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教育 · 生平篇

晚年的蔡元培先生 傳略（上）a （1919年8月） 其家世及其幼年時代 蔡氏以明季自諸暨遷山陰，其初以藝山售薪為業，至孑民之高祖以下，始為商。孑民之祖名嘉謨，字佳木，為某典經理，以公正著。其父名光普，字耀山，為錢莊經理，以長厚稱，家中人至以「愛無差等」笑之。孑民之母周氏，賢而能。以民國紀元前四十四年（一八六八）一月十一日（即清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七）生孑民。方孑民喪父時，僅十一歲。有一兄，十三歲。又有一弟，九歲。其父素寬於處友，有貸必應，欠者不忍索，故歿後幾無積蓄。世交中有欲集款以贍其孤者，周氏不肯承認。質衣飾，克勤克儉，撫諸兒成立，每以「自立」「不依賴」勉之。常自言「每有事與人談話，先預想彼將作何語，我宜以何語應之。既畢，又追省彼作何語，我曾作何語，有誤否。以是鮮僨事。」故孑民之寬厚，為其父之遺傳性。其不苟取，不妄言，則得諸母教焉。 孑民有叔父，名銘恩，字茗珊，以稟膳生鄉試中式。工制藝，門下頗盛。亦治詩古文辭。藏書亦不少。孑民十餘歲，即翻閱《史記》《漢書》《困學紀聞》《文史通義》《說文通訓定聲》諸書，皆得其叔父之指導焉。孑民自十三歲以後，受業於同縣王子莊君。王君名懋盬，亦以工制藝名，而好談明季掌故，尤服膺劉蕺山先生，自號其齋曰仰蕺山房。故孑民二十歲以前，最崇拜宋儒。母病，躬侍湯藥，曾刲臂和藥以進。（孑民有叔父曰純山，曾因母病而刲臂，家中傳說其母得延壽十二年，故孑民仿為之。其後三年，母病危，孑民之弟元堅又刲臂以進，卒無效。）居母喪，必欲行寢苫枕塊之制，為家人所阻，於夜深人靜後，忽挾枕席赴棺側，其兄弟聞之，知不可阻，乃設床於停棺之堂，而兄弟共宿焉。母喪既除而未葬，其兄為之訂婚，孑民聞之痛哭，要求取消，自以為大不孝。其拘迂之舉動，類此者甚多。 舊學時代 孑民以十七歲補諸生，自此不治舉子業，專治小學、經學，為駢體文。偶於書院中為四書文，則輒以古書中通假之字易常字，以古書中奇特之句法易常調，常人幾不能讀，院長錢振常、王繼香諸君轉以是賞之。其於鄉、會試，所作亦然。蓋其好奇而淡於祿利如此。然己丑、庚寅鄉會試聯捷，而壬辰得翰林庶吉士，甲午補編修，在孑民亦自以為出於意外雲。 孑民二十歲，讀書於同鄉徐氏，兼為校所刻書。徐氏富藏書，因得博覽，學大進。 孑民之治經，偏於故訓及大義。其治史，則偏於儒林文苑諸傳、藝文志及其他關係文化風俗之記載，不能為戰史、政治史及地理、官制之考據。蓋其尚推想而拙於記憶，性近於學術而不宜於政治。於舊學時代，已見其端矣。 孑民二十四歲，被聘為上虞縣誌局總纂。因所定條例為分纂所反對，即辭職。一生難進易退，大抵如此。 委身教育時代 自甲午以後，朝士競言西學，孑民始涉獵譯本書。戊戌，與友人合設一東文學社，學讀和文書。是時，康、梁新用事，拜康門者踵相接。孑民與梁卓如君有己丑同年關係，而於戊戌六君子中，尤佩服譚復生君。然是時梁、譚皆在炙手可熱之時，恥相依附，不往納交。直至民國七年，為對德宣戰問題，在外交後援會演說，始與梁卓如君相識。其孤僻如此。然八月間，康黨失敗，而孑民即於九月間請假出京，其鄉人因以康黨疑之，彼亦不與辯也。 孑民是時持論，謂康黨所以失敗，由於不先培養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數人弋取政權，排斥頑舊，不能不情見勢絀。此後北京政府，無可希望。故拋棄京職，而願委身於教育雲。 是時紹興紳士徐君方經營一中學校，名曰紹興中西學堂。徐君自為堂董，而薦孑民為監督。校中有英、法兩外國語，然無關於思想。孑民與教員馬用錫君、杜亞泉君均提倡新思想。馬君教授文辭，提倡民權、女權。杜君教授理科，提倡物競爭存之進化論。均不免與舊思想衝突。教員中稍舊者，日與辯論，孑民常右新派。舊者恨之，訴諸堂董。堂董以是年正人心之上諭送學堂，屬孑民恭書而懸諸禮堂。孑民憤而辭職。 孑民為中西學堂監督時，喪其妻王氏。未期，媒者紛集。孑民提出條件，曰：（一）女子須不纏足者；（二）須識字者；（三）男子不取妾；（四）男死後，女可再嫁；（五）夫婦如不相合，可離婚。媒者無一合格，且以後兩條為可駭。後一年，始訪得江西黃爾軒先生之女，曰世振，字仲玉，天足，工書畫，且孝於親（曾因父病刲臂）。乃請江西葉祖薌君媒介，始訂婚焉。是時，孑民雖治新學，然崇拜孔子之舊習，守之甚篤。與黃女士行婚禮時，不循浙俗掛三星畫軸，而以一紅幛子綴「孔子」兩大字。又於午後開演說會，雲以代鬧房。 其時，孑民好以公羊春秋三世義說進化論。又嘗為三綱五倫辯護。曰：「綱者，目之對，三綱，為治事言之也。國有君主，則君為綱，臣為目；家有戶主，則夫父為綱，而婦子為目。此為統一事權起見，與彼此互相待遇之道無關也。互相待遇之道，則有五倫。故君仁臣忠，非謂臣當忠而君可以不仁也；父慈子孝，非謂子當孝而父可以不慈也；夫義婦順，非謂婦當順而夫可以不義也。晏子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孔子曰：『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若如俗所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者，不特不合於五倫，亦不合於三綱也。」