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時代的文藝與社會 · 後編 井原西鶴與好色文化[1]

1 井原西鶴的文學對性愛文化的貢獻表現在哪些方面呢？在他對性愛文化的諸多方面的貢獻中，最為基本的是什麼呢？總體看來，那就是他所表現出的對女性美的敏銳細膩的官能的開發，還有陶醉於其中的那種熱心。作為例證，我想引用《好色一代女》卷一《諸侯的寵妾》中的一段描寫。寫的是為諸侯主人四處選美的一位老人，對人說：「要大體上按這幅畫上的標準來選。」說著便「從直木紋的字畫箱裡拿出一卷美女圖」—— 打開一看，首先年齡都在十五歲到十八歲之間，臉龐要具有現代風采，稍有些圓。臉色像是淡櫻花，五官端正，毫無缺陷。不喜歡小眼睛，而要濃黑的眉毛，寬闊的眉心，挺直的鼻樑，櫻桃小口，潔白整齊的牙齒，稍長的耳朵。耳翼不能過於肥厚，要透明發亮。額部自然而不拘謹造作，頸項光潔舒展，腦後沒有攏不上去的頭髮。手指細長、指甲要薄，腳長八文[2]三分，大腳趾要蹺起，腳板不得扁平。要比一般人長得高，腰部不得呆板，不得肥圓，臀部寬闊，身材體段和穿著打扮漂亮得體，姿態氣質俱佳。性格和善，精通琴棋書畫，身上一個黑痣也不能有…… 這種罕見的理想化的美人，在偌大的城市中也是難以尋覓的。需要注意的是，在上述標準中，對於心靈方面的要求不多，這在特殊場合下也許是很自然的。不管怎樣，上述一段文字給我們最深刻的印象，就在於對女性姿態美的鑑賞是極為精到的。當然，這種精到的鑑賞是有其傳統的，其背景就是長慶年間以後發展起來的妓院文化，是由藤本箕山的《色道大鏡》及其他「通人」所奠定的審美趣味的結晶，並不是西鶴個人的獨創。其中寫到的那種「美女圖」肯定在西鶴寫作之前就有了，那麼它究竟出自哪位畫家之手呢？團氏舊藏的《湯女圖》具有遒勁的線條和對形體的直截了當的把握，肯定是西鶴之前的作品。菱川師宣的版畫美人也繼承了這一系統，但過於質樸了些，缺乏西鶴所描寫的優美柔婉的風韻。稍後的京都畫家祐信筆下的女人偏胖，與西鶴的《美人圖》趣味不一致。一方面，它與被推定創作於寬文年間的帝室博物館收藏的《舞妓圖》和大關氏所藏的《若眾圖》在趣味上較為相通；另一方面，與後來出現的石川豐信繪畫中的臉部、鳥居清長繪畫中的頸項和腰部都較為接近。可見，西鶴式的審美理想在女性美的鑑賞史上是承前啟後的，具有一定的創造性。我們可以說，西鶴文學中那種不失優美的生氣、不失健康的柔婉的女性美的鑑賞趣味，是繪畫作品所表現的女性美的間接的結晶。 另一方面，這種間接的結晶，可以幫助我們鑑賞浮世繪美人圖中所包含的女性美的特質。因為它通過語言的描述，提醒我們注意哪些部位在視覺之外，能夠引起人們的關注和感動。換言之，它用語言暗示出了理想的女性美是如何產生的。正如浮世繪畫家的代表作，如歌麿初期作品所深刻表現的那樣，西鶴筆下的女性美主要並不體現於單純的視覺形象上的幾何學對稱性。在人體美的鑑賞中，色彩的要求已經在西鶴的女性美觀念中產生了。臉色的「淡櫻花色」不用說，牙齒要求整齊「潔白」，對耳朵的要求是「耳翼不能過於肥厚，要透明發亮」，這與幾何學上的要求完全無關，含有一種在陽光下可以透視的那種紅潤色。然後是臉微圓，脖子要「舒展」，手指細長，指甲要薄，腳要小，大腳趾要蹺起。