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國全錄 · 考　證

由中央亞細亞至大秦的古代路線——犁靬與條支 想追溯由中央亞細亞至大秦的古代路線，首先必須將中國古代典籍上所載常與大秦或犁靬相提並論的另一國家的方位確定，才易於用力。司馬遷《大宛傳》（《史記》第126卷《大宛列傳》第63）謂「犁靬條支去安息西數千里」。此必為約在公元前120年首次前往西域的探險家張騫所攜回的報道，我們不妨可以斷言，中國人在此以前還不知道有舊名黎軒或犁靬的大秦。即使到了此時，中國人或者僅知犁靬為極西的國名，很可能某種物產由該地通過居間各國，尤其是由安息國人運入中國，來交換犁靬商人慾購的大量絲絹。中國人可能知道這兩國的重要，要不然，兩百年後，班超為什麼更派遣甘英去探險呢？當時中國人甚至對於兩國彼此的距離也所知不多。他們在這一方面的昧無見聞，以至在甘英未發現之前，竟至於相信犁靬，即大秦，為較近，而條支反為較遠的國家（略見《魏略》）。 公元1世紀之末，《漢書》作者班固之弟班超，出使西域，顯然抱著和平的宗旨。 [1] 他到達安息的邊境，他的部下甘英由東而西，穿越安息，抵達條支，沮於人言，沒有從海道以達大秦（據《後漢書》）。我們從《後漢書》的同一段文字中，可見條支臨海，船舶可由此駛往大秦，它位於安息的西界。故欲求條支的位置，須先解決安息國的所在。 安息即帕提亞——關於安息的早期記載 《漢書》第96卷《西域傳》第66上中關於安息的一段說：「安息國王治番兜城， [2] 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屬都護，北與康居，東與烏弋山離，西與條支接。土地、風氣、物類、所有民俗與烏弋罽賓同。亦以銀為錢，文獨為王面，幕為夫人面。王死輒更鑄錢。有大馬爵。其屬大小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大國也。臨媯水（Oxus）。商賈車船行旁國。書革旁行為書記……安息東則大月氏。」 上面的記載乃西漢的記錄事跡，屬於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前1世紀。在那個時期，最符合所述一切的國家，便是帕提亞國（Parthian Kingdom） [3] 。它的領土延至嫣水；安息人是中央及西部亞細亞之間通商的媒介。他們有些鑄幣，正面為王面，反面為婦人面。 [4] 他們亦如其他西亞各民族，採取橫行書法，但羅靈遜（Rawlinson）說其地古代通用亞麻布為書寫材料，到普林尼（Pliny）時代前不久，又通用草紙（Papyrus）。 [5] 雖不言用革，但並不妨礙「旁行為書記」的說法。我素不大主張專以語言學為立論根據，除非確有其他事實以為佐證，但番兜（Pán-tan＝Parthuva）和安息（An-hsi＝Arsak）二名，從語言學來說，確是指Parthia（詳見第16頁注［1］）。 關於安息的後期記載 《後漢書》中關於安息的記述，與同時期內普林尼所述的Parthia，是很相合的。在此時期內，這個國家的國土大有擴張，疆界更向西擴展，首都仍在為希臘作家所稱的赫卡托普洛斯（Hekatompylos）。這個名字（意即「百門之城」）並非安息（Parthia）的原名，而是一個希臘語，用以表示該城的中央位置，通過許多城門，被認為是全國所有陸路的終點。Parthia（安息）原名並未流傳於西籍中，但我們可以可靠地接受中國史書中所提供的線索，因為希臘羅馬人筆下的帝國首都Hekatompylos（赫卡托普洛斯）無疑是指《漢書》中所提到的番兜（Pán-ton，Parthuva？）和《後漢書》中所提到的和櫝城（Hatu）（Wodok？） [6] 相合。 赫卡托普洛斯——木鹿城即安都馬基埃那 《後漢書·西域傳》說明：「其東界木鹿城，號為小安息（Parthia Minor），去洛陽二萬里。」其京城「和櫝城去洛陽二萬五千里」據此，和櫝城與木鹿城二者的距離必為五千里。我認為中國記載中的里數（在所記的國家中，兼用希臘人測量距離的方式和波斯人的度量方法［Stadia，schoeni，Parasange］），是與西方人旅行記中視距里標準（Stadium）相合的，理由我將在後面說明。在普林尼、斯特累培（Strabo）及其他權威學者著作中所保存的關於首都和東部邊境的材料里，有許多疑難的問題，將可因此而得解決，和櫝城與木鹿城所在的位置，便是其中之一。 [7] Parthia的東部，位於通往中國之路，稱為馬基埃那（Margiana）；它的首邑就是安都（Antiochia），其大夏的舊名，波斯經典Zend—Avsta（火祆教經）稱為Mouru，即中古時代之Merw [8] 。Mouru一名與中國人所稱之Mu-lu（木鹿），不能輕輕放過認為偶然的巧合；因為由此向西越過赫開尼阿群山（Hyrcanian hills），約五千視距里，正好抵達可能就是首都赫卡托普洛斯的附近。 [9] 條支即卡爾提阿 我們讀漢代記載，可以推斷知道條支首先是一個強大的帝國，由《魏略》中可以見到 [10] ，甚至比安息更強，我認為這是指安息尚局處於東方故地的時期而言的。到公元1至2世紀，安息的疆界已推到幼發拉底河（Euphrates）的西面。我們無須援引古代地理的古典材料，就可以表明它的西界沿幼發拉底河上游由薩摩薩塔（Samosata）而下抵巴比倫境。至此折向西，直向敘利亞沙漠，包括卡爾提阿湖（Chaldean Lake）及巴雷科帕斯運河（Pallacopas Canal）外，已經耕墾的地段，又借一可航的海峽 [11] ，把一個富庶之區和波斯灣的海岸相連貫起來。下面列舉的各項理由，使我證出這個區域，即巴比倫或卡爾提阿（Babylonia或Chaldaea）即是中國史書上的條支。 犁靬條支可能為塞琉西帝國 它與安息的政治關係，與中國記載中所述條支與安息之間的關係相符合。《漢書》的斷限自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3年 [12] ，乃在書中第一次提及此國；《史記》一書的地理部分，也包括同一年代。在這一個時期內，巴比倫在塞琉西（Seleucid）統治之下，已成為敘利亞的一個省，落於安息統治者之手。（約公元前140年）《漢書》曾明白指出這個事實。在後漢時代，它繼續為安息西陲之一州（《後漢書·西域傳》謂安息「後役屬條支，為置大將監領諸小城焉。」）。自圖拉真（Trajan）時，羅馬帝國連續把它的疆界推進到底格里斯河（亦名達遏水）岸，因此在《魏略》中可以見到把條支（或三國時代所稱的於羅）稱為大秦（羅馬東境）的屬國。據舊說，條支未被併吞之前，強盛過於安息（Parthia），也許是指由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統治到被波斯人征服時止的巴比倫帝國時期，或者指與敘利亞合歸於塞琉西帝國時（公元前2世紀）的一段時期，而《漢書》或《史記》所用的聯名稱呼「犁靬條支」（即敘利亞及巴比倫），也許就指後面一個時期而言。 西海 卡爾提阿（Chaldaea）是Parthia（安息）帝國中唯一兼具中國關於條支的記載中所提兩個條件的區域，即同時位於安息極西邊界，又處於「西海」的海岸。的確裏海和印度洋都可以叫做西海， [13] 但裏海卻不能指為條支所在的西海。因為在班超時，安息的西界遠拓至裏海之外，在裏海航行不可能會推遠到四萬里的距離，甚至也不會有一萬里的距離（參看《魏書》第120卷《列傳》第90。內云：從安息西界循海曲亦至大秦四萬餘里）。而渡海所需時間亦不必二月、三月及至於三歲之久。（參看《後漢書·西域傳》云：「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晉書·列傳》第67云：「客商往來皆齎三歲糧。」）在公元97年，當然談不上地中海的問題。所以從安息西界港口出發的按照上面所述距離航程的航行，只適用於一個海，即波斯灣。 卡爾提阿湖中半島上的條支城 據《後漢書》第88卷《西域傳》：「條支國城在山上……海水曲環，其南及東北三面路絕，唯西北隅通陸道。」這個敘述，從各方面看來都和卡爾提阿湖（Chaldean Lake）中的半島符合。下面所附周圍地區的草圖，是我自基柏特的《鄂圖曼帝國轄下亞洲各省之新地圖》（Kiepert's Nouvelle Carte Generale des Provinces Asiatiques de l'Empire Ottoman）（柏林，1884年）中抄錄的，其中包括不列顛海軍司令官塞爾比（Selby）及彪社（Bewsher）與科林武德（Collingwood）二上尉的測量結果。 [14] 試一覽該草圖，就可以看出表示卡爾提阿湖中的半島，直到今日都是為「海水曲環」，其入口處盡為各面之湖沼澤地運河所截斷，只有西北方有一陸路通往塞琉西阿（Seleucia）及斯賓（Ktasiphon）。通西北隅的陸道迄今尚存。據基柏特說，此道使位於極近古於羅（Hira）廢址附近的今日的笯健夫城Nedief（即內惹德。——譯者），經克伯拉（Kerbela）而與報達（Bagdad）相接。我雖然懷疑古書的記載，對於我們了解此湖當時的形狀及其與幼發拉底或直接與波斯灣的關係，是否會有很多的幫助，但可以設想，這個湖的面積在古時必定要比它現有的形狀要大。 [15] 於羅國 我選卡爾提阿湖中的半島定為可能是條支城的所在地，主要是根據下面的概念出發的：卡爾提阿顯然是唯一符合中國史上的描述的地方，它作為波斯灣內航行的終點，它的港口過去必為由中亞取道斯賓而來的旅客登陸的最便利地方：從於羅（Hira）至波斯灣岸的河道航程，即使在今天，也比從斯賓到底格里斯河（達遏水）河口的河道航程要短六百「視距里」左右；如果正像斯特累培（Strabo）所斷 [16] ，幼發拉底河有另外一個河口，或者，巴雷科柏斯運河（Pallacopas Canal）可以作為卡爾提阿湖而直抵波斯灣的捷徑，那麼在湖旁港口之一啟程出發的優點，就更為明顯了。因此，我以為此地很可能就是甘英聞海程之艱遠而折回的地方（參看《後漢書》第88卷《西域傳》第78及《晉書》第97卷《列傳》第67），即位於今日笯健夫湖附近地方的條支城。城名不見於甘英之役的有關記載；但很可能早在約2世紀漢末於羅國（Hira）和主要城市於羅城建立以前，在這個半島上已存在著一個富庶的城市。 [17] 我以為中國人是知道於羅（Hira）之名的。於羅城及其國早年的殷富，足以使它為《後漢書》所見錄，因此我們看到在《後漢書》第88卷《西域傳》第78敘述由安息京城西行至往大秦之港口的路程中，提到於羅的名字 [18] 。於羅所占之地址顯然即是甘英臨大海欲渡的港口「條支城」的所在，或至少亦與條支城相類。此地在安息的極西界，「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它既屬於條支，那麼在漢代自然也就是安息的一個屬地；不過由於此城在短期內曾受過羅馬統治，所以在魏代，於羅曾被稱為大秦之屬國（參看《三國志》第30卷注內所引《魏略》）。當時，羅馬的邊境保持在於羅和斯羅（Seleucia，即塞琉西阿。——譯者）之間；「從於羅東北又渡河（幼發拉底河），斯羅東北又渡河（達遏水，即底格里斯河），斯羅屬安息與大秦接也。」（參看《三國志》第30卷注內所引《魏略》）最後，由Ktasiphon（此名我以為即斯賓國，見《後漢書》第88卷《西域傳》第78，又《三國志》第30卷所引《魏略》）至於羅的距離，據《後漢書》所述，凡九百六十里或「視距里」，假如從陸路測量，取道今日的克伯拉（Kerbela），就幾乎與最可信賴的古代作者所說該路的長度相當。 在初看好像可以符合中國人記載狀況的各個地點之中，我所以偏向於以卡爾提阿半島為條支和於羅城的所在地，理由就是如此。以前所有關於條支的考證，不管其立說如何巧妙，但我從來沒有看到能兼顧到問題的各方面的。研究這個題目的方法，不應限於兩國本身所表現的一二相同之點，我無須多說；但是除了詳盡追溯主要特點以外，中國人的記載中沒有和我假設相牴觸的說法。關於條支的各種說法 [19] 為什麼不能成立，其理由我不打算去加說明。如果我本文的考證是錯誤的，那麼，揭發他人的邏輯上的短處，並不能使我的考證因而顯得光彩些；如果我的考證是正確的，就不需搜集反面的證據來作為支持。斐希特（Fichte）說過：「以誠求真，斯得其益，毋逞意氣。」 [20] 所以，後面不採取論辯的觀點，而是任由讀者對不同的文獻，加以挑選得出自己的見解。 由赫卡托普洛斯至卡爾提阿的路線 由赫卡托普洛斯至甘英欲渡的海港的路線，在《後漢書》中可以明白推見。由赫卡托普洛斯至底格里斯河岸的一段，可能一部分與亞歷山大經由密提阿（Media）的行軍路線相符（公元前330年）。據《後漢書·西域傳》第78云：「自安息（＝Hekatompylos）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蠻國 [21] ，從阿蠻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賓國，從斯賓南行渡河又西南至於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Parthia）西界極矣。自此南乘乃通大秦。」我以為阿蠻即阿巴塔那城（Acbatana＝Assyrian Akmatan，即今之Hamadan），乃為赫卡托普洛斯以西一路上的一個人口中心區。所記載路程，可說不比中國典籍所述更為正確了，它說有陸路直通平原，可以相信是符合實際情況的。今日的達干（Damghan，可能即是赫卡托普洛斯故址）與地址所在沒有疑義的阿巴塔之間的路程恰好是三千四百「視距里」左右。 阿蠻與斯賓 沿大路繼續向西前進，必須通過由西北至東南的群山地帶，因此使直線行程發生重要的障礙；這條大路，可能須經相當迂迴，不時翻山越嶺，最後抵達離底格里斯河岸不太遠的平原。因此我們發現由阿蠻（Acbatana）至斯賓（Ktesiphon）的較短的路程而距離卻有三千六百「視距里」之長，實不足異。我考定斯賓Ktesiphon為安息京城之一。斯賓Ssǔ-pin二字，廣州人讀為Si-pan，古音可能與之相近。Si-pan或Ssǔ-pin雖然不能一望而知即為Ktesiphon，但凡熟悉中國人仿效外國人發音的，除了有一些刪削外，可以認為是一個相當合適的對音。 幼發拉底河與底格里斯河及安谷 在斯賓必須渡過底格里斯河，然後循西南之路而達於羅，距離為九百六十視距里。我考定於羅位於卡爾提阿湖半島之上，其理由已見上文。其中理由之一，就是由斯賓乘舟直下底格里斯河，其路程要比取道於羅的路線遠。不過，也許有一個時候，人們利用連接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河的最大運河，Schatt-el-Amâra，即今日的沙特埃阿姆盧作為通行道，或者乘舟，或者沿河邊的陸道步行（這是在現代中國經常可以見到的一個特色，也許同樣通行於西方的國家）。這樣就為不願去於羅的人提供了一條捷徑。在這條運河與幼發拉底河接口處相近的地方有一大鎮，即安谷Uruku城（希伯來文作Erek，希臘文作´opxo´η，即今之Warka） [22] ，我以為也許就是安息的第二港口，來往大秦的客人慣於在此啟程。它似乎很符合《三國志》注內所引《魏略》中所指的安谷城。從語音學言，安谷可拼成Ar-ku（詳見本書第16頁注［1］）。我必須承認這種考證的證據並不充分，因為它主要根據語言學上的論據，也是一種最能引起錯誤的論據。我曾與金斯邁爾先生（Mr．Kingsmill）談過，他即想到Charax Spasinu城，如果我們能夠同意希臘文XAPAK [23] 的第一音節即是中文安字（An，Ngan）的對音，他的意見值得再加考慮。尤待解決之問題是：凡前往敘利亞的人，既可遵海而南（經由波斯灣入海），或可向西行（陸行經敘利亞沙漠），又可向北行（經美索不達米亞Mesopotamia至安都Antioch），應從何港出發？我從《三國志》注內所引《魏略》一史料看來，此地就是安谷。還應該考慮的，注中既說安谷為安息的一城，其位置一定接近羅馬邊界，因為文中說大秦有一屬國，最與安谷城相近（參看《三國志》第30卷注內所引《魏略》的史料）。 大秦的海港 條支（於羅及安谷）無論在於何處，所可斷言的，它必有一通航的港口。由中國陸行而來，取道安息（Hekatompylos）、阿蠻（Acbatana）及斯賓（Ktesiphon）至此港，由此海行，「風利二月到」（《魏略》），「或三月乃得度，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後漢書》），即抵達大秦的某一海港。《後漢書·西域傳》關於條支的記載，在我看來與此說法並無牴觸 [24] 。 那麼，大秦的海港又是什麼地方？《後漢書》又云：「從安息（Parthia）陸道繞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由波斯灣頭起程，依上述的路程，使我們環繞阿拉伯半島（Arabian Peninsular），然後再北行入於紅海（Red Sea）。紅海沿岸有從事東方貿易的港口，也許都可以稱為大秦的港口。自昔有路線由柏累奈西（Berenice）（或為極南之地）至尼羅河岸的科土斯（Koptos），別有一較短路線，則由苗司霍爾姆司（Myos Hormos）至同一之河港，至此再以駱駝運貨結隊陸行，在科土斯把貨物運上河船，直下尼羅河而至亞歷山大城（Alexandria）。 [25] 這也許是印度與羅馬間大部分貿易常用的商路。中國與羅馬的貿易不同於印度之處，就是中國的商貨主要是絲絹，在投入羅馬市場以前，必須在泰爾（Tyre）或西頓（Sidon）染色，大都染成紫色，或在倍羅脫（Berytus）或泰爾紡織（再織？） [26] 。另有一條路線由紅海至腓尼基海岸的工業市鎮，但不經埃及，而通過納巴提安人（Nabataeans）的地區。 [27] 中國貨物上陸的主要大秦港口，必在今日的阿卡巴灣（Gulf of Akabah）頭，即古代的Sinus Aelaniticus。大秦時代（指公元前140年至約公元6世紀），古代腓尼基的光榮誠然確已成為過去，但腓尼基城市工業以及有賴於這些工業的商業關係，一直維持公元紀年後數百年之久。像敘利亞那樣具有天然優勢的地方，任何時候在東方與羅馬貿易中必然占有較為優勢的地位，而與其他在政治上的劣勢並行不悖。敘利亞在紅海中的海港，正在構成西奈半島（Peninsular of Sinai）的兩個海灣的東海灣頭。與此鄰近，有兩個海港，即今日阿卡巴附近的伊拉斯港（Poft of ÊElath），亦即羅馬人的阿那（Aila）或伊利安那（Aelana）和埃西安直柏港（Eceongeber），都曾被稱為遠古腓尼基貿易的通道。所羅門王遣水師直下阿斐（Ophir），即由這些海港出發，前一港口阿那，在羅馬人統治時，是一個重要的軍站。自公元紀元後幾百年中，有一位基督教的主教常駐此地。 庇特拉或犁靬 距離此港之北僅約六十里，有城名為庇特拉（Petra），此為希臘人征服者，據阿拉密阿（Aramaean）人原名Sela（意雲石）的譯名 [28] ，羅馬人又沿希臘人的舊稱，稱為阿拉伯的庇特拉（Arabia Petraea）。但此城的本名並非庇特拉，而是犁靬Rekem或Rekam。 [29] 在公元最初的兩個世紀內，庇特拉或犁靬是一個貿易中心區，印度（中國當在其列）貨品雲集其地，世界商人為了貿易往來，都集聚於此。自此城淪於回教帝國後，自那時起至19世紀初，幾乎已經全被人所遺忘。1811年，博哈德（Burckhardt） [30] 發現這一個被遺忘的故址時，在這一片一度布滿豪華建築物的具有浪漫意味的谷地上，只剩下一所破敗的大廈和一座煢煢孤立的石柱。 [31] 「過去在羅馬扶植之下，庇特拉及其屬地逐漸富庶，至於令人難信的程度。雖在荒漠之中無人理會，數百年來已被遺忘，但此山城的堂皇故址和它雕刻的文石，似乎還可證明昔日市場熙來攘往的盛況，商人的闊綽和預言破滅的確實不誤。」普林尼及斯特累培都曾描寫該城的顯明的特色。苦行派哲學家阿騰諾多拉（Athenodaras）曾游其地，歸向友人斯特累培讚嘆稱述此城在當地國王統治之下的政績，和羅馬人及其他外國居民所享受的安全。這種繁榮，無須說得完全依靠商隊的貿易，貨物由商隊運至此地，由南方商人轉到北方商人手上。以此之故，西古拉斯（Diodorus Siculus）認為那巴提安人優於其他培杜因（Bedouin）各部族。他說：「他們商業上的經營，是造成他們更大繁榮的主要原因。許多部族都追隨把由Arabia Felix（樂土阿拉伯）的轉運者交給他們的乳香、沒藥，及其他貴重的香料運往地中海，參加貿易的活動。 [32] 斯特累培亦說阿拉伯灣的商品，通常由紅海的拉克科摩（Leuke Kome）運至庇特拉；復由庇特拉運至地中海一鎮名阿爾阿利斯Rhinokolura（AlArish），又由此運往各港。 [33] 普林尼注意到由庇特拉出發，有兩條途徑。 [34] 黑楞（Heeren）加以伸述：「從普林尼的話看來（Pliny第6卷，28［32］，144），有一點至少可以決定，即庇特拉有兩條商路，其一向左，直詣迦薩（Gaza）和敘利亞海岸；其一向右，直指巴爾邁拉（Palmyra）。」 [35] 巴爾邁拉一道供應敘利亞之東，即羅馬人統治下的阿拉伯庇特拉的首都菩斯托拉城（Bostra），指今日的巴斯拉（Basrah），就位於此地，它是東方貿易的另一個中心地。迦薩一道連接阿拉伯灣與敘利亞之西，或紅海與地中海。《魏書》第120卷列傳第90所言看起來幾乎就是指這些說的路線：「其海旁出猶渤海也，而東西與渤海相望，蓋自然之理。」文中之「東西」，也許就是普林尼所說的兩途（bivium），在庇特拉或伊利安那（Aelana）合而為一，而與渤海（海灣）相望。 [36] 《魏書》又說：「居兩海之間。」即指一面紅海，一面地中海。杜環《經行記》（馬端臨所引的）對這一點說得更為清楚：「西枕西海，南枕南海。」 [37] 雖則在這裡，必須了解「西」、「南」二詞，是從大秦或敘利亞的觀點出發的。除此以外，像我前面已經指出過的，西海一詞可以適用於印度洋及其屬海（波斯灣及紅海）及裏海。海西，即海之西股，適用於紅海，正如海東（即海之東股）適用於波斯灣。故海西國即指紅海國家（散見於《後漢書·西域傳》、《三國志》注內所引《魏略》等資料），而由條支至大秦的船舶，必須經過海西（《三國志》注《魏略》）。另一方面，「海東諸國」即言海之東股的諸國，即位於波斯灣的國家（參看《魏略》及《文獻通考》）。至於海北諸國（即海以北的國家），我由《後漢書·西域傳》「有飛橋數百里可渡海北諸國」一語（按《魏略》云：「從驢分城西之大秦渡海飛橋長二百四十里。」）知道到海北諸國者須由安都（Antioch）西北的橋渡海，即在修馬（Zeugma）橫跨幼發拉底河的橋。又據《三國志》注內所引《魏略》「從安谷城陸道直北行之海北」和「大秦道既從海北陸通」二語，指斷為所指不是美索不達美亞就是敘利亞的北部。 甘英奉使的失敗 由條支至大秦，即由幼發拉底河口或附近任何一港（Babylon，Velogesia，Hira，Orchoë，Charax Spasinu？）至庇特拉或犁靬之海港伊利安那（Aelana），其海道的距離據記述為一萬里。（《魏書》第120卷列傳第90說：「從條支西渡海曲一萬里。」「從安息西界循海曲亦至大秦四萬餘里。」又《文獻通考》第339卷說：「從條支西渡海曲萬里。」「從安息西界循海曲亦至大秦回萬餘里。」）《魏書》中稱距離有四萬餘里，根據《魏書》編寫的《北史》把這個數字改正為一萬里。這個較大的數字（四萬里）極合於以視距里為長度的海程距離。由於歷來記載相傳似乎都主一萬里之說，我們在解釋一萬里之時，必須了解為它正如拉丁文Sexcenti一字，表示數字非常之大的意思。