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戀 · 伐木兼拉皮條的「搭檔吉姆」

我第一次真正注意他，是在一個星期日的下午，在森蟒公司位於泥腿河一處伐木營地的簡易宿舍里。雖說當時天氣悶熱，屋內光線晦暗，我和他還有另外幾個人依舊躺在上下鋪的床上看書。其他工友在閒聊，但對我來說，這個環境算得上安靜了。根據隨後幾分鐘發生的事推斷，工友們之前應該在聊「公司」的事。我之所以沒聽他們前面的聊天，主要是當時伐木工人們抱怨「公司」是司空見慣：什麼公司控制他們的肉體和靈魂啦；什麼公司控制整個蒙大拿州、報紙媒體和布道牧師啦，等等這些；吃得差，工資低，營地小賣部的東西卻貴得要命，掙的那點錢全通過小賣部被公司收回去了，可是在這荒郊野外的伐木營地，除了小賣部，工人們又沒其他地方去買東西。大夥差不多聊的就是這些東西。這時突然我聽他打破平靜：「都給我閉嘴，你們這幫㞞貨。要是沒有公司，你們都會餓死。」 剛開始我不確定是不是聽錯了，還是他真這麼說話。不過他應該確實說了這話。因為現場一下子安靜下來，每個人都盯著他那小臉龐和大腦袋，還有支在鋪位上那條胳膊肘後面的碩大身軀。過了一會兒，出現一陣騷動，但這騷動聲又一個接一個消逝在門口外面的陽光里。在騷動中並沒有人說話，別忘了這裡可是伐木營地，工人都是些大塊頭傢伙。 尤金·德布茲（1855—1926），美國社會主義者，勞工運動領袖。 我躺在鋪位上，反應過來這並不是自己第一次注意到他。譬如我早就知道他的名字叫吉姆·格里爾遜，是個社會主義分子，認為尤金·德布茲  過於軟弱。吉姆可能比營地里其他任何人都憎惡公司，但和公司相比，他更討厭的是人。我早就注意過他，還有一個清楚的證據，就是我臆想過和他打一架會是什麼情形。對於這個問題，我覺得自己已經有了答案。我估計他的體重是一百八十五至一百九十磅，比我至少重三十五磅。但我覺得我比他受過更好的訓練，在打架時倘若能熬過頭十分鐘，就能降伏他。不過我也估計到了，自己熬不過十分鐘。 我沒有再繼續看書，而是躺在床上想找點有意思的事情想想。最後我有趣地發現，其實在關注他之前，我已經在心裡暗自思忖，跟他打架獲勝的幾率。因為從見到吉姆的第一眼起，我就肯定感受到了威脅。其他人顯然和我有同樣的感覺。後來隨著對他了解的加深，我對他的全部看法就演變成一個問題：「他贏還是我贏？」他憑藉剛才那一頓怒斥，拿下了整個宿舍，就只剩下我了。現在他在床上翻來覆去，以此表示對我存在的不滿。我硬撐了一會兒，只是想向他宣示我也有權待在屋內。但書肯定是看不下去了，屋內明顯比剛才更熱。在對自己不招他待見的種種後果經過一番認真的權衡後，我也起身出去了，留下他在身後輾轉反側，唉聲嘆氣。 「基普」一詞「gyppo」和吉卜賽人發音近似，而吉卜賽人在西方文化中具有貶義。 夏天結束，我要回學校上學。此時我對他的了解又大大加深。並且我倆還約定來年夏天一起搭檔幹活。他是營地里最好的伐木工，這一點人們沒過多久就發現了。他使斧頭和鋸子使得最好，干起活來快得有股不要命的架勢。我記得當時還是1927年，所以肯定沒有鏈鋸之類的玩意，就像現在走遍整個泥腿河流域，雖說還有許多伐木的活，但再也看不到一個伐木營地和簡易宿舍了。現在用的鋸子是高速馬達帶動的單人鏈鋸。鏈鋸工人大都娶妻生子，和家人住在一起。住得遠的甚至在密蘇拉，每天上下班來回開車要一百英里。在當時的伐木營地里，工人們主要用的是雙人橫割鋸。這種鋸子很好看。伐木營地里拿最高工資的，就是善於銼光並安裝這種鋸子刀片的師傅。工人們兩人一組拉鋸，要麼拿固定工資，或者賺「基普」  。「基普」這個詞不好聽，它既可以做動詞也可以做名詞，指的是工人薪水以每天砍伐的木材板英尺數量來定。如果你選擇賺「基普」，那就說明你能拿到比固定工資更高的薪水，也就表明你比那些拿固定工資的傢伙更厲害。我剛才說了，吉姆說服我來年夏天和他搭檔，去掙「基普」、賺大錢。可以想像，我答應他時內心有些忐忑不安。