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庇阿 · 第十六章　羅馬之巔

或許沒有哪句軍事格言能像拿破崙的這句一樣被到處引用：「閱讀、反覆閱讀亞歷山大、漢尼拔、愷撒、古斯塔夫·阿道夫、蒂雷納（Turenne）、歐根（Eugène）和腓特烈的戰役；以他們為榜樣，這是成為偉大名將、掌握戰爭藝術之奧妙的唯一途徑。」他還有另外一句箴言，是這樣說的：「關於卓越作戰行動的學問，只能通過經驗和對所有偉大名將的應用研究來獲得。古斯塔夫、蒂雷納、腓特烈，以及亞歷山大、漢尼拔和愷撒，都是按照同樣的原則行事的。」 在這裡，拿破崙似乎挑出了六位、也可能是七位在戰爭史上最優秀的指揮官。無論有意無意，研究戰爭的學者中總有一種普遍的傾向，就是將拿破崙的名單奉為實力分級的金科玉律——而不僅僅是隨口一提——再加上他自己的名字，就算完事兒了。誠然，有些人覺得把歐根算進來卻把馬爾博羅排除在外簡直不可理喻，還有一些人把蒂雷納去掉了，因為一種或許是錯誤的思想，認為偉大是巨大破壞的同義詞，或者是出於一個稍微好點兒的理由，認為他的履歷中缺乏同輩人取得的決定性成果。這樣一來，人們就會發現，有不少評論者已經得出了一份名單，上面的三位古代指揮官——亞歷山大、漢尼拔和愷撒——和三位現代指揮官——古斯塔夫、腓特烈和拿破崙——堪稱軍事史上的喜馬拉雅山峰。腓特烈憑藉他的嚴重失誤和最缺乏獨創性的「斜線陣」，優先級竟然能高過蒂雷納和馬爾博羅這樣登峰造極的大師，這必將成為軍事批評界的一大千古之謎。這裡並不是探討這一謬論的地方。在這裡，我們要討論的是古代世界的偉大名將，至於我們所希望的現代名將之間的比較，拿破崙本人已經給出了答案，因為他的至尊地位幾乎無人質疑。 因此，我們通過三個方面的研究和檢驗——作為將軍、作為人和作為政治家——將西庇阿與這三位偉大的古代名將進行一番比較。任何這樣的比較都必須基於這些人需要應對的條件，以及他們將這些條件轉化為優勢的本領。 亞歷山大享有專制權力的巨大資產，能夠完全控制可用的軍力和資源，在這方面，愷撒與其相差無幾。即使是漢尼拔，縱然沒有得到太多支持，但他的作戰行動也沒有受到小人的干涉，而西庇阿則是和後來的馬爾博羅一樣，不得不與小人抗爭。 亞歷山大戰勝的是亞洲遊牧民族，他們欠缺戰術秩序與方法，縱有人數優勢也枉然，正如拿破崙在他對馬穆魯克廣為人知的評論中所表明的那樣，亞洲軍隊的弱點與人數成正比。沒有哪位評論家會把克萊武（Clive）(1)放到偉大名將的第一梯隊，而亞歷山大若不是因為才華橫溢的機動和征服範圍之廣，他的地位也會像克萊武一樣大打折扣。愷撒在伊萊爾達（Ilerda）和法薩盧斯之前，基本上也只不過是一個能幹的「印度土兵將軍」，而且據稱他自己也說過，他要「去西班牙打一支沒有將軍的軍隊，然後再去東方打一個沒有軍隊的將軍」。即便如此，由於並不明智的分兵，愷撒也曾兩次被迫在兵力處於劣勢的不利條件下作戰。第一次是在季拉基烏姆（Dyrrhacium），他戰敗了，雖然他在法薩盧斯彌補了這次敗北，但僅憑這唯一的一場大勝就說他擁有至高無上的將才，未免有些站不住腳。 但是，如果我們認可拿破崙的這句名言「在戰爭中，重要的不是軍隊，而是將領」，那麼最重要的事實是，亞歷山大和愷撒的道路都被敵軍指揮官的軟弱和無知鋪平了。只有漢尼拔和西庇阿一樣，始終都在與訓練有素的將軍作戰，而即使是在這種作戰環境之間，條件也是漢尼拔占優。因為他的三次決定性勝利——特雷比亞河、特拉西梅諾湖和坎尼——戰勝的將軍們，不僅剛愎自用、莽撞冒進，而且還很愚蠢地瞧不起任何帶有詭詐意味、並非正面硬碰硬的戰術。漢尼拔深諳此道——他對特雷比亞河戰役中要隱蔽起來以便從側面攻擊的部隊說的話便是證明：「你們的敵人對這種戰爭藝術一無所知。」弗拉米尼烏斯和瓦羅都是精神上的御林衛士，在歷史上，我們會本能地把他們的名字與塔拉爾（Tallard）、道恩（Daun）、博利厄（Beaulieu）和麥克馬洪（MacMahon）(2)歸為一類。漢尼拔向羅馬人傳授了與戰爭機制截然不同的戰爭藝術，而一旦他們從他的指導中得到了教益，他的成功就會受到限制。馬克盧斯（Marcellus）和尼祿（Nero）能夠偷師漢尼拔的詭計，如果說他們占不到便宜，那麼漢尼拔也占不到。但是在審視西庇阿的履歷時，我們不僅發現他的戰術成功貫穿始終，而且他的對手從一開始就是巴卡家族的修行場訓練出來的將軍，所有的證據都表明，漢尼拔的弟弟哈斯德魯巴和馬戈絕非等閒之輩。