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 · ［十二　對維也納的攻擊。對維也納的背叛］

當文迪施格雷茨調集的軍隊最終對維也納發動進攻的時候，能夠用於防禦的兵力極其不足。國民自衛軍只有一部分可以調到戰壕中去。不錯，無產階級的自衛軍最後終於倉促組成了，但是決定這樣來利用人數最多、最勇敢、最堅決的這一部分居民為時已晚，所以他們未能充分學會使用武器和受到最基本的軍紀訓練，因而不能勝利地抗擊敵人。因此，有三四千之眾、訓練有素、紀律嚴明、勇敢熱情的大學生軍團，從軍事觀點來說便成為能夠勝任自己任務的唯一的一支部隊了。但他們，再加上少數可靠的國民自衛軍和一群紛亂的武裝起來的無產者，同文迪施格雷茨的人數多得多的正規軍比較起來又算得了什麼呢？更不要說耶拉契奇的那幫土匪了，他們由於生活習慣，十分擅長於那種爭奪一幢幢房屋和一條條胡同的巷戰。文迪施格雷茨肆無忌憚地動用了許多裝備完善的大炮，而起義者除了幾門陳舊不堪、裝配不好、使用不靈的火炮而外，還有什麼呢？ 危險越迫近，維也納城內就越驚慌失措。直到最後一刻，議會還不能下決心向駐紮在離首都幾英里的佩爾采爾的匈牙利軍隊求援。安全委員會通過了一些自相矛盾的決議，它也像武裝的人民群眾一樣，隨著各種互相矛盾的謠言的起伏而情緒時高時低。只有一件事是全體都同意的——尊重財產；而這種尊重在當時的情況下幾乎達到了滑稽可笑的程度。在最後制訂防禦計劃方面沒有做什麼事情。如果說當時還有人能挽救維也納的話，那麼貝姆便是唯一的一個，他是一個本籍斯拉夫族的、在維也納幾乎沒有人知道的外國人；而由於大家對他不信任，他放棄了這個任務。如果他堅持下去，他也許要被當做叛徒而遭到私刑拷打。起義部隊的指揮官梅森豪澤作為小說家的才能遠遠超過他甚至作為下級軍官的才能，因此他根本不適合承擔這個任務；可是，在八個月的革命鬥爭之後，人民黨並沒有造就或者物色到一個比他更能幹的軍事人才。戰鬥就這樣開始了。維也納人既十分缺少防禦手段，又非常缺乏軍事訓練和組織，但他們還是作了最英勇的抵抗。貝姆擔任指揮官時所發布的命令——「堅守陣地到最後一人」，在很多地方都不折不扣地執行了。但是，畢竟寡不敵眾。在構成近郊的主要交通線的又長又寬的林蔭道上，街壘一個接著一個被帝國炮兵掃除了；戰鬥到第二天晚上，克羅埃西亞人便占領了舊城斜堤對面的一排房屋。匈牙利軍隊的無力而零亂的攻擊完全被擊退了；在休戰期間，舊城裡的隊伍有的投降了，有的躊躇動搖，驚慌失措，剩下來的大學生軍團在構築新的工事，而帝國軍隊就在這時攻入城內，趁著城內的一片混亂占領了舊城。 這次勝利的直接後果就是種種暴行和許多人被依軍法處死，進入維也納的斯拉夫族匪幫的各種駭人聽聞的無恥獸行；這些事大家知道得太清楚了，用不著在這裡詳細敘述。這次勝利的更深遠的後果，即維也納革命的失敗使德國事態發生的全新的轉變，我們下面再談。關於對維也納的攻擊，還有兩點需要加以考察。這個首都的人民有兩個同盟者：匈牙利人和德意志人民。在這個考驗的時刻他們在哪裡呢？ 我們已經看到，維也納人以剛獲解放的人民的全部慷慨胸懷挺身起來捍衛的事業，雖然歸根到底也是他們自己的事業，但首先是而且主要是匈牙利人的事業。他們不讓奧地利軍隊開去進攻匈牙利，而寧願自己首當其衝地承受這些軍隊的最兇猛的攻擊。