但我那時在讀研究生，經濟上完全要靠自己，所以正是需要錢的時候。而且我內心也為受到營地最厲害的拉鋸工邀請做搭檔感到得意。不過光得意是遠遠不行的。我明白將要面臨的挑戰。這裡是森林世界，在這個由工人、木材和營地構成的世界裡，處處都是挑戰。如果你想逃避挑戰，就壓根不應該來這裡。我喜歡和吉姆在一起，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大我三歲，這點有時很重要，因為三歲的差距可以令他比我這個長老會牧師的兒子見過更多世面。 那年夏天圍繞他還發生其他一些事，對來年他選我做搭檔掙「基普」有影響。他告訴我他是蘇格蘭人，這或許是他選我做搭檔的原因。他還說他在達科他一帶長大，父親是個「蘇格蘭雜種」（這是他的原話），十四歲時就將他趕出家門。從那時起，他就一直自謀生路。他說伐木只是他謀生方式之一。他一般夏天伐木，完了之後，他身上有文化的那一面就登場了。冬天他會找一個有卡耐基公共圖書館的鎮子蟄居起來，首先辦一張圖書卡，然後再去勾搭一個妓女。整個冬天他就干兩件事，讀書和拉皮條。這個順序顛倒一下也沒關係。他說總體上他更喜歡南方的妓女，因為南方的妓女用他的話說「更富有詩意」。我後來才明白什麼叫「更富有詩意」。 那年秋天我開始讀研究生。對我來說，艱苦的學業並不會因為一想到即將到來的夏天和一個蘇格蘭雜種的直系後代搭檔做鋸木工而變得更輕鬆一些。 六月底終於來了。他果真在營地等我，坐在我對面一根原木上，眼神像一個伐木工人盯著百萬美元的巨款。他全身上下穿著毛料服裝，一件深色方格蘇格蘭襯衫，一條灰色獵鹿大短褲，腳上套著一雙嶄新漂亮的伐木靴，鞋口露出大約一英寸長的襪子。伐木工一般在生活花銷和生活方式上和牛仔有許多相似點。對他們來說，到年底如果分文不剩，屬於收支平衡。如果運氣足夠好，沒病沒災，他們會把錢用來喝三四頓大酒，買買衣服。他們買的衣服都很貴。雖然工人們口口聲聲說被盤剝得一無所有，通常這也是實情，但他們穿的衣服要能扛得住艱苦工作和惡劣天氣，所以需要買那種專門的服裝。在伐木工和牛仔的行頭中，核心部分是靴子。一雙靴子往往要花費幾個月的積蓄。 我記得那天吉姆穿的靴子叫「白人伐木工」牌。生產靴子的公司位於斯波坎，他們會記下顧客的姓名和尺碼定做。這雙靴子很棒，不過其他牌子的靴子也都很棒——不棒不行啊。當年「巴斯」牌、「伯格曼」牌、「奇皮瓦」牌靴子在全國各地都有生產。但在西北部，大多數伐木工人穿的都是斯波坎的靴子。 牛仔穿的靴子一般是為了方便騎馬放牛，而伐木工的靴子則是為了方便伐木，以及相關的活。吉姆穿的靴子，鞋幫有六英寸高。還有比這更高的款式。但吉姆喜歡腳踝支撐比較好、腳步不受束縛的靴子。這雙靴子的鞋尖沒有包頭，但上了一些牛腳油，所以穿起來比較軟，還能防點水。這雙靴子在形狀上方便穿鞋者踢原木，或者叫「趕原木」。靴子的足弓高，正好和原木的高度齊平。高足弓相應地也要求高腳後跟。伐木靴子後跟倒不要像牛仔靴的後跟那麼高，但要比牛仔靴後跟更結實，因為是用來走路的。其實這種鞋是非常好的徒步靴，後跟高，可以讓人在正常步行時身體稍微前傾，感覺像是被人扶著向前走。其實穿出這種感覺正是這個牌子靴子的標誌性特徵。 吉姆坐在那兒，右腿搭在左膝上來回晃蕩著。他用腳做各種動作，譬如說到他認為重要的地方，就用腳刮擦我所坐的原木以示強調，結果在木頭側面留下踢痕。伐木靴的鞋底堪稱一戰戰場，溝壑縱橫，鐵絲網星羅密布，鞋底的這種設計就是為了趕木頭和走路方便。這一設計的偉大之處在於鞋底的尖鐵防滑刺，伐木工人們管它們叫「塞子」；這些防滑刺又尖又長，穿上帶防滑刺的靴子能輕鬆將一根裹著厚厚樹皮的原木踩住。鐵刺如果再尖利一點，都能扎進加工後刨去樹皮的木頭裡。當然鞋底邊緣的鐵刺有時會被劈彎。彎曲的鐵刺如果靠近腳趾部位，就會讓人走路不穩甚至絆倒。於是設計者又在鞋底釘了一圈粗大結實的平頭釘，有時甚至在腳趾位置釘四五排平頭釘。這樣布滿防滑刺的戰場就正式形成了。