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自然的語言 · 物候學
一、什麼是物候學
物候學是研究自然界的植物（包括農作物）、動物和環境條件（氣候、水文、土壤條件）的周期變化之間相互關係的科學。它的目的是認識自然季節現象變化的規律，以服務於農業生產和科學研究。
物候學和氣候學相似，都是觀察各個地方、各個區域、春夏秋冬四季變化的科學，都是帶地方性的科學。物候學和氣候學可說是姊妹行，所不同的，氣候學是觀測和記錄一個地方的冷暖晴雨，風雲變化，而推求其原因和趨向；物候學則是記錄一年中植物的生長榮枯，動物的來往生育，從而了解氣候變化和它對動植物的影響。觀測氣候是記錄當時當地的天氣，如某地某天颳風，某時下雨，早晨多冷，下午多熱等等。而物候記錄如楊柳綠，桃花開，燕始來等等，則不僅反映當時的天氣，而且反映了過去一個時期內天氣的積累。如1962年初春，北京天氣比往年冷一點，山桃、杏樹、蘋果都延遲開花。從物候的記錄可以知季節的早晚，所以物候學也稱為生物氣候學。
在我國最早的物候記載，見於《詩經·豳風》一章里，如說：「四月里葽草開了花，五月里蟬振翼發聲。」又如說：「八月里棗子熟了可以打下來，十月里稻子黃了可以收割」等等，那完全是老農經驗之談。到春秋時代，已經有了每逢節氣的日子記錄物候和天氣的傳統，而且已經知道燕子在春分前後來，在秋分前後離去。到了戰國、秦、漢時期，二十四節氣成立以後，在《呂氏春秋》《禮記·月令》《夏小正》《淮南子》等書中，更有依節氣而安排的物候歷。《禮記·月令》是根據《呂氏春秋》的，是周、秦時代所遺留下來比較完整的一個物候歷。如在「陰曆二月」條下，列舉了下述的物候：「這時太陽走進了二十八宿中的奎宿，天氣慢慢地和暖起來，每當晴朗天氣，可以見到美麗的桃花盛放，聽到悅耳的倉庚鳥歌唱。一旦有不測風雲，也不一定下雪而會下雨。到了春分節前後，晝和夜一樣長，年年見到的老朋友——燕子，也從南方回來了。燕子回來的那天，皇帝還得親自到廟裡進香。在冬天銷聲匿跡的雷電也重新振作起來；匿伏在土中、屋角的昆蟲，也甦醒過來，向戶外跑的跑、飛的飛地出來了。這時候，農夫應該忙碌起來，把農具和房子修理好，國家不能多派差事給農民，免得妨礙農田的耕作。」這是兩千多年以前，黃河流域初春時物候的概述。
我們從這些材料可以知道，古代之所以積累物候知識，一方面是為了維持奴隸主和封建主的統治；但主要是為了指揮奴隸或農奴工作。如《淮南子·主術》篇所講的，「聽見蝦螟叫，看見燕子來，就要農奴去修路；等秋天葉落時要去伐木。」
或許有人要問：自從十六七世紀溫度表、氣壓表發明以後，氣溫、氣壓可以憑科學儀器來測量；再加以十八九世紀以後，各種氣象儀器的逐步改進，直到近來，雷達和火箭、人造地球衛星在氣象觀測上的廣泛應用，氣候學已有迅速的進步。但是，物候學直到如今還是靠人的兩目所能見到和兩耳所能聽到的作記載，這還能起什麼作用呢？
我們要知道，物候這門知識，是為農業生產服務而產生的，在今天對於農業生產還有很大作用。它依據的是比儀器複雜得多的生物。各項氣象儀器雖能比較精密地測量當時的氣候要素，但對於季節的遲早尚無法直接表示出來。舉例來說：1962年春季，華北地區的氣候比較寒冷，但是五一節那天早晨，北京的溫度記錄卻比前一年和前二年同一天早晨的溫度高兩三攝氏度之多。因此，不拿一個時期之內的溫度記錄來分析，就說明不了問題。如果從物候來看，就容易看出來。1962年北京的山桃、杏樹、蘋果、榆葉梅、西府海棠、丁香和五一節前後開花的洋槐的花期都延遲了，比1961年遲了十天左右，比1960年遲五六天。我們只要知道物候，就會知道這年北京農業季節是推遲了，農事也就應該相應地推遲。可是1962年北京地區農村人民公社，在春初種花生等作物時，仍舊照前兩年的日期進行，結果受了低溫的損害。若能注意當年物候延遲的情況，預先布置，就不會遭受損失了。
另外，把過去一個時期內各天的平均溫度加起來，成為一季度或一個月的積溫，也可以比較各年季節冷暖之差，但是，還看不出究竟溫度要積到多少度才對植物發生某種影響，才適合播種。如不經過農事實驗，這類積溫數字對指導農業生產，意義還是不大。物候的數據是從活的生物身上得來，用來指導農事活動就很直接，而且方法簡單，農民很易接受。物候對於農業的重要性就在於此。
二、中國古代的物候知識