當他們這樣高尚地挺身出來援助他們的同盟者的時候，成功地抵擋住了耶拉契奇的匈牙利人卻把他趕向維也納，用自己的勝利增強了準備進攻維也納的兵力。在這種情形下，匈牙利的義不容辭的責任應該是毫不遲延地以一切可供使用的兵力去援助維也納——不是援助維也納議會，也不是援助安全委員會或維也納的任何其他官方機構，而是援助維也納革命。如果說匈牙利甚至忘記了維也納為匈牙利打了第一仗，那麼，它為了自己的安全，也不應該忘記維也納是維護匈牙利獨立的唯一前哨，如果維也納陷落，便沒有什麼東西能阻止帝國軍隊向匈牙利推進。現在我們已經完全弄清匈牙利人為他們在維也納被包圍和被攻擊時按兵不動作辯護的種種藉口：他們自己的戰鬥力量不足，維也納議會或任何其他官方機構都拒絕向他們求援，他們必須堅持憲法立場而避免和德國中央政權發生糾紛。至於匈牙利軍隊實力不足，事實是這樣的：在維也納革命和耶拉契奇到來以後最初幾天，完全可以不需要什么正規軍隊，因為當時奧地利的正規軍還遠遠沒有集中起來；如果在第一次擊敗耶拉契奇後乘勝進行勇猛無情的追擊，那麼單是在施圖爾韋森堡作戰的後備軍的力量也足以和維也納人會合，而使奧地利軍隊的集中遲延半年。在戰爭中，尤其是在革命戰爭中，在沒有獲得某種決定性的勝利之前，迅速行動是一個基本規則；而且我們可以斷然地說，從純粹的軍事角度來看，佩爾采爾在和維也納人會合以前是不應該停止行動的。事情當然是有些危險，但有誰打勝仗而不曾冒一點危險呢？當40萬維也納人把要開去征服1 200萬匈牙利人的軍隊吸引來攻擊他們自己的時候，難道他們就不冒一點危險嗎？在奧地利人集結起來以前一直採取觀望態度，以及後來在施韋夏特發動軟弱無力的佯攻（結果當然遭到了不光彩的失敗）——這種軍事錯誤同堅決向維也納進軍去追擊耶拉契奇的潰散了的匪軍相比所招致的危險肯定更大。 可是，據說匈牙利人如果不經官方機構的同意就這樣進兵，便是侵犯德國領土，便會和法蘭克福的中央政權發生糾紛，最重要的是，這就意味著背棄合法的和立憲的政策，而這種政策據說正是匈牙利人的事業的力量所在。可是要知道，維也納的官方機構不過是形同虛設！奮起保衛匈牙利的難道是議會或什麼民眾委員會嗎？難道不是維也納的人民（而且只有他們）拿起武器為匈牙利的獨立而打先鋒嗎？問題不在於必須支援維也納的這個或那個官方機構，因為所有這些機構在革命發展的過程中可能而且很快就會被推翻；問題在於革命運動的高漲，在於民眾行動的不斷發展本身，只有這些才能保障匈牙利不被侵略。當維也納和整個德意志的奧地利仍是匈牙利人反抗共同敵人的同盟者的時候，革命運動以後可能採取怎樣的形式，這是維也納人而不是匈牙利人的事情。但問題是：匈牙利政府這樣堅持要取得某種所謂合法的認可，我們是否應當從中看出這是追求一種頗為可疑的合法性的第一個明顯的徵兆。這種追求雖然沒有能夠挽救匈牙利，但後來至少給英國資產階級的公眾留下了不壞的印象。 至於藉口說可能和法蘭克福的德國中央政權發生衝突，這也是完全站不住腳的。法蘭克福當局事實上已經被維也納反革命的勝利推翻了；假使革命能在那裡找到為擊敗它的敵人所必需的幫助的話，該當局也同樣會被推翻。最後，一個重要理由是，匈牙利不能離開合法的和立憲的基礎；這種說法也許會得到英國的自由貿易派 [109] 的交口稱讚，但歷史永遠不會承認這是一個充分的理由。