鐵絲網就是鞋底兩側直立的兩道鐵刺，鐵刺一直延伸到足弓處，這樣從木頭上橫跨過去就不會摔倒。鞋底這種略顯原始卻很好看的圖案還有許多其他用途，譬如兩個伐木工打架時，一個將另一個打倒後，肯定會用靴子上去補幾腳，再用鞋底刮幾下。伐木工人管這個叫「給他一頓皮的」。哪個伐木工人要是挨了這一頓，就會好久幹不了活，而且元氣大傷，再也不能恢復成以前樣子。 吉姆每次說到重要處，就用腳踢刮原木，表示強調，而我就得用手把樹皮屑從臉上拭去。 在我倆短暫分開的這段時間，我覺得他的臉比我去年第一次見到他時變大不少。去年在我印象中，他是個大塊頭、大腦袋、小臉龐的傢伙，整個五官緊湊得像握緊的拳頭。我甚至在想，他這張臉要是打出去，會比他用盡力氣揮出的拳頭更厲害。但現在他坐在這兒，放鬆地和我聊著關於拉皮條的事，還把樹皮踢到我臉上，整個人看上去沒有小的地方，鼻子大，眼睛大，相貌堂堂。他顯然喜歡拉皮條這活。這個活他一年要干四五個月。他尤其喜歡在自己的地盤充當保鏢。但即便如此，他說時間一長也感到膩味。所以用他的話說，從鎮上回到森林裡，很好；重新見到我，很好；重操伐木的活，很好。他說了好幾遍「很好」。 通常這種對話發生在最開始的三四天。我倆一般開頭都相處得很好，互相坦言整個冬天把人都過得慵懶了。而且這時吉姆還沒把拉皮條這門課給我上完。拉皮條其實比外人想像得要複雜一些。除了要選好妓女（要選高大豐滿、來自南方，也就是所謂「有詩意的」），哄她開心（下午帶她去小劇場看看錶演），兜售生意（把森林裡所有認識的瑞典人、芬蘭人、法國裔加拿大人聚攏過來）之外，還得走私酒水（那時還是禁酒期），和警察搞好關係（向來就得如此），自吹自擂（這顯得有點競技比賽的味道）。在這幾天的休息時間裡，我們都在聊這個話題，誰也沒興趣談什麼社會主義。 在我看來，當所有話題都聊光之後，厭惡之情就會滋生。我開始認為他喜歡高大豐滿的南方妓女和我屁關係沒有。而且，這時我們幹活也開始步入正軌。我們不再留出休息時間，只是在吃午飯時休息半小時，就在這段時間裡我們還拿金剛砂磨斧頭。我們倆漸漸都不說話，沉默本身就是友誼的大敵。幹完活回到營地後，我們各忙各的。我們一個星期都互不說話。不過這本身不算什麼不祥之兆，其他組的鋸木工幹活時也不說話，因為大家都是一類人，而且也沒有人能邊聊天邊砍伐成千上萬英尺的木材板。在有的組，兩個鋸木工互相厭惡對方，但又不得不年復一年地一起幹活，這有點像原來紐約凱爾特人籃球隊，隊員彼此默契得都不用看就知道隊友的動作。但我和吉姆之間的沉默是另外一種情況，和提高勞動效率、增加產量沒有太大關係。有一次他主動打破沉默，問我願不願意將鋸子刀片由六英尺換成七英尺。我明白自己拉鋸是為了謀生。六英尺刀片鋸我們手頭的木頭綽綽有餘，刀片長度要是再多出一英尺，我就會非常吃力。 天越來越熱，每次收工回營地，我都累得像生病一樣。我先從圓筒形的行李包里拿出乾淨的內衣、襪子和一塊肥皂，然後走到小溪邊洗澡。洗完後，我就坐在岸邊等身體自然晾乾。這時感覺就會好一些。這是我在林業局上班的頭一年，得出的一條規律是每當精疲力竭、情緒低落時，至少要換一雙襪子。到了周末，我會花上很多時間來洗衣服。我洗得很認真，因為我想把衣服洗完後晾曬在灌木叢上，變得白白的而不是灰乎乎的。也就是從那時起，我開始利用搞衛生這樣簡單樸素的小事，作為醫治生活的藥方。 我還一度想從格言中獲得寄託，試圖反省自責。這種做法也有一定道理。我整個冬天都懷著理想化的期望，希望格言中那些道理在生活中能應驗。但現在我看透了，會對自己說：「噢，夥計，想要戲耍公牛，就要做好挨牛角的準備。」 可要是真被牛角頂出個血窟窿，靠諺語是不管用的。 不過漸漸地，我開始和心目中所設想的自己的形象，以及周遭發生的事漸行漸遠。吉姆正在控制我的思想。在我的夢境中——有些夢還是白天做的——我一直不停地拉鋸，鋸子那頭吉姆的身形變得越來越大，臉卻越來越小，而且離我越來越近，直到最後他的臉龐穿過原木的鋸孔。我倆之間不再隔著木頭，而他的面孔繼續沿著鋸子向我逼近，直到撞上我的臉龐。