而西庇阿職業生涯的頂點扎馬戰役，在歷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因為唯有在這場戰役中，一位公認的名將以一己之力，決定性地擊敗了另一位公認的名將。 因此，如果我們以條件作為檢驗標準，不僅要看這些條件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滿足，還要看它們在多大程度上被轉化成了優勢，那麼西庇阿的卓越就很明顯了。 如果以一個將軍的用兵之道作為檢驗標準，那麼普遍還是得承認，漢尼拔優於亞歷山大和愷撒。亞歷山大的勝利，確切地說是條理的勝利，直截了當的精確估計，但沒有任何微妙的變化和誘敵的陷阱。亞歷山大雖然偉大，但他身上仍有荷馬式英雄的遺風，即以犧牲精神因素為代價來美化肉體因素。正是這種騎士精神導致他常常賭上性命沖在戰鬥的最前線，從而冒上自己計劃崩盤、麾下將士喪命的不必要風險。提謨修斯（Timotheus）指責卡雷斯（Chares）(3)時，說：「圍攻薩摩斯島（Samos）時，一支弩箭就落在我身邊，當時我多麼慚愧啊；我覺得自己的表現更像是急性子的青年，而不是統帥如此重兵的將軍！」這句話完全可以用在亞歷山大身上。這種錯誤的巴亞爾主義(4)，也可以解釋他的戰鬥中為何缺乏比較狡猾的技巧——在阿爾貝拉，他拒絕了帕曼紐（Parmenio）提出的夜襲大流士（Darius）的建議，理由是他不會「竊取勝利」，這件事情就很有代表性。愷撒的策略肯定更讓人難以捉摸，但他根本達不到漢尼拔那種「使人大惑不解、具有誤導性、出其不意」的程度。漢尼拔在戰鬥藝術方面的天才得到了普遍認可，以至於他通常被稱為歷史上首屈一指的戰術家。然而在謀略方面，西庇阿的履歷比他還要豐富。試回想卡塔赫納那條未設防的前線、直接攻擊的時機和潟湖一側的機動；巴埃庫拉的兩面包圍和對不利地勢的逆轉。還有在伊利帕時，作戰時間和部署的變動、回撤的中軍、兩面的斜向機動和對側翼的集中打擊。正如丹尼森上校（Colonel Denison）(5)在他的《騎兵史》（History of Cavalry）中所指出的，伊利帕戰役「普遍被認為是羅馬戰爭史上戰術技巧發展的巔峰」。我覺得，戰爭研究者但凡把它作為一個整體來考慮——從訴諸心理的開局動作，到物質意義上的、為這場戰役畫上句號的追擊——都不得不視其為一場空前絕後的戰役。我們接著往下看，看他在對付安多巴勒斯時，首先利用地形來抵消敵人的數量，然後迫使敵人分頭作戰，還有大範圍的迂迴。我們看西庇阿在薩拉艾卡引誘敵人踏入埋伏；研究他火燒巴格拉達斯河營地的傑作——對烏提卡的佯攻，晚間吹響的軍號，兩次進攻的時機和區別，以及他不費吹灰之力便奪取了主要障礙、即迦太基營地大門的巧計。後面我們還將注意到，他在大平原別出心裁地將第二列和第三列用作包圍敵人的機動預備隊，以及敵人攻擊他的艦隊時，他以變色龍般的迅捷將自己的巧計移植到海戰中，挫敗了敵人的進攻。最後是在扎馬，如果是比較明顯的計策，即便高出一籌，他面前的這位對手也根本不會上套，在這裡，我們領略了他卓爾不凡的心理和戰術判斷，因為他施展了更加謹慎、卻莫名有效的招數——他陣形中的「通道」，為了對抗大象而齊齊吹響的號角；故意「叫停」青年兵；經過了深思熟慮的變陣，可以使他的陣線兜住漢尼拔的第三線，也就是主力陣線；為了給騎兵返回戰場、在漢尼拔後方施加決定性打擊爭取時間而作出的停頓。 縱觀歷史，哪裡還有這樣的軍事藝術珍品集萃？即使是漢尼拔，難道還能展現出如此的創意和層出不窮的奇策嗎？此外，如果說漢尼拔的「集萃」在正面作戰上比起西庇阿略顯單薄，那麼在另外兩個要件上，他簡直是一無所有。甚至連他忠實的傳記作者們也都承認，攻城術是他的弱項，這一點和腓特烈一樣，而他也沒有任何成就可以與西庇阿攻取卡塔赫納的成就相提並論，後者從面對的諸多難點，經過精心策劃的膽識和技巧，以及神乎其神的速度來看，從古至今舉世無匹。 漢尼拔的履歷中還有一處更嚴重的空缺，那就是他未能通過追擊來完成和利用他的勝利。他沒有在任何地方進行戰略追擊，在特雷比亞河和坎尼之後甚至都沒有進行戰術追擊，幾乎無法解釋。相比之下，我們的西庇阿在伊利帕之後進行了迅速且毫不留情的追擊，大平原之戰後的追擊也與之不相上下——這幾次追擊的範圍和果斷無人能出其右，如果非要說的話，也要等到拿破崙橫空出世才行。在古代，西庇阿只有一個還算可以的對手，那就是亞歷山大，然而在亞歷山大這邊，戰術追擊和戰略追擊之間屢屢出現中斷，明顯不利於戰力節約。對於他在伊蘇斯（Issus）之後轉變方向，倒是可以提出一個戰略上的論據，但對於他在格拉尼庫斯河（Granicus）和阿爾貝拉之後的拖延，除了可能有距離因素外，似乎沒有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至少事實依舊如此，在他的戰役中，沒有哪次追擊像西庇阿沿著巴埃提斯河、也就是瓜達爾基維爾河的追擊一樣持久、一樣徹底。