這些對形體上的理想的要求都不單單是幾何學的美，特別是「腰部不得呆板，不得肥圓，臀部寬闊」這樣的要求，暴露了西鶴對女性美的最後的歸結。他不是單純靠視覺，而且還憑藉觸覺感受對女性美加以想像，從性刺激及性陶醉這一根本之處來鑑賞女性之美，這一點我們可以在西鶴的其他作品中找到例證。例如，「那個太夫……的腳脖子簡直奪人魂魄，而且大腳趾翹起，色澤光艷。頭髮稍打捲兒，真是無可挑剔呀！」（《好色二代男》卷四）對「大腳趾蹺起」這句話我們不能忽視，而且，他從這「蹺起」的大腳趾中發現了「色澤光艷」。關於「大腳趾蹺起」和「頭髮稍打捲兒」這兩點，西鶴在其他作品中也反覆強調並加以讚美，由此可見他對此種身體特徵是多麼著迷！當然，我們也不能因此斷定西鶴是從狹義上的性慾來看待女性美的。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就是他的女性美的觀念，是以女性身體——靈與肉相統一的女性之生命——對男人的強烈吸引為基礎的。 西鶴的這種女性美觀念，是直接地陶醉其中而罔顧其他的那種痴迷，理解這一點很是關鍵。無論是淫婦、蕩婦還是悍婦，只要是「美婦」，就立刻攝入眼中且心嚮往之。他的所謂「心魂」便搖搖蕩蕩地撲向美人。同樣地，女人對男人也無不同。這種情況下的男女相愛在《好色五人女》特別是第一卷中的小夏和清十郎的故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來。那清十郎「生就一副英姿俊貌，比古畫上的美男還漂亮。他耽好女色，從十四歲那年的秋天就涉足花街柳巷」，迷倒了許多游女，甚至有的游女還想與他一起情死。雖說「清十郎相貌瀟灑，脾氣溫和，精明能幹，很討別人的喜歡」，但在西鶴的筆下，小夏並不是因為清十郎性格上的優點才愛上他的。「時年十六，喜愛美男，如今還未嫁人」的小夏，對清十郎這位美男一見鍾情，對於普通女子所擔心的清十郎過去的所作所為，還有他身上放射出的好色的光焰，卻更加吸引了她。「無論是哪個女子，一旦相思起來都是很痴情的。不知不覺間，小夏愛上了清十郎，從此以後她晝夜苦苦思念，靈魂離開了，身體投入了清十郎的懷抱，說話時也顛三倒四，叫人莫名其妙。春花秋月，視若無睹；冬日雪落，不見其白；夏日杜鵑，不聞其聲。何時是盂蘭盆節，何時是春節，她早已前後顛倒。愛情在她的目光中，在言談的細微之處都顯露出來。」 對小夏，清十郎最初是被動的，但是但馬屋那個店家的女人們，甚至包括看孩子的乳母都來勾引他。於是，「清十郎在這些深情厚意的包圍之下，或喜或悲，自然而然地對商店事務疏怠起來，窮於應付香艷之事，後來覺得很厭煩，變得像半夜醒來的人似的惘然呆滯。可是小夏卻托人不斷地送信來。清十郎也頭腦發熱，傾心於小夏。但在這個人多眼雜之家，不能偷偷行事，所以兩人都很難耐。戀能傷身，清十郎逐漸消瘦下去，漂亮的容貌也日見憔悴，無可奈何。漸漸地，以互通聲氣為樂，心想：生命乃萬事之本，只要活著，終究會成眷屬，如此相互鼓勵。」在小夏的嫂子的嚴密看管之下，兩人開始了宿命的戀愛。 於是，這種戀愛終於有了發展。他們從姬路私奔，原本是打算「到了大阪，在高津附近租借個房間，雇個女傭來伺候著，和小夏睡上五十幾天，身也不翻，談個痛快」。