有時我還夢到我們離得足夠近，可以看清他的面孔是怎樣變小的，是圍繞鼻子扭曲收縮。做夢時，我常常是因為想竭力逃離恐怖的夢境而一下子甦醒過來。 當累到一定程度後，連夢都沒有了，覺也睡不著，始終有種口渴的感覺，並且能感知一系列基礎性的生理變化，而這些變化平時正常情況下是不會引起人注意的。整個晚上簡易宿舍里嘆氣聲、呼嚕聲和肚子咕咕叫聲此起彼伏。等大家都上床，按理都該入睡後，有人還想搞雞姦。如果我當時記錄的數據有代表性的話，這些雞姦企圖沒有一起得逞。宿舍通常鴉雀無聲，突然一個傢伙從床上跳起來猛擊另一個傢伙，邊打嘴裡邊罵：「你這個不要臉的變態，齷齪的雜種。」罵完後又接著捶四五下，拳頭又快又狠，而挨打的傢伙從不還手，只是躡手躡腳、垂頭喪氣地返回自己床鋪。通常這時還沒到夜深，離天亮還早。你只能靜靜躺在床上，一小時一小時地熬過去，那種感覺好像頭一天你飲下一鍍鋅桶的水，最後一想到水，嘴裡都有鍍鋅味道。 這樣過了兩三個晚上，你就會明白自己不能再這樣被驅策了。雖然很可能成為不了生活中的勝利者，但也不能被生活這樣驅策。 美國著名重量級拳擊冠軍。 關於伐木的活，我不想說得過於技術化。但我想讓大家對我們白天的活有一定了解，讓大家明白，在森林裡努力活下去，到底是個什麼狀態。吉姆拉鋸的節奏，快得會把我累死，最後也會把他自己累死，但首先會累死我。所以，問題基本上就變成了如何打亂他拉鋸的節奏，並且還不能被他當場察覺，因為和鋸子那頭的傑克·登姆普西  幹了一個星期的活後，我就明白如果他要是打我一拳，我毫無還手之力。但另一方面，如果我主動提出讓他拉鋸不要拉得那麼狠，恐怕還沒等我張口，就早挨他一頓揍了。你要不這麼想，你就不是一名伐木工。在森林和伐木工的世界裡，主要就是三件事——幹活、打架和泡妞。一個地地道道的伐木工必須在這三件事情上都幹得漂亮。一旦陷入到選擇的痛苦中，他就做不成伐木工，會被掃地出門。所以，我要是在拉鋸上求饒，那就得捲鋪蓋走人。 所以在把樹木伐倒之前，我得盡力打亂他的節奏。通常在拉鋸前，鋸手先要做點「清掃」工作，就是用斧頭把鋸木時會礙事的灌木和短葉松砍掉。我估計自己在幹這方面活時比吉姆幹得多，而且是盡全力地干。這下令他怒火中燒。當時還是開工沒多久，我們彼此還互相說話。「上帝啊！」他說道，「你這樣做不是在賺基普。在這兒，只要是和伐木無關的活，都掙不到錢。沒有人會為你整飭花園而付給你報酬。」他一般朝待鋸的木頭走去，要是遇到短葉松擋道，就把它們推到一邊，鋸木時用腳踩住。要是碰到黑漿果灌木叢，就用力扯開。至於灌木塞到鋸子裡這種事，他才不管呢。他只會更用力地拉鋸。 對於拉鋸這個主活，如果兩人配合默契，拉得有節奏感，其實本身是件富有美感的事情。有時候你甚至會忘記自己在做什麼，陷入一種運動和力量的冥思之中。但如果拉得沒有節奏，哪怕只是短短一小會兒，也會讓人得精神病，甚至比精神病更嚴重，會讓人得心臟病。吉姆開始拉鋸時，速率過快，幅度過大，連他自己都吃不消，鋸子推過來時更是幾乎把我抵到地裡面。我大多數時候緊跟他的拉鋸強度，不這樣也沒辦法。但有時我也瞅準時機，當他把鋸子推過來時，我把拉鋸的速度和幅度降下來。通常我這樣做的時候，只是稍稍和他的強度有些出入，沒有明顯到他覺察出來後朝我怒吼的程度，但會讓他覺察到，而且為了確保讓他肯定能感覺到，我會選擇突然來這麼一下子。 我再說一個我發明的小伎倆，希望通過不斷減少吉姆腎上腺素分泌來達到削弱他的目的。鋸木工在以團隊為基礎幹活時，會形成許多不起眼卻近乎神聖的工作規矩，而我會時不時地破壞其中某個規矩，不過不會太出格。譬如，對於一棵已經伐倒的大樹，在上面鋸切口時，需要在切口處支一個楔子，以防將鋸子提出來時切口又重新合攏。當楔子在靠近吉姆那邊的木頭時，我按理說就不必探身去取楔子，這屬於吉姆分內的事。拉鋸工們從來不在謙讓客套上浪費時間；在你這邊的活就歸你干，這是規矩。但我在幹活時卻時不時地伸手去夠吉姆那邊的楔子。