可能有人會說，西庇阿也並不總是像上述兩場戰役之後那樣會去追擊。但研究過他的其他戰役之後，我們就會發現，追擊往往要麼欠考慮，要麼沒必要——巴埃庫拉之後追擊是很魯莽的，因為有兩支新的軍隊合兵向他，扎馬之後則是沒有必要，因為已經沒有能構成危險的殘敵了。 我們再從戰術轉到戰略，在戰略方面，預先劃分界限、下定義，可能會讓作出判斷這項任務得以簡化。人們總是認為戰略只包含軍事因素，使得與之交織的政治和經濟因素黯然失色。這套謬論對交戰國的組織結構造成了無法估量的損害。這類批評者談到戰略時，幾乎只想著後勤戰略——戰爭棋盤上的軍隊棋子在時間、空間和兵力上的組合。後勤戰略和西洋棋之間確有明顯的相似之處。但大戰略所處的位面更高、範圍也更廣，它被定義為「為了維持政策而進行的各種形式的力量傳送」。「戰略更側重武裝人群的調動，大戰略也包括這些調動，但它還包含這些調動背後的物質和精神兩方面的動力……因此，我們所理解的大戰略家，同時也是政治家和外交家。」(6) 作為一位後勤戰略家，拿破崙在歷史上可以說是無可匹敵——或許要去掉蒙古人速不台（Subutai），就我們把為數不多的歷史記載拼湊起來、從中了解到的他的作戰經歷來看。古代人和拿破崙與現代的前輩們一樣，都面臨著同樣的困難，那就是他們那個時代的軍隊組織使得拿破崙實現的種種組合根本不可能實現，這個困難一直持續到18世紀末，由德·布羅伊（De Broglie）(7)首創的師團制誕生。在這之前，我們也能看到分遣隊，或者偶爾也有兩軍的組合，像尼祿對陣哈斯德魯巴那次經典的向梅陶羅河進兵，但這種組合的範圍和變化難免有限，直到軍隊開始以自足的獨立戰略部件——現代的師或軍團——組織起來，而拿破崙這位天才正好趕上了，可以開發利用這些新的可能性。但是在拿破崙以前時代固有的限制內，我們可以很公平地說，西庇阿展開的一系列戰略行動在古代世界是無與倫比的。對卡塔赫納那次鷹一樣的突襲，計劃得如此周全，以至於迦太基人的三支軍隊都無法及時馳援他們的基地。還有在哈斯德魯巴·吉斯戈或馬戈能夠與之會合之前，對哈斯德魯巴·巴卡幾乎同樣大膽且計劃縝密的打擊——我們從波利比烏斯那裡了解到時間有多麼緊湊。對於這些戰略行動是否有意為之，沒有任何疑問，不像很多戰略行動，是在通過現代人眼光看待古代戰爭藝術的軍事評論家們作出的假設基礎上，被歸到了古代指揮官的賬下。波利比烏斯和李維都告訴我們，這些都是西庇阿在腦子裡算計好的。再者，西庇阿自己監視哈斯德魯巴·吉斯戈，而西拉努斯率領的分遣隊在漢諾和馬戈還沒有得到他接近的消息之前就調動了起來，並向他們發起了進攻。這次行軍有多迅速，敵軍的敗北就有多徹底。 接下來是通往伊利帕的大師級調動，通過這種辦法，他的前進方向切斷了哈斯德魯巴和馬戈通往加的斯的交通線，這也意味著如果他們戰敗的話，撤退到他們那個堅固基地的路線會被巴埃提斯河（瓜達爾基維爾河）阻隔。最終結果既表明了他的算計是對的，也證明了這樣一個事實——結果是迦太基軍隊被殲滅。這似乎是歷史上第一個對戰略側翼實施打擊的明確例證。拿破崙在他那句重要的箴言「戰爭的重要秘密是掌握交通」中加以明確的真理，就是在這裡誕生的。人們有時會說它首創於伊蘇斯之戰，但亞歷山大的策略充其量是在戰場上，而不是在戰略方法上，解釋起來也很簡單，大海阻止了向另一側翼的調動，而皮納魯斯河（Pinarus）的彎道則是決定了調動的方向。 誠然，西庇阿在伊利帕的戰略意圖只是一種假設，李維和波利比烏斯也都沒有明確交代；但這次推進的種種既成事實，以及後續更多的既成事實，組成了一個無比牢固的間接證據鏈。就連一貫貶低西庇阿的道奇也強調了這種對戰略側翼的威脅。 往下講他的非洲戰役之前，我們可以先注意一下西庇阿在洛克里對漢尼拔的先手和給他設下的陷阱。然後我們還會注意到，登陸非洲後，他首先關心的是要獲得一個安全的作戰基地，在轉入進攻之前便已履行了安全原則。看他用烏提卡附近的「托里什韋德拉什」防線挫敗敵人占據優勢的兵力集中。注意他在大平原攻擊哈斯德魯巴和西法克斯時是多麼迅速，他們新徵募的兵員還沒來得及組織和鞏固，以及後續他又是如何監視的，這次的監視對象換成了迦太基，而他的分遣隊則是在萊利烏斯和馬西尼薩的率領下將西法克斯踢出了這場戰爭。最後是他向巴格拉達斯河谷的進兵，他的這一舉動同時既能迫使漢尼拔跟進，又能加快他自己與馬西尼薩從努米底亞帶來的援軍會合。他已經完全掌控了戰略的棋盤，甚至能選擇最有利於自己的戰術工具發揮其特色的戰場。