被捕的清十郎在牢房中，「無數次地把舌頭緊緊貼在牙上，閉著眼睛」，但戀情還是難以克制，他的願望是：「多想再最後看一次她那漂亮的身姿啊！」然而，這對美男女燃燒的肉慾官能之戀，到了最後，清十郎為了小夏像「失魂落魄一般」，接近了超我的境界，「被投入獄中的清十郎，開始過悲苦的日子，卻全然不想自己，而是不由自主地喊：『小夏，小夏！』」清十郎死後，小夏出家為尼，「成了一個罕見的比丘尼」，人們認為這很難得，都說「大概是傳說中的中將君[3]再生了吧」。然而這樣的結局是當初始料未及的，沒有到達應有的終點。「兩人開闢了一條戀愛的新河，在這河裡做舟漂流，最終卻像河上的泡沫一樣消失了。」這就是西鶴的總體看法。 不過，我絕不是堅持說西鶴的戀愛觀中沒有心性的要求。實際上，在西鶴那裡，所謂「心性」在戀愛中還是有著重要作用的。小夏因清十郎以前的風流韻事而感到很有吸引力，就是出於對她的戀愛對象心性的理解，因為擅長搞戀愛與心性活動的能力原本沒有什麼不同。她不要求對方過去有多純潔，而是希望在與這樣的對象的相處中，得到更多戀愛的磨鍊與能力。男人對於游女所感到的那種特別的誘惑，其實女人在男人身上也同樣會不斷地感受到。至此，西鶴對女人心性的特別要求，我們就有了切實的了解。對於他在《好色一代女》卷一中的《諸侯的寵妾》一節所寫的那些關於女人心性方面的條件，也就能夠有更好的理解，「姿態氣質俱佳。性格和善，精通琴棋書畫」。這裡所要求的，是技藝方面的水平和造詣。這顯然不是對尊貴的大家閨秀的要求，而是《好色一代男》中描寫的許多名妓所具備的。作為理想的戀愛對象的女人，必須具有高雅（Vornehmheit）的氣質，必須叫人覺得可愛，同時必須心靈手巧。有了這些心性的條件才能在美之中增添韻味。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看到了西鶴在對這種心性的理解上是如何深刻，描寫是如何細緻，又如何讚賞有加的。西鶴戀愛觀的基礎是對異性肉體之美的迷戀與傾倒，然而在這個基礎之上，他又表現出男女之間靈魂與靈魂的交融，描寫了愛及愛中的靜觀和幽默。西鶴對戀愛文化的貢獻，也主要表現在這一方面。江戶時代的戀愛意識由他而得到了深化，由他而到達了自覺的階段。 2 以上我們談了西鶴的戀愛觀對心性的要求，同時這也證明了他的戀愛觀中缺少狹義上的倫理要素。什麼是狹義上的倫理要素呢？就是把戀愛置於整體的人生與社會文化中，強調通過義務與使命意識來尋求它與整體人生和社會的聯繫，必須具有服從人生義務的堅定意志。而在西鶴的作品中，在其筆下的人物及作者的觀照中，這種意義上的倫理意識是極為缺乏的。誠然，他對人的品位的高或低、心地純潔或齷齪、聰明或愚蠢，都不斷地加以品味、鑑別和批評，這也是不可否認的。在這一意義上，我們也不能輕視西鶴創作的倫理價值。但儘管如此，上述的缺乏狹義上的倫理要素的結論仍然是成立的。在他的作品中，天生俊美的男女只按照美的衝動而行動，而作者對這種美也抱有充分的理解態度。但這些人物對於廣闊的人生——甚至對自己的戀人——都沒有嚴格的倫理意義上的責任感，不僅如此，作者也極其寬容地忽略了這種無責任感。然而，一個人所能夠擁有的整體人生與倫理責任的觀念是極其深刻、廣闊的，西鶴的文學迫不得已地沒有朝這個方向發展。