如上面所講的，我國古代物候知識起源於周、秦時代，目的是為了指揮奴隸適時從事農業生產。我國從春秋、戰國以來，一直重視農業活動的適時，孟子就說過：「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中匯集了這方面的知識，編為二十四節氣的物候。該書中另有一篇名為《審時》，開頭就說：「凡農之道，候之為寶。」幾乎全篇統是討論種莊稼，如違背了時令，所種五穀將會得到什麼不良的結果。在《任地》篇里規定冬至後五十七日菖蒲生而開始耕田。二十四節氣的物候知識被編入《禮記·月令》和《淮南子》等書以後，便被廣泛地應用起來。到漢代鐵犁和牛耕的普遍應用，以及人口的增加，使農業有了顯著進步。二十四節氣每一節氣相差半個月，應用到農業上已覺相隔時間太長，不夠精密，所以有更細分的必要。《逸周書，時則訓》就分一年為七十二候，每候五天。如說：「立春之日春風解凍，又五日蟄蟲始振，又五日魚上冰。雨水之日獺祭魚，又五日鴻雁來，又五日草木萌動。驚蟄之日桃始華，又五日倉庚鳴，又五日鷹化為鳩。春分之日玄鳥至，又五日雷乃發聲，又五日始電」等等。
物候知識最初是農民從實踐中得來，後來經過總結，附屬於國家曆法。但物候是隨地而異的現象，南北寒暑不同，同一物候出現的時節可相差很遠。在周、秦、兩漢，國都在西安、洛陽，南北東西相差不遠，應用在首都附近尚無困難；但如應用到長江以南或長城以北，就嫌格格不入。到南北朝，南朝首都在建康，即今南京；北朝初都平城，就是今日的大同，黃河下游的物候已不適用於二地。南朝宋、齊、梁、陳、隋等王朝都很短促，沒有改變月令；北魏所頒布的七十二候，據《魏書》所載，已與《逸周書》不同，在立春之初加入「雞始乳」一候，而把「東風解凍」「蟄蟲始振」等候統推遲五天。但平城的緯度在西安、洛陽以北4度多，海拔又高出800米左右，所以物候相差，實際上絕不止一候。
到了唐朝，首都又在長安；北宋都汴梁，即今開封，此時首都又與秦、漢的舊地相近。所以，唐宋史書所載七十二候，又和《逸周書》所載大致相同。元、明、清三朝雖都北京，緯度要比長安和開封、洛陽靠北5度之多，但這幾代史書所載七十二候和一般時憲書所載的物候，統是因襲古志，依樣畫葫蘆。不但立春之日「東風解凍」，驚蟄之日「桃始華」，春分之日「玄鳥至」等物候，事實上已與北京的物候不相符合，未加改正；即古代勞動人民以限於博物知識而錯認的物候，如「鷹化為鳩」「腐草化為螢」「雀入大水為蛤」等謬誤，也一概仍舊。這是無足怪的，因為《詩經·豳風》中的物候乃是老農田野里實踐得來的一些知識，雖然粗放些，生物學知識欠缺些，但物候和季節還能對得起來。到後來，編月令成為士大夫的一種職業；明清兩代，由於士大夫以做八股為升官發財的跳板，一般缺乏實際知識，真是菽麥不辨，所寫物候，統從故紙堆中得來，怪不得完全與事實不符。顧炎武早經指出，在周朝時候，勞動人民普遍地知道一點天文，如《詩經·豳風》章「七月流火」、《唐風》章「三星在戶」和《鄘風》章「定之方中」，統是男女勞作所唱的歌謠。但到清朝初年，若問士大夫「大火」是什麼星？「定宿」在哪裡？統將茫然不知所對。明清時代，一般士大夫對天文固屬茫然，對物候也一樣的無知，這統是由於他們的書本知識脫離實踐所致。
儘管如此，我國從兩漢以來，一千七八百年間，勞動人民積累的物候知識，經好些學者，如北魏賈思勰，明代徐光啟和李時珍等終身辛勞地採訪搜集，分析研究，還是得到發揚光大，傳之於後代。
我國古代農書醫書中的物候
中國最早的古農書，現尚保存完整的，要算北魏賈思勰的《齊民要術》。其中不少地方引用了比這書更早五百年的一部農書，西漢《氾勝之書》。在古農書中，還有專講農時的書，如漢崔寔的《四民月令》，元魯明善的《農桑衣食撮要》等。《氾勝之書·耕作》篇辟頭就說：「凡耕之本，在於趣時。」換句話說，就是耕種的基本原則在於抓緊適當時間來耕耘播種。這時間如何能抓得不先不後呢？《氾勝之書》就用物候作為一個指標，如說：「杏花開始盛開時，就耕輕土、弱土。看見杏花落的時候再耕。」對於種冬小麥，他說：「夏至後七十天就可以種冬麥，如種得太早，會遇到蟲害，而且會在冬季寒冷以前就拔節；種得太晚，會穗子小而子粒少。」對於種大豆，書中說：「三月榆樹結莢的時候，遇著雨可以在高田上種大豆。」
賈思勰在他的《齊民要術》中總結的勞動人民關於物候的知識，比《氾勝之書》更為豐富，而且更有系統地把物候與農業生產結合起來。如卷一談種穀子時說道：「二月上旬，楊樹出葉生花的時候下種，是最好的時令；三月上旬到清明節，桃花剛開，是中等時令；四月上旬趕上棗樹出葉、桑樹落花，是最遲時令了。」並指出：「順隨天時，估量地利，可以少用些人力，多得到些成果。要是只憑主觀，違反自然法則，便會白費勞力，沒有收穫。」
