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事記講義 · 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宋大事記講義卷九 宋 呂中 撰 仁宗皇帝 台諫 天聖元年四月，令近臣舉官充台諫。 天聖元年，先是，錢惟演意圖入相，御史鞠詠曰：「若相惟演，當取白麻廷毀之。」惟演聞之，亟去。 五年九月，以程琳為御史中丞，宰相張知白最器琳，當除命，喜曰：「不辱吾筆矣。」 明道元年七月，置諫院，先朝雖除諫官，未嘗置院，至是從諫官陳執中之請。 二年十二月，嚴選用台官法。先是，宰相李廸除張沔、韓琦為台官，言者謂台官必由中 ，乃宗祖法，上曰：「祖宗法不可壊，宰相自用台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矣。」 是月，廢皇后郭氏。孔道輔率諫官、御史孫祖徳、范仲淹等十人伏合奏，門者闔扉，道輔扣環大呼，言：「後無過，不可廢。」呂夷簡以當廢狀告之美人尚氏，有侵皇后語，後批其頰，上救之，誤批上頸，上大怒，且曰：「廢后，固漢唐故事。」道輔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漢唐失徳為法耶？」夷簡奏言，伏合請對，非太平美事，有詔出道輔知泰州，范仲淹知睦州，祖徳等罰金。楊偕言：「願得皆貶。」時河陽簽判富弼言，朝廷一舉而二失。後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輔一言。」遂命道輔，因知前日之斥，果非上意。 景佑元年二月，置御史里行，以張宗詣、孫沔為之。御史里行始此。 御史台辟石介為主簿，介論赦書不當求五代及諸偽國後，忤上意。歐陽修責中丞杜衍曰：「介一介賤士，用不用當否，未足害政，可惜中丞舉動耳。」 景佑三年五月，罷范仲淹，禁越職言事。集賢校理余靖言：「陛下親政以來，三逐言者，恐非太平之政。」館合校勘尹洙言：「仲淹嘗薦已，不可苟免。」皆貶。歐陽修乃貽書，責髙若訥曰：「仲淹剛正通古今，班行中無此，今以非辜逐，君為諫官，不能辨，猶以面目見士大夫，是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耶。」若訥忿，以其書奏，貶修為夷陵令。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四賢指仲淹、靖、洙、修，不肖指若訥也。 慶厯三年三月，増諫官員，命王素、歐陽修知諫院，余靖為正言。 蔡襄以詩賀素等，言多激勸，素以詩奏之，遂命知諫院，當時謂之「四諫」。 是年八月，詔諫官日赴內朝，從知制誥田況之請。況言：「臣前在諫院，每聞一事，皆諸處采問，比及論列，或至後時。」 十一月，復監察御史里行。景佑初置，既而又闕不除，至是復除，以李京、包拯為之。拯前知端州，歲滿不持一硯歸。 四年八月，詔毋以輔臣所薦充台諫。 十月，蔡襄罷。五年正月，孫甫罷，論陳執中不可執政，於是兩人俱求出。 五年正月，復言事御史，以梅摯、李京為之。唐制御史不專言職，故天禧初始置言事六員，後不除，至是復除。 八年，翰林曽公亮薦趙抃可充台諫，召為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貴，號曰「鐵面御史」。 皇佑三年十月，唐介貶。張堯佐侄女有寵，一日遷四使，宣徽、節度、景靈、羣牧四使。介引楊國忠為戒，不報。又介與諫官包拯等論列，卒奪宣徽、景靈兩使。介又劾平章文彥博為間金竒錦，因中人獻宮掖，得為執事。上怒，貶介，彥博亦罷。唐介彈大臣，並以吳奎、包拯為宰臣黨，帝欲出奎知宻州，彥博乞留奎供言職，上曰：「介言奎、拯皆陰結彥博，今觀此奏，非誣也。」