其時孑民之見解蓋如此。 庚子、辛丑之間，孑民與童亦韓君至臨安縣，為紹興僑農設一小學校。又在浙江省城議改某書院為師範學校，未成。 辛丑，膺澄衷學堂總理劉君之請，代理一月。 是年，南洋公學開特班，招生二十餘人，皆能為古文辭者，擬授以經世之學，而拔其尤，保送經濟特科。以江西趙從蕃君為管理，而孑民為教授。由學生自由讀書，寫日記，送教授批改。每月課文一次，由教授評改。孑民又教諸生以讀和文之法，使自譯和文書，亦為之改定雲。是時，孑民於日記及課文評語中，多提倡民權之說。學生中最為孑民所賞識者：邵聞泰、洪允祥、王莪孫、胡仁源、殷祖伊諸君，其次則謝沈（無量）、李同（叔同）、黃炎培、項驤、貝壽同諸君。 是年之冬，蔣觀雲君與烏目山僧發起女學校，孑民與陳夢坡君、林少泉君贊成之。羅迦陵女士任每月經費之一部。建設後，名曰愛國女學校，由蔣君管理。及蔣君赴日本，由孑民管理之。 是時留寓上海之教育家葉浩吾君、蔣觀雲君、鍾憲鬯君等發起一會，名曰中國教育會，舉孑民為會長。 南洋公學自開辦以來，有一部分之教員及管理員不為學生所喜。吳稚暉君任公學教員時，為組織衛學會，已起衝突。學生被開除者十餘人。吳君亦以是辭職，赴日本。而不孚人望之教員，則留校如故。是年，有中院第五班生，以誤置墨水瓶於講桌上，為教員所責。同學不平，要求總理去教員，總理不允，欲懲戒學生。於是激而為全體退學之舉。特班生亦犧牲其保舉經濟特科之資格，而相率退學，論者謂為孑民平日提倡民權之影響。孑民亦以是引咎而辭職。 南洋公學學生既退學，謀自立學校，乃由孑民為介紹於中國教育會，募款設校，沿女學校之名，曰愛國學社。以孑民為代表，請吳稚暉君、章太炎君等為教員。與《蘇報》訂約，每日由學社教員任論說一篇（孑民及吳、章諸君，凡七人，迭任之，一周而遍）。而《蘇報》館則每月助學社銀一百圓以為酬。於是《蘇報》館遂為愛國學社之機關報矣。吳君又發起張園演說會，昌言革命。會南京陸師學堂退學生十餘人，亦來學社，章行嚴君其一也。於是請彼等教授兵式體操。孑民亦剪髮，服操衣，與諸生同練步伐。無何，留日學生為東三省俄兵不撤事，發起軍國民教育會，於是愛國學社亦組織義勇隊以應之。是時，愛國學社幾為國內惟一之革命機關矣。 方愛國學社之初設也，經費極支絀。其後名譽大起，捐款者漸多，而其中高材生，別招小學生徒，授以英、算，所收學費，亦足充社費之一部。於是學社勉可支持，而其款皆由中國教育會經理，社員有以是為不便者，為學社獨立之計畫，布其意見於學社之月刊。是時會中已改舉烏目山僧為會長，而孑民為副會長與評議長。於是開評議會議之。孑民主張聽學社獨立，謂鑒於梁卓如與汪穰卿爭《時務報》，卒之兩方而均無結果，而徒授反對黨以口實。烏目山僧贊成之，揭一文於《蘇報》，賀愛國學社獨立，而社員亦布《敬謝中國教育會》一文以答之。此問題已解決矣。而章太炎君不以為然，以前次評議會為少數者之意見，則以函電招離滬之評議員來，重行提議，多數反對學社獨立。孑民以是辭副會長及評議長，而會員即舉章君以代之。於是孑民不與聞愛國學社事矣。 方孑民盡力於愛國學社時，其兄鑒清亦在上海，甚危之。與戚友商議，務使孑民離上海。然孑民對於學社，方興高采烈，計無所出。及其決計脫離學社，於是由沈乙齋君從容勸其遊學。孑民言遊學非西洋不可，且非德國不可，然費安從出。沈謂：「吾當為君籌之。」其後告以湯、張、劉、徐等，均每月貸款若干，可以成行。於是探行程於陳敬如君，則謂：「是時啟行，將以夏季抵紅海，熱不可耐，盍以秋季行，且盍不先赴青島習德語？」於是有青島之行。 當孑民任南洋公學教員時，曾於暑假中遊歷日本。到東京未久，適吳稚暉君以陸軍學生事，與駐日公使蔡鈞衝突，由日警強迫上船。是時，陸仲芬君等將伴送至長崎。相與議曰：「萬一所乘船直赴天津，則甚危，誰可偕去？」孑民以在日本無甚要事，且津、京均舊遊地，則曰：「我偕去。」於是偕吳君歸國。或疑孑民曾在日本留學者，誤也。 張園之演說會，本合革命與排滿為一談。而是時鄒蔚丹君作《革命軍》一書，尤持「殺盡胡人」之見解。孑民不甚贊同，曾於《蘇報》中揭《釋仇滿》一文，謂「滿人之血統，久已與漢族混合。其語言及文字，亦已為漢語漢文所淘汰。所可為滿人標識者，惟其世襲爵位，及不營實業而坐食之特權耳。苟滿人自覺，能放棄其特權，則漢人決無殺盡滿人之必要」云云（其文惟從前坊間所印之《黃帝魂》曾選之）。當時注意者甚鮮。及辛亥革命，則成為輿論矣。 孑民到青島不及一月，而上海《蘇報》案起，不涉孑民。案既定，孑民之戚友，以為遊學之說，不過誘孑民離上海耳。今上海已無事，無遊學之必要，遂取消每月貸款之議。而由孑民之兄，以上海有要事之電，促孑民回。既回，遂不能再赴青島，而為外交、報館譯日文以自給。 孑民在青島，不及三月，由日文譯德國科培氏《哲學要領》一冊，售稿於商務印書館。其時無參考書，又心緒不甚寧，所譯人名多詰屈。而一時筆誤，竟以空間為宙，時間為宇。常欲於再版時修正之。 運動革命時代 孑民既自青島回，中國教育會新得一會員，為甘肅陳競全君。自山東某縣知縣卸任來滬，小有積蓄，必欲辦一日報。乃由孑民與王小徐君、汪允宗君等組織之。陳君任印刷費及房費，而辦報者皆盡義務，推王君為編輯。以是時俄事方亟，故名曰《俄事警聞》。不直接談革命，而常譯述俄國虛無黨歷史以間接鼓吹之。每日有論說兩篇，一文言，一白話，其題均曰告某某，如告學生、告軍人之類。此報於日俄戰爭後，改名《警鐘》。其編輯，由王君而嬗於孑民，又嬗於汪允宗、林少泉、劉申叔諸君。自王君去後，均不免直接談革命，歷數年之久，卒被封禁雲。 