賈思勰已經知道各地的物候不同，南北有差異，東西也有分別。他指出一個地方能種的作物，移到另外一個區域，成熟遲早，根實大小就會改變。在《齊民要術》卷三「蕪菁」和「種蒜」條下說：「在并州沒有大蒜種，要向河南的朝歌取種，種了一年以後又成了百子蒜。在河南種蕪菁，從七月處暑節到八月白露節都可以種……但山西并州八月才長得成。在并州蕪菁根都有碗口大，就是從旁的州取種子來種也會變大。」又說：「并州產的豌豆，種到井陘以東；山東的穀子，種到山西壺關、上黨；便都徒長而不結實。」在書中，賈思勰從物候的角度尖銳地提出了問題，要求解釋。但是，直到現在，這類的問題：如為什麼北方的馬鈴薯種到南方會變小退化？關東的亞麻和甜菜移植到川北阿壩州，雖長得很好但不結子等等，還是植物生態學上和生理學上所未能解決，又是生產所急需解決的問題。
《齊民要術》的另一重要地方，是破除迷信。《氾勝之書》雖然依靠物候來定播種時間，但信了陰陽家之言，定出了若干忌諱。例如播種小豆忌卯日，種稻麻忌辰日，種禾忌丙日等等。這種忌諱一直流傳下來，直到元朝王禎《農書》中，仍有「麥生於亥，壯於卯……死於午」等胡說。《齊民要術》指出這種忌諱不可相信，強調了農業生產上的及時和做好保墒。在一千四五百年前，能夠堅持唯物觀點，如賈思勰這樣是不容易的。
從北魏到明末一千年間，我國雖出版了不少重要農業書籍，如元代暢師文、苗好謙等撰的《農桑輯要》，王禎撰的《農書》等，但在物候方面，除掉隨著疆域擴大，得了許多物候知識外，少有傑出的貢獻。到了明朝末年，徐光啟從利瑪竇、熊三拔等教士學得了不少西洋的天文、數學、水利、測量的知識，知道了地球是球形的，在地球上有寒帶、溫帶、熱帶之分等等。這些新知識更加強了他的「人定勝天」的觀念。他批評了王禎《農書·地利》篇的環境決定論，在《農政全書·農本》一章中說：「凡一處地方所沒有的作物，總是原來本無此物，或原有之而偶然絕滅。若果然能夠盡力栽培，幾乎沒有不可生長的作物。即使不適宜，也是寒暖相違，受天氣的限制，和地利無關。好像荔枝、龍眼不能逾嶺，橘、柚、柑、橙不能過淮一樣。王禎《農書》中載有二十八宿周天經度，這沒有多大意義。不如寫明緯度的高低，以明季節的寒暖，辨農時的遲早。」
徐光啟熱烈地提倡引種馴化。在《農政全書》卷二十五，他讚揚了明邱濬主張的南方和北方各種五穀並種，可令昔無而今有的說法。萬曆年間，甘薯從拉丁美洲經南洋移植到中國還不久，他主張在黃河流域大量推廣。有人問他，「甘薯是南方天熱地方的作物，若移到京師附近以及邊塞諸地，可以種得活嗎？」他毅然答應說：「可以。」他說：「人力所至，亦或可以回天。」也就是，他認識到人力可以馴化作物。到如今河北、山東各省普遍種植甘薯，不能不說徐光啟有先見之明。
《農政全書》卷四十四講到如何消滅蝗蟲，也是很精彩的。他應用了統計方法，整理歷史事實，指出蝗蟲多發生在湖水漲落幅度很大的地方，蝗災多在每年農曆的五、六、七三個月。這樣以統計法指出了蝗蟲生活史上的時地關係，便使治蝗工作易於著手。最後他總結了治蝗經驗，指出事前掘取蝗卵的重要，他說：「只要看見土脈隆起，即便報官，集群撲滅。」這可以說是用統計物候學的方法指導撲滅蝗蟲。
李時珍比徐光啟早出生四十四年，他是湖北蘄州人。他所著的書《本草綱目》，於1596年在南京出版。相隔不到十二年，便流傳到日本，不到一百年，便被譯成日文；後更傳播到歐洲，被譯成拉丁文、德文、法文、英文、俄文等。這部書之所以被世界學者所珍視，是因為書中包含了極豐富的藥物學和植物學的材料。單從物候學的角度來看，這部書也是可寶貴的。例如卷十五記載「艾」這一條時說：「此草多生山原，二月宿根生苗成叢。其莖直生，白色，高四五尺。其葉四布，狀如蒿，分為五尖椏，面青背白，有茸而柔厚。七八月間出穗，如車前，穗細。花結實，累累盈枝，中有細子，霜後枯。皆以五月五日連莖刈取。」這樣的敘述，即在今日，也不失為植物分類學的好典型。《本草綱目》所載近二千種藥物，其中關於植物的物候材料是極為豐富的。又如卷四十八和四十九談到我國的鳥類，其中對於候鳥布穀、杜鵑的地域分布、鳴聲、音節和出現時期，解釋得很清楚明白，即今日鳥類學專家閱之，也可收到益處的。
當然，我們不能苛求三四百年以前的古人，能將二三千年中經史子集裡所有的關於物候學上錯誤的知識和概念，一下子能全盤改正過來。《本草綱目》中對「腐草化為螢，田鼠化為駑」等荒謬傳說，統人云亦云地抄下來，沒有加以駁斥，這是限於時代，不足為怪的。在西洋，直至十八世紀，瑞典著名植物學家，也即近代物候學的創始人卡爾·林內，尚相信燕子到秋天沉入江河，在水下過冬的。
唐宋大詩人詩中的物候
