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興衰三百年 · 第七章 臧否人物：是非功過自有後人評說
明代民族英雄于謙
有一首《石灰吟》：
千錘萬擊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
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
這首詩是明朝民族英雄于謙寫的，經過千錘萬擊，不怕烈火焚燒，不怕粉骨碎身，要留下清白在人間，寫的是石灰，同時象徵了于謙自己的一生。
于謙（1398—1457），字廷益，浙江錢塘（今杭州）人。小時候很聰明，性格堅強。明成祖永樂十九年（1421）二十四歲時中了進士。明宣宗宣德元年（1426）做了御史（監察官），明宣宗的叔父漢王高煦在山東造反，明宣宗親自帶兵討伐，高煦投降，明宣宗叫于謙當面指斥高煦罪狀，于謙義正詞嚴，說得有聲有色，明宣宗很賞識他，認為是個了不起的人才。接著于謙被派巡按江西，發現有幾百件冤枉的案件，都給平反了。
宣德五年（1430），明朝政府為了加強中央的權力，特派中央比較能幹的官員去治理重要的地方，五月間派況鍾、何文淵等九人為蘇州等府知府。到九月又特派于謙、周忱等六人為侍郎（中央的副部長），巡撫各重要省區。明宣宗親自寫了于謙的名字給吏部，破格升官為兵部右侍郎（國防部的副部長），巡撫河南、山西兩省，宰相也支持這主張。明朝制度，除了南北兩直隸（以北京和南京為中心的中央直轄地區）以外，地方設有十三個布政使司，每個布政使司（通稱為省）設有布政使管民政賦稅，按察使管刑名司法，此外還有都指揮使管軍政，號稱三司，是地方上三個最高長官，職權不同，彼此都不能互相管轄。布政使是從二品官，按察使是正三品官，都指揮使是正二品官，兵部右侍郎雖只是正三品官，卻因為是中央官，又是皇帝特派的，奉有敕書（皇帝的手令）可以便宜行事，是中央派駐地方的最高官員，職權就在三司之上了。
于謙做河南山西巡撫，前後一共十九年（1430—1448），除周忱連任江南巡撫二十一年以外，他是當時巡撫當中任期最長的一個。
于謙極重視調查研究工作，一上任便騎馬到處視察，所到地方都延請當地有年紀的人談話，了解地方情況，政治上的得失利弊，老百姓的負擔、痛苦，該辦的和不該辦的事，一發現問題，立刻提出具體意見，寫報告給皇帝。遇有水災、旱災也及時上報，進行救濟。他對地方的情況很清楚，政治上的措施也很及時，因此，得到人民的歌頌和支持。
明英宗正統六年（1441）他向皇帝報告，為了解決缺糧戶的暫時困難，當時河南、山西倉庫里存有幾百萬石糧食，建議在每年三月間，由州縣官調查，報告缺糧戶數的所需糧食數量，依數支借，到秋收時歸還，不取利息。對老病和窮極不能歸還的特許免還。還規定所有州縣都要存有預備糧，凡是預備得不夠數的，即使任期滿了也不許離任，作為前一措施的物質保證，這一款由監察官按時查考。皇帝批准了這一建議。這樣一來，廣大的缺糧戶，在青黃不接的時候，就可以免除地主的高利貸剝削了，他為窮困的農民辦了好事。
黃河經過河南，常常鬧決口，造成水災。于謙注意水利，在農閒時動用民力，加厚堤身，還按里數設亭，亭設亭長，負責及時督促修繕。在境內交通要道，都要種樹、鑿井，十幾年間，榆樹、柳樹都長成了，一條條的綠化帶，無數的水井，使行道的人都覺得陰涼，沿途都有水喝。
大同是邊上要塞，巡按山西的官員很少到那裡去，于謙建議專設御史監察。邊地許多將領私自役使軍人，為他們私墾田地，國家的屯田日益減少，邊將私人的墾田卻日益增加，影響到國家的收入和邊防的力量，于謙下令沒收邊將的私田為國家屯田，供給邊軍開支。
于謙做了九年巡撫，政治清明，威信很高，強盜、小偷都四散逃避，老百姓過上了比較安定的生活。由於他政治上的成就，明朝政府升他為兵部左侍郎，支二品俸祿，仍舊做巡撫的官。
在這九年中，于謙的建議到了北京，早上到，晚上就批准，是有其政治背景的。原來這時的皇帝是年輕人，明英宗當皇帝時才十歲，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皇帝的祖母和母親）很敬重元老重臣三楊：楊士奇、楊溥、楊榮，這三個老宰相都是從明成祖時就當權的，比較正直，有經驗，也有魄力，國家大事都由他們作主張。他們同意于謙做巡撫，對於謙很信任，于謙有了朝廷上三楊的支持，才能在地方辦一些好事。到了正統後期，正統五年（1440）楊榮死，七年楊士奇死、太皇太后死，十一年楊溥死，三楊死後，朝廷上不但沒有支持于謙的力量，反對於謙的政治力量反而日益增加了，于謙的政治地位動搖了。
反對於謙的政治力量主要來自兩方面，一是宦官，二是權貴。
宦官王振是明英宗的親信，英宗做了皇帝，他也做了內廷的司禮監太監（皇帝私人秘書長）。英宗年輕，什麼事都聽他的，只是宮裡有老祖母管著，朝廷上有三楊當家，王振還不大敢放肆。到了正統五年（1440）以後，太皇太后死了，楊榮也死了，楊士奇因為兒子犯法判死罪不管事，楊溥老病，新的宰相名位都較輕，王振便當起家來了，誰也管不住了，英宗叫他作先生，公侯勛貴叫他作翁父，專權納賄，無惡不作。他恨于謙不肯逢迎，正統六年（1441）三月，趁于謙入朝的時候，借一個題目，把于謙關在牢里，判處死刑。關了三個月，找不出於謙的罪狀，只好放了，降官為大理寺少卿。
另一種反對於謙的力量是權貴。照例地方官入朝，是要送禮以致納賄賂給朝廷權貴的。于謙是清官，在山西、河南十九年，父母和兒子住在杭州，老婆留在北京，單身過著極清苦的生活。每次入朝，不但不送禮、納賄，連普通的人事也不送，空手去，空手回，他有一首著名的詩，為河南人民所傳誦的：
手帕蘑菇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為殃，
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
他這樣做，老百姓雖然很喜歡，朝廷權貴卻恨死他了。
雖然如此，山西、河南的官吏和百姓卻非常想念于謙，到北京請願要求于謙回去的有一千來起。河南的周王和山西的晉王（皇帝的家族）也說于謙確是好官，朝廷迫於民意，只好讓于謙再回去做巡撫。
這時，山東、陝西鬧災荒，流民逃到河南的有二十幾萬人，于謙請准朝廷，發放河南、懷慶兩府的存糧救濟，又安排田地和耕牛、種子，讓流民安居樂業。
這十九年中，于謙的父母先後死了，照當時禮法，應該辭官在家守孝三年，父母兩喪合計六年。朝廷特別命令他「起復」，不要守孝，回家辦了喪事便復職。
正統十三年（1448）于謙被召入京，回到兵部左侍郎任上。
第二年發生「土木之變」。
瓦剌是蒙古部族之一，可汗脫脫不花、太師也先、知院阿剌各擁重兵，以也先為最強，各自和明朝通好往來，也經常和明朝發生軍事衝突。照規定，每次來的使臣不超過五十人，明朝政府按照人數給予各種物資，也先為了多得物資，逐年增加使臣到兩千多人，明朝政府要他減少人數，也先不肯。瓦剌的使臣往來，有時還沿途殺掠。到正統末年，也先西破哈密，東破兀良哈，威脅朝鮮，軍事力量日益強大。明朝使臣到瓦剌的，也先提出各種無理要求，使臣怕事，一一答應，回來後又不敢報告，也先看到使臣所答應的事都沒有下落，認為明朝背信，極不高興。正統十四年（1449）也先派使臣三千人到北京，還虛報名額，交換的馬匹也大多駑劣，禮部（管對外工作和朝廷禮儀的部）按實有人數計算，對提出要求的物資也只給予五分之一，還減了馬價，也先大怒，決定發兵入侵。
正統十四年（1449）七月，瓦剌大舉入侵，脫脫不花攻遼東，阿剌知院攻宣府（今河北宣化區），也先親自領軍圍大同，參將吳浩戰死，羽書警報，不斷送到北京。
