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費 · 媽 媽

我們司的馮司長是位女同志。同志們當面叫她司長，背地裡卻都管她叫馮大姐。 其實，這個稱呼也並不恰當。她已經五十一歲了，比我母親還大兩歲呢，而且因為長年革命工作的勞累，她看上去比實際年齡還老相些：她的頭髮雖是短的，卻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白了，臉頰有些瘦削，門牙也缺了一顆，使得上唇顯得略略有點癟。特別是當她挑起眼皮、透過老花眼鏡的上緣看人的時候，在她那光亮的前額上，就聚起幾條很深很深的皺紋。如果是個生人走進我們的辦公室，看著她這年紀和神態，誰會想到她就是領導我們這個重要機構的首長？說不定還會以為是誰的母親呢。 但是，我們把這位首長看得像母親，還不只是因為她的年紀，而是她的為人。比方說，我們這些年輕小伙子，總是貪玩。晚上不是跳舞就是溜冰，再不就弄副撲克，一玩就是半宿；睡得遲起得也晚，來不及吃飯，就買個燒餅帶到辦公室里去啃啃。這事要讓她看見了，她就會走過來：「給我！」伸手拿過燒餅，墊上張紙，放在暖氣管子上烘著。等烘熱了，她再給倒上碗開水，一道送過來。然後，就坐在你的對面，一邊看著你吃，一邊輕聲慢語地講起青年人應該怎樣安排生活秩序，怎樣珍惜時間。這時，我們的燒餅是熱的，臉是熱的，心就更熱了。又比方，我們這裡有幾個球迷，一聽到下班鈴響，撒腿就往球場裡跑。這時，她又會叫住你，把你的衣服扣子扣好，把圍巾給圍上，說不定還把你掉出來的頭髮給往帽舌底下塞塞。然而，要是你工作上出了什麼差錯，或者思想上有了什麼不對頭，常常不等你自己覺察，她就又來到你的對面坐下來，還是輕聲慢語地談著，一直幫你看清了錯在哪裡，找出了原因，定出了改正的辦法，才走開。 她就是這麼個人。一天、兩天，一月、兩月，她就這麼體貼入微地關心著我們。好像我們不是她的下屬，而是她親生親養的一群孩子。要是她生病了或者開會去了，不到辦公室來，大家就會覺得像缺少了什麼，連那個最好說俏皮話逗樂子的老何也會一天沉著臉不吭氣。 但是，儘管我們都懷著深深的敬意熱愛著這位首長，有幾件事卻使我們感到奇怪：每當她的秘書——那個姓孫的胖胖的姑娘給她送來公函、文件，她總是照例地翻揀一遍，然後問一句：「沒有？」秘書點點頭，她就輕輕地嘆口氣，臉上頓時蒙上一層失望的神色，人也更顯得蒼老些。不過也有不問的時候，那時她手裡一定有一封信，有時是機關來的，有時是私人來的。她就急急地看信。看完了，又是照例地嘆口氣，把信塞進抽屜里。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是怪脾氣嗎，還是有什麼心事？ 我們得承認：關於馮司長的個人生活和她的歷史，我們知道得太少了。我只是在她剛來時的歡迎會上聽過處長的介紹，知道她是個老黨員，黨齡比我的年齡還長，過去她長期在白區做地下工作，光坐牢的時間也不比我參加工作的時間短多少，具體的呢，就啥也不知道了。有時我們也想向她打聽，可是一提到這個問題，她就說：「現在的新事還講不完呢，還翻那些老賬幹什麼？」 終於，遇到了一個偶然的機會，這個悶在心裡的疑團解開了。 那是一九五四年春節後不久的一個下午。