吳奎罷。 四年三月，包拯罷。 五年八月，以唐介為御史中丞。介貶不二年復召，議者謂優容言事之臣，自古未有也。 十月，解唐介言職，改直集院，欲以全安之也。 十二月，以吳中復為監察御史中丞，孫抃所薦也。抃未始識其面，曰：「昔人恥為呈身御史，今豈薦識面台郎耶？」 至和元年七月，解馬遵、呂景初、吳中復台職，時並為御史。初，梁適之得政也，中官有力焉。遵等極陳其過，左右或言御史羣攻宰相，自今誰敢當其任？適既罷，左右欲並遵等去之，皆坐謫。知制誥蔡襄以三人無罪，封還詞頭不草制，付他舎人，亦莫敢當者。遂用熟狀降勅。 二年六月，張昪為御史中丞，上書言時政。昪忠直可任風憲，富弼初入相，歐陽修為翰林學士，時號為三得人。八月，置台諫章奏簿，從范鎮之言也。所以知言者得失，而殿最之。 嘉佑元年十月，解范鎮言職，因言儲嗣未立，章凡十九上，待罪百餘日，鬚髮為白。詳見定儲嗣門。 十二月，中丞張昪論劉沆，凡十七章上，以昪指切時事無所迴避，罷劉沆。 三年六月，以包拯為御史中丞。拯言：「太子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臣行年七十且無子，所以乞建太子者，為宗廟萬世計耳。」 六年五月，以司馬光仍知諫院，上謹習疏。 皇佑五年五月，孫抃為御史中丞。諫官韓絳言：「抃非糾繩才，不可任風憲。」抃即手疏曰：「臣觀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為精神，以能訐人為風采， 給若嗇夫者，謂之有議論；刻深若酷吏者，謂之有政事。諫官所謂才者，無乃謂是乎？臣誠不能也。」上察其言，趨令視事。 國初，官以定俸，實不親職，有諫議大夫、司諫、正言，特以寓祿耳，故赴諫院者方得諌官，則諌官之權猶未重也。國初三院領外任而不任風憲，興國中任風憲而不領言事，則台官之權亦未重也。端拱初，以補闕為司諫，以拾遺為正言，所以舉諫官之職。天禧中置言事御史，所以舉台官之職。然當時台諫之官雖重，而台諫之職未振也。自仁宗即位，劉中丞令台屬各舉糾彈之職，而後台諫之職始振。干興元年劉筠為中丞，令台屬各舉糾彈之職。自孔道輔、范仲淹敢於抗夷簡，唐介敢於抗彥博，一梁適之用事，則馬遵率數人言之，一劉沆之得政，則張昪凡十七疏論之，而後台諫之權敢與宰相為敵矣。事實並見本門。是何台諫之職在國初則輕，在仁宗之時則重；在國初則為具員，在仁宗之時則為振職，何耶？蓋仁祖不以天下之威權為紀綱，而以言者之風采為紀綱，故其進退台諫，公其選而重其權，優其遷而輕其責，非私之也。蓋以立國之紀綱，實寄於此。百官除授，自執政以下皆付大臣進擬，而中丞、諫官必出於人主之親擢，雖李迪、呂夷簡之親，亦不敢進擬諫官、御史，所以公其選也。自安石執政，以京官王子昭除御史，又以選人李定除諫官，則台諫皆出於宰相之除矣。台諫言事，許以風聞，不得窮詰，雖以執中、夏竦之佞，亦不敢與台諫爭曲直，所以重其權也。自安石執政，行青苖之法，始命李常分析，舉朝爭之以為不可。助役之法行，又命楊繪分析，執政以為不可，則宰相得以奪台諫之權矣。台諌之權常存體貌，自唐介之外其餘無貶斥者，不一二年，亦復召用，所以復其遷而輕其責也。自熙寧之初，始有罰金御史者。安石秉政，御史言事皆責其監當，而台諫之受責，自此始矣。仁祖以言者之風采為紀綱，而安石乃以大臣之威權為紀綱，甚矣！仁祖之心天地之寛，安石之心潢潦之量也。兩朝台諌不同形容仁祖朝事紀綱甚振。 景佑二年，貶孫沔。先是，上疏言：「自孔道輔、范仲淹被黜之後，龎籍、范諷置對以來，凡在縉紳盡懐緘嘿，為監察御史以言廢后事貶者，非仁祖之本心也，而夷簡實贊之。諌官伏合，乃仁祖美意也，而夷簡力沮之。此夷簡入相之初，而國論為之一變也。」 