夠的時候，當我倆的鼻子幾乎碰到一起時，我們就一動不動地盯著對方。這有點像早期電影裡的特寫鏡頭。最後一般都是我把目光移開，好像壓根沒想過什麼楔子的事。你們放心，雖然是我主動去夠楔子，但我從未搶在吉姆之前碰過楔子。 一想到這些小花招能影響到吉姆，我就感到非常舒適。當然我有時也在想，這種感覺很大一部分屬於自我安慰。但即使如此，我還是繼續這些我心目中的敵意行為。不過其他伐木工讓我明白，我的行為不是虛幻的。他們都認為我正在打一場大仗。他們暗地裡給我打氣，很可能在想：這樣一來，他們自己就不用親自動手了。某天早晨其中一個伐木工在上班路上對我咕噥：「總有一天這個狗崽子進了森林，就別想再出來。」我猜他的意思是，我在伐倒一棵大樹時，沒有大聲喊「小心木頭」，結果將吉姆砸死了。其實我早就有過這個想法。 這時還發生一件好事，吉姆和廚師長大吵一架，起因是吉姆要求在早餐里加餡餅。這聽起來簡直不可思議，因為是個人都知道，廚師長負責整個營地的伙食，用伐木工人的話說，「是最牛逼的傢伙」。如果他看不上哪個傢伙，譬如這人吃飯時不守規矩愛說話，他就會去找工頭告狀。那個伐木工就得滾蛋。吉姆成功地將所有伐木工團結在他這一邊，據理力爭，和廚師長大吵一番。最後沒有人滾蛋，大家每天早上都吃上了餡餅，而且還是兩三種口味的。而過去，包括吉姆在內，沒人吃過餡餅。 說來奇怪，吉姆在贏了和廚師長的餡餅大戰後，我在森林的活也幹得順暢一些。我倆還是互不說話，但是拉鋸開始合拍了。 一個星期天的下午，一個女人騎一匹馬來到伐木營地，並停下來和工頭還有工頭老婆聊了起來。這個女人長得人高馬大，又騎在一匹高頭大馬上，手裡還提著一個桶。伐木營地里幾乎所有人都認識她，或者對她有所耳聞。她是個牧場主的老婆，這個牧場主的牧場屬於這個山谷里最好的。我和這個女人只是一面之交，但我家和她家很熟，因為我父親有時去山谷里長老會教徒聚居區進行布道。我覺得自己應該上前和她聊聊，這或許對我父親的布道事業有好處。但這個想法是錯誤的。她沒有下馬，只是坐在馬上和我聊了幾分鐘。這時來了一個人。不是別人，正是吉姆。他都沒朝我看一眼，就向她介紹我是他的「搭檔」，並問她提個桶幹什麼用。結果工頭接過話茬，把所有人的問題全回答了。他首先代這個女人回答，說她提個桶是為了撿黑漿果。接著他回到自己的身份中，告訴這個女人，我們這些人都是伐木工，對林區的情況了如指掌。然後他又像是對自己說，並代表我們在場的人表態，讓女人放心，吉姆會十分樂意領著她去找黑漿果，找吉姆算是找對人了。營地里的男人們紛紛打賭，賭的都是同一件事，吉姆兩個小時就能把那個女人睡了。一個伐木工說：「他放倒女人和放倒一棵樹同樣快。」到了黃昏時分，只見女人慌慌張張地從林子裡出來了，老遠看上去面色蒼白，也沒採到黑漿果。連那隻空桶都不見了。鬼知道她回去怎麼向她丈夫交差！ 此處作者用了一個雙關語，字面意思指騎漂亮的高頭大馬，暗指騎馬者行事高調張揚。 我一開始還同情她，因為她如今在營地是無人不曉，廣受議論。但她行事「過於高調，過於張揚」。  她每個星期日來營地，每次來的時候都提個一加侖的桶，走的時候還不帶走。哪怕黑漿果的採摘季節早已過去，她還一直來。灌木叢上一顆黑漿果都不剩，她依舊每次都帶一個大桶過來。 與廚師長的餡餅大戰，以及黑漿果桶事件讓我的心裡好受一些，支撐著我熬到了勞工節那周的周末。而在此之前，我早早就告訴吉姆和工頭，到了勞工節我就要走了，要為開學做準備。這段時間搭檔幹活，吉姆和我都沒有什麼大的改變。吉姆還是傑克·登姆普西那樣的塊頭。他幹活時力量和速度的結合併沒有因任何原因而表現出下降的趨勢。由於前面發生的那些事，我們倆現在幹活就幹活，一門心思地鋸木頭。對我來說，這是我一輩子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一個月時間裡無時無刻不在恨一個人。雖說我有時也想勸勸自己，但每當這時候我就對自己說：「心腸不要軟，不要忘了這個傢伙可是一直在想著耗死你。」