我正站在司長辦公桌前，接受下廠了解情況的任務，秘書給她送來了一張會客單。我瞟了一眼，會客單很平常。姓名：劉憶平，性別：男，年齡：二十六歲，職務：鞍鋼某廠的工程師，與被會人關係沒填，事由是看望。司長毫不在意地看了一遍，扔在桌上，接著又拿起來看了一遍，想了想，自言自語地說：「憶平……」突然，她一怔，驀地站起來，急乎乎地跑出去。我被弄得莫名其妙，隨手從衣鉤上取下她的大衣，也跟著走出去。 在她推開會客室的門的時候，我趕上了她。只見會客室里一個戴皮帽子，穿灰呢大衣的青年，正在那裡焦急地踱著步，見司長進去了，忙迎上來，但是，顯然他們並不認識。那青年凝視了司長一會兒，說：「您是……」 「我是馮琪。」司長說著，臉上露出驚喜的神情，眼睛直盯著那人的臉，一步步向前靠近。隨著司長的視線，我看見，那人的額角上有一塊小小的疤痕。 那青年嘴巴張了幾張，再沒有說話，卻從衣袋裡掏出一件東西來。我一看，是一隻孩子戴的紅骨小手串。只見馮司長驚叫了一聲：「平平！」張開兩手撲上去，那人也叫了聲「媽媽」，兩人緊緊地抱在了一起。 當天，「馮司長的兒子來了」的消息，經過我的口飛快地傳開來了。晚上，我們幾個年輕人懷著興奮和好奇的心情，來到了司長的家裡。看來，她們母子正在敘著離別之情，但奇怪的是：兩個人都沒有說什麼話，只見桌子上擺著一張紙，兩人各拿一支鉛筆，在紙上寫著什麼。馮司長大概也看出了我們的疑惑，一面把我們介紹給她兒子，一面笑著說：「他是在國外長大的，本國話倒說不好。」這句話更引起了我們的興趣，就七嘴八舌地問起來，那老何咋呼得更凶：「有故事，一定有故事！給我們講講吧！」 看來今天司長的興致特別好。她點點頭：「好，既然你們對這事感興趣，我就講給你們聽。」她來到床邊，坐到兒子身邊說，「你也聽聽！」於是她就用我們那聽慣了的、緩慢的聲調，講起了關於她和孩子的故事。 「這孩子和小黃一樣大，」她指著我說，「今年是二十六歲。我倆分開那年他還不足六歲。那是一九三三年。 「當時，我和他爸爸都在汕頭做地下工作。後來他被調到江西紅區去了。為了照顧孩子，也為了便於掩護工作，平平這孩子就留在我的身邊。 「我當時的公開職業是用人，給一個挑花工廠的老闆燒火做飯洗衣服。這個職業對於我的工作是很方便的。利用早上買菜的時間，我可以開展活動或者與黨的負責人接頭，接受任務、匯報工作。但是我們娘兒倆的生活卻很困難。因為當時黨的活動經費很少，只要有公開職業的，就不能拿黨的錢用於個人生活。我的工錢呢，又少得可憐，每月剛夠買米吃飯，有時還得勻出一點兒來，支援受難同志的家屬。這樣，雖然我給人家炒煮的是鮮魚大肉，但我們自己卻斷不了餓肚子。有時看孩子苦得實在不行，就收拾人家一點兒殘湯剩菜，給孩子吃。這些都還好說，最困難的還是精神的折磨——這家人家也有個男孩子，比平平大一歲。這孩子每天放學回來的時間，就是平平受罪的時候，不是挨打，就是挨罵，不知吃過多少虧，受過多少委屈。 「當然，為了工作，這些只得忍著。孩子不懂，我懂，我們的生活水平雖低，可我們的事業，我們的人格，比他們高出不知多少哪！ 「這天，我突然接受了一個任務：組織要我到城郊去接一個黨從上海派來、經香港偷渡過來的同志。我好不容易藉故向老闆娘請了假，但是因為要走很多路，孩子不能帶去。湊巧剛發了工錢，我買了幾個燒餅留給孩子，就動身了。 「直到天黑，我才完成任務趕回家來。