我國古代相傳有兩句詩說道：「花如解語應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但從現在看來，石頭和花卉雖沒有聲音的語言，卻有它們自己的一套結構組織來表達它們的本質。自然科學家的任務就在於了解這種本質，使石頭和花卉能說出宇宙的秘密。而且到現在，自然科學家已經成功地做了不少工作。以石頭而論，譬如化學家以同位素的方法，使石頭說出自己的年齡；地球物理學家以地震波的方法，使岩石表白自己的深度；地質學家和古生物學家以地層學的方法，初步地摸清了地球表面，即地殼裡三四十億年以來的石頭歷史。何況花卉是有生命的東西，它的語言更生動，更活潑。像上面所講，賈思勰在《齊民要術》里所指出那樣，杏花開了，好像它傳語農民趕快耕土；桃花開了，好像它暗示農民趕快種穀子。春末夏初布穀鳥來了，我們農民知道它講的是什麼話：「阿公阿婆，割麥插禾。」從這一角度看來，花香鳥語統是大自然的語言，重要的是我們要能體會這種暗示，明白這種傳語，來理解大自然，改造大自然。
我國唐、宋的若干大詩人，一方面關心民生疾苦，搜集了各地方大量的竹枝詞、民歌；一方面又熱愛大自然，善能領會鳥語花香的暗示，模擬這種民歌、竹枝詞，編成詩句。其中許多詩句，因為含有至理名言，傳下來一直到如今，還是被人稱道不止。明末的學人黃宗羲說得好：「詩人萃天地之清氣，以月、露、風、雲、花、鳥為其性情，其景與意不可分也。月、露、風、雲、花、鳥之在天地間，俄頃滅沒，而詩人能結之不散。常人未嘗不有月、露、風、雲、花、鳥之詠，非其性情，極雕繪而不能親也。」換言之，月、露、風、雲、花、鳥乃是大自然的一種語言，從這種語言可以了解到大自然的本質，即自然規律，而大詩人能掌握這類語言的含義，所以能編為詩歌而永垂不朽。物候就是談一年中月、露、風、雲、花、鳥推移變遷的過程。對於物候的歌詠，唐宋大詩人是有傑出成就的。
唐白居易（樂天）十五歲時，曾經寫過一首詠芳草（《古原草》）的詩：「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詩人顧況看到這首詩，大為賞識。一經顧況的吹噓，這首詩便被傳頌開來。這四句五言古詩，指出了物候學上兩個重要規律：第一是芳草的榮枯，有一年一度的循環；第二是這循環是隨氣候為轉移的，春風一到，芳草就甦醒了。
在溫帶的人們，經過一個寒冬以後，就希望春天的到來。但是，春天來臨的指標是什麼呢？這在許多唐、宋人的詩中我們可找到答案的。李白（太白）詩：「春風又綠瀛州草，紫樓江城覺春好。」王安石（荊公）晚年住在江寧，有句云：「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據宋洪邁《容齋續筆》中指出：王荊公寫這首詩時，原作「春風又到江南岸」。經推敲後，認為「到」字不合意，改了幾次才下了「綠」字。李白、王安石他們在詩中統用綠字來象徵春天的到來，到如今，在物候學上，花木抽青也還是春天的重要指標之一。王安石這句詩的妙處，還在於能說明物候是有區域性的。若把這首詩哼成「春風又綠河南岸」，就很不恰當了。因為在大河以南開封、洛陽一帶，春風帶來的徵象，黃沙比綠葉更有代表性，所以，李白《扶風豪士歌》便有「洛陽三月飛胡沙」之句。雖則句中「胡沙」是暗指安史之亂，但河南春天風沙之大也是事實。
樹木抽青是初春很重要的指標，這是肯定的。但是，各種樹木抽青的時間不同，哪種樹木的抽青才能算是初春指標呢？從唐、宋詩人的吟詠看來，楊柳要算是最受重視的了。唐王昌齡《閨詠》詩：「閨中少婦不知愁，春日凝妝上翠樓。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是一首很有代表性的受人傳頌的作品。楊柳抽青之所以被選為初春的代表，並非偶然之事：第一，因為柳樹抽青早；第二，因為它分布區域很廣，南從五嶺，北至關外，到處都有。它既不怕風沙，也不嫌低洼。唐李益《臨滹沱見蕃使》詩：「漢南春色到滹沱，楊柳青青塞馬多。」劉禹錫在四川作《竹枝詞》云：「江上春來新雨晴，瀼西春水縠文生，橋東橋西好楊柳，人來人去唱歌行。」足見從漠南到蜀東，人人皆以綠柳為春天的標幟。柳樹作為物候指標的另一好處，是它的花子到暮春被風吹揚，到處飛騰，引起大家的注意。蘇軾（東坡）《密州五絕》之一：「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惆悵東欄一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所以同是一株柳，柳綠可以作為迎春的物候，柳絮可以作為送春的物候。