假如維也納人在3月13日和10月6日拘泥於「合法的和立憲的」手段，那麼那種「合法的和立憲的」運動的命運，以及所有那些第一次使匈牙利為文明世界所注意的光榮戰鬥的結局又會怎樣呢？據說，匈牙利人在1848年和1849年曾立足於合法的和立憲的基礎之上，而這個基礎正是維也納人民在3月13日用極端不合法的和非立憲的起義給他們爭取到的。我們不打算在這裡考察匈牙利的革命史，但我們應該指出，只用合法手段去反抗對這種循規蹈矩報以嘲笑的敵人，那是完全不適當的；還應該指出，如果不是這樣一味聲稱要堅持合法性，使戈爾蓋得以利用這種合法性來反對匈牙利政府，戈爾蓋的軍隊就不會服從自己的統帥，就不會出現維拉戈什的那種可恥的災禍 [267] 。而當1848年10月底匈牙利人為挽救自己的名譽終於渡過萊塔河的時候，那不是和任何直接的堅決的攻擊一樣不合法嗎？ 大家知道，我們對匈牙利並不懷有任何不友好的情感。在鬥爭中我們是維護它的；我們有權利說，我們的報紙——《新萊茵報》 [80] ，為在德國宣傳匈牙利人的事業而做的工作，比任何其他報紙做得都要多。 [268] 它闡釋了馬扎爾族和斯拉夫族之間的鬥爭的性質，發表了一系列評論匈牙利戰爭的文章。這些論文得到了這樣的榮譽，幾乎後來出版的關於這一問題的每一本書都抄襲它們，連匈牙利本國人和「目擊者」的著作也不例外。我們甚至現在也還認為，在歐洲大陸將來的任何動盪中，匈牙利仍然是德國的必需的和天然的同盟者。但我們一向對自己的同胞是很嚴厲的，所以我們也有權對我們的鄰居直言不諱。其次，在這裡我們應以歷史學家的公正態度記述事實，所以我們必須說，在這個特定的事例中，維也納人民豪邁的英勇精神，比匈牙利政府的小心謹慎態度不僅高尚得多，而且有遠見得多。而作為德國人，我們還可以說，我們不願意拿匈牙利戰役中的一切煊赫勝利和輝煌戰鬥同我們的同胞維也納人的那種自發的、獨力進行的起義和英勇的抵抗相交換,是他們使匈牙利有時間去組織能夠完成如此偉大業績的軍隊。 維也納的第二個同盟者是德國人民。但他們到處都被捲入了像維也納人所捲入的那種鬥爭。法蘭克福、巴登和科隆都剛剛遭到失敗並被解除武裝。在柏林和布雷斯勞，人民和軍隊雙方都劍拔弩張，戰事一觸即發。每一個地方的運動中心的情況也都是這樣。到處問題都爭執不下，只有靠武力來解決；保持德國過去的分裂和渙散狀態的不幸後果，現在才第一次被痛切地感覺到。各邦、各省和各城市的各種不同的問題，實質上是一樣的；但它們在各個地方是以不同的形式和藉口提出的，它們在各個地方成熟的程度也各不相同。因此就發生了這種情形：雖然每個地方都感覺到了維也納事變的決定性意義，但沒有一個地方能夠實行一次重要的打擊，以便幫助維也納人，或牽制住敵人的力量；這樣，能夠幫助維也納人的就只有法蘭克福的議會和中央政權了。各方面都向它們呼籲；但它們做了些什麼呢？ 法蘭克福議會 [243] 和由於它同舊聯邦議會私通而產生的私生子——所謂的中央政權，因維也納的運動而暴露了它們的徹頭徹尾的無能。我們已經說過，這個可鄙的議會早就喪失了它的貞操，它儘管還年輕，但已白髮蒼蒼，已經熟練地掌握了各種胡扯瞎謅和娼妓式的八面玲瓏的伎倆。議會最初曾對德國的強盛、復興和統一滿懷夢想和幻想，可是現在剩下的只是到處重複的條頓人的譁眾取寵的誇誇其談，以及每個議員都堅信自己十分重要而公眾則誠實可欺。最初的質樸被拋棄了；德國人民的代表變成了一些講求實際的人，就是說，他們發現，他們做得越少，說得越多，他們作為德國命運的裁決者的地位就越穩固。