軍事情況緊急，王振決策，由明英宗親自率領軍隊阻擊，朝廷大臣以吏部尚書王直和兵部尚書鄺埜、兵部左侍郎于謙為首堅決反對，王振不聽，命令英宗的弟弟郕王留守，帶領朝廷主要官員和五十萬大軍向大同出發。鄺埜隨軍到前方，于謙留在北京管理部事。
王振的出兵是完全沒有計劃的。他根本不會打仗，卻指揮著五十萬大軍。大同守將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都督石亨等和也先戰於陽和（今山西陽高），為王振的親信監軍太監郭敬所制，胡亂指揮，全軍覆沒，宋瑛、朱冕戰死，石亨、郭敬逃歸。明英宗的大軍到了大同，連日風雨，軍中夜驚，人心悔懼，王振還要向北進軍，郭敬背地裡告訴他敵軍情況，才決定退兵。路上又碰著大雨，王振原來打算取道紫荊關經過他的家鄉蔚州（今河北蔚縣），請明英宗到他家做客的，走了一程，又怕大軍過境，會糟蹋他家的莊稼，又下令取道宣府，這樣一折騰，鬧得軍士暈頭轉向。到宣府時，也先大軍追上襲擊，恭順侯吳克忠拒戰敗死。成國公朱勇、永順伯薛綬帶四萬人迎戰，到鷂兒嶺，敵軍設下埋伏，又全軍覆沒。好容易走到土木堡（今北京市官廳水庫附近），諸將商量進入懷來縣城據守，王振要保護行李輜重，便下令就地宿營。這地方地形高，沒有蔭蔽，無險可守，掘地兩丈還不見水，也先大軍追到，把水源都占據了，軍士又飢又渴，擠成一堆。第二天，也先看到明軍不動，便假裝撤退，王振不知是計，立刻下令移營，陣腳一動，瓦剌騎兵便四面衝鋒，明軍倉皇逃命，陣勢大亂，敵軍沖入，明軍崩潰，死傷達幾十萬人，明朝政府的高級官員五十多人都被敵軍所殺，王振也死在亂軍中。明英宗被敵軍俘虜。這次不光彩的戰役就叫「土木之變」。
土木敗報傳到北京，北京震動。這時明軍的精銳都已在土木覆沒了，北京空虛，形勢極為危急。翰林院侍講（為皇帝講書的官）徐珵是蘇州人，在土木之變前，看到局面不好，就打髮妻子老小回蘇州去了。敗報傳到後，郕王召集文武百官商量對策，徐珵大聲說，從天文看，從歷數看，天命已去了。只有南遷，才能免禍。這個主意是亡國的主意，當時要照他的意見辦，明朝政府從北京撤退到南方，瓦剌進占北京，黃河以北便會全部淪陷，造成歷史上南北朝和金宋對立的局面。于謙堅決反對說，北京是全國根本，一動便大勢去了，宋朝南渡的覆轍，豈可重蹈。並且說主張南遷的人應該殺頭。大臣胡濙、陳循和太監金英都贊成於謙的主張，郕王也下了堅守的決心，徐珵不敢再說話了，從此恨死了于謙。
明朝政府雖然決定堅守，但是北京剩下的老弱殘兵不滿十萬人，上上下下都膽戰心驚，怕守不住。于謙建議徵調各地軍隊到京守衛，分別部署前方要塞軍事，人心才稍稍安定。郕王十分信賴于謙，升他為兵部尚書（國防部部長），領導北京的保衛戰。
王振是土木敗軍的禍首，群臣提出要追究責任，王振的黨羽馬順還倚仗王振的威風，當面叱責提出這主張的人，引起了公憤，給事中（官名，管稽察六部和各機關的工作）王竑抓住馬順便打，群臣也跟著打，把馬順打成肉泥，朝班大亂，連守衛的衛士也呼噪起來了。郕王嚇得發抖，站起來要走，于謙趕緊上前拉住，並教郕王宣布馬順有罪應該處死，這才扭轉了亂紛紛的局面。退朝時，于謙穿的衣裳，袖子和下襟都裂開了。吏部尚書（管選用罷免官員的部長）王直看到他，拉住手嘆口氣說，國家只靠著你！像今天的事，一百個王直也辦不了。從此，郕王和朝廷大臣，京城百姓都倚靠于謙，認為他有擔當，可以支撐危局。于謙也毅然決然把國家的事情擔當起來。
英宗被俘，他的兒子還是小孩子，當時形勢，沒有皇帝是不行的。大臣們商量立郕王為皇帝，郕王再三推辭。于謙說，我們是為國家著想，不是為了任何個人。郕王才答應。九月，郕王即位為皇帝，是為明景帝。
于謙建議景帝，瓦剌得勝，一定要長驅南下。一要命令守邊諸將協力防守；二要分道招募民兵；三要製造兵器盔甲；四要派遣諸將分守九門，結營城外；五要遷城關居民入城，免遭敵軍殺掠；六要派軍隊自運通州存有的大量糧食作為軍餉，不要被敵人利用。又保薦一些有能力的文官出任巡撫，軍官用為將帥。景帝一一依從，並命令于謙提督各營軍馬，統率全軍。
也先帶著明英宗，率軍南下，每到一個城池，便說皇帝來了，要守將開門迎接，守將遵從於謙的指示，說我們已經有了皇帝了，拒不接受。也先利用明英宗要挾明朝政府不成功，很喪氣。明朝北部各個城池雖然因此保住了，明英宗卻也因此對於謙懷恨在心。
瓦剌大軍突破紫荊關，直入包圍北京。都督石亨主張收兵入城，堅壁拒守。于謙反對，認為怎麼可以向敵人示弱、使敵人越發輕視呢。下令諸將統兵二十二萬分別在九門外拒守，親自率領石亨和副總兵范廣、武興列陣德勝門外，和也先決戰。通告全軍，將不顧軍，先退者斬其將，軍不顧將，先退者後隊斬前隊。將士知道只有決戰才有生路，都奮勇爭先。由於于謙保衛北京的主張是和北京人民的利益一致的，獲得了廣大人民的支持。也先原來認為北京不戰可下，一見明軍嚴陣以待，便泄氣了，派人提出要大臣出迎明英宗，要索金帛，和于謙等大臣出來商議等條款，都被拒絕，越發氣沮。進攻德勝門，明軍火器齊發，也先弟中炮死。轉攻西直門，又被擊退。進攻彰義門，當地的老百姓配合守軍，爬上房頂吶喊，投擲磚石，又被擊退。相持了五天，敵軍始終沒有占到便宜，聽說各路援軍就要到達，怕歸路被截斷，只好解圍退兵，北京的保衛戰就此勝利結束。景帝以于謙功大，加官為少保（從一品），總督軍務。
景泰元年（1450）大同守將報告也先派人來講和，于謙嚴令申斥守將，從此邊將都堅決主戰，沒有一個人敢倡議講和的。
也先看到明朝有了新皇帝，不承認明英宗，便在蒙古重立英宗為皇帝，來和明朝對抗，結果明朝政府置之不理，這個法寶也不靈了。俘虜到皇帝，不但沒有用處，還得供養，成了累贅，便另出花招，派使臣聲明願意送還皇帝，製造明朝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明朝大臣都主張派使迎接，景帝很不高興，說我本來不願做皇帝，是你們要我當的。于謙說，皇位已定，不可再變。也先既然提出送回皇帝，理當迎接，萬一有詐，道理在我們這面。景帝一聽說皇位不再更動，忙說依你依你。派大臣接回英宗，一到北京，就把這個皇帝關在南宮裡。
從景泰元年到景泰七年（1450—1456），于謙在兵部尚書任上，所提的意見，明景帝沒有不同意的。朝廷用人，也一定先徵求于謙意見，于謙不避嫌怨，有意見便說，由此，有些做不了大官的人，都恨于謙，有些大官作用比不上于謙的，也恨于謙，特別是徐珵，他一心想做大官，拜託于謙的門客，想做國子祭酒（大學校長），于謙對景帝說了，景帝說，這人倡議逃亡，心術不正，怎能當這官，敗壞學生風氣。徐珵不知于謙已經推薦，反而以為是于謙阻撓，仇恨越發深了。改名有貞，等候機會報復。大將石亨原先因為打了敗仗削職，于謙保薦領軍抗敵立了功，封侯世襲。他嫌于謙約束過嚴，很不樂意。保衛北京之戰，于謙是主帥，功勞最大，結果石亨倒封了侯爵，心裡過意不去，寫信給景帝，保薦于謙的兒子做官。于謙說國家多事，做臣子的照道理講不該顧私恩。石亨是大將，沒有舉薦一個好人，一個行伍有功的，卻單單舉薦我的兒子，這講得過去嗎？而且我對軍功，主張防止僥倖，絕不敢以兒子冒功。石亨巴結不上，反而碰了一鼻子灰，越發生氣。都督張打仗失敗，為于謙所劾。太監曹吉祥是王振門下，也深憾于謙。這批人共同對於謙不滿，便暗地裡通聲氣，要搞倒于謙，出一口氣，做升官的打算。
于謙性格剛直，處在那樣一個時代，遇事都有人出來反對，只靠景帝的信任，做了一些事。他在碰到不如意事情的時候，便拍胸嘆氣說：這一腔熱血，竟灑何地？他又看不起那些庸庸碌碌的大臣和勛臣貴戚，語氣間時常流露出來，恨他的人便越發多了。他堅決拒絕講和，雖然明英宗是因為明朝拒和，也先無法利用才被送回來的，心裡卻不免有些不痛快。這樣，在明景帝統治的七年間，在表面上，于謙雖然權力很大，在另一面，卻上上下下都有人對他懷恨，只是不敢公開活動而已。
