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意識中的怨恨與羞感 · 一、身體羞感出現的先決條件

在進行實質分析之前，我準備概述一下在生命界的發展和等級王國的範圍之內，出現某種僅僅可能的身體羞感（區別於精神的羞感及其基本種類，如敬畏）似乎必備的先決條件。 毫無疑問，這種感覺與生命單位的個體化程度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繫。只要在生命界之內，個體始終為一連串繁殖過程充當著一個或多或少無關緊要的中間點，譬如在細菌培養之類的簡單完成中，個體追求的內在目的似乎根本不是活生生的個體，而是那種繁殖過程本身，我就談不上某種可能的羞感的必要的先決條件。因為掩蔽活生生的個體，仿佛將其籠罩起來，這始終是身體羞感的一個功能；而且，倘不考慮這種非常普遍的功能，就連排除與不符合個體及其價值的生命相混合的可能性，這也是性羞感的一個功能。故在下面兩種情況下，其一，生長和繁殖尚未或僅僅粗略地彼此分開，即要麼生長對於直接的完成就像是在一種生命內部進行的各部分之繁殖，要麼繁殖就像是個體超出自身的一種單純生長（K.v.Baer）；其二，生物似乎完全獻身於繁殖，而繁殖似乎不僅是個體的生命活動之一（或以上兩種情況同在），都顯然缺乏與生物體有關的條件，但沒有這些條件，就根本不可能考慮身體羞感的存在。只有當個體生命的延續超出繁殖期（即向後移至誕生和向前移至死亡），當誕生與父母的死亡，自己的死亡與繁殖行為的完成在功能和時間上日益明顯地分開，而且它們在時間和生命力上的距離開始日益增大，才會形成一種方向，它將指明某種可能的害羞與生物體有關的先決條件。 我們在生命系列中發現的另一個傾向似乎與上述傾向一致：由於對繁殖伴侶的種類的可選擇性因素逐漸強化，繁殖的質對繁殖的量所具有的意義優勢在緩慢而持續地上升。假設胚胎和生命個體的變異在數量和質量值上的最終結果相同，那麼在這些變異中，物種選擇的滅種率就會降低，而這自然與繁殖質對繁殖量的優勢的上升聯繫在一起。在植物界，性的選種顯然只能以動物和人作媒介，在動物界則相反（兩性動物尤其明顯），具有某種預見（即可以預定可能的生殖結果）的能力已經形成，它們表現為選擇最強壯和最有美感的性伴侶，並為此而競爭。在直覺引導下對性伴侶進行取捨，在此相當於這樣一種行為，在較低的生命等級的某一特定點上，這種行為似乎是一種無選擇的行為（交媾、結合），如像兩種化學元素的化合。在動物的交配活動之前的競爭和遊戲中（我們在此已清楚地注意到獻媚的現象），或可視為人的羞感之雛形的感覺和衝動同時扮演著何等角色。被不受歡迎的雄性強行交配的雌性，以及被競爭對手擊敗而被迫與較差的雌性「湊合」的雄性，在何種程度上體驗到這些感覺，我們對此並不清楚，甚至在我們更準確地認識引導性選擇的各個因素之前（包括動物具備這些因素所必需的感受和想像），我們的探討也不允許採用類比推論。 如果從另一個角度考察生命系列，我們就會發現，由於上述變異方向的影響，為繁殖服務的器官、功能和行為習慣同時也日益明顯地從人整個易受到刺激的有機體及其統一的反應方式和感受方式中脫離出來，此外，它形成了雌性和雄性的更好識別的差異，這些差異又分布到日益明顯受時空限定的活生生的個體單位身上（核心組成部分）。