一進房門，就看見孩子趴在床上，頭破了，滿頭滿臉都是血，正在抽抽噎噎地哭呢。見我來了，一頭撲到我懷裡，大哭起來，還不住聲地哀求我：『媽媽，走，咱們走吧！……』我一邊給他包紮，一邊問他。原來這又是東家的孩子乾的。那孩子放學回家，見到平平在吃東西，伸手就搶，平平當然不讓。那孩子掏出硯台就打，竟把平平打成了這個樣子。你們看！」她撫摸著憶平的額角。我又看到了那疤痕，仿佛看見了當時的情景，看見了他的鮮血和屈辱的淚。 「當時，我自然又是難過又是氣憤，可也沒法，刀把在人家手裡攥著嘛。我只好安慰他：『孩子，別說傻話了。走，走到哪裡去？來，媽帶你外面玩玩去。』其實，說帶他玩也是哄他，我還有任務：上級同志帶來的文件和一大筆錢在我身上，我必須很快把它們交給黨組織。為了安全，我把文件和錢包好了，捆到孩子身上，領著他先到一個藥房裡上了點藥，就沿著大街往秘密機關住處走。 「因為生活困難，我怕孩子要這要那，從來不帶孩子到大街上來。現在一上街，孩子馬上被這熱鬧的城市夜景吸引住了，特別是走到一家兒童商店門口，他更是一步也不走了。他望望櫥窗里那些五顏六色的玩具和衣服，又望望我的臉，終於鼓起勇氣說了句：『媽媽，買！』 「『孩子，不是給你說過，媽媽沒有錢哪！』我說。 「他固執地扯著我的衣襟：『不，媽媽，你有錢，買！』 「噢，是的，他說的是我放在他身上的錢。我又不能跟他明說，本想呵斥他幾句，可看看他那纏滿繃帶的小臉，我的心又硬不起來。我不由得把手插進衣袋裡，抓住了那剛發下來的一塊多錢工錢；捏了一陣，還是空著把手拿出來——那得吃飯呀！ 「孩子又說了：『媽媽，人家念書，我沒有，人家……媽媽，你不是說你喜歡我嗎？……』說著，他眼珠一骨碌，兩大滴眼淚流下來，滾過腮邊，滾過那破開幾個洞洞、油得發亮的衣襟上，一迸好遠，連掛都掛不住。我不由得衝動起來：一樣是孩子，老闆家的孩子吃好穿好，有書讀，而我的孩子……好吧！我咬咬牙，一把把孩子抱起來，給他擦乾眼淚，走進店裡，就著這些工錢，給孩子買了一件小褂，還買了兩塊點心。看看手裡，只剩三毛多錢了，去他的，一不做二不休，吃飯的事以後再說吧——給他們做了半年多的活，不相信連預支點工錢也不行。我又抱著孩子來到玩具櫃前。可是挑來揀去，不是不中意就是買不起，最後才看中了一副骨頭制的小手串，紅紅的，亮亮的，又好看又結實。我用了最後的這點錢，把它買了過來。 「我把衣服給孩子穿好，把手串戴在他那小手腕上，看著他大口大口地吃著點心，我的心裡舒服極了。這種心情只有做母親的才能體會得到呀，對不對？」 我們被這個革命家的清貧的生活和她那母親的心所激動著，誰也沒有插話，都目不轉睛地望著她的臉，等著她繼續說下去。 「可是，」略停了一會兒，她又說道，「這件當時看來很順心的事，卻叫我後悔了二十年。 「事情竟有那麼湊巧。就在第二天清早，我在菜市場上和上級黨的同志接頭的時候，接到了黨的指示，決定要我到上海去，並且把一批文件和材料帶到上海轉交給中央。他交代了我到上海後的接頭地點和暗號，只是路費不湊手，他已派他愛人去取了，要我明天下午到他那兒去拿錢，買票上船。 「接受了任務，我趕緊跑回去，造了封假信，對老闆說我母親病重，要趕快回去。辦妥了，我對平平說：『孩子，你不是說要走嗎，咱明天就離開這裡。』他高興得一蹦摟著我的脖子：『媽媽，你真是個好媽媽！』 