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國史 · 第五章　清朝的盛世

第一節　滿洲內部特殊勢力的消滅 清朝以區區一個小部落，居然能入主中原二百餘年，遠非元朝所及。這是什麼緣故？其中固然也有許多原因，而君主的能夠總攬大權，也是其一端。 原來未開化的部族，「天澤之分」，本不如久經進化之國之嚴。而一朝開創之初，宗族之中，又總是個個都想覬覦非分的。倘使擁兵相爭，始終不能得一個解決，那就禍亂相尋，沒有安穩的日子了。元朝就是個適例，清朝卻不是如此。 清太祖共有十六個兒子。其中唯長子褚英，在明萬曆中，犯罪被殺，此外都到太宗時還在。又有太祖的兄弟舒爾哈齊的兒子，都是身經百戰，手握兵權的。其中最有權勢的，是太祖的次子代善（大貝勒）、第五子莽爾古泰（三貝勒）、第八子太宗（四貝勒）和舒爾哈齊的兒子阿敏（二貝勒），並稱為四貝勒。太祖死後，是四大貝勒，同受朝拜的。可想見滿洲此時，並沒一個共主。天聰四年（崇禎三年。參看第三章第五節），太宗入關，取永平等四城，留阿敏守著。這四城在當時是無可守的。孫承宗來攻，阿敏棄城而歸。太宗就乘機宣布他的罪狀，把他幽禁。天聰六年，莽爾古泰死了，亦追舉其罪狀。於是四貝勒之中，除太宗外，只剩一個代善。代善是個武夫，太宗不甚忌他。莽爾古泰死的前一年，已經取消和太宗並坐之禮。可見這時候，太宗的權力，已漸漸地穩固了。太宗於諸王中，最親信的，是太祖第九子多爾袞。太宗死後，多爾袞輔立世祖，年方六歲，多爾袞代攝國政。征伐之事，則歸阿敏的兄弟濟爾哈朗（鄭親王）。到入關後，多爾袞才奪去濟爾哈朗的事權，而代以自己的兄弟豫親王多鐸。世祖入關之後。多爾袞的聲勢，是很為赫奕的。當時他的稱號，是皇父攝政王。群臣章奏，都逕用攝政王旨意批答。一切符信，也都收入府中。順治七年十二月，攝政王死了，詔臣民都易服舉哀，追尊為義皇帝，廟號成宗。第二年二月，近侍蘇克薩哈，發其生前罪狀，濟爾哈朗從而證成之。乃追奪尊號，並籍其家，誅其黨譚泰等。 多爾袞死後，世祖就親政。亦頗聰明，於治法多所厘定。公元1661年，世祖卒。子聖祖嗣，還只八歲，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同為輔弼大臣。鰲拜專權橫恣，遏必隆亦附之，索尼不能禁，只有蘇克薩哈，和他爭持，為鰲拜所害。公元1678年，聖祖陰選力士，為布庫之戲（角力之戲）。乘鰲拜入見，把他捉住，幽禁起來，而誅黜其黨。從此聖祖就大權獨攬了。 然而宗室諸王的特殊勢力，還沒有劃除掉。聖祖共有二十三子，直郡王胤禔最長，而非嫡，嫡長子理密親王胤礽，以公元1675年（康熙十四年）立為太子，諸王之中就大起陰謀。而胤禔和第八子胤禩，運動尤力。諸王各有黨羽。聖祖親征噶爾丹時，太子留守京師，嘗有賢名。其後忽「窺伺乘輿，狀類狂疾」，公元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把他廢掉，旋得胤禔令蒙古喇嘛用術厭魅狀，乃復立胤礽為太子，把胤禔拘禁起來。而太子復位之後，狂易如故，旋又廢掉幽禁。聖祖自此異常憤懣，不再說及立太子的問題。群臣有以為言的，都獲罪。公元1722年，聖祖死，世宗立。世宗之立，據他自己說，是他的母舅隆科多，面受聖祖遺命的。但據另一種傳說則是聖祖彌留時，召隆科多入內，親寫「皇十四子」四字於其掌內。世宗撞見了，硬把「皇十四子」的「十」字拭掉。