然後，在扎馬之戰結局已定的時候，他趁迦太基市民還沒有從士氣打擊中重新振作起來，直搗迦太基。 非要說的話，他的戰略中有哪些錯誤可以被認為是失策呢？對軍事評論的研究表明，他的批評者們只提出了三點——哈斯德魯巴·巴卡和馬戈相繼逃出了西班牙，再就是西庇阿登陸非洲後沒有立刻圍攻迦太基。要如何回擊也很明顯，試問從個人因素的角度看重要性遠在那兩個人之上的大流士有多少次從亞歷山大手中逃出，愷撒在法薩盧斯之後為何放走龐培，抑或漢尼拔在特拉西梅諾湖或坎尼之後為何沒有向羅馬進兵——還有更不充分的理由。但是，除了要抓住一個沒有軍隊的個人極端困難這一點之外，希望前面的章節已經可以駁倒這些言之無物的批評了。甚至在巴埃庫拉之後，西庇阿的兵力也依舊明顯弱於西班牙境內的迦太基部隊，往遠了說，哈斯德魯巴也只能帶著一支弱小的分隊躲過西庇阿的監視，越過庇里牛斯山，以至於被迫在高盧招兵買馬，過了兩年才得以向義大利進軍。馬戈的逃脫更多的還是個人主義的努力。至於立刻向迦太基進軍的問題，如果西庇阿當真用他最初帶到非洲的那麼一點點兵力去圍攻迦太基這樣一座巨大的設防城市，那他就不是將軍，而是一介莽夫了。他首先尋找安全的作戰基地才是明智的，最明確的證據就是敵人壓倒性的兵力集中，多虧他很有先見之明地組建了「托里什韋德拉什」防線，方才得以避敵鋒芒。 在亞歷山大的履歷中，甚至連他在現代的傳記作者們都沒有提出任何值得一提的後勤戰略實例，除了某些迅速的行軍，例如從培利亞（Pelium）向底比斯（Thebes）的那次行軍。沒有組合，也沒有將住敵人的組合。他的長項是大戰略，我們後面會講到。 漢尼拔也是一樣，他的後勤戰略主要就是直接行軍，以及在確保交通安全上值得稱道的小心謹慎，除了他在波河一線上的調動非常有爭議的目的以外，那一次實際上是把老西庇阿和他的執政官同僚森普羅尼烏斯（Sempronius）分開了；其次是他對羅馬的佯攻，試圖減輕盟友在卡普阿（Capua）受到的壓力，儘管他的意圖很明確，卻失敗了。在這些事情上他也有諸多閃失，首先，他翻越阿爾卑斯山的冒險行軍的優勢，因老西庇阿走里維埃拉（Riviera）路線從羅納河更快返回而受挫；其次，他未能阻止森普羅尼烏斯與老西庇阿在特雷比亞河會合。後來，除了其他不容置辯的失敗以外，他還有一次疏忽，就是沒能利用坎尼之戰的結果，甚至沒有奪取卡流蘇門，更不用說猛攻羅馬了；他的進兵被費邊和馬克盧斯一次次避開；還有尼祿那個絕妙的詭計，漢尼拔對此一無所知，按兵不動，同時他的弟弟卻在梅陶羅河被擊潰。最後，我們看到他在扎馬戰前的預備行動中也輸了西庇阿一步。漢尼拔雖然是一位極其偉大的戰術家，卻並不是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戰略家；事實上，他在這方面甚至還不如西庇阿之前的一些羅馬將軍。 相比之下，愷撒在後勤戰略方面比在戰術方面更加突出。儘管他在高盧的很多行動都堪稱經典，但我們必須記住，這些行動針對的是蠻族，而不是西庇阿、漢尼拔、尼祿和馬克盧斯需要對付的那種訓練有素的將軍。在西班牙對抗龐培的副將時，他憑藉高超的本領脫離了也許本不該踏入的險境。然後是在希臘，他通過分兵，丟棄了兵力優勢，在季拉基烏姆遭遇了一場近乎災難性的慘敗，正如他自己承認的那樣，他說：「如果敵人中有人要取得勝利的話，今天的勝利就是他們的。」如果我們忽略對手素質的話，他的撤退確實是一項卓越的壯舉，但是後來他試圖阻止龐培和西庇阿·納西卡（Scipio Nasica）會合未果，不得不在沒有分遣隊的情況下與一支集中的部隊在法薩盧斯交戰。他的戰術扭轉了局勢，但這並不影響我們反思他的戰略。 如果我們稱西庇阿為古代人中的後勤戰略第一人，那麼他比之拿破崙又如何呢？我們可以採用這樣的歷史論，即評價一個人必須根據其所處時代的條件和工具，因此我們不僅要指出西庇阿必須與之配合的這個不可分割的組織結構，還要指出他是這一領域的先驅者，而拿破崙卻可以依賴各個時代積攢下來的經驗。但是我們寧願放棄這種合理、正常的檢驗方法，因為這必然會使真正的比較無效化，我們就是要大大方方地承認拿破崙在這一領域的至高地位。西庇阿作為戰術家的優勢足夠扳回這一局了。按照幾乎是公認的看法，拿破崙的戰術水準要低於他的戰略水準，正是這個補償因素導致軍事批評界將漢尼拔和拿破崙一併歸入偉大名將之列——我們認為這個因素更適合用來證明西庇阿勝過拿破崙。 我們從後勤戰略講到大戰略。這既屬於戰爭範疇，也屬於和平範疇，因此為了簡單起見，我們最好還是討論一下有助於贏得戰爭的大戰略，把西庇阿的大戰略中以後續的和平為目標的那部分留到我們研究他的政治家身份時再說。 