是時西洋社會主義家，廢財產、廢婚姻之說，已流入中國。孑民亦深信之。曾於《警鐘》中揭《新年夢》小說以見意。惟其意，以為此等主義，非世界大多數人承認後，決難實行，故傳播此等主義者，萬不可自失信用。爾時中國人持此主義者，已既不名一錢，亦不肯作工，而惟攫他人之財以供其揮霍，曰：「此本公物也。」或常作狹邪游，且誘惑良家女子，而有時且與人妒爭，自相矛盾。以是益為人所姍笑。孑民嘗慨然曰：「必有一介不苛取之義，而後可以言共產；必有坐懷不亂之操，而後可以言廢婚姻。」對於此輩而發也。 自東京同盟會成立後，楊篤生君、何海樵君、蘇鳳初君等，立志從暗殺下手。乃集同志六人，學製造炸彈法於某日人，立互相鑑察之例，甚嚴。何君到上海訪孑民，密談數次。先介紹入同盟會，次介紹入暗殺團。並告以蘇君將來上海轉授所學於其他同志。其後蘇君偕同志數人至，投孑民。孑民為賃屋，並介紹鍾憲鬯君入會，以鍾君精化學，且可於科學儀器館購儀器、藥品也。開會時，設黃帝位，寫誓言若干紙，如人數，各簽名每紙上，宰一雞，灑血於紙，跪而宣誓，並和雞血於酒而飲之。其誓言，則每人各藏一紙。乃教授制炸藥法，若干日而畢。然能造藥矣，而苦無彈殼。未幾，黃克強、蒯若木、段囗書b諸君，先後自東京來，攜彈殼十餘枚。是時王小徐君、孫少侯君已介紹入會，乃由孫君攜彈藥至南京隱僻處，試之，不適用。其後楊篤生君來，於此事尤極熱心，乃又別賃屋作機關，日與王、鍾諸君研究彈殼之改良。其時費用，多由孫君擔任，而經營機關，則孑民與其弟元康任之。元康既由孑民介紹入會，則更介紹其同鄉王子余、俞英厓、王叔枚、裘吉生及徐伯蓀諸君。徐君是時已聯絡嵊、天台諸會黨，而金、衢、嚴、處諸府會黨，則為陶煥卿君所運動。孑民既介紹陶君入會，則乘徐、陶二君同到上海之機會，由孑民與元康介紹陶君於徐君，而浙江會黨始聯合焉。制彈久不成，楊君奮然北行。抵保定，識吳樾君及其他同志三人，介紹入會。並為吳君介紹於孑民，言吳君將送其妹來上海，進愛國女學校。吳君後來函，言有事不能即來。未久而中國第一炸彈，發於考察憲政五大臣車上。孑民等既知發者為吳君，則彈必出楊君手，恐其不能出京。孫少侯君乃借捐官事北上，訪楊君於譯學館。知已被嫌疑，有監察者。其後楊君卒以計，得充李木齋君隨員而南下。 孑民既卻《警鐘》編輯之任，則又為愛國女學校校長。其時並不取賢母良妻主義，乃欲造成虛無黨一派之女子，除年幼者照通例授普通知識外，年長一班，則為講法國革命史、俄國虛無黨主義等，且尤注重化學。然此等教授法，其成效亦未易速就。其後，遂由中國教育會中他會員主持，漸改為普通中學校矣。 遊學時代 孑民在上海所圖皆不成，意頗倦。適紹興新設學務公所，延為總理。丙午春，遂回里任事。未久，以所延幹事受人反對，後又以籌款設師範班，受人反對，遂辭職。 是時清政府議派編檢出洋留學，孑民遂進京銷假，請留學歐洲。無何，願赴歐美者人數太少，而政府又拙於經費，悉改派赴日本。孑民不願。而譯學館自楊篤生君出京後，尚未得適當之國文教員，章一山君延孑民任之，兼授西洋史。教授數月，頗受學生歡迎。 丁未，孫慕韓君任駐德公使，允每月助孑民以學費三十兩。又商務印書館亦訂定，每月送編譯費百元。孑民於是偕孫君赴柏林。 在柏林一年，習德語外，並編書。又由孫君介紹，以國文授唐氏子弟四人。（每月得脩德幣百馬克。）第二年，遷居來比錫，進大學聽講，凡三年。於哲學、文學、文明史、人類學之講義，凡時間不衝突者，皆聽之。尤注重於實驗心理學及美學，曾進實驗心理學研究所，於教員指導之下，試驗各官能感覺之遲速、視後遺象、發音顫動狀比較表等。進世界文明史研究所，研究比較文明史。又於課餘，別延講師，到寓所，講授德國文學。此四年中，編《中學修身教科書》五冊，《中國倫理學史》一冊，譯包爾生《倫理學原理》一冊。 《中國倫理學史》謂：「《孟子》之楊朱即莊周，為我即全己之義，《莊子》中說此義者甚多；至《列子·楊朱篇》乃魏晉間頹廢心理之產物，必非周季人所作。」又清儒中特揭黃梨洲、戴東原、俞理初三氏學說，以為合於民權、女權之新說。黃、戴二氏，前人已所注意，俞氏說則孑民始拈出之。 孑民在來比錫時，聞其友李石曾言肉食之害。又讀俄國托爾斯泰氏著作，描寫田獵慘狀，遂不食肉。嘗函告其友壽孝天君，謂：「蔬食有三義：（一）衛生，（二）戒殺，（三）節用，然我之蔬食，實偏重戒殺一義。因人之好生惡死，是否迷惑，現尚未能斷定。故衛生家最忌菸酒，而我尚未斷之。至節用，則在外國飯莊，肉食者有長票可購，改為蔬食而特飪，未見便宜。（是時尚未覓得蔬食飯館，故云爾。）故可謂專是戒殺主義也。」壽君復函，述杜亞泉君說：「植物未嘗無生命，戒殺義不能成立。」孑民復致函，謂：「戒殺者，非論理學問題，而感情問題。感情及於動物，故不食動物。他日，若感情又及於植物，則自然不食植物矣。且蔬食者亦非絕對不殺動物，一葉之蔬、一勺之水，安知不附有多數動物，既非人目所能見，而為感情所未及，則姑聽之而已。不能以論理學繩之也。」 教育總長時代 辛亥武昌起義，孑民受柏林同學之招，赴柏林助為鼓吹。未幾，回國，於同盟、光復兩會間，頗盡調停之力。南京政府成立，任教育總長。是時，陸費伯鴻君方主任商務印書館之《教育雜誌》，曾語孑民，謂：「近時教育界，或提倡軍國民主義，或提倡實利主義，此兩者實不可偏廢。」然孑民意以為未足，故宣布《蔡孑民對於教育方針之意見》 , 謂：「教育界所提倡之軍國民主義及實利主義，固為救時之必要，而不可不以公民道德教育為中堅。欲養成公民道德，不可不使有一種哲學上之世界觀與人生觀，而涵養此等觀念，不可不注重美育。」