于謙才力過人，當軍務緊急，頃刻變化的時候，他指揮若定，眼睛看著報告，手頭屈指計算，口授機宜，合於實際，底下的工作人員看著，不由得衷心佩服。號令嚴明，不管是勛臣宿將，一有錯誤，便報告皇帝行文申責，幾千里外的守將，一得到于謙指示，無不奉行。思慮周密開闊，當時人沒有能比得上的。憂國忘身，雖然立了大功，保住了北京城，接還了皇帝，卻很謙虛，口不言功。生性樸素儉約，住的地方才蔽風雨，景帝給他一所西華門內的房子，幾次辭謝不許才搬過去。「土木之變」後，索性住在辦公室里不回家。晚年害了痰病，景帝派人去看，發現他生活過於儉約，特別叫宮內替他送去菜餚。有人說皇帝寵待于謙太過了，太監興安說，這人日日夜夜為國家操心，不問家庭生活。他要去了，朝廷哪兒能找得這樣的人！死後抄家，除了皇帝給的東西以外，更沒有別的家財。
景泰八年（1457）正月，明景帝害了重病，不能起床。派石亨代他舉行祭天儀式。石亨認為景帝活不長久了，便和徐有貞、曹吉祥、張等陰謀打開南宮，迎明英宗復位，史稱「奪門之變」。明英宗第三次做了皇帝，辦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于謙和大學士（宰相）王文關在牢里。石亨等誣告于謙、王文謀立外藩（明朝皇帝的本家，封在外地的），法司判處謀逆，應處死刑。審案時，王文據理申辯，于謙笑著說，這是石亨等人的主意，申辯有什麼用。判決書送到明英宗那裡，英宗還覺得有些過意不去，說于謙實在有功。徐有貞說，不然，不殺于謙，奪門這一著就說不出名堂來了。于謙、王文同時被殺，明景帝也被絞死，這一年于謙六十歲，明景帝才三十歲。
于謙死後，家屬被充軍到邊地。大將范廣、貴州巡撫蔣琳也因為是于謙所提拔的牽連被殺。還刻板通告全國，說明于謙的罪狀，這個板子一直到成化三年（1467）才因有人提出意見毀掉。
曹吉祥是于謙的死對頭，可是他的部下指揮朵兒卻深感於謙的忠義，到刑場祭奠痛哭，曹吉祥大為生氣，把他打了一頓。第二天，朵兒又去刑場祭奠了。都督同知陳逵冒著危險，收拾于謙的屍首殯葬，過了一年，才歸葬杭州。
廣大人民深深悼念于謙，當時不敢指名，作了一個歌謠：
鷺鷥冰上走，何處覓魚嗛？
魚嗛是于謙的諧音，這個民族英雄的形象是永遠留存在人民的記憶中的。明末抗清民族英雄張煌言有一首詩：
國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頭有我師，
日月雙懸于氏廟，乾坤半壁岳家祠。
于謙的事跡直接教育了這個有骨氣的好漢，寧死勿屈，保持了民族的正氣。
石亨的黨羽陳汝言代于謙做兵部尚書，不到一年就撤職抄家，有很多金銀財寶，明英宗叫大臣們參觀，並說，于謙在景泰朝極被親信，死後沒有一點家業，陳汝言怎麼會有這麼多！石亨聽了，說不出一句話。過些日子，邊方傳來警報，英宗很發愁，恭順侯吳瑾在旁邊說，要是于謙在的話，不會有這情況。英宗聽了也說不出一句話。
于謙的政敵都先後失敗，徐有貞充軍雲南，石亨下獄死，曹吉祥造反滅族。
明憲宗成化元年（1465），于謙的兒子于冕遇赦回家，寫信給皇帝申冤，明憲宗恢復了于謙的官位，派人祭奠，祭文中說：「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唯公道之獨持，為權奸所並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這幾句話，傳誦一時。于謙的名譽恢復了。明孝宗弘治二年（1489）諡于謙為肅愍，並建立祠堂，號為旌功。明神宗萬曆時又改諡忠肅。杭州、開封、山西和北京的人民都建立了他的祠堂，廣大人民永遠紀念這個保衛北京城的民族英雄，永垂不朽！
于謙的著作流傳到今天的有《於肅愍公集》八卷，《少保於公奏議》十卷。演繹他的故事的小說有孫高亮所著的《于少保萃忠全傳》十卷。
海瑞的故事
一
海瑞的時代，是明封建王朝從全盛走向衰落的時代。他生在正德九年，死於萬曆十五年（1514—1587），一生經歷了正德、嘉靖、隆慶、萬曆四個皇帝。這幾十年中，社會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土地更加集中了。皇帝侵奪百姓的土地，建立無數皇莊，各地親王和勛戚、貴族、大官僚都有莊田，親王的莊田從幾千頃到幾萬頃。嘉靖時的宰相嚴嵩和徐階都是當時最大的地主。萬曆時期有一個地主的田地多到七萬頃。農民的土地被地主所侵奪，淪為佃農、莊客，過著牛馬般的生活。莊園的莊頭作威作福，欺侮百姓。貴族和官僚的家裡養著無數的奴僕，有的是用錢買的，有的是農民不堪賦役負擔，投靠來的。他們終年為主人服役，除家庭勞役外，有的學習歌舞、演戲；有的紡紗織布，四外販賣；有的替主人經營商業，開設店鋪，沒有工資，也沒有自由，世代子孫都陷於同一命運。國家所控制的人口減少了，因為一方面農民大量逃亡，流散四方；另一方面一部分人口淪落為奴僕，戶口冊上的人口數字日漸減少。同時土地的數字也減少了，這是因為農民流亡，田地拋荒；莊田數目越來越大，莊田主的貴族和官僚想法不繳或少繳錢糧，這樣，向國家繳納地租的土地就越來越少。更嚴重的是中小地主和上中農為了逃避賦役，隱蔽在大地主戶下，大地主的土地越多，勢力越大，把應出的賦役分攤在農民的頭上，農民的負擔便越重，階級矛盾便越尖銳。
這個時期，是階級矛盾日益尖銳的時期。
貪污成為政治風氣，正德時劉瑾和他的黨羽焦芳等人，公開索取賄賂；嘉靖時的嚴嵩父子、趙文華、鄢懋卿等人，從上到下，都要弄錢，不擇手段。以知縣來說，附加在田賦上的各項常例(1)就超過應得的薪俸多少倍；上京朝見，來迴路費和送京官的賄賂都要農民負擔。徐階是當時有名的宰相，是嚴嵩的對頭，但是，他家就是松江最大的富豪、最大的地主，也是最大的惡霸。
京官、外官忙於貪污，水利沒有人關心了，許多河流淤塞了。學校沒有人關心了，府縣學的生員名為學生，到考試時才到學校應付。許多農民產業被奪，田地沒有了，卻得照舊納稅，打官司的人越來越多了。
這個時期是政治最為腐敗，貪污成為風氣的時期。
也正是這個時期，倭寇（日本海盜）猖獗，沿海一帶，經常受到倭寇的威脅。浙江、福建兩省被倭寇侵略最嚴重。明朝政府集中了大量兵力，把這兩省合成一個防禦性的軍事體系，設總督(2)管轄軍事。軍隊增加了，軍餉相應增加，這些負擔也自然落在農民身上。
大地主的兼併，官吏的貪污，倭寇的侵略，使農民生活日益困苦。表面上熙熙攘攘，一片繁榮景象，骨子裡卻蘊藏著被壓抑的千千萬萬農民的憤怒，一觸即發。
海瑞的時代就是這樣一個時代。
二
海瑞任浙江淳安知縣的時候，總督是嚴嵩的親信胡宗憲。
淳安是山區，土地貧瘠，老百姓都很窮，山上只產茶、竹、杉、柏，山下的好田地都被大族占了，老百姓窮得吃不上飯。這個縣又處在新安江下游，是水陸交通的樞紐，朝廷使臣，來往官僚過客，都要地方接待。例如，經過一個普通官，就要用銀二三十兩；經過巡鹽御史、巡按御史等監察官員(3)，要用銀一二百兩，巡撫(4)出巡，則要用銀三四百兩。這都要百姓賠墊。他們坐船要支應船夫，走陸路要支應馬匹夫役。地方窮，負擔重。
有一次，胡宗憲的兒子經過淳安，仗著是總督公子，作威作福，嫌驛站（傳遞文書的站）的馬匹不稱心，供應不周到，大發脾氣，喝令跟人把驛吏捆了，倒掛在樹上。驛站的人慌了，跑到縣衙要辦法，海瑞說：「不慌，我自有主張。」他帶人走到驛站，一大堆人在圍著看熱鬧。鮮衣華服的胡公子還在指手畫腳，一看海瑞來，正要分說。海瑞不理會，徑自進驛站去，一看胡公子帶的大箱子小箱子幾十個，都貼著總督衙門封條，就有了主意。立刻變了臉色，叫人把箱子打開，都沉甸甸的，原來裝著好幾千兩銀子呢。海瑞對著眾人說：「這棍徒真可惡，竟敢假冒總督家裡人，敗壞總督官聲！上次總督出來巡查時，再三布告，叫地方上不要鋪張，不要浪費。你們看這棍徒帶著這麼多行李，這麼多銀子，怎麼會是胡總督的兒子，一定是假冒的，要嚴辦！」把幾千兩銀子都充了公，交給國庫，寫一封信把情由說了，連人帶行李一併送交胡宗憲。胡宗憲看了，氣得說不出話，怕海瑞真箇把事情鬧大，自己理屈，只好算了，竟自不敢聲張。