如果我們對公元前210年至前190年的考察已經達到了歷史目的，那麼有一點應該很清楚了，那就是西庇阿表現出了對戰爭的三個領域——心理、精神和物質——以及它們之間相互作用的理解，而這種理解在當今最進步的政治軍事思想中也才剛剛開始出現。此外，他還把這種理解轉化成了實際行動，這種方式我們可能會在下一次大戰中實現——更有可能的是，到公元2000年時，我們將會幸運地擺脫物質上的那套固定模式。 想要證據的話，就去看看他從羅馬至暗時刻的谷底開始，穩健、堅定地向上攀登，到達他目標的頂峰，並把羅馬的旗幟插在陽光照耀下的世間權力之巔，在這一過程中邁出的漸進、協調的步子吧。西庇阿並非只是一名單純的戰爭運動員，而是一位登山家。選擇方針路線時的遠見，和使他能夠跨越障礙的外交才能，在他身上就好比攀岩技術之於攀登者。他意識到了為每一次新的推進確保基地安全的重要性，這是他的冰雪知識，而對軍事力量的運用則是他的冰鎬。 只見他一到西班牙，就多方打聽迦太基軍隊的位置，以及卡塔赫納的重要性和地形。他的天才告訴他，這裡就是迦太基勢力在西班牙的基地和中樞，並向他展示了這樣一種打擊——對士氣和經濟的打擊，而不是對純粹的軍事目標的打擊——的可行性、方式和效果。 奪取卡塔赫納之後，我們注意到了他安撫市民的明智舉措，這樣做確保了他奪得的城池不會被內奸出賣，此外還使他能夠把市民轉化為積極參與防衛事務的夥伴，以此節約駐軍的軍力。迅速釋放和照顧西班牙人質，是何等重大的外交突破！如果說拿破崙的存在抵得上一個軍團的話，那麼西庇阿的外交手腕完全抵得上兩個軍團。它把敵人的盟友轉變成了自己的盟友。 他明智地克制住了進一步的推進，以便將奪取卡塔赫納及其後續行動對士氣和政治的影響發揮出來，這也是大戰略。因此，哈斯德魯巴·巴卡見西班牙人紛紛歸降西庇阿，不禁出兵進攻，這使得西庇阿能夠在另外幾支迦太基軍隊趕來之前打敗他。勝利再一次為外交鋪平了道路，正如外交反過來也會為更多的勝利鋪平道路一樣。他把西班牙俘虜送回了家，沒有索要贖金，而且更精明的是，他讓馬西尼薩的外甥帶著厚禮返回——確實，在歷史上，投入在禮物上的金錢從未帶來過比這更豐厚的最終紅利。 接下來，我們注意到西庇阿迅速將漢諾剛有苗頭的威脅扼殺在了萌芽狀態，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他的克制，避免將兵力浪費在一些小打小鬧的、付出與收益不成比例的圍城戰上。西庇阿在西班牙的行動所產生的更廣泛的影響也同樣值得注意，李維告訴我們，這一年，在義大利的漢尼拔破天荒地陷入了無所作為的窘境，因為迦太基更急於保住西班牙，所以漢尼拔沒有從本土得到任何補給。 從這時起，西庇阿的大戰略就是要不斷解除羅馬受到的壓力。他在西班牙的成功，迫使迦太基人將原本可能在義大利起到決定性作用的兵力投入到西班牙，而在伊利帕，他將這些軍隊從軍力對照表上一筆抹平了。 西班牙勝局剛定，還沒等轉而進行單純的清剿行動，他的大戰略眼光就聚焦在了非洲。他勇敢地拜訪了西法克斯，與馬西尼薩會面並將其派往努米底亞——這是做了兩手準備，很快就將一箭射中迦太基的心臟。在選擇真正目標的示範課上，以及在面對所有艱難險阻時堅定不移地維護這一目標上，接下來的這幾年是一盞永遠的明燈。他謀劃、籌備、向著目標不斷努力。在他所面對的困難中，敵人的軍事干涉幾乎可以說是最微不足道的了。男女之情挫敗了他最精明的一次外交行動，但他的計劃實在太靈活、太周密了，甚至連這次打擊也只能產生一時的影響。嫉妒的對手、目光短淺的政客、軍隊里的「頑固派」，都在盡最大的或者說最糟糕的努力阻撓他的計劃，在這件事上沒能得逞，他們就給他製造障礙，削減他的兵力。他把投機者和被貶的部隊打造並訓練成了一支全新的軍隊。然而他從來不會作出欠考慮或者不明智的舉動，始終不忘安全原則。他再次通過外交手腕，把西西里島打造成了一個可靠的供應源。他派出一支負責偵察的遠征軍去理清非洲的局勢，在了解到馬西尼薩的重大缺陷時，他拒絕在自己的武器鑄成之前匆匆投入行動。當他登陸後，最先的努力方向就是要獲得一個安全的作戰基地。他準確判斷出迦太基和自身位置的優勢與劣勢，根據現有的手段盡善盡美地調整即時目標。後續的每一次行動都是為了扣除迦太基的軍事和政治存款，將餘額轉移到自己的賬戶上。當這個最終目標在距離上如此接近時，儘管實際上並非如此接近，但他所表現出來的克制，在一個如此年輕、如此少年得志的指揮官身上，幾乎可以說是奇蹟了。但他早已意識到，西法克斯和馬西尼薩是迦太基勢力在非洲的兩大支柱，在他嘗試打掉迦太基勢力之前，他的首要目標是破壞它的穩定，採取的辦法就是帶走一方，端掉另一方。