我們在此暫不討論，雄性與雌性的對立最初出現在生命的等級建構中的哪個位置，是否這種對立包含一切生物（如古人的設想），以及是否可以為細胞核中的染色體設定一種雄性和雌性的質（通過進行繁殖的單細胞生物的分裂和結合）。無論如何，那種分化的出現，就總體而言本身已經對純粹的繁殖過程構成了一種障礙，因為只要繁殖不是與每個生命單位自身，而是與兩個不同質的生命單位相聯繫，現存生命單位的繁殖總數在同樣情況下就必然減半。繁殖所必需的因素出現的那種新的質的分化，絕不是為了種類的單純維持（這種維持與這個種類在再生產中必定發生的變異形成對照），因為在同等前提下，如果沒有那種性的區分，種類的維持大概反而容易得多。正如就總體而言，這種分化已經對純粹的繁殖過程構成了一種障礙（在此過程中，生命的本質似乎已經在最低的等級上形成），它也清楚地表明，以這種分化為起點，重要的不再是單純的種類維持，而是通過逐漸優化生殖力，來加大被生殖者的個體化之可能性。 因為，只有藉助於這種分化，某種「選擇」和在實際生殖之前已經決定著新生者的價值的某種力——它後來被稱為性直覺、愛情等等——按照其先決條件才成為可能。「一切性愛均可追溯到一種重建一個整體的本能，這個整體存在於較早的發展階段」，古代哲學關於性愛的這一基本觀念早已出現在柏拉圖的《會飲篇》中，近來又常常被人們裝飾以現代科學加以闡述，但是，它在此與實際情況大相徑庭。繁殖的因素分化為雄性和雌性，正是通過這一分化，愛情選擇之要素才進入到繁殖過程之中，才使繁殖過程成為一種優化繁殖高貴而強壯的類型的可能的過程；對一種更古老的無區別的狀態的嚮往，並不屬於性愛的本質。 但在後面，我們將把性愛的某一形式看作性羞感的條件。另一方面，羞澀現象將證明自己與性的形式和性衝突並沒有必然聯繫，儘管性羞感無疑最先引起羞澀現象的觀察者的注意，並且在羞澀現象的發展中領先於更高級的精神的羞澀感及其形式（如敬畏）。還有一點對於我們的問題至關緊要：無論性的區分何時出現，始終是雌性與有機生命的上一等級保持著更深的相似性，這樣一種區分當時還不可能被發現。與此相應，繁殖的重任主要落在雌性身上，它的組織更適合於這項任務。在大自然中，雄性的原則通常表現為年輕的生命形式，這種形式對於單純的繁殖不太必要（單雌生殖）。我們將發現，這一事實對於身體和精神的羞感在男人和女人身上的分配十分重要。 但是，只有當雌性和雄性的原則越來越緊密地結合到界限更加分明的個體生命單位上，才能使性功能逐漸隸屬於個體生物的生命功能之整體，類似於樹的雄花和雌花及花的花粉和雌蕊，這些生命單位可能還屬於一個個體的生命整體，而在最高級的生命等級上，它們已經與這些個體的生命整體趨於同一。 器官的形式劃分與上述變異方向相吻合。與植物相比較，動物的基本模式——儘管在這些基本模式中的實際形式所具有的變異性是無窮無盡的——表現了下述普遍事實：其一，感覺隸屬於本能活動和行動的衝動；其二，繁殖隸屬於個體生存的維持；其三，通過繁殖對種類的維持隸屬於提高種類的傾向（通過特殊選擇因素進入沒有這些因素仍然可能的性結合）。在較高等的動物身上，我們已經必須非常嚴格地區分單純的性本能和繁殖本能與那些選擇因素。我們將會發現，這種區分是性羞感產生的必要前提。只有當諸如個體化和價值選擇之類的東西能夠在繁殖過程之內出現，當那種模式即繁殖功能隸屬於個體的自我維持本能（這是上述區分的條件）出現之時，才為某種可能的性羞感的出現預先確定了空間。