海知縣拿辦總督公子的新聞轟動了淳安，傳遍了東南，老百姓人人稱快，貴族官僚子弟個個頭痛，罵他不識時務。
更使人高興稱快的是另一件事：海瑞擋了都御史的駕，拒絕他入境。這在當時說來，是件了不得的駭人聽聞的大事。
鄢懋卿是當時宰相大奸臣嚴嵩父子的親信，嘉靖三十五年（1556）以左副都御史的身份，出京來總理兩浙（浙東、浙西）、兩淮（淮南、淮北）、長蘆、河東鹽政。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是朝廷最高級的監察官員之一，出巡地方時是欽差(5)，掌握著進退升降官吏的建議權。總理鹽政是名目，實質上是皇帝要錢用，叫他從產鹽、賣鹽上打點主意，多搞些錢。
鄢懋卿以監察官、欽差大臣的身份，加上有嚴家父子做靠山，一到地方，威風得很，利用職權，收受賄賂，給錢的是好官，給多的便答應升官，給少的便找題目磨難，非吃飽了不走。總之，不管官大官小，什麼地方，什麼官，非給他錢不可，非給夠了不走。不這樣做，除非不打算做官才行。
不只送賄賂，還要大大地鋪張供應、迎送。地方長官巡撫、按察使、知府(6)、知縣，大大小小都得跪著接送。吃飯要供應山珍海味，住處要張燈結彩。在揚州，地方請吃飯，一頓飯就花了一千多兩銀子。他還帶著老婆一起，老婆坐五彩搭的轎子，用十二個女子抬。連廁所都用錦緞做墊，便壺都用銀子做。
一天，輪到要巡查嚴州（今浙江建德）了，要路過淳安。全縣人都焦急，不知怎麼辦才好。
欽差、監察官、地方長官到地方巡查，照例都要發一套條約或告示，說明來意和地方應注意事項，並且大體上也都按著老規矩，照前任的抄一遍。告示內少不得要說些力戒鋪張、務從節儉等冠冕堂皇的話。海瑞研究了好久，一想對了，即以其人之話還治其人之身。便對差官說，淳安地方小，百姓窮，容不下都老爺的大駕，請從別處走吧，省得百姓為難。他親自寫一封信給鄢懋卿，信上說：
細讀您的布告，知道您一向喜歡簡樸，不喜歡逢迎。您說：「凡飲食供應，都應儉樸，不要過分奢侈，浪費人民錢財。」您又說：「現在民窮財盡，寬一分，人民就得一分好處，一定要體諒。」您的種種懇切的教導，說得很多。我相信您的話是為國為民，是從心裡說出來的，絕非空話。
但是，您奉命南下以後，沿途情況，浙江派的前路探聽的人都說，各處都辦酒席，每席要花三四百兩銀子，平常伙食都是山禽野味，不易弄到的東西。供應極為華麗，連便壺都用銀子做。這種排場，是和您頒行的布告大大相反的。
都察院長官出來檢查鹽政，是少有的事。因為少有，所以百姓有疾苦的要求告狀，有貪酷行為的官要改正，百姓也會得到少有的好處。現在情況是州縣怕接待不周到，得罪都察院長官，極力買辦。百姓為出錢傷腦筋，怨聲不絕。百姓沒有得到少有的好處，反而苦於少有的破費。這可能是地方官屬奉承您，以為您喜歡巴結、不喜歡說實話，揣摩錯了您的真正用心吧。
鹽法毛病，我曉得一些，沒有全盤研究，不敢亂說。只是這一件事，是我耳聞目見的。您如來了，東西準備了，縱使您一概不受，但是東西既然買了，必然要用許多錢，百姓怨恨，誰當得起？地方官屬以今時俗例來猜測您，我又很怕您將來會因為地方官屬瞎張羅，不利於執守禮法，而後悔不及。這個害比鹽法不通還要大，所以敢把這些意見一一告訴您。
義正詞嚴，話又說得很委婉。鄢懋卿看了，氣得發抖，想尋事革掉他的官，但他是清官，名聲好，革不得。就此過去，又氣不過。只好放在心中，把這封信藏起來，批「照布告辦」，嚴州也不去了。
嚴州知府正忙著準備迎接，聽說都老爺忽然不來了，正在納悶，怕出了什麼岔子。後來才知道是海知縣寫了信，惹了禍。怕連累自己，大怒，海瑞一進來，就拍桌子大罵：「你多大的官兒，敢這樣！」罵不停口。海瑞不說一句話，等罵完了，氣稍平了，作了一個揖就走，以後也不再說什麼。等到鄢懋卿巡查完了，走了，嚴州府上下官員一個也沒出事，知府這才放了心，過意不去，見海瑞時連說：「好了淳安百姓，難為了你，難為了你！」
鄢懋卿恨極海瑞，要報復，叫他管下的巡鹽御史袁淳想主意。袁淳也是恨海瑞的，他巡查地方時，海瑞照規矩迎送，迎得不遠，送得也不遠，供應不豐富，有什麼需索，也是討價還價。這回正好一舉兩得，也報了自己的私仇。這時海瑞已得朝命升任嘉興通判（知府的副職），便找一個公文上的手續不對，向朝廷告發，把海瑞降職為江西興國知縣。
三
海瑞從江西調到北京，後來又調到南京做了幾年官，在隆慶三年（1569）六月才被派為江南巡撫，巡撫衙門設在蘇州。第二年四月被革職回家，只做了半年多巡撫。
他最恨貪污，一上任，便發出布告，嚴禁貪污，打擊豪強。他敢說敢做，連總督、都御史都不怕，誰還敢不怕他。屬下的地方官員有貪污行為的聽說他來了，嚇得心驚膽戰，罪惡較大的趕忙自動辭官。有的大族用朱紅漆大門，一聽海都堂要來，怕朱紅大門太顯耀，連夜把大門改漆成黑色。管織造的太監，常時坐八人轎子，這時嚇得減去一半。大地主們知道海瑞一向主張限田，要貫徹均平賦稅的主張，實行一條鞭法(7)，也都心懷鬼胎，提心弔膽，時刻不安。
他在做江南巡撫的幾個月中，主要做了兩件大事。一件是「除弊」，另一件是「興利」。
除弊，主要的是打擊豪強，打擊大地主，要他們把非法侵占農民的田地退出一部分還給農民。
擒賊要先擒王，江南最大地主之一是宰相徐階，這時正罷官在家。海瑞要他家退田，徐階只好退出一部分。海瑞不滿意，寫信給徐階，要他退出大半，信上說：
看到您的退田冊，更加欽佩，您是這樣使人意想不到的大賢大德。但是已退的田數還不很多，請您再加清理，多做實際行動。從前有人改變父親的做法，把七個屋子儲藏的錢，一會兒便都散光了。您以父親的身份來改正兒子的做法，有什麼做不到的呢？
把非法侵占民田的責任算在他兒子賬上，給他留點面子。
這樣做，朝廷大官和地方鄉官都怕了，人人自危，怨聲四起。海瑞在給李石麓閣老信中說：
存翁（徐階）近來受了許多小人的累，很吃了點苦頭。他家產業之多，真叫人驚奇，吃苦頭是他自取的。要不退出大半，老百姓是不會甘心的。有錢人盡幹壞事，如今吃了苦頭，倒是一條經驗。我要他退出大半田產，也正是為他設想，請不要認為奇怪。
官僚輿論說他矯枉過直，搞得太過火了，他說並不過火。在給譚次川侍郎信上說：
矯枉過直，是從古到今一樣的道理，不嚴厲的改革，便不能糾正過錯。我所改革的都不是過直的事，一定會辦好，請放心。
又說：
江南糧差之重，天下少有，古今也少有。我所到過的地方，才知道所謂富饒全是虛名，而苦難倒很嚴重，這中間可為百姓痛苦，可為百姓嘆息的事，一句話是說不完的。
他不但要堅持下去，還要進一步解除百姓的痛苦，可惜幾個月後，他便被革職丟官了。
徐家的田退出，徐階的弟弟徐陟，做過侍郎，為非作歹，殘害百姓，海瑞把他逮捕了依法制裁。地方官奉行政令，不敢延誤，大地主們走不動的只好依法退田，有的便逃到別的地方避風頭。窮人田地被奪的都到巡撫衙門告狀申訴，海瑞一一依法判處。老百姓欣喜相告，從今以後有活路了。地主官僚卻非常恨海瑞，暗中組織力量，製造輿論，要把他趕走。
退田只是幫助窮民辦法的一種，另一種有效的辦法是清丈，把土地的面積弄清楚了，從而按每塊土地等級規定租稅。以此，海瑞做知縣，做巡撫，都以清丈為第一要事，在這基礎上，貫徹一條鞭的法令，在一條鞭規定所應徵收的以外，一毫不許多取。這對當時農民來說，是減輕徭役，明確負擔，提高生活，發展生產的有效措施，是對人民的德政。