「誰想到在白區工作意外的事就那麼多。當我興沖沖地背著行李、領著孩子走到上級同志那裡去時，卻大吃一驚。他那向街的窗子上，窗簾低低地放了下來——這是暗號，告訴自己的同志：這裡出事了。再試探著往前走了幾步，看見兩個警察抬著一大包東西從門裡走出來；門前的台階上，一個三歲多的小女孩正在喊爹叫媽地哭。我認得出，那正是這個同志的孩子。 「等警察走遠了，我打發平平偷偷地跑上去把那個小女孩領過來，抱到懷裡哄著。這時，我的心裡像墜上了一塊鉛：另找關係去吧，地下黨是採取單線聯繫的；回老闆家去借路費吧，不給人做工人家能白給錢？何況，現在又去不得；典當東西吧，我那個小行李卷做個身份掩護還可以，別說賣，白給人家人家也不見得要。我真後悔：當時為什麼那麼感情用事，把錢全給孩子買了東西，弄得現在……我下意識地掏掏口袋，掏了一遍又一遍，錢沒掏著，手卻觸到了腰間的文件包。這使人更加焦急：沒有錢，怎麼上得去船，任務可怎麼完成啊！ 「沒法，我只得豁出臉皮闖一闖，想混上船去。誰知拖大帶小的特別惹眼，人家一查票，不讓上不說，還臭罵了我一頓。 「我躲在碼頭旁邊，一直等到天黑，也沒有瞅上個機會。船，『嗚——』的一聲開走了。 「我領著大的，抱著小的，沿著海邊漫無目的地走著、走著。孩子當然不知道我的心事，這個嚷：『媽媽，餓……』那個叫：『嬸嬸，吃……』也難怪他們，已是一天沒吃東西了。 「看看來到城郊，也沒個宿處，我沿路撿些香蕉皮、柚子殼、甘蔗梢頭，來到一家大門樓底下坐下來，把半截甘蔗梢頭給平平咬著，我把其他亂七八糟的東西嚼了，填到女孩的口裡。慢慢地，孩子們睡著了。我懷裡摟著孩子，手按著文件，聽著孩子的鼾聲和那震碎人心的海濤，一夜沒有合眼。 「天亮了，正想找個去處，大門開了，一位圍著圍裙的大嫂挎個竹籃走出來，一眼就看得出是這家的用人。她看見我們，就問：『你娘兒仨怎麼跑到這裡來了？』 「我只得依樣撒謊：『母親病重了，想去上海看看，沒上去船。』其實，我心裡的焦急，就是媽媽真的病重也不能比呀。但話一出口，不由得心裡一酸，流下淚來，這倒也真像了。 「看來這位大嫂是個善心人，她關心地問：『就不能找個親友幫襯幫襯？』 「『沒有啊！』 「說話間，孩子醒了，又嚷著要吃。那大嫂嘆口氣，進去端出一大碗稀粥，給孩子們一人一口吃著。她又拿話安慰我。我從心裡感激她，可兩心隔肚皮，她哪曉得我的心事？我只需要錢，只要有那麼一點兒錢就行啊。我說： 「『大嫂，你的好心我知道，實不瞞你說，我缺的是盤纏呀！』 「『這，這不好辦。』她為難起來，但又不願讓我傷心。她看看我，又摸摸孩子，半天，忽然想起了什麼，壓低了聲音問我，『你還回來不？』 「『回來？』我不懂她的意思，就含糊地回答，『回來。』 「『要是還回來，那倒有個辦法，可是……不知該說不該說呀……』 「一聽說有辦法，我連忙抓住她：『幫幫我，大嫂！』 「『這……』我一催，她更遲疑起來了。 「我又催她：『只要讓我們娘兒仨上得去船，怎麼都行。』 「『娘兒仨怕不行。大妹你別見怪，你不是兩個孩子嗎，我是說你把一個孩子留給我東家做小的，你帶上錢去上海。』她望了我一眼，一氣說下去，『以後，以後你多忙活點，有了錢，多花些錢還怕孩子贖不回來？』 「你們知道，潮汕地區去南洋的很多，勞動力少，有一種風俗——興買兒女。名義上是兒女，實際上是買勞動力。 「這個提議太意外了，我腦子『嗡』的一聲，啥話也說不出。