然而，生命的提高本身又與這樣一種個體的自我維持本能的存在聯繫在一起。與植物相對照，從大多數較高等動物的結構外觀已經可以看出，性器官在一定程度上隸屬於身體結構的整體。叔本華的說法也許過分誇張：植物一般任其性器官像其存在的中心點一樣簡單地公開袒露[1]，仿佛想以此表明它生存的意義僅僅局限於繁殖；與此相反，動物通常比較「隱蔽」它的性器官，使其明顯隸屬於它的行動系統及屬於該系統的神經中樞器官，這合乎它的天性——維持個體的目的性更強，同時更擅長運動和更具有攻擊性。人們在此幾乎可以說，這是一種客觀的羞澀現象。[2]這種現象恰恰表明，羞感本身在感覺上所企求的，即讓性隸屬於一個生命整體，是一種牢固的生存形式。 如果我們終於注意到個體生命過程的時間劃分，則將證實在生命的等級階梯上取得這些進步時（它們與迄今為止提到的變異方向相吻合），使繁殖活動日益隸屬於一個生命整體的現象同樣存在。動物發情期的時間周期性，性成熟和生殖能力的界限的存在及不斷延遲（以死亡為方向），這些都足夠清晰地表明了上述觀點。較之於植物界那種嚴格受環境和季節限制的繁殖過程，（動物的）繁殖似乎從發情階段起就建立在一種感覺、一種本能之上，它們也能夠以某種方式避開那些周期性的規律。[3]從某種角度觀察，人類的性羞感也表現為一種更不穩定的感覺替代，即替代性本能和繁殖本能的活動開始與結束的客觀周期，這種周期在人身上只剩下微弱的痕跡；同時，這種感覺替代的不穩定性和靈活性也容易產生一種更有意義的、以個體化為更迫切的目的的作用：克制並緩解本能活動。 正是在人的身上，已經出現在上述現象中的純粹的羞感現象才日益失去了它的客觀現實的表達，並且成為一種感覺：人隱蔽自己的性器官，即使他還不曾以穿衣來抵禦誘惑，他也這樣做。穿衣的需求大概是這樣形成的：遮羞使性器官易受溫度和其他影響的傷害，這種可傷害性逐漸擴展到受這些影響波及的其餘的身體部分，於是，性器官對某些保護裝束的適應就會進一步要求整個身體對這些裝束的「適應」。所以，羞感是通過穿衣才產生的，而穿衣本身是出於保護需求，這種說法純屬無稽之談。在許多原始部落，人們只遮蓋所謂的陰部，[4]這該如何理解呢？毋寧說，最原始的穿著形式起源於害羞，身體其餘部分的穿著需求產生於第二步適應，即身體對遮羞導致的嬌慣效果的適應。「上衣」在此似乎是過渡。人穿衣是因為他害羞，而且首先以他身體的那些部分為羞恥，它們使他與整個低等生物界——他覺得自己是它的主宰者——很深地聯繫在一起，他覺得自己仿佛又從它們那裡被拽沉，沉入那無邊的混沌之中，而他曾經從混沌中奮起，他那種有所感覺的神性的高貴曾經將他從混沌中提升出來（臉的趨向）。有鑒於此，很難說害羞是實用需求的結果，毋寧說，穿衣對實用這一事實是遮羞的結果。服飾本來只是「掩飾」，即一種遮蔽物，在遮蔽物下面人仍然覺得自己是裸露的。[5]文明人不再這樣，他甚至在床上也穿著襯衣，這就表明，他覺得剝去衣服才是裸露的，衣服遮蔽著裸體。 這裡，我們不會為此驚奇：根據人種學者的經驗，首先遮蔽陰部的大多是男人，而不是女人。這一點恰恰符合我們的引論：歸根結底，羞感產生於較高的意識等級與較低的本能知覺的碰撞。因為作為更分裂更二元化的人，正是男人首先更深刻地體驗到那種衝突，相對於女人，男人覺得自己不僅「在自然之中」，而且更「在自然而上」。[6]就連我們在動物界發現的區別於植物界的那種「客觀的羞感」和我們掌握的那種羞感的制約條件，也同是下述事實的一個結果：在動物身上，意識對動物趨向之特性的表現越透徹，它束縛於下一瞬間之存在的程度就越輕。