嘉佑六年，歐陽修言，景佑中范仲淹言宰相呂夷簡貶知饒州後，至今二十年，台諫未聞有規諌人主而得罪，臣故謂方今諫人主則易，言大臣則難。 范文正公以忤呂申公貶，而申公亦以文正罷；唐質肅公以忤文潞公貶，而潞公亦以質肅罷，仁宗退大臣以伸言者之氣如此。然異時申公不惟不敢憾於文正，而西事之興且與之戮力；出處見元昊門。潞公不惟不敢憾於唐質肅，而還朝之日必與之俱召而後敢入。大臣之能容言如此。聖君賢相仲台諌之氣，唐介劾宰相文彥博，其後再入相，首薦唐介，復召用焉。 給事中 起居舎人 景佑三年十二月，嚴宣勅銀台法。時宣勅札子多不經本司，李紘言：「若此，則封駁之職遂廢。」乃詔宣勅非銀司不行。 慶厯元年，以富弼知制誥。初，因侍臣劉從願妻以後族出入禁中，一日削其國封，久之還封。富弼當草制，遂封還詞頭。後張可久自轉運使改橫行，歐陽修援弼例封還後，遂為常。 至和元年七月，解馬遵、呂景初、吳中復等台職，知制誥蔡襄以三人者無罪，封還詞頭，改付他舎人，亦莫敢當者，遂用熟狀降勅。中丞孫抃累疏爭之，翰林學士吳宿因召對，亦乞留遵等，皆不報。 皇佑元年，楊懐敏除副都知，知制誥胡宿不草制，封還以聞。上疑宿職不當言，謂宰相曰：「有此故事否？」文彥博曰：「近來富弼以封還。」上意解。 司馬光言：唐制詔書有不便者，門下得以封還。今門下雖有封駁之名，而詔書一切自中書下，非所以防過舉也。 給舎主封駁，台諫主論列，其職均也。然給舎獻替於先，台諫追救於後，命之未下，其正之也易；命之已下，其奪之也難。此給舎所以為重也。蓋自慶厯間，遂國夫人之命，富弼當草制，封還詞頭，給舎之封駁昉於此矣。至其後胡宿援弼之例而駁楊懐敏、歐陽援弼之例而駁張可久，蓋自是而其職與台諫均矣。給舎封駁於其先，其職尤難於台諫也。 嘉佑五年八月，蘇洵試校書。初，歐陽修上洵所著書，韓琦善之，召試舎人院，再以疾辭。至是趙抃又薦之，乃就除。祖宗法度寛簡，上之所作成激勵者，有在科目之外，下之所以洗濯磨染者，亦不盡出於程文之中，故起孫明復於太山而處之胄監師儒之地，拔蘇洵於眉山而處之容台禮合之中，起程頤於西洛而置之廣廈細旃之上，則其所以特出一二以聳動天下者何如哉？此人才所以盛也。 兩制 歐陽修在翰林，仁祖一日乘間取御合春帖子，讀而愛之，問左右曰：「歐陽修之詞也。」乃悉取帖閱之，嘆曰：「舉筆不忘規諫，真侍從之臣也。」 嘉佑六年六月，以王安石知制誥。去冬，除安石及司馬光同修起居注，光五辭而後受，安石辭至七八月乃受，從是徑遷知制誥，安石不復辭矣。 授以館職而辭館職，授以起居注而辭起居注，人皆服其遜。初授館職、三司度支判官，因辭，命修起居注，又辭，至於嘉佑之除制誥、熙寧之除學士則不復辭。辭其小而受其大，人遂以前日之辭官者，荊公之詐也；今日之不辭者，荊公之奸也，未為深知荊公者矣。蓋荊公以天下自任之志不減於範文正，而自是其規模廣大，又非一官一職之所能盡，迨嘉佑之末，其實行已，足取信於人，熙寧之初其虛名已足以取信於君，固將以大有為於斯世，獨惜夫志大而學非也。誅心之言。初，王安石名始盛，歐陽修亦善之，勸洵與游，洵曰：「吾知其人矣。」作《辨奸論》。 史館 慶厯五年十一月，《國朝 要》成，王洙編修，自建隆至慶厯四年，凡一百五十卷。 嘉佑四年，歐陽修為更撰奏云：「比年以來，具員而廢職，其所撰述，簡缺遺漏，百不存一，至於事闗大體，皆畧而不書，欲乞歲終命宰相親至史院檢 ，紀録事跡內有不勤其事，隳官失職，奏行賞罰，其《日厯》、《時攻記》、《起居注》乞更不進命。」 館閣 天聖六年，宰相張士遜請以其子為校勘。上曰：「館閣，所以待天下之英俊，不可私授。」魯宗道曰：「館閣育天下英才，豈紈袴子弟得以處耶？」歐陽修告英宗曰：「今兩府缺人，必取於兩制，兩制缺人，必取於館閣，館閣輔相育才之地。」 天聖六年，以范仲淹為秘合校理，嘗移書執政曰：「周漢之興，聖賢共理，使天下為富為壽數百年，則當時致君者功可知矣。