我認為安息（Parthia）邊界的船人，習染有古代腓尼基商人的精神，即不願幫助外人收集情報，以防止可能造成商業上的競爭，而損害他們自己的商業。 [38] 他們也許是敘利亞船主的雇員，由安息運中國貨物至敘利亞以應羅馬市場，再由敘利亞回航安息。 [39] 如果讓一位漢使向西前進，他就可以在閒談之中談起中國國內的絲價，並獲知敘利亞的玻璃飾品及珍物的真實價格，泄露他們僱主發財的秘密，這是完全有損他們的利益的。（按《後漢書·西域傳》謂：「與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而《晉書》第97卷《列傳》第67亦言：「安息、天竺人與之交市于海中，其利百倍。」普林尼亦有類似的說法。 [40] ）也許正由於這個原因，他們告訴甘英說：「海中有思慕之物，往者莫不悲懷，若漢使不戀父母妻子者可入。」甘英生長於西北，習於陸行，對海行還是初出道，正好受狡詐的船員的欺矇。《晉書》帶有詼諧語調說，在這樣的情況下，「英不能渡」。也許就在這時，船人提供了只有對這位歷經中亞的英雄來說才算新聞的報告：「（往大秦）途經大海，海水咸苦不可食。」（《後漢書》又謂：「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 [41] 若遇遲風亦有二歲者。故入海人皆齎三歲糧。」）《後漢書·西域傳》提出最後一段消息，我事後想起來我認為是用來解釋航行費用之巨的。這一點和說得非常斬截的海上恐怖的情況，對甘英的心理也許曾起到了同樣強烈的影響。 古代航行的速率 由幼發拉底河河口或於羅河河口航行至伊利安那（Aelana）所需最短時間，根據《魏略》則為兩月。我們如果假設由於羅至伊利安那的航程為三千六百浬，那麼3世紀，即《魏略》所代表的時代，航行速率平均為每日行六十浬；據《後漢書》所記，謂甘英時（公元97年），航行三月得渡，平均為每日行四十浬；而船人告甘英謂亦有二歲的，每天航行的數字就更小了。但我們不可以所知古代地中海航行的速率與上述的平均速率比較。佛利德倫特（Friedlaender）在其初版的名著《羅馬知識》（Sittengeschichte Rom's第2卷，1864，第15頁）中計算地中海航行的平均每天浬數，如遇順風，為一千「視距里」，即約八十浬，而培舍爾（Peschel）搜集古代航海家的最高速率紀錄，表示其最高速率為每小時八浬。（Gesch．d．Erdk，ed．Ruge，1877，第20頁）佛利德倫特在他著作第三版（1874年）第2卷中，更由古代典籍尋出很多實例，得出更高的速率，即二十四小時內航行一百至一百八十浬。這樣看來，即使甘英所聞的最高速率比這個數字也遠遠落後。但我仍然相信中國記載的真實性：首先，在這些陌生的海洋里航行，即不能與航行於亞歷山大城及羅馬之間相提並論。特別是波斯灣，自海客看來，一定視為畏途，通過卡爾提阿通河或河道時，或者要費比平常航道更多的時間；最後，我們知道挨利特累阿海（即紅海Erythraean Sea）的支港有許多港口，船舶在此停留，因停留而延擱的時間，似乎自然應該告訴甘英的船人所稱的航行全程之內，而且這些船人只有過於誇張的嫌疑，不會故意低估航行的艱阻的。每年約在夏至時，借季候風之助，由苗司霍爾姆司港（Myos Hormos）駛往馬拉巴（Malabar）或錫蘭的船一百二十五艘組成的船隊，橫渡印度洋，需時四十日。 [42] 全程四十日，根據普林尼的書， [43] 相當於巴布厄爾曼得（Babel-Mandeb）的俄西內斯（Ocelis）及馬拉巴海岸的莫齊利斯（Muziris）的距離，即約兩千浬的航程。可見在印度洋航行的平均速率一定約為每日五十浬，這正好可以證明甘英報告的確實性。 [44] 古籍中的犁靬 我們由中國古史中所提供的線索，可以斷定這條路線（即經由中亞、赫卡托普洛斯、阿蠻、斯賓、於羅、幼發拉底河口、波斯灣、印度洋、紅海、伊利安那及庇特拉，從此又分二途：一沿腓尼基岸而入於迦薩；一入於菩斯特拉［Bostra］、大馬士革［Damascus］各地），為中國與敘利亞貿易的主要通道，而敘利亞自商業關係開始起至公元166年止始終是遠西貿易的代表。我們從《後漢書》和《魏略》中知道大秦、犁鞬實為同一國家，並且很明白犁靬是較古的名字。此名最初見於《史記》（第123卷），謂張騫還時，安息王遣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或為駝鳥卵）及犁靬善眩人獻於漢。 [45] 犁靬二字之對音或譯音，言者不一。愛德金氏（Edkins）以為即「Regmim」及「Hel-lenikon」（皇家亞洲學會華北分會會刊第18卷）；泰托氏（Taintor）則以為「Legiones」（中日史地札記Notes and Oueries，第4卷）；波提埃（Pauthier）則以為即「Lycia」（參看布氏之札記卷4），亦有以為即希臘字βασcλlxηv（皇城；見札記卷4）；以及其他字源的假定不一。關於這些以及所有名字的考證，我願這樣說，大多數討論這個題目的作者，僅僅根據語音的相同，似乎不免有些輕率。一個地方的名字，應該是留在最後考慮的一事。在我們根據地方的特色把地點參定以後，如果字源上和漢名相符，這樣提供的格外的證據，我們當然歡迎這種幫助；但是我們必須小心，不可在考證基本的事實以前，便一躍而前，提出語音的結論。我們已經知道，通往大秦的最早的商路很有可能要屬於大秦的伊利安那，即東部的大埠庇特拉或Rekem。我們可以推斷Rekem是一個與條支港（Vologesia，Hira，Orchoe？）直接通航的城，中國的旅行家（如張騫或班超及甘英）通過安息的提供消息的人，一定首先知道它是華絲的市場。一位中國的管貨人在於羅問船人說：「你的船把我們的絲駛往何處？」他得到的答覆一定是：「運往Rekem。」凡船舶載東方之貨物往腓尼基的工業鎮市，都以Rekem為卸貨的轉運所，正如柏累奈西（Berenice）及苗司霍爾姆司港（Myos Hormos）或科土斯（Koptos）之可視為亞歷山大城市場的收貨站一樣。它是條支的第二站，從東方人看來，就是大秦或敘利亞的入口。至此，我有理由也許可以提出Rekem即《史記》及《漢書》的犁靬的說法，不獨在語音上凡是熟悉漢譯外國名字的人會承認是可以信服的，而且也是建立在有事實為根據的推論之上。 犁靬條支的關係 當犁靬的名字用於中國商業所及的極西國家的時候，即約公元前120年接著張騫遠使以後，以庇特拉或犁靬為首都的那巴提安人的王國在西亞處於強大的地位。蒙森（Mommsen）在它的《羅馬史》第7版第3卷中論龐培（Pompeius）時代時，甚至謂「那巴提安人在塞琉西朝帝國中以及在猶太人及培杜因人中是真正的主人。」中國在公元前的載籍，屢次以條支及犁靬二國並論，因此在一個長時期內，人們相信它們是相鄰的國家。我們前面已經講到，條支可能占有古代巴比倫的領土，即卡爾提阿湖的四周，其他作為海上航行的終點，即被人認為是西海的一部。因此在卡爾提阿人和那巴提安人之間，換句話說，即在條支與犁靬之間，存在有密切的政治及商務的關係，那是再自然不過的。這兩個民族，雖一方面有敘利亞沙漠，另一方面有印度洋及其二灣將他們互相隔離，但在他們之間確實存在密切的關係。蒙森又論及那巴提安人說：「這個卓越的民族，曾常常被人把他們和他們東鄰的遊牧阿拉伯人相混；但他們近於阿拉密阿人（Aramaean），過於伊斯馬利人（Ismaëlitës）的本宗。」這種阿拉密阿人，西方人稱他們為敘利亞族，必然在很早時期就已從他們在巴比倫附近最老的居留地派遣移居的團體到阿拉伯灣北岸，其目的可能在於貿易。他們就是蘇伊士灣（Gulf of Suez）及阿那（Aila）之間的西奈（Sinai）半島上和在庇特拉（Wadi-Musa）附近的那巴提安人。從地中海來的貨品就在他們的港口與印度的物產交換。由迦薩直達幼發拉底河河口及波斯灣的南方的隊商大路，就經過那巴提安人的首都庇特拉，該地石制的宮室陵墓，一直到現在保留著他們的雄偉壯觀。對巴提安的文明，是比幾乎已被遺忘了的歷史傳述更好的佐證。 華絲的貿易通路 由波斯灣至犁靬的海道，從我們所能收集的材料看來，在公元162至165年間羅馬皇帝安托奈那斯（安敦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在位時，到加西阿（Avidius Cassius）發動的安息戰爭（Parthian War）止，是經營絲絹貿易的主要大道；東方商品無須在腓尼基加染、繡或重織的，大部分或運往亞歷山大港，以銷行於羅馬帝國。戰爭以165年羅馬人攻下塞琉西（斯羅）及斯賓而結束，戰事就告結束，就有大秦的使團從海道來遠東，在166年10月到中國宮廷，也許並非偶然的巧合。 [46] 直至此時為止，我們從《後漢書》、《魏略》及其他記載中知道安息人壟斷了中國和大秦之間的貿易。從此，我們可以測度而知，當幼發拉底及底格里斯兩岸發生戰爭，而由中東通往位於或鄰近波斯灣船港的大道的斯羅及斯賓兩城連同它們的倉庫被攻占或焚毀之時，這種商業上的嚴重形勢，在安提阿、泰爾、西頓或庇特拉各地的敘利亞商人之間定必引起不少焦慮；從前以安息友人（如果不是政治上的友人，至少是商業上的友人）為媒介與中國發生貿易關係，今已由他們本國政府的軍隊（即羅馬人）切斷了；他們習慣期待的大宗絲貨久久不來，而本地織染的布匹、玻璃飾品、人造寶石亦不能達到中國的目的地。 [47] 在這種情形之下，派遣一個商務使團，經由印度洋及中國海，直接與中國人建立關係，豈非很自然的事麼？中國記載中稱派遣使節的人為大秦王安敦，而當時羅馬皇帝為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那麼把兩者視為一人誠然是不錯的。不過，如果我們考慮羅馬皇帝和敘利亞絲絹商人對中國抱有不同的觀點，如果把究竟誰得實惠的問題，應用於向一個和西方只能有商業關係的遠洲派遣使節一事，那麼我們不由得不問：在羅馬政府正在竭力安定邊陲之時，真有政治的理由要取得中國皇帝的友誼麼？而敘利亞商人自安息戰役後，頓失其十倍百倍的贏利，這種商業的利益，是不是找尋新關係的更強大的推動力呢？我根據這個及其他理由，相信公元166年的使團並非國家使團，而是私人的探訪。 [48] 習於和印度及錫蘭貿易的商人們，現在又進一步到達安南。他們可能原來既無文信證件，也沒有進呈漢帝的禮物和貢品；但任何有希臘或拉丁文字的紙片都可以充作信物或國書，而所謂貢物，從其物品的內容可以推斷，是在安南購置的，也許就是在到了安南以後，才決定冒稱皇家使者，以圖獲得貿易的特權。據《後漢書·西域傳》所說，其貢物不過象牙、犀角、瑇瑁，都是安南的產物，甚至連《後漢書》的撰者，心裡一定也有點懷疑，所以說「其所表貢並無珍異，疑傳者過焉」。 [49] 這批假公使，不失真正生意人的本色，早已將由大秦帶來的珍品善價售出。 [50] 而在出售所得中拿出一部分就地在安南購買一些東西作為呈獻中國皇帝的禮物。《後漢書》中所記，特別是其中對華貿易的幾句話，很可能是記載大秦使者的日錄。我相信他們把羅馬的鑄幣帶到中國，加以解釋，所以史官有「以金銀為錢，銀錢十當金錢一」之語。他們或者暗示他們的來意，謂「與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吾人質直，市無二價」等等。他們甚至謂「鄰國使到其界首者，乘驛詣王都，至則給以金錢」，以圖使中國人仿行加以優待。他們也許進一步說，「其王常欲通使於漢，而安息欲與漢繪彩與之交市，故遮閡不得自達」（《後漢書·西域傳》）。所有這些讀起來比代表安都或亞歷山大城富有的商會的商人的談吐更像安托奈那斯皇帝所頒發的國書；而且我們從古典作家論及賽拉斯（Seres，絲國）的各種記載中，也可以得出結論：安托奈那斯皇帝對長安的中國皇帝不感興趣，正如中國皇帝對他不感興趣一樣。羅馬皇帝經過與安息人作戰中的種種困難以後，不可能夢想再引兵深入那樣的遠方；而且中國在桓帝時，要保障西界已經很勉強，更不必說對付他們最強大的敵人匈奴了。在這種情形下，和中國結盟，對羅馬的利益也不會起什麼作用。 通雲南的路線 《後漢書》中沒有提到在此以後，直接的海道是否用為主要的商業路線；但從字句中間看來，似乎是如此。然書中說：「至桓帝延熹九年……始乃一通焉。」據我忖度，那時華貨以舶運載，由安南至錫蘭，古代的塔普羅巴尼（Taprobane），或馬拉巴（Malabar）沿岸，再由此地轉運至紅海。 [51] 在前魏代，即約在公元3到6世紀間，又經常採用另外一條路線，特別是用於輸入大秦貨品的。《魏書》有云：「又水道通益州永昌郡。」（《文獻通考》亦引之）《魏略》又云：「大秦道既從海北陸通，又循海而南與交趾七郡外夷北。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按此二區在今之雲南）故永昌出異物（大秦者）。」此處所言的路線，引導我們到白古（擺古）海岸的一個港口，有從那裡兩條河之一——薩倫河（沙爾溫江）或伊拉瓦底江，成為和雲南境內重要的通道，順沿後者（亦名大江）河床而前的這一條東南路線，近20年來，曾著名為重要行旅的地點，在那個時候，因為它把中國相當寬廣的和孟加拉灣的各港連接了起來，曾有過一番商業來往的盛況，猶可想見。據《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大秦的樂人及幻人取道入於撣國，當時撣國必在永昌郡附近（馬可波羅的Vochang）。這位曾於公元98年受和帝金印紫綬之賜的撣國國王，又以入境的敘利亞伎人獻於漢帝。公元121年元會，安帝作樂於庭，他們曾當眾表演過。 [52] 中國的旅行家也許從來沒有越安息，橫大海，以入於大秦走遍全程的；但中國人一定知道他們的商品是向這個方向進行的，看來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說明《宋書》第97卷《列傳》第57所說：「二漢銜役，特艱斯路，而商貨所資，或出交部。泛海陵波，因風遠至。」 漢人已知的尼羅河路線 我們由《魏略》一書，可以斷定魏代（公元3世紀）中國作者已知埃及沿岸各海港的貿易情形。這個時代的大秦必然包括埃及。《魏略》云：「其國在海西，故俗謂之海西，有河出其國西，又有大海。」我前面已經指出，海西即指紅海；此處所言之河，我相信即尼羅河；「又有大海」，就是地中海。《魏略》又云：「海西有遲散城。」遲散二字的古音，可以推斷為Disan。 [53] 我敢說這是中國人對尼羅河支流上的亞歷山大城（Alexandrea）的讀法。《魏略》更云：「從國下直北至烏丹城。」「從國下」一語，可能中國的作者依照一位進入紅海的旅行家的觀點，指尚未到其國。他一定是向北直駛，才到達苗司霍爾姆司（Myos Hormos），本地之人或稱為烏丹。 [54] 在此地的西南，有商路於科土斯（Koptos）附近與尼羅河相接，據中國史家說，「西南又渡一河，乘船一日乃過」，也許是指科普托斯的面積而言的一種誇張之說。稱「有河出其國，西又有大海，海西有遲散城，從國下直北至烏丹城，西南又渡一河，乘船一日乃過，西南又渡一河，一日乃過，凡有大都三，從安谷城陸道直北行之海北，復直西行之海西，復直南行經之」的一大段文字，似述取道埃及（苗司霍爾姆司、科普托斯、亞歷山大城）而至敘利亞之路（安都、泰爾或另一腓尼基城）。其謂「凡有大都三」，或指埃及（即指遲散城之國）之分為三大部［三角洲（Delta），黑普提隆米斯（Heptanomis），西培伊斯（Thebais）］。《魏略》更謂「烏遲散城渡一河乘船一日乃過，周迴繞海，凡當渡大海六日乃到其國。」據我現在對這段文字的理解，它是記述由亞歷山大城至大秦京都安都的路程。烏遲散三字Wu-Chih-San的古音可讀為Odisan，烏Wu或O是附加部分，可略去而讀為Chih-San，我認為這就是Alexandria（亞歷山大）城的音轉。由此城至瀕海的安都（據說奧倫梯河Orontes在古代可以通航遠至安都Antioch），全程約四百浬。以每日行七十浬之速率，需時約六日。 [55] 一日渡河，然後六日航海，也許是由於選取了通往加諾帕斯（Canobus）城或郊外的Ostium Herocleoticum河口，此地有一通航的運河與小內港基培塔斯（Kibotus）相連，距出發點約十五浬。因此由啟碇而至出海需要一天的工夫。 [56] 我傾向於相信經由尼羅河而以安都或其他敘利亞港口為目的地的中國或印度商貨，並不駛入亞歷山大城的任何海港，而是經過監視河內外貿易之海關（根據斯特累培之語），以前已經用船駁運，因此旅行者可以入城或在城的東郊行樂，無須在城的地中海方面上船繼續起程。 [57] 由巴比倫至敘利亞的陸路 由中國至敘利亞各路，讀者既已明了，也許可以問由巴比倫至西方的陸路究竟怎麼樣了呢？我們從西方作家方面得知在幼發拉底河河口及庇特拉之間有商路可通；此外，必更有一路從巴比倫附近驛站通過沙漠取道巴爾邁拉（Palmyra）以達挨美薩（Emesa）或大馬士革（Damask）；最後有大道至亞洲西部，即舊日皇城路，以及由斯羅取道修馬（Zeugma）的橋經美索不達米亞而至安都。如果說，那些供給《後漢書》作者撰寫《大秦傳》材料的人會沒有注意到這些東方貿易的舊有陸路，那將是十分奇異的事。我相信《後漢書·西域傳》謂「人庶連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終無盜賊寇警，而道多猛虎、獅子，遮害行旅，不百餘人齎兵器輒為所食，又言有飛橋數百里，可渡海北諸國」的一段，也許很可視為描寫大秦的陸路，由於所述包括某些跡象，其中包含似乎可以指為由斯羅至安都的美索不達米亞一路，我似可以推論說，後漢時代的中國人已經知道這條路了。同書又云：「從安息陸路繞海北行出海西至大秦。」這一段是《後漢書》中最曖昧的文字之一，究竟作怎樣的解釋，我頗有一些懷疑。布氏在《中國紀事》第3卷解釋道：「由安息，繞海之北岸，從陸道可達大秦。」他繼續說：「此處吾人所指的是，或是經小亞細亞繞地中海而行，或經高加索繞黑海而行。」巴刻君（前引書第16卷）雖不贊成布氏以大秦為義大利之說，但亦同於布氏將「繞海」一詞（我譯為making a round at sea「繞于海」者）翻譯為「在陸繞海」之意，而以繞（他用surround）為及物動詞。他解釋上文說：「如果要採用陸路，就完全離開美索不達米亞區域，循著厄爾布魯士（Elburz）群山以北的裏海岸，北行經過南阿密尼阿（South-Armenia），朝向敘利亞北部的安都方向而行。」我不能同意這個說法的理由是：繞字雖有其他用法，如繞山及繞城之類，但「繞海」二字並不指在陸上繞海而行，而是指在海上繞行；或者如一位我曾請教過的中國學者說，除非乘船，不能繞海。我可以引《魏略》的一段話為證：「烏遲散城渡一河，乘船一日乃過，周迴繞海，凡當渡大海六日乃到其國。」此處明言乘船，完全排除了陸上繞行的概念。「繞」字與「周回」二字均為同類動詞，都可以用為及物的和不及物的動詞。從不及物動詞的用法言，它是指取曲線道路，迂迴而行。「從安息陸道繞海北行出海西」一語，如果逐字翻譯，可以譯為「從安息陸道而來，在海上繞行，復北行，由海之西面而出」。 美索不達米亞 不過中國文字可以非常含糊，因此，這段文字除巴刻君的解釋外，還可做別的解釋。巴刻君以為由波斯灣至伊利安那（Aelana）的海道，有其他文字（參看《後漢書·西域傳》；《晉書·列傳》第67；《魏書·列傳》第90；《魏略》及《文獻通考》各史料）可以作充分的證明。他的話也許是對的，我無需把很可能屬於另外環節的薄弱各環強加於這個堅強的環節之中。這裡所說另外的環節，可見於《後漢書·西域傳》：「人庶連屬」至「可度海北諸國」各段。對這段可疑的文字，我不採用巴刻君的說法，試作解釋如下：即「由安息之陸道而來，『繞』循一曲線之路，周回通過或抵達『海北』（地域之稱，即敘利亞本部之北之美索不達米亞）又『行出海西』，海西即大秦。」 [58] 這一條經過海北的陸路，《魏略》曾提到「從安谷城陸道直北行之海北」及「大秦道既從海北陸通」；後面的各段在各方面都可以應用於在美索不達米亞境內的旅行。亞洲的這一部分確是人口稠密，但極可能常有獅子出沒，因為斯特累培也不單說過美索不達米亞為一片好牧地，並且說充斥獅子；在《西域傳》中提到這條路上的一個特色：「有飛橋數百里可渡海北諸國。」此橋據《魏略》「從驢分城西之大秦渡海飛橋長二百三十里」及《文獻通考》「驢分魏時聞焉，屬大秦，其地去大秦都二千里，從驢分城西之大秦度海飛橋長二百四十里，發海道西南，繞海道，直西行至焉」等語，可知此橋在大秦首都東北二千里或「視距里」之內，一定就是位於修馬城，橫跨幼發拉底河的大橋；修馬城位於安都的東北，據斯特累培說，約距伊索斯灣（Gulf of Issus）一千四百「視距里」。 《魏略》所載各路線的分析 《魏略》所載的陸路路線都可以明白考尋出來。從安谷城（Orchoë）到達大秦，有三個不同的方向：北路顯然就是經由美索不達米亞的路；西路為經過敘利亞沙漠的商路，可能是取道巴爾邁拉（Palmyra）的路；此外「直南行」的海道，即經過波斯灣，正如由於羅（Hira）（參看《後漢書·西域傳》）入海南行。北路或美索不達米亞一路，《魏略》必已提及（P．50，51）。文中謂「大秦道既從海北陸通，又循海而南與交趾七郡外夷北」，也許是指知有通大秦的中亞陸路，先於取道錫蘭的海道。另一方面，下文說「前世但論有水道」是指繞航阿拉伯半島；「不知有陸道」即只知道美索不達米亞或巴爾邁拉一路。在知道甘英欲渡的海路以後，對這兩段看來牴觸的文字，我只能作此解釋。由此解釋，對中國人已知的路線，可以提供下面各路的歷史。 第一——甘英欲行之路，即越陸至條支，由條支渡海至大秦。 第二——在甘英之後（公元97年），但在採用取道錫蘭的直接海道（公元166年）以前，完全由陸路來往。 第三——自公元166年（即安敦使節之來）後，通行直接海道。 由《魏略》中關於大秦各屬國的地理記述，清楚表明由巴比倫至敘利亞的若干陸路，在3世紀中已經為中國人所知道。凡提到的屬於大秦的各邦，幾乎全都可以視為安都路上的驛站。 大秦屬國 《後漢書》謂「小國役屬（大秦）者數十」。《新唐書》重述其言，亦謂「臣役小國數十」。《魏略》改變一下文句，謂「置小王數十」。同書列舉了其中一些國家，如果我對地勢的直覺不錯，我以為它們都位於靠近敘利亞的東界，為東羅馬帝國面臨安息邊疆的外站。小邦名目有：澤散、驢分、且蘭、賢督、汜復、於羅等。（見《魏略》）於羅我敢以為即卡爾提阿湖的於羅（Hira），乃條支入海港口之一。《魏略》又云：「其餘小王國甚多，不能一一詳之也。」 上述的「屬國」，——也許這些城市及其附近地方，都仍在原主（小王）統治之下，納貢於羅馬人，所以稱為屬國——《魏略》曾分別加以敘述，但它們的確切位置，難於考定。因此，我不能保證我譯文的精確，也許在我們獲得解決這問題的關鍵以後，還需要再加訂正。除待進一步作專門的研究外，我以不敢十分自信的心情，在此提出我關於其中若干地理位置的看法。 澤散 澤散（Tse-San，古音Da-San） [59] 或為另一亞歷山大城，有一時期稱為Charax Spasinu，為幼發拉底河河口的大商埠。《魏略》謂其地在「海中央」，或即指其為幼發拉底河的兩段所圍繞。又謂其「最與安息安谷城相近」。我們據《魏略》「從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截海西」一語，可斷定安谷也像於羅或條支一樣，是一個位於或靠近波斯灣岸的海港，如推測不錯，安谷城即奧楚（Orchoe）或埃力克（Erek），澤散很可能是河（Mesene？）口的一區。澤散也像所有此類的海港，為下紅海候船之地，「西南（即先南行，繼而西行）詣大秦都不知里數」。如《魏略》言， [60] 不管其確切的所在地在哪裡，書中稱「北至驢分，水行半歲，風疾時一月到」。