後世的小說或戲劇常用甚至濫用的「膩煩」[4]的動機，在西鶴的作品中是完全找不到的。這種主題的缺乏表明西鶴對那樣的戀愛是不抱同情的。西鶴作品中戀愛的矛盾和危機往往來自對方的變心和外在的因素（特別是經濟上的因素），還有當事人的愚蠢行為，而幾乎沒有那種基於內在絕望的戀愛的亢進和悲劇的主題。激情的戀愛是對外來壓迫的反抗，是對自我的伸張，這一點使西鶴的作品絕不缺乏悲劇性，但這種外來壓迫很少是基於人物自身道德意識的內在的矛盾糾葛，這又使西鶴的作品缺乏戲劇性。由於這樣的局限性，使得西鶴對人生的看法中缺乏狹義上的倫理要素。在《好色五人女》中，箍桶匠與阿選的故事，還有裝裱店的阿山的故事[5]，都能說明這一點。 如此說來，在西鶴的戀愛觀中，難道沒有意識到戀愛和戀愛之外的那些更廣闊、更強大的東西之間的聯繫性嗎？如果說竟然還有這樣的戀愛觀，那豈不是奇談怪論嗎？無論他描寫的戀愛是如何的激情和陶醉，他對戀愛的本質是如何加以冷靜地洞察，假如他沒有那種聯繫性的意識，那麼就可以說他的作品差不多就是誨淫的作品吧。我當然認為西鶴作品中有聯繫性的意識，我只是想說西鶴的創作超出了倫理意識。既然如此，那麼我們應該從哪裡看出這種聯繫性呢？我可以舉出三點，來說明西鶴的戀愛描寫與整體人生的廣泛而又深刻的聯繫。第一是對於心性之美的敏感與欣賞，第二是寫命運的不可思議，第三是涉及了經濟的領域。 關於第一點，我在上文中已經說過了，現在談第二點。所謂「命運」，就是個人及社會集團，與自然及超自然的力量相互關係所產生的一切因果。一般說來，與生俱來的人的性格，包圍著個人而又與個人若即若離的社會力量，都是影響命運的重要因素，但在這裡我要預先聲明，我將這些因素暫且排除在外。我想說的，是在自然的和社會的因果律看來不可思議的東西，就是由人的善業惡業而造成的因果報應，由精神力決定的善靈惡靈之類，從物理學上說就是大自然，這些因素在對人產生作用的時候，造成了各種各樣出乎意料的結果，這些偶然的結果是任何社會條件下都會發生、任何人都難以擺脫的生死無常之相，就是這些東西構成了命運的主要部分。面對這樣的命運，西鶴有時懷著恐怖，有時帶著驚異，有時又懷著虔敬的感情。當然，也有像他在《本朝二十不孝》中所描寫的那些膚淺的因果報應的故事，還有像那位死去的太夫顯靈，在因為玩夠了而厭棄今生的看破紅塵者面前說的那些玩笑話（《好色二代男》卷四《參拜七墓逢故人》）。這類描寫出現在西鶴的作品中，對於人物情節的發展具有重要作用，我們不能僅僅把這個視為小說寫作的技巧。 西鶴以真摯的感情所觀察的不可思議的東西，就是人生的偶然性和無常。這兩種不能為人所左右的東西，也出現在人類最熱烈的戀愛中。不顧一切傾心相愛、相互依賴的戀人，卻出乎意料地為不可思議的力量所干擾，令人束手無策。像「但馬屋的七百兩金子放錯了地方」這樣的偶然事件，使得清十郎身陷囹圄並最終被斬殺於刑場。[6]而去鄰居家幫工的阿選，因為鄰居家的主人偶然失手使罐子從擱物架子上落下，弄亂了阿選的頭髮，而使女主人醋意大發、破口大罵，而阿選心想：「既然那女人讓我背上惡名，不如先下手為強，來真的算了！」這位原本相夫教子的模範主婦終於與那男人私通，被發現後當場自殺，屍體被遊街示眾。