周漢之衰，奸雄共起，使天下為血為肉數百年，則當時致君者罪可知矣。我宋之有天下，經營長育，以至太平，然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不知變者，其能久乎？倘相府思變其道，使天下為富為壽數百年，相府致君之功也；若使為血為肉數百年，亦相府負天下之過也。」 天聖三年，范仲淹為大理寺丞，上書請救文弊、復武舉、重三館之選、賞直諫之臣、革延賞之弊，且曰：「自古王者，外防夷狄，內防奸邪。夷狄侵國，奸邪敗徳，奸邪之凶甚於夷狄之患。伏惟聖明，常好正直以杜奸邪，此至理之本也。」仲淹少有大節，慨然有志於天下，嘗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所有為，必盡其力。」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敢必哉？」王曾見而偉之，及知仲淹乃晏殊客也，於是殊薦人充館職。曾謂殊曰：「公實知仲淹，舎而薦此人乎？」 范仲淹之於慶厯，亦猶王安石之於熙寧也。仲淹革弊之規模，已具於天聖《上宰相書》及《上皇帝之書》；王安石變法之規模，已具於嘉佑中上書、熙寧初入對之日也。今觀仲淹所言，窮則變，變則通，即安石變法之言也。其言兵久不用則武備不堅，即安石強兵之說也。其言士未曾教則賢才不充，即安石所謂教之非其道之說也。其言中外奢侈則國用無度，即安石所謂理財大抵無法之說也。其言百姓困窮則天下無恩，即安石所謂優恤農民之說也。其言人主納逺大之謀久而成王道，納淺末之議，久而成亂政，即安石欲法堯舜而不法太宗之說也。其言刑法之吏知絲髮之輕重，錢榖之司舉錙銖之利病，則徃徃謂之急務，或有條政教之源流議風俗之厚薄，陳聖賢之事業，論文武之得失，則徃徃謂之迂說，即安石所謂出而親事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之有為之君，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天下之說也。把仲淹、安石對說，二人上書並見名臣言行録，以後轉處說仲淹規模與安石大異。然所謂固邦本者，在於舉縣令、擇郡守而已，非有遣使者置提舉之擾也；厚民力在於復游散、去冗僣而已，非有青苖市易之擾也；重名器者，在於謹選舉、嚴教育而已，非有新經、字說之謬也；備戎狄者，在於舉將才、實邊郡而已，非有置保甲、置將官之擾也；杜奸雄者，在於朝廷無過、生靈無怨，非有人言民怨之不足恤之議也。范仲淹移書執政中五事，彼其布置施設，皆有預定之規模，其與書生漠然不著於用者逺矣。由其所學有偏正，故所以用於天下者不同也。 慶厯三年九月，開天章閣令輔臣條對，賜坐給筆札，使疏急務。是時，帝方鋭意太平，范仲淹、富弼、韓琦等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然事有先後，且革弊於久安，非朝夕之所能也。」至是，仲淹退列十事奏，一曰明黜陟，二府非有大功不遷，內外官須滿三年，在京官須滿五年乃得磨勘；二曰抑僥倖，任子法弊，冗濫日增，請罷少卿以上干元節恩澤，正郎以下若監司遣任，須在職二年始得 子弟，大臣不得薦子弟任館閣；三曰精貢舉，諸路州軍學皆置教授，其取士科進士，先論 ，後詩賦，兼通經義，發解者不封卷首，參考履行無闕者以名聞；四曰舉官長，刺史縣令多不得人，請委二府先選轉運、提刑、大藩知州，次委二制、三司、卿史、台諫、監司舉知州，知州舉知縣；五曰均公田，外官職田不均，吏祿薄不能安 ，請均其入而第給之；六曰厚農桑，請下諸路，令吏民言農田利害，選官治之，別定勸課之法，以減漕運；七曰修武備，請約府兵法，募畿甸強壯五方為衛士以助正兵；八曰減徭役，請省縣邑，戶少者為鎮，其不應受役之兵悉歸之農；九曰推恩信，蠲除逋負，而所在廢格主恩，違者置於法；十曰重命令，百司建立法度，率爾頒行，旋復釐正，請先委政事之臣參議可以久行者，刪去煩冗，裁為制勅。 