也就是在這段時間，我開始比較有把握地樹立一個看法，根據這個看法，我估計吉姆不會揍我。雖然一架都沒打，卻讓人覺得他是最能打架的人，他就是用這個辦法掌控了營地。弄明白這個道理，我有點得意，覺得自己變得睿智。他通過幹活和玩女人讓自己看上去像個惡人，讓我們這些伐木工怕他，並進而以為他早晚會打我們一頓。不過幸運的是，我一直都知道，以上想法只能停留在理論上，不能用現實來驗證。我依舊錶現出他好像是營地里打架最厲害的，或許這確實是真的。不過估計你們也能猜到，我一直沒打消對他懷疑的念頭。 到了晚上收工，我們依舊各自回營地。依舊是他先走，打底背心外面披著一件烏爾里齊襯衫，腋下夾著一個空午餐桶。和所有鋸木工一樣，我們每天早晨幹活前，第一件事就是脫掉襯衫，穿著打底背心幹活。哪怕在夏天，我們也穿著羊毛打底衣。我們的理由是，棉質衣服沾了汗後會貼在身上，而羊毛衣服吸汗。我等吉姆回營地後，就坐在一根木頭上，等著汗晾乾。通常我得歇上一會，手才能穩住去夠烏爾里齊襯衫，然後撿起午餐桶，再往營地走。不過這時我心裡已經有把握自己能熬到當初說好的日子離開，有時這也是一種美妙的感覺。 臨近八月底的一天，吉姆打破沉默，對我說：「你什麼時候走？」他這一開口，不啻創世紀前有人打破亘古洪荒的沉默。 幸運的是，對這個問題我早已準備好現成的答案。我回答道：「我跟你說過的，就是勞工節那周的周末。」 他說：「在你去東部上學前，我或許在鎮子上能碰見你。我今年準備走得早一點。」接著他又跟了一句，「春天的時候，我向一個太太承諾過。」在他說這話前，我和其他伐木工已經注意到，那位牧場主妻子上個星期日就沒在營地露面。 在我出發上學前一周，我果然在鎮子的大街上遇見了吉姆。他看上去很精神，瘦了一些，但沒瘦太多。他把我帶到一個無證售酒的酒館，給我買了一杯「加拿大俱樂部」威士忌。蒙大拿是北方邊陲州，在禁酒時期，要是摸到路子，知道價格，在我們鎮子上就會發現大量來自加拿大的威士忌。喝完他買的酒後，我又買單喝第二輪，接著他又買單喝了一輪，當我準備掏錢再喝一輪時，他說喝到位了。接著他又來一句：「你知道嗎，我得護著你。」哪怕是在下午，喝了三巡酒之後，我聽到這話還是吃了一驚，而且即使現在回想起來，也感到驚奇。 我們在酒館外道別，陽光刺得我們眼睛都睜不開。他說：「我已經為那位太太找好了地方，但我們還沒開始營業。」接著他又一本正經地說道：「如果你能在離開鎮子前上我們那裡小坐，我們將不勝榮幸。」他把地址給了我，我告訴他，如果去的話那最好儘快。於是我們約好就第二天晚上。 他給我的地址在鎮子北面，剛過火車道，大多數鐵道工人都住在那裡。我小時候鎮子上就有所謂的紅燈區，位於前街毗鄰垃圾場的一個地方，那兒的氣味果然濃烈刺鼻。法律看這塊地兒礙眼，將它半關半閉，於是姑娘們星散，不少人搬到鐵道工人聚居區。第二天當我總算找到地方後，我認出吉姆隔壁那個房子。那是一位火車司閘員的屋子。這人娶了一個蕩婦，還自認為是個打架好手，雖然贏的次數並不多。他在鎮子上以這樣一則故事聞名。某天晚上，他出其不意地回家，正好撞上一個傢伙從他家出來。他伸手從口袋裡掏出三美元。「拿著，」他說道，「去找個好點的妞玩玩。」 吉姆的地方看著倒是敞亮大方，沒有門帘，門虛掩著，燈光外泄。吉姆來到門口迎接我。他塊頭大，遮住了屋內大部分景象，但我還是瞧見他身後那位太太的輪廓。我記得她應該是南方人，我還看見她沒被吉姆遮住的那邊肩膀上披著鬈髮。吉姆一直不停地說著，也沒介紹我們認識。突然那個女人從吉姆身後轉過來，抓住我的手，說了一句：「上帝保佑你的小弟弟；快進來吧，屁股就坐在鋼琴上。」 我一下子反應過來，吉姆夏天剛開始時對我說的那句話，喜歡南方妓女因為她們「富有詩意」是什麼意思了。我迅速打量一眼「客廳」，當然沒發現鋼琴，所以這純粹是「詩意」的想像。 在愛倫·坡等詩人的詩作中，女主人公經常名叫安娜貝爾。 後來，我得知她的名字叫安娜貝爾  ，果然名副其實。在剛才那一句熱情的招呼後，這個女人又退到後面，坐下來沉默不語。