美育者，孑民在德國受有極深之印象，而願出全力以提倡之者也。 孑民所謂公民道德，以法國革命時代所揭著之自由、平等、友愛為綱，而以古義證明之，謂：「自由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古者蓋謂之義。平等者，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也，古者蓋謂之恕。友愛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是也。古者蓋謂之仁。」 孫中山既辭總統職，欲派員迎袁項城來南京就職，其資格須同盟會會員而又現任閣員者，以孑民為合格，故派之。此行人人知必不能達目的，然南京政府必須有此一舉，遂往迎。及北京兵變，知袁氏決無南來之望，乃承認其在北京就總統職。孑民有宣言，見當時北京各報。 唐少川君在北京擬南北混合內閣名單，仍以教育總長屬孑民，而孑民力持不可，薦范靜生君自代，已定矣。范君時適在南京，聞訊，即行，並言決不承認。而外間不知因由者，且謂中山怪孑民不能迎袁來南，故褫其職。於是唐君仍商於孑民，孑民不能不承認矣。混合內閣中，總理已入同盟會，其他閣員，則自司法、教育、農林、工商四部外，皆非同盟會員也。同盟會員主用內閣制，以為事事皆當取決於國務院；而非同盟會員，主用總統制，以為事事須承旨於總統。於是最當沖之財政、軍政大問題，皆直接由總統府處理，並不報告於國務會議。孑民憤然，謂不能任此伴食之閣員，乃邀王亮疇、宋遁初、王儒堂三君密議，謂宜辭職，盡由彼等組織一純粹非同盟會之內閣，均贊成，乃以四人之公意告唐少川君，唐亦贊成。其後，唐君辭職，孑民等雖備受挽留，決不反顧。人或疑其何以固執若此，不知彼等已早有成約，且孑民為倡議人，決無唐去而獨留之理也。孑民有宣言一篇，當時各報均載之。 孑民在教育總長任，於普遍教育司、專門教育司外，特設社會教育司，以為必有極廣之社會教育，而後無人無時不可以受教育，乃可謂教育普及。又改大學之八科為七科，以經科併入文科，謂《易》《論語》《孟子》等已入哲學門，《詩》《爾雅》已入文學門，《尚書》《三禮》《大戴記》《春秋三傳》已入史學門，無庸別為一科。又以大學為研究學理之機關，宜特別注重文、理兩科，設法、商等科而不設文科者，不得為大學；設醫、工、農等科而不設理科者，亦不得為大學雲。 第二遊學時代 民國元年夏，孑民既辭職，秋，遂偕眷屬再赴德國，仍至來比錫，仍在大學聽講，並在世界文明史研究所研究。二年夏，得上海電，以宋案促歸國，遂歸。奔走調停，亦無效果，卒有贛寧之戰。是年秋，孑民復偕眷屬赴法國，住巴黎近郊一年。歐戰開始，遂遷居法國西南境，於習法語外，編書，且助李石曾、汪精衛諸君辦理留法儉學會，組織華法教育會，不能如留德時之專一矣。 在法，與李、汪諸君初擬出《民德報》，後又擬出《學風雜誌》，均不果。其時編《哲學大綱》一冊。多採取德國哲學家之言，惟於宗教思想一節，謂：「真正之宗教，不過信仰心。所信仰之對象，隨哲學之進化而改變，亦即因各人哲學觀念之程度而不同。是謂信仰自由。凡現在有儀式有信條之宗教，將來必被淘汰。」是孑民自創之說也。 孑民深信徐時棟君所謂《石頭記》中十二金釵，皆明珠食客之說，隨時考檢，頗有所得。是時應《小說月報》之要求，整理舊稿，為《〈石頭記〉索隱》一冊，附月報分期印之，後又印為單行本。然此後尚有繼續考出者，於再版、三版時，均未及增入也。 其時又欲編《歐洲美學叢述》，已成《康德美學述》一卷，未印。編《歐洲美術小史》，成《賴斐爾》一卷，已在《東方雜誌》印行。 為華工學校編修身講義數十首，《旅歐雜誌》中次第印行。 大學校長時代 五年秋，孑民在法，得教育部電，促返國，任北京大學校長。遂於冬間回國。六年一月，始任事於北京大學。其時北京大學學生，頗為社會所菲薄。孑民推求其故，以為由學生之入大學，仍抱科舉時代思想，以大學為取得官吏資格之機關。故對於教員之專任者，不甚歡迎。其稍稍認真者，且反對之。獨於行政、司法界官吏之兼任者，雖時時請假，年年發舊講義，而學生特別歡迎之，以為有此師生關係，可為畢業後奧援也。故於講堂上領受講義，及當學期、學年考試時，要求題目範圍特別預備外，對於學理，毫無興會。而講堂以外，又無高尚之娛樂與學生自動之組織。故學生不得不於學校以外，競為不正當之消遣。此人格所由墮落也。乃於第一日對學生演說時，即揭破「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責，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云云。於是推廣進德會，以挽奔競及遊蕩之習。並延積學之教授，提倡研究學問之興會。助成體育會、音樂會、畫法研究會、書法研究會等，以供正當之消遣。助成消費公社、學生銀行、校役夜班、平民講演團等，及《新潮》等雜誌，以發揚學生自動之精神，而引起其服務社會之習慣。從前大學預科，自為組織，不求與本科第一年相銜接。於是第一步，解散獨立組織，使分隸各科。第二步，改為預科二年，本科四年，合六年課程，通盤計畫，不使復重。 理科之門類既未全，設備亦甚單簡，教室、實驗室又無可擴張。而工科所設之門，與北洋大學全同。同為國立大學，京、津相去又近，無取重設。於是商之教育部及北洋大學，以工科歸併北洋，而以北洋之法科歸併北京。得以所省工科之地位及經費，供擴張理科之用。 舊有商科，毫無設備，而講授普通商業學。於是第一步，併入法科，為商業學門。