興利是興水利。江蘇的吳淞江泄太湖之水，原來沿江的田畝，都靠這條江水灌溉。年代久了，沒有修治，江岸被潮水沖蝕，通道填淤，一有暴雨，便成水災，淹沒田畝，水利成為水害。海瑞在親自巡行調査之後，決定修治，正月興工，同月又修治常熟縣的白茆河、楊家濱等河，結合賑濟饑民，用工代賑；他親自坐小船往來江上，監視工程的進行，不久就都完工了，人民大得好處。原來老百姓是不敢指望開河的，一來想這樣的政府不會做這樣的好事，二來想要做也無非要老百姓出錢。因此流傳的民謠中有兩句話說：「要開吳淞江，除是海龍王」。意思是永世也開不了。現在人民的願望實現了，河修好了，沒有花老百姓一個錢。
在朝官僚、在野的鄉官大族都恨海瑞。過往官僚因為海瑞裁節交通機構過多的費用，按制度辦事，奉朝命該供應馬匹和交通工具的只按制度供應，節約民力和費用；憑人情但是不合制度的一概不供應，不管你是什麼來頭，這樣一來，這些人受了委屈，也恨海瑞。他們先後向皇帝告狀，說他偏，說他做得太過火，說他包庇壞人，打擊鄉紳，只圖自己有個好名聲，破壞國家政策。海瑞成為大官僚、大地主的公敵，被奪去巡撫職權，改督南京糧儲，專管糧餉。這時，高拱做宰相，海瑞罵過他，他也是恨海瑞的，又把管糧的職務歸併到南京戶部(8)，這樣，海瑞的職權全被剝奪，只好告病回家了。
在排擠、污辱、攻擊海瑞，保衛自己的利益的這群朝官中，吏科給事中(9)戴鳳翔是個代表人物。他向皇帝告狀，說江南在海瑞的治理下，百姓成為老虎，鄉官是肉，海瑞叫百姓拿鄉官當肉吃，把鄉官弄苦了。海瑞很生氣，立刻回擊，也上疏(10)給皇帝說：
華亭縣（今上海市松江區）鄉官田宅特別多，奴僕特別多，老百姓十分怨恨。這種情況，恐怕在全國各地都找不出。……老百姓告鄉官霸占田產的有幾萬人。……二十年以來，地方府縣官都偏聽鄉官、舉人、監生(11)的話，替他們撐腰，弄得老百姓的田產一天天少下去，鄉官卻一天天富起來。……鳳翔說百姓是老虎，鄉官是肉。他卻不知道鄉官已經做了二十多年老虎，老百姓做了二十多年的肉。今天鄉官的肉，本是老百姓原有的肉；原先被搶走，如今還出來，本來也不是鄉官的肉啊！何況過去鄉官搶占老百姓十分，如今只還一分，還得並不多，卻就大叫大鬧了。我看鳳翔在家鄉，也是這樣的鄉官。
話說得非常鋒利，有力量，既說明了情況，也指出了問題。鄉官二十多年來做老虎吃老百姓，你們不說話。如今只要鄉官還給老百姓原來屬於他們自己的一點田地，而且只還了十分之一，你們就說老百姓是老虎吃鄉官了。就說是肉吧，也是老百姓原有之肉，先前你們硬奪老百姓的肉，如今就該還，這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末了，一針見血地指出，戴鳳翔替鄉官訴苦，這些是鄉官的話，也是戴鳳翔自己的話，戴鳳翔要是不在朝，住在家裡，也一定是只專吃老百姓的老虎。
海瑞不斷遭到鄉官在朝代言人的攻擊，很憤慨。他給人的信中說：「一切計劃，只有修治吳淞江的水患，因進行得快而成功了，其他都是將近成功就中止，怎麼辦，怎麼辦！這等世界，做得成什麼事業！」給皇帝告養病的疏中說，在他巡撫任上所行興利除害的一些辦法，都是採訪人民意見、研究過去制度而規定的，要求不要輕易改變。並說宰相光聽一些不負責任的話，多議論，少成功，靠不住；滿朝大官都是「婦人」，皇上不要聽信他們。用「婦人」罵人，是封建時代的錯誤看法。用「婦人」罵人，而且把滿朝大官一概罵盡，也是很不策略的。但是由此可見他的憤慨程度，也說明了海瑞這次罷官以後，在朝掌權的人一連十幾年都沒有理會他，連萬曆初年名相張居正也不肯起用他的原因。
是的，像海瑞這種愛護人民、一切為老百姓著想、不怕封建官僚勢力、不要錢、不怕死的清官，在靠剝削人民存在的封建社會裡，又怎麼能站得住腳，做得成什麼事業呢！
戚繼光練兵
眾所周知，戚繼光（1528—1587）是16世紀後期抗倭的名將。但是他後來在北邊十六年，訓練邊兵，保障國境安寧這一段史事，卻為他自己以前抗倭的功績所掩蓋了，不大為人所知。
隆慶二年（1568），戚繼光以都督同知被任命為總理薊州、昌平、保定三鎮練兵事，負責北邊邊防。
在抗倭戰爭時代，衛所官軍腐朽了，不能打仗了。戚繼光招募浙江金華義烏一帶農民，教以擊刺法，長短兵迭用；又以南方多水田藪澤，不利於馳逐，就根據地形，制定陣法；講求武器精利，練成一支敢戰能戰的精兵，當時戚家軍屢戰屢勝的威名，是全國皆知的。
現在，他到北方來了，面對的地形有平原，有半險半易的地形，有山谷仄隘，各種地形都有。敵人，是擅長騎馬射箭的，也和倭寇不同。用在南方打仗的一套辦法來對付新的情況行嗎？
經過調查研究，深思熟慮，他制定了一套新的訓練辦法。首先針對邊軍畏敵、爭功的毛病，把軍隊重新加以組織，節制嚴明，有功必賞，有過必罰。行伍、旌旗、號令、行軍、紮營都逐一規定了制度。每天下場操練，務要武藝嫻熟。他指出：「教練之法，自有正門，美觀則不實用，實用則不美觀。」專拿應付上官檢閱那一套來對付敵人是不行的。
為了在防禦戰上取得優勢，他採用了騎、步、車、輜重結合的戰術。還制定了陣法，在不同地形都可運用。吸收了和倭寇作戰的經驗，採用了敵人的武器倭刀和鳥銃，把原來的火器「大將軍」、佛郎機、快槍、火箭等都加以改進和提高。長短兵迭用的原則進一步得到發揮。
更重要的是使將士和全軍都有共同的目標和信念，在練了兩年兵，修築了防禦工事以後，他大會諸將，登壇講話，三天之內把所有問題都講透了，要諸將回去以後，傳與軍士，要人人信服，字字遵守，萬人一心。同時編了一部書叫《練兵實紀》分發給每隊，每隊擇一識字人誦訓講解，全隊口念心記，充分地做好思想教育工作。
為了給廢弛已久的邊兵以紀律的榜樣，他調來浙江兵三千，剛到便在郊外等候檢閱，恰好這天下大雨，從早到晚一刻不停，三千兵像牆一樣站著，沒有一個亂動的，邊軍看了，大吃一驚，才懂得什麼叫軍令、軍紀。
在戚繼光以前，守邊的將軍十七年間換了十個，大都是打了敗仗換的。戚繼光在邊鎮十六年，敵人不敢入侵，北邊安定。他走了以後，繼任者繼承他的成規，也保持了邊防幾十年的安定。
經驗是從實踐中得來的，經過總結，提高成為理論。但是實際情況又千差萬別，拿此時此地的經驗硬應用於彼時彼地，就非碰壁不可。這裡又有因時、因地、因人制宜的問題。戚繼光在南方、北方軍事上的成功，原因是善於從實踐中總結經驗，更重要的是不以成功的經驗硬應用於不同的地點和敵人，而寧願從頭做起，以具有普遍性的理論原則來指導實踐。在這一點上，戚繼光練兵的故事在今天說來也還是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示的。
關於魏忠賢
一、生祠
替活人蓋祠堂叫作生祠，大概是從那一個時代父母官「自動」請老百姓替他立長生祿位而擴大之的。單有牌位不過癮，進一步而有畫像，後來連畫像也不夠格了，進而為塑像。有了畫像塑像自然得有宮殿，金碧輝煌，初一十五文武官員一齊來朝拜，文東武西，環珮鏗鏘，口中念念有詞，好不風光，好不威武。
歷史上蓋得最多的是魏忠賢生祠，蓋得最漂亮的是魏忠賢的生祠，蓋得最起勁的是魏忠賢的乾兒子干孫子干曾孫子重孫子灰孫子。
據《明史·魏忠賢傳》說，天啟六年（1625）魏忠賢大殺反對黨，周起元、高攀龍、周宗建、繆昌期、周順昌、黃尊素、李應昇一些東林黨人一網打盡之後，修《三朝要典》（《東林罪狀錄》），立「東林黨人碑」之後，浙江巡撫潘汝楨奏請為忠賢建祠。跟著是一大堆官歌頌功德。於是督撫大吏閻鳴泰、劉詔、李精白、姚宗文等搶先建立生祠。風氣一成，連軍人，做買賣的流氓棍徒都跟著來了，造成一陣「建祠熱」：而且互相比賽，越富麗越好。地皮有的是，隨便圈老百姓的，材料也不愁，砍老百姓的。接著道統論也被提起了，監生陸萬齡建議以魏忠賢配享孔子，忠賢的父親配享啟聖公。有誰敢說個不字？
當潘汝楨請建生祠的奏本到達朝廷後，御史劉之待簽名遲了一天，立刻革職。蘇州道胡士容不識相，沒有附和請求，遵化道耿如杞人生祠沒有致最敬禮——下拜，都下獄判死刑。