這話雖無確據，然觀聖祖第十四子胤，當康熙末年，曾任撫遠大將軍，柄用隆重，則其說似非無因（參看第六章第四節）。世宗初立，以胤禩為廉親王，和恰親王胤祥，同理國政，而安置胤禟於西寧。胤禟和胤禩，仍有密謀。胤禟並用西洋人穆經遠，另造新體字通信。公元1726年，乃把這兩個人都拘禁起來。並改胤禩的名字為阿其那，胤禟的名字為塞思黑（滿洲話，譯言豬狗），屏之宗籍之外。不多時，兩個人就都死了。而胤䄉（聖祖第十子）、胤禔，亦遭監禁。胤在西寧，是和年羹堯共事的（參看第六章第四節），所以世宗也忌著羹堯。羹堯時兼督川陝。公元1725年，世宗把他調做杭州將軍，旋即把他殺掉。還有一個岳鍾琪，是年羹堯出征青海時，調他做參贊大臣的。也藉口他征討衛拉特，頓兵不進，逮到京城論死。高宗即位，才釋放回里。隆科多是世宗即位之際，與聞密謀的。初時把他推崇得極為隆重，命群臣章奏，都要書寫舅舅隆科多。年羹堯得罪時，世宗硬指他為徇庇，從此種種尋他的短處。公元1727年六月，也把他拘禁起來。從此以後，和諸王有關係的人，大略都盡了。原來清初諸王的所以有權：一則因他們和內外諸臣交通，極為自由。二則清初的所謂八旗兵，有上三旗（正黃、鑲黃、正白）、下五旗的區別。上三旗為禁衛軍，亦稱內府三旗。下五旗則為諸王的護衛。所以他們都是有兵權的。到世宗，才禁止宗藩和外官交通。又藉口胤禩擅殺軍士，把諸王府的衛兵都撤掉。從此以後，他們就都無拳無勇，無甚可怕了。 大凡北族的滅亡，總是由於內潰。而其內潰，則總是由於宗室之中，相爭不決的。這是自從匈奴以後，都是如此。本書篇幅有限，未能一一列舉。讀者請把匈奴、突厥、薛延陀等的事情，一加考校，自然見得。其互相爭而能夠終定於一的，就可以暫時支持。遼金兩朝的初葉，就是其適例。清朝從太宗到世宗，累代相承，總算把驕橫的宗室壓服。其部族，就可以保得不至於內潰了。 清世系圖 第二節　清朝對待漢人的政策 至其對於漢人，卻又是怎樣呢？清太祖時候，排漢的思想，是很厲害的，當時得了漢人都拿來分給滿人做奴隸。到太宗時才加以限制，把其餘的漢民，另行編為民戶。因為他們和滿人同居，時時受滿人的欺侮，就把他們分開，另選漢人治理。太祖最惡儒生，得到了都要殺掉。太宗則舉行考試（天聰三年），考取的，還賞給布帛，減免差徭。這都是明知國力不足，不得不撫用漢人，所以政策隨著改變的。 但是到入關之後，還不免有野蠻的舉動，其中擾害最甚的，就是籍沒明朝公、侯、伯、駙馬、皇親的田，以給旗民和禁隱匿滿洲逃人兩件事。因此破家致死的很多。其尤激起漢人反抗的，就是剃髮之令。 按辮髮之俗，由來很久。古書上或寫作「編髮」，或寫作「被發」，其實都是一音之轉（《論語》：「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袵矣。」《皇疏》：「被發，不結也。禮：男女及時，則結髮於首，加冠笄為飾。戎狄無此禮。但編髮被之體後也。」則被發，就是俗話所說的拖辮子。《漢書·終軍傳》「解編髮，削左袵」。顏師古注「編讀曰辮」）。《漢書·匈奴傳》文帝送匈奴單于「比余」一具。顏師古注，說是「辮髮之飾」。又《隋書·突厥傳》載啟民可汗上書，說辮髮之俗，由來已久，一時未能解去。可見北族自古皆然。至其形狀，則稻葉君山《清朝全史》說： 綜合宋代之紀事，則蒙古人之辮髮：前頭與左右兩側皆留髮，他盡開剃。其前頭所留之發，如今南方支那婦人之前發，仍然垂下。兩側所留則辮之，余端垂下。