第二步，則並商業門亦截止，而議由教育部別設完備之商科大學。 孑民之意，以為大學實止須文理科，以其專研學理也。而其他醫、工、農、法諸科，皆為應用起見，皆偏於術，可仿德國理、工、農、商高等學校之制，而謂之高等學校。其年限及畢業生資格，皆可與大學齊等。惟社會上，已有大學醫科、大學工科之習慣，改之則必啟爭端。故提議文理科為本科大學。以醫、工、農、法、商為分科大學。所謂分科者，以其可獨立而為醫科大學、工科大學等，非如文理科必須並設也。（比較元年之見解，又進一層。）又現行之專門學校四年制，於適當時期截止。因日本並設各科大學與專門兩種，流弊已見，我國不必蹈其覆轍也。在校務討論會通過，教育部則承認此制，而不用本科、分科之名。 孑民又發見文理分科之流弊，即文科之史學、文學，均與科學有關，而哲學則全以自然科學為基礎，乃文科學生，因與理科隔絕之故，直視自然科學為無用，遂不免流於空疏。理科各學，均與哲學有關，自然哲學，尤為自然科學之歸宿，乃理科學生，以與文科隔絕之故，遂視哲學為無用，而陷於機械的世界觀。又有幾種哲學，竟不能以文理分者，如地理學，包有地質、社會等學理。人類學，包有生物、心理、社會等學理。心理學，素隸於哲學，而應用物理、生理的儀器及方法。進化學，為現代哲學之中樞，而以地質學、生物學為根掋。彼此交錯之處甚多。故提議溝通文理，合為一科。經專門以上學校會議，及教育調查會之贊成，由北京大學試辦。 又發現年級制之流弊，使銳進者無可見長。而留級者每因數種課程之不及格，須全部複習，興味毫無，遂有在教室中渴睡、偷閱他書及時時曠課之弊。而其弊又傳染於同學。適教員中有自美國回者，力言美國學校單位制之善。遂提議改年級制為單位制，亦經專門以上學校會議通過，由北京大學試辦。 以上皆孑民長北京大學博採眾議勵行革新之犖犖大端也。 國史館停辦後，仿各國例，附入北京大學史學門。孑民所規畫者，分設徵集、纂輯兩股。纂輯股又分通史、民國史兩類。通史先從長編及辭典入手。長編又分政治史及文明史兩部。政治史，先編記事本末及書志，以時代為次，分期任編，凡各書有異同者，悉依原文採錄之，如馬驌繹史之例。俟長編竣事，乃付專門史學家，以一手修之為通史，而長編則亦將印行以備考也。文明史長編，分科學、哲學、文學、美術、宗教等部，分部任編，亦將俟編竣，而由文明史家一手編定之。辭典，分地名、人名、官名、器物、方言等，先正史，次雜史，以次及於各書，分書輯錄，一見、再見，見第幾卷第幾葉，皆記之。每一書輯錄竟，則先整理之為本書檢目。俟各書輯錄俱竣，乃編為辭典雲。兩年以來，所徵集之材料及纂輯之稿，已粲然可觀矣。 孑民以大學為囊括大典、包羅眾家之學府，無論何種學派，苟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兼容並包，聽其自由發展，曾於《北京大學月刊》之發刊詞中詳言之。然中國素無思想自由之習慣，每好以己派壓制他派，執持成見，加釀嘲辭，遂有林琴南君詰問之函，孑民據理答之。其往復之函，具見各報，國人自有公評也。 言行雜錄 （已分見各節，補記數條於下） 孑民最不贊成中國合食之法，而亦不贊成西洋菜。以為烹飪之法，中國最為進步，惟改合食為分食可矣。於管理愛國女學校時，於辦紹興學務公所時，於長教育部時，皆提倡之。於北京大學，特備西洋食具，宴外賓時，均用中國酒菜。 孑民最不喜坐轎，以為以人舁人，既不人道，且以兩人或三四人代一人之步，亦太不經濟也。人力車較為經濟矣，然目視其傴僂喘汗之狀，實大不忍。故有船則乘船，有公車則乘公車。彼以為腳踏車及摩托車，最文明。必不得已而思其次，則馬車。以兩人一馬代步，而可容三四人，較轎為經濟。能不竭馬力，亦尚留愛物地步。其不得已而乘人力車，則先問需錢若干，到則付之，從不與之計較也。 孑民於應用文，極端贊成用國語。對於美術文，則以為新舊體均有美學上價值。新文學，如西洋之建築、雕刻、圖畫，隨科學、哲學而進化；舊文學，注重於音調之配置，字句之排比，則如音樂，如舞蹈，如圖案，如中國之繪畫，亦不得謂之非美術也。 孑民對於歐戰之觀察，謂國民實力，不外科學、美術之結果。又謂此戰為強權論與互助論之競爭。同盟方面，代表強權論。協約方面，代表互助論。最後之勝利，必歸互助論。曾於浙江教育會、北京政學會演說之，時為五年之冬，兩方勝負未決也。 孑民對於宗教，既主張極端之信仰自由，故以為無傳教之必要。或以為宗教之儀式及信條，可以涵養德性，孑民反對之，以為此不過自欺欺人之舉。若為涵養德性，則莫如提倡美育。蓋人類之惡，率起於自私自利。美術有超越性，置一身之利害於度外。又有普遍性，獨樂樂不如與人樂樂，與寡樂樂不如與眾樂樂，是也。故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說，曾於江蘇省教育會及北京神州學會演說之。 孑民又提倡勞工神聖說，謂；「出勞力以造成有益社會之事物，無論所出為體力，為腦力，皆謂之勞工。故農、工、教育家、著述家，皆勞工也。商業中，惟消費公社，合於勞工之格。勞工當自尊，不當羨慕其他之不勞而獲之寄生物。」曾於《勤工儉學傳》序，及天安門演說時暢言之。 孑民小名阿培，入塾時，加昆弟行通用之元字，曰元培。其叔父茗珊君字之曰鶴卿。及孑民治小學，慕古人名字相關之習，且以「鶴卿」二字為庸俗，乃自字曰仲申，而號曰寉廎。及在愛國學社時，自號曰民友。至《警鐘》時代，則曰：「吾亦一民耳，何謂民友。」乃取「周余黎民，靡有孑遺」二句中字，而號曰孑民，以至於今焉。