據《明史·閻鳴泰傳》，建生祠最多的是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閻鳴泰，在薊遼一帶建了七所。在頌文里有「民心歸依，即天心向順」的話。
潘汝楨所建忠賢生祠，在杭州西湖，朝廷賜名普德。
這年十月孝陵衛指揮李士才建忠賢生祠於南京。
次年正月宣大總督張朴、宣府巡撫秦士文、宣大巡按張素養建祠於宣府和大同。應天巡撫毛一鷺、巡按王拱建祠於虎丘。
二月閻鳴泰又和順天巡撫劉詔、巡按倪文煥建祠於景忠山。宣大總督張朴又和大同巡撫王點、巡按張素養在大同建立第二個生祠。
三月閻鳴泰又和劉詔、倪文煥、巡按御史梁夢環建祠於西密雲丫髻山，又建於昌平，於通州。太僕寺卿何宗聖建於房山。
四月閻鳴泰和巡撫袁崇煥建祠於寧前。張朴和山西巡撫曹爾禎、巡按劉弘光又建於五台山。庶吉士李若琳建於蕃育署，工部郎中曾國禎建於盧溝橋。
五月通政司經歷孫如冽、順天府尹李春茂建祠於宣武門外，巡撫朱童蒙建於延綏，巡視五城御史黃憲卿、王大年、汪若極、張樞智，建於順天，戶部主事張化愚建於崇文門外，武清侯李誠銘建於藥王廟，保定侯梁世勛建於五軍營、大教場，登萊巡撫李嵩、山東巡撫李精白建於蓬萊閣宣海院，督餉尚書黃運泰、保定巡撫張鳳翼、提督學政李蕃、順天巡按倪文煥建於河間、於天津，河南巡撫郭增光、巡按鮑奇謨建於開封，上林監丞張永祚建於良牧嘉蔬林衡三署，博平侯郭振明建於都督府、於錦衣衛。
六月總漕尚書郭尚友建祠於淮安。順天巡按盧承欽、山東巡按黃憲卿、順天巡按卓邁，也在六月分別在順天、山東建祠。
七月長蘆巡鹽龔萃肅、淮揚巡鹽許其孝、應天巡按宋禎漢、陝西巡按莊謙建祠於長蘆、淮揚、應天、陝西等地。
八月總河李從心、總漕郭尚友、山東巡撫李精白、巡按黃憲卿、巡漕何可及建祠於濟寧。湖廣巡撫姚宗文、鄖陽撫治梁應澤、湖廣巡按溫皋謨建祠於武昌，於承天，於均州。三邊總督史永安、陝西巡按胡建晏、巡按莊謙、袁鯨建於固原大白山，楚王朱華奎建於高觀山，山西巡撫牟志夔、巡按李燦然、劉弘光建於河東。
踴躍修建的官員，從朝官到外官，從文官到武官，從大官到小官，到親王勳爵、治河官、賣鹽官，沒有一個不爭先恐後，統一建生祠。
建立的地點從都城到省城，到名山，甚至都督府、錦衣衛、五軍營等軍事衙門，蕃育署、上林監等宮廷衙門，甚至建立到皇城東街。只要替魏忠賢建生祠，沒有誰可以攔阻。
每一祠的建立費用，多的要數十萬兩銀子，少的也要幾萬兩銀子，合起今天的紙幣要以多少億元計。
開封建祠的時候，地方不夠大，毀了民房兩千多間，用滲金塑像。
都城幾十里的地面，到處是生祠。上林苑一地就有四個。
延綏生祠用琉璃瓦，蘇州生祠金像用冕旒。南昌建生祠，毀周程三賢祠，出賣澹臺滅明祠做經費。
督餉尚書黃運泰迎像，用五拜三稽首禮，立像後又率文武將吏列階下五拜三稽首。再到像前祝告，某事幸虧九千歲（這些魏忠賢的黨羽子孫稱皇帝為萬歲，忠賢九千歲）扶持，行一套禮，又某事蒙九千歲提拔，又行一套禮。退還本位以後，再行大禮。又特派游擊將軍一人守祠，以後凡建祠的都依例派專官看守。
國子監生（大學生）陸萬齡以孔子作春秋，忠賢作要典，孔子殺少正卯，忠賢殺東林黨人，應在國學西建生祠和先聖並尊。這簡直是孔子再世，道統重光了。國子司業（大學校長）朱之俊接受了這意見，正預備動工，不湊巧天啟皇帝駕崩，政局一變，魏忠賢一下子從雲端跌下來了。
崇禎帝即位，魏忠賢自殺。崇禎二年（1629）三月定逆案，全國魏忠賢生祠都拆毀，建生祠的官員也列名逆案，依法處刑。
《三朝要典》的原刻本在北京很容易見到，印得非常考究，大有翻印影印流傳的必要。
魏忠賢的辦公處東廠，原來叫東廠胡同，從沙灘一轉彎便是。「中央研究院」北平辦事處在焉，近來改為東昌胡同了，不知是敵偽改的，還是最近改的。其實何必呢？魏忠賢之臭，六君子的血，留著這個名詞讓北京市民多想想也是好的。
二、義子干孫
魏忠賢不大識字，智力也極平常。他之所以能弄權，第一私通熹宗的奶媽客氏，宮中有內線。熹宗聽客氏的話，忠賢就可以為所欲為。第二是熹宗庸，十足的阿斗，凡事聽憑忠賢作主張。
光是這兩點，也不過和前朝的劉瑾、馮保一樣，還不至起黨獄，開黑名單，建生祠，稱九千歲，鬧得民窮財盡，天翻地覆。原因是其一，政府在他手上，首相次相不但和他合作，魏廣微還和這位太監攀通家，送情報，居然題為內閣家報。其二是，他有政權，就能養活一批官，反正官爵都出於朝廷，俸祿都出於國庫。凡要官者入我門來，於是政權軍權合一，內廷處廷合一。魏忠賢的威權不但超過過去任何一個宦官，也超過任何一個權相，甚至皇帝。
《明史》說，內外大權，一歸忠賢。內監（宦官）自王體乾等外，又有李朝欽、王朝輔、孫進、王國泰、梁棟等三十餘人為「左右擁護」。外廷文臣則崔呈秀、田吉、吳淳夫、李夔龍、倪文煥主謀議，號「五虎」。武臣則田爾耕、許顯純、孫雲鶴、楊寰、崔應元主殺戮，號「五彪」。又吏部尚書周應秋、太僕卿曹欽程等號「十狗」。又有「十孩兒」「四十孫」之號。而為呈秀輩門下者又不可數計。
「虎」「彪」「狗」都是魏忠賢的義子。舉例說，崔呈秀在天啟初年巡按淮揚，貪污狡獪，不修士行，看見東林正紅得發紫，想盡方法要擠進去，被拒不納。四年還朝，都察院都御史高攀龍盡列他在淮揚的貪污條款，提出彈劾。吏部尚書趙南星批定充軍處分。朝命革職查辦。呈秀急了，半夜裡到魏忠賢家叩頭乞哀，求為養子。結果呈秀不但復職，而且升官，不但升官，而且成為忠賢的謀主，殘殺東林的劊子手了。兩年後做到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兒子不會作文也中了舉，兄弟做浙江總兵官，女婿做吏部主事，連姨太太的兄弟、唱小旦的也做了密雲參將。
其他四「虎」，吳淳夫是工部尚書，田吉兵部尚書，倪文煥太常卿，李夔龍副都御史。都是呈秀拉縴拜在忠賢門下當義子的。
「十狗」中如曹欽程，《明史》本傳說：「由座主馮銓父事魏忠賢為十狗之一。於群小中尤無恥，日夜走忠賢門，卑諂無所不至，同類頗羞稱之。」到後來，連魏忠賢也不喜歡他了，責以敗群革職，可是此狗在被趕出門時，還向忠賢叩頭說：「君臣之義已絕，父子之恩難忘。」大哭一場而去。忠賢死後，被處死刑，關在牢里等行刑。日子久了，家人也厭煩，不給送飯。他居然有本領搶別人的牢飯，成天醉飽。李自成陷北京，破獄出降。自成失敗西走，此狗也跟著，不知所終。
「十孩兒」中有個石三畏，鬧了個不大不小的笑話。有一天某貴戚請吃飯，在座的有魏忠賢的侄兒魏良卿。三畏喝醉，點戲點了《劉瑾醉酒》，犯了忌諱。忠賢大怒，立刻革職回籍。忠賢死後，他還藉此復官，到頭還是被彈劾免職。
這一群虎狗彪兒孫細按本傳，有一個共通的特徵，幾乎沒有一個不是貪官污吏。
例外的也有，如造《點將錄》的王紹徽，早年「居官強執，頗以清操聞」。還有作《春燈謎》《燕子箋》、文採風流和左光斗諸人交遊的阮大鋮，和葉向高同年友好的劉志選，以及《玉芝堂談薈》作者的周應秋，都肩著當時「社會賢達」的招牌，頗有名氣的，只是利慾薰心，想做官，想做大官，要做官迷得發了瘋，一百八十度一個大轉彎，拜在魏忠賢膝下，終至身敗名裂，在《明史》里列名閹黨傳。阮大鋮在崇禎朝寂寞了十幾年，還在南京冒充東林，附庸風雅，千方百計要證明他是東林，千方百計要洗去他當魏璫乾兒的污漬，結果被一批年輕氣盛的東林子弟出了留都防亂揭，「鳴鼓而攻之」，落得一場沒趣。孔雲亭的《桃花扇》真是妙筆奇文，到今天讀了，還覺得這副嘴臉很熟，如聞其聲，如見其人。
三、黑名單
黑名單也是古已有之的，著例還是魏忠賢時代。
《明史·魏忠賢傳》說：「天啟四年（1624）忠賢用崔呈秀為御史。呈秀造天監同志諸錄，王紹徽亦造點將錄，皆以鄒元標、顧憲成、葉向高、劉一憬等為魁，盡羅入不附忠賢者，號曰東林黨人，獻於忠賢。忠賢喜。於是群小益求媚忠賢，攘臂攻東林矣。」