此見之竹崎季長《蒙古襲來之繪詞》。圖中蒙古人皆兩辮，但不見留有前頭之發耳。 稻葉氏又說：據《金國記錄》，太宗天會七年，有「削髮令」，不如式者死。但其施行之範圍，唯限於官吏。蒙古則不然，無論為公人，為私人，皆一般強行辮髮（按：朝鮮人當元代，也都有辮髮的。可參看《韓國小史》）。他引洪武元年的《皇明實錄》。 詔使復冠如唐制。初元世祖自朔漠起而有天下，盡以胡俗變易中國之制。士庶咸辮髮椎髻，深襜胡帽，無復中國衣冠之舊，甚至易其姓名。為胡名，習胡語，俗化既久：恬不知怪。上久厭之，至是悉令復舊衣冠，一如唐制。士民皆以發束頂。其辮髮、椎髻、胡服、胡言、胡姓，一切禁止。於是百有餘年之胡俗，盡復中國之舊。 則漢族人除掉辮髮，實際還不過二百七十七年（洪武元年至順治元年，公元1368年至公元1644年）。如何又碰上滿洲人，來強行起辮髮令來呢？清兵的入北京，是五月初三。第二日，即下剃髮之令。到二十四日，又聽民自由。江南既下之後，又下令強行起來。京畿之內，限十日，外省限文到之後十日，盡行開剃。倘有不遵，即行處死。於是江南民兵，蜂起反抗。其結果，就釀成嘉定屠城等慘劇。按稻葉氏書又載世祖遷都之後，對於南方的檄文，有「爾明朝嫡胤無遺，勢難孤立。用移大清，宅此北土……其不忘明室，輔立賢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理亦宜然，予不汝禁」云云。則清朝初入北京之後，還承認明朝自立的。到既下江南之後，才斷然有併吞中國的意思。所以辮髮令即強行於此時。 清朝這種行為，斷無可以持久之理。漢人所以都為其所壓服，全是吳三桂等一班軍閥，為虎作倀。然而福、唐、桂三王滅亡之後，實權也還不全在滿人手裡。只要看當時吳三桂的用錢用兵，兵部戶部，都不能節制。用人也不由吏部，另稱西選。西選之官半天下，就可知道西南半壁，差不多完全不在北廷手中了（順治八九年間，歲入在14000000兩左右，兵餉在13000000左右。而三藩之餉，即已占9000000）。直到三藩平定之後，漢人才真為滿人所壓服。 然而一味用高壓政策，也是不行的。所以從聖祖以後，對於漢族，也頗取懷柔的手段。一面尊崇明太祖，封建其後，以減少漢族的反感（聖祖南巡，每過南京，必向明太祖陵致祭。世宗雍正二年，又封明後朱之璉為一等侯）。一面開博學鴻詞科（康熙十七年），纂修巨籍（可參看下節），以網羅人才。一面表章程朱，尊崇理學，想喚起漢人尊君之心。一面又大興文字之獄，焚毀許多書籍，以摧挫他們的氣焰（清朝文字之獄，大的有好幾次。其一是莊廷之獄。廷是湖州富人。明朝的朱國禎，曾著了一部《明史稿》，明亡之後，稿藏於家。後來朱氏的子孫竊了，把稿子抵押給莊廷。廷替他補全了崇禎一朝的事實，要想刊刻，未成而死。他的父親允誠，遂替他刻完了。為歸安知縣吳之榮所告。延戮屍，並殺其弟廷鉞。列名書中的人，和失察的官吏，死掉七十多人。其二是戴名世之獄，戴名世，桐城人。所著《南山集》，多采同縣方孝標的《滇黔紀聞》。中多涉及吳三桂處。事發，孝標戮屍，名世棄市。替他刊刻的尤雲鍔，收藏板本的方苞都坐罪。以上是康熙時的事情。其三是汪景祺之獄。景祺，浙江人。著《西征隨筆》，頗議論康熙時的朝政。世宗就坐他個「大逆不道」的罪名，把他殺掉。妻子和「期親」都遣戍，五服以內族人，皆斥革拘管。其四是查嗣廷之獄。雍正四年，查嗣廷典試江西，以「惟民所止」命題。世宗說他是把雍正兩字，截去了頭。嗣廷死於獄中，仍戮屍梟示，兒子亦坐死，家屬都遣戍。