唐、宋詩人對於候鳥，也給以極大注意。他們初春留心的是燕子，暮春初夏注意的在西南是杜鵑，在華北、華東是布穀。如杜甫（子美）晚年入川，對於杜鵑鳥的分布，在詩中說得很清楚：「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我昔游錦城，結廬錦水邊，有竹一頃余，喬木上青天，杜鵑暮春至，哀哀叫其間。……」
南宋詩人陸游（放翁），在七十六歲時作《初冬》詩：「平生詩句領流光，絕愛初冬萬瓦霜。楓葉欲殘看愈好，梅花未動意先香。……」這證明陸游是留心物候的。他不但留心物候，還用以預告農時，如《鳥啼》詩可以說明這一點：「野人無曆日，鳥啼知四時：二月聞子規，春耕不可遲；三月聞黃鸝，幼婦憫蠶飢；四月鳴布穀，家家蠶上簇；五月鳴雅舅，苗稚厭草茂。……」像陸游可稱為能懂得大自然語言的一個詩人。
我們從唐、宋詩人所吟詠的物候，也可以看出物候是因地而異、因時而異的。換言之，物候在我國南方與北方不同，山地與平原不同，而且古代與今日不同。
物候南方與北方不同 我國疆域遼闊，在唐、宋時代，南北緯度亦相差30餘度，物候的差異自然很分明。往來於黃河、長江流域的詩人已可辨別這點差異，至於放逐到南嶺以南的柳宗元（子厚）、蘇軾，他們的詩中，更反映出嶺南物候不但和中原有量的不同，而且有質的不同了。
秦嶺在地理上是黃河、長江流域的分水嶺，在氣候上是溫帶和亞熱帶的分界，許多亞熱帶植物如竹子、茶葉、杉木、柑橘等等統只能在秦嶺以南生長，間有例外，只限於一些受到適當地形的庇護而有良好小氣候的地方。白居易於唐元和十年，從長安初到江西，作有《潯陽三題》詩，並有序云：「廬山多桂樹，湓浦多修竹，東林寺有白蓮花，皆植物之貞勁秀異者……物以多為賤，南方人不貴重之……予惜其不生於北土也，因賦三題以唁之。」其中《湓浦竹》詩云：「潯陽十月天，天氣仍濕燠，有霜不殺草，有風不落木……吾聞晉汾間，竹少重如玉。」白居易是北方人，他看到南方竹如此普遍，便不免感到驚異。
蘇軾生長在四川眉山，是南方人，看慣竹子的，而且是一個熱愛竹子的人。青年時代進士及第後不久，於宋嘉祐七年到那時的京北路（今陝西省）鳳翔為通判，曾親至寶雞、盩厔、虢、郿四縣，在寶雞去四川路上《詠石鼻城》詩中有「……漸入西南風景變，道邊修竹水潺潺」之句。竹子確是南北物候不同很好的一個標誌。
秦嶺是我國亞熱帶的北界，南嶺則可說是我國亞熱帶的南界，南嶺以南便可稱為熱帶了。熱帶的特徵是：「四時皆是夏，一雨便成秋。」換言之，在熱帶里，乾季和雨季的分別比冬季和夏季的分別更為突出。而五嶺以南即有此種景象，可於唐、宋詩人的吟詠中得之。柳宗元在柳州所作《二月榕葉》詩：「宦情羈思共淒淒，春半如秋意轉迷，山城過雨百花盡，榕葉滿庭鶯亂啼。」意思就是二月里正應該是中原桃李爭春的時候，但在柳州最普遍的常綠喬木榕樹，卻於此時落葉最多，使人迷惑這是春天還是秋天？蘇軾初到惠州時，也有詩記惠州的物候：「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橘楊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顆，不妨長作嶺南人。」（《惠州一絕》）蘇軾後貶海南島儋耳，作了不少關於海南島物候的詩。他嘗說，在嶺南「菊花開時乃重陽，涼天佳節即中秋」（廣州菊花、桂花終年可開），不能以日月來定物候。1962年春分前一周，廣州越秀山下的桃花早已凋謝，而柳葉卻未抽青。但在韶關、郴州一帶，正值桃紅柳綠之時。可知五嶺以南若干物候，是和長江流域先後相差的。
還有一個重要的物候，即梅雨的時期，在我國各地也先後不一。這在唐、宋詩人的吟詠中，早已有記載。柳宗元詩：「梅熟迎時雨，蒼茫值小春。」柳州梅雨在小春，即農曆三月。杜甫《梅雨》詩：「南京（即當時的成都）犀浦道，四月熟黃梅。」成都梅雨是在農曆四月。蘇軾《舶趠風》詩：「三旬已斷黃梅雨，萬里初來舶趠風。」蘇軾作此詩時在浙江湖州一帶，三旬是夏至節後的十五天，即江浙一帶梅雨是在農曆五月。現在我們知道，我國梅雨在春夏之交，確從南方漸漸地推進到長江流域。
物候山地與平原不同 在大氣中從地面往上升則氣溫下降，平均每上升200米，溫度要降低1攝氏度，因此，在海拔高的地方，物候自必較遲。對於這一點，在唐、宋詩人吟詠中也有反映。唐宋之問《寒食陸渾別業》詩：「洛陽城裡花如雪，陸渾山中今始發。」白居易《游廬山大林寺》詩：「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正盛開。」按大林寺在今廬山大林路，據廬山植物園同志供給材料，那裡海拔在1100至1200米，估計平均溫度要比山下低5攝氏度，春天物候比山下可能有20天之差。高度相差愈大，則物候時間相離愈遠。在長江、黃河流域的緯度上，海拔超過4000米，不但無夏季，而且也無春秋了。李白《塞下曲》：「五月天山雪，無花只有寒。笛中聞折柳，春色未曾看。」這是紀實。我國西部的天山、阿爾泰山、崑崙山、祁連山均巍然高出雲表，但山坡有不少面積能培植森林，放牧牲畜，可資利用，物候學在我國西部山區正大有可為。