替魏忠賢造名單的，有魏廣微、顧秉謙，都是大學士（宰相）。名單有黑紅兩種，《明史·顧秉謙傳》說：「廣微和秉謙謀，盡逐諸正人，點縉紳便覽一冊，如葉向高、韓、何如寵、成基命、繆昌期、姚希孟、陳子壯、侯恪、趙南星、高攀龍、喬允昇、李邦華、鄭三俊、楊漣、左光斗、魏大中、黃尊素、周宗廷、李應昇等百餘人目為邪黨，而以黃克纘、王永光、徐大化、賈繼春、霍維華等六十餘人為正人。由閹人王朝用進之，俾據是為黜陟。忠賢得內閣為羽翼，勢益張。秉謙、廣微亦曲奉忠賢，若奴役然。」
《縉紳便覽》是當時坊間出版的朝官人名錄。魏廣微、顧秉謙根據這名單來點出正人邪人，必定是用兩種顏色，以今例古，必定是紅黑兩種顏色，是可以斷言的。
崔呈秀比這兩位宰相更進一步，抄了兩份。一份是《同志錄》，專記東林黨人，是該殺該關該革職該充軍的。另一份是《天鑒錄》，是東林的仇人，也就是反東林的健將，是自己人。據《明史·崔呈秀傳》說：「忠賢憑以黜陟，善類為一空。」
《明史·曹欽程傳附盧承欽傳》：「承欽又向政府提出，東林自顧憲成、李三才、趙南星而外，如王圖、高攀龍等謂之副帥，曹於汴、湯兆京、史記事、魏大中、袁化中謂之先鋒，丁元薦、沈正宗、李朴、賀幀謂之敢死軍人，孫丕揚、鄒元標謂之土木魔神，請以黨人姓名榜示海內。忠賢大喜，敕所司刊籍，凡黨人已罪未罪者悉編名其中。」這又更進一步了，不但把東林人列在黑名單上，而且每人都給一個綽號、匪號，其意義正如現在一些刊物上的聞一多夫、羅隆斯基同。
王紹徽，魏忠賢用為吏部尚書，仿民間《水滸傳》，編東林一百零八人為《點將錄》獻上，令按名黜汰，以是越發為忠賢所喜。紹徽也名列《明史·閹黨傳》。
這幾種黑名單十五六年前都曾讀過，記得最後一種《點將錄》，李三才是托塔天王，黃尊素是智多星，每人都配上《水滸傳》里的綽號，還分中軍左軍右軍，天罡地煞，很整齊。似乎還是影印本。可惜記憶力差了，再也記不起在什麼叢書中見到。
愛國學者顧炎武
今年是偉大的愛國學者顧炎武逝世二百八十周年。
關於顧炎武的歷史評價，全祖望寫的《顧先生炎武神道表》最後一段話很中肯。他說：離開顧炎武的時代逐漸遠了，讀他的書的人雖然很多，但是能夠說出他的大節的人很少。只有王高士不庵曾說：炎武抱著沉痛的心，想表白他母親的志向，一生奔走流離，心裡的話，幾十年來也沒有機會說出來。可是後起的年輕人，不懂得他的志趣，卻只稱讚他多聞博學，這對他來說，簡直是恥辱，只好一輩子不回家，客死外地了。這段話很好，可以表他的墓。我讀了也認為很好，可以使人們對顧炎武這個人有更好的了解。
顧炎武首先是有氣節的、有骨頭的、堅強的愛國主義者，其次才是有偉大成就的學者。
顧炎武（1613—1682），字寧人，原來名絳，明亡後改名，有時自稱為蔣山傭，學者稱為亭林先生，江蘇崑山人。他家世代有人做官，藏書很多。祖父和母親對他的教育十分關心，六歲時母親親自教他《大學》，七歲跟老師讀「四書」，九歲讀《周易》，接著祖父就教他讀古代軍事家孫子、吳子的著作，和《左傳》《國語》《戰國策》《史記》等書，十一歲讀《資治通鑑》，到十三四歲才讀完。十四歲進了縣學以後，又讀《尚書》《詩經》《春秋》等書，打下了很紮實的學術基礎。母親更時常以劉基、方孝孺、于謙等人的事跡教育他，要他做一個忠於國家、忠於民族的人。
炎武受教育的時代，也正是明王朝政治日益腐化，統治階級內部分崩離析、互相傾軋，人民負擔日益加重，民不聊生；東北建州（後稱滿族）崛起，明王朝接連打敗仗，喪師失地，滿漢民族上層統治集團矛盾最尖銳，漢族人民和統治集團矛盾最尖銳的時代。炎武的祖父教炎武讀軍事學書籍和史書，是有很深的用意的。
當時東南地區的知識分子組織了一個團體叫復社，吟詩作文，議論時事，名氣很大，炎武和他的好友歸莊也參加了。兩人脾氣都有些怪，就得了「歸奇顧怪」的外號。
炎武的祖父很留心時事，那時候還沒有報紙，有一種政府公報叫《邸報》，是靠抄寫流傳的，到崇禎十一年（1638）才有活版印刷。炎武跟祖父讀了泰昌元年（1620）以來的《邸報》，對國家大事有了豐富的知識。二十七歲時考鄉試沒有錄取，他「感四國之多虞，恥經生之寡術」，發憤讀書，遍覽二十一史和全國州縣誌書、當代名人文集、章奏文冊，等等。單是志書就讀了一千多部，抄錄有關材料，以後還隨時增補，著成兩部書，一部叫《天下郡國利病書》，另一部叫《肇域志》。《天下郡國利病書》著重記錄各地疆域、形勝、水利、兵防、物產、賦稅等資料。《肇域志》則記述地理形勢和山川要塞。他晚年遊歷北方時，用兩匹馬、兩匹騾裝著書，到了關、河、塞、障，就訪問老兵退卒，記錄情況。說的有和過去知道不符合的，就立刻檢書查對，力求記載得真實。他這種從實際出發，研究當前現實的學風，一反那個時代空談性命，不務實際的學風。他這種治學精神、方法，為後來的學術界開闢了道路，指出了方向。
炎武從三十歲以後，讀的經書、史書，都寫有筆記，反覆研究，經過長期的思索、改訂，寫成了著名的《日知錄》。
順治二年（1645）五月，清兵渡長江，炎武到蘇州參加了抗清鬥爭。清軍圍崑山，崑山人民合力拒守，城破，軍民死了四萬多人，炎武的好友吳其沆也犧牲了。炎武的母親絕食自殺，臨死時囑咐炎武不要做異國臣子，不要忘了祖父的教訓。炎武在軍敗、國亡、母死的慘痛、悲憤心情中，昂起頭來，進行深入的隱蔽的反清鬥爭。這時期他寫的詩如《秋山》：「北去三百舸，舸舸好紅顏。」記錄了清軍擄掠婦女的慘狀。「勾踐棲山中，國人能致死，嘆息思古人，存亡自今始。」以勾踐復國自勉，表明了他愛國抗清的堅決意志。在以後的許多詩篇中，也經常流露出這種壯烈情感，如《又酬傅處士（山）次韻》：「時當漢臘遺臣祭，義激韓仇舊相家。」「三戶已亡熊繹國，一成猶啟少康家。」如《五十初度時在昌平》：「遠路不須愁日暮，老年終自望河清。」又如，「蒼龍日暮還行雨，老樹春深更著花。」都表明了他至老不衰的英雄氣概。
明宗室福王由崧在南京稱帝，改元弘光，任命炎武為兵部司務，炎武到過南京。福王被俘，唐王聿鍵在福建稱監國，改元隆武。魯王以海也在紹興稱監國。唐王遙授炎武為兵部職方司主事，炎武因母喪未葬不能去，不久，唐王也兵敗被殺。魯王流亡沿海一帶。1647年秋天，炎武曾到沿海地方，和抗清力量聯繫。地方上有漢奸地主要陷害他，炎武不得已偽裝成商人，奔走江、浙各地，前後五年。《流轉》詩中說：「稍稍去鬢毛，改容作商賈，卻念五年來，守此良辛苦，畏途窮水陸，仇讎在門戶，故鄉不可宿，飄然去其宇。」便是這幾年間的事。
1655年發生了陸恩之獄。
陸恩是炎武家的世仆。在炎武出遊時，投奔官僚地主葉方恆家。炎武家庭經歷喪亂，缺錢使用，把田產八百畝賣給葉家，葉方恆存心想吞併顧家產業，掯勒只給半價，這半價還不給錢，炎武討了幾年才給了一點。恰好陸恩得罪了主人，葉方恆便叫他出面告炎武通海，通海指的是和沿海抗清軍事力量勾結，在當時是最大的罪名。炎武急了，便和家人設法擒住陸恩，扔進水裡淹死了。陸恩的女婿又求葉方恆出面告狀，用錢買通地方官，把炎武關在葉方恆家奴家裡，情況十分危急。炎武的好友歸莊只好求救於當時赫赫有名的漢奸官僚錢謙益，謙益說，這也不難，不過要他送一門生帖子才行。歸莊知道炎武絕不肯這樣做，便代寫了一個送去。炎武知道了，立刻叫人去要回來，要不回來，便在大街上貼通告，說並無此事。謙益聽了苦笑說，顧寧人真是倔強啊！後來炎武的另一朋友路澤溥認識兵備道，說明了情由，才把案子轉到松江府，判處為主殺家奴，炎武才得脫禍。
葉方恆中過清朝進士，做過官，有錢有勢，炎武和他結了仇，家鄉再也住不下去了。1657年炎武四十五歲，決定到北方遊歷，一來避仇，二來也為了更廣泛地結納抗清志士，繼續進行鬥爭。
從這一年起，炎武便僕僕風塵，奔走于山東、河北、山西、陝西等地。他的生活情況，在與潘次耕（耒）信中說：「頻年足跡所至，無三月之淹，友人贈以二馬二騾，裝馱書卷，一年之中，半宿旅店。」旅途的艱苦，《旅中》一詩說：「久客仍流轉，愁人獨遠征，釜遭行路奪，席與舍兒爭，混跡同傭販，甘心變姓名，寒依車下草，飢糝中羹……買臣降五十，何處謁承明？」他的心境，在《寄弟紓及友人江南》詩中說：「自昔遘難初，城邑遭屠割，幾同趙卒坑，獨此一人活，既偷須臾生，詎敢辭播越，十年四五遷，今復客天末，田園已侵併，書卷亦剽奪，尚虞陷微文，雉羅不自脫。」是十分沉重、緊張的。