這引導我們經過長途河行以後，抵達靠近幼發拉底河上游的區域；我們不妨說是俄斯爾荷恩（Osrhoene）王國；及當時伊得撒（Edessa），尼斯福城（Nicephorium）等羅馬城市。 [61] 「驢分去大秦都二千里。」由尼斯福城取道阿巴密及修馬至安提阿的路程適為二千「視距里」。 [62] 「從驢分城西之大秦渡海飛橋長二百三十里。」（《魏略》、《文獻通考》則謂飛橋長二百四十里）中國人經常提到「渡海」，實際上就是渡河，渡廣州的珠江，直到現在也說過海而非過河；《魏略》云：「其治（汜復）東北去於羅三百四十里渡海也。」又云：「其治（於羅）在汜復東北渡河，從於羅東北又渡河，斯羅東北又渡河。」同是一條水，而一段中河海並稱，可以作比。因此，我們可以把這段文字解釋為：「從驢分城西渡過跨河（幼發拉底河）的飛橋。」這座橋的長度自然說不上以里數計，甚至也不能以「視距里」計，但我們必須假定由於把步（Passus）數錯譯為里數。飛橋既在驢分之西，且在至大秦京都的路上，我就斷定為塞琉卡斯（Seleucus）所建之橋，塞琉卡斯是建立 [63] 對峙於幼發拉底河兩岸的阿巴密阿及修馬二城的人，如果不是《魏略》說明「從驢分城西之大秦……渡海（河）道西南行，繞海直西行」，我在俄斯爾荷恩的幾個著名的城市中，定會以伊得撒為驢分城。這段文字表明由驢分至安都，有陸行和河行二道。符合此種情形的，本有薩摩薩塔城（Samosata），但此城似非至大秦安都路上的一站，所以我定為肯斯福城，因為它正在路旁。由此你可以從河道直西行，或由陸道經修馬橋直西南行，都可以到安都。 且蘭、思陶、汜復 據《魏略》所述的亞洲這一部分的道路情形，我認為且蘭是敘利亞東部的一個地方，或即巴爾邁拉（Palmyra）（Tadmor）。思陶可能就是位於底格里斯河右岸的西特卡（Sittake），這裡可能有一條路向南通抵幼發拉底河上的巴比倫 [64] ；或者如《魏略》所說：「從思陶國直南，渡河，乃直西行之且蘭三千里；道出河南，乃西行。」通過沙漠的陸路，從Sittake的對面和西南，即伊鎮（Is）附近的可能航行路線，實際上離幼發拉底河岸有很大的距離。它的路程很可以定為三千「視距里」，因為按普林尼（第5卷，25［21］，第88頁）估計由巴爾邁拉至斯羅為三十三萬七千步，共約四千五百「視距里」。我們向西而行六百里或「視距里」，即抵敘利亞本境。「從且蘭復直西河之汜復國六百里」（《魏略》），「西河」或指奧倫梯河右岸的挨美薩（Emesa）；但各史均無「河」這一字，故最好讀為「行」字，因此我不欲強調此點。挨美薩城乃橫跨沙漠的巴爾邁拉路所經，至此並與由庇特拉北至安都的「南路」相接。中國人的記載說：「南道會汜復（即汜復路），乃西南之賢督國。」賢督的地位或許即是大馬士革（Damask），地址在挨美薩略偏西南的方向。《魏略》又說：「且蘭、汜復直南，乃有積石。」所謂積石看起來只是對庇特拉（Arabia Petraea）的岩石區的描摹和稱呼。從下面所說：「積石南乃有大海，出珊瑚真珠。」可以作這個描寫的佐證；如果我所考其他各點都能成立，這個「大海」只能是紅海。 [65] 《魏略》有一段文字對於亞洲西部主要山脈有的一般方向作了大概的描寫，謂「且蘭（Palmyra？）、汜復（Emesa？）、斯賓（Ktesiphon？）及阿蠻（Acbatana？）北有一山東南行；大秦（即海西，海西之國，紅海之國）東海東（波斯灣之國，即幼發拉底及底格里斯之國）各有一山皆南北行」。在挨美薩（汜復）、巴爾邁拉（且蘭）、斯賓、阿蠻以北由東而西的山脈必然就是托魯斯（Taurus）山脈；而在大秦之東（？）由北至南的山脈也許就是黎巴嫩（Libanon）山脈和它的南北支脈；海東以東的山脈為塞格拉斯山脈（Zagrus mons）及其支脈以及底格里斯河以東與河平行的各山脈。 《魏略》所說的屬國和我嘗試所作的解釋，到此為止，也許可以稱為滿意。但《魏略》的下文，其中把前面所述的路線和明顯屬於另一區域的地方相連，變成了一個大疑團。它說「賢督（Damask？）其治東北去汜復六百里。（汜復Emesa？）其治東北去於羅三百四十里，渡海（河）也」。我已考定於羅為Hira。如果說汜復有可能為巴爾邁拉沙漠西北的其他若干地域，那麼，於羅怎樣能夠在汜復東北，或在其處附近任何地方的東北呢？要使這段記載成為可解，我們不能不認此中文本或此書根據的原文有割裂遺漏之處，以致在全篇明白易解的概述中插入這段淆亂的文字。 這一段的下文又極通順易解，且可以支持我認為於羅即Hira的說法。《魏略》說：「於羅屬大秦。」且說：「從於羅東北又渡河，斯羅東北又渡河。」又說：「斯羅屬安息（Parthia）與大秦接也。」羅馬東境的邊界，因與安息及波斯戰爭的勝利，自然有所變動；但斯羅（Seleucia）也許比任何其他城市更合適視為在兩個帝國之間的邊城。你由於羅至斯羅，必須渡過幼發拉底河向東北而前；越過斯羅後，又須渡過橫亘於斯羅及安息國王冬宮所在的斯賓（Ktesiphon）之間的底格里斯河。此城的確曾經屢次毀圮，自公元165年加西阿（Avldius Cassius）破壞後，迄未恢復昔日作為安息商業中心的繁榮；在這個廢址上曾建立起一個新城，有一個時候稱為科遲（Koche）， [66] 與左岸的斯賓城併合為馬丹城（Madian），為阿塔薛西斯（Artaxerxes）以來波斯諸王的首都。阿薩西朝（安息Arsacide）自公元226年為薩散尼王朝（Sassanides）推翻後，已不能統治底格里斯河的兩岸，看來《魏略》一書（包括公元220—264年）所述安息各城，年代上似乎不合。因此，我們不得不假定，可能供給材料的人暗將舊統治者（安息，即阿薩西朝）之名轉移於新政府上。據馬端臨對波斯的記載（《文獻通考》第339卷），新的波斯帝國初次與中國接觸，似乎始於後魏（公元386—543年）；在文中明白提到西京名宿利城 [67] 的，即上述之馬丹城。宿利城位於達遏水岸上。（達遏水即底格里斯河Tigris）此水通過城之中部而向南流。「有河經其城中南流，即條支之故地也。」這可以視為支持此地即卡爾提阿一說的另一佐證。 遲散即亞歷山大城（亞歷山大里亞） 根據中國人的記載，屬國之一為遲散，馬端臨《文獻通考》稱為「王城」，我前面已經試圖考定此城即為埃及的亞歷山大城。遲散之名顯然最早見於《魏略》，這一事實，似乎說明此城之為商業重鎮，在三國魏（公元220—264年）時中國人已經知道了（雖然早在幾百年前中國人是否便知有此城，我們沒有任何的根據）。馬端臨所謂「（大秦）西有大海，海西有遲散城王城」，也許他具有更早的材料根據。我考證這個地方大都依據《魏略》，而《新唐書》述拂菻東西境時有一段說「拂菻古大秦也……西瀕海有遲散城，東南接波斯」更可以作為支持我的說法的佐證。紐曼（Neumann）說：「《唐書》顯然以Tschy或Sy San，即Byzantium（拜占庭）之名稱君士坦丁堡。」（《亞洲研究》Asiat，Studien，第172頁），布氏（Bretschneider）謂遲散城的遲字，為避字之形誤，打算把遲散改為避散Pi-San（即Byzantium）。我借這個機會要聲明，除非具有極符合情況的有力證據，我們不應輕易假定中國古籍上文字有誤。就這個例子的環境來說，縱使可以證明拂菻為東帝國，也不許可我們便把遲散指為拜占庭（Byzantium）；而且，這個名字出現在《魏略》一事，本身就是反對這種假說的強有力的理由。因為《魏略》所記為3世紀事跡，在這個時期中，經過奈澤（Higer）和塞弗拉斯（Severus）於公元196年戰爭的破壞後，「此東方之盛都僅存一片廢墟而已」（引吉本語）。 出自印度傳說的女國 中國記載大秦或拂菻的屬國時，談及女人國及矮人國。我們必須認為，這些記載不是根據實際情況的；它們只是西方民間傳說的片段，報告者（中國人或羅馬人）都從來沒有親歷其境。中國人的想像力，本來極容易接受新奇的東西，女人國及矮人國的傳述一定深深地印入中國人的想像之中，因而這種傳述遂保存在他們的記載里；另一方面其他平淡無奇的真實事跡，卻歸於湮沒。 按《新唐書》第221卷《列傳》146第6頁云：「拂菻西南際海島有西女國，皆女子，多珍貨，附拂菻。拂菻君長歲遣男子配焉。俗產男不舉。」同書《西域傳》又提到中亞細亞的東女國：「西海亦有女自王，故稱東以別之。」在玄奘《大唐西域記》中也有相同的一段文字。 [68] 《大唐西域記》完成於公元648年，大都取材於梵籍，比《新唐書》的修纂要早幾百年。 [69] 其中說及西女國：「拂懍國西南海島有西女國，皆是女人，略無男子，多諸珍寶貨，附拂懍國，故拂懍王歲遣丈夫配焉。其俗產男皆不舉也。」把這一段文字以及《新唐書》關於拂菻的事跡，關於古代大秦或者也是如此，有許多是出於佛教翻譯家所譯出的印度材料。這就是愛德金斯博士（Dr．Edkins）最近提出的見解。 [70] 玄奘的書著作年代較早，而且也不像《唐書》那樣纂輯而成， [71] 故關於女國的材料一定是從此取材的。 關於女國的記載，在許多方面和我們在斯特累培的書（第11卷，第50頁）中所有論及女國（Amazon）的地方相符合。但斯特累培筆下的女國，據云位於密奧提斯湖（Lake Maeotis）岸的某地，而非拂菻的西南；她們也不是住在島上；以男子和她們相配的鄰人，不是敘利亞人而是居於高加索山下的加加爾人（Gargareans）。馬端臨《文獻通考》第339卷引杜環《行經記》云：「又聞（大秦）西有女國，感水而生。」（也許是指自水中而生，如古代賽普勒斯的女神安那提俄美尼Venus Anadyomene of Cyprus） [72] 小人國 小人國（Pygmies）一名，馬端臨的《文獻通考》中談到：「小人在大秦之南，軀才三尺，其耕種之時，懼鶴所食，大秦每衛助之，小人竭其珍以酬報。」這是不遺細跡地重述非洲小人國的舊有傳說。此種小人居於大秦或敘利亞之南，其所在與蓬彼雅斯彌拉（Pomponius Mela）所指的地理位置完全符合；他提到紅海西岸的這種居民說：「內地的小人是一種身材纖小的人種，從體質上來說，他們生長起來，足與鶴相抗衡而已。」（Ⅲ，881——Frick）哲利阿斯（Gellius）描述他們身體大小時，說體高只有二尺又四分之一。什淮恩浮特（Schweinfurth） [73] 所發現的阿卡（Akka）民族，可能就是所有這種記載的真實根據，也許和女國傳說通過同一的途徑傳入遠東，成為中國人的記述。可以注意的是，一方面我們的拉丁權威顯然過於誇張，說小人的體高不過二尺又四分之一，倒是馬端臨之言比較接近事實（除非說經過其間的幾百年，因與身材高大的民族通婚，增加了他們平均的體高）。另一方面，中國史家謂其人三尺，相當於英尺三尺半。什淮恩浮特在他的書中繪有阿卡人的兩幅插圖，一長四尺一寸；一長四尺四寸；又說：「我從來沒有見到體高有遠逾四尺十寸的。」 摩鄰及老勃薩 《新唐書》提到西南有黑種之國：「自拂菻西南度磧二千里，有國曰磨鄰，曰老勃薩。」無疑這是指西奈半島（Peninsula of Sinai）的賽（Sin）沙漠而言。馬端臨（《文獻通考》第339卷）明言它位於摩鄰國的秧薩羅西南；秧薩羅國或即耶路撒冷（Jerusalem）的對音。 [74] 又說：「渡大磧，行二千里，至其國，其人黑，其俗獷。少米麥，無草木。馬食乾魚，人食鵲莽，鵲莽即波斯棗也。」且謂「諸國陸行之所經山胡則一種」。此處所述的諸國，我們也許可以推斷位於紅海西岸，遠至古代傳說食魚的民族特羅格盧底（Troglodytae）或伊底育菲支（Ichthyophagi）。我當然更偏向於埃及東岸的不毛之地，因為供給大量乾魚來飼馬一事，在這些地方比非洲內地的某些地區更有可能。埃及紅海岸的荒蕪之稱是很著名的，也同埃及的其他部分一樣，居民每天的食糧主要仰給於棗樹。古代旅行家馬可波羅及伊本巴圖特（Ibn Batuta）曾經遊歷俄曼（Oman）沿岸的某些部落，在他們的記載中，前者注意到以棗及魚為食品，大量消費；後者注意到以「各種小魚飼畜的奇俗」， [75] 他們的話和《唐書》所言，大同小異。不幸俄曼在拂菻的東南而非在西南，且距離拂菻太遠，因此，不能即指為其地。我們唯有轉向埃及沿岸來找尋，因而定為苗司霍爾姆司（Myos Harmos）附近的地域 [76] ，在此登岸繼續取道科土斯（Koptos）及亞歷山大城前進的旅客，也許知道這些地域。斯特累培也提到主要樹木中的棗樹，和以魚飼畜的習慣。開姆桑（Kempthornc）在他的1828年《波斯灣東岸測探記》（《皇家地理學會會刊》第5卷，第270頁）中談到對面的海岸說：「居民仍舊完全依靠魚來生活，因為土地完全不毛，沒有任何草類，因此牲畜也和他們的主人一樣，吃同樣的食料。岸邊有大量的牡蠣、螃蟹和各色各樣的貝類。在此地及阿拉伯，許多地方因日炙的沙地，草木稀少，都完全以乾魚和棗混雜而飼畜。」所以我們可以頗有把握地把面對波斯灣阿拉伯海岸的Icthyophagi所說的一切，移用於苗司霍爾姆司或柏累奈西（Berenice）附近的地區；因為在這個共名之下所記載的兩類部族，關於他們所處的地域和生活方式，正如這方面的主要權威阿加塔爾西提斯（Agatharchides）所暗示的，無一不相同。 [77] 我引米勒（Muller）所訂的拉丁文如下： 「Ac primum de Ichthyophagis Aethiopibus（qui piscibus nutriuntur）dicemus，quibus maritime habitatur region a Carmania et Gedrosia ad extremum usque recessum sinus Arabici，qui in mediterranea incredibili prope spatio excurrens，ad ostium a duabus continentibus，hinc Arabia felice，illinc Autaeis，qui sunt ad extremum sinus Arabici secessum，quem magnum includit mare，usque ad Indiam et Gedrosiam et Carmaniam et Persas insulasque memoratis gentibus subjectas．Ubique habitant Ichthyophagi（homines ex piscibus victitantes）；quinudo，tan feminae quam viri，sunt corpore，et communem sobolis procreationem habent；naturali quidem voluptatis et molestiae cognitione，sed turpium et honestorum ne minima quidem proediti notitia．」 「史前時代，有一種水獸名Ichthyophagis（按Ichthyophagis有謂為人面獸身的動物，有謂為水居的太古人類），以魚類為食，住在沿海區，阿拉伯北端，地中海一帶，紅海與波斯灣之三角地帶及印度海。該動物的性器官與人無異，其受孕、胚胎、生育亦均如人類，而不以雜交亂倫為恥，其壞處更有甚於野蠻人。」 最後一段也許可以作為了解《唐書》所言「不恥 報，於夷狄最甚。」和《文獻通考》所言「共尋尋 報於夷狄最甚」的幫助；兩書的原文可能小有訛失。「不恥 報，於夷狄最甚。」一語，我譯為「The Hsunhsun have most frequent illicit intercourse with barbarians」；巴刻先生（Mr．Parker）則擬譯為「They are not ashamed of incest，and in this respect they are the worst among the barbarians．」他的譯文使我們更接近於伊底育菲支（Ichthyophagi）的古典傳說，我極同意這樣改譯。 大秦故京 保存於當時史書和後人輯集的引文中的中國古代典籍，包含關於大秦首都的一系列詳細記載，如果把它和西方作者流傳下來的關於安都（Antioch）古城的材料比較，一定很有興趣：安都作為羅馬總督統治全東境（敘利亞、埃及與小亞細亞）的駐節地，一定會被人視為大秦的首都。此種詳情，必備見於米勒（Otfried Milller）所作《安都古蹟》一書（Antiquitates Antiochenae 1841年哥廷根出版），但我在歐洲沒有找到此書，現在我不得不將散見於中國歷代書上的零碎材料加以輯集。 大秦的京都，在魏代稱為安都（《魏書》及《文獻通考》均載），波提埃恰當地指出此名即Antioch。 [78] 玉爾（Yule）說：「關於這個顯指Antioch的名字，在馬蘇提（Mas'udi）書中，知在伊斯蘭教徒征服時，此城之原名僅剩幾個字母alif，Nún及Tá而已，真是奇怪。」 [79] 這也許可以足夠證明中國舊名語尾無K音的論據；對漢字的古讀，不管我們採用什麼原理，《康熙字典》所引證的都tu古音，都不能證明語尾有tuk之音。但照我的見解，安都正好是Antiochia對音漢字。斯普盧納（Spruner）與美琪（Menke）合作所編的古地圖（Atlas Antiqaus）（第九圖）載有此城的圖樣，可能根據米勒書中的材料；我現在雖不能引證必要的古書中關於此城詳況的篇章，為此圖的精確提供證據，但編者的盛名，可以保證，它可以代表學者們對此城及屬區輪廓的看法。我所摹寫的草圖，足可以表明中國人關於安都的描寫。除王城東北郊外圍的點綴線外，我悉照原圖，沒有增加什麼。 《魏書》謂「其王都城分為五城，各方五里，周六十里。」從下面的文字，此處所言五區，應當說是四區，第五區為居中的王城。下文說：「王城居中，城置八臣以主四方，而王城亦置八臣分主四城。」如果我們假定第五城或中央之城為城之長官所居，則此四城正合於斯特累培所稱的安都（Antioch），別名四城（tetrapolis）。 [80] 四城均自有牆，又有一大牆包圍之，正是安都的特色；即使所有其他的論據都不能成立，單就這一點已經足夠使它區別於古代西方任何其他大城，特別是與它對峙的羅馬和亞歷山大城。 [81] 京城的周圍如下： 一、《漢書》謂：「所居城邑周圜百餘里。」《魏略》謂：「其王所治城周回百餘里。」《晉書》謂：「其城邑周回百餘里。」可知當漢、魏及晉朝，即約在公元最初三世紀中，此城周圍逾一百里。 二、《魏書》謂：「周六十里。」則北魏時（公元386—556年）為「六十里」。 三、《唐書》謂：「城廣八十里。」《文獻通考》云：「王城方八十里。」則唐代（即7世紀及以後）為「八十里」。 安都城自公元前301年由塞琉卡斯（Seleucus Nicator）奠基以來，經過數次擴張延伸，至挨彼達腓尼斯（Antiochus Epiphanes，死於公元前163年）時，面積已增大至包含有四個有牆的城，郊區尚不在內。但它的極盛時期一直延至基督教紀元期內。有好幾位羅馬皇帝在一生中有一部分時間居於他們這個東境的都城；在羅馬皇帝之下，這裡是統治包括小亞細亞、敘利亞及埃及在內的羅馬東土的羅馬總督永久駐在地。根據由斯普盧納與美琪所提供的屬於公元前2世紀的城圖來看，如將東北郊計算在內，則周圍一百里或「視距里」，絕非誇大之詞。當北魏時，即公元5世紀，此城開始衰敗；剛好到北魏末年（公元532年），一次可怖的地震使它的光輝受到致命的傷害；雖查士丁尼（Justinian）支出巨資重建該城，但亦不能恢復它昔日的偉觀。達就是我們在中國書上見到的周回最小僅六十里或「視距里」的時期。在阿拉伯人統治時代，此城略有所恢復，因此，在唐代有周回八十里或「視距里」的記述。 不論中國人記載中所保存的里數，其真實至何程度，但安都（Antioch）在它最盛時期，它的面積可以和古代世界的任何大城相比都不遜色。佛利德倫特在其書（1873年第4版第1卷，第6頁）中指出此城連郊區圓周共一萬八千零七十二步（等於一百四十四視距里），亞歷山大城為一萬六千三百六十步，羅馬為一萬四千一百二十步。拜占庭城共分十四區，在君士坦丁（Constantine公元330年）時，曾經擴大重建，但共周回不過七哩（等於五十六視距里）。《舊唐書》云：「其都城壘石為之，尤絕高峻……東面有大門，共高二十餘丈（即等於二百三十五尺余） [82] ，自上及下飾以黃金，光輝燦爛連曜數里。自外至王室，凡有大門三重，列異寶雕飾。第二門之樓中，懸一大金秤，以金丸十二枚屬於衡端以候日之十二時焉。為一金人，其大如人立於側，每至一時，其金丸輒落，鏗然發聲，引唱以紀時日，毫釐無失。」（《新唐書》亦有此說，略同） 我們知道安都城垣，是特別高的。關於它的東門，我現在無從證實中國記載所傳的事實。 [83] 文中下面所述的機械裝置，一定就是「刻漏」，至少中國人已經有所認識，《淵鑒類函》第369卷引用《唐書》的話，即列於「刻漏」題下。 《魏略》謂：「共治濱側河海。」我將「河海」二字譯為「river estuary」，意謂通海之河。此河當為安都的奧倫梯（Orontes），自海岸經此河，只需一天便可抵達該城。 [84] 大秦拂菻的領土 關於大秦及拂菻的面積，如果不是中國人記載中用詞的存疑，本來是很明白的。《後漢書》說：「地方數千里」，因而就發生了我們怎樣來解釋這句話的問題。前人都同意譯為several thousand lisquare（數千里方），但這並不是「方」之正統的意思。《孟子》一書有云：「寡人之囿方四十里」，雷格（Legge）譯作「僅四十里」。我們只能這樣譯而不能作四十里平方，因為按四十里平方計，就成為一千六百方里，那就將為一個體制極為可觀的公園了，而《孟子》本文中說這句話的原意，是說他的花園是一個極平常的公園。此外，中國註解的人都是這樣解釋，因此我們只能照上文翻譯。 [85] 另一方面，雷格另同段中（《論語》第11卷，第111頁），又把「方六七十里」譯為「sixty or seventy li square」，因為照全文的意思，如果以正統的本義來譯，就將違反情理。這樣似乎說明像「方數千里」、「方六千里」一類的用詞，不應該視為具有一種確定的含義。為了知道一個古代作家使用這些詞究竟代表什麼意思，最可靠的方法，也許是把它與人所比較熟知的領土加以比較。《隋書》 [86] 成於7世紀初，在敘述作為扶南或暹羅之一部的赤土國時，稱其土地方數千里，正與《後漢書》所言的大秦領土相同。赤土的面積無論如何斷不能與羅馬帝國相比。因為赤土不過是扶南的一部，而扶南又不過是位於孟加拉灣及東京灣許多小國之一，即合諸小國亦不能相當於羅馬帝國的一大部領土。據《梁書》 [87] 所載，頓遜，在海崎上，乃馬來半島諸小國之一，即明史的馬六甲，據云：「方千里」。顯見中國文字描寫「數千里」之國，最多只能相當於羅馬的一省，而不能比帝國本身。 [88] 我們必須假定，中國與遠西最初貿易之時，他們並不知道那須向他們購買絲絹的國家的大小。在漢代，他們的記載可能包括敘利亞全境而言；數百年後，在魏代的著述所載中，從我對於尼羅河及亞歷山大城的考證，以及史籍言大秦面積的出入，如《魏書》言：「地方六千里。」 [89] 而《晉書》所述之時代早於魏者，則言：「其地東西南北各數千里，有城邑」，可以斷言又增加了別的部分，可能包括埃及在內。看起來，在後魏（至公元6世紀之中）時，凡以前屬於稱為奧倫斯（Oriens）時的提督管區或在居於安都（Antioch）的總督治下之範圍的境土，都屬於前述記載的範圍之內。《舊唐書》謂拂菻「地方萬餘里」，《唐書》謂「地方萬里」，這一事實，與主張大秦即羅馬帝國和拂菻為大秦在拜占庭諸皇治下的延續之說，顯然牴觸。因為如果羅馬全盛時代的大秦面積有六千里，拂菻的領土自應要小得多（如果真指東羅馬或拜占庭帝國而言），因在唐時，舊帝國的領土範圍已經減縮了大半。但大秦僅為羅馬的一省，而拂菻為阿拉伯人治下的同一省份（敘利亞）。《唐書》所言的「萬里」，或包括7世紀中葉在哈立發統治下向外征服所占領的土地在內。馬端臨《文獻通考》引杜環《行經記》云：「四面境土各數千里」，這樣就使之回復到舊大秦的面積，根據下面所說「常與大食相御」，以及下面又說：「西枕西海，南枕南海，北接可薩突厥。」