物候古代與今日不同 陸游《老學庵筆記》卷六引杜甫上述《梅雨》詩，並提出一個疑問說：「今（南宋）成都未嘗有梅雨，只是到了秋天，空氣潮濕，好像江浙一帶五月間的梅雨，豈古今地氣有不同耶？」卷五又引蘇軾詩：「蜀中荔枝出嘉州，其餘及眉半有不。」陸游解釋說：「依詩則眉之彭山已無荔枝，何況成都。」但唐詩人張籍卻說成都有荔枝，籍所作《成都曲》云：「錦江近西煙水綠，新雨山頭荔枝熟。」陸游以為張籍沒有到過成都，他的詩是閉門造車，是杜撰的，以成都平原無山為證。但是與張籍同時的白居易在四川忠州時作了不少荔枝詩，以緯度論，忠州尚在彭山之北。所以，也不能因為南宋時成都無荔枝，便斷定唐朝成都也沒有荔枝。
杜甫的《杜鵑》詩說：「東川無杜鵑。」在抗戰時期到過重慶的人都知道，每逢陽曆四五月間，杜鵑夜啼，其聲悲切，使人終夜不得安眠。但我們不能便下斷語說：「東川無杜鵑」是杜撰的。物候昔無而今有，在植物尚且有之，何況杜鵑是飛禽，其分布範圍是可以隨時間而改變的。譬如以小麥而論，唐劉恂撰的《嶺表錄異》里曾經說：「廣州地熱，種麥則苗而不實。」但七百年以後，清屈大均著《廣東新語》的時候，小麥在雷州半島也已大量繁殖了。到如今，海南島試種小麥雖然尚未成功，但我們若抱定「人能回天」的信心，使小麥在海南島馴化，普遍種起來，也是很可能的。
自然，我們不能太天真地以為唐、宋詩人沒有杜撰的詩句。我們利用唐、宋人的詩句來研究古代物候，自然要批判地使用。看來可能的錯誤，系來自下列幾方面：
1.詩人對古代遺留下來的錯誤觀念，不加選擇地予以沿用，如以柳絮為柳花或楊花。李白《遙寄王昌齡左遷》詩：「楊花落盡子規啼，聞道龍標過五溪，我寄愁心與明月，隨風直到夜郎西。」實際柳絮是柳的果實中的種子，果實成熟後裂開，種子帶有一簇雪白的長毛，隨風飛揚上下，落地後可集成一團。
2.盲從經書中的傳說和註解。唐錢起《贈闕下裴舍人》詩：「二月黃鸝飛上林，春城紫禁曉陰陰……」按黃鸝是候鳥，要到農曆四月才能到黃河流域中下游。唐代的二月，長安不會有黃鸝。《禮記·月令》：「仲春倉庚鳴」，注中錯誤地把倉庚當作黃鶯，錢起以誤傳誤地用於詩中。
3.詩人為了詩句的方便，不求數據的精密。如白居易《潮信》詩：「早潮才落晚潮來，一月周流六十回。」顧炎武批評他說：「月大有潮五十八回，月小五十六回，白居易是北方人，不知潮候。」實則白未必不知潮信，但為字句方便起見，所以說六十回。
4.也有詩人全憑主觀的想法，完全不顧客觀事實的。如宋和尚參寥子有《詠荷花》詩：「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有人指出，「杭州到五月荷花尚未盛開，要六月才盛開，不應說無數滿汀洲。」他回答說：「但取句美，『六月臨平山下路』，便不是好詩了。」
5.也有原來並不錯的詩句，被後人改錯的。如王之渙《涼州詞》：「黃沙直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這是很合乎涼州以西玉門關一帶春天情況的。和王之渙同時而齊名的詩人王昌齡，有一首《從軍行》詩：「青海長雲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也是把玉門關和黃沙聯繫起來。同時代的王維《送劉司直赴安西》五言詩：「絕域陽關道，胡沙與塞塵，三春時有雁，萬里少行人……」在唐朝開元時代的詩人，對於安西玉門關一帶情形比較熟悉，他們知道玉門關一帶到春天幾乎每天到日中要颳風起黃沙，直衝雲霄的。但後來不知在何時，王之渙《涼州詞》第一句便被改成「黃河遠上白雲間」。到如今，書店流行的唐詩選本，統沿用改過的句子。實際黃河和涼州及玉門關談不上有什麼關係，這樣一改，便使這句詩與河西走廊的地理和物候兩不對頭。
從上面所講，可以知道，我國古代物候知識最初是勞動人民從生產活動中得來，愛好大自然和關心民生疾苦的詩人學者，再把這種自然現象、自然性質、自然規律引入詩歌文章。我國文化遺產異常豐富，若把前人的詩歌、遊記、日記中物候材料整理出來，不僅可以「發潛德之幽光」，也可以大大增益世界物候學材料的寶庫。
三、世界各國物候學的發展
古代世界的物候知識