就在他實現這一目標的時候，激情再度插手，對他的軍事成就構成了威脅，正如之前妨礙他外交的那次一樣，但他用大師級的心理攻勢挫敗了索芙妮絲芭的詭計，避免了危險。 現在安全有了保障，他便瞄準了迦太基本身，並很有代表性地在迦太基的視線範圍內停了下來，如果可能的話，想要不戰而屈人之兵，避免實際圍城的消耗，從而實現終極的戰力節約。這一招成功了，迦太基屈服了，而此時的漢尼拔還遠在海外，無力援助。當對方言而無信、嚴重違反條約時，西庇阿也並非毫無防備。他通過一系列新奇、迅速的行動，對軍事、經濟和心理棋子進行了完美組合，在短時間內挫敗了對手。在歷史上，說到政策的連續性、物質與精神力量的結合，以及成就的完滿，還有什麼能與之相比嗎？西庇阿就是大戰略的化身，因為在歷史上，他的戰役是最能體現大戰略意義的實例。 作為首位大戰略家，亞歷山大當然是在西庇阿之前，但我們姑且不去討論他在精神和經濟方面的行動在多大程度上是出於偶然，而不是像西庇阿那樣，以神機妙算為特徵，單單是他的任務本身就簡單得多，而作為專制君主，他也沒有西庇阿那樣的內部障礙需要去克服。最重要的是，西庇阿所處的環境與現代的政治和組織條件極為相似，因此他的大戰略對當今的我們來說是如此鮮活的研究對象。 要論規模的話，亞歷山大的成就可能勝過西庇阿——不過實際上也並沒有超出太多，因為如果說亞歷山大為自己建立了一個從多瑙河到印度河、在他死後便分崩離析的帝國，那麼西庇阿則是為羅馬建立了一個從大西洋延伸至黑海和托羅斯山脈的帝國——一個經久不衰、不斷壯大的帝國。亞歷山大是在腓力打下的基礎上建立的，而西庇阿卻是在羅馬勢力位於義大利的基礎被外敵動搖之時登場的。亞歷山大的戰略也有嚴重缺陷——當他在小亞細亞鞏固進攻基地時，面臨著失去歐洲大本營的嚴重危險。他遣散了他的艦隊，從而把歐洲的海岸暴露給了占據優勢的波斯艦隊，而大流士手下一位能幹的指揮官門農（Memnon）抓住了這個機會，在希臘煽動叛亂，在那裡，不滿的餘燼在亞歷山大的後方悶燒。只是門農之死讓亞歷山大逃過一劫，並為他實施通過對波斯海軍基地的陸上攻擊削弱波斯海上力量的計劃贏得了時間。再者，由於戰略偵察不到位，亞歷山大不慎經過了埋伏在敘利亞北部的大流士軍隊，大流士軍隊南下切斷了他的交通，多虧他在伊蘇斯取得了戰術上的勝利，方才免遭此劫。這與西庇阿每次行動前必有的徹底的戰略偵察和情報搜集形成了鮮明對比。如果說亞歷山大的大戰略在數量上以微弱優勢取勝，那麼西庇阿的大戰略顯然在質量上更勝一籌。 將西庇阿與拿破崙進行比較時，如果我們承認後者在後勤戰略上的優勢，那麼我們也必須把他在戰術上和大戰略上的劣勢與之相抵。作為一位大戰略家，拿破崙的資格不僅因為他未能實現大戰略的目標——繁榮且安全的和平——而受損，還因為他在對手的心理上、在自身行動的政治和經濟影響上，以及後來在軍力和資源的揮霍上犯下了一些錯誤。 最後，我們還要指出，雖然亞歷山大有腓力打下的軍事基礎可以依靠，漢尼拔有哈米爾卡，愷撒有馬略，拿破崙有卡諾（Carnot）——然而西庇阿卻只能在災難的基礎上重建。 我們將比較的內容從將才轉到性格。在這方面，如果要一一列舉西庇阿為人所具有的卓越品質，未免太無趣了。他的穩健、他的自製、他的人道、他的風度、他對部下的強大影響力——這一點所有最偉大的名將都有——他精神的激越，這些都閃耀在他的言行舉止中。關於他的私生活，我們除了推斷外，所知甚少。他娶了在坎尼陣亡的執政官埃米利烏斯·保盧斯（Æmilius Paullus）之女埃米利婭（Æmilia）為妻，這段婚姻顯然是在他從西班牙返回後、前往非洲之前結成的。 從流傳下來的一兩則軼事來看，這段婚姻似乎很幸福，西庇阿似乎比當時的一般男人更尊重妻子的意見。似乎可以肯定的是，她的愛好在加圖眼裡過於奢侈，她可能是遭到加圖抱怨的羅馬女性社會的領袖之一——她們在城裡穿著「五顏六色的衣服，或者乘坐馬車」，這樣會破壞社會結構，引發不滿。西庇阿對妻子的縱容，以及他對待妻子比對待奴隸更好的反傳統做法，無疑是加圖耿耿於懷的因素之一。關於萃取自西庇阿家庭生活的道德影響，最好的證據是間接的。他們的女兒科爾內利婭（Cornelia）嫁給了提比略·格拉古，顯然是在他如此大度地維護了西庇阿的名譽之後，她也是格拉古兄弟的母親。她對兩兄弟的教育方式，以及她用來激勵這些未來改革家的道義，書寫了史冊中最崇高的一頁。 瑞士畫家安吉莉卡·考夫曼（Angelika Kauffmann）的《格拉古兄弟之母科爾內利婭》（Cornelia，Mother of the Gracchi，1785）。 