富弼言契丹得燕薊以北，拓拔得靈夏以西，其間豪傑皆為之用，我當視為勁敵，庶幾可御。乃別為安邊十三策，大畧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及易監司之不才者。仲淹取班簿，視不才監司一筆勾去之，弼曰：「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 是年十月，嚴監司選，此用仲淹、富弼之言也。定遷株格，此用仲淹所上十事「一曰明黜陟」也。 十一月，定館職格，更補 法，此用仲淹所上十事「二曰抑僥倖」也；限職田，此用仲淹所上十事「五曰均公田」也；四年三月，詔州縣立學，更定科舉法，此用仲淹所上十事「三曰精貢舉」也；五月減徭役法，此用仲淹所上十事「六曰減徭役」也。並系仁宗用仲淹之言。 四年六月，仲淹出宣撫陜西河東，八月富弼出宣撫河北，避夏竦之謗而出。時按察使多所舉劾，人心不安， 子恩薄，磨勘法宻，僥倖不得，而朋黨之論滋起矣。 九月，詔戒按察使苛刻，則是包拯言之也。十月，詔戒朋黨苛刻。 五年二月，罷京朝官保任取遷法，從御史劉元瑜之請也。罷 補限年法，從余靖之言也。其慶厯三年制勿行。 三月，復科舉舊制，制誥楊察言前所更令不便。 十月，轉運罷兼按察，時執政攻范仲淹、富弼行事，故因肆赦以其過為煩擾無益事體罷之。 自李文靖、王文正當國以來，廟堂主安靜之說，而弊事不革，積而至於慶厯，此當變之事也。自韓、范、富公之志不盡行，積弊相仍，極而至於熙寧，此又當變之時也。今觀仲淹所上十事，與安石所變之法，合而論之。熙寧二年，遣使察農田水利，亦欲厚農桑也。熙寧三年，立更戍保甲法，亦欲以修武備也。四年更貢舉法，亦欲以精貢舉也。四月定選人改官條制，亦欲以明黜陟也。十月定奏補註官法，亦欲以抑僥倖也。以至行募役法，亦欲以減徭役也。建三舎法，亦欲以重學校也。均諸路田法，亦欲以均公田也。此是仲淹、安石同處。然國家自藝祖、仁宗，雖有漏缺敗壊之處，而未有熟爛腐敗之形。慶厯諸公之本 ，杜一隅、補一隙之智也。熙寧大臣，則以一隅之損而頹其四圍，以一隙之漏而侵及於堂奧也。安石紛更，惜夫仲淹去則法變，而安石自罷相之後，熙寧七年罷相。安石之身雖去，而安石之法未嘗不行。仲淹之法未及一年而變，安石之法至崇寧、大觀而愈不變，仲淹得政之淺，而安石得君之專也。仲淹所引之君子未盡用，而安石所教之小人根固盤結而不可去也。妙論。 三司使 景佑元年五月，以程琳為三司使，詔自今三司在職未久，毋得非次更易，琳尤謹出入，禁中有所取，輙奏罷之，內侍言琳專，琳自直於上曰：「三司財賦，皆朝廷有也，臣為陛下惜耳。」上然之。 慶厯二年，王堯臣為三司使，始受命，言於上：「今國與民皆弊耳，在陛下任臣者如何，請自擇僚屬。」於是辟杜 十餘人為判官，後果辦治聞。 是歲，取三路未用兵前及用兵後出入財用之數 計以聞。 皇佑二年十二月，三司使田況以今財賦所入多於景徳而歲之所出又多於所入，因上《皇佑 計録》。此段講義見真宗 計録。 嘉佑四年，以包拯為三司使。初，拯為中丞，彈三司，張方平罷，遂代以宗祈。拯復論祈，以拯代之，避位久之方出。 錢穀之職，非他官比。國初為三司使者，必選計相居之，位亞執政，自為計相，下而副使，又下而判官，至於子司之屬，皆通知錢榖，而後除副使；位下待制，恩數同大卿監，各置判官二員，視轉運使資序。又有三司判官六員，謂之子司，如磨勘司、馮由司之類。 當時三司皆得自擇僚屬，三司缺則以副使補之，副使缺則以判官代之，判官缺則選外之轉運為之，所以專其職也。