孑民曾改名蔡振，則因彼嘗為麥鼎華君序《倫理學》，謂：「四書五經，不合教科書體裁。」適為張南皮所見，既不滿麥書，而謂蔡序尤謬妄。商務印書館恐所印書題蔡元培名，或為政府所反對，商請改署，故孑民於所譯包爾生《倫理學原理》及所編《中國倫理學史》，皆假其妻黃女士之名而署蔡振雲。 近時蔣夢麟博士於到北京時，對於北京大學學生演說，講到蔡先生的精神，謂：「（一）溫良恭儉讓，蔡先生具中國最好之精神；（二）重美感，是蔡先生具希臘最好之精神；（三）平民生活，及在他的眼中，個個都是好人，是蔡先生具希伯來最好之精神。蔡先生這精神，是那裡來的呢？是從學問來的。」聞者均以為確當。 （據1920年新潮社編《蔡孑民先生言行錄》） 傳略（下）c （1935年9月25日） 民國八年，青島外交問題，激起空前之罷學風潮，首起於北京大學，次及於北京各校。五月四日，北大及北京各校學生有執旗示威舉動，旗書「誓死爭青島」「誅賣國賊曹、章、陸」等字樣，並毆傷章宗樣，焚毀曹汝霖住宅。學生被捕者三十餘人。北京十四校校長向警廳保釋，先生以北大校長至願一人抵罪，均未允。五月九日，總統徐世昌頒布命令，歷述傷人、焚宅等事，且有將滋事學生送交法庭依法辦理等語。先生頗憤懣，遂於五月九日上午八時出走天津，留遞辭呈兩件，一致總統徐世昌，一致教育總長傅增湘，表明辭職之意，措詞極為堅決。並在北京各報發表啟事，云：「我倦矣！『殺君馬者道旁兒』『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學校長之職，己正式辭去；其他向有關係之各學校、各集會，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脫離關係。特此聲明，惟知我者諒之！」 先生出京後，國人對上述啟事頗多誤解，而於「殺君馬」一語尤甚。有謂先生當段祺瑞內閣時代，有某種印刷物為段所忌；又謂先生主北大時，取學術自由主義，容納新舊學派，為舊派所嫉；又謂學潮爆發時，政府有解散大學、罷免校長之主張，而一般舊官僚以此次學期為北大倡導新學派之結果，咸集矢於先生；尚有望文生義者，謂「君」者指政府，「馬」者指曹、章，「道旁兒」指各校學生。實則先生以為非自身離京不足以彌平學潮。外傳云云，均非事實。 先生離京數月，學潮方始平息。政府及北大教職員、學生挽留函電疊至。彼時，先生在杭州，與北來友人商定程序。先請蔣夢麟氏北上，繼發表《告北京大學學生暨全國學生聯合會書》。九月返校。 九年十一月，教育部派先生往歐美考察教育，與羅鈞任氏同行，羅氏考察司法。先至巴黎，法國教育部表示對於吾國學者之欽崇，特授先生榮譽學位，典禮極隆重。旋赴荷蘭、瑞典、義大利、比利時、德、英等國。 黃仲玉夫人於先生抵巴黎次日在北京逝世，先生在瑞士撰祭文雲。 先生在歐洲各國考察畢，於十年七月赴美國，接受紐約大學哲學博士榮譽學位。旋遍游美國各大城市，為北京大學建築圖書館向華僑募捐。是年十月，教育部電請過檀香山，出席太平洋教育會議，歸國。 十一年，彭允彝氏長教育，時羅鈞任氏忽以金佛郎案被逮，比開釋，彭氏再請拘捕，羅氏又入獄，引起先生及蔣夢麟、邵飄萍諸氏之不平，先生遂發表宣言，表示與彭允彝不能合作。悄然出京，住天津頗久。宣言原文如下： （一）我絕對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長。為了北京大學校長是簡任職，是半官僚性質，便生出許多官僚的關係，那裡用呈，那裡用咨，天天有一大堆無聊的照例的公牘。要是稍微破點例，就要呈請教育部，候他批准。什麼大學文、理科叫作本科的問題，文、理合辦的問題，選科制的問題，甚而小到法科暫省學長的問題，附設中學的問題，都要經那拘文牽義的部員來斟酌。甚而部里還常常派了什麼一知半解的部員來視察，他報告了，還要發幾個訓令來訓飭幾句。我是個痛惡官僚的人，能甘心仰這些官僚的鼻息麼？我將進北京大學的時候，沒有想到這一層，所以兩年有半，天天受這個苦痛。現在苦痛受足了，好容易脫離了，難道還肯投入去麼？ （二）我絕對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學校長。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學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時代，是世界著名專制的國家，他的大學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國，更不必說了。北京大學，向未受舊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進去了，想稍稍開點風氣，請了幾個比較的有點新思想的人，提倡點新的學理，發布點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來比較，用我的理想來批評，還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點兒沾沾自喜的，我還覺得好笑。那知道舊的一方面，看了這點半新的，就算「洪水猛獸」一樣了。又不能用正當的辯論法來辯論，鬼鬼祟祟，想借著強權來干涉。於是教育部來干涉了，國務院來干涉了，甚而什麼參議院也來干涉了，世界有這種不自由的大學麼？還要我去充這種大學的校長麼？ （三）我絕對不能再到北京的學校任校長。