顯然這就是指的敘利亞的境界；那麼上面所述的拂菻，必須理解為在阿拉伯人征服以前的拂菻。 上文所舉，也許還嫌空泛，但可以表明中國作者不知道大秦的政治領域的真正大小，他們所記述的地理形勢，只是一個屬區。另一方面，對那些告訴中國人「自蔥嶺西，此國最大」（《魏略》）的人，無疑對羅馬的全盛時代的威力是認識的。 大秦城邑數目 《後漢書》說大秦有四百餘城，而《晉書》只說有城邑，《魏書》說：「其地平正，人居星布。」新、舊《唐書》都照錄舊記；我們必須假定，這一方面所見的記載，都根據於更早的材料而來。對羅馬帝國而言，四百個城市是一個微不足道的數字，據英國羅馬史家吉本（Gibbon）說，單是古代義大利，就有一千一百九十七個。又說：「不管用古代一詞指什麼，都沒有任何理由相信全國的人口在安托奈那斯（Antonines）時代會比羅慕路斯（Romulus）時代的人口為少。」吉本更謂：「在愷撒（Caesars）統治下，僅亞洲本部（即安都總督統治下各國或大秦境內）已有五百個眾庶的城市，物產富饒，具備種種優美的技藝文物。」 [90] 亞洲本部的五百個城市，就是《後漢書》所謂的四百餘城。敘利亞的人口在中古必極繁庶，因在馬美琉克團（Mamelukes）軍政府統治下，境內據計包括有六萬個村落。 [91] 大秦的獅虎 漢代記載中有些話，明白地表示出供給材料的，無論是中國人也好，或外國人也好，他自己一定曾經有過實地的旅行。我料想，他在途中對於旅行的各種條件的印象，就是從斯賓經過美索不達米亞至修馬（Zeugma）的陸路沿途所見。《後漢書》謂：「終無盜賊寇警，而道多猛虎、獅子，遮害行旅，不百餘人齎兵器輒為所食。」後來的《魏略》及《文獻通考》都重複這樣的說法。記載中一再提到各種猛獸；一開頭，便是上引文字中所說的獅虎。此外，《新唐書》又謂：「有獸名 ，大如狗，獷惡而力」；根據《文獻通考》「有養者（可以馴養）」。布氏提到這種動物時說：「它可能就是東亞所沒有的鬣狗（hyaena），因之是中國人所不識的」； [92] 他的話也許不錯，從中國人記載中描述的情狀，也可以說是指在敘利亞一定很常見的胡狼。《魏略》和《文獻通考》都提及另一種猛獸玄熊。在羅馬皇帝時代的義大利，此種猛獸久已不為行旅之患；如果說它們還存在的話，或者像有些種的熊也已退處深山，成為王家的狩獵品。但是在敘利亞（美索不達米亞）為行旅之患的獅虎，羅馬極為需要，常向非洲及東方各省 [93] 運入，以供皇帝的娛樂。義大利道途中擾害旅客的不是獅虎而是盜賊；而「終無盜賊寇警」，是《後漢書》所記驛路上的特點。 郵驛 我們由《後漢書》及其他古代記載，得知大秦國內所有陸路旅行安適便利，和「郵驛亭置如中國」（《魏略》），且「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直達京都。「鄰國使到其界首者，乘驛詣王都。」（《晉書》） [94] 交通工具可能包括各色各種的車輛，其中有一種是輜軿小車。（《後漢書》） 驛路遍設驛站，以石標里，《後漢書》謂：「列置郵亭，皆堊塈之。」所有這種設施，均類羅馬的驛制，可以同樣適用於義大利及任何羅馬各省。 [95] 但在《後漢書》所言驛事的某些詳情中，在我看來，明白地提示我們，其所敘述的國家是在東方。《後漢書》謂：「人庶連屬，十里一亭（亭形之標里石？），三十里一置（休息處）或一堠（《文獻通考》及《諸蕃志》）」，在我看來，這一段是用最可能少的字句敘述了境內的軍事制度。它表明驛路的里數以置或堠為單位，每單位分為三小距離（即亭），又從而化為三十里。這個制度和羅馬制度我沒有發現有任何相同之處。 [96] 義大利的驛路以奧古斯丁所建立的金色里標（milliarium aureum）為起點，沿途凡距離八視距里，（相當於一千步）即立一標里柱，並無三分或三十分的區劃。古代里數可與《後漢書》的里數比較的，只有亞洲里數，即波斯的Parasang（以下作波斯里）。自希羅多德時代直至現代，亞洲西部測量道路多用波斯里計算。希羅多德本人（其書第3卷第6頁，第5卷第53頁，第6卷第42頁）明白說波斯里分為三十視距里。「黑西基阿斯（Hesychius）和修伊達斯（Suidas）所言的長度相同，而塞諾封（Xenophon）亦一定是以三十『視距里』來計算，因為他說一萬六千零五十視距里等於五百三十五波斯里（Arab，II，I，§6），阿拉伯地理學家（Freytag，Lex．Arab．）說等於三阿拉伯里」 [97] 。由於這些計量便於換算，以及自亞歷山大遠征時代，希臘文化和亞洲西部的持有極密切的關係，把相當於《後漢書》所記的一種記里制度幾乎掩蓋了，這種制度為： 1置或堠＝1波斯里（Parasang） ＝3亭或阿拉伯里 ＝30里或「視距里」 我的有些考證，都是根據假定，即中國書上所記的里數，必須按西洋古代作者所謂的視距里去理解。 [98] 我將請讀者注意下面這張見於中國記載的表，凡是研究古代地理的人都會承認，就它的準確性而言，它比起最可信的古典作家的任何同樣的記述，都會遠遠超過之。 1．Antiochia Margiana（木鹿） 至Hekatompylos（安息） 經Hyrcanian hills．……五千里或視距里。 2．Hekatompylos（安息） 至Acbatana（阿蠻）……三千四百里或視距里。 3．Acbatana（阿蠻） 至Ktesiphon（斯賓） 經MountZagros（沙格羅山）……三千六百里或視距里。 4．Ktesiphon（斯賓） 至Hira（於羅）……九百六十里或視距里。 5．Antioch（大秦都） 至Zeugma（修馬橋）外的驢分城……二千里或視距里。 6．由幼發拉底河岸沿商路 直至Palmyra（且蘭）……三千里或視距里。 7．Palmyra（且蘭） 至Emesa（汜復）……六百里或視距里。 8．Antioch（安都）……一百里或視距里。 中國古代商品 《後漢書》說大秦「與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晉書》又說「其利百倍」。對中國和印度貿易的獲利如此之厚，也許從他們所運商品的性質就容易說明。我們可以假定，中國輸入大秦的大宗商品是絲絹，據說一磅絲等於一磅黃金。 [99] 也許不過是一種說法，並無一定的意義，但不論絲絹的真正價格如何，從前面所引的記載來看，無疑花在這種商貨上的總數是很龐大的。據普林尼（第6卷，23，101），單是印度每年由羅馬帝國所得的絲款不下五千五百萬銅幣（sesterces，約等於六十萬英鎊）；又說（第12卷，18，84）印度、中國及阿拉伯每年共由帝國所得的絲款，照最低的估計亦值一萬萬銅幣（約等於一百萬英鎊）。但是這兩個數字（即六十萬鎊及一百萬鎊），如果真正就代表羅馬帝國與上述諸國的貿易價值，又如果絲的重量與金的重量的價值相同，那麼也還是不足道的。為解釋這兩段引文中的難題，曾有各種的說法。赫克（Höck，Röm．Geseh．I．2．288）解釋說，上述的總數，乃僅指運入羅馬城而非指運入羅馬帝國的數目。馬貴特（Marquardt）在其《羅馬國富論》（Röm Staatsverwaltung第2卷，266）中，認為在對印度貿易的估計中，沒有包括從印度輸入的購珠之款一萬萬銅幣（sesterces）。佛利德倫特反對這兩說，看來他是正確的。照我對普林尼的話的理解，他根本並沒有提出與上述諸國的貿易總額；他只是說「和印度諸國的貿易使我們每年有大量的耗費」。那就是說除由羅馬帝國輸出貨物的價值外，還須支出那麼多的錢。我們必須這樣去解釋以上兩段引文中的exhauriente（外流）和adimunt（收回）兩字。換句話說，作者企圖說明貿易入超的差額，有利於印度、中國和阿拉伯。我把普林尼的估計，當做證明羅馬運入中國的貨品，一大部分以貨品抵償的間接證據。那麼，我們要問：羅馬人與中國人交換的是些什麼商品呢？從大秦的物產單中可以得出答覆。琉璃、氍毹、刺繡品和其他織物，以及除少數藥材、香木以外，是商人在敘利亞可以攜出和在沿途上購取得到的寶石。 琉璃 向中國輸入如：杯、瓶、燒珠及有色玻璃之類的小容器，一定獲得大利。《魏略》說大秦產赤、白、黑、綠、黃、青、紺、縹、紅、紫十色琉璃。 [100] 玻璃有稱琉璃的，亦有稱為玻瓈或頗黎的。從我和中國古董商人打交道之中所知道的看來，玻璃與琉璃兩種物質的不同之處，似乎是：玻璃透明，琉璃則否。後者俗稱為料，海關稅則內有「料器」一名，就指後一種。我以為普非斯馬（Pfizmaier）在他的《寶石黃金研究》（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Edelsteine und des Goldes）以琉璃譯為水晶（Bergkrgstall）是不幸的，而該特士（Geerts）在其《中國與日本的天然產品》（Les produits de la Nature Japonaise et Chinoise）第2卷，第471及475頁，以Lapis lazuli譯琉璃，而以Gemme Vitreuse Boud-dhique譯玻璃，實為他的日本權威所貽誤。中國人在沒有了解玻璃與琉璃的真正性質以前，習慣於把它們視為寶石，和構成佛典中七寶的其他珍寶同等看待；但等到他們能夠在本國製造此物，這些名詞不管過去具有何種歷史的或詩意的含義，實質上就是指玻璃而言。作為譬喻，類似不透明玻璃的物質也可以稱為玻璃。美斯尼將軍（General Mesng）告訴我，在貴州有些地方，作為燈罩用的明角片叫做玻璃；而瓷瓦有閃釉質的也稱為琉璃瓦，他認為在那種意義上，它就是油璃的同義字。我以為琉璃一名的起源，應於中亞的語言尋求。道光內閣中書徐松學（星伯）的《漢書·西域傳》補註（此書第一頁即有作者名字：「大興徐松學」五字，學字是作者的謙詞，猶述而不作之義，說自己正在學習。夏德誤認徐星伯名為徐松學。——譯者）說琉璃的原名為璧琉璃或吠瑠璃。前者見於《漢書·西域傳》的《罽賓國記》內，曾被誤解為兩種物質，即璧與琉璃，曾被釋為出於梵音的璧玻璃與吠玻璃，古音或為beloli，其實並不限於梵音。在有人提出更好的論點以前，我認為就是belor或bolor，它們在若干中亞文字中，都指玻璃或水晶言。玻璃一詞，可能比較晚起，但早在公元643年，《舊唐書》中已有「赤玻璃」之語（《新唐書》亦說）；這個詞也許也是根源於此而來的。威廉士（Williams）的注音字典擬為出於葡文Vidro一字。鑒於因葡人入中國為時較晚，兩者之間實無聯繫可言。 北史說北魏太武年間（公元424—452年），有從印度西北邊境的大月氏來的商人 [101] 能造琉璃。「世祖時，其國人商販京師，自雲能鑄石為五色瑠璃。於是採礦山中，於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於西來者。」（《魏書》第102卷《大月氏國傳》）《魏書》特別說明，自此中國琉璃遂賤。葛魯賢的《中國通史》（Grosier，Description de la Chine）第2卷第464頁，根據正史（料為《宋書》）說大秦王進貢了些極珍貴的五顏六色玻璃給太祖皇帝。幾年後，又派去一個玻璃匠，這人懂得用石頭燒製成玻璃的技術，他的秘訣得自某些以前來過，現在又來自西方的人。太祖是在正史用以稱宋文帝之號（公元424—454年），當時北魏太武帝正與他爭霸。在太武帝統治期間，琉璃造法已由大月氏或印度傳入。魏與宋本為爭雄之國，皆以傳入玻璃造法為一代光榮。因此，關於玻璃製造的入華有兩種傳說。在中國首先幫助設場製造玻璃的究竟是敘利亞的工匠還是印度工匠，我們的確難於斷定。但關於起源傳說中的分歧，卻正好證實了我所提出的傳入年代的正確性，因為上面所提兩位皇帝的統治年代正好相合，都是由公元424年開始。 在商業史上承繼古代腓尼基人而精明不減於敘利亞的商人，顯然曾經充分利用這種在西頓（Sidon）海岸附近從近處礦物所製成的琉璃品，毫不費事地由陸路運至伊利安那（Aelana），以船載至波斯灣，直通經過安息的陸路，以後或運至錫蘭，轉中國或安南的舢板前往。從流傳下來的和收集在各種類書里的古代中國人對於玻璃器的記載，我們可以斷言，在中國未知製造琉璃及玻璃之前（即公元424年），這兩樣東西曾被認為是最珍貴的物品。《證類本草》第3卷說「玻璃西國之寶也」。也許是重述在此以前的前人的舊話。中國古代民間傳說有千年冰化為水晶的話。 [102] 《證類本草》認為應列為玉石之類。《格致鏡原》第51卷所載7世紀詩人李太白談到美麗的楊貴妃（李白：《清平調》）說，太真持「玻璃七寶杯」酌西涼州所獻葡萄酒。看來對「玻璃」估價不低。如果一個現代詩人，寫美人所執的酒杯就一定會限於金銀玉晶。在大秦時代，在中國人生活中對珍奇玩器的愛好，還沒有那種代替奢侈品的瓷器；在唐代以前，瓷器業可能還沒有開始大規模地發展。集注於奢侈生活中，仿造周代古式的笨重的銅鼎和其他祭器與所謂寶物（金、銀、玉及其他寶石、象牙、珍珠、玳瑁等），包辦了富人們的注意力。寶物中大部分由大秦輸入，在舊有記載中也包括玻璃在內；而1108年刊行的《證類本草》，把玻璃列於「玉石部上品」；五十年後的《本草綱目》甚至把它列之於金屬部。這表示一種極其珍貴的貨品價值逐漸降落。顏色玻璃之小器皿，如燒珠杯瓶之屬，在中國的價格極可能比在羅馬高得多，這種貿易對敘利亞人特別有利可圖，他們在交易中的行徑，可能並不如中國記載中盛譽的那麼公正。 寶石貿易的中心——敘利亞 關於敘利亞盛產一般寶石的記載，顯然流行於中國，正好像在西方流傳和為人所信一樣。許多關於大秦的文字，都夸談該國盛產珍異。我們知道敘利亞地理位置優越，適於成為當時所知各地出產真寶石的市場。它在小亞細亞、賽普勒斯、埃及、阿密尼阿、米太等主要產區間占有中心地位，自古以來具備獨占琥珀、紅寶石、乳光石、紅玉、碧玉、琉璃、瑪瑙、黃玉等類貿易的各種便利條件；而在羅馬人統治時期的亞歷山大城繼承了腓尼基人及敘利亞人的商業盛況，就成為有關寶石製作的工業區。瓊斯（Wm．Jones）在其《寶石的歷史和傳說》（History and Mystery of Precious Stones，1880，第346頁）論及古代敘利亞時說得很恰當：「荷馬（Homer）所提及的玩物及珍品，很少不附帶指出，即它們是出於西頓匠人所製造或由腓尼基船所運入。」又說：「敘利亞的古廟的財寶是非常富饒的，包括象牙寶石在內。希拉波立（Hieropolis）的阿斯塔提（Astarte）廟，滿是金珠和各色寶石、紅縞瑪瑙、風信子石、琥珀，都由埃及、亞比西尼亞、印度、米太、阿密尼亞及巴比倫等地而來。在女神像的額上有一顆紅玉光彩照人。盧古魯斯（Lucullus）由阿密尼亞載回的寶石瓶，裝滿一輛由駱駝拖拉的大車。」不論羅馬帝國把他們的珍珠寶石，作如何的炫耀，但他們的奢侈品無疑主要是從向亞洲各省掠奪而來的。瓊斯又談到他與其說在義大利不如說在敘利亞見到的情形說：「3世紀初，羅馬人的奢侈達到登峰造極的境地。自稱為太陽祭司的怪物伊拉加巴拉斯（Elagabalus） [103] 可為一例。他的衣服奢華到了極點。他從來上衣不穿第二次；其履飾以珍珠鑽石，榻亦滿綴金紫寶貝。在他經過的路上撒布金銀粉末。 [104] 在他的宮廷內所有器具都用黃金製成。 [105] 在挨美薩（Emesa）以這位荒淫無度的皇帝名義舉行拜日儀式，其排場之大令人難以置信。以六匹純白盛飾的馬挽著一車，車上載有一塊人們相信由天上落下到廟址的用珍貴寶石鑲嵌著的黑石頭。」（第35頁）遲至中古時代，敘利亞仍享有取之不盡的寶石來源地的盛名，因為雖經羅馬人的掠奪，但還有足夠的留存可供十字軍的予取予求，一般說十字軍人在異教徒中一番冒險沒有不是滿載而歸的。瓊斯又說：「十字軍擄獲的寶石數量是非常龐大的。據Scheidius引一位老的德國史家的說法，在他死以後，亨利王走進他的宮殿，見到用純金制的桌椅，此外還有需用一百五十匹騾來裝載的珠寶金銀。」（第356頁）又說：「獅王亨利於1172年往朝聖地，回時滿載財寶，特別以珠玉為多。」（第339頁） 這種以駝騾載寶石的傳述，表明即使在此時敘利亞仍被人認為是一個極富的國家。但我對這些記載，不免有些懷疑。古代世界，是極為輕信的，其中所言的黃金很可能多只是精銅，許多寶石只是彩色的玻璃。《後漢書》中說：「所生奇異玉石諸物譎怪多不經。」已經透露了這種懷疑的想法。普林尼（第37卷，7，［26］，98）談到紅玉時，說贗品之多，不易鑑別，且多用玻璃材料來頂充。可見玻璃的仿製品隨處都有，雖然收藏家極容易發現，但在一個完全不知道製造玻璃的國家，而中國在公元424年以前正是這樣的國家，這種贗品，一定會得到遠超過其實際價值的善價。 因此，所謂大量在建築的方面使用水晶，就可以有一個方便的解釋。《後漢書》說：「宮室皆以水精為柱。」《晉書》說：「琉璃為牆壁，水精為柱礎。」《舊唐書》就說：「其宮宇柱櫳多以水精琉璃為之。」《新唐書》又說：「水精琉璃為梲。」《格致鏡原》（第20卷）所引吳時《外國傳》說：「大秦皇宮以水精為瓦。」布累特奈得（《中國紀事》第3卷，第30頁）說：「以水精為柱，顯然是中國人誇大之詞。」我不同意這個見解有好幾個理由。首先，我認為布氏所根據、並且曾不幸為德經所誤解的《後漢書》的原話：「宮室皆以水精為柱」，並不一定就指這些柱子都是全用水晶鑿成的；儒蓮亦不過譯為用水精為柱之意。即用來作柱的材料，水精是其中一種。我以為這就是在柱面塗上水精的碎片，正如牆壁的表面及其他宮殿各部塗附水晶或寶石一樣。水晶是敘利亞附近的產物之一，因此它在敘利亞必比在他處為常見。 [106] 最近我讀到一本記載在阿雷波（Aleppo）省天然產物的書，說在黑廉區（Harim）有水晶的生產。《魏略》所列舉物產中，水精占據一項，境內可能有足夠的產量，可以把它們用作照上述方法用為裝潢。即柱不是全用水精製造，而是在表面上一部分塗附水精。但也還有可能，此處所用的寶石與水晶，實際上只是玻璃的仿造品。中國作家常常把玻璃與水晶混為一談。《格致鏡原》（第33卷，第11頁）引《博物要覽》：「凡用水晶什物不可用熱湯滾水注之，注之粉裂如擊破者，切須記之。」而《格古要論》說：「假水晶用藥燒成者。」兩者所指的水晶似乎就是玻璃。 布氏所以說大秦的水晶柱是中國人行文誇大之詞，理由也許由於他認為古代羅馬不容有此。 [107] 用寶石裝飾器物（無論真本或玻璃贗品），是古代敘利亞的特色。黑楞（Heeren）的《歷史研究》（Historical Researches）（第1卷，亞洲諸國——腓尼基，第345頁）說：「從用玻璃的屋宇數量不多，看來古代使用玻璃的情況一定遠不及像我們之中那樣普遍。由於南方諸國氣候溫和，東亞方面也是這樣。除了帷幕的張合，不需關閉窗門。以貴重金屬或石器所制為杯，多作為飲器之用。不過，這些國家在他們的宮殿中很早就採用一種奢侈的設備，即以玻璃作為房子、天花板和牆上的表層，看來在某種程度上成為玻璃的主要用途。在各種名稱中，常用到希臘文vaλos一字，它可能包括所有透明的物質，如水晶、各種寶石等等，因此不能確實斷定它所指的究竟是玻璃本身還是別種透明的東西。」 至於中國古書所載各種寶石，究竟它們是些什麼，已難一一考定。其中有些名字迄今通行，可以確定它們的性質；還有些名字現在已經不用，我們只利用如《太平御覽》、《淵鑒類函》及《格致鏡原》等書所收集的材料，加以考定。維也納的普非斯馬教授（Pfizmaier）曾在奧地利科學會發表數文，其中有《寶石黃金研究》（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Edelsteine und des Goldes 1868）及《珠史》（Beiträge zur Yeschichte der Perlen 1868），將中國書上關於這方面的材料譯出，可惜他所譯書名，即使是漢學家如非以中、德文本對照，也將難以斷定他所指的原書是什麼書。誰能知道，「Vermischte Erzählungen von der Mutterstadt des Westens」就是《西京雜記》，「Die Geschichte des Auflesens des Hinterlassenen」就是《拾遺記》。讀者如欲知寶石問題，我敢介紹該特士先生（Mr．A．J．Geerts）的兩卷《日本與中國之天然產物》「Les Produits de la Nature Japonaise et Chinoise」（1878年及1883年橫濱版），作者把通過翻譯中文和日文中關於每一種寶石的有些材料，從而把文學的觀點和作為一個實際的礦物家的觀點合二為一。 在各種記載不時提到的寶石中，夜光璧最能吸引中國人的想像，這在各種主要的作品中都曾提到。根據我個人的經驗，實不能斷定究竟有沒有一種石頭或哪一種石頭真正能在夜間發光的；但是在我看來，這個問題還沒有另外一個問題重要，即古代世界對於這種發光的石頭究竟抱些什麼觀感呢？中國人相信有這種異物的存在，也許不是由於中國人或在中國或國外見過此物，而是起於相信大秦存在異物的傳說。相信大秦亦有此物，就插入報告中，構成一種信念。 普盧塔克（Plutarch）說小亞細亞的桑該利阿斯河（River Sangarius）生產一種叫做阿斯忒（Aster）的石，夫利基阿人（Phrygians）管它叫Ballen（王）。斯特利特（Streeter）在他的《寶石》（Precious Stones and Gemes）（1877年倫敦版，第173頁）一書中把它列於「星石」（Asteria）的名目之下。這位作者說：「此石受光時，即見發出六道光芒，其形象很吸引人注視。」「這種星石，根據它們的顏色，可歸入星紅寶石，或星黃寶石之類。」如果這種寶石只是因為受到光的照射而發光，如所引上文所說的那樣，那麼普盧塔克所說的Aster，似乎只把它的名字，而沒有把它的夜間發光的特質，留傳給現代的星石。中文「夜光璧」指古名紅玉（Carbunculus即「小石炭」）， [108] 相當於希臘文ǎvθρaξ（石炭）一詞，這個詞專指古代人喜愛的表示闊綽的石頭之一，即柘榴石，因為它閃光發亮，故在希臘及拉丁文的名字，便誇張而成光叉。不過這種突出有光的石頭似乎就是Chlorophane（德語Pyrosmaragd），能於日間吸收太陽的光線到夜間反射的一種綠玉。希羅多德（Herodotus）著作的文字，如果流傳正確的話，其中曾說（第2卷，第44頁）：「在腓尼基泰爾有一所祀奉赫克利斯（Herculles）的廟，中有二柱，一精金，一綠玉（σμáραγδοs），兩者在夜裡都發出強光。」普林尼（第8卷，5［17］，66）告訴我們關於賽普勒斯島上赫密阿王（King Hermias）陵墓的一個神奇的故事，據說墓上有一頭用大理石刻成的獅子，雙目用綠玉造成，照耀四周海面，把金槍魚都嚇走了。漁人看到這種現象，因為不利於他們，就把別種沒有發光特點的寶石換掉綠玉。在敘利亞，普通的綠玉自然一定能在科土斯（Koptos）城附近的石岩中找到。（參看《普林尼集》）但未見有文字證明是否及何處有閃光的綠玉。似乎可以確定的，如果不是實際的情況，至少根據民間傳說（普盧塔克說在夫利基阿；希羅多德說在泰爾；普林尼說在賽普勒斯）。在沿地中海東部諸國，閃光的寶石是極通見的。 我願把這個問題，留待於寶石珍珠的知識比我更為豐富的學者加以討論。我相信對它們有鑑別能力而又熟悉他們在敘利亞或亞歷山大市場的歷史的人，經過博考中國的有關典籍，和就地向古玩鋪進行訪問，對於此題也許會大有闡發。 為了想證明中國記載中提到的出自大秦的物品，都存在於古代敘利亞，我們不必一定就假定它們都由當地所生產。大家都知道，在亞歷山大城崛起之前，腓尼基商人曾獨占金銀的貿易。琥珀雖由波羅的海沿岸輸入（如果不是由西西里Sicily） [109] ，但在世代經營這個行業的敘利亞商人庫棧中所藏的數量，甚至比產區所有者還要多。所以由大秦帶到中國的寶石，其中大部分可能不是本國直接出品，而是由亞歷山大城的雕刻和加工工場所供應，而亞歷山大城又是西方世界各地商品的集中區。 《新唐書》說：「海中有珊瑚洲，海人乘大舶，墮鐵網水底。