自元豐官制既行，戶部尚書即昔之三司使也，左右曹侍郎即昔之三司副使也，戶部及諸司之郎官即昔之三司判官也，然皆以為遷官之地，簿書之弊，猶不能救，不過按其數而督之，視其籍而収之，況望其較諸道有無、制國用之多寡哉？仁宗朝專其職，熙、豐主財之官遷變不常，更見真宗朝三司講義。 嘉佑五年五月，以王安石為三司度支判官。安石獻萬言書，畧曰：「方今患在法度雖多而不合先王之政，所謂法先王之政，亦法其意而已。先王之於人才，教之養之，取之任之，皆有其道。今州縣有學而不能長育人才，大學之教誦說課試而已，故雖白首庠序，而不知從政之方，此教之非其道也。方今制祿皆薄，州縣之吏月所得錢，多者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今天下常以困窮為患者，殆亦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通其變耳。誠能焉，雖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此養之非其道也。驅天下之士使為賢良進士，固有時而得才，然不肖者茍以此進，亦至乎公卿，因使推其類而聚之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此取之非其道也。今取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人，不問其徳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歴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又使之治獄，又轉而使之治禮，宜其人才之難也。夫在其位非其人，而恃法以為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此任之非其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一非其道，則敗天下之人才，況兼四者而有之？朝廷有所施為變革，一有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遂止而不敢為。夫法度立則人無獨 其幸者，陛下誠有意於天下，則臣願斷之而已。」 安石變法之規模，亦畧見於此書矣，其大意則以立法度、變風俗為急。然安石謂先王之政法其意而已，而安石所立之法，則一一牽合於周禮而畧闗雎、麟趾之意，則其意果合先王乎？安石謂今之人才教之養之、取之任之皆非其道，而安石乃以《新經》、《字說》壊未用之人才，以《檢正》、《習學》壊已用之人才，其果能得其道乎？至謂朝廷有所施為變革，一有流俗僥倖之人不悅則止而不能為，此後日勇於去君子、勇於塞人言、勇於任民怨，而為行新法之根本也。 慶厯八年三月，詔翰林學士、三司使、知開封府、御史中丞皆給筆札，即令坐以言時政。 幸龍圖天章閣，此即九年三月開天章閣之意也。然至是富公、北范公、西韓公亦在外，時政之所急者，莫急於召此三人而已。 宗正司 睦宗院 景佑三年七月，置大宗正司。前年作睦宗院。 古者大學、小學，合親疎而並教之，故祖宗世臣兼同姓、異姓而參用之。自漢世無教養之術，而劉徳、劉向之徒為權臣所忌而不用。至魏晉之朝，幽閉宗室，使人不得聞見，麥菽不辨，然後其心始安。可痛也！吾宋親賢用仁，冠絶前代，然皇族鮮有聞者。置大司正特以統之也；作睦宗院特以親之也。此安石所謂宗室無教訓選舉之實，未有合先王親疎隆殺之宜。熙寧新法，議者紛紛，而置宗室一事，獨無異議，其以是與？ 宋大事記講義卷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