當她從落地燈前穿過時，可以清楚地看見外套裡面什麼也沒穿。 我環視客廳，雖然沒看到鋼琴，卻發現這兒還有另一個女人和一個蘇格蘭紋章。這個女人歲數大一些，但顯得並不那麼老，因為吉姆後來介紹她是安娜貝爾的媽媽。我自然很好奇，想知道她在吉姆的生意中扮演什麼角色。幾天之後我在鎮子上碰見幾個認識她的伐木工時，他們告訴我這個女人也是不錯的妓女，只是體態臃腫，帶著一點苦相。那天晚上我試著和她聊幾句，發現她心裡已經沒剩什麼要說的話。但顯然她的心裡只裝著吉姆。 這句拉丁箴言曾刻在蘇格蘭斯圖亞特王朝的銀幣上。 雖然乍一看我簡直不敢相信，但是在吉姆入座的椅子上方確實掛著一個蘇格蘭紋章，上面刻著拉丁語箴言「碰我者必遭譴」  。對於這句箴言的涵義，想必只有吉姆知曉。那些妓女是不知道的，而那些嫖客——他們大都是斯堪的納維亞人和法國裔加拿大人——也不會知道。作為這個行當的老闆和首席保鏢，吉姆端坐在皮革寶座上，肯定自以為只有他才明白頭頂上箴言的涵義：「碰我者必遭譴」。 蘇格蘭薊是蘇格蘭的民族象徵。 不過有個人是例外。我知道這句話的意思。我在同樣的紋章下長大。我家那塊紋章四周還刻著蘇格蘭薊  ，使得紋章看上去更加粗獷。我父親將紋章掛在前廳，這樣無論何時，任何人只要一進我家，第一眼肯定能瞧見這個紋章，同時我母親清早去廚房做早餐時也能看見。我母親身上有英格蘭血統，天生有種懦弱性。 大多數時間裡，都是吉姆一個人在說話，我們其他人在一旁聽著。我時不時打量四周。吉姆長得帥，這一點沒的說，而且他今天還特意打扮一番，身穿傳統的深灰色海力蒙西服，系一條看不清是藍色還是黑色的領帶。但不管穿什麼衣服，在我眼裡他總是一副伐木工的形象。誰說不是呢？他是我迄今合作過的最好的伐木工，而且這話我估計會說一輩子。 吉姆聊的主要是拉鋸和大學。我倆整個夏天基本沒說過話，更沒提過大學的事。如今他卻問我許多關於大學的問題。不過他問這些問題不是出於羨慕或懊惱。他並不把我看成一個和他相仿的蘇格蘭男孩，斧頭和鋸子使喚得沒有他厲害，但運氣卻比他好。至少那天晚上端坐在寶座上時，吉姆是把自己當作一個年輕成功的商人。他肯定認為我和他今後在事業上是分道揚鑣的。我一直沒搞清楚，社會主義者這個標籤對他意味著什麼。對我來說，他更像一個逍遙自在者，那種初次見面你覺得他具有某種鮮明性格特徵，但是後來卻發現他並非如此。而你一開始持那種看法，是因為初次耳聞目睹時，是從某個特定角度出發，抑或是他們故意包裝成某種性格而你卻沒有識破。反正不管怎麼說，我和吉姆從不談論政治（當然大多數時間裡我們本來也壓根不交談）。我聽見他對其他伐木工說過社會主義，更準確地說，是在聲嘶力竭地叫喊，那種樣子好像他們不會鋸木頭，他在教他們怎麼鋸木頭。作為一個二十年代從達科他地區偷偷跑出來的傢伙，吉姆肯定算得上是個一無所有的社會主義者。但他和我聊研究院時，主要是假設他也上學的話，他能否把伐木的那一套做法移植到研究院的生活中。這當然屬於一個資本主義問題。在達科他地區的教育經歷對他產生了長久的影響。他在那兒上到七年級，老師們都是高大粗野的傢伙，動輒對他拳打腳踢。我給他打氣，對他說：「不會的，就像去年冬天肯定不像今年夏天這麼累。」他又給我們每個人拿來一杯「加拿大俱樂部」威士忌。我在喝酒時突然反應過來，他今年夏天的所作所為，就是向我展示他心目中的研究院生活。如果他真這麼想，那不算太離譜。 不過我們談話主要還是圍繞伐木，因為伐木工不聊伐木又能聊什麼呢。伐木工人們把伐木融入到一切事物中。譬如他們慶祝7月4日國慶節的方式（那時國慶節是僅次於聖誕節的神聖節日）就是舉行各種滾木比賽、鋸木比賽和耍斧頭大賽。工作就是他們的全部生活，就連比賽和女人也是工作的一部分。他們的女人至少在說話方式上也要和伐木工一樣，尤其在說粗話方面。安娜貝爾有時就會來這麼一句：「對那個雜種就得把他打出屎來。」可當我傻乎乎地想搞清楚，她知不知道「打出屎來」是什麼意思，她又轉回到南方式的詩意中。一個妓女就應該像她這樣，既能爆粗口又會講甜言蜜語。 