北京是個臭蟲窠（這是民國元年袁項城所送的徽號，所以他那時候雖不肯到南京去，卻有移政府到南苑去的計畫）。無論何等高尚的人物，無論何等高尚的事業，一到北京，便都染了點臭蟲的氣味。我已經染了兩年有半了，好容易逃到故鄉的西湖、鑑湖，把那個臭氣味淘洗淨了。難道還要我再作逐臭之夫，再去嘗嘗這氣味麼？ 我想有人見了我這一段的話，一定要把「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話來勸勉我。但是我現在實在沒有到佛說這句話的時候的程度，所以只好謹謝不敏了。 先生以黃夫人逝世，已逾期年，家庭狀況不能不續娶，其擇偶條件：（一）原有相當認識；（二）年齡略大；（三）須熟諳英文而能為先生之助者。先生屬意愛國女學舊同學周峻（養浩）女士。周女士在先生主持愛國時即來就學，又進承志、啟明諸校，畢業後，服務社會多年，且素有出國志願。先生當托徐仲可夫人介紹（徐夫人前任愛國女學舍監，與養浩夫人善），得夫人同意，遂於十二年七月十日在蘇州舉行婚禮。婚後，先生、夫人攜同女公子威廉、公子柏齡同往比利時，夫人及女公子進不魯塞美術學校研究美術；公子入比國勞動大學研究工藝。 十三年春，夫人及女公子感於比利時研究藝術之不宜，改往法國。夫人進巴黎美專，女公子入里昂美專，公子仍留比學工。先生則往來於比法兩國間，照料夫人、女公子、公子學業；並襄助李石曾、吳稚暉諸氏辦理里昂中法大學及華法教育事宜。 十三年秋，先生赴倫敦，與陳劍翛、黃建中、潘紹棠諸氏為退回庚子賠款之運動。旋得教育部電請赴荷蘭、瑞典出席民族學會，該會專研討哥倫布未發見新大陸前的美洲民族問題，先生撰有論文一篇，由謝壽康氏譯為法文送會。與會時，遇德國民族學家但采爾教授，但教授為先生留學來比錫大學時之同學，勸先生往漢堡大學研究（漢堡民族博物館材料極豐富），先生遂於十四年偕夫人赴德，在漢堡大學研究民族學。 先生於十五年二月依教育部電促返國。是時，先生尚未辭去北大校長。抵滬，適平、津交通斷絕，無法北上，乃留滬參加皖、蘇、浙三省聯合會，該會系響應國民革命軍北伐之組織。浙江省科學院籌備處成立，推先生兼任正主任。是年冬，先生任浙江政治分會委員，赴寧波出席會議。時北洋軍閥在浙又占優勢，分會委員分途暫避，先生與馬寅初氏同往象山，又改往臨海，再乘帶魚船往福州。 先生在福州及廈門兩閱月，由集美學校借捕魚船送至溫州，又換船至寧波，再由寧波到杭州，參加浙江政治分會。國民政府成立，遂進京，參加中央政治會議，任中央監察委員、國民政府委員、國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員會常務委員，試辦江蘇、浙江、北平三大學區。同年，先生又與李石曾、張靜江諸氏提議設中央研究院及北平、浙江研究院，通過。由大學院呈准先設中央研究院，先生以大學院長兼任中央研究院院長。 十七年五月，先生在大學院召開第一次全國教育會議，集各省市教育行政主管人員、大學校長及專家七十餘人，會期亘兩星期，議案四百餘事，凡教育上重要問題，多得適當之解決。是年，政府改組，大學院改為教育部，先生不願兼任部長，並辭去所兼任之監察院長及司法部長，辭函中有「去志早決，義無返顧」等語。先生一生難進易退，大抵如此。 先生自辭去大學院長、監察院長、司法部長、專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後，對國事仍異常關懷。二十年冬，與張溥泉諸氏赴粵，代表中央接洽和議，當邀同粵方代表孫哲生諸氏來滬，作進一步協商，結果頗圓滿。二十一年，受教育部委託，整理中央大學。迭次中央執監委員會全體會議，均出席發表意見。其他有關文化學術之重要設施，如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故宮博物院、北平及上海圖書館、倫敦藝術展覽會等，靡不參與。而於中央研究院，尤殫思竭慮，力圖進展。二十四年九月，羅致全國學者，組織中央研究院評議會，並舉行第一次、第二次會議，規畫推進學術研究工作頗詳。 先生「尚推想而拙於記憶，性近於學術而不宜於政治」，頗欲研究民族學以終老。先生曾言：「我是一個比較的還可以研究學問的人，我的興趣也完全在這一方面。自從任了半官式的國立大學校長，不知每天要見多少不願意見的人，說多少不願意說的話，看多少不願意看的信，想騰出一兩點鐘讀讀書，竟做不到了，實在苦痛極了！」南來以後，煩雜更倍往昔。先生遂於二十四年七月，發表啟事，聲明三事：（一）辭去兼職；（二）停止接受寫件；（三）停止介紹職業。抄錄原文如下： 「以元培之年齡及能力，聚精會神，專治一事，猶恐不免隕越；若再散漫應付，必將一事無成。今自八月起，畫一新時代，謹為左列三項之聲明，幸知友諒之。 （一）辭去兼職 荀子有言：『行衢道者不至。』又曰：『鼯鼠五技而窮。』治學治事，非專不可。余自民元以來，每於專職以外，復兼其他教育文化事業之董事及委員等，積累既久，其數可驚。『老者不以筋力為禮，貧者不以貨財為禮』，雖承各方體諒，不以奔走權門、創捐巨款相責，而文書畫諾、會議主席，以及其他排難解紛、籌款置產之類，亦已應接不暇。衰老之軀，不復堪此。爰次第辭去，略如左方；其所不及，以此類推。 