[7]都是跌落可怕的命運的陷阱而斷送了人生。 再舉一個「若道」的例子。因戀愛而身無長物只剩一把短腰刀的島村太右衛門，在河裡來回遊泳的時候，被遠處的人誤認為是河上的鳥兒而遭射殺（《男色大鑒》卷一）。「人命無常」——西鶴除了這句話之外，對這些偶然的東西不發表一句評論，而只管描寫。他似乎聽到了在這無常的人生的深處，那不可思議的黑暗的力量在咆哮。軟弱無力的人，強大無比的命運，縱然愛的力量不弱，但把這戀愛放在這個背景下描寫的時候，熱烈的愛戀、執拗的好色，結果都被吸入那無常的背景中了。「人如同落日，誰也不能不沉入地底。」《好色一代男》越接近結尾越濃厚的無常觀，在世之介狂熱的好色的一生中，似乎吹進了一絲晚秋的清冽涼風。 《好色五人女》中有這樣一段描寫：「其中，有一件黑鳥羽的雙層長袖和服，上有梧桐樹與銀杏樹的比翼紋，紅綢里子，山道形的鑲邊，薰過的香味猶存。阿七被此打動了心。她想，『是怎樣一個貴小姐夭折了呢？大概是把這作為遺物，送到這座寺廟裡的吧？』她不由聯想到自己的年齡，深深地可憐那小姐。由這位不曾相識的人，她悟到了人世無常，『想來，人生似夢，活著與世無爭，只有祈求來世了』。她這樣心情憂鬱地沉思著。打開母親的念珠袋，把念珠捧在手上，專心地念佛。正在這時，一個相貌端正的後生，一隻手拿著鑷子，全神貫注地拔取扎在食指上的刺兒。時近黃昏，他把拉門打開，還是拔不出來，頗感苦惱。」這位小伙子就是這樣偶然地出現在阿七面前。[8]這種把戀愛與無常聯繫在一起加以描寫的主要動機，在開篇第一章就已經顯示出來了，這裡體現了西鶴文章中最美的部分所呈現出的獨特的諧調——在華麗的敘事背後，貫穿著「寂」[9]的柔婉風格[10]，還有作者發自內心深處的那種思考和觀察，都自然而然地表現了出來。戀愛就仿佛「梧桐銀杏樹上的葉子」，是為了被秋風吹落而準備的。 當然，這種無常觀是不能與「若不死就永遠相伴」（《好色一代男》卷七）的積極態度混為一談的。在西鶴那裡，無常驅動著人們去享樂，無常像朝靄夕霧一樣自始至終籠罩在戀愛之上。「一寸之前是黑暗，性命就在露水間，浮世難測明天事，只管一路往前趕。」（《東海道名勝記》），這種想法並不只是江戶時代才有，早在妓院出現的時候就已經有了，在這一點上，西鶴只不過是追隨時流而已。然而，「所有的愛戀，都是悲哀，都是無常，都是夢魘，都是虛幻」（《好色五人女》卷四），從這一立場來描寫人生，顯然是西鶴這位「粹法師」[11]的一項嶄新的事業。西鶴遠遠地超過了江戶時代的那些雖然採用同一主題但發掘並不深的前輩作家，他讓「物哀」的傳統在新時代重新復活，並且在這方面，他與乍看上去似乎截然不同的松尾芭蕉是殊途同歸的，他們兩人都把戀愛和人生置於「無常」中加以觀察，芭蕉在連歌俳句中觀察和表現世相，西鶴的文章則著眼於自然描寫的風韻，這一點是讀者所不可否定的。 3 現在接著說第三點，就是西鶴如何在戀情描寫中涉及經濟方面的描寫。在這一點上，西鶴與松尾芭蕉截然不同。誠然，芭蕉也寫了一些與經濟有關的俳諧，如「房子賣出去了，懷念那裡的紙拉門和蓆子」「大米的價錢，扶搖直上」「到了霜降季節，劈柴便宜了」「在京城過日子，要精打細算」「下了轎子，要付錢」等，這些情景的描寫在芭蕉作品中很多，頗帶有西鶴的味道，但是我們仍然應該說，芭蕉對經濟生活的觀察是粗略的，而西鶴對人生與經濟之間的關係卻是有著深刻理解的，並將這些題材寫進作品中，從而與「御伽草子」[12]式的不著邊際地加以虛構的「假名草子」分道揚鑣，獨創了那個時代任何作家都未染指的嶄新的文學樣式。