我還對吉姆如何向他手下的妓女描繪我們之間的關係感興趣。他把我倆描述成一對友好和睦的搭檔，總是討論鋸木中遇到的技術問題。在他的杜撰中，我們之間的技術性對話一般是這樣進行的。「你那邊鋸多深了？」我問。「我鋸了一點五英寸深。」他答道。我又說：「天吶，我這邊都已經鋸到二點五英寸了。」但實際情況是，在夏天幹活時，除了頭幾天，我倆從未進行友好的對話。隨便某個鋸木工都會告訴你，吉姆杜撰的這些技術性談話內容，對妓女們來說也許覺得很酷，但對真正的鋸木工人來說毫無意義，一聽就是編的。吉姆本人的確是個了不起的鋸木工，本來沒必要胡編亂造，可是每次他把我倆說成是朋友時，他總要編一些鋸木的細節加以佐證。 在離開前，我想和這兩個女人再聊幾句。可當我轉向安娜貝爾時，還沒等我開口，她就截住我的話頭，說道：「我倆都算是吉姆的搭檔吧？」她上來就挑起這麼大的一個話題，可下一分鐘她就換了題目，試圖說服我相信她是蘇格蘭人。但我沒好氣地告訴她：「這話你還是在一個瑞典人身上試試吧。」 安娜貝爾的行事方式是順著你的意思來，你希望她怎樣，她就怎樣，除非她明擺著不是那個樣子。和她沒聊兩句，我就確信她並不是南方人，另一個女人也不是南方人。她們說話時故意用「你們大伙兒」和「老人家」，故意留著鬈髮，所有這一切都是裝給來自達科他的吉姆看的。安娜貝爾時不時顯得有些輕微的歇斯底里，至少說起話來滔滔不絕，還會帶出一兩句「詩意的句子」，譬如押頭韻的祝酒辭，北歐古語或者不知哪個國家的表達。然後她又回到沉默中，去想一些會令我感興趣但又所知不多的事情，進而說服我相信她的話是真的，就像剛才她說自己是蘇格蘭人那樣。 到了薄暮時分，我已經搞清楚這兩個女人不是母女關係，或者說兩人壓根沒有任何關係。也許他們三個人正是從這偽裝的家庭關係中獲取一種奇怪的樂趣。這兩個女人衣著一樣，都留著鬈髮，一副南方人的行事做派。除了身材高大之外，兩個女人在體型和性格上並不相同。 他們三個人就這樣構成了一種由謊言編織而成的、其樂融融的家庭關係。 原文為法語。 這位穿著海力蒙西服的伐木工，與他那兩位只穿著外衣的女人堵在門口，和我分手道別。「再見。」我在門外說。「再會  。」安娜貝爾說道。「再見，」吉姆說完又加了一句，「我會給你寫信的。」 他後來確實給我寫了信，但已經是深秋時分了。那時伐木工裡面的瑞典人和芬蘭人估計都已經知道他在鎮子北面的房子，而他也在密蘇拉的公共圖書館辦好了借閱證，開始重讀傑克·倫敦，但跳過其中關於狗的情節。由於他寫給我的信的信封上地址非常精確，所以他肯定給我家裡打電話要的地址。他用的信封又大又方，信紙卻很小。信紙帶橫線，抬頭有黏膠的痕跡，估計是從某個便箋本上撕下來的。他的字跡很大，但是每個單詞越往後，字母寫得越小。 到學年結束時，我又收到他三封來信。他的信通常都是一兩句話。如果讓名家的大手筆來寫的話，一兩句話的篇幅一般不會涉及雞毛蒜皮的小事，而是高度概括性的語言。吉姆是我認識的人當中，第一個開創這個文風的人。 他的信開頭的稱呼是「親愛的搭檔」，結尾是「夥計，吉姆」。 可以肯定的是，我壓根沒考慮來年夏天和他繼續搭檔伐木，他也沒公開提議過。我已經打定主意，像基普伐木這種事這輩子只能嘗試一次。我覺得自己的付出已經夠多了。我回到美國林業局，去和大火做鬥爭。對吉姆來說，這樣的選擇無異於從事慈善事業，是在修身養性。 那年夏天，我自然沒有收到他的來信。毫無疑問，他一定又有了一個新的拉鋸搭檔。他也會把這個搭檔淹沒在鋸末里。但到了秋天，他又寄來一個又方又大的信封，字跡還是越往後寫得越小。當時只是初秋，他拉皮條的生意還沒開業。估計他剛剛離開林區，在鎮子上做開業前的考察呢。他可能連圖書館的借書卡都還沒辦。反正不管怎樣，他的來信是這麼寫的： 親愛的搭檔： 我就是想告訴你，我剛剛操了一個體重有三百磅的女人。 你的搭檔， 吉姆 現在距離收到這封信已經過去很多年了。從那之後，我再也沒有吉姆的消息。說不定這個雜種最後被那三百磅的女人制服了。