中國公學校董兼董事長 上海法學院校董 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校董兼主席校董 愛國女學校董兼主席校董 蘇州振華女學校董 南通學院校董 北平孔德學校校長 中華職業教育社評議員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董事及董事長 故宮博物院理事及理事長 鴻英教育基金董事會董事及董事長 全國國語教育促進會會長 寰球中國學生會會員 中華慈幼協會會員 中國經濟統計社社員 太平洋國際學會會員 國際問題研究會會員 音樂藝文社社員 大同樂會董事長及副董事長 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監事 杭州農工銀行監理 國立北平圖書館館長 上海市圖書館臨時董事會董事及董事長 （二）停止接受寫件 余不工書，而索書者紛至，除撥冗寫發者外，尚積存數百件。方擬排日還債，而後者又接踵而至，將永無清償之一日。今決定停收寫件，俟積紙寫完，再行定期接受。 （三）停止介紹職業 事需人，人需事，諳悉兩方情形者，本有介紹之義務。然現今人浮於事，不知若干倍？要求介紹者，幾乎無日無之，何厚於此，何薄於彼？一而二，二而三，以至於無窮。遇有一新設之機關或機關之長官更迭時，則往往同時、同處接到我多數之介紹函，其效力遂等於零。在我費無謂之光陰，在被介紹者耗無謂之旅費，在受函者亦甚費無謂之計較與答覆，三方損失，何苦而為之！近日政府有全國學術工作諮詢處，社會有職業指導所，各報亦有「自我職業介紹」及「謀事者鑒」等欄；且現在各國失業調查及救濟之方策，我政府亦必將採用。個人棉力，汔可小休。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七月三十一日 蔡元培謹啟」 二十五年冬，先生忽臥病，瀕危者再，卒以診治得宜，調養經年，漸告痊可。此後身體轉弱，時愈時發。 「八·一三」滬戰後，先生憂懷國事，每欲馳往國外，爭取友邦同情。二十七年春，移居香港，旋遷往九龍柯士甸道新寓。又擬轉入內地，襄理大計。筆者是年秋過港，先生猶殷殷以昆明相晤為期，言猶在耳！但以高年遠行，不堪勞瘁，均未果行。同年，先生為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中國分會撰《會歌》一首，云： 「公理昭彰，戰勝強權在今日。概不問，領土大小，軍容贏詘。文化同肩維護任，武裝合組抵抗術。把野心軍閥盡排除，齊努力。 我中華，泱泱國。愛和平，御強敵。兩年來，博得同情洋溢。獨立寧辭經百戰，眾擎無愧參全責。與友邦共奏凱旋歌，顯成績。 蔡元培擬作，用《滿江紅》詞調，凡有。處皆押韻之字」 先生於二十九年三月三日在九龍寓所失足仆地，傷及內部，雖經輸血手術，終以年高體弱，回天乏術，延至五日晨九時四十五分逝世，享年七十四歲。遺夫人周養浩女士，子無忌、柏齡、懷新、英多；女威廉（二十八年去世）、睟盎。先生得病經過，有如王雲五氏所述： 「蔡先生年來息影香港，深居簡出；去歲遷往九龍新寓後，更少來港。今年廢歷新正初四日，先生偕夫人、公子等來港訪談，旋偕往香港仔午膳，順游淺水灣等處，遊興甚濃，精神亦健。本月（三月）三日，先生在寓失足仆地，初以為無礙，旋竟吐血一口，家人悲慌，即召醫診治。惟因時值星期假日，故所延西醫朱惠康至午始到，並為加延馬利醫院內科主任凌醫生會同診察，認為先生年事已高，宜防意外，故即商定過海入養和醫院，悉心診療。途中由朱醫生及蔡夫人侍伴。入院後，詳為診察，脈搏如常，似無大礙，乃為注射止血劑及葡萄糖針。本人於蔡先生赴院前及入院後，均往探望，見精神尚佳，無何異狀。四日晨十一時再往醫院探望，聞蔡夫人言，未續吐血；醫師亦謂如不轉變，或可出險。時蔡先生正睡著，故未與談，即行辭出。 詎至午後二時，即接蔡夫人電話，謂先生病勢轉危，本人急往探視，知從肛門排血甚多，精神驟衰，且不甚清醒。急為先後延請李祖佑、李樹芬及外籍醫師惠金生、郭克等四醫生，會同朱醫生診治，均認系胃瘤出血，恐難救治。初，各醫均主施行輸血手術營救，惟蔡夫人以先生年事已高，恐輸血反應甚大，不能抵抗，故非至萬不得已時，不願施行；至是，以先生病勢沉重，氣息僅存，故不得已決定實行輸血；惟時已深夜，原已驗定之輸血人遍覓不得，當時侍奉左右之蔡先生胞侄太沖及內侄周新，自願輸血，經趕往香港大學實驗室檢驗，蔡君之血同型，乃即返院施行手術。在輸血前，蔡先生己入極危險之狀態，惠醫生己斷定無救；惟郭醫生仍努力輸血施救。輸血後，經過良好，先生精神亦轉佳。本人至今晨（即五日晨）四時始辭出。當以輸血收效甚速，故定今日（五日）再行二次輸血。今晨八時，接醫院電話，知蔡先生又轉危，本人即趕往醫院，一面通知商務印書館在職工中徵求輸血者，一面趕請醫生急救。乃至九時四十五分，願輸血者數人趕至，未及施行手術，而先生己撒手長逝，痛哉！」 （高平叔記） （據高平叔編著《蔡孑民先生傳略》，重慶商務印書館，1943年3月出版） a　此篇是蔡元培應北大新潮社的要求，為編印《蔡孑民先生言行錄》撰寫的。原定自己口述，由內弟黃世暉筆錄。但由於「五四運動」後，蔡元培離京南下，於是自己動筆撰寫，完稿後寄給黃世暉，囑他核實若干史料，轉交新潮社。《蔡孑民先生言行錄》付印時，此篇標題為《蔡孑民》，題下署「都昌黃世暉記」。 b　《蔡元培全集》釋為「段雲書」。——編者注 c　1935年8月，蔡元培向高平叔口述了他「五四」以後的經歷，高平叔記了一份大綱。此篇是高平叔根據這份大綱並補充了1935年9月以後的內容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