其五是陸生楠之獄。生楠廣西人，著《通鑑論》十七篇。中有論君權太重，及封建制度，萬世無弊等語。被殺。其六是曾靜、呂留良之獄。呂留良，字晚村，浙江人，嘗講學於家。湖南人曾靜，見其所評時文中，有論井田封建的話，頗以為然。叫自己的門徒張熙，去找他的兒子呂毅中，把他的遺稿取來。後來諸王布散謠言，曾靜以為有隙可乘，叫張熙到四川去見岳鍾琪，勸他造反，為鍾琪所舉發。世宗把呂留良剖棺戳屍，曾靜、張熙，卻免死拘禁。到乾隆初，亦被殺。以上是雍正時的事情。其七是胡中藻之獄。胡中藻，鄂爾泰的門生，著有《堅磨生詩鈔》。高宗摘其中字句，指為有意謗毀。下獄，凌遲處死。鄂爾泰的侄兒子鄂昌，高宗說他詩中稱蒙古為胡兒，沾染漢人習氣，也勒令自裁。其八是徐述夔之獄。徐述夔，浙江舉人，高宗時已死。高宗亦摘其詩句，指為懷挾異志，剖棺戮屍，殺其二子。其九是王錫侯之獄，王錫候，江西舉人。因刻了一部《字貫》，怨家訐發他，說是刪改《康熙字典》，亦被拿問。巡撫以下，都得失察的處分。以上是乾隆時的事情。「禁書」起於乾隆三十九年，本說以五年為限，後來屢次展限。到五十三年，仍有很嚴厲的諭旨，勒令各處銷毀。據當時刑部所奏，共燒毀二十四次，五百三十八種，一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部）。這種政策，是康、雍、乾三朝一貫的。他們想把這種剛柔並用的政策，壓服漢族——然則到底曾收多少效果呢？我敢說是絲毫的效果也不曾收到。請看第十三章第五節，自然明白。至於清朝所以能享國長久。還靠康雍兩朝，政治總算清明的力量。請看下節。 第三節　順康雍乾四朝的政治 當明朝末年，中國的社會，是凋敝得不堪的。世祖入關之後，即罷免「三餉」。又定《賦役全書》，取民之數，都照萬曆中葉的舊額。其時雖各處用兵，軍費浩繁，總算始終沒有加賦。聖祖親政，又裁撤十三衙門，罷諸種織造。宮中用度，更為省儉。聖祖是個聰明特達的君主。他樂於求學，勤於辦事。於天文、地理、律歷、算術……學問，多所通曉。又頗能採用西洋的學問（見第十章第二節），而尤其相信理學，佩服程朱。他嘗說：「昔人每曰：帝王當舉大綱，不必兼親細務。予心殊不謂然。一事不謹，則貽四海之憂；一時不謹，則貽千百世之患……故予之蒞政，不論巨細，即奏章之內，有一偽字，必加改正，而後發出。」這幾句話，固然不免有幾分矯飾；然而他能勵精圖治，確是實在的。他又說：「明季宮中一日之用，萬金有餘。今朕交付於內務府總管，應付之銀，一月僅五六百兩。並一切賞賜，不過千金。」又說：「所有巡狩行宮，不施采繪，每處所費，不過一二萬兩。較之河工歲費三百餘萬兩，實不及百分之一。」這種話，固然也不免有過情之處，然而他能儉於用財，也確是真的（聖祖於康熙二十三、二十八、三十八、四十二、四十四、四十六年，嘗六次南巡，所過確未聞有多大的擾累）。 所以當三藩平後，國內已無戰事，政治亦頗清明，百姓就得以休養生息——原來中國的人民，勤苦治生的力量，是很大的。只要沒有天災人禍去擾累他，他的富力，自然一天一天會增加起來。就財政上頭，也看得出他的反映。當三藩亂時，清朝的財政，還是入不敷出的。亂平之後，收入便逐年增加。到公元1709年（康熙四十八年），國庫里就有了五千萬兩的儲蓄了。聖祖是主張藏富於民的，於是下詔：令三年之內，將全國錢糧，通行減免一次。公元1712年，又命以後徵收錢糧，即以康熙五十年所收為定額。以後新生的人丁，永不加賦（參看第十四章第五節）。