珊瑚初生磐石上，白如菌，一歲而黃，三歲赤，枝格交錯，高三四尺。鐵發其根，系網舶上，絞而出之，失時不取即腐。」此珊瑚洲就是紅海。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說：「大秦國南統珊瑚之海。」《魏略》說：「積石南乃有大海，出珊瑚真珠。」皆明指紅海。《文獻通考》說：「西南漲海中可七八百里行到珊瑚洲。」《淵鑒類函》引《後魏書》之文亦類似《新唐書》的記載。公海上中國八百里約相當於二百六十浬。 [110] 如果由伊利安那的海口起算，將使我們抵達科瑟（Koseir）或古代拉科斯（Leukos）附近。古代最美的珊瑚確出於地中海，但紅海的產品也是不弱，雖然它們的顏色不同。普林尼之書（第32卷，2［11］，21）也談到珊瑚。（「gignitur et in Rubro quidem mari，sed nigrius，item in Persico-vocatur lace-laudatissimum in Gallico sinu Circa Stoechadas insulas et in Siculo circa Aeolias ac Drepana」）在引用一位現代的權威克靈辛格（Klunzinger） [111] 時稱科瑟附近出產珊瑚。他說：「沿紅海北岸的地方，跟海岸平行的地方，都可以看見珊瑚礁，有些珊瑚是堅實的，有些珊瑚是泡沫性的（即多孔的）；還有海邊生長的樹。」 紅海亦出珍珠，如《魏略》所說，大家都知道，在現在的蘇合金（Suakim）、馬騷阿（Massowa）、哲達（Djeddah）及荷得達（Hodeida）各地，珍珠是重要的貿易品；前面談珊瑚時提到的科瑟，據說也是真珠市場。 [112] 但我前面關於寶石的話，也可以適用這些以及所有其他具有本身價值的商品，即所稱出於大秦的珍異，並不一定就須斷為大秦的產品，我們只要知道市場由大秦商人所支配就行了。 紡織品 次於寶石珍珠的重要商品，是羅馬帝國東部各省出產的紡織品。單是《魏略》所載就包括氍毹、 、罽帳等十八種名目。其中有些是五色的，有一種據說有九色。我曾讀彼爾（Pierer）的《世界辭典》（Universal Lexikon，Altenbarg，1861年）舊版中關於紫色項下說：「純紫色，古代已知有九色，而混紫則有五色。」 [113] 所以我毫不躊躇地把在平常情況下作諸色解的「五色」一詞，就字義譯為五種顏色與「九色」相對。《魏略》所稱各布帛的名目，一部分屬於描寫性的，一部分是譯音的。如發陸布、阿羅得布、巴則布、度代布，在漢字上似乎毫無意義，可以假定是中國人取自外語的音訛。我從古典事物的回憶中，不能發現在希臘或羅馬文字中關於布帛之字眼有與此相類之音的；但今後研究，也許會發現其中有些名字，如果不是出於希臘或拉丁文，也許出於如波斯或敘利亞等古代西亞的語言。在中國文字中，充滿指示外來器物的譯音字，現在市場上主要的織物名，就是從外語譯音的。今日的寬幅呢絨稱為哆羅呢，可能自印度的某種紡織材料tow-lo之名而來（參看「Mayers，Notes and Queries」第2卷，第95頁，1686年）。俄國布的啥喇呢，即由蒙古語「khara」（黑）一字而來。呢字的本身，由字的結構看來，也必然出於外語。 《魏略》諸書所言的火浣布，意思是很明確的；它一定就是古代的asbestos（asbestinum sc．linum），據普林尼（Pliny第19卷，I［4］19）說，是出於印度無雨的沙漠。 [114] 關於火浣布，中國古籍有許多傳說，《格致鏡原》（第27卷）有專門的記載。有一種說法，說它是火鼠身上的毛，長僅二寸至四寸。火鼠重百斤，形如鼠，生於火中，死於水裡，其色或紅或白。另有一種說法，火鼠出自海中島上，其光照耀三百里外，其毛細如絲，可織為布，以為衣服，入火不損，從其焰取出，光潔如雪。關於火浣布來源的神話，中國古代傳說紛紜。到了馬可波羅時代，它的真正起源一定已為人所知道，從《元史》稱為石絨也可以看出（見《格致鏡原》）。如果《列子》是可以相信的話，那麼中國早在紀元前一千年便知道有火浣布了。《列子》說：「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錕鋙之劍，火浣之布，其劍切玉如泥。其布浣之，必投於火，則布火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也。」（參見《淵鑒類函》第366卷所引）昔日查理五世王在賓客前以火浣布的桌布投在爐火中，以博觀眾一粲的故事，早在他之前就在中國出現過。《魏志》說：「漢時梁冀以火浣布為單衣，常會賓客，冀佯爭酒失杯而污之，偽怒解之曰：『燒之。』布得火燃如灰，凡布垢盡火滅，粲然潔白，若用灰水洗。」除了梁冀的單衣以外（有人說是一塊帨巾） [115] ，中國人有「除顏色青及青黑以外與他巾無異」的火浣布巾；他們也有燒不盡的火浣布燈柱。 這種物品，不產於中國，而是由海外諸國從海陸兩路運入中國的。《魏志》說：「青龍三年西域重譯獻火浣布。」類書中談及它的出產地有幾處之多，我不能考定它們的名字，我此地須指出，鑒於它與大秦的產品連帶提及，因此它可能是由敘利亞（安都、泰爾、亞歷山大城等）商人與其他布帛一同輸入中國的。 刺繡品 布帛名目所述極為詳細，從這個事實我們可以斷定它們是輸入中國的織品的一部分。這些名目對於考定大秦，也有明顯的啟示。正好比一看目前在中國市場上流行的毛織或棉織品的名目，就可使任何熟悉現代商業地理的人，自然會有它們大多是出於曼徹斯特織機的產品的想法，同樣，我們一覽《魏略》中所列各種布帛的名目，就指向那些織或染各種織物的工廠。它們全都位於叫做「東境」的地區之內，我的意思就是指泰爾、西頓、倍羅脫（Berytos）製造城市，及其他腓尼基著名古城，小亞細亞若干區域，以及羅馬帝國商業都城亞歷山大城。敘利亞及埃及可能是這些紡織品的大部分的供應者。在這方面，他們的主要競爭者，就是海西諸國，照我的理解，即指波斯灣或附近諸國。巴比倫地毯，在東方市場，始終保持很高地位。 [116] 但《魏略》又說：「（大秦）……氍毹 罽帳之屬皆好，其色又鮮于海東諸國所作也。」這也許是主要指泰爾人製造品，由於染紫色的工業技術自古以來已行於腓尼基沿岸；但也許也指各種刺繡的織物，其中包括中國人記載中特別提到的刺金縷繡；金縷刺繡的技術起源很早。我引用羅克（Rock）的《紡織品》一文（South Kensington Museum Art Handbooks，南肯星吞博物院美術手冊，第1號，第23頁）說：「以一條金銀線與一條絲或麻絞成金縷之法，要比我們設想的早得多。阿達拉（Attalus）用羊毛或亞麻絞成金線的方法，因而稱為『阿達拉式』（Attalus），也許由於也向紡織者介紹，把大家早已知道的金縷作為緯線，用於他的織機所出織品之中。 [117] 克勞提阿（Claudian）的一段文字，似乎在公元初期，婦人便已習於用她們自己的金縷紡織。」根據同一作者，普羅帕喜阿斯（Propertius）也提到Attalicoe Vestes阿達拉式的衣服。但正如羅克所指出的：「我們關於以金紡織或金縷織成之法的最早記載，見於彭泰利卡斯（Pentaleuch）的作品中。在為亞倫（Aaron）制的聖服中，有一件是金、藍紫色的，經過兩次染深紅，再用亞麻刺繡；工匠並把長薄的金片，刻成細條，使它們可與羊毛絞在一起織成如上之色澤。」 [118] 以幾種材料織成一物（絲、羊毛、茸毛、亞麻之類）的方法，是古代手工業所早已習知的，敘利亞的藝術家便以善用幾種顏色來紡織而特別著名。《康熙字典》引《異物志》以釋 （音叟）字說：「大秦國以野繭織成氍 ，以群獸五色毛雜之，為鳥獸人物草木雲氣，千奇萬怪。」《格致鏡原》（第54卷，第14頁內）引完原文以後，並續寫道：「上有鸚鵡，遠望軒軒若飛，共文赤、白、黑、綠、紅、絳、金、縹、碧、黃十種色。」 [119] 此種氍 ，正如《魏略》所舉的 斗帳之屬，乃以羊毛（唐書所述的水羊毛料）、木皮及野蠶絲製成。 大秦的絲業與中國絲絹的輸入 古代敘利亞人究竟怎樣得到野蠶繭絲，他們是否真懂得種桑養蠶的全套技術？雖有一種傳說，說在查士丁尼（Justinian）時代，有拜占庭僧侶，曾從中國把絲蠶藏在行仗中，帶到君士坦丁堡， [120] 但根據中國的記載，粗粗地看來，我們也許可以假定他們是懂得這種技術的。在《後漢書》和《魏書》中都先後說大秦「俗力田作，多種樹蠶桑」，「其土宜五穀桑麻，人務蠶田」。可見大秦已有桑樹。據說是米太（Media）及本都（Pontus）所土生的morus nigra，常見於義大利及羅馬東境，可以從許多記載中得到證明。 [121] 所稱的植物也許就是《格致鏡原》第64卷所引著於4世紀的存在，以及《拾遺記》所舉的「窮桑」。它生於西海沿岸，葉紅而實青。 [122] 此外，《後漢書》述及大秦產物的最初產品中，談到某些織物，從漢字文字看來顯然是用絲造成的。其中最無可疑的，是所稱「雜色綾作」一項。我把原文譯成為silk-cloth（絲布），但必須知道原文是指一種細布。 [123] 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在稍有不同的場合又重新提到同一貨品，據說大秦的人「又常利得中國縑素解以為胡綾紺紋」。根據《康熙字典》：縑為重絹，素為絹之精白者。因此，我曾將其譯為「The thick i．e．cloth-textured，plain silk-stuffs of China．」《文獻通考》之文顯然是由《魏略》「又常利得中國絲解以為胡綾」而來，但《魏略》沒有提「縑素」二字。 我所以詳舉這兩段文字加以申述，因為它們對於證實某一個事實極為重要，而對這個事實，有一位專家曾提出異議；我對於他在這些問題方面所提出的意見，除此點外是極為信服的。近日學者加以討論，而我尚有不同的意見。玉爾在其《東遊叢錄》第1卷導論中，說普林尼有兩段文字為群籍引用，但其立論全無根據，即以希臘人及羅馬人將中國的絲絹拆散，用它的材料制為輕紗之事。所引普林尼的文字如下： 「前人已知織絹（以水浸麻然後動工）後，更知養蠶取絲。此種蠶每六月吐絲一次，形如蛛網，幾盡透明，可制奢華婦女的衣服。」 「Primi sunt hominum qui noscantur，Seres lanicio silvarum nobilis，perfusam aqua depectentes frondium canitiem，unde geminus feminis nostris labos redordien-di fila rursusque texendi．（VI，17［20］，54）」 「養蠶的工作包括抽絲及織絹。其絲織品極纖細，貴婦多用以為衣，質透明，穿之各體畢露如裸。例如庫皇后（Coo），乃巴菲那之妻，普拉提阿（Platiae）之女，最先穿著這種衣服，因為她是皇后，所以沒有人敢非議她。」 「ex grandiore vermiculo gemina protendens sui generis cornuun urica fit，dein quod vocatur bombylis，ex ea necydallus，ex hoc in sex mensibus bombyx。Talos araneorum modo texunt ad vestem luxumque feminarum，quae bombycina appel-latur．Prima eas redordiri rursusque texere invenit in Coo mulier Pamphile，Plateae filia，non fraudanda Gloria excogitatae rationis ut denudet feminas vestis．」 [124] 玉爾認為普林尼的話「似乎僅是浮誇的文辭，不過表示把絲（sericum）和蠶（bombycinum）分別從它自然的纏成網狀（如普林尼所設想的）中梳理出來，再把它們繞在織機上而已」。玉爾又引亞里士多德《動物志》第19卷的一段相類的文字，從文中看來，似乎這位作者雖同樣談及蠶（bombycine）事，但並不知道有將外國的絲品拆散而另紡織一事。玉爾插言：「我們必須承認，在不能明了普林尼書中『telae araneorum modotextae』究竟是哪種紡織品的情況下。」我們可以任意推測「解而重織」的物質或者就是絲繭本身，或者是壓成束的生絲。但我以為《魏略》的原文和馬端臨引申的話已充分證實了普林尼所指的事實。兩段文字中所說的胡綾看來好像就是辛尼加（Seneca）所指時髦女子愛穿的一種輕紗。 [125] 又說：「我看這種玻璃衣服，穿來極不莊嚴。如堅持說是衣服，它既不能保持婦女的體溫，又不能掩護婦女的羞恥，如裸體一般。」 「Video sericas vestes，si vestes uocandae sunt，in quibus nihil est quo defendi aut corpus，aut denique pudor possit；quibus sumptis mulier parum liquido nudam se non esse jurabit，etc．」 上述的Coicoe veste，好像是向中國輸出的商品之一；它的式樣自然是中國沒有見過的，可能因此就被認為出於大秦，而不是在外經過重製的中國產品。因此，《後漢書》提到大秦的雜色綾，沒有談到它的來源。我們認為直到2世紀止，中國人還不知道此物。在此以後，中國人一定已經知道事情的真相，從《魏略》所言「常利得中國絲解以為胡綾」，可以知道在三國時代，中國人已知道它們製造的方法。但《後漢書》中所說大秦多種蠶桑的話並未被糾正，而且按照中國記載的精神，《魏略》以及後來的著作相沿照錄了下來。 水羊的神秘 關於水羊的神秘，我不打算作最後的論斷。《舊唐書》說：「有羊羔生於土中，其國人候其欲萌，乃築牆以院之，防外獸所食也。然其臍與地連，割之則死，唯人著甲走馬及擊鼓以駭之，其羔驚鳴而臍絕，便逐水草。」《新唐書》說：「北邑有羊，生土中，臍屬地，割必死。俗介馬而走，擊鼓以驚之，羔臍絕，即逐水草，不能群。」《文獻通考》亦有類似的記載。羊臍與地相連一事，使我們不能認為是普通的羊，「其尾長逾60英寸（原文為三腕尺），拖於地上，行時摩擦至為痛苦。牧者乃造小車繫於羊尾之下」，與此無關。 [126] 普林尼所說敘利亞種之羊（第8卷，48［75］，198），也不能使人滿意，認為就是水羊。 玉爾在《東遊叢錄》第1卷認為就是俄得力（Friar Odoric）所述出自佛爾加（Wolga）諸國的羊植物（Lamb-plant）的故事。據說在名叫Cadeli的某大國有山名裏海山，上面生長某種極大的甜瓜。瓜到熟時，就會裂開，中有一像小羊的小獸，種瓜者既得瓜又得肉。俄得力又說：「或有引為奇怪，難以相信的，但可能是真的；正如在愛爾蘭（Ireland）有能夠產鳥的樹一樣。」玉爾又引老斯卡利澤（Scaliger）的實錄（Exercitationes），也記載同一植物。《新唐書》雖說水羊出於北邑，但俄得力及斯卡利澤所述之地，距離大秦境太遠，很難指為大秦的物產。此外，關於此項植物怪異傳說的發生時代，又大遲於中國典籍最初提到水羊的記載。俄得力的遊記成於17世紀，而斯卡利澤之書，成於1537年。但中國文獻中，《唐書》已有水羊的記載，更早的還有《後漢書》。因此，我們似乎可以推斷，關於水羊的傳說出於古代而非出於中世紀。 布累特奈得在他的《古代華人及阿拉伯人所具的知識》一書第24頁中，對於《唐書》「織水羊毛為布曰海西布」一語（顯然就是《後漢書》「又有細布或言水羊毛野蠶繭所作」一語的複述），「它也許就是茸毛Byssus，是從某幾種貝類（特別是從Pinna squamosa）的線狀的瘤質（或茸毛）所織成的布料，迄今為止，是地中海沿岸，特別是義大利南部居民用來織為布料的。」我相信布氏的話較為中肯。但為證明事實起見，對於Pinna貝類的習慣，還需進行一番專門的研究，以考究這種貝類如何掩護本身以免被大魚所吞食；它本附著於砂土或岩石之上，當被人採取茸毛以致與石脫離時，它是否就會死亡；是否以某種聲音就可使它自動脫離茸毛，以及脫離時是否會發出驚叫。所有這些事實，將由博物學家去解決；語言學家將答覆下面這個問題：如《魏略》所記載的海西布，是由茸毛（水羊毛、羊毛）、木皮（植物纖維、亞麻）、野蠶絲（中國絲解而重作）合成的，在織成之時是否也使用叫做Pinna的某種貝類的茸毛？ 蘇合 在中國人記載中一再提到的大秦物產中，有一種叫做蘇合的藥，值得特別注意。根據蘇合這兩個字的現有意義，把它譯作Storax。今日海關稅則中有蘇合油一項，名為Rose Maloes，一種木槿植物油。1687年康熙海關稅則中已有此名，19世紀中葉有一洋商的手稿中亦以Rose Malloes譯此藥名。 [127] 罕斯博士（Dr．H．F．Hance）在他的札記（Notes and Queries）第3卷第31頁中曾經指出，Rose Maloes一詞，用於此藥，必為誤解，因為輸入中國的物品，並非Altingia excelsa，Noronh之品。爪哇有一種高聳而最有價值的樹，密紋有香，本地人稱為Rasamala，劃開木皮，即流出如蜜而香的樹脂，暴露空氣中即凝結。因名字有相同之處，因而有人就指為海關稅則中的「Rose Maloes」。罕斯博士很有理由地提出已故的罕柏理先生（Mr．Daniel Hanburg）關於Storax及其來華途徑的札記。說出此物本由波斯灣亞丁港及紅海運入孟買（Bombay），再由孟買輸入境內。 [128] 我曾在上海一間中國藥店買得少許蘇合油，請教一位化學家，這位化學家對這個問題完全抱中立的態度，並且也不曉得我的見解，他毫不遲疑地稱它為Unguentum Styracis。因此，看來今天的蘇合油就是流質蘇合香Liquid Storax。我自覺沒有條件在斷定古代作家（Dioscorides及Pliny）筆下的Storax究竟是流質還是固體。按照罕柏理的說法（《科學論文集》第129頁），這兩種藥出於不同的植物。對植物學有興趣的讀者，從罕柏理關於Storax的文章中，可以看到對這個問題極詳盡的討論，原文初載於《藥物學報》，重印於《科學論文集》。在第二文中可以看出，作者認為在古代貿易中，可能沒有流質的蘇合香一物，與雅典克凌那斯教授（Professor Krinos）認為古希臘醫士已知有此藥物的意見剛好相反。《後漢書》的文字沒有說明輸入中國的是何種蘇合（Storax）；但在我看來，《梁書》所說的「香膏」一詞，表明這一種來自大秦的東西，與6世紀中的現代藥品是相同的。無論我們採取哪一種見解，這兩類蘇合絕無疑義都不是義大利所出產，這從罕柏理的精密研究可以證明。對於這個問題，這位用心甚勤的學者經過幾年的研究，得出結論如下： 第一，關於固體蘇合： 最初的和古代的蘇合是以齊墩果科樹脂Styrax officimale，Linn．製成，既罕而貴；到近代，在流通商品中已經完全絕跡（《科學論文集》第145頁）；它產於敘利亞、小亞細亞東南部、賽普勒斯及克里特各地。（同上文第131頁以下） [129] 第二，關於流質蘇合： 今產於小亞細亞西南部某地。《本草綱目》說，蘇合為產此藥的地名。梵書稱之為咄魯瑟劍。 [130] 熏陸 《魏略》所舉大秦產品中各種香藥，最後一種為熏陸香。《本草綱目》說即乳香，稅則中今標為香膠油（Gum Olibanum）。熏陸（hsun-lu）二字，用南方土音來讀，甚類古音hunluk，顯與突厥語ghyunluk相關，亦即突厥語中相當於Olibanum的名字。 [131] 問題是此語是怎麼收入《魏略》的，它出自哪一種語言，又是否突厥語中的外來詞？《本草綱目》提到它的別名中，其一為摩勒香（古音：Malek？），它可能由閃族（Semitic）語語根Melek，Malch而來，但我除指出有此可能外，不願有所申述；另一個別名叫杜嚕香tu-lu，它可能代表拉丁文語根thur相當於thus一字。 根據所有這些關於漢字考證的語言演變的可能性，《魏略》中的熏陸是Olibanum或Frankincense，似乎很少有懷疑的地方。所困難的，這種藥絕非出於敘利亞，而是自遠古時代以來由腓尼基人從阿拉伯和瓜達夫伊角（Cape Guardafui）附近所輸入，作為供奉神祇之用。但腓尼基和敘利亞以及印度商人必有採辦此品，因此世人就認為他們是出產者。《本草綱目》第34卷所引《魏略》及《南方異物志》說熏陸香出大秦之言，也許不是完全確實的。 [132] 指甲花 我於中國書所列大秦一切物產，不欲盡述，但在我結束我的論述以前，我願意提請讀者注意大秦最具特色的一種產品，即漢文中所稱的指甲花。《南方草木狀》說：「指甲花，其樹高五六尺，枝條柔弱，葉如嫩榆，與耶悉茗茉莉花皆雪白而香不相上下。亦胡人自大秦國移植於南海，而此花極繁細，才如半米粒許，彼人多折置襟袖間，蓋資其芬馥爾。一名散沫花。」 [133] 此處所描寫的植物一般人指為Lawsonia inermis（學名），即地中海東部的Henna（指甲花）。《中日史地札記》第1卷第40頁的作者關於這一點說： 在西亞及北非廣泛把指甲花（henna）作為婦孺染指甲之用，有些地方，男子用以染手、足、發及須，亦有施於馬鬃及馬尾。 [134] 但最普遍的，是把它用為染指甲的紅褐色染料；如用於染髮，則隨後須加用靛青，使之變為黑色。此種習慣，由來已古，有人認為它就是《所羅門歌》篇中的「Camphire」，《申命記》（Deuteronomy XXI，12）中所稱「修削她的指甲」（pare her nails）也許可以解作「修飾她的指甲」（adorn her nails），就是指染指而言。在埃及的木乃伊中也可以見到染指的習慣。指甲花出自稱為Lawsonia inermis的樹木 [135] ，用它的樹葉搗成漿，而後用於點染。 「Lawsonia inermis」鳳仙花（？）為廣東省一種通見的短樹，其花多用於制花球，婦女有用以飾發，但我在本地人中詢問了多次，迄未能獲知指甲花得名的道理。所有趣的，本地人雖不是全都知道，但搗碎樹葉來染指甲的習俗，已經通行了數千年，直至今日還通行於亞洲西部，廣東客家少女亦採行這種染指的方法。 《中日史地札記》的作者泰托氏於第2卷第46頁中提出說，漢語叫做耶悉茗（古音讀Ya-si-mvng？）與茉莉花Jasminum Sambac相近的Jasminum Officinale（？）的植物學學名，讀音相同，至為可異。《南方草木狀》有專條，明白指出此種花初由胡人（阿拉伯人、波斯人？）自西國帶入南海（廣州）。這個外來的名字，現在已通行所有歐洲各國的文字中，據說它出自阿拉伯波斯語jasamin（耶悉茗）。約在公元300年的中國典籍中便已著有耶悉茗這個名字， [136] 可見應用甚早。關於中國歷代論民族的記載中通用的「胡」，究竟何所指，我不願做任何肯定的主張。它也許有各種意思，但就它涉及極西時，我傾向於認為它是指波斯灣岸的居民，特別是指幼發拉底及底格里斯諸國的居民，或旅行的阿拉伯人。看來由大秦攜帶指甲花植物入中國的，並非是大秦人，而是貿易於大秦及中國之間另一國籍的人。他們在廣州（南海）也許有館舍，因為如不是對所居地有某種長遠的打算，便不會想到把外國植物傳入這個遠方的地上來。前引《南方草木狀》的兩段文字，就是提出廣州（南海）在那個時期（即公元300年左右 [137] ）為海舶雲集，外國人往來之地；以及這些外國人是「胡」人而言，使我們對當時與遠西的貿易有一定的了解。紐曼（Neumann）關於胡人及胡書之論， [138] 和這個說法並不牴觸。但這個問題還不能一下便完全解決，這方面的研究還需要廣泛搜集大量的古代文獻，進行一種專門的調查。 蜜香紙 《南方草木狀》又有下面一段文字：「蜜香紙以蜜香樹皮作之，微褐色，有紋如魚子，極香而堅韌，水漬之不潰爛。太康五年（公元284年）大秦獻三萬幅。 [139] 常以萬幅賜鎮南大將軍當陽侯杜預，令寫所撰《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以進，未至而杜卒，詔賜其家令藏之。」 上文曾經使人推論認為羅馬有若干紙草製成的紙運往中國作為羅馬皇帝的禮物。愛德金斯博士（Dr．Edkins）在其札記第1卷第64頁中《中國造紙術之起源》一文，甚至用它來表示中國造紙的觀念是由西方傳入中國的。對我們的作家關於古代文明的見解，我誠不願加以干預，但就這一個事實，我不得不說，認為極可懷疑。三萬幅紙為量甚巨，而中國當時早已書於紙帛及其他材料之上的大量文獻，這種紙帛及其他材料符合他們的需用，決不下於亞歷山大城用紙草製成的紙Chartae。因此，似乎不會遙遙遠道，運來大批此物，作為通商的媒介。波提埃（Pauthier）說他不能相信羅馬皇帝戴克里喜（Diocletion）曾貢獻過這一種貴重的禮物，因此相信這個使團是由波斯薩散尼王朝（Sassanide）的國王派來的。我個人的意見認為無論前者或後者都沒有貢獻過任何紙張，甚至也沒有一個派往中國的使節；實際上有一批乃敘利亞或亞歷山大城的商人，經過錫蘭而至安南，他們所取的路徑與公元166年的所謂使團相同；他們為了取得某種貿易權利，可能如要求廣州開放貿易等。 [140] 他們不得不向中國宮廷進貢一些禮物；他們把所攜帶的大秦的貨品出售以後，又將貨款的一部分購買一些當地（安南）產品，充作本國貨品用來作為呈送中國皇帝的禮品。這種應付中國王朝的辦法，並非事無前例，史載公元166年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這些東西實際上是安南的物產。今《南方草木狀》說大秦獻的蜜香紙乃蜜香樹皮所做，此物不見於各史關於大秦物產的記載，自非大秦之物，而恰好在記載蜜香紙的同一材料來源（《南方草木狀》）中，有一段文字明白指出此樹出於交趾（即越南）。 [141] 金銀之屬 在各種物產中，雄黃（realgar）及雌黃（arpiment）幾乎都是敘利亞的特產品。普林尼Pliny（第33卷，4［22］，79）也曾經述及敘利亞貴重金屬之出產製作情況。 銅產於賽普勒斯（Cyprus）島，質地優良；金銀亦有出產，正如我前面說過的，正因為這種珍貴金屬的貿易，操於敘利亞或亞歷山大城商人之手，因而與大秦物產混在一起。根據同樣的理由，產品單上的其他金屬，可能都是來自羅馬貿易中樞的亞歷山大城。 底也伽 《舊唐書》第198卷《列傳》第148說：「乾封二年（公元667年）拂菻遣使獻底也伽（古音téyaka）。」 斐利普斯先生（Mr．Phillips）在《中國評論》第7卷第414頁關於這種貢品說：「有位中國學者告訴我，說它就是神龕，一種可以移動的安置神像的神座。另外一位中國人認為是伽藍，或梵文的僧伽藍（Sangarana）。參看《威廉氏字典》（William's Dictionary）的『藍』字一條。」 在我看來，這兩位向斐利普斯提出意見的先生都錯了，我倒很想知道他們考訂的根據是什麼。底也伽本來是西方各國的珍貴藥品，雖然輸入中國後，也許沒有被很廣採用。7世紀出版的《唐本草》一書第一次提到它的名字。《本草綱目》第50卷第45頁中有一段關於它的短短記載。 [142] 說它來自西方各國，用豬膽合制，形如久壞丸，色紅黑。 [143] 宋代廣州已知有此，味苦寒而無毒，能治百病中惡等話。 我毫不猶豫地斷定這種藥品即是上古及中古時代著名的解毒藥theriac（希臘文TàΘηριáxá＝téyaka，ti-yeh-ka）。這種萬應藥，據普林尼說（第29卷，1［8］，24）是眾草合成之藥（「ex cogitate composition luxuriæ」）。它用六百種（極言其多）成分製成。普林尼（第20卷，24［100］，264）著錄一個制解毒劑之方，為安泰俄卡斯一世（Antiochus the Great）用為解救除蝮蛇毒外的一切諸毒素之用。其中確實沒有膽類，但說此藥制為若干重量的丸狀（「pastillos victoriati ponderis」）。普林尼書中（第29卷，4［21］，70）尚有一方，也說此藥製成為丸。從日後記載看來，此藥品的配合，因時不同，但最重要的一點，即無論何時，它總是一種極複雜、貴重而時髦的藥。普林尼（第29卷，1［18］，25）似認此藥為虛有其名，中國人在他們的本草著作中沒有給它更重要的位置，也許是很有理由的。我看到後來製造解毒藥方，均加往往也許有苦味的藥品，如沒藥、蛇膽及鴉片，所加入鴉片的分量很多。中古時代的伊斯蘭教徒，為了要享受服用大麻或鴉片的後果，就用此藥來代替。我們不妨推測，鴉片初入中國亦是以此藥為掩飾的工具。赫布羅（D．Herbelat，東方圖書館Bibliotheque Orientale）說，Benk一詞為亞洲西部稱天仙子（hen-bane）的名字，也用來稱呼用麻葉製成的麻醉藥。 [144] Benk及阿芙蓉的名字是阿拉伯人、波斯人、突厥人等的慣稱。在他們中間有吸食的都被視為墮落。因此項麻醉劑能消耗人的精力，其言無異於烈酒，常遭受嚴格的伊斯蘭教的醫士所譴責。底也伽之毒在《可蘭經》雖然沒有提到。這不過是因為底也伽一名的採用是在Benk及阿芙蓉二名出現之後吧。凡底也伽和底也伽的吸食者都被人稱為墮落的東西。據阿拉伯史家言，最好的底也伽來自伊拉克（Irak）或報達（Bagdad）（上揭書第3卷，第453頁）。 鬼市 《唐書》（第221卷下《列傳》第146下）說：「西海有市貿易不相見，置直物旁，名鬼市。」（《文獻通考》及《諸蕃志》亦有引用）我們可以斷言，敘利亞及亞歷山大城的商人在他們自己的國內，都沒有用這種原始方式進行的情形，「西海」一詞似指在某些作為會集地點的中立地方的習俗。上項文字可能引自某種古籍，疑是引述公元1世紀錫蘭土著的僧伽羅人（Singhalese）和中國或羅馬（敘利亞、亞歷山大城）商人之間的貿易情況。普林尼（第6卷，22［24］，88）亦述及一大同小異的習俗，據說他的材料得自錫蘭往聘於克羅提阿斯皇（Emperor Cloudius）及羅馬商人往來錫蘭者的報告。報告說這些人標價於所售的物品旁邊，從無二價，且不現出其身份雲。 我們也許可以說，《新唐書》及普林尼的記載實在同為一書，都是指古代錫蘭的物物交換的貿易。「鬼市」一名，法顯的《佛國記》有載：「其國本無人民，正有鬼神及龍居之，諸國商人共市易。市易時鬼神不自現身，但出寶物題其價值。商人則依價值置直取物。」《佛國記》所指，無疑是指錫蘭而言。 泰能特爵士（Sir James E．Tennent）提到中國和羅馬的關於這種物物貿易的傳說， [145] 並且說此種習慣乃因島上土著民族怕羞的緣故，上古及較晚時代都可見到。照泰能說，貿易的主要地點為加爾（Galle）。他說：「古時加爾的貿易地位，看來如非重要於今日，至少亦與今日相等。此地乃商業的樞紐，商業活動使西亞各國均受其利，使泰爾商人位於王侯之列，使托勒密諸王的名聲播揚遠近，使阿拉伯的珍貴產品傳播人口，而『蠻方金珠』各物，又使底格里斯人驚奇不止，並且使報達的商人和巴斯拉（Bassora）的海員成為冒險傳奇的人物。但說來很奇怪，本地的僧伽羅人在這種緊張的和發財致富的商業中似乎完全沒有地位，他們的名字也從來沒有被人和外來入境的民族相提並論，旅行者對於島上居民唯一提到的一點，便是這一種非常奇異和獨特的習慣，使人立刻斷定他們就是土著的吠達人（Veddah）的遺裔，他們的後代子孫現在仍出沒於錫蘭東部的森林之中。」 「這種未開化民族深厭和文明生活發生任何的接觸。在他們需要為他們的自然經濟所必不可少的簡單工具時，往往乘夜走到他們行獵境界最近的村落，用一看就容易懂的符號或模型來表示他們所需物品的數量和品種，如：矢鏃、手斧及布之類，先以相當量數的干鹿肉或蜂蜜置於交易者的門外，然後悄然隱身於森林之中，過相當時候，又悄悄回原處攜取對方所放而作為交換的製成品。」 古今許多記述錫蘭的作家，都異口同聲地敘述了這種特異的習俗。3世紀中國僧人法顯在他的遊記中也述及當時土人與外人交易的怪習。他說「市易時鬼神不自現身，但出寶物題其價值，商人則依價置直取物」。 「普林尼書中有一段文字，雖然文義含糊（述中國事跡而混以論錫蘭），但可以表明，以上所說的異俗是為當時往見克羅提亞皇帝的僧伽羅大使所習識的，也是為貿易於錫蘭島的希臘商人所熟知的。」 拂菻考 我們把拂菻國（即中古時代的大秦）的各種記載加以分析，表明我們必須把有關文字加以區別，分為兩類： 一、因襲舊日關於大秦的記載，轉引入於新的著作。 二、援引當代材料，為前人所未有的。 我們如果由中古記載中搜集關於大秦的材料，自能見到可以用來解決拂菻之謎的一種特點，就是宗教意味。斐利普斯先生的功績，在於他第一次引起人注意到，這個在我看來也是唯一合理的解釋。 [146] 所說「拂菻王」必是一個宗教的君主。因為《諸蕃志》說：「宮室內鑿地道通禮拜堂一里許。王少出，惟誦經禮佛，過七日即由地道往禮拜堂拜佛，從者五十餘人」；又《舊唐書》第198卷《列傳》第148亦說其「遣大德僧來朝貢」， [147] 可見不能是一位世俗的君主。教會的首長，像任何東方的大主教一般，在民眾中具有崇高的地位。他們的宗教熱忱，為了要傳播基督教於遠方，對他們世俗權力的任何誇張，都將是可以原諒的。景教中的長老在初期布教於中亞及東亞時，以熱忱見著。在他們看來，中國一定是一個值得他們作最好努力的領域。隋煬帝（公元605—617年在位）曾經想和拂菻建立直接的交通，但沒有成功（《舊唐書》）。這位抱雄心的皇帝這樣做時，也許是由於他希望能見見景教的學人，因為京都洛陽，在他的要求下，已經成為東方世界第一流人物的集合之所，其中包括道教和佛教的大師。但一直到唐太宗（公元627—650年在位）即位後，第一個景教教士上德阿羅本始來中國。阿羅本的名字見於景教碑，於公元636年始來長安（今西安），唐皇優禮備至，詔譯其書，賜號為「大秦景教」，阿羅本成為以後綿延幾世紀的歷次傳教士的先驅者。 [148] 我以為拂菻的記述，就是通過這些景教的先驅者傳入中國的。這些傳教士，為慎重起見，重新提出了大秦的名字，大秦是中國人從歷史記載中熟悉的，教士們說他們來自大秦是完全正確的，他們更說他們的教主生於大秦，也是正確的。 [149] 拂菻只是景教傳入的大秦的別稱。他們也許是這樣對中國人說的：「我們來自救世主（彌賽亞Messias）誕生之地，此地名為拂菻，它位於你們所知的大秦地方。」拂菻一名的應用約在阿羅本來華的時候。唐太宗時代所編的《隋書》，說波斯國拂菻繞其西北，言拂菻最先者無過於此。《大唐西域記》撰成於公元646年，所說亦同，但把拂菻寫做拂懍國。 [150] 懍之一字與菻字同音。而拂菻二字的古音，很可能不是像那些認為即希臘文的πóλιυ的人所要讀成的polin，且要亦不能作投合那些主張字源於出「佛郎機」（Frank）的fulan。 [151] 我認為愛德金斯博士於古音的研究信而有徵。他的權威的說法， [152] 認拂字fu的讀音應作but，在中國人的韻書中，此字與佛fo同紐，印度文佛陀Budaha，其第一音節作bud，廣州人讀為fot，日本人讀為butsu，我們有充分的證據可以說它古音作but，不是作po或fu。菻字lin，用南方音來讀，其收音為m；廣州人讀菻字為lam，廈門人讀為lim。故拂菻的古音料必為But-lim或But-lam。 [153] 說明了這個字的古代可能的讀音以後，我再回到我所認為的它的來源是教徒在他們著名的景教碑中實際上說過「室女誕聖於大秦」的話，也許他們會這樣對人說：「我們來自主誕生之地，而主乃誕於Bethlehem。」Bethlehem一字之音如以兩個音節來表達，最好莫過於在當時讀作But-lim的拂菻。把彌賽亞（Messiah）誕生之鎮名Bethlehem，來作為它所屬的國家的名稱，因為這是出之於熱誠的宗教信徒，他們一定認為以來自聖地為一大光榮，所以絕不是一件奇怪的事。佛陀誕生之地摩伽陀（Magadha），唐代常用為印度之總稱，亦是一例。 [154] 劉應（《東方文庫》第4卷，第423頁）之於景教碑上的「花林」（Hua-lin）當拂菻之名，也許不是大錯的。如能證明拂菻二字的古音為Wa-lim或ba-lim（如不是讀為Wat-lim或bat-lim），則「仙境花林」一詞，看來可以譯為「the angelic region of Bethlehem」，此地正在大秦之西（敘利亞、苫），且符合景教碑之說：「大秦國南統珊瑚之海，北極眾寶之山，西望仙境花林，東接長風弱水。」我不知道「長風」在敘利亞之東完全指些什麼，但「弱水」可以指幼發拉底河；它和中國神話中的「弱水」一樣，可以用皮製之舟航行。這裡，請原諒我暫時離開本題一下，先糾正一個極通行的誤解，這個誤解曾經使人把弱水考定即是死海。弱水的名稱並非由於浮力而起，因浮水尚強於弱水。希羅多德（Ⅲ，23）曾說：「在愛西屋皮亞（Aethiopia）有一泉，泉水甚弱，不能浮物，木或輕於水之物投之輒沉於底。」哲學家羅底（Paradoxographus Vaticonus Rokdü）（見希臘博物學家言Rerum Naturalium Scriptores Graeci Minores）說印度有一泉名西利（Sille）不能負物，這才真是中國書上弱水的含義。《禹貢》一書，初言弱水，「導弱水至於合黎」。蔡傳引柳宗元愚溪對「西海之山有水焉，散渙無力，不能負芥，投入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故名曰弱」。據《禹貢》所言（《水經》又說：弱水，西流水。），則弱水必為一河，而非一個湖泊，近於中國西界，當時認為世界西方盡頭之處。蔡傳又加以討論說：「程氏據《西域傳》以弱水為在條支，援引甚悉。然長安西行一萬二千二百里，又百餘日方至條支。其去雍州如此之遠，禹豈能歷窮荒而導其流也哉？其說非是。」弱水與西王母傳說中的弱水（赤水流沙）實難考出其所在地點，但並不是在條支或大秦。顏師古且說：「西域絕遠之水，乘毛車以渡者耳。」金斯密爾君對我說：「西王母的神話深入中國人腦海中，凡有新現的地方，遠在西界外的，都聯想到她。」這可以解釋所有關於大秦以西的想像的記載。 拂菻王波多力 《新唐書》及《文獻通考》都說拂菻王波多力於公元643年遣使至中國。波多力究竟為誰？自《新唐書》的記載為西方所習知以後，這個名字迄今是西方漢學家的一大啞謎。波提埃在《景教碑考》第48頁說就是教皇狄奧多拉斯（Theodorus），而布氏則以其時君士坦丁堡乃皇帝君士坦丁（Heraclius Constons）所居，故不能以此解釋。我就此事，敢以下面的答案提請主張必須以語源學來考訂史地學上難題的人的鑑證；我這樣做，其實也不過是步斐利普斯先生的後塵，他在幾年前已經提出過同樣的建議了（《中國評論》第8卷，第414頁）。 波多力的古音可能是作Bat-da-lik（近代廣州音為Po-to-Ilk），由於這一時期內敘利亞歷代上沒有一名的名字是相類似的，我認為它是阿拉伯語Bathric的漢文譯名。赫布羅（《東方文庫》第1卷，第380頁）說：「Bathrik及Bathrirak，其多數為Batharekah，在阿拉伯、波斯及突厥文中，意即每一教派或教會之基督大主教。」又說公元381年狄奧多西一世（Theodosius the Great）主持下的君士坦丁大會，厘定大主教的爵位，而安都城（Antioch）的大主教列為五位中的第四位（即羅馬、君士坦丁堡、亞歷山大城、安都、耶路撒冷）。 但這個假說有一疑問——安都城的大主教乃一天主教徒，而景教的大主教可能不是居於京都（安都城）而是居於驢分城（Edessa）或其他鄰近各城。但是事實上波多力的遣使在阿拉伯人征服之後，而安都城的天主教大主教廷和耶路撒冷及亞歷山大城的教廷，在阿拉伯人占領後，實際上成為虛位，因為這些大主教，身居希臘帝國國內，只是名義上的首長而已，因此疑問也許可以末減。 [155] 景教教會的領袖是否得到阿拉伯人同意而居於安都城，既然居安都城是否還能利用其特權，我不敢斷言；但縱使情形不是如此，他們必能居於敘利亞，亦無背於中國史上所說在敘利亞或大秦的京都一說。而且景教徒在阿拉伯朝廷占有重要的地位，把他們作為溝通東西之媒介，由政治觀點看來，也不會有什麼困難。 大食國攻拂菻 大食國攻拂菻之事，《舊唐書》及《新唐書》均有記載，有次序，年代可稽。 茲將《舊唐書》之事跡排列於下： 一、煬帝欲通拂菻（公元605—617年）。 二、貞觀十七年（公元643年）遣使至中國。 三、拂菻為大食所伐，後遂臣屬大食。 四、乾封二年（公元667年）遣使來中國。 五、大足元年（公元701年）復遣使來中國。 六、開元七年（公元719年）遣使來中國。 圍攻拂菻雖無日期可見，但就《唐史》所載的事實編年觀察，這件事必發生於公元667年之前。此事是緊接在公元643年使團來華之後，很有力的提示關於其國發生政治變化的消息是由該使團帶來中國的，圍攻之事實際發生於公元643年。阿拉伯人初次圍攻君士坦丁堡始於公元668年，止於675年，同樣由於輸款而倖免於被征服，但因時間不同，故《唐書》所載不能指此而言。且據中國記載，君士坦丁堡從來沒有像拂菻京城一樣，臣屬於大食。相反地，安都城於638年為阿拉伯人圍攻；此東方名城不得不納貢以求保存生命及宗教自由，而成為回教帝國的一省。 [156] 《舊唐書》（第198卷《列傳》148）說阿拉伯（大食）「龍朔（公元661年）初擊破波斯，又破拂菻，始有米麵之屬」。這段文字明確指出拂菻被征服當在上文所述之年，此年即莫偉亞（Muavia）經過長期鬥爭取得政權而變為回教帝國（即包括波斯及敘利亞和埃及）之主的年份。此段文字可能含有拂菻京城以前若干時候曾經入於阿拉伯之手的意思，但照我的意見，它排除被圍投降在公元661年以後的說法。 《宋史》及《諸蕃志》都說拂菻為塞爾柱（Seldjuk）帝國的一省。當時景教教廷很可能移至驢分城：因拂菻國東南至滅力沙，而西北行至海（參看《宋史》第490卷《列傳》第249頁）。滅力沙一名（古音Milik-sha）是沒有被誤解可能的。它為素丹滅力沙（Sultan Milikshah）之名，當時（即使團來宋，亦即1081年）為亞洲西部最強有力的統治者，都於布達。滅力之名是阿拉伯字Milik或Melek，我們由此可以解釋《宋史》中滅力伊靈改撒一名。我認為他是曾經占有敘利亞作為素丹藩臣的教皇之一。德經（de Guignes）的《匈奴史》第3卷第162頁，關於素丹及滅力之號有說：當摩訶末（Ghaznavide）榮膺征服者（Ghazi）的頭銜（於1002年）回加撒（Ghazna）時，因故發兵征討鄰省總督卡利夫（Khalaf），降服後，遂稱摩訶末為素丹。滅力（Malek）為國王之稱，受此封號較素丹為難，但間有賜於親王及總督的，有藩王的意義。這就是《宋史》提到的兩位首領的關係。《諸蕃志》說大食國王有號素丹（Sultan）者遣人入貢。此大食之王或為塞爾柱一統治者，因在1002年前尚未有素丹之號。至於遣人進貢於拂菻，在此地不能認為表示臣服的標誌，而是一位封建主對於藩邦的一種必須的支援，這從下文所說，如內廷有警，即令大食（塞爾柱）措置甲兵撫定，可以為證，而拂菻王的滅力名號，在這個時期就是指藩王。1081年拂菻王派出來華的使團，稱其王滅力伊靈改撒，一定是一位封王（滅力，即塞爾柱治下總督之一）或者就是素丹之弟塔杜茲（Tutusch）或蘇利門（Solimon）。二人均於1078年受素丹之封為副王（滅力）。德經及其附和者波提埃及布氏等均以此名為君士坦丁堡皇帝「Michael VII Parapinaces」且認為他的中文名字相當於Michael Caesar，我不能了解為什麼博學的學者能重複主張這種說法。因為首先，他們指的君主已於1078年遜位（並非如德經所說的去世），而遣使來華則在1081年，即在其遜位之後。其次，我們可以問，Michael與Mi-li-iling（滅力伊靈），除都以Mi（滅）音開頭外，有什麼關係可言呢？我覺得無疑此名末尾音節改撒（Kaisa）曾經使許多人認為它只能是指羅馬帝國的愷撒（Cae-sar），這兩個字的音節與希臘字Káισáρ相同，的確很能使人引起聯想。但持這種理論的人卻忘記了，自從阿拉伯人征服敘利亞及其他羅馬各省以後，以愷撒自稱的並不僅僅限於羅馬皇帝。赫布羅在其《東方文庫》中論Caissar（Caesar）說：「羅馬希臘各皇征服亞洲後，擁有國土，東方史家皆稱愷撒。」滅力沙（Milikshah）的代表，作為舊時羅馬省的正式國王，由塞爾柱人看來，完全可以稱此尊號，成為Milek-i-Rum Kaisar（即羅馬及愷撒副王）。羅馬王實際上是蘇利門的名號，他的勢力範圍就在小亞細亞的愛科尼阿姆（Iconium）。 這個使團帶來的禮品具有當時本國的特點。鞍馬刀劍真珠——都是敘利亞的特產，大馬士革（Damascus）城以馬鞍，尤其是刀鋒著名。十字軍東征時，大馬士革的刀劍名聞全歐，但此業可以溯源到多密喜安（Domitian）統治時代，即公元1世紀之末。因此我們從拂菻的「方物」中看到有刀劍，亦無足怪。自阿拉伯人征服後，大馬士革城已經代替了安都的地位，安都自從淪陷以後，昔日的繁榮豪華已經下降至無足輕重。第二哈里發（回教主）奧馬居於大馬士革及麥伽（Mekka）；莫偉亞（Muavia）及其後人自公元665至753年，並以它為京都，這一點多少可以說明敘利亞在回教主的領土中的重要性。此地雖為阿拉伯人的附屬國之一，但註定仍將擔負溝通西方及遠東的使命，正好像幾百年前它曾經代表羅馬帝國一樣。我們可以簡要地說：大秦就是敘利亞，作為羅馬的一省；拂菻是敘利亞，唐代阿拉伯人的一省；到宋代就是賽爾柱人的一省。 拂菻的醫士 《新唐書》（第221卷下《列傳》第146下）說：「（拂菻）有善醫能開腦出蟲以愈目眚。」這種開腦之術當時很可能是治療目疾的一種解剖術，中國以及世界其他部分雖然很早就知道開腦以治病，但用於治目疾是當時中國人所不知道的。翟理斯君引《三國演義》，說2世紀已有一中國著名外科醫士名華佗，可稱為中國的挨斯叩雷彼（Aesculapius），曾經剖開曹操的頭殼治癒他的頭風。（參看邁爾斯之《華書便讀》Mayers，Manual，No，209）邁爾斯（Mayers）稱此法為針治（acupuncture），我未能確定這種手術是否即今日的剖顱術（trepanning）。考古學家曾從印加族人（Inca）的墓地發掘出一個已經解剖的頭腦殼，從這一事實，可以斷言至少在這一個對外隔絕的文化區內，未嘗不知道這種手術（參看斯快爾的《秘魯遊記》第457及577頁，E．G．Squir，Peru：Incidents of Travel and Exploration in the Land of the Incas，New York，1877）。巴黎著名人類學家布羅卡（Broca）甚至還要人注意在前金屬時代的墓穴中發現的有經過石器解剖痕跡的人頭蓋骨（《醫術通考》第2卷，第376頁。Archives Générales de Medecine，1877）。這種技術在古代亞洲是很常見的，可能比在義大利還要通行。因為格林（Galen）在他的《外科術》（Method Medend．VI，6）書中，除了談到解剖頭蓋的各種方法以外，又言有一位名歐德謨（Eudemus）的老醫生在施行手術後有另外一種特殊療治方法。格林自己說如果他不是把大部分時間居於羅馬，而是全部時間在亞洲，一定能夠獲得若干經驗。士麥拿（Smyrna）是格林曾經在此研究亞洲學術的地方，這個地方在拂菻時代以前一定已經見到許多這種大膽的手術，當時敘利亞醫士採用此術，如果中國記載中不說能「出蟲以愈目眚」，一定不算新奇之事，我們也許可以說，蟲是出於中國作者想像的體會之詞。不過，用解剖以療治目盲，如果說不是經常有的事，至少曾有此記載。希波革拉第（Hippocrates）（Littre之法譯本第7卷，第26頁）說有一種隨附目痛而更加複雜的腦病，如其他療治無效，則惟有解剖；在他論視力時，也提議用同樣的方法療治失明。且說目無他疾而失明，藥石無效，則施行解剖，流出某種液體，使病者自愈。我又引法文譯本第9卷第159頁說：「當無其他疾病而雙目失明時，則應在太陽部位（腦蓋骨的兩旁）施用手術，剖肉、洗骨、清血便愈。」