動物具有直接（無需計算和推論）縱觀較長時間段落的直覺，這種直覺投射到具有運動目的性而非「實用性」的生命總體現象——此運動已將生命的總體現象與一切死者分隔開來——及其活動能力上，此外，直覺也需要在運動和形式變異方面「學習」（沒有「記憶」），當然，這裡的運動和形式變異還在直覺和可能的形式變異的活動範圍之內，它們規定了直覺的組織和結構。除了與植物共有各自的瞬間「趨向」之外，動物與自己的生命還有一種經歷過的聯繫，這種聯繫能夠調整那些瞬間趨向，儘管動物的意識終究很難擺脫維持生存的重任。毫不奇怪，我們在男人和女人之間又找到一種類似於動物和植物之間的關係。另一方面，如果由此否認保守的原始女人（她比男人更長久地保持著動物似的遮蔽狀態[7]）具有羞澀感，或只是將它視為受男人教育的結果，這大概也是完全錯誤的。 實證主義的害羞理論[8]有一個原則性錯誤，它首先將害羞與「羞澀」，然後將羞澀本身與特殊的表現形式混淆起來[9]，這些形式恰恰可以在一些文明程度更高的民族中找到。沒有遮蔽自己陰部的黑種女人甚至具有非常強烈的羞感，這可以用下面的事實說明：雖然傳教士要求她遮蔽陰部，她卻按照一切自然的害羞表達方式頑強地拒絕這樣做；但是，如果她後來違心地順從了，跑到樹叢後或茅棚里躲藏起來，最初還不願意穿著衣服公開露面。這裡的原因很好解釋：她覺得皮膚是她的衣服，而且肯定把陰毛當作她的皮圍裙，反倒把沉重的皮圍裙或套裙當作某種恰恰使人注意自己陰部的東西，她那一族的男人肯定會這樣，因為她太了解他們的注意方式。一旦在自己的感覺中體驗到注意力被引向那個部位，就會引起害羞。至於舊「風俗」如何看待「新東西」的意義，這完全無關緊要。以上所述與這個或許存在的事實也絕不矛盾：女人在本質上總之比男人更不害羞。因為這個事實與上述害羞衝動的強度和純度毫無關係。 上面已經概述了羞感在自然中的位置和地位，現在還必須廓清羞感與相近感覺的界限，更明確更仔細地分析羞感本身，並且了解它在人類生命領域中的功能和作用。 * * * [1] 即通過其器官的形態劃分。 [2] 如同可以稱擬色為一種「客觀的防護欺騙」。 [3] 並且以此帶來一種感覺活動同時出現的可能性，這種活動在人身上或可稱為「害羞」。 [4] 陰部：Schamteile，直譯為「羞部」，這裡的聯繫很微妙。——譯註 [5] 誠然，「裸露」現象本身在此已經是服飾意識的結果。或可以這樣說，原始人並不「裸露」，而覺得皮膚是他的「衣服」；他只是「未穿衣服」。至於裸露的附帶「刺激」——無論就色情或是就審美而言——當然只是服飾的結果，這點無需證明。「追隨自然者」大概不會對此有何異議。 [6] 我們準備在後面探討，是否女人「天生」比男人更害羞，或是否僅僅在社會意義上，對女人身上的羞澀的評價超過男人，之所以這樣，或許正因為——根據邊際效用價值的法則——女人天生比男人更不害羞。 [7] 達爾文（Darwin）已有這種觀點。 [8] 例如埃利斯（Havelock Ellis）的《性衝動與羞感》（1907）一書。 [9] 實證主義在此引導著（James-Lange）的情緒理論，這種理論將羞感和羞澀感看作（內在和外在）表達活動的單純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