在這方面，雖說近松門左衛門也獨闢蹊徑，但他也算是西鶴的一個追隨者，而且是一個在深度把握上無人企及的追隨者。文學創作在這方面的開拓當然是由當時的社會狀況本身所決定的，但文學絕不是社會狀況的簡單反映。西鶴的《世間胸算用》[13]之所以代表了一種文學樣式，是因為作者在經濟生活這一人生重要方面的描寫中，向讀者展示了人的精神世界的種種或明或暗的表現。 可以說，西鶴最顯著的貢獻，是將町人的世界賦予了一種精神。「人是一種長出手腳滿足欲望的生物」（《好色二代男》卷三）；「人生第一要事，莫過於謀生之道。且不說士農工商，還有僧侶神職，無論哪行哪業，必得聽從大明神的神諭，努力積累金銀。除父母以外，金銀是最親近的」（《好色一代男》卷一）；「居家過日子，最希望擁有的，比起梅、櫻、松、楓來，金銀米錢更為重要；比起院子的假山，更重要的是家中倉庫殷實，四季家用充足，這才是人間天堂之樂」（《好色一代男》卷一）。這種欲求和金銀米錢，與人生至關緊要，那些最沒有功利計較的戀愛也受這些條件的深刻影響。西鶴把戀愛置於經濟生活中，並且表現了戀愛與經濟生活之間的種種關涉。在他看來，除了上述的特殊意義上的命運的因素之外，經濟狀況是人生中最有可能支配戀愛的重要因素。 當然，戀愛與經濟狀況的關係也有深有淺。《男色大鑒》的前半部分所描寫的武士與武士之間的同性戀的「若道」，《好色五人女》中的普通良家婦女的戀情，受經濟因素的影響最小。但是，在《好色二代男》後半部分所描寫的客人與男性俳優之間的關係，就是一種金錢買賣關係了。更不用說西鶴常寫的美妓與風流嫖客之間的處在中心地帶的戀情，都有著一套複雜的風俗習慣，講究體面，因而是最需要金錢來支撐的。 ……[14] 注釋 [1] 本章屬於《後編》，總第32—36節，以下選譯第34—36節。《後編》各章均沒有章名，只有各節名稱，本章名稱由譯者所加。 [2] 文：日本鞋襪的長度單位，一文合2.4公分。 [3] 中將君：平安王朝時代右大臣藤原豐成之女，十六歲時出家為尼。 [4] 膩煩：原文「愛想づくし」，這裡指女方不愛男方，而以犧牲自己的方式中斷關係。 [5] 見《好色五人女》卷二、卷三。 [6] 見《好色五人女》卷一。 [7] 見《好色五人女》卷二。 [8] 見《好色五人女》卷四。 [9] 寂：日語假名作「さび」，日本傳統美學的基本概念之一，是一種灑脫、超越、寂靜、枯澀、黯淡、陳舊、空靈、恬淡之美。 [10] 例如《好色五人女》卷五之二《捕鳥一少年，生命何脆弱》開頭的文字。 [11] 粹法師：原文「粋法師」，「風流法師」之意。 [12] 御伽草子：室町時代到江戶時代初期流行的帶有啟蒙性、娛樂性的故事，多為短篇。 [13] 《世間胸算用》：可譯為《處世費心思》。 [14] 以下第37—45節，論述近松門左衛門的戲劇以及近松之後的戲劇家們的創作，與「意氣」及色氣論關係不大，故略而不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