他們並不認為他們的許多會議是多餘的；完全相反。但他們已經看出，一切真正重大的問題，對於他們都是禁區，他們最好置之不理。於是他們像一群東羅馬帝國 [269] 的拜占庭學者一樣，以驕傲而勤懇的態度（他們後來的命運正是這種勤懇的報酬）討論在文明世界的一切地方都早已解決了的理論教條，或者討論一些永遠得不到任何實際結果的顯微鏡下的實際問題。這樣，議會就成了一所蘭開斯特學校 [270] 。議員們在這裡互教互學，因而這個議會對他們具有重大意義。他們都相信，這個議會所做的事情甚至超過了德國人民對它的希望，他們認為，誰要是再無恥地要求它取得什麼成果，誰就是祖國的叛徒。 當維也納起義爆發時，關於這個事件曾經有過許多質問、辯論、建議和修正，這一切當然毫無結果。中央政權準備加以干涉，它派了兩個專員——過去的自由黨人韋爾克爾先生以及莫斯萊先生——到維也納去。同這兩位德國統一的遊俠騎士的英勇事跡和令人驚異的冒險行為比較起來，唐·吉訶德和桑喬·潘薩的旅行可以算得上是奧德賽。他們不敢到維也納去，文迪施格雷茨恫嚇他們，愚蠢的皇帝 (1) 不理解他們，施塔迪昂大臣公然無禮地愚弄他們。他們的公文和報告也許是法蘭克福記錄中可以在德國文獻里占一席之地的唯一的一部分；這是一部卓越的、道地的諷刺小說，是為法蘭克福國民議會及其政府樹立的永久性恥辱紀念碑。 國民議會的左派也派了兩個專員——福祿培爾先生和羅伯特·勃魯姆先生——到維也納去，以維持他們在那裡的聲望。當危機臨近的時候，勃魯姆正確地斷定，德國革命的大會戰將在這裡進行，並且毫不遲疑地決心為此而獻出自己的頭顱。福祿培爾卻相反，他認為必須保全自己，以便承擔他在法蘭克福的崗位上的重要職責。勃魯姆被認為是法蘭克福議會裡最善於雄辯的人才之一，他當然是最得人心的。他的辯才恐怕在任何一個富有經驗的議會裡都經不起考驗；他太喜歡德國非國教派傳教士的那種淺薄的空談，而他的論據既缺乏哲學的銳敏，又缺乏實際知識。在政治上他屬於「溫和的民主派」，這是一個相當曖昧的派別，但正是這種在原則問題上的模稜兩可，受到一些人的喜愛。雖然如此，羅伯特·勃魯姆按其天性卻是一個地地道道的、然而又是文質彬彬的平民，在決定性的關頭，他的平民的本能和平民的氣魄戰勝了他的模稜兩可以及由此造成的動搖不定的政治信念和見解。在這種時刻，他的才幹遠遠超過了他平日的水平。 因此，他一到維也納便看出他的國家的命運要在這裡決定，而不是在法蘭克福那些堂而皇之的辯論中決定。他立刻下定決心，拋棄了一切退卻思想，挑起了指揮革命軍的擔子，行動異常冷靜而果斷。正是他使維也納城的陷落遲延了很長一段時間，並且燒毀了多瑙河上的塔博爾橋，使該城的一面沒有受到攻擊。大家都知道，在維也納被攻陷以後他就被捕，被軍事法庭審判並處死。他英勇地犧牲了。而法蘭克福議會雖然嚇得發抖，卻裝出一副泰然自若的樣子接受了這種血腥的侮辱。它通過了一個決議，就其措辭的和緩和克制來說，與其說是對奧地利的詛咒，不如說是對被害的殉難者墳墓的侮辱。但是，難道能夠指望這個卑劣的議會對它的一個議員——尤其是一個左派領袖——的被殺害表示憤怒嗎？ 1852年3月於倫敦 (1) 斐迪南一世。——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