那大嫂見我不吭聲，嘆口氣，自言自語地說：『唉，我說不該說呀，這倒成了拆散你們母子了……』說完，悄悄地提上籃子，走了。 「我情不自禁地把兩個孩子拉到懷裡。孩子們一人一隻手插進碗裡，正在撈著最後的一點兒粥渣，這會兒都吃驚地望著我。我看看這個，又看看那個。小女兒長得真俊秀，活像她媽媽；可是現在她爹媽正在階級敵人的監牢里受著酷刑，她大概再也見不到他們了。作為一個同志，為了死去的烈士們，我怎麼也得想法把她帶大。再看看平平，他頭上的傷還沒好，叫繃帶襯著，顯得眼睛更大，鼻梁兒也更高了。他那看人的神情，那吃東西的模樣，多像他爸爸呀！我想起，他爸爸臨到紅軍中去的時候，叫著我當時的名字：『辛平，孩子留給你，受累是你一個人，幸福暫時也是你一個人的，可是想念他的卻是我呀！』現在，我怎捨得把他扔給陌生的、又是財主家裡去受罪呢？ 「我想了又想：也許我去找個地方，做個十天半月的工，省吃儉用地積些錢？不行，時間不允許；也許我去沿門乞討？也不行，身上的文件呢……實在沒法，我的思路又回到那大嫂剛才說的話上來。現在，就只有這條路能走了，可是……我下不了決心。我還在想著、想著。忽然，『吱——』的一聲，汽笛又響了，這是從上海來的船到了。這時，仿佛這汽笛在用它那震人的大嗓門兒呵斥我：『辛平呀辛平，你已經是入黨五六年的老黨員了，怎麼還這麼糊塗？』那大嫂的話也在響：『以後，多花些錢還怕贖不回來？』…… 「唉！…… 「我正要下決心，那大嫂回來了。她從籃子底下摸出兩個炸糕，遞給孩子，對我說：『妹妹，別傷心啦，這年頭，窮人命苦，女人命更苦……唉，另想想辦法去吧！……』 「我再也不能猶豫了。我一把揪住她的衣襟：『大嫂，就，就照你說的辦吧！』這話仿佛不是從我嘴裡說出來的。我的眼淚忽地涌了出來。 「大嫂問：『當真？』 「『當真！』我咬著牙，儘量把話說得肯定些。 「『那，是哪個呀？我領孩子進去看看。』 「『呶。』我緊咬著牙，抬手指指平平。那手呀，足有千斤重。 「那大嫂彎腰攙起平平的手：『走，乖孩子，跟大媽去吃點東西去！』 「約莫一個多鐘頭以後，大嫂領著孩子出來了，手裡拿著三塊銀元，兩張契紙。才隔了一個鐘頭，我覺得像隔了多少年。我沒顧得接錢，又抱起了孩子。大嫂把錢數給我，還特地敲得錚錚地響。那敲的仿佛不是錢，而是我的心。 「大嫂含著淚安慰我說：『好妹妹，把心放寬點，只要我在這裡，總不能讓孩子屈著。』 「我感激地點點頭，在契紙上按了手印，然後從三塊錢里拿出一塊，遞給她：『我們娘兒倆，船票和吃食，有兩塊錢就夠了；這錢你存著，孩子要有個三災八難的，費心給請個大夫治治。』說完，我再也抑制不住了，抱著孩子放聲哭起來。孩子也看出了我要走的意思，一把揪住我的衣服，怎麼也不放。那大嫂把孩子的手給掰開，哄著他：『媽媽去買船票去，一會兒就回來。』接著又對我說：『好吧，快去買票上船吧！看完了老人，快點回來。』 「孩子也叫著：『媽媽，買到票就回來呀！』 「回來。回來的可能是極少的。我最後把孩子的手抓過來貼在臉上親著，這時，我的手觸到了一件硬硬的東西，原來是那副手串，我隨手脫下了一隻，看了孩子一眼，狠狠心，抱起女兒就走。 「走出十多步，我扭回頭，看見了孩子的淚汪汪的大眼。 「走出二十多步，我扭回頭，看見了孩子那高高的小鼻子，那扭歪了的小嘴巴。 