在家庭領域之外，西庇阿對社會史的影響在於他對希臘文學與哲學的熱愛和引介。「他是一個很有知識文化的人」，他的希臘語和拉丁語一樣，能講能寫——據說他用希臘語寫下了自己的回憶錄。在他所有記錄下來的言行中貫穿始終的人生哲學，顯然要歸功於他對希臘的研究。他似乎汲取了希臘和羅馬的精華，並把它們混合在一起——褪去羅馬共和國早期的粗糙與狹隘的同時，又不至於減弱其活力。他的影響如此顯著，以至於我們可以頗為公允地稱他為羅馬文明的奠基者。「禮數的興起，他們對禮節的愛好，以及對文學的熱愛，都要歸功於他。」關於他自己對文學的熱愛，有一個感人至深的實例，銘刻在他對詩人恩尼烏斯（Ennius）的友誼和欽佩中，這份敬意如此深刻，以至於他留下指示，在他死後，詩人的胸像要和他自己的胸像一起放置在西庇阿家族的墓園裡。然而，正是作為文明與人文科學傳道者的影響，為他招來了守舊派羅馬人的深仇大恨，因為他激起了他們的恐懼。加圖和他的同類可能會原諒他在軍事上的成功和自信，但什麼也彌補不了他在引入希臘習俗、哲學和文學一事上的罪行，除了讓他身敗名裂。相比於他對心胸狹隘之人的鄙夷和對被征服敵人的寬厚，這件事對他的傷害更大，對他的影響力造成的破壞更大，也不是沒有可能。他的敵人能夠對他的品格提出的指控就只有這麼多了，這一事實或許正是他至高無上的道德境界最有力的證據。因為敵人的惡意會緊緊盯住任何可能的缺點，因此，強加給一位偉人的指控就構成了一個衡量道德的標準，以這個標準來進行比較是最好的辦法之一。 以此來檢驗的話，古代的偉大名將中，只有西庇阿一個人完全沒有受到任何明確道德污點的指控。誠然，我們可以忽視漢尼拔的大多數罪狀——不敬、貪婪、背信棄義以及超出時代習俗的殘忍。但亞歷山大不一樣，無論我們對其他的罪名如何寬容，他終究還是會被判定為缺乏自制力、脾氣暴躁、懷有成見、殘酷無情、不講道義，比如對待帕曼紐，野心勃勃的自我中心近乎自大狂，還有醉酒時的流氓習氣。亞歷山大與阿喀琉斯有著同樣的缺點。 同樣，愷撒的眾多優秀品質也不能掩蓋他的拈花惹草、政治腐敗和陰謀詭計，以及激勵他建功立業的、主要是出於一己之私的動機。可以將愷撒與西庇阿的職業生涯作一番很有意思的對比。試比較愷撒通過陰謀和威脅取得高盧行省，與西庇阿在逆境中響應國家的召喚、赴任西班牙。試比較愷撒為了征服羅馬而組建和訓練軍隊，與西庇阿為了從外敵手中拯救羅馬而做同樣的事情。試比較愷撒跨越盧比孔河與西庇阿跨越巴格拉達斯河——以及他們各自的目標。試比較愷撒因戰勝羅馬同胞而獲得凱旋式的榮譽，與西庇阿因戰勝西法克斯和漢尼拔而獲此殊榮。最後，如果真的可以「觀其友，知其人」，那麼我們就來比較一下喀提林（Catiline）與萊利烏斯和恩尼烏斯吧。拿破崙曾有言，「沾滿了公民鮮血的桂冠不再是桂冠」，這句話從他嘴裡說出來倒也很奇怪。因為拿破崙的野心榨乾了法蘭西的鮮血，正如愷撒的野心讓羅馬血流成河一樣。把桂冠從這兩個人的額頭上摘下來就足夠了，還能使他們與西庇阿——這位為國家無私效力的、鮮血與戰力的最高經濟學家——的對比更加強烈。拿破崙為何要在他的軍人典範名單中忽略西庇阿，還用得著猜嗎！ 以任何道德標準來檢驗，西庇阿在偉大名將中都是獨一無二的，他靈魂的偉大與純粹，我們可能會指望在哲學或宗教領袖身上找到，雖然並不一定找得到，但在世界上最優秀的實幹家身上，幾乎無處可尋。那位一個世紀前為西庇阿寫下唯一一部英文傳記的牧師，他的作品過於簡短，不乏史實錯誤，也完全省略了對西庇阿軍人身份的研究，這些都是它的短板，但當他說西庇阿「比最偉大的惡人更偉大，比被認為最優秀的善人更優秀」時，還是閃現出了難得一見的洞察力和創造金句的天才。 最後的最後，我們再來看看作為政治家的西庇阿——他的大戰略中的這一部分明確存在於和平狀態。1739年編寫了西庇阿生平故事的塞朗·德·拉·圖爾神父（Abbé Seran de la Tour）把它獻給了路易十五，並在獻詞中寫道：「一位國王只需以整個羅馬歷史上最偉大的人物西庇阿·阿非利加努斯為榜樣。似乎是上帝專門塑造了這位英雄，用來向這個世界的統治者們示範秉公治理之道。」恐怕路易十五並沒有學好這一課，他在議事桌上「張口，少言寡語，完全不思考」，他的一生充滿了庸俗的惡習，卻沒有遠大的志向。我們不禁懷疑這位神父是在含沙射影地諷刺。 當西庇阿登上歷史舞台時，羅馬的勢力甚至還沒有擴展到整個義大利和西西里島，她所控制的狹小領土還受到漢尼拔的侵占，更有漢尼拔的存在本身的嚴重威脅。在西庇阿去世時，羅馬已是整個地中海世界無可爭議的女主人，放眼望去沒有一個可能的對手。這段時期發生了整個羅馬歷史上範圍最大的擴張，要麼是直接歸功於西庇阿的行動，要麼是由他創造了可能性。