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時代的文藝與社會 · 自序

我寫這本書有兩個企圖：第一，將現代生活關係最為密切的晚近的歷史文化加以清算，為構築將來的日本文化做出一點貢獻；第二，站在我個人提出的「人格主義」[1]的立場上，在明暗交會處的人生邊上，在朦朧模糊中將高尚與卑微、純真與虛偽加以鑑別、加以明確化。後者常常需要以過去的清算為基礎，因而本書可以說是我人格主義理論的一個運用。這是一個對未來充滿期待的人，站在人格主義的立場寫成的史書，我相信，它的是非功過都與這一根本立場聯繫在一起。 本書也包含著我對許多人的訣別。它在何種意義上把我與研究江戶時代的學者相區別，也許到了卷末就會清楚地看出來。我還要特彆強調：我要與那些對人生的深刻機微及與此相伴隨的無可名狀的困難加以逃避、以聖人的心情退縮而立的人，宣布訣別。我也和歌德一樣，「決不半途而廢，而是要在善始善終的美當中，清清爽爽地活著」[2]。我的人格主義就是要衝破重重困難和阻礙，果敢地加以實行。在這本書里，我可以感到自豪的是，我踏入了那些害怕世人誤解的道學先生因缺乏勇氣和見識而未敢涉獵的領域，並且基於人格主義，對江戶時代社會與文藝做了探討。與此同時，這也是對人格主義本身的宏大性、細緻性、深刻性的一個檢驗。 1923年秋，我結束了一年半的國外生活、踏上歸途的時候，我的心裡便開始思考「日本應該何去何從」的大問題。八年後的今天，我只是對其中的一個極小的部分做了回答，更確切地說，是我為準備做出這個回答而交出的一份作業。如果能對江戶時代的清算有所裨益，便是對我的努力的最好回報。 本書的寫作經歷了一個特殊的過程，作者有義務在此加以交代。我最初以《游歐雜記·序論 歸來（一）》為題，從《改造》雜誌的大正十四年[3]九月號開始陸續連載。其草稿，大正十三年春天在山形高等學校試著講了一遍，同年夏天在小樽反覆用於講演，並形成稿子。我本來打算寫四五十頁[4]，開始時覺得很輕鬆。然後寫《歸來（二）》的《東洋》部分，也寫了相同的篇頁，約定寫到第四五回時進入正文，於是篇幅增加了二十倍，歷經六年時間。其中「前編」從大正十四年夏到十五年夏，用一年時間寫成。現在回顧起來，寫作還是相當順利。但此後有兩年中斷，「後編」的前半部分，即關於文學的部分，是利用昭和三年[5]的整個暑假寫成的，在雜誌上連載也用了近一年的時間。昭和四年、五年又擱筆，什麼都沒寫。最後論述浮世繪的部分，在去年寒假過後的二月中脫稿。為了留作紀念，請允許我把私事記述一下：那時打算在紀元節[6]的二月十一日最後脫稿，因而連續數日夜以繼日，坐在書桌前奮筆疾書，但不料夜裡受了風寒，上午發燒三十八度，很快上升到三十九度，終於倒在床上，宣布投降了。在連續四天高燒近四十度之後，我的妻子在我之後也發燒病倒了。我在照看妻子的間隙，到十六日終於寫完最後一段文字。 為什麼寫成這個樣子呢？正如書中十分之八九的段落所體現的那樣，我的寫作論述與材料的收集、消化不得不同時進行，這當然是因為我的不學，雖然深感慚愧，我還是有義務向我的讀者坦白。這種不學最終造成了本書的遺憾。雖然在整理成書的時候我做了一定程度的修訂，但其中很多錯誤恐怕仍舊存在。對於其中的錯誤，我必須承擔作為一個歷史家的責任。由於我意識到了自己的弱點，努力在鑑賞與綜合方面不出大錯，在作品的分析和概括上將細心與大膽結合起來，在我最不擅長的材料的廣泛收集方面，則注意虛心地從前輩專家的著作中汲取教益。希望讀者對此予以諒察。本書得益於前輩學者之處甚多，是要特別表示感謝的。書中舉出的相關的具體論點，並不都是引述前輩諸家，但不用說也受到了諸家研究成果的啟發，對於明確舉出名字的研究江戶時代的各位學者，無論我的立場與他們如何不同，都蒙受了他們的很多恩惠。 阿部次郎 昭和六年[7]五月十八日夜於廣瀨河畔 注釋 [1] 人格主義：是作者在《人格主義》（1922年）一書中提出的一個哲學概念，強調人是根本的、內在活動的主體，人類存在的統一原理就是「生命」。 [2] 出典歌德《浮士德》第四幕結尾。 [3] 大正十四年：1925年。 [4] 日本人計算文章及書稿的字數時，一般按頁（枚）數計算，一頁四百字。 [5] 昭和三年：1928年。 [6] 紀元節：日本節日之一，將《日本書紀》記載的古代神武天皇的即位日換算為公曆的二月十一日，並作為節日加以紀念。 [7] 昭和六年：193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