西洋的物候知識也起源很早，因為人類從事農業生產，即有對物候知識的需要和取得這種知識的可能。所以，二千多年以前的希臘時代，雅典人即已試製包括一年物候的農曆。及至羅馬愷撒時代，還頒發了物候歷以供應用。但歐洲有組織地觀察物候，實際上開始於十八世紀中葉。當時植物分類學創始者瑞典人林內，在他所著的《植物學哲學》一書中，提出了物候學的任務，在於觀測植物一年中發育階段的進展。並在瑞典組織了18個地點的觀測網，觀測植物的發青、開花、結果和落葉的時期。這一觀測網的活動時間，雖為期不過三年（1750—1752），但在歐美起了組織物候觀測網的示範作用。
在林內時代以前，歐洲各國也有個別的人觀測物候並保存了記錄，如英國諾爾福克地方的羅伯特·馬紹姆，從1736年起，即觀測當地13種喬木抽青，4種樹木開花，8種候鳥來往，以及蝴蝶初見，蛙初鳴等27種物候項目。羅伯特過世後，其家族有五代人連續觀測，直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其間只缺二十五年（1811—1835），這是歐美年代最久的物候記錄，其科學意義已經英國皇家氣象學會作了總結，後面將加以討論。
日本對於物候學的研究叫作季節學，據文獻所載，他們最初即有二十四節氣和七十二候，是從我國傳去的。季節名稱也與我國完全相同。日本自我國唐憲宗元和七年（公元812年）開始，即斷斷續續的有櫻花開花的記錄，迄今已達一千一百五十年之久，這無疑是世界上最長久的單項物候記錄。
我國物候觀測雖開始於兩千年前，但無長年的記錄。
近代世界物候學的發展
物候觀測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前，各國雖偶有進行，但統是零星碎散。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因為資本主義國家工業的發展和人口的繁殖，急需增加農業生產，才開始注意物候學的研究。如以日本為例，在八世紀聖武天皇時代，每畝（中國畝）稻穀產量只188磅。到明治初年，一千一百年間只增加了一倍，每畝產量為365磅。但從十九世紀中葉到1959年，因利用化肥、灌溉、機耕、選種、植物保護等種種科學方法，水稻產量已增加到每畝707磅，即短短的八九十年中，又增加了一倍。而在諸種科學方法之中，物候學也應時而起，發揮了一定作用。到如今，日本已有1500個物候觀測點，屬於中央觀象台。農業氣象與物候學已成為日本氣象學的重要部門。日本自然季節觀測記錄主要應用於下列三方面：
1.預報季節到來的時期；
2.在沒有氣象記錄的地方，如山嶽地區，可以自然季節現象的資料作氣象資料推算；
3.歷史時代氣候變遷的研究。
總之，在日本，物候學對於農業耕種、收穫適宜時間的決定，植物發芽、開花、結實時間的預測，氣象災害波及程度的推定，統發揮了很大作用。
德國從十九世紀九十年代起，霍夫曼花了四十年工夫做物候學的組織和觀測工作，選擇了34種標準植物，作為歐洲大陸中部觀測物候對象，並每年出版歐洲物候圖，如春季播種圖等，包括了歐洲中部數百個物候點。在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德國糧食不足，霍夫曼的弟子安因從穀物播種圖上選出德國穀物早熟地區，開墾種植，使德國糧食得到比較充分的供應。
英國物候的觀測，在資本主義國家中開創特早。英國皇家氣象學會從十九世紀九十年代起即組織了物候觀測網，發展到500個站，且1948年以前，常出版物候報告。前任氣象局局長蕭，在他所著《天氣的戲劇》一書中，並曾竭力提倡物候學。英國且有歐洲最久的物候記錄，上面已經提到。但因為英國糧食、肉類大部分依靠進口，對農業不那麼重視。並且英國的物候觀測對象，只限於野生植物，不觀察農作物，物候研究是脫離生產實踐的，因此，近來反有衰退現象。
美國從十九世紀後半期開始注意到物候的觀測，逐漸建立物候觀測網。到二十世紀初葉，在森林昆蟲學家霍普金斯領導下擴充到全國，並提出所謂物候定律。美國農業部利用物候學來引種馴化，把世界各國特有的經濟作物，分析其生長、開花、結果時期，探明其溫度、濕度、日光的需要，然後移植於美國適當地區。過去曾從我國移植了不少品種，著名的如移植到加利福尼亞的柑橘，移植到佛羅里達的油桐和移植到中西諸州的大豆等。這幾種經濟作物經一二十年的培育，美國不但能夠自給，而且在國際市場上和我國競爭。在移植前，美國曾派人在我國各農業試驗場及農業學校搜集移植品種的物候條件的情報和各地氣象資料，甚至從各省、各縣方誌中探查古代記錄的物候情報。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華盛頓作物生態研究所曾出版過《中國作物生態地理和北美洲類似區域》一書，其目的即在繼續引種我國經濟作物於美洲。