在遊歷中，結識了孫奇逢、徐夜、王宏撰、傅山、李中孚等愛國學者，李因篤、朱彝尊、毛奇齡等文人，觀察了中原地區和塞外的地理形勢，並且在山東章丘買了田產，在雁門之北，五台之東，和李因篤等二十多人集資墾荒，建立廬舍，作為進行隱蔽活動的基地。
1663年，南潯莊氏史案發，炎武的好友吳炎、潘檉章牽連被殺，炎武所藏史錄、奏狀一二千本借給吳潘兩人的，也隨同散失。莊廷鑨修史時，也曾托人邀請炎武參加，炎武看了情況，知道莊廷鑨沒有學問，不肯留下。書刻版時沒有列上炎武姓名，這才倖免於死。
五年後，萊州黃培詩獄案發，炎武又被牽連，從北京趕到山東投案。案情是萊州人姜元衡告發他的主人黃培寫逆詩（反對清朝的詩），又揭發吳人陳濟生所編《忠節錄》，說這書是顧寧人編的，書上有名的牽連到三百多人。李因篤聽到消息，立刻趕到北京告急營救，炎武的許多朋友也到濟南幫忙，這時朱彝尊正在山東巡撫處做幕僚，幾方面想法子，炎武打了半年官司，居然免禍，可也夠危險了。
炎武雖然飽經憂患，跋涉半生，卻勤勉好學，沒有一天不讀書，沒有一天不抄書，蠅頭行楷，萬字如一。朋友們有時終日宴飲，他總是皺眉頭，客人走了，嘆口氣說：可惜又是一天白白度過了。讀的書越多，遊歷的地方越多，寫的書也越多，名氣也就越大。1671年熊賜履要舉薦炎武助修《明史》，他當面拒絕說：「果有此舉，不為介推之逃，則為屈原之死矣。」1678年葉方靄、韓菼又打算舉薦炎武應博學鴻儒科，炎武堅決辭謝，一連給葉方靄寫了三封信，表明態度，葉方靄知道不能勉強，方才作罷。為了避免這類麻煩，炎武從此再也不到北京來了。
1677年，炎武已經六十五歲了。從山東到陝西華陰，住王宏撰家。王宏撰替他蓋了幾間房子，決定在此定居。兩年後寫信告訴他的侄子說：陝西人喜歡經學，看重處士，主持清議，和他省人不同。在此買水田四五十畝，可以維持生活。華陰這地方是交通樞紐，就是不出門，也可以看到各方面來的人，知道各地方的事情。一旦局勢有變化，跑進山里去守險，也不過十來里路。要是志在四方呢，一出關門，就可以掌握形勢。從這封信可以看出，炎武之定居華陰，是和他的一生志願抗清鬥爭密切相關的。
這時候，炎武的三個外甥都已做了大官，徐元文是順治十六年（1659）狀元，康熙十八年（1679）任《明史》監修總裁官，第二年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徐乾學是康熙九年（1670）探花，徐秉義是康熙十二年（1673）的探花。三兄弟在青年時都曾得到過炎武的資助和教育。他們看到舅父年老，流離外方，幾次寫信迎接炎武南歸，答應給準備房子和田產，炎武回信堅決拒絕。他不但自己不肯受這幾個清朝新貴的供養，連他的外甥要請他的得意門生潘耒去做門客，也去信勸止。義正詞嚴地指出這些人官越大，門客越多，好巴結的人留下，剛正方直的人走開，他們不過要找一兩個有學問的人在身邊來遮醜而已。應該知道香的和臭的東西是不可以放在一個盒子裡的，要記住白沙在泥，與之俱黑的話，不要和狎客豪奴混在一起才是。從這兩件事，可以看出炎武的生性剛介和氣節。
和他的為人一樣，炎武做學問也是絲毫不苟的，總是拿最嚴格的要求來要求自己，從不自滿。所著《音學五書》，前後歷時三十多年，所過山川亭障，沒有一天不帶在身邊。稿子改了五次，親自抄寫了三次，到刻版的時候，還改了許多地方。著名的《日知錄》，1670年刻了八卷，過了六七年，他的學問進步了，檢查舊作，深悔過去學問不博，見解不深，有很多缺點，又漸次增改，寫成二十多卷。他很虛心，朋友指出書中錯誤的地方，便立刻改正。又十分鄭重，有人問他近來《日知錄》又寫成幾卷了，他說，別來一年，反覆研究，只寫得十幾條。他認為知識是無窮無盡的，過去的成績不可以驕傲，未來的成就更不可以限制自己。做學問不是一天天進步，便會一天天退步。個人獨學，沒有朋友幫助，就很難有成就，老是住在一個地方，見聞寡陋，也會習染而不自覺。對於自己在學術上的錯誤，從不寬恕，在給潘耒信上說：讀書不多的人，輕易寫書，一定會害了讀者，像我《跋廣韻》那篇文章便是例子。現在把它作廢，重寫一篇，送給你看，也記住我的過失。我生平所寫的書，類此的也還很多，凡是存在徐家的舊作，可以一字不存。自己思量精力還不很衰，不一定就會死，再過些年，總可以搞出一個定本來。
對收集資料，也付出極大的努力。例如，他在《金石文字記序》所說：我從年輕時就喜歡訪求古人金石文字，那時還不很懂。後來讀了歐陽修的《集古錄》，才知道可以和史書相證明，闡幽表微，補闕正誤，不只是文字之好而已。這二十年來，週遊各地，所到名山、大鎮、祠廟、伽藍，無不尋求，登危峰，探窈壑，捫落石，履荒榛，伐頹垣，畚朽壤，只要發現可讀的碑文，就親手抄錄，要是得到一篇為前人所沒有看到的，往往喜歡得睡不著覺。對寫作文字，態度也極為謹嚴，他立定宗旨，凡是文章不關聯到學術的，和當代實際沒有關係的，一概不寫。並且慨嘆像韓愈那樣的人，假如只寫《原道》《原毀》《爭臣論》《平淮西碑》《張中丞傳後敘》這幾篇，其他捧死人骨頭的銘狀一概不寫，那就真是近代的泰山北鬥了！可惜他沒有這樣做。
他主張為人要「行己有恥」。有恥就是有氣節，有骨頭，做學問要「好古敏求」，要繼承過去的遺產，努力鑽研。對明代末期和當時的學風，他是很不以為然的，在《與友人論學書》里說：「嗚呼！士而不先言恥，則為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為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也。」也正因為他這樣主張，這樣做，所以有些人叫他為怪，和他合不來。
炎武於康熙二十一年（1682）正月，因上馬失足墜地，病死於山西曲沃，年七十歲。
* * *
(1)常例是一種附加稅，津貼知縣用費，變相的但又是合法的貪污行為。
(2)總督是地方的最高長官，轄一省或兩省、三省，總攬軍民要政。
(3)都察院是朝廷負責糾察彈劾的衙門，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是都察院的正副長官。其下有僉都御史。這些都是都察院的高級監察官員。另外，對地方各道派有監察御史，按其工作性質分巡按御史（管司法）、巡鹽御史（管鹽政）、提學御史（管教育）等。巡按御史出巡時亦稱按院。
(4)巡撫是比總督低一級的地方高級官員，管一省的軍事和政治。也稱撫台、都堂。
(5)欽差是由皇帝特派出京，代表皇帝査辦政務的官員。
(6)明朝的時候，辦理一省刑政和檢査官員紀律的機關叫提刑按察使司，簡稱按察司，長官叫作按察使。明時一省分幾個府，一府管幾個州、縣，府的長官叫知府。
(7)一條鞭法是明朝萬曆年間，把丁役、土貢等都歸併在田賦內，按畝徵收的一種收稅辦法。
(8)明朝自永樂皇帝遷都北京後，仍在南京保留中央政府的組織，和北京同時設有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分管各有關的政務。各部的長官叫作尚書，副長官叫作侍郎，戶部是管財政經濟的。
(9)管檢査吏部工作的官員。
(10)封建時代臣下向皇帝陳述事情的報告叫「疏」。
(11)科舉取士制度，規定每隔三年開一次鄉試，應鄉試的是有秀才或監生資格的人，鄉試取中的就稱為舉人。監生，即是對有入國子監讀書資格的人的簡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