在革命中，占據決定性陣地而不迫使敵人進攻以試其身手就把這種陣地丟棄的人，永遠應該被視為叛徒。 普魯士國王解散制憲議會的同一道敕令也宣布了新的憲法，這個憲法是以該議會的一個委員會所擬定的草案作為基礎的；不過，它在某些條款中擴大了國王的權限，而在另外一些條款中使議會的權力大成問題。根據這個憲法建立了兩個議院，這兩個議院應該在短期內開會，以便批准和修訂憲法。 幾乎用不著再問：當普魯士的立憲派進行「合法而又和平的」鬥爭的時候，德國國民議會究竟在什麼地方。像通常在法蘭克福所見的情形一樣，它忙於通過一些很溫和的決議，譴責普魯士政府的行動，而稱讚「全體人民消極地、合法地和一致地抵抗暴力的壯觀」。中央政府派專員到柏林去調解內閣和議會間的糾紛，但他們遭到了和他們的前任在奧爾米茨所遭受的同樣命運——被客氣地送出來了。國民議會的左派即所謂激進派，也派遣了他們的專員，這些專員在確信柏林議會完全無用並承認自己也同樣無用之後，便回到法蘭克福去報告事情的經過，並證實柏林居民的令人稱道的和平行為。不僅如此，當中央政府的一個專員巴塞爾曼先生報告說，因為近來常看見各種各樣粗野的人物在柏林街頭徘徊，而在一切無政府主義運動發生之前總是有這類人物（後來這類人物就被稱為「巴塞爾曼式的人物」）出現，所以普魯士內閣最近所採取的嚴厲手段並非毫無理由的時候，這些可敬的左派議員和革命利益的堅決捍衛者便真的站起來賭咒發誓，證明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因此，在兩個月當中，已經明顯地證明了法蘭克福議會的完全無能。這再清楚不過地證明，這個機構完全不能履行其職責，甚至不明白自己的職責究竟是什麼。革命的命運在維也納和柏林都已被決定了，而在這兩個首都解決最重要最迫切的問題的時候，人們好像根本不知道有法蘭克福國民議會存在似的。僅僅這個事實就足以證明，這個機構不過是一個由一群輕信的笨伯組成的辯論俱樂部。他們讓各邦政府把自己當做議會傀儡，登場演戲，使各小邦和小城市的小店主和小手工業者開心，因為政府認為暫時有必要轉移一下這一部分人的視線。這種做法需要保持多久，我們很快就可以看到。但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是：在這個議會的所有的「卓越」人物中，任何一個人都絲毫沒有感覺到人家要他扮演的是什麼角色，甚至直到今天，法蘭克福俱樂部的舊日的成員們也還原封未動地保留著他們所特有的歷史感覺器官。 1852年3月於倫敦 (1)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編者注 (2) 實際只有13 000名士兵。——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