俄國十月革命以前，因為農業上的需要，物候研究與農業已有密切的聯繫。科學家中鼓吹研究物候最力的有氣象學家沃耶可夫，他提倡把氣象觀測和物候觀測聯合進行，稱為聯合觀測法，即為日後農業氣象觀測法的萌芽。米丘林利用物候記錄，創造出許多園藝新品種。植物生理學家季米里亞捷夫非常重視物候學，甚至說：「氣象條件只有我們同時熟悉植物的要求的時候，才是有用的。沒有對於植物要求的了解，氣象記錄的無限數字，將只不過是保留著一堆徒勞無用的廢物而已。」
十月革命以後，物候學在蘇聯得到很大發展。自願物候觀測者的觀測網有了很大的擴充，從1940年起，由全蘇地理學會進行領導。同時中央水文氣象局大大加強了各加盟共和國的農業氣候研究。在這一期間，發表了各地區觀測結果和大量物候圖表。李森科應用物候觀測資料，發現植物的發育和外界環境條件之間有密切的聯繫，創立了植物階段發育的學說。
1953年和1954年以後，蘇聯物候學強調了要利用自然季節性發展的觀測結果，以提高農、林、牧業的生產。近年來蘇聯物候學最主要任務是搜集全蘇領域內物候觀測記錄，同時研究動植物界季節現象與外界環境條件的聯繫，以及如何在國民經濟中充分利用自然現象季節性的規律。1957年11月，還舉行全蘇物候學會議。物候學在蘇聯對農業方面已起了一定的作用，物候觀測已確定了很多地區的氣候與植物發育速度之間的關係，編制了不同地區的物候歷或自然歷，繪製了各種物候圖表，為研究各地區的季節現象和氣候條件對栽培作物生長發育的影響提供了依據。換言之，蘇聯各地區的播種和收穫時間，都可以根據對自然季節現象的觀測資料進行預測，對於農業生產作出了直接而重要的貢獻。
我國發展物候學的前途
我國古代重視農時，掌握農時的方法，是根據自然界的物候和二十四節氣的。如前所述，戰國時代的《呂氏春秋》、西漢的《氾勝之書》、東漢的《四民月令》和北魏的《齊民要術》諸書，講到播種、耕耘、收穫等田間操作的適宜時期，多數以自然界的物候為對照標準，只用少數節氣為依據。為什麼我國的二十四節氣起源最早，而古代農學家們總結農民經驗以定農時的時候，卻沒有全部依據節氣呢？這是因為節氣的日期年年基本相同（指陽曆），而同一節氣的氣候是逐年有所不同的。物候隨天時的變動而發生變化，看物候便可以了解天時，所以，以物候現象為確定田間耕作時期的主要依據，這是更能正確反映客觀事實的。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以農業為基礎，今後需要大力發展農業，提高作物產量，究以什麼為標準來掌握農時，這是相當重要也是迫切需要解決的一個主要問題。我國古代既已利用物候現象為掌握農時的對照指標，行之有效，現在又何嘗不可以應用呢？不過古代的物候觀測失之粗放，因之所定出的農作日期，未必全適於生產。古書上記載的物候，要用來概括廣大的黃河流域，已嫌掛一漏萬，施用於全國就更不合適。今後唯有開展全國各地的物候觀測，累積自然物候記錄，編制各地區的自然歷，根據自然歷作出各種農時的物候預報，這樣對於農業增產是有莫大裨益的。
農作物的區劃，為推行作物合理配置的先決前提，如雙季稻的推廣界限問題，需要有周密的區劃，才可以事半功倍，獲得增產。農業生產固然要知道各地的氣候條件，但是，往往兩個地方氣候條件沒有差異，而栽培同一種作物就不一定完全適宜，這是因為農作物需要的生長環境，除氣候條件外，還有土壤等條件，只知道氣候條件還是不夠的，必須知道物候，才可以作出鑑定。例如一個地區栽培某種作物是適宜的，要知道能不能推廣到另外一個地區，那就要比較兩個地方的物候是不是相同。如果這一地區的物候與另外一個地區的物候沒有大的差異，那麼，就可以判斷這一地區的作物可以推廣到另外一個地區。所以，利用物候資料來作物候區劃，對於農作物的合理配置，很有意義。
我國山區面積大於平原，有很大面積的山區土地可以利用，開發山區是我國發展農業的重要措施之一。但是，山區的氣候狀況對於農業經營的適應性，有很多地方還沒有進行調查研究，即將來也不能在山區從山頂至山腳都設氣象站以測定山頂、山腰和山麓的氣候；但是，在山坡上從上到下種植植物作為物候指標，卻是輕而易舉的。今後若開展山區的物候觀測，那麼，山區垂直分布帶的土地合理利用，就可以明白了。這一措施對發展生產是具有莫大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