其術收效與否，我未敢決定，但解剖療盲疾之說，當時必有人相信，唐史編者據以記載，這與我們所說唐代拂菻來華的使團都是景教徒很相符合。景教徒多擅醫術，在西亞負有盛名。他們譯希臘醫書為阿拉伯文，我們可以說他們一定熟悉希波革拉第關於這個題目的議論。赫布來（第1卷，第352頁）談及三個基督教外科醫士巴克提楚華教派Baktischua翻譯希臘及敘利亞之書多種為阿拉伯文，即指此事。敘利亞的巴克提楚華教派曾盛行於公元8、9、10世紀。 中國使節來羅馬的傳疑 正好如中國史上所記載來華的西方使團，我們經過仔細考查，斷定為私人團體一樣，羅馬作家著述中所言及的中國遣使來羅馬之事，如果用同樣的細心考證，也許可以表明從來沒有是由中國皇帝所派遣的。 尤斯退（Eusebius）（轉引吉本《羅馬史》第18章）提到有一個出使至君士坦丁大帝（死於公元337年）王廷的印度使節，這個使節也可能是指中國而言。他舉出關於此印度使團有三事：（一）他們來自「東海岸」這樣的敘述，可以適用於中國海岸或科羅曼得爾（Coromandel）。（二）他們獻發光的寶石及不知名的獸。（三）他們宣言其王曾替君士坦丁立像來表其崇敬。」這個使團來君士坦丁的日期約當東晉（公元326—335年）童年登位的成帝時代。此事為中國史所不記載，正如羅馬史上不記載中國史上提到的各次來華使團一樣。至少我尋遍《通鑑綱目》未見此事的記載。因漢籍已明言西行深入條支的使者以甘英（公元98年）為第一人，故亦不必披閱夫羅那斯（Florus）《梗概》（Epitome）一書（第4卷，第12頁）以求賽拉斯（Seres，絲國）遣使來奧古斯都（Augustus）朝廷的事跡（參看玉爾《東遊叢錄》第1卷，第17頁）。中國人對於本國典籍從來是極其熟悉的，從這一記載，可證明甘英以前在任何公認的文獻中絕無相似使節的記載；也可以表示，絕無中國人以官方身份而遠至西方的；因為這種事實定會被史書所記錄。如果在甘英以前真有中國人遠至西方的，他一定是一個私人的旅行者，或者是一去不返，或雖返國，但他的旅行沒有引起官方或公眾的注意。如果夫羅那斯所述的賽拉斯是真正的中國人，他們一定取道印度而與印度使者同往；他們決非漢朝派遣。從中國至大秦的官方使節，唯一可能的是，曾抵交趾支那（Cochin China）某港而被遣至吳孫權（大帝）的敘利亞商人秦論。史載孫權（公元222—252年）於3世紀時曾接見大秦商人秦論，「權問方土謠俗，論具以對。」其所答之詞，吳時《外國傳》或有記載，除某些類書略有摘引外，可惜我沒有能得到其他材料。「時諸葛恪（蜀相孔明之侄）討丹陽（江南的一部），獲黝歙短人。論見之曰：大秦希見此人。權以男女各十人差吏會稽（今之浙江）劉咸送論，咸於道物故，論乃徑回本國。」中國史上所載至此為止。看來這個使節以後在中國就沒有下文，劉咸於道物故的說法也許由此而起。我不知道西方作家有述及此種短人抵達的記載。如果說秦論終於安然回家，這些短人也許也是在道中便死了。 ———————————————————— [1] 克拉普羅特（Klaproth）及雷暮思（Remusat）（附和者有洪保德Humbold）均以為班超欲以武力對付大秦，此說在中國史籍完全沒有根據。泰托（E．C．Taintor）和衛禮在答覆有關的一個問題時曾經指明這個說法的謬誤。見《中日史地札記》第2卷，第60頁及第153頁（Notes and Queries On China and Japan，1868）。 [2] 從某些例子看來，西亞的地名人名的收音r與中文的收音n之間，可能有某種的關聯。其他人也有抱這種看法的。如：安息Anhsi的An＝Ar，即Arsak，乃Parthia的名字；或又如安谷An-ku＝Orchoë；又如安息北部之國奄蔡可作Yen-ts'ai或An-ts'ai；在後漢時，轉稱為阿蘭那A-lan-na，我考定即是斯特累培書中的Aorsi，其他書中的Alani（見德經：《匈奴史》第2卷，第91頁）。所以我徑直肯定番兜即為古波斯文的Parthuva，如非Isidorus Characenus；所舉的 ，則必為希羅多德書中的πópθos，亦即Mannert所舉的赫卡托普洛斯Hekatompylos。引基柏特的《古代地理教本》第65頁以下，Kiepert，Lehrbuch der alten Geographie。 [3] 以安息國為帕提亞國，顯然是在德經的《匈奴史》第2卷，第251頁中首先承認的，雖然沒有作詳細的證明。劉應的《中國景教碑考》（Visdelou，「Monument de la Religion Chretienne en Chine」）見於赫布羅編《東方文庫》第4卷，第369頁以下（d'Herbelots Bibliotheque Orientale），寫作於德經著作印行之前，但問世較晚，文中把安息譯為亞述，紐曼（Neumann）亦然［《亞洲研究》（Asiat．Studien）第157頁］。 [4] 衛禮引羅靈遜述安息鑄幣的話：「夫利提（Phraataces）的鑄幣，一面有他的面像，頭頂上有兩個勝利標幟；反面為他母親牟莎（Musa）的面像。」［《東方第六大邦》（The Sixth Great Oriental Monarchy），第220頁］。 [5] 參看衛禮引《東方第六大邦》第424—425頁。 [6] 或即為伏羅齊細亞（和櫝城？）Vologesia。因班超時代，安息王為伏羅齊細亞一世（公元51—90年），他可能用自己的名字來稱他的京城。伏羅齊細亞也是巴比倫的一個城名。 [7] 普林尼的《博物志》談及安息的京城赫卡托普洛斯（Hecatompglos），而同書（16［18］，46）述及安息的屬地木鹿（Margiana）。斯特累培亦有記載。引自班柏利（Bunbury）的《古代地理史》第2卷，第412頁。 [8] 達爾美斯泰泰爾（J．Darmesteter）所譯波斯火祆教經典Zend—Avsta收載於米勒編的《東方聖書》第4卷，第2—6頁及第23卷，第123頁，基柏特的《古代地理教本》第58頁。巴克先生告我說布累特奈得（Bretschneider）嘗以中古的木鹿（Merw）證為元代典籍上之馬魯及麻里兀。（參看布氏的《中古時代華人西域遊記》Notes On Chinese Mediaeaal Travellers to the West第8及77頁，或《中國紀事》Chinese Recorder，第5卷，第120及325頁）前一名見《元史》，後一名見元代的《元經世大典地理圖》，我手邊所見為《海國圖志》的轉引，誤印兀字為九字。這兩個名字顯與木鹿發音相合。 [9] 參看班柏利之書第1卷，第479頁。在古代地理學上赫卡托普洛斯的所在地址，仍為許多聚訟不一的問題之一。《後漢書》所說東界木鹿城及西至阿蠻之言，值得注意。由木鹿西行五千里（視距里）可達現在達千Damghan附近。（並非哲尋Djadjerm，因該地僅在木鹿城西三千五百視距里）。另一方面，據說阿蠻（我後面將證明就是Acbatana）在安息（這裡是指首邑）之西三千四百里（視距里）。這正好是由阿蠻至Damghan附近的里數，而哲尋（Djadjerm）則當在阿蠻之東四千八百視距里。這一點在我看來，似乎可以證明不管西方古代最開明的地理學家對中國的觀念是如何混亂，而中國史學家對西方地理卻有足夠良好的知識，不獨可與西方古代作家相證，而且有若干實例還可以補西方文獻的不足。 [10] 《三國志》第30卷注內所引《魏略》說：「前世又謬以為強於安息。今更役屬之，號為安息西界。」 [11] 通航的為巴雷科柏斯或幼發拉底河本身，尚屬疑問。（參看班柏利之書第1卷，第524頁）但似乎可以肯定，海上貿易已經延伸到卡爾提阿湖諸港口。依馬蘇提（Masudi）之說，公元5世紀已有海舶由波斯灣駛入。（見玉爾《契丹》第1卷，第77頁）無論是原來的海舶或河船，都可以把幼發拉底河作為連接波斯灣和巴比倫的通道行駛。 [12] 《漢書》第96卷《西域傳》第66上關於烏弋山離有說：「東與罽賓，北與撲挑，西與犁靬條支接。行可百餘日乃至條支，國臨西海，暑濕田稻，有大鳥卵如瓮，人眾甚多，往往有小君長，安息役屬之以為外國。善眩。安息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也。自條支乘水西行百餘日，近日所入雲。」顏師古註：「安息以條支為外國，如言蕃國也。」 [13] 《後漢書·西域傳》說「條支臨西海」，在另一段文字中又稱為大海。我絕無疑義地相信二者都指印度洋及其海灣而非指裏海。《新唐書》曾經明稱裏海為小海（參看那曼的《亞洲研究》第177頁及雷慕思的《亞洲論文集》第1卷，第254頁），另一方面，印度洋常被稱為西海，如《後漢書·西域傳》「從月氏高附國以西南至西海」。 [14] 其詳可看基柏特的《巴比倫古地圖》（Kiepert．Zur Karte der Ruinenfelder von Babylon）及《世界貿易通典》（Zeitschrift der Gesellschaft für Erdkunde）柏林版第18卷（1883年）之圖。轉引英國《王家地理學會26卷（1856年）》，131頁羅夫塔斯之《由報達至部什拉紀行》（W．Kennett Loftus）「Notes of a Journey from Baghdad to Busrah．」之卡提阿等地圖；兩圖比對之下，便見近30年來關於該地區古代地形學的進步了。 [15] 參看普林尼《博物志》（VI，26［30］，124）關於幼發拉底河下流的描述。 [16] 從斯特累培關於兩條大河流入于波斯灣所用的話來看，顯然在他那個時候，兩河各自入海的出口，而非如今日合流共有一個海口。（詳見班柏利《古代地理學史》卷2，第289頁） [17] 於羅帝國是阿拉伯族所建立的，他們從阿拉伯原地向巴朗（Bahrein）流牧而前，向東前進受到波斯灣的阻礙，就轉而向北移殖。「這批外來人，為肥沃及富於水源的土地所吸引，就聚族定居下來，約於公元200年建立此城。當時阿薩西朝（Arsacide）因內亂外患正在瓦解；這個新建殖民區得阿拉伯的貧窮的冒險者和沒有出路的難民的入境補充而日益擴大，沒有受到阻撓而發展成為一個重要的國家。距於羅不遠，另有一城市名安巴（Anbar），也許也是由阿拉伯人所創立的，也許本有此城，後來才為阿拉伯人所占有。」有些人認為這個城的建立可以回溯到尼布甲尼撒二世（Nebuchadnezzar Ⅱ），據說他把侵入阿拉伯所獲的俘虜，留置在此地。但這不過是阿拉伯史家的假設之詞，他們對於各帝國和城市的起源，習於作這類的推想。這並不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主要之點，即於羅帝國起於阿拉伯人的一個殖民地，是沒有疑義的。（牟爾的《謨罕默德傳》William Müir，The Life of Mahomet，第1卷，第166頁；及德經《匈奴史》第1卷，第320頁）我前面已經提到過於羅之稱為海上貿易的港口，要遲約兩個世紀。玉爾（在《契丹》第1卷，第77頁）述及當時阿拉伯貿易時說：「關於這樣的交通，至5世紀前半葉始有明確的載述。據伊斯巴罕的《哈薩》Hamza of Ispahan和《馬蘇提》，此時幼發拉底河可以直接通航至位於古巴比倫西南、近苦法（Kufa）的於羅城（現在距原來河道已距離很遠），在城市人家門前經常可以看到停有來自印度和中國的船舶。現在已經淪為一片荒涼的於羅，當時富饒殷盛，極其繁榮，皆出於在那種氣候情況之下水利之賜。」普諾士（Priaulx）在《皇家亞洲學會會報》第19捲髮表了《印度使節來羅馬考》一文說：「阿拉伯或本地的船舶載印度產品直上波斯灣至幼發拉底河口；如果他們不沿河而上，就將所運以Vologesia（和櫝城？）為目的地的貨物在特來登（Teredon）起卸，以駱駝載往，或以小舟通過河道轉運。」Vologesia為巴比倫附近的主要貿易城市，必位於於羅及幼發拉底的中部地點。此城盛於喬西弗斯（Josephus）時代，統治期為公元51年的伏羅支細亞（Vologesia）王所建立，從普林尼曾提到這個城的名字（第6卷，26［30］，122），所以它的建立一定在公元73年以前；在對它所在地沒有確實證據以前，我們可以自由設想，商業的便利條件，使也是存在於第一和第二世紀的於羅一地，在第三世紀中成為一個幸運的城市；並設想和櫝城（Vologesia）或許即位於同一地址。還有一個可能位於半島上的城市為亞歷山大城，可能為亞歷山大大帝在他留駐在巴比倫時所建立。（見Spruner-Menke，Atlas Antiquus．《古代地圖》第八幅） [18] 於羅之於字，發音相當於現在的和字，例如古于闐一變而為今之和闐（中亞的城名）。我從《漢書》近人的注中見到，胡人（回紇Ouigurs？）稱同一城為割闐。《康熙字典》據正韻，於字為休居切，即讀為hü或hu音。因之於羅二字古昔可讀作ho-lo，hü-lo或hu-lot，即Hira或Hirat或「Hirat al Noman」（敘利亞、希臘及羅馬文縮省為「Hirta」。見牟爾《謨罕默德傳》第171頁）。 [19] 劉應證為埃及；德經指為波斯（《匈奴史》第2卷，第51頁）的見解似乎已為歐洲大多數學者所接受。但既指大秦為義大利，條支就不合向東遠至波斯灣，因此有人就以為甘英曾到過敘利亞的地中海岸；另一方面，有人誤解西海一詞，置此國位於裏海岸附近（參見《中日史地札記》第2卷——《一個中國將軍直達裏海記》）；李希多芬以為即基發（Khiva）綠洲，唯未敢肯定；金斯邁爾（Kingsmill）以為即撒冶支亞Sarangia（Drangiana）（《中國評論》第8卷，第164頁）。 [20] 見《治學之道》Vorlesungen üb，d．Bestimmung des Gelehrten，V。 [21] 阿蠻的古音，據《康熙字典》所引之韻會小補，阿字讀為屋（廣州音作uk），則此二字當讀為uk-man。 [22] 參看基柏特《古代地理教本》第144頁。 [23] 此字希臘文作Xáρaξ，敘利亞文作Karka（參看基柏特之書第146頁），意為城鎮。如果中文音，在Arsak（安息）一字中，an可變為ar，它在karka中變為kar就難於解釋了。 [24] 《後漢書·西域傳》言由條支至安息都城之路，「北而東復馬行六十餘日至安息」。中國史上凡言安息均指其都城言，非指其邊界。故由條支（無論其位置於何處或在幼發拉底河口）北行至斯賓，由此陸行（馬行）東行，經阿蠻而至赫卡托普洛斯。由斯賓至安息全程七千里（三千四百加三千六百里），馬行六十日可達。如果我們的考證是正確的，在這個地區馬行平均一日行一百一十七里或視距里。參看《文獻通考》條支一條。 [25] 普林尼VI，23（26），102及下文。又普諾士（de Beauvoir Priaulx）著《印度使節來羅馬考》「On the Indian Embassies to Rome from the Reign of Claudius to the Death of Justinian」（《皇家亞洲學會會報》第19卷，第294頁）。 [26] 普諾士引普羅科比阿斯（Procopius）及佛彼斯卡斯（Vopiscus）二氏之言，證明由泰爾及西頓來的衣料乃絲製的。 [27] 斯特累培書第16卷第781頁述及印度及其他東方各地物品已遍行於羅馬帝國西部。大部分東方（印度）貨品在苗司霍爾姆司起卸，這一事實並不排斥中國的絲絹大部分在腓尼基城直接染色及重紡。 [28] 參看基柏特1878年柏林出版的《古代地理教本》第184頁。 [29] 見黎麥（Riehmer）的《古典便覽》（Handworterb．d．bibl．Alterthums）第1284頁。又參看基柏特書。 [30] 博哈德為著名的瑞士旅行家，著有《敘利亞及聖地遊記》（Travelsin Syriaand the HolyLand，1822）、《阿拉伯遊記》（Travelsin Arabia，1829）等書。 [31] 見奧林《埃及、阿拉伯—庇特拉及聖地遊記》（Olin：Travels in Egype，Arabia Petraea and the Holy Land）第2卷，第49頁。 [32] 福斯特著《阿拉伯》（Foster's Arabia）第1卷，第224頁。 [33] 斯特累培書第781頁。 [34] 牟爾《謨罕默德傳》（William Muir，Life of Mahomet）第1卷，第85頁及下文。 [35] 《歷史研究》第2卷附錄9。 [36] 《魏書》此段可以作兩層解釋。或者如本書所說，如果這樣，則Sinus Aelaniticus就符合於所指的海，或者以阿拉伯灣為海臂，而其國東西與之相望者也許指商業出路，即伊利安那及庇特拉東通敘利亞，和柏累奈西（Berenice）、拉克斯（Leukos）及苗司霍爾姆司西通亞歷山大城。 [37] 指景教碑上的琍瑚海。 [38] 甘英未能抵達大秦之故，《海國圖志》作者魏源亦有同樣的解釋。 [39] 《後漢書·西域傳》說：「與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顯見大秦（敘利亞）之人由海道與印度及中國貿易，所獲之利是屬於他們的；如《晉書》所說「安息、天竺人與之交市于海中，其利百倍。」似乎安息、天竺人徑來與他們交易；《梁書》則以印度人與安息、大秦貿易。無論至大秦渡海的船舶屬於何國，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都不希望這個中國探險家得知其貿易的實況詳情。 [40] 普林尼《博物志》Ⅵ，23（26），101。 [41] 《魏略》作「二月」；《後漢書》作「三月」。 [42] 吉本書第1卷第2章；Priaulx前引書第294頁，參閱普林尼書第6卷23（26），101。 [43] 普林尼書第6卷，23（26），104。 [44] 《淵鑒類函》第386卷第43頁引吳時《外國傳》（吳時222—277年）說：「從加那調州乘大舶張七帆，順風一月余乃入大秦國。」我以為此州在或近印度西岸。在吳時有名康泰的旅行家，被遣往扶南（邏羅及其附近地域？），泰回來後曾報告其旅程狀況（見《文獻通考》）。《海國圖志》第17卷，第7頁，引康泰《扶南傳》說：「從迦那調州西南入大灣，可七入百里，乃到枝扈黎大江口，度江徑西行，極大秦也。」 [45] 此名於《史記》作黎軒；《魏書》及《北史》作犁靬，（《漢書》及《魏略》作犁靬；《後漢書》及《晉書》作犁鞬。《文獻通考》采《漢書》，注稱靬居言反，而在第337卷《烏弋山離》一節中又作靬，巨連反，Rekem的第一音節，在漢語中只能釋成犁，至於字末的m，中國人譯成n音；或因最初烏下這個名字的中國人並不是直接親從該地聽來，而是可能通過一個供給消息的人得來，後者所操的阿密阿語（Aramaean）和在庇特拉地方所操的阿拉密阿語，方言上有所不同。 [46] 參看《後漢書》第7卷第4頁。馬端臨說這次使團來華在桓帝元嘉初（公元151年），而《諸蕃志》則說在漢延熹初（公元158年）；公元166年有《後漢書》的兩段文字及《梁書》文字的證實，《諸蕃志》所言顯然失誤。我可以附帶提出淳祐三年（1243年）刊行的《後漢書》指為公元166年，其刊行日期比馬端臨撰作的時間要早半個世紀。 [47] 當時巴比倫發生了古代記載上最可怕的一次瘟疫，羅馬軍隊由戰地還師，把瘟疫傳播到帝國的各地，因而一定更加重了由安息戰爭所產生的困難嚴重局勢。古代醫學權威多稱此為痘症。（參看佛利德倫特著《羅馬知識》第1卷，第36頁）《後漢書·桓帝紀》載有疾疫及饑饉的發生，延熹九年豫州因餓而死的人占40％—50％。不幸古代用於疾疫的名詞，頗為含糊，因此無從考得書中所載的是痘症或霍亂症，或真正的鼠疫。 [48] 參看克拉普羅特《亞洲史表》第69頁及佛利德倫特著《羅馬知識》第2卷，第63頁。 [49] 《諸蕃志》作「或疑使人隱之」。 [50] 《文獻通考》及《諸蕃志》的文字顯然暗示，他們可能有意把中國人所期望的大秦珍異隱藏起來。 [51] 關於古代與中國貿易的西方主要材料可參看賴諾的《羅馬帝國與東亞的政治及商業關係》，及玉爾編《契丹及其通道》一書的數段記載。 [52] 《後漢書》第86卷《南蠻西南夷列傳》第76說：「明年元會，安帝作樂於庭。」 [53] Chi'h（遲）的音相當於梵文Koundika的di。參看儒蓮的《梵文推原法》。 [54] 古音拼法可作Odan，Oran，Utan，Odam等，均見儒蓮之書。從語言學的觀點說，此名的讀音與古代Adana（今之Aden）一名的發音可說不能再有更密切的關係了，近代的亞丁的古名已早被非羅斯托高斯（Philostorgios死於公元430年）加以證明；但除非版本文字有誤，現在在我看來，它不能和Aden城的地位結合在一起。 [55] 今舉一實例，由泰爾至安谷正合由亞歷山大城至安谷之一半路程，即需時三日。 [56] 斯特累培之書第800頁。 [57] 普林尼說取道科土斯（Koptos）的東方海程，其航線終點並非在亞歷山大城，而是在一名朱里波里（Juliopolis）的（河？）港，距亞歷山大城二千步。Plin．，第6卷，23（26），102。 [58] 《魏略》作：「從安息繞海北到其國。」我在正文內的譯文未能澄清文中的歧義。 [59] 澤散的澤字tsê，可以代表梵文Pondaka之da音節。參看儒蓮《梵文推原法》第4卷第2147號。 [60] 《唐書》「澤散直東北……」之數語，應該視為重述《魏略》所載之事實，但因為要避免照文直抄，作者把『西南』改為『東北』，轉換了方向。中古時代的作者，也像現代中國人一樣，昧於西方的實在地理形勢，易犯隨意修改古書的毛病。我們如果很有運氣能推求出它所出的來源，就很容易補救，置之一邊。以大秦位於中國西南的說法，就是一個可以說明我以上所說的一個有用的例證。《後漢書》說「撣國西南通大秦」，這自然是指船舶自錫蘭啟程航行的方向而言，完全不顧其餘的航程。中古作家和現代的百科全書派但執此段而說撣國乃在大秦之東北，西方學者重加引用，實為危險。在眾說分歧的情況下，我們應該以古本為據，除非我們有理由相信，後來的作者有更古的版本作根據，但一般往往並不是這樣的情形。 [61] 基柏特的《古代地理教本》第155頁；吉本書第8章。 [62] 由伊索斯灣（Gulf of Issus）至修馬全程為一千四百視距里（斯特累培之書第749頁）；由安谷至修馬的路程可能較短些，因為阿馬羅斯群山，使旅客為了抵達伊索斯灣不能不經安谷。由幼發拉底河對岸的城阿巴密阿（Apamea）至尼斯福（Nicephorium）依照伊西多拉斯（Isidorus Characenus）的遊記，我估計為三十一斯海尼（schoeni等於九百三十視距里）。兩處距離總加起來足夠接近中國史籍所提的二千里或視距里，可為這個考證的佐證。 [63] 參看普林尼《博物志》第5卷，24［21］，第86頁。普林尼又說亞歷山大大帝曾以鐵鏈架一橋於修馬兩岸（第34卷，15［43］，第150頁）。與中國史所說的飛橋相合。關於過幼發拉底河的三處及修馬橋，可參看班柏利之書第2卷，第107頁。《後漢書》以及後來記載中所述的橋，顯為今柏爾積（Birehjik）鎮附近之修馬。薩祖教授（Prof．Sachau）在其《敘利亞及美索不達米亞遊記》（Reise in Syrien und Mesopotamien）第178頁提到柏爾積渡頭北數里的一古城遺蹟。這也許是一座飛橋的東渡頭。我很遺憾未能獲得關於河的寬度的文獻，以證中國記載中所言此橋的長度為230或240里。記得從前讀過毛奇伯爵（Count Von Moltke）遊歷亞洲時的一封信的摘要，提到柏爾積附近土地的石質，可以作為證明這條著名河流的現有河岸，一定和古代旅行家所見相同。 [64] 我深知我們現有關於這一部分地區的知識極欠詳明。色諾芬所言的西特卡（Sittake），當《魏略》所述的時代（3世紀）存在與否，尚不可知。