如果從領土的角度講，他是羅馬帝國的奠基人，但是從政治的角度講，他的目標並不是吸收地中海的其他民族，而是管轄他們。他沿用了羅馬的舊政策，但作了擴充，他的目的並不是建立一個中央集權的專制帝國，而是建立一個有唯一首領的邦聯，在這個邦聯中，羅馬應當在政治和商業上占據優勢地位，她的意志應當高於一切。這與現代的情況極其相似，因此研究他的政策具有特殊的重要意義。愷撒的做法為羅馬勢力的衰亡鋪平了道路。西庇阿的做法使一個由強盛國家組成的世界共同體成為可能，它承認羅馬的霸權，但保留獨立的內部機構，這些機構都是滋養和延續這個政治體的生命所必需的。但凡西庇阿的繼任者們有一丁點兒他的智慧和遠見，羅馬帝國都可能採取與現代的大英帝國相類似的方針，圍繞羅馬勢力的中心構建一圈半獨立的、強健的緩衝國，這樣的話，也許可以擋住蠻族入侵，改變歷史進程，文明的進步或許也可以免於千年的昏睡和幾乎同樣漫長的恢復期。 僅僅是他的和平條件，就足以使西庇阿立於世界上的偉大征服者之巔——他完全沒有報復心，他巧妙地將被征服者受到的苦難減至最低，卻保障了軍事安全，他嚴格避免吞併任何文明國家。這些和平條件並沒有留下報復或侮辱的爛瘡，因此為把敵人轉變成真正的盟友、羅馬勢力的有力支柱鋪平了道路。西庇阿在戰爭與和平中的大戰略，集中體現在他名字的含義上——「權杖」。 他政策的品格一如他的人品，不屑於吞併領土那種華而不實的榮耀，正如他對王權不屑一顧，仁慈的領導才是真金。西庇阿為羅馬的利益和偉大而努力，但他並不是狹隘的愛國者，而是一位真正的世界政治家。西庇阿與愷撒的區別可以提煉為一句話：「扎馬把世界交給了羅馬，法薩盧斯把它交給了愷撒。」但即使是這句話，對西庇阿也不見得完全公平，因為他看得比羅馬榮耀的偉大更長遠，已經達到了她為人類所作貢獻的偉大。他不是國際主義者，而是最廣義、最褒義的超國家主義者。 阿提拉被稱為「上帝之鞭」，而從漢尼拔到拿破崙，大多數偉大名將對目標的概念都只停留在把敵人打服的層面上，或者充其量是把他們祖國的敵人打服，只是程度不同而已。這種謬論就這樣為一種同樣目光短淺的反應鋪平了道路，致使格林（Green）在他的《英格蘭人民史》（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中寫道：「歷史學家們把歷史變成了區區同胞相殘史，這簡直是一種恥辱。」緊接著，他又荒謬地宣稱「戰爭在歐洲各國的真實歷史中只占一小部分」。於是就出現了一個非常龐大的現代歷史學派，他們很不合理地試圖在著史時不提戰爭，更不用說研究了。忽視戰爭作為一種世界性力量的影響，就是讓歷史脫離科學，把它變成一個童話故事。西庇阿的大戰略是指明歷史研究正途的路標。西庇阿至少可以像其他任何一位偉大名將一樣有效、出色地實施軍事打擊，但他看到的不僅僅是打擊，還有打擊的目的。他的天才讓他明白，和平與戰爭是讓這個世界運轉的兩個輪子，他提供了一個杆子，或者說是輪軸，把這兩個輪子聯繫在一起並加以控制，確保它們步調一致向前進。西庇阿完全有資格萬古流芳，因為他是羅馬與世界之杖，而非羅馬與世界之鞭。 * * * (1)英國軍人、政治家、外交家，不列顛東印度公司在印度建立霸權的關鍵人物。——譯者注 (2)分別為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中的法國元帥、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和七年戰爭中的奧地利元帥、法國大革命戰爭中的奧地利軍隊指揮官和普法戰爭中的法軍指揮官。——譯者注 (3)二者均為公元前4世紀的雅典將軍。——譯者注 (4)巴亞爾即法國貴族巴亞爾領主皮埃爾·泰拉伊（Pierre Terrail, seigneur de Bayard），通稱巴亞爾騎士（Chevalier de Bayard），被同時代人和後世視為騎士精神的典範。——譯者注 (5)即喬治·泰勒·丹尼森三世（George Taylor Denison III），加拿大律師、軍人、作家。——譯者注 (6)「Reformation of War，」by J.F.C.Fuller. (7)即維克多·弗朗索瓦·德·布羅伊，第二代布羅伊公爵（Victor François de Broglie, 2nd duc de Broglie, 1718—1804），法國元帥。他將師團制從理念化為實踐，在七年戰爭中取得了成功。——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