這種辦法固然是疏節闊目；朝廷不甚誅求，行政官吏，也就無所憑藉以作弊，百姓可以得到許多好處。然而聖祖晚年的政治，也不免流於寬縱些。即如各省欠解的錢糧很多，也都沒有認真查追。吏治長此因循，不但財政，一切政治，都要受其影響。世宗即位，就一變方針，而以嚴肅為治。首先盤查各省的庫款，迫繳欠解的錢糧。又把徵收時的「火耗」，化私為公（火耗是因賦稅征銀，官吏把百姓所繳的碎銀，熔鑄大鋌，然後起解，所生的一種消耗。官吏藉此名目，多取於民，其數目也頗為可驚）。對於鹽課，關稅，也竭力整頓，都得到很大一筆收入。國家財政基礎，就更形鞏固。雍正年間，國庫餘款，曾積至銀六千萬兩。末年雖因用兵消耗，高宗初即位時，仍有二千四百萬兩。公元1782年，國庫又積到七千八百萬兩。這就是清朝財政極盛的時期了。 世宗的治法，是極端主於嚴刻的。當聖祖時候，群臣頗有結黨相爭之風。而居南書房的高士奇，以文學家世，為人所依附的徐乾學，和居言路的許三禮、郭琇等，聲勢尤其赫奕。世宗深惡朋黨，嘗御製《朋黨論》，以儆戒諸臣。又設立軍機處，以分內閣之權。把六科改隸都察院。以摧折言路的氣焰。另設奏事處，令奏事的不必盡由通政司。機要事情，並許直達御前，以防臣下的壅蔽。這種大權獨攬，真有「一人為剛，萬夫為柔」的氣概。然而鄂爾泰、張廷玉分黨相爭，仍舊沒有免掉。世宗為對付諸王起見，多設密探，以為耳目。此後遂至刺探朝臣的隱私，格外弄得朝臣都惴惴不自保，只知道小心謹慎，以求免禍。高宗的明察，不及世宗。而一副「予智自雄」的神氣，卻是如出一轍。動輒嚴詞駁詰，有類罵詈。又時時要用不測的恩威，使得臣下恐懼，「待大臣以禮」之風，是絲毫沒有的。所以到後來，全剩了一班「阿諛取容之士」，沒有一個「正色立朝之臣」。這是清朝政治的短處。 還有一件，康雍乾三朝，對於文化事業的盡力，也頗可一述的。御製或敕撰的書籍，是歷代都有。國家搜羅書籍，把他校勘珍藏，更是歷代都有的（考校經籍的歷史，頗可以見得歷代學術的派別，文化的升降〈質而言之。就是有學術史的一部分的價值〉，也是頗有趣味的事情。簡單一點，可以把漢、隋、唐、明各史的《經籍》、《藝文志》，《文獻通考》的《經籍考》，以及清朝的《四庫總目》瀏覽一遍）。其中官纂的巨籍，要推明朝的《永樂大典》為最。清朝康熙時的《圖書集成》，也是照這部書編纂的。都是「類書」的體例。高宗時的《四庫全書》，卻是「叢書」的體例。這種書籍，編纂固未必盡善（譬如《永樂大典》，本是類書的體例。然而後來有許多編得極草率的，並不將全書按內容分析，編入各類，卻把一部書硬抄入某一類之內，不管它內容合不合。這竟是笑話了。四庫館開時，對於各處送來的書，有予以「著錄」的，有僅予存目的，其中去取，也未必盡當。當時曾從事於「輯佚」，把已亡之書，尚存於《永樂大典》中的，搜集出來。固然輯出許多緊要的書，也有許多緊要的，並沒有輯出來）。然而清朝人畢竟靠了《永樂大典》輯出許多佚書來，《四庫全書》，則現在大略完全的，還有四部（北京文淵閣，圓明園文源閣，奉天文溯閣，熱河文津閣，謂之內廷四閣。揚州文匯閣，鎮江文宗閣，杭州文瀾閣，謂之江浙三閣。文瀾頗有散亡，文淵、文溯、文津三閣的書，則還大都完好）。於保存文化上，究竟有很大的價值。 以上所述，都是內治一方面的事情。還有康雍乾三朝的武功，也是極有關係的，請於以下三章，述個大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