在斯特累培時，當然已有西特奇連（Sittakene）區。參看班柏利書卷1，第349及370頁。也許由於所謂米太城垣（Median Wall，Bewsher曾發現一部分遺址）的建築，迫使旅客不得不放棄在平常情況下必須向西行而改取南行，在巴比倫附近渡過幼發拉底河。 [65] 引用「珊瑚之海」一語及《文獻通考》。「西南漲海中可七八百里行到珊瑚洲」之言。珊瑚真珠紅海都有。 [66] Choche，參看基柏特書第148頁。 [67] 《隋書》稱為蘇藺。布氏在《中日史地札記》第4卷第54頁考定此地即為「古代之蘇撒（Susa），貼近今日的舒斯忒（Shuster）」，根據是：此地在隋代（公元581—618年）正為薩薩尼朝的都城。我並沒有同感；而且古蘇撒的遺址貼近於今日的舒斯忒一說，自1852年羅夫斯塔（Mr．Loftus）在蘇斯（Sus）舉行發掘之後，已為科學界放棄了。參考羅夫塔斯在《皇家地理學會會刊》第27卷，第120頁《攸雷利阿河的測定》（On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River Eulaeus）。 [68] 參看儒蓮譯的《大唐西域記》第9卷，第180頁。拂菻二字寫作拂懍，說在波斯的東北。 [69] 儒蓮譯《大唐西域記》序言第5頁，第70頁。 [70] 愛德金斯著《古代中國人關於希臘羅馬之知識》（《皇家亞洲學會華北分會會刊》第18卷，第1—19頁）。 [71] 引儒蓮之《關於〈西遊記〉書目》（「Notice Bibliographique sur 1e Si-yu-ki」in mémoires sur les Contrées Occidentales，etc．）第1卷，第23頁。 [72] 我未見巴拉威（Paravey）《論中華史上的女人》一文（Dissertation sur 1es Amazones don't le souvenir est conservé en Chine）（巴黎，1840年），但料是討論同一主題。 [73] 《非洲腹地》（The Heart of Africa）第2卷，第122頁以下。 [74] 羅為lo-mo（羅磨）的省稱。省去尾字即成lam昔。見儒蓮之《梵文推原法》第1045條。多音節的專名，常有省去最後面一個字的情形。 [75] 玉爾的《契丹及其通道》第2卷，第400頁。 [76] 沿著可以視為由耶路撒冷橫過西南沙漠之路的終點阿星諾伊（Arsinoe）的南岸行二千視距里，就到達該港的可能所在地。 [77] 米勒著《希臘古地考》第1卷，第129頁。 [78] 參看波提埃的《景教碑考》第34頁。 [79] 《契丹及其通道》卷1，第261頁。 [80] 斯特累培書第16卷，第750頁。加陵內卡斯（Callinicus）所建，和包括宮城（Regia）的王城，位於奧倫梯河的一島上。有垣圍繞的三大區伸展至河之南，與王城共稱四城。第五部分，即古典時代作者之言四城者並不算在內的郊外區，位於河之北。它所占的地域一定很廣；因普林尼言（第五卷21［18］，79），此城為「奧倫梯河所劃分」；似乎表示此城的大部分占有北岸，而四城本身沒有伸展至北岸。如果我們把北「郊」（Suburbia）計算在內，作為四城之一，宮城（Regia）可以說是位於中央，它是政府所在地。 [81] 古代的西利挨那斯（Syracuse）亦分為五區，但除了因所有其他各點都和中國記載不合，而且在公元之初僅為一無足重視的省鎮，不足多論。 [82] 此種丈量法，也同旅行記述的里，也許不能照中國人的看法去理解。 [83] 查士丁尼（Justinian）所建之牆大部仍存在，可以推測出周凡四哩。但此城在查士丁尼時以前，占地要廣得多。此牆（曾因1822年大地震而破壞甚大）高30至50尺，15尺厚，兩側有許多方塔。「東門稱為Bab Boulovs，仿聖保羅寺St．Paul［＝Porta Orientalis？］，其鋪道尚有一部分留存。」「城南尚存有溝渠。」（《英國百科全書》第十卷） [84] 斯特累培的書第16卷，第751頁。 [85] 見Legge譯文的注釋。 [86] 《海國圖志》第5卷，第10頁。 [87] 上揭書，第6卷，第1頁。 [88] 如我們以視距里譯里數，則所言的領土更覺截短。 [89] 《魏略》說：「東西南北數千里。」 [90] 引佐瑟夫著《猶太戰爭》（Wars of the Jews）第2卷，第16頁。 [91] 吉本之書，第1卷第2章。 [92] 布萊資須納德在《阿拉伯及阿拉伯殖民地》一文中（第24頁），不幸將「有獸名 大如狗」一語譯錯，誤 作「賓」，以「 大」誤作一獸名。 [93] 佛利德倫特著《羅馬知識》第2卷，第44頁以下。普林尼的書第8卷第16頁明白說，在歐洲，只希臘北部的某些地區才有獅子。非洲和敘利亞是獅子出沒之區。普林尼所說「敘利亞」顯指美索不達米亞。此地據斯特累培說，獅子充斥於境內。 [94] 此處所言的事實與羅馬驛制的精神完全符合。驛本來為便利傳達王令而設，至供私人事務的利用，為偶然例外的情形。（吉本說） [95] 希羅多德所述由撒狄（Sardes）至蘇撒（Susa）的著名「御路」，沿途設有御站和良好的旅舍，全路所經都是有人居住的安全區域。 [96] 赫布羅《東方文庫》第4卷，第420頁引劉應說。 [97] 《英國百科全書》（English Cyclopaedia）波斯里（Parasang）條。引Doursther，Dictionnaire Universel des poids et Mesures Anciens et Modernes（《古今度量衡辭典》）：「埃及與敘利亞用Parasange，而阿拉伯古代用Mille。阿拉伯的Milles相當於Parasange的二分之一。」現代的Farsang，土耳其的Agatsch，可以分為3 Berri——Parasang為一波斯字，溯源於古文farsang，這在波斯今文讀為（ferseng）。在阿拉伯語中又變為farsakh。關於這個字的本源有人提有種種假設。這個字的後半部認為是波斯文seng，即一塊石，這個字可能源出石字，即標識著置於路上以表示距離的石。Bohle認為這個字的前半部為前置詞fera，且可與拉丁文ad lapidem相對比。 [98] 古代遊記所載的距離不能按直線計算，必須加百分之若干來補實路途的曲折。在這方面，西洋古代的計算距離，亦略同於中國舊法。羅靈遜曾說波斯里（Parasang）及阿拉伯里（farsah）本計時而非計程，因而經歷的地方計算常有差異。所以，「對於旅行的距離失之於估高的趨勢比失之於過低要常見」，是很自然的。參看班柏利之書第1卷，第359頁。 [99] 佛利德倫特著《羅馬知識》第3卷第70頁引Uita Aureliani在《Scriptt．Hist．Ang．》一書中的文字。羅馬人關於絲價的估計在古代中國亦有相同之處。公元100年問世的《說文解字》，解釋錦字說：「錦，全也，作之，其用功重，價如金，故制字從帛從金。」（《格致鏡原》第27卷引）普林尼（第34卷，14［41］，145）談及中國人輸出的商品有鐵與皮革。他提到羅馬市場有各種鐵器出售。鐵與皮革盛產於中國北部。冶鐵工業及鐵的貿易自古即操於梁國人民手中。當時梁國區域大概包括陝西、湖北、甘肅及四川（參看《史記》第129卷《列傳》69）。鐵業很早就受到中國政府的充分重視。馬端臨的《文獻通考》第15及第16卷，載有《中國鹽鐵征榷考》。馬氏謂設鐵官凡四十郡，多數在北方，於漢武帝時期（公元前110年）設立鐵官來監督政府鐵鑄廠。同一作者於第20卷第4頁述及昭帝時（公元前86—公元前73年）的主要產品及出產地區，使我們得知中國市場那些貨品而可以供西方需求的。他引《鹽鐵論》說：「隴（甘肅及陝西）蜀（四川）之丹砂毛羽（毛布？），荊（湖北）揚（江蘇）之皮革骨象（骨及象牙器？），江南之楠梓竹箭，燕（直隸）齊（山東）之魚鹽氈裘，袞豫河（約在山東、河南及甘肅）之漆絲 紵。」從上文看來，外國需求的絲、尼稱為Pelles，也是取自於湖北的。 [100] 普林尼《博物志》（Pliny，Nat．Hist．）第36卷，27（65），191。《淵鑒類函》第364卷引《元中記》曰：大秦國有五色玻璃，紅色最貴。公元643年之貢物亦有紅玻璃一項。據普林尼之說，玻璃以透明而無顏色的為最佳質地。中國作者所說的紅玻璃，可能是仿造的假紅寶石（murrhine）。 [101] 《淵鑒類函》第364卷第31頁引《魏書》說天竺國人商販至京，自雲能鑄石為五色瑠璃。普林尼亦說印度有人能以石制水晶。 [102] 明曹昭《格古要論》曰：千年老冰化為水晶。此種偏見，或由西方傳入。普林尼亦有之（第36卷，2，［9］，23）。 [103] 敘利亞出身。他曾在他的家鄉挨美薩度過他一部分生活時間。 [104] 公元643年向中國所貢獻的綠金精，也許就是文中的金色之粉，不一定是金糠。 [105] 見《諸蕃志》。 [106] 普林尼提到俄索細亞（Orthosia，在敘利亞），阿拉班達（Alabanda，在加里亞Caria），賽普勒斯及紅海中的一島，為生產水晶之地（第37頁，2，［9］，23）。 [107] 應用於圓屋頂的玻璃嵌鑲物在普林尼時代的羅馬是一件新奇的事；後來，以玻璃寶石裝飾也像在東方一樣，成為普通的奢侈品。 [108] 夜明珠通作Carbuncle。據Bridgman《摘錄》（Chrestomathy）第503頁；又翟理斯譯的《佛國記》第92頁注8。 [109] 參看O．Schneider在《關於地理、文化、歷史的科學論文》第177頁中的《伯恩斯坦問題》。Fraan在《Drei Monates im Libanon》第94頁提到西頓（Sidon）附近有大量的琥珀。這個作者認為我們設想腓尼基人航駛到波羅的海以求琥珀，實在說得過分了。他說：「在西頓的人，有很多精於手藝的。這些人就把伯恩斯坦（地名）的婦人所用的琥珀項鍊送給圖拉真（Troja）的英雄的婦女。這樣，他們必須於中夜在金米連（Kimmeriern）地方渡過洶湧澎湃的海，到那邊找到石頭（用來製造），而這種石頭在西頓堡壘前面才有的。」此說雖然有力，但是我們得到許多證據，不能不承認羅馬人在比較晚的時期，跨過歐洲大陸，直至波羅的海岸去進行琥珀的貿易（參看佛利德倫特著《羅馬知識》第2卷，第63頁）。外國琥珀可以說是通過中亞來自中國的。克拉普羅特且認為hu-po（琥珀，廣州方言：fu-p'ak，廈門方言：hu-p'ek）二字由回紇語Chubich而來。而克氏所列舉的培卡拉（Bokharie）語，又以Keherbai為琥珀，看來都與中國或回紇語根有關。普林尼說（第37卷，2［11］，37），有一琥珀制的仿東螺陀名為harpax，未知是否與希臘語根的haipag及亞洲語keherboi chubich及hu-p'ek有關。 [110] 其距離若以視距里計，要稍短一些。但原文也許是記錄多日的航程，後來被換算為中國里，大約三華里等於一浬（海里）。 [111] 參看Zeitschr．d．Ges．f．Erdkunde，第14卷，柏林版，1879；C．B．Klunzinger，「Die Umgegend von Qoseiram Rothen Meere」，第411頁。 [112] 參看C．Kallenberg，「Der Handel mit Perlen und Perlmutterschalen im Rothen Meere」in Oesterr，Monatsschr．f．d．Orient，1884，3月，第86頁。 [113] 我至今為未能引用較此《德國百科全書》更早的有關材料為憾。 [114] 《馬可波羅行紀》第59章所記中亞的欣斤塔刺思州（Chingintalas）北邊之山有一種礦脈，其礦可制火鼠（Salamandre），掘此山中，得此礦物，取此物碎之，其中有絲，如同毛線。曝之使干，既干，置之鐵臼中，已而洗之，盡去其土，僅拿類此羊毛之線，織之為布，布成，色不甚白，置於火中煉之，取出毛白如新。每次布污，即置火中使其色白。 [115] 帨巾，《格致鏡原》引《方洲雜言》。以這樣貴重的材料來做帨巾比用來做衣服當然更有可能。而且用這種火浣布做的帨巾，作為宴樂取笑之資，在那個時候一定是很時髦的。 [116] 《普林尼集》中有巴比倫貨（Babylonica），專指某種高質的床毯和地毯。 [117] 《普林尼集》。 [118] 《後漢書》說「刺金縷繡織成金縷罽雜色綾」。似乎是儘可能描寫正文中所說的把金絲和羊毛織地絞在一起。關於使用金繡，參閱Friedlaender書第3卷，第61頁。 [119] 不透明的玻璃及寶石的顏色，《魏略》曾分別加以說明。 [120] 玉爾編《契丹》第1卷，第89頁。 [121] 黑因著《種植與畜牧》1877年第3版，第336頁以下。Hehn，「Kulturpflanzen und Hausthiere」。 [122] 《味吉爾選集》第6卷，第22頁。 [123] 《說文解字》綾：「布帛之細者曰綾。」 [124] 《普林尼集》（第11卷，22［26］，76）。 [125] 輕紗一詞，法文作gaze，有若干學者說出自Gaze城，此城曾為腓尼基海岸的向印度輸出的主要貿易市場之一，他們的根據是此地首先織造這種輕紗。這種說法見於各種通行的著作中（《英國百科全書》，Gauze條，Meyer的《Conv．Lex》，Gaze條，Heyse的《Fremdwörterb》等），但我遺憾不能加以證實。Wedg-wood《英語語源詞典》（Dict．of Engl．Etym．，第2卷，第139頁）稱此詞出於條頓語，他不是不知道這種語源說法，就是不以為然故不加一提。我將很高興看到把這輕紗的製造能推溯到敘利亞的境內。僧人所穿之袍，中文名曰袈裟，梵文為Kashaya，和這個字根有沒有關係呢？ [126] 黑楞（Heeren）《歷史研究》第1卷，第363頁。 [127] 見《皇家亞洲學會華北分會會刊》第17卷之《1753年海關冊》。 [128] 罕柏理《論「蘇合」》（Hanbury，On Storax）一文發表於《藥物學報》第15卷（1857年），後重刊於《科學論文集》。文章提出在孟買對外貿易報告中，有Rose Malloes之名，為由阿丁、阿拉伯灣及波斯灣運入孟買的一種藥物。罕柏理經索取樣品，經過檢驗，證明是我們普通用的流質蘇合。 [129] 據普林尼言，敘利亞出產的質地最佳，小亞細亞、賽普勒斯及克里特次之。 [130] 儒蓮的《梵文推原法》說咄魯瑟劍相當於梵文的turushka（tourouchka）。《翻譯名義集》說：「此雲蘇合。」珙鈔引《後漢書》說，出大秦國，合諸香煎其汁謂之蘇合。《廣志》亦云出大秦國，或雲蘇合國，國人采之，笮其汁以為香膏，乃賣其滓。或雲，合諸香草煎為蘇合，非只一物。 [131] 在罕柏理的《科學論文集》第142頁中引此作突厥藥名。 [132] 有本古代的植物著作記載了生產熏陸香的樹木，從這個記載中多少說明了它的來源。《南方草木狀》：「熏陸香出大秦。在海邊有大樹，枝葉正如古松，生於沙中，盛暑樹膠流出沙上方采。」《本草綱目》引用此說，說「夷人采而售於行商」。稱夷人就不一定出於大秦，疑或大秦的人路過採購，帶來中國。 [133] 泰托著《中國的指甲花》（《中日史地札記》第2卷，1868年）第46頁。 [134] 巴刻先生向我提示：《魏書》中的「白馬朱鬣」；《魏略》中的「白馬朱髦」以及《文獻通考》中的「白馬朱髦」等句，其中髦字，即鬃，可以代替鬣字，意思就是「白馬紅鬃」。上文所述染馬鬃的習慣，可以從上引漢文史籍的句中得到支持。不過，不把附屬名詞的「朱鬣」放在白馬之前，是否恰當呢？「白馬朱鬣」是否應該讀作「朱鬣白馬」呢？ [135] 據漢斯博士（Dr．Hance）說，普通種的鳳仙花（Impatiens balsamina）亦可染指甲。 [136] 布氏著《中國植物》第38頁。 [137] 約於其時（武帝太康中），大秦遣使來華，其性質可能類似安敦的使節。我相信他們到廣州的途徑，因不久以前，即公元226年，大秦商人秦倫仍在東京登陸，而不在廣州。 [138] 韃靼文字史「Zur Geschichte der Schrift bei den tatarischen Völkers chaften．」《亞洲研究》第130頁以下。 [139] 《晉書》載武帝太康中，其王遣使貢獻。此紙可能由此使團帶來。 [140] 波提埃著《中華古鑒》（Pauthier，Memoires sut l'Antiquite Chinaise）。 [141] 《南方草木狀》第2卷第3頁述及八香，內有蜜香及沉香，即海關稅則所列之Garoo木（Aquilaria Agallocha），二者同出於交趾之蜜香樹。如果像中國材料來源所述，Garoo木就是出於可以造紙的同一種樹，那麼這種紙應是安南出產，而不是據我了解並無此樹的西方各國所出產。中國人所記述的蜜香樹，與安南的樹情況很相符，而和埃及或敘利亞所種的草紙完全不同。 [142] 此書作底野加與《舊唐書》之底也伽音同。 [143] 我手頭所有明代（1506年）編的《本草品匯精要》作「諸膽」二字，而《本草綱目》則作「豬膽」，實為擅改前書的文字，因前書明言「諸膽合和」。且以唐本注為根據。 [144] 中國人顯然知道此種製法。胡麻由張騫傳入，至少早在公元4世紀便知道吸飲胡麻汁後會起什麼後果。例如《拾遺記》中就說：「飲之能致神仙。」 [145] 《錫蘭》第1卷第534及587頁，並引了法顯的話。 [146] 斐利普斯先生在《中國評論》第7捲髮表的《中國史上所述七世紀及八世紀景教入華考》，作者述及公元719年的使團說：「在我看來，大德僧一詞，給我們了解其他使者是些什麼人的線索，我相信《唐書》所載拂菻之使，是景教教會的傳教士。」拂菻使團與景教碑中所載景教會教士來華的關係，玉爾早已提出過。 [147] 大德僧的遣派在公元720年。這些教土的奉派出使，正是一位以對異教徒寬容著稱的回教主，繼他剛從對基督教多少抱有敵意的前任的手中取得政權的時候，這是很重要的一點。公元717年奧馬二世繼其表兄蘇里曼（Soleimon）之位，於720年死於約在安谷南七十哩的挨美薩（Emesa）附近敘利亞境內。在他統治時他可能在這裡駐留過一段時間。僧本為佛教徒之稱，但用於西方國家時，可以指任何宗教信徒而言，正如《可蘭經》有時也被稱為《佛經》似的。但從景教碑云：「大秦國有上德曰阿羅本」，上德即大德，我們可以斷言大德僧即為對景教教士的尊稱。 [148] 波提埃的《西安府碑文考》第12及13頁。 [149] 前揭書第8及9頁。 [150] 《大唐西域記》第10卷，第23頁。《格致鏡原》第33卷引《偃曝談余》有佛 之名，我毫無疑義，認為就是拂菻。它說「佛 國使來朝（使節之來，當景祐年代，即公元1034—1038年），備言其域當日沒之處，土地甚廣，有七十二酋長。地有水銀海，周圍可四五十里……」至於怎樣取水銀的方法，《格致鏡原》以半頁的篇幅來敘述，我不再援引，因為與本問題沒有關係。《格致鏡原》又引《偃曝談余》（第35卷）關於拂菻國鑄金銀錢的一段記載，顯然是出於《宋史》中「鑄金銀為錢，無穿孔，面鑿彌勒佛」的一段話，名均作拂菻。 [151] 關於拂菻一名的起源有各種不恰當的說法。波提埃（在《西安府景教碑考證》一文）沿查克特（Joquet）之說。查克特早在他之前（在《亞洲學報》第9卷，1832年，第456頁，李希多芬在其《中國》第1卷，第535頁援引過）認為拂菻是溯源希臘文πóλιυ（polin），並且是Eis Tή υ πóλlυ（在這城）一詞的一部分，又認為此字原本用為君士坦丁都的名字。而在突厥文（Istarbul）仍殘存著這個意思。中世紀的君士坦丁都城的人，當有人問到，你在什麼地方居住？他們自然會答道：「住在城中。」自從烏斯利爵士（SirU．M．Ouseley）在其《遊記》（第3卷，第573頁）中又提出若干相同的例子，並且博引到Istanbul一字，雖然Sádik Isfaháni主張這個突厥字在突厥文中的意義是「你將隨意（在那裡）找到」。可是，以polin的音與拂菻的音相對比，以劉應為最有力。布累特奈得早期在其《關於阿拉伯人》一書中已經意識到佛菻的佛字古音應讀為bot，但他還是同意查克特的臆說。在他較晚出的著作（《中世紀中國人西方旅行記注》第86頁注中）又從佛菻Fu-lin（據說可讀為fu-lan）與Frank相通之說，根據李希多芬，這種說法首倡於德經，最近又由Dr．O．F．von Moellendorff（在《中華評論》第1卷，第349頁）重彈舊調。這種不斷發生的錯誤，似乎不必詳為駁議。我於上文已經說及，中國佛菻一名見於7世紀前半葉的著作中（《隋書》及《玄奘遊記》），那時東方決不可能知道Frank（佛郎機）一字。中國在10世紀以前，我懷疑是否有人稱歐人為佛郎機。吉本（Gibbon）稱在10世紀之末，「萊茵河及米塞爾河之間的若干日耳曼部族名稱已經傳播於高盧、日耳曼及義大利，而希臘人及阿拉伯人就以Franks佛郎機來稱呼一般拉丁教會的基督教徒、西方的民族。他們已將其知識範圍擴張到大西洋海岸了」。吉本引用利烏特普郎德（Liutprand）的著作中提到佛郎機是對一般拉丁及條頓民族的通稱。吉本又認為在十字軍東征前一個時期，已有用這個名詞，他說：「這個名稱的廣遠應用，可以由君士坦丁（Constantine）及歐提基阿斯（Eutychius）二人的著作證明，而這二人又生存於十字軍東征之前的。時代較近的又有阿部夫拿格斯（Abulpharagius）和阿部腓達（Abulfeda）的著作又可為證。吉本上面引過利烏特普郎德的著作，這本著作就是記載公元968年作者出使於君士坦丁朝廷的印象，而作者本人出生於公元922年的。君士坦丁生於公元905年，而歐提基阿斯，即亞歷山大城的主教（別名Said Ibn Batrik）是生於公元876年的。 [152] 參看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及愛德金氏的《官話文法》（1874年上海版，第92頁）。 [153] 引《中日史地札記》第4卷，第8頁。 [154] 《新唐書·列傳》第146卷，第23頁有其名，隱括天竺國（印度）。 [155] 歧塞勒著《宗教史》（Gieseler，Eceles．Hist．，）英譯本第2卷，第172頁。 [156] 《舊唐書》第198卷《列傳》第148說：「自大食強盛，漸陵諸國，乃遣大將軍摩栧伐其都城。」摩栧之名顯然就是生於公元600年的Muavia，於644年為敘利亞總督。西史上載征服安都者為烏培（Abu Ubeida）及卡迭（Chalid）。對中國人的記載，我現在無從說明。我現在不能考訂Muavia是否曾可能參與這次征服的戰爭。 語言學上的推究結果 在上述各項考證中，外來名字，都屬於各種不同的方言，其中有若干外名，傳於我們和傳於華人的來路大不相同。因此我們不應該希望結果會像儒蓮 [1] 及愛爾泰 [2] 所列表目那樣的一致；這些結果比起此處所列表目更著重於考證，而少師心自用。中外語言可以比較的確實程度，首先有賴於地望的考訂，在所提出的考證中，有些只是作為可能的假設。但中國古代及中世古籍關於西方知識的記載，還是一種尚待開發的寶藏，我希望通過多年耐心的研究，能有用中西亞洲地理學作為研究中國古音的豐富資料的一天。可能豁然貫通，而下列的小表將擴大成為梵文直譯的專書。 ———————————————————— [1] 《梵文推原法》（1861年巴黎版）（Méthode pour déchiffrer et transcrire les Noms Sanscrits qui se rencontrent dans les Livres Chinois ）。 [2] 《中國佛學研究手冊》（1870年香港版）（Handbook for the Student of Chinese Buddh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