「走出幾十步，我扭回頭，看見了那一圈白白的繃帶；不，什麼也看不清，我的眼被淚水蒙住了。 「我不敢再回頭了。我害怕我會再跑回去。我緊抱著小女兒，抓牢腰裡的文件，眼望著輪船碼頭，拚命地快走。 「走，走，走出好遠，我聽見了孩子的叫聲：『媽——媽！』 「就這樣，我和我的兒子分別了！」 她的話停住了。屋裡靜得很，只有外面的北風在呼叫，把細細的沙子撒到窗子上來。儘管我們距離那種年代很遠，但我們仿佛看到了這一切。同志們似乎連呼吸都停止了。老何點上的一支煙早就忘了抽，都快燒到手指了；還有不知哪位女同志竟唏噓地哭起來。我看看馮司長，她顯然也已經回到當時的情景里，兩大滴晶瑩的淚珠掛在眼睛下緣那有了皺紋的臉頰上。只在憶平又往她身邊貼近了一些的時候，她才從往事中醒過來。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把後來的事講完。 「到了上海以後，接著黨就派我到紅區去。我把女兒交給了黨組織，又把找平平的事託付給一位黨組織的同志。但是，紅區沒有去成。那時，敵人正瘋狂地向紅區進行第五次『圍剿』，城市的白色恐怖也特別厲害。我被捕了，被關進了監牢。這次入獄不是幾天、幾月，而是幾年。這幾年裡，除了受到一個共產黨員在獄中所可能受到的刑罰和折磨以外，我還被深深的思念折磨著：孩子怎樣了？ 「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以後，我出獄了，接著就到了延安。這時我才知道，在我被捕後不久，我託付找我兒子的那個同志也被捕犧牲了。 「這些年來，我想念著孩子，也想盡了辦法找他。特別是在我知道他爸爸在一九四〇年的戰爭中犧牲後，我更是想著孩子。在抗戰期間，我托地下黨的同志打聽過，找不到。全國勝利以後，我自己跑去找過，這時才知道那家是地主，在土改時逃到香港去了。但我還在找著…… 「忽然，你們看見，昨天他來了。 「孩子的經歷，是他剛才告訴我的。還是黨救了他。當時，那個同志把我的要求託付給了汕頭的黨組織，黨幫我找到了他，把他帶到了上海。因為我那時正在獄中，就把孩子托給一個女同志養著。後來，這個同志被派到國外學習，路上又需要掩護，她就把我的孩子帶到了國外。自然，熟悉孩子的情況的同志都在監獄裡，而我的名字又時時更換，無論是哪個同志還是孩子，都無法和我聯繫了。 「一九四九年後，孩子托人找過我，沒找到。這次回國參加建設，找遍了中央各部，才找到了我。」 講到這裡，她情不自禁地拉住憶平的手，長長地抽了口氣：「二十年，整整二十年呀！謝謝我們的黨！我把他扔掉了，黨把他給我找回來。現在，他又回到我的身邊了！」她結束了自己的故事，「至於他是怎樣長大成人的，讓憶平自己給你們講吧！」 隨著故事的結束，屋裡慢慢地活躍起來。憶平同志成長、學習的情況，自然是我們感興趣的，可惜天已經太晚了。我們都深情地望著憶平。他也是第一次聽到母親的經歷和自己的幼年的情形，他激動地又往母親身邊偎了偎，低聲地叫了聲：「媽媽！」 「媽媽！」我們都情不自禁地重複著，最後不約而同地向著馮司長，大聲地喊，「媽——媽！」 司長笑了，憶平笑